​《临时约法》 

​在同盟会内部讨论抢先成立政府的会议上，孙中山与宋教仁围绕临时政府采取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展开了激烈争论。宋教仁认为，总统制易导致集权独裁，需要以内阁制约束最高权力，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地方对中央的约束大，而中国有两千年中央集权专制传统，故应实行内阁制，“大总统尊其贵而虚其位，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国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孙中山要求大权独揽，称议会制不适合中国，“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之大计”。黄兴劝宋教仁服从总理孙中山，宋力争不让，与孙争到“面红耳赤，几至不欢”。作为几成定局的临时政府大总统和内阁总理的人选，孙、宋二人的主张都有自谋之嫌。僵局中，宋、黄专程赴南京，与各省代表商议。各省代表根据南北议和期间仓促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否定了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决定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

1912年2月6日，孙中山获悉日本方面否决了他的借款要求，在辞职前赶紧要求南京临时参议院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无限扩大国会权力，剥夺总统权力，制定专门限制袁世凯总统权力的约法。根据孙的要求，南京临时参议院十几个人儿戏般地起草、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于3月8日公布。修改后的《约法》规定参议院垄断政治权力，剥夺总统代表的行政权和对参议院的制约之权，使总统沦为参议院的傀儡，为日后国会与总统冲突、“府院之爭”、议员腐败等等埋下祸根，成为民初政治动荡的灾难源头。孙中山要当总统时极力主张总统集权制，总统作不成了，立即要求剥夺总统权力。这种利用大法服务一党之私，一己之私的作法是会党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的特点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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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教仁起草《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一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只是照搬了西方法律中的三权分立、人民权利的词句，对各项权利全无保障条款。律师章士钊评论约法说：《临时约法》规定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之自由、居住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信教之自由等项权利，却没有规定如何切实保障这些权利不被侵犯，《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