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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中共一大-第11章 苏俄输入共产革命-《革命的真相》
中共一大
操办建立中共后，维津斯基于1921年春离华。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В.А.Никольский，瓦西里）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荷兰人马林（Maring，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斯内夫列特，菲力普斯）来华主持召开中国支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来华主持中共大会尼克尔斯基公开的职务是赤色职工国际书记，真实身份是苏俄特务（2006年，俄学者А.И.卡尔图诺娃在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查到了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1921—1923年在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情报部服役，然后在第五集团军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服役”）。[47] 马林在其手稿中记录：“192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尼科尔斯基执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立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尼科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指令说，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48] 共产国际派曾长期在中东铁路地区从事情报活动的尼科尔斯基来主持中共一大很自然。因为，苏共向中国输出革命路径经过哈尔滨，苏共的指示、金钱、派员主要是通过俄国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机关来到北京、天津的。
到上海后，尼科尔斯基和马林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向各地支部发出了开会通知信，要求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代表大会。通知信中以最具知名度的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邵力子，沈钧儒和戴季陶等六人为发起人（这六人后均未到会）。代表大会能够召开的关键不是通知信，而是随信一起汇出的丰厚差旅费。开一次会赚到150银元（散会另有50银元），这对月薪8银元的教员毛泽东等小知识分子意味一扇幸运之门。
1921年7月23日，尼科尔斯基和马林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李公馆”（李汉俊之兄，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所）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者包括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代表邓恩铭、王荩美，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代表陈独秀出席）、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由于尼科尔斯基的英语不好，与中国代表难以交流，会议由精通英语的马林主持，由李达、李汉俊担任翻译。
一年前与荷荷诺夫金、维津斯基商谈建立中共的“北李南陈”都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关于李大钊不出席的原因，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的解释经不起推敲。召集人已经考虑到会议代表多为教师、学生，才决定在暑假召开“一大”。1918年初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以来，李大钊频繁往返北京、天津、哈尔滨，会见苏俄代表兼领取经费，创办了众多刊物，成立了众多的团体，领导了五四运动，基本脱离了校务。因此，张国焘所言的校务繁忙无暇参加会议说应是内部约定的托辞。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的首次全国会议应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他是两年前五四运动的领导人，苏俄要掩盖操纵五四运动与中共建党的关联。另外，李、陈一年前在天津已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讨过成立中共事宜，此次会议只是照本宣科，李出席与否不重要。被马林指定为大会主席的陈独秀当时正在帮助陈炯明办教育，委托陈公博、包惠僧为代表出席。陈独秀没到上海开会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不满外国人突然发通知包办会议。
因为开会的经费由共产国际支付，会议理所当然地由尼科尔斯基和马林主导一切。会议的内容并非讨论，而是听马林宣读共产国际依据苏共文件为中共预先制定的理论一生一系列文件。包括《中国共产党纲领》在内的大部分文件只有俄文本或英文本，连中文本都没有。与会者多数不懂外文，对纲领、宗旨、宣言、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等外来说法完全陌生，对翻译解释似懂非懂，无从发表意见。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具有一定政党独立意识，对被动地接受外国人制定好的一系列文件和组织安排感到不满，在会上提出通过预定文件之前应该先派人到俄国去实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国考察比较。马林对周等的提议感到愤怒，认为下属支部无权提出这样的动议，拒绝了周、陈的要求。这一分歧注定了周、陈等人不适合继续作中共党人。
会上，马林宣布中共中央的组织安排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达任中央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书记），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前由周佛海代理委员长；[49] 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主持，并按照苏共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宣布了中共的工作机构和计划，由中共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周佛海后来解释“劳动组合书记部”名称的由来说：“‘劳动组合’是日本名词，‘书记部’则是俄国名词的翻译，把一个日本名词和一个俄国名词合并起来，做一个劳工运动组织的名词是费了许多心思想出来的。”[50]
宣读组织安排后，马林宣布通过了决议案、宣言、党纲等全套预定文件。决议案中规定，中共每月应向共产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宣言根据苏俄向中国扩张的需要宣称：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分离出去；可以加入现在世界上的某个民主联邦。这里，“民主联邦”显然指苏俄。宣言中有如此表述并不奇怪。苏俄花钱召集一群穷困的中国知识分子开会，文件当然表述苏俄利益，收钱开会的代表们也只能举手同意陌生的文件。
共产党的纲领源于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的理论则源于撒旦教毁灭性的纲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一个不很重要的错误理论，但作为政治纲领，马克思学说是个极大的灾难。它不是主张通过合法斗争，和平地谋求工人福利，使收益分配合理化，而是宣称革命党有权剥夺他人的财产和生命。根据这一纲领，苏俄在国内已经在大规模地暴力剥夺人民的财产与生命了。通过建立中共，苏俄将暴力剥夺他人财产生命的纲领引入了中国。这时的中国，各地各界一致地选择了联省自治、和平统一、走向联邦、实现立宪共和之路。但由于苏俄对中国施加强力影响，中国被推上了血腥、暴力的革命之路，将二十世纪中国推入了血腥恐怖之中。中共一大会议上宣读的“推翻资本家阶级的专政”、“消灭私有制”、“没收土地等私有财产归社会公有”、“无产阶级专政”等纲领后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两位洋人召集一群中国书生开会引起了上海当局的注意。会议中，有密探推门而入，尼科尔斯基和马林决定立即休会，按照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改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马、尼认为自己已被警方注意，上火车易被察觉，决定不去嘉兴。马林的判断正确。他4月在维也纳领取来华签证时曾被捕。来华后处于警方的监视之下。日本警视厅6月底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法租界当局也提前侦知共产国际要在租界召开会议，加强了警戒，在上海报纸刊出了《取缔集会条例》。7月30日，中共一大会议在嘉兴南湖上的画舫继续进行。没有洋人主持的会议变成了无所作为的船游。船游结束时，代表们根据马林的交待，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51] 随后每人再领50银元差旅费解散。
陈独秀后来在狱中透露中共一大情况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叫我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52] 自己成为中共的领袖是“历史的误会”，中国当时患贫，而不是患不均，无产可共。[53] 代表陈独秀来沪参加会议的陈公博对作洋人的开会傀儡不满，在会上提议应派人到俄国先作考察。提议被马林不客气地驳回后，他感到继续开这样的会没有必要，决定不去参加南湖继续的会议，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他在后来回忆录中写道：“短短会期四五日，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其中有几件事，最使我极端不满。第一件事是开会地点问题。当日原议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被人注意。但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我觉得有些诧异。那天恰恰早上张国焘来找我，我问他为什么与原议不符。他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基（考茨基）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家开会。我听了这句话，默然不答，心想，呵，原来如此！我以为同志之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作法简直是与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现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有这些倾轧现象，以后恶果可想而知。我看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磨擦，互相倾轧，我内心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至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第二件事，因为张国焘去过俄国的关系，故推他作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那里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林的马首是瞻。当时有几件提案竟把我气得差不多退席。其中一件是禁止共产党员参加政治，甚至乎不许当校长。我争辩共产党员是应该斗争的，为什么连校长都不可干，国焘硬要通过，而多数居然赞成。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甚么大会通过的议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急了，说昨日我本来不赞成，而会议否决我的意见，今则议案通过，只由一个俄国人反对，又取消方案。这样不必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这次冲突，两俱不欢。而当时此类事不一而足……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现在有了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对他有这样的恶感……”[54] 一年后，马林命令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实行所谓党内联合，陈公博拒绝接受这样将一个政党派入另一政党秘密活动的安排，声明脱离中共，选择出国留学。
与陈公博一样，暂代陈独秀任中共临时总书记的周佛海也不满须完全听命于苏俄的安排，于不久后脱离了中共。他在二十年后反思参加中共的经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55] 周有反思忏悔的素质，这是他不能继续作共产党人的重要原因。不过，他在反思中包揽了过多的责任。乱子并非是一群年轻人闹下的。外强要输入金钱军火影响中国，中国政府抗拒不了，外强有钱召集人开会建党，年轻人抗拒不了诱惑，要召集多少人都可以做到。
一大会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冲突。冲突起因是，马林为中共工作人员规定了月薪标准，命张国焘拟定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并申明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服从领导，必须向共产国际报告和申请经费。陈独秀反对说：“这等于是雇佣革命。中国革命是我们自己事，我们不需要向所谓国际报告，没有国际的钱我们也可以革命。中共没有必要戴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也没有必要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我们有多大能力就办多大的事，要保留独立自主，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然而不久，陈独秀自粤返沪，在上海租界被捕。马林花费数万元巨款为陈支付了律师费、保释金和对《新青年》的罚款，保陈出了狱。被苏俄金钱“捞出来”后，陈独秀想明白了：有苏俄金钱才有中共，要继续当这个领袖，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收起了自己的领袖脾气，按照马林的要求，定期向莫斯科写工作汇报和经费申请，接受共产国际的按月拨款。陈独秀等人不知道，他们收取的金钱大部分是俄国东正教会的财产。十月革命后不久，新生的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没收东正教会财产的法令，暴力剥夺了几十亿金卢布的教会财产。苏共是在国内大饥荒，每天饿死人的背景下将金钱输出到几十个国家建立共产党的。中共党员们收取的优厚经费是以俄国饿殍为代价的。几十年后，解密的《马林档案》（《斯内夫利特档案》）中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在俄国大饥荒时领取美元、墨西哥元（即当时在中国流通的“鹰洋”）、港币及中国元的收条，有赤色职工国际一次次向中共美元汇款各种签字收条；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工作档案中有莫斯科一次次向中共巨额付款的记录。
召开中共一大的同时，苏俄在莫斯科开办了为东方国家培养革命骨干“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斯大林大学），在中国开办了外文学社，作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的预备班。学社由维津斯基的翻译杨明斋（共产国际党员）主持，由维津斯基夫妇讲授俄文，袁振英、沈雁冰讲授英文，李汉俊讲授法文，李达讲授日文。学社第一期招收的60名学员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等后来的中共要人。次年，外文学社的学员被送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成立的中国班。
多年后，毛泽东为将自己宣传为中共缔造者，决定将中共成立日期从1920年改到了1921年7月1日。中共在延安时代并无建党纪念日之说，只是以苏俄国庆日11月7日为党庆日。在那一天，学员们可获加菜，有肉吃。[56] 1958年，中宣部找包惠僧写有关中共一大的材料。包奉命写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前后的回忆》一文，在其中吹捧毛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突出的天才，卓越的智慧，山岳一般不可动摇的毅力，艰苦卓绝奋斗到底的精神，把三千年来的封建势力推翻了，把中国拯救出来，复兴起来了”。不过，包文从侧面证实了两点：其一，中共在1920年就设立了临时中央，“工作地点在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除陈独秀外还有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 其二，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会上没有发言。[57] 经办一大代表报到的李达后来披露，一大时毛泽东尚未入党。他对毛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吧！回去再加入”。[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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