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革命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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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革命简史

帖子admin » 2011-08-28 10:47

《苏联共产革命简史》 是Richard Pipes著,郭国汀律师翻译的又一力作, 原名《苏联布党革命简史》, 是又一部深入揭示共产主义反人类、反社会邪恶黑暗本质的权威著作。

《苏联共产革命简史》简介:
本书主要根据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之1400页两卷本《苏俄国革命史》编著。作者认为唯有英国和美国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而苏联中国及所有其他各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质上皆是专制复辟。苏俄式革命给俄国人民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深重苦难,带给世界的是惨无人道的巨大灾难。马列共产主义理论的谎谬从各国共产党政权的恶果得以印证:毒树结恶果。此外着重参考了墨尔本大学政治学教授之《共产主义导论》,美国作家佛朗西斯之《卡尔马克思传》及苏联作家德米特里根据解密档案撰写的《列宁新传》(Dmitri Vokogonov, Lenin A New Biogra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rold Shukma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London, 1994) (德米特里原是苏军将军后成为历史学家,他是叶利钦总统的特别助理,检查苏联档案总统委员会主席。著有《斯大林传》(1991)),及《共产主义黑皮书》等专著综合编译。

《苏联共产革命简史》 目录

第一章:革命的含义

第二章:俄国革命前的历史格局

第三章: 权欲知识分子与苏俄革命

第四章: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

第五章: 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

第六章:党国极权专制体制

第七章:卖国求权的布列斯特和约

第八章:列宁共产主义实践的恶果

第九章:列宁不为人知的故事

第十章: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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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原载于天易网。

[1]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p.170-220. 理查教授是哈佛大学历史荣誉退休教授;著有《共产主义的历史》《俄国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财产与自由》、《不为人知的列宁》等专著;曾任里根总统的苏联与东欧顾问。理查教授毕生致力于共产主义历史研究,被学界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2] 郭国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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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代序:革命的真实含义

帖子admin » 2011-08-28 11:18

第一章:代序:革命的真实含义[1]

苏联社会学家问什么是革命?俄国农民答:干你想干的事。Revolution(革命)一词源于拉丁文Revolvere,原意指翻转,最初用于形容天体运行。哥白尼《论天体运行规则》(On the Revolution of Celestial Bodies)。16世纪天文学家用该词形容天体受非人力控制力--规律性。当革命一词被用于人类事务时,刚好相反:指突然和不可预测的事件。

革命一词于1685-89在英国光荣革命时首次被用于政治学。描述吉姆斯二世支持威廉三世和马丽女皇;作为对价,新国王签署《权利宣言》承诺尊重法律,未经议会批准不征税。从而使大众主权在英国取得胜利。

一个世纪后的1776年美国革命扩展了革命一词的适用范围,宣布国家的独立和改变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溶合了大众主权和个人自由原则及民族自治权。但仍限于政治学领域,文化、司法制度、生命和财产的保障各方面则继承英国传统,皆未受到革命触动。

第一个现代革命乃是法国1789年6月革命,使君主制因此而崩溃,实现了启蒙运动的理想,远超出英国和美国革命的政治范畴,旨在创设一个新社会秩序甚至新人类。雅格滨专政时期的血腥残暴预兆了俄国共产主义革命,从此革命被扩展致改造世界的计划。

19世纪欧洲见证了职业革命家的形成。权欲知识分子开始全职研究历史,策略计划煽动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激进知识分子想用暴力手段摧毁传统的人类关系。目的在于解放被私有财产及其制度压抑的人类真实的本性。激进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设想革命不仅改造先前已知的政治,社会经济秩序,而且改造人类本身。其目的用托洛斯基的话来说是“翻转整个世界”。

共产党人歪曲政治革命的含义,皆将革命扩大到整个社会全部领域,而且特别强调暴力革命,特别是中共与红色高棉更是极度无知登峰造极。妄图通过彻底摧毁一切传统道德文化习惯的方式,创立共产主义乌托邦,因而造成的灾难同样空前绝后。

列宁推崇的俄国疯狂革命家内查也夫定义革命者“是一个已经丢失的人。他没有特殊的利益,没有私 人的业务,没有个人的牵挂,没有财产,甚至没有姓名;他的所有的一切都被一件事吸收而排除所有其他,一个单一的思想,一个独特的热情----革命。在深层的存在,而不仅是言语,而且他的行动,他已经 与社会,文明世界,法律与习惯,社会礼仪与道德规范中断所有的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如此活着以便能够确保摧毁社会。”“对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称做革命者”。

列宁说“在现实中,国家仅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因此他辩称:专政的本质乃是:“专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列宁接着说“苏维埃政府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一种形式,已经发展和扩大了史无前例的民主,确切地说,它是最广大的人民,被压迫的劳动的人民的民主”。

托洛斯基在《为恐怖主义辩护》中称:“革命暴力业已成为必要,是因为历史的即时要求,无法找到一条通过议会民主机构的途径”。他接着举证说:“无产者是历史上升阶级……今日资产阶级是落没的阶级。在生产中它已不再起着核心实质的作用,且用其帝国主义的掠夺方法,正在毁灭世界的经济结构和一般的人类文化。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历史执着性仍然是巨大的。它具有将整个社会拖回至深渊的威胁力量。我们被迫粉碎这个阶级并将他们抛弃。红色恐怖是一种武器, 用于对付具有巨大破坏性,但又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 “它能且须解释在内战中我们击溃白军,以使他们不能毁灭工人。因此,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毁灭人的生命,而在于保护……必须使敌人变得无害,在战时这意味着 必须消灭之。对于战争中的革命问题,取决于摧毁敌人的意志,迫使其投降并接受征服者的条件……谁将统治国家的问题,亦即,有关资产阶级的生与死,将取决于双方,而不依赖于宪法条文,而是使用所有的暴力手段。” 毛泽东则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绘画秀花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1917年俄国革命达到高峰,布尔什维克党采用西方激进知识分子的国际观念,列宁称俄国是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苏俄夺权是为改造俄国及整个世界。

所有1789年以后的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在于普通人民要求他们的生存,稳定和可测的环境。大众抱怨和不满现实是形成革命局势所必需的但不是足够的要件,革命需要植入激进的理念。

1991年苏联解体,共产党变成非法组织。证明乌托邦主义不可避免导致其反面。在地球上寻找天堂总是将其变成地狱。共产主义革命仅是人类寻找理想归缩的某种临时的复辟。

人类个体只追求他们自已的利益和渴望,而不能也不愿对他人的利益和渴望作出牺牲。

马列主义革命论属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全部是极权暴政有如下共同特征:共产党政权全部蛮横无理,唯我独尊,妄自尊大,根本不敢也无法进行公开充分的讨论争辩,而只会滥用暴力恐怖欺骗谎言试图强迫他人接受其观念;共产党政权全部是依赖秘密警察及遍布全国的线人对全社会进行特务极权统治;共产党政权全部从不敢进行自由公平竞争,从不遵守公平游戏规则,皆不择手段比赛厚黑流氓术;共产党政权皆信奉暴力论,因而滥杀无辜几成必然;当权共产党人皆极度无知且极度狂妄,他们均仇恨真正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共产党政权全部疯狂迫害工人农民及平民大众;共产党暴政皆迫害宗教教会及其信徒;共产党国体制皆强行国有化和集体化,导致经济落后,制造大饥荒; 共产党暴政皆对其国民进行过至少一次公然大抢劫,即抢劫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产;而中国共产党则对中国人民实行了三次公然大抢劫:即建政初期的抢劫地主富农资本家;邓江胡专权时期的抢抢劫国有资产变成中共官僚特权阶级的私产;正在进行的疯狂污染中国自然环境毁灭中国的生态平衡;共产党国体制皆对各国传统文化文明进行过毁灭性破坏;共产党国家皆造成国民精神道德沦丧,官员贪污腐化堕落,全社会各行各业欺诈虚伪盛行。简言之:彻底终结共产党极权暴政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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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主要编译自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里查之《苏俄国革命史》序言。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lof New York, 1995).理查教授是哈佛大学历史荣誉退休教授;著有《共产主义的历史》《俄国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财产与自由》、《不为人知的列宁》等专著;曾任里根总统的苏联与东欧顾问。理查教授毕生致力于共产主义历史研究,被学界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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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俄国革命前的历史格局--支撑沙皇的五大政治力量

帖子admin » 2011-08-28 11:19

苏联共产革命简史 第二章: 俄国革命前的历史格局-- 支撑沙皇的五大政治力量

沙俄帝国既无宪法也没有议会, 却以政治审查和秘密政治警察的任意统治著称于世。直到1861年以前,约一半的俄国农民是农奴,受他们的主人的任意统治。农奴没有公民权利,但不是奴隶。他们在个体土地上劳作,收成按一定比例交给主人作为租金,剩余的产品归已。在其土地内的农产品可自食或上市场交易。他们可选择提供劳务(通常是每周三天)或交租。他们享受习惯法的保护,主人和官员均不会忽视此种习惯法上的权利。

1861年2月,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法令解放了全部农奴,予他们土地,并提供他们49年的抵押贷款。俄国工人大多是季节工,主要是在铁路工人和纺织工人,工厂不象西欧主要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只有矿业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才在大城市。1900年俄国仅有约100万全职工人。直到1905年俄国受无限权力的沙皇管辖。刑法规定任何质疑沙皇权威或要求改变政府均属犯罪;政治权力视为皇家独有。[1]

19世纪以前,欧洲各国皇权则不然。15世纪一位西班牙法学家爱里奥特即指出:“国王对其王国独享行政管理权,但对事物不具有主权,因为国家的财产和权利属于公众,不属于任何人祖传的财产。”[2]但沙皇则不然。东方暴政不但管辖王国,而且拥有王国,他主张对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垄断所有商业和外贸及臣民的终身劳务。此种体制代表了极端专制。但俄国此种专制制度于18世纪中叶开始解体。1762年皇家免除了贵族的强制性国家服力义务;不久即予贵族土地所有权;19世纪私有财产概念亦开始在俄国扎根。1861年废除农奴制。但在政治权力领域仍保留了父权体制,沙皇仍旧视主权为其私有财产,政府官员不是对国家而是对沙皇本人效忠,官员仍视为皇家私仆。[3]

尼古拉二世沙皇智商有限,意志薄弱,有时非常顽固。他的妻子费多诺夫娜(Alexandra Fedorovna)是德国人,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孙女。她说:俄国人喜爱皮鞭的兹味。她鼓励夫君行使真实的专制权力。官僚机构是支撑沙皇的主要力量。俄国官员是皇家的私人雇员而非国家的公仆,官员服务全取悦于皇家及其项头上司。无需任何理由可以解聘且无权上诉。未经许可不得退休。此种习惯使得官员完全依赖其上级。政府官员作为专制君王的代理人,未经其上司同意不得受审。这种同意非常罕见,因为雇员的错误反映了指定提升他的上司的错误或用人不当,最终则是沙皇本人的判断失误。这种局面不可避免鼓励腐败和威逼。官员任职条件无需文凭或经任何考试,只需能读会写;服从和忠诚是获得录用和提升的品质。彼得大帝于1722年创设任何政府官员必须有一个等级(共十四级)。凯色琳娜大帝是依政变上台的,她的夫君彼得三世沙皇因政变而丧生。她的用人原则采用年长制,每级官员服务满四年即自动升级;由于录用也以拥有等级为前提,整个官僚体系成为一个封闭式的圈子。沙皇时代农民由公社自治。因此,沙皇专制实际上范围十分有限,仅及于省一级,省以下行政权实际上属真空。

俄国政治警察拥有巨大权力,在一次几乎成功的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始建于1880年。他们行使逮捕,搜查及处罚最高五年流放的权力。通过其遍布全社会的线人,甚至连移民海外的俄国异议人士也在秘密警察的控制之下。俄国实际上成为警察国家。对外而言,俄国表现出完美的统一,没有任何公开的异议。而实质上则政府视全体人民为敌。1890年至1914年期间,外国投资俄国企业10亿美元,相当于1995年的200亿美元。俄国当时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强国。

除了官僚机构和秘密警察外,军队是沙皇的主要支持力量。沙皇拥有当时全球最大的军队约140万人。但1903年约1/3的步兵,2/3的骑兵被用于镇压内乱。1905年和1907年革命,皆因军队远离国家中心战斗在前线而有机可趁。俄国军队传统要求军队远离政治。军人干政被视为有损军人尊严。俄国军人忠于任何合法执政的政府。

支撑沙皇权力的第四个主体是上流社会。19世纪初,许多上流社会的年青人受西方自由主义和废奴主义观念的影响。1825年一些来自上流社会家庭的军官发动兵变,意图废除沙皇专制,以立宪君主制或共和制取代。该“十二月起义”很快便被镇压,但标志着贵族开始衰弱。皇家为上流社会的反叛震惊。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解放农奴,给上流社会致命一击。他们不再能利用其土地赢利维持其体面生活,导致许多贵族破产负债,被迫处分其地产。贵族因而一部分变成反动派,另一部分成为自由知识分子。到1900年贵族身份仅是名誉,已没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实质意义。连列宁也是个可继承的贵族。列宁的曾祖父是个农奴,祖父是个鞋匠,父亲因其兄长资助上大学后成为数学和物理教师,后升任省教育局长而获得“因服务国家荣获可继承的贵族”身份。

东正教是支撑沙皇政权的第五个主要力量。俄国55%的人口属于东正教信徒。名义上俄国人75%属东正教,但其中有许多属于游离于官方东正教之外的异端。自彼得大帝时代起,教会便失去了独立性,受指定的外行官员管理,在凯色琳娜大帝统治下,教会亦失去了其财富。但教会从未反叛,严格遵守拜占庭遗训,忠于和支持君主,并与政治严格分离。它与社会争议及煽动国家争议的意识形态亦分离,因为教会认为其使命乃是拯救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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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1

[2] J.H.Elliott, Imperial Spain, 1469-1716,(London, 1963)p.73.

[3]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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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权欲知识分子与苏俄革命

帖子admin » 2011-08-28 11:20

第三章:权欲知识分子与苏俄革命[1]

提要:马克思在《论费尔巴哈》(Theses on Feuerbach)一书中说:“过去哲学家们仅仅是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然而,最关健的是改变世界。”以创造共产主义新人战天斗地改造世界为已任的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根据即出自马克思这句名言。

‘左’拉丁语和法语及英语中均是指不好的东西;例如: Sinister 在拉丁文指左手, 该词在英语中则指邪恶(evil), 危险(dangerous); gauche在法语指左手,在英语中指笨拙(awkward)拙劣等( clumsy)。右在拉丁语和法语及英语中指正确,权利等好的事物,比如法文的droit指右手,该词在英语中指机智( wit), 聪慧(clever), 灵巧(ingenious);拉丁文dexter右手;right在英语中指右方,正确,权利。中文的‘旁门左道’即指歪门邪道。根源在于绝大多数人的右手总是比左手灵活,由此推论右代表正确灵便而左则代表笨拙,进而引伸出右指权利而左指邪恶。语言是人类数千文明进化发展的产物,每个字词皆有约定俗成的确切含义,是人们交流情感,讨论争辩问题的工具。中共故意颠倒是非,翻转传统价值理念,混淆视听,搞乱国人思维。‘宁左勿右’是中共一以贯之的价值选择。‘反右运动’‘右派分子’纯属中共暴政凭借暴力强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产物。因此,从语言渊源上亦可印证共产党政权的邪恶。

事实上,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是由左派知识分子煽动民众造反,以工农兵之名,行夺政权之实,最终无一例外皆演变成极权暴政。值得一提的是,无政府主义之父巴古宁认为“国家是邪恶的且必须被摧毁。共产主义国家并不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权力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上,即使国家是由‘工人’管理,他们很快就会象他们推翻的暴政那样腐败和专制”[2]。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教授里查德指出1864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首先在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发生争论。两者皆赞同无阶级,无国家社会,均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达到目的。但两者有三个重要区别: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革命的潜在力量并非产业工人阶级,而是失地农民和失业者;社会主义者设想在资本主义跨台与共产主义之间,有个过渡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在此阶段,新的统治阶级将使用国家强制力,处分资产阶级的财产资本,并将生产资本国有化;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压迫工具,此期实质上是由知识分子操纵国家并为其利益服务;最后,马克思主义者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发展至革命;而无政府主义者则主张立即行动,攻击现行体制。巴氏预言:马克思的观念将唯一导致古拉格[3]。时间业已证明,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三个重要分歧上全部正确:社会革命并未发生在工业国家,而是暴发于农业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确实将共产主义国家变成非工人对劳工和农民的长久的专制;1917年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也是对仍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现政府的攻击。而且巴古宁及托洛斯基皆在“十月革命”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托洛斯基原来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此,实际上,马克思的每一种预测,全部都是错误的。[4]

2010年5月30日第222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权欲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通译为公共知识分子,依英文原意“权欲知识分子”似更切确)术语形容那些谋求政治权力以便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该释义源于列宁[5],最早该词于19世纪中叶从德国引进俄国,1917年革命后引入英语世界。知识分子(Intelletuals)作为一个特殊团体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欧洲。公民社会形成和科学的发展,是知识分子的形成必须具备的两项前提条件:(21)一是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视人类并非寓于不道德的灵魂的独特创造物,而是由其环境形成的独特的物质(肉体)实体。这种观念使得重建人类的环境,可以产生新的道德完美的创造人种争论成为可能。此种信仰将知识阶层成功地提升至社会工程师的地位,并为其政治野心背书。二是知识界要求各种经济机会以确保其独立性,传统社会财富的解体,自由职业的形成(诸如记者、律师、大学教师),伴随着工业经济需要各行业专家和受过教育能读会写的公众,使得知识分子从权势集团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些机会以及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保障,使得知识分子能够持有其政治影响的主要工具--公共舆论意见。

知识分子是在神学与教会之外,处理传统哲学问题的市俗思想者。神学和教会在后阶级世界,享受着对此种哲学沉思的垄断。象那些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们一样,他们视自已的使命为教授美德与智慧,教导人抑制他们的激情,并接受生命中所有的阴暗面,包括不可避免的死亡。然后,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粉墨登场。受科技进步和科学方法似乎无限可能性的鼓舞,他们认为没有理由人为何不能利用科学探索自然的秘密并成为自然的主人。科学方法仅对既存事物能够观察分析评判,因而知识分子质疑人类永恒的灵魂或宗教和玄学的人生说教,因为灵魂或此种说教,皆无法用科学观察的方法确认。

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关于人类理解的论文》中对此种精神现象进行了完整的哲学分析。他的政治理论奠定了英国和美国的自由宪政基础,但他的哲学思想却引发了一股非同寻常,反自由的政治思潮。他挑战西方哲学教条----人类生来即有天生的观念,包括上帝的知识,及对错的观念。这种观念制造了一种保守政治理论,因为通过推测人类天生具有精神和智慧,亦推定是不能改变的。进一步推论政府的原则在任何时代,对所有的国家均是相似的。按照洛克的观点,人生而如一块白板,感应和经验使之成为其人,因而不存在“自由意志”之说,人的观念与情感犹如镜相反映而非根植于其心灵之中。

法国激进思想家霍尔维修(Claude Helvetius)在其《论精神》(1758年)中发扬了洛克的思想,他认为人完全是由其环境塑造的,完美的环境,不可避免生产完美的人。达此目的的手段乃教育和立法。因此,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任务在于培养人类的品德,而非创造一种最适宜的条件,使人类能够实现其潜能。好的政府不仅仅确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且真正重新塑造新人。此种见解构成了现代自由和激进意识形态的前提,并为政府大规模干预公民生活提供了合法性。

源于洛克和霍尔维修的这种有关人的新观念不可避免地引吸知识分子,因为它将知识分子从被动的观察者地位,提升为塑造者。他们的理性和道德的高深知识,使得他们获得成为人类导师的地位。在一般普通人为谋生而获取他们特定工作的相关特定知识的同时,唯有知识分子才能知道一般的事物。通过创立人类事务的科学,诸如经济科学,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他们觉得自由否决人类几千年来通过实验和错误学会的经验教训,作为无关紧要的实践和机构。正是此种哲学将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变成积极参与政治的权欲知识分子,使之成为政治家或政客,并以为公共利益服务为借口,追逐其私人利益。

洛克和霍尔维修的观念的前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适用。在有民主机制和言论自由保障的国家,权欲知识分子通过影响公共意见,最后影响立法的方式,追逐他们的目的;而在缺乏民主体制和言论自由的国度,他们联合成一个政党,不断地攻击既存的秩序,以便使之失信,为革命变革开路。形成精神和社会前提条件的革命权欲知识分子,首先出现于1760年和1770年代的自由协会和爱国俱乐部。正是权欲知识分子将叛乱演变成了革命。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设定所有既存人类行为方式皆是非理性的,因此那些知道如何纠正错误的人的使命即是:使人类重新走上正道,因为人类全部历史均走在悖离其真实目标的错误道路上。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欧文罗伯特称他要改变“这种疯狂的制度使之成为理性的世界。”[6]

马克思21岁时采纳了洛克和霍尔维修的理论:“整个人类的发展……取决于教育和环境。如果人类从情感和经验中吸取其全部知识、感觉等,那么精神世界,必须按照人的经验并适应真实的人类……如果人类是由他们的环境造就的,他们的环境必须是由人类制造的。”(25)这里指的是人类条件更根本的改变,并非由普通人改变,因为他们是无知而眼瞎的,而是为了他们而改变。托洛斯基在1924年即有过创造新人类的狂想。

1879年30余名俄国青年成立“人民意志党”建立了一个秘密恐怖组织,他们宣称意图暗杀亚历山大二世。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政治恐怖组织。但他们的恐怖行动并未唤醒民众,反而使各界人士均敬而远之;俄国政府也未因恐怖威胁而投降,而是加强了镇压(南郭注:列宁的兄长亚历山大是人民意志党的骨干之一,由于参与暗杀亚历山大二世沙皇的恐怖阴谋而判绞刑。列宁早期也倾向于人民意志党,后来在彼得格勒当辩护律师期间才转入社会民主党)。

1890年俄国兴起社会民主运动。社会民主党采用马克思理论,认为经济关系的根本变革将导致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因此主张应先发展资本主义民主,最终因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演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1902年社会民主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前身即人民意志党。他们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土地全部转归公社;因该主张符合农民意愿,故该党受到农民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党是松散型的,主要从事政治恐怖活动。他们相信沙皇体制从根子上烂掉了,因此袭击政府官员将导致沙皇政权的跨台;该党吸引了许多急燥的为了事业愿意牺牲自已生命的青年男女,该党的第一个政治恐怖案是暗杀教育部长。

1905年俄国宪政民主党成立,其领导层主要由绅士阶级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组成。专业人士,研究人员,律师,医生,大多属宪政民主党。因为其领导人多为著名人士,许多人是社会名流和贵族,故警察对该党不敢象对付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那样野蛮无情。该党原拟在体制内逐渐改革,但因亚历山大三世加强镇压,最后将他们也推到政府的对立面,成为欧洲最激进的自由党。

1902年在德国成立的自由期刊,主编PS是个马克思理论家,以“打倒专制”口号,旨在联合俄国所有的反对派。两年后,在此平台上,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专制联盟“自由联盟”,它在1905年反沙俄专制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05年俄国立法规定禁止警察进入大学校园。1905年11月,沙俄废除了新闻审查制度。俄国首次实现出版自由。1906年3月,颁布《结社集会自由法》俄国第一次实现自由组建政党和工会权。不过,实践中强加了诫严法,每当沙俄觉得有危国家安全时,政府有权侵犯上述权利。1906年4月沙俄颁布宪法,分上下两院。1906年至1907年,政治恐怖分子杀害了4500名政府官员,连平民在内约9000人成为左派恐怖分子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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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译自 Richard Pipes著之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p.170-220. 理查教授是哈佛大学历史荣誉退休教授;著有《共产主义的历史》《俄国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财产与自由》、《不为人知的列宁》等专著;曾任里根总统的苏联与东欧顾问。理查教授毕生致力于共产主义历史研究,被学界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2] Francis Wheen,Karl Marx, (Fourth Estate London,1999)P.315

[3] Francis Wheen,Karl Marx, (Fourth Estate London,1999)P.316

[4]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Chapter I,《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pp.3-20.

[5] Russian intelligentsiya, from Latin intelligentia intelligence。

[6] A.Herzen, My Past and Thoughts III(London, 1968).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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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

帖子admin » 2011-08-28 11:20

苏联共产革命简史 第四章: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1]

1917年2月26日, 在彼得格勒兹那门斯基(Znamenskii)广场, 举行了政治示威,波洛伏斯基的卫戍部队开枪,造成40人死亡,屠杀随即引发彼得格勒驻军兵变,驻军拒绝向市民继续开枪,将军们与议会政治家们达成协议,希望防止兵变扩大,以免影响前线士兵的士气,劝说尼古拉二世为保证军事胜利而退位,结果却造成俄国皇家政权易手。沙皇尼古拉二世若采取与列宁和托洛斯基四年后的措施,本来可完全镇压兵变;但列宁与托洛斯基仅考虑权力,而尼古拉考虑的是俄国。当将军们和杜马政治家们劝他退位以保全军队和避免羞辱性杀头时。若仅为自已的权力,他本来可以轻易地与德国议和,然后调转军队对付兵变。他并非迫于工农暴乱的压力,而是出于一种爱国责任感而放弃权力。[2]

最初,对社会不满或者激进知识分子煽动者在二月革命中均未起任何重大作用,沙俄帝国政权便已跨台。1917年春夏,农民开始占有和自我分配非公有财产;随后,骚乱波及前线,士兵抢劫战利品;工人则占据工厂,少数民族纷纷独立。每一团体均有各自诉求,皆主张自已的目标,将整个国家拖入无政府状态。[3]

农奴不是奴隶,但农奴没有法律权利,因此也没有法律意识。农奴在某种意义上比奴隶更糟,因为农奴从不知道自由,阻碍了他要求获得成为真正公民的素质。对农奴而言,权力的本质即任意的保护自已的权利,他们不是诉诸法律或道德权利,而是利用狡诈;他们无法基于原则思考政府,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就是霍布斯之“所有的人反对所有的人”亦即狼与狼之间的关系)。这种态度培育了暴政,由于缺乏内在纪律约束,不尊重法律及遵守由外力强加的秩序,当暴力稍停止显威之际,无政府主义即抬头,而一旦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则不可避免地引发新一轮暴政。[4]

农民在革命前夕已拥有9/10的地,却贪婪地想占有地主,商人和非公社农民所拥有的剩下的1/10的土地,且农民几乎不遵重私有财产。左派激进知识分子利用和放大了农民这两种不良倾向:没有法律意识及不尊重私有财产,以达到搅乱社会秩序,煽动农民反对政府的目的。

俄国工人的革命意识形态淡薄,且被排除在革命党的领导层之外,他们皆源于农民,意识上只比农民稍好些,他们并非社会主义者而是辛迪加主义者,就象其农民兄弟相信所有的土地属于农民一样,他们相信所有的工厂属于他们。他们比农民并不对政治更感兴趣。在此意义上,他们同样受原始的,非意识形态的无政府主义影响。工人数量少得在革命中微不足道。俄国至多有300万工人,仅占人口的2%,很大一部份还是季节性工人。

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起了主要和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沙皇等级贵族制,排除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进入行政官僚阶层。19世纪上半叶,俄国是欧洲唯一进行新闻审查的国家,到1860年新闻审查有所减弱,至1905年则废除了新闻审查制度。只到1906年才开始有代议机构和自由媒体,教育的普及,使得文化精英能够成为失语的民众的代言人。事实上,无论革命前后,证据表明工农皆严重不信任知识分子。

共产主义采纳文艺复兴视人类由环境塑造的物质实体的观念,其必然结果即改变该环境则不可避免改变人的性质,其视革命不是由一个政府取代另一个政府,而是某种不可比拟的更具雄心的彻底改造人类的条件,旨在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品种。[5]

托洛斯基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和制宪会议”号召进行欺诈,掩盖其欲实行一党专政独裁的真实目的。托氏后来说,要是列宁和他本人不在彼得格勒,便不会有十月革命。[6]托氏承认,十月革命充其量仅有25000至30000人参加,而该城市有40万工人,驻军有20万人,国家则有一亿五千万人。而1991年8月,在莫斯科亲共政变发生时,仅有数千名支持民主的军人抗争,便使该有900万人的城市有三亿人口的俄国未因此变质。

安全警察是苏共布党承继自沙皇体制的另一重要组织。沙皇警察有两套系统,一是保卫国家防止其公民;二是保护公民防止其他人。国家犯罪定义模糊,意图与行为界限不清;沙皇警察发展出极复杂的监控方法;通过付酬线人渗透全社会,在专家的协助下撑控反对派。沙皇警察拥有独特的行政权对付不构成犯罪者--如表达渴望改变政治体制者。在暗杀亚历山大二世后,沙皇警察自1881年至1905年事实上统治了俄国。因而契卡和克格勃,均采用了沙皇警察对付布党的手段用于对付布党的敌人。

Ispolkom指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时几乎没有军人支持,仅有极少工人追随者。二月革命伤亡人数约1300至1450人,其中169人丧生。革命后形成双重权力机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改名为临时政府)承担完整的政府职责;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起着革命意志最高法院的作用。在现实中该执行委员会,一开始便伴演立法与司法者的角色。苏维埃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沙皇退位后,临时政府曾与英国协商让沙皇一家人避难,初时英国政府同意,但后来因担心英国工党反对而撤回同意,也就注定了沙皇一家的历史性悲剧。[7]

克伦斯基1917年二月革命时年仅36岁,他富有政治雄心出任司法部长,他以在杜马中激进雄辩及作为政治犯的辩护律师而著名。他的演讲杰出但缺乏政治哲学。临时政府对于最重大的三件事均不利:土地改革,制宪会议与和平。直到十月革命,临时政府一直未颁布土地改革方案;制宪会议则一再拖延,严重损害了临时政府的最大利益;法国1848年七月王朝崩溃后,制宪会议在两个月内举行;德国于1918年底战败后,政治家们也在四个月后召开了国民议会。而俄国临时政府却在8个月后仍未举行制宪会议,因此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可趁之机。

列宁撑控的共产党则承诺各方的要求,骗取了各方的支持或容忍。列宁采纳社会主义革命党之“土地社会化”口号以赢得农民;对工人,他鼓励辛迪加主义由工人控制工厂;对军人他许诺立即和平的前景;对各少数民族他支持民族自治与独立。事实上,所有这些承诺均与其计划相悖,而他在夺取政权后,即全部违反承诺。列宁的成功在于他将政治问题军事化处理。极权主义不能单纯解释为马克思主义或俄国历史,它是两者结合的产物。[8]由于政府实际上在一党手中,因此国有财产实质上即成为党产,而该党服从于其党魁,因此列宁实际上成为国家所有物质财富的所有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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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p.170-220. 理查教授是哈佛大学历史荣誉退休教授;著有《共产主义的历史》《俄国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财产与自由》、《不为人知的列宁》等专著;曾任里根总统的苏联与东欧顾问。理查教授毕生致力于共产主义历史研究,被学界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2]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90

[3]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84

[4]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86

[5]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87

[6]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91

[7]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42

[8]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94

[9]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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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上)

帖子admin » 2011-08-28 11:21

第五章: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上)[1]

列宁因为是阴谋刺杀沙皇而被绞死的亚历山大的弟弟,仅参加了一个相当无害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大学的规则,结果被大学开除。而且被禁止投考任何其他大学,仇恨与革命的种子在他心中发芽。[2]

Struve, 1890年代与列宁经常交往,回忆说:“列宁的主要性格是仇恨。列宁接受马克思理论是因为发现其与他内心主要性格相符。阶级战争的理论,毫不留情地彻底毁灭敌人,与列宁对周边现实的情感相吻合。他不仅仇恨既存的沙皇专制和官僚体制,不仅仅是警察无法无天的任意统治,而且仇恨自由和资产阶级。”[3]

列宁是敌我思维型,没有妥协精神。1904年托洛斯基便将列宁与罗伯斯比尔进行类比。他们均只有我,我们与你,你们;友/敌两分思维。导出两个重要后果。其一,列宁视政治为战争关系;他曾定义和平为“为了战争而进行的喘息”。这种思维使他不能妥协,除非出于权宜之计;其二,不能宽容异议,他视非其同党的任何人和团体皆为事实上的敌人,因而是一种威胁,必须使之闭口和镇压。列宁完全不能容忍批评。[4]

列宁有极强烈的残忍倾向。他处死数千人冷酷无情,非常熟悉列宁的高尔基指出“列宁对人类几乎无兴趣,他唯思考党、群众、国家。。。”[5]

1893年列宁移居圣彼得堡,表面上执业律师,实际上从事职业革命,经与一群年青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交往,劝他放弃人民意志党,成为社会民主党。

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工人若任由其自已无法革命,只会导向资本主义,除非由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党领导,该党必须有高度组织纪律且职业化。由于工人必须养家糊口,不可能专职革命,故领导革命的重担就落到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身上。因而共产党实质上是以工人的名义而无其授权。据此理论,列宁试图将1903年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改造成高度集权,上级指令,下级必须无条件执行,社会民主党反对,故列宁在党内吸引一批追随者,组建自已的派别。只到1912年,两派名义上属同党,但在1906年始分为布党和孟党。

1907年布党仅46100人,孟党有38200人;总人口却达一亿五千万人,约有200万工人。但到1910年,按托洛斯基估计,两派仅剩下不到10000人。布党主要是俄罗斯人,孟党主要是乔治亚和犹太人及非俄罗斯少数民族人。1907年第五届代表大会,783%布党是俄罗斯人,而孟党仅34%是俄罗斯人。两派知识分子均占绝大多数。

俄国社会民主党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视农民为小资产阶级和反动阶级,列宁反对民族主义而主张同化主义。但他否决解决民族问题诸联邦或文化自治。他的民族政策是全部或零。要么同化成俄罗斯,要么分离成独立国。他对于农民获得土地,民族自治仅是当作权宜之计。

布党由于是专业的,故需要大量金钱,一是资助,富人,律师,工程师,医师,银行家及政府官员;其二是抢劫银行。1907年在提夫里斯布党抢劫银行125000卢布,在外国竞换本票时,被侦破,致使不少布党劫匪被捕,包括后来的外交部长马克新利维诺夫。有一次布党连威胁带诱骗将一个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富翁拟资助社会主义革命党的10万卢布硬抢到手。108马托夫指证:此种犯罪使得布党能够支付其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组织每月1000至5000卢布。而合法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每月的经费不超过100卢布。第三,德国政府的的资助。列宁用此基金支付工资和出版布党报纸。

秘密警察与革命者既斗争又合作。秘密警察渗透入所有的革命党。列宁则戴着手套与秘密警察交易。秘密警察热衷于促进分裂内部树立山头。除了收集情报组织活动外,主要职责在于促使反对派内部关系恶化,主要人物之间相互冲突。警方利用列宁对孟什维克的敌意,加剧两方的紧张,从而减轻其危险性。为此目的,线人(Roman Malinovskii)打入布党,成为党在杜马的主要发言人。警方予之资金让他发行列宁的星火日报。并选任了一个线人任编辑。列宁愤怒地否决孟什维克与社会主义革命党人揭露罗曼是警方线人,甚至当其真相暴露后[6]。110

1913年1月,在巴尔干危机期间,列宁致函高尔基:“奥俄开战将极有利于东欧革命,但是(Franz Joseph)和尼古拉二世不太可能予我们此种惊喜。”在一战爆发时,列宁还给他的情妇(Inessa Armand)邮了一封贺卡称:“我的亲爱的最亲密的朋友,致意俄国革命启动”!因为列宁期望战争使工人农民士兵反叛,变国际战争为内战,他好从中得利。

列宁在波属奥地利之(Cracow)期间,与奥地利政府联系,换取财金津贴,支持俄之乌拉尔独立,奥地利将作为削北俄国的国策促动。待敌对暴发时,他移居中立的瑞士,并在那里呆了两年半,他准备了一份声明,煽动德奥击败恶的俄国。他是唯一的一个著名欧洲知识分子号召击败自已祖国的人。由于列宁公开希望俄国战败,引起德国关注。一个德国与俄国关系专家(Alexander Helphand-Parvus)于1915年5月与列宁接触。 在瑞士,但当时列宁拒绝他。不过,他同意另一德国将间谍,换取财金资助。这些行为构成最严重的叛国罪。列宁至死一直保守这些机密。直到德奥档案解密后才披露。[7]

战争期间,列宁与克鲁斯卡娅经受了一系列考验,一段贫困与世隔绝的时光,住在边境贫民区,与妓女和罪犯同餐,被先前不少追随者抛弃,因认为列宁是个危险的疯子,唯一使列宁欣慰的是与情妇伊内莎,一个音乐艺术家的千金和商人之妻,她1910年在巴黎遇见列宁,很快便成为其情妇,并在克鲁斯卡娅的容忍下,她似乎是列宁一生中唯一亲密的人。

列宁其实对革命的到来并无信心。1917年1月9日至22日,在苏黎世对年青社会主义者交谈时预测,欧洲无法拒绝动荡的同时,“我们这些老家伙恐怕无法活着见到革命决战”。7周后,沙皇政权跨台。[8]

虽然习惯上称1917年俄国两场革命,二月和十月,唯有二月革命才名符其实。1917年2月俄国经历了一场真正的革命,骚乱导致沙皇政权跨台,别然既无准备,也未料到,而是自发和突发的。临时政府立即得到了全球各国的承认。1917年10月推翻临时政府,不是自发而是精心阴谋,并由高度组织的阴谋导致。随后用了三年内战镇压国内普遍的反抗。十月是典型的政变,由一小撮帮派夺取政权。十月政变分两个阶段,列宁指挥街头示威抗议,拖跨政府,这一策略失败后,列宁逃至芬兰,9月以后,由托洛斯基领导。

1917年3月6日/19日,列宁电报彼得勒格布党;“我们的策略:完全不信任,不支持新政府。我们尤其怀疑克伦斯基。武装无产阶级才能提供唯一的保证。立即选举彼得格勒市杜马,不与其他党掺和”。

此时临时政府刚执政一周,几乎尚未发表政纲,而布党被秘密警察消灭了许多;在工人中的支持者远少于孟党和社会主义革命党。但布党组织最严密完好。3月2日彼得格勒市党委刚从狱中释放,三天后,才开始发行第一期星火日报(战争爆发后被关闭)。

德国对俄国要人有其自身的考量:1916年秋,(Kaiser Wilhelm)沉思道:“从最严格的军事意义上,单独与同盟交战国缔和约至关重要,以便我们全力对付其余。。。据此,我们应努力促成俄国内斗争,令其与我方订立和约”。[9]

这意味着德国将利用亲德反战的左派激进者,而列宁无疑是领导人。打列宁牌的是(Parvus)他1917年以进出口公司掩护情报员身份,在中立国丹麦,他聘任了一个列宁信任的(Pole Jacob Furstenberg Granetskii)任驻斯德哥尔摩代理。他集注于列宁,描述他为远比克伦斯基疯狂。他极了解俄国政治并富于远见,预计列宁一旦回俄国,将推翻临时政府撑权并缔和约。他知道列宁渴望权力,相信他会交易经德赴瑞典回俄国。在(Parvus)影响下,德国大使电告柏林:“我们须无条件寻求制造俄国最大可能的混乱。。。尽力挑拨中庸与激进派之间,激进派撑权对我们利益最大。既然革命对他们不可避免,必然搅乱俄国的稳定。”

于是德国政府授权其驻瑞士使馆,与列宁谈安排回俄国通行事宜。为避通敌这嫌,安排与德国关押于俄的公民交换,于是列宁等人享受特检免验护照。

1917年3月27日下午3点20分至4月9日,32名俄国移民包托列宁、克鲁斯卡娅、伊内莎、季诺维也夫从瑞士至德国,抵达波罗的海后转船前往瑞典。在斯德哥尔摩由(Parvus)接站。他求见列宁,但列宁拒见。而让(Karl Radek)(奥地利公民)见他以避开通敌之嫌。卡尔与帕尔瓦斯谈定了德国资助布党的具体事项。4月3日抵达彼得格勒。列宁发表演讲言及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无需等待经年累月,只需数周。令所有的人震惊。随后,列宁宣读他的四月提纲;绝大多数听众认为其完全脱离现实,如果不属疯狂的话。列宁主张撤出战争,立即转向第二阶段革命,不与临时政府任何合作,全部权力转归苏维埃;解散军队改为民兵;没收所有地主财产,全部土地国有化;将俄国金融机构合并成单一的全俄银行,受苏维埃控制,苏维埃控制生产与分配,创设新国际。

德国非常高兴,1917年4月4日17时,德国驻斯德哥尔摩代理电报柏林:“列宁成功进入俄国,他正在按我们期望的工作”。[10]

列宁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对待政治犹如战场。对一般战略目标他公开化,但对策略他一点不露。列宁对他的敌人的弱点非常敏锐。他知道自由派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犹如“食草老虎”,恐惧暴力和责任的革命者。列宁曾仔细研究克劳维茨之《战争论》。并将战争策略适用于政治,即不仅击溃,而且消灭对手,剥夺其武器,解除其所有。若拒降则肉体消灭。

指导列宁的原则乃是马克思于1871年相当偶然宣布的教条: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接收而非消灭既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机构体制。未来革命应当:不是迄今移交官僚军事机器,而是毁灭它。

二月革命的经验使列宁以为可以通过街头抗议,象推翻沙皇一样推翻临时政府。列宁研究法国社会学家(Gustave Le Bon Crowd Pschology)的大众心理学。分析了人类大众行为及操控方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均从该书获得指导)。

回俄国三个月,列宁策动了数次骚乱,旨在颠覆政府,1917年7月最后一次,几乎毁灭布党本身。仅是因政府犹疑不决,放过了布党一命。后来托洛斯基充分利用了政府此项弱点。

首先,半心半意布党于四月间赌权力。苏维埃想打赢战争取得胜利,而非不割让不赔偿的和平;外长(Miliukov)则想实现1915年盟国因怕俄国退出战争而答应的割占土耳其海峡和康斯坦,结果引发年青激进军官发动的街头抗议。布党趁机混入其中提出政府辞职,权力归苏维埃口号。彼得格勒军区总司令(Lavr Kornilov)要求国会批准镇压骚乱被拒。

列宁从四月经验得出结论,布党的策略革命性不足。5月初,6名社会主义苏维埃代表参加政府担任部长。(Lvov)任首相,克伦斯基任战争部长。

1917年5月和6月,布党位居社会主义党第三位,在6月初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党占105席,社会主义革命党占285席,孟什维克党占248席。在第一届农民大会上,社会主义革命党占绝大多数,而布党仅占20席。布党与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不同,可攻击他们虚伪,不敢实际行动;布党以全球性革命为已任,而不考虑俄国具体情况;俄国革命仅是世界革命的一个过渡,故能承诺任何团体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一旦撑权,布党立即否定一切承诺,以中央集权方式重建国家。

俄国工人建立纵向和横向工会,奉行辛迪加主义,列宁此时支持之,使布党因此赢得众多工人支持。5月底第一届彼得格勒工人代表大会,布党占2/3代表。即便如此,布党在工人中仍人数极少:直到政变前夕,仅5.3%的俄国产业工人系布党党员。[11] 后来,1920年在共产党内的辛迪加给列宁带来很大麻烦,迫使他清洗之以摆脱自已。

列宁组建了一支不受苏维埃控制的红卫队,同时在军中大力进行反战宣传,前线和城市军管,以期剥夺政府的军人支持。列宁的行为引起人们怀疑他是德国的代理人。“想想谁要战争?为何而战?资产阶级!”

数十万份免费报纸发放,经费皆源于德国。德国外交部长(Richard Von Kuhlmann)1917年12月3日总结了他的国家对布党的贡献:“。。。在俄国的颠覆活动,促使其分裂,通过各种渠用不同的方式资助布党,向布党提供稳定的资金,使其能建立主要机构星火日报,进行有效的宣传,并助其扩大党的基础。”[12]

一位德国社会主义者与战后魏码政府关系密切,估计德国给布党超过5000万金马克,相当于600万至1000万美元,当年可购买9到10吨黄金。通过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Kurt Riezler)支付给列宁的助理(Furstenberg-Ganetskii)(Parvus)的雇员,再由他转汇至彼得格勒各不同的公司,包括一家由布党中央委员会经营的制药公司,临时政府从法国间谍处获悉此信息,并进行了追查,以备用,但未及摧毁之。

士兵厌战情绪相当重,丧失了斗志,苏维埃继续促他们战斗令他们不满。而布党利用此种厌战情绪,6月10日发动群众全副武装抗议,以令政府难堪,或伺机推翻政府。6月16日,俄军望着德军服者而逃,军心焕散。俄军战死130万人,但被敌军俘虏者高达390万人,比西方士兵被俘者高出12至13倍。极大损害了克伦斯基和临时政府的声誉。七月骚乱因政府派谴彼得格勒驻军前往前线引起。该命令违反了四个月前与苏维埃的约定,激怒了军人,布党趁机煽动兵变,发动宣传攻势必。

6月29日当局势变紧时,列宁突然消声匿迹。他逃至芬兰。表面理由是极度疲劳需要休息。更可能的理由是列宁从向布党中央提供的情报知悉政府已撑握其通敌资敌的证据拟起诉之。7月1日逮捕28名布党著名成员包括列宁的命令签发。

布党集注于重机枪军团,于7月3日决定上街,事先向各其他驻军求助,被拒。当晚布党中央军委命令策动兵变起义。列宁被控叛国和组织武装叛乱罪。季诺维也夫陪同列宁先躲在彼得格勒近郊,后再逃至芬兰。他的大多数布党同仁皆被捕。但因苏维埃反对政府未启动起诉程序。七月事件后,首相Lvov辞职,克伦斯基接任首相,他任命Kornilov担任军队总司令,下令解除参与兵变部队的武装,禁止布党日报星火和其他党刊在前线散发但克伦斯基害怕右翼君主政变远盛于布党政变企图。

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中起了主角作用;仅是个煽动者未被邀请参加组织问题。他知识渊博雄辩,口才文章皆佳,长于煽动群众。但他在党内不够有名,一则因他入党较迟,二因他过于傲慢。

俄国革命悲剧是因为克伦斯基内心在作为国家首脑明知军队支持对于无政府边沿和德军大军压境之际的重要性,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担忧军队有可能产生反革命的拿破伦之间的斗争。克伦斯基私下告诉作者当时他深受法国革命经验的影响。

科尔尼洛夫将军是西柏利亚哥萨克之子,因勇敢和激励军队的能力,升职神速,他对政治几无兴趣,是个铁杆爱国者。克伦斯基于七月政变后提升他任总司令,旨在期望他能重振军威军纪。科尔尼洛夫接受该职但提了几项条件:恢复军队战斗力,他要求取消极有害的第一号令:削减军委的权力,并授权军官恢复军纪的权力。他要求恢复对前线和后方兵变者的死刑。俄国国防工业应适应战争需要更有效。

这些条件激怒了克伦斯基,几乎使他撤回对他的任命。助手劝服了他,但冲突的种子业已种下。克伦斯基的副手(Boris Savinkov)对两者非常熟悉说:科尔尼洛夫将军“热爱自由。。。但俄国第一,自由第二;而克伦斯基。。。自由和革命第一,俄国第二”。这些不同的优先顺序无法调和。

协商了两个星期,在保证满足他的大部分要求后,科尔尼洛夫于7月24日上任,事实上,克伦斯基既无法也不愿履行他对科尔尼洛夫的承诺。他无法是因他得依赖苏维埃,而苏维埃谴责他为早斯的军事专制者;他不愿是因为很快他便认为科尔尼洛夫是他危险的对手。

8月3日科尔尼洛夫要求允许会见内阁成员,正当他在介绍战局概况时,克伦斯基和他的副手均要他小心,使他认为内阁中有内奸,这动摇了科尔尼洛夫对政府的信心。

自由派和保守派政治家开始视科尔尼洛夫为国家的救星,8月14日科尔尼洛夫抵莫斯科,出席国会大会(克伦斯基反对)受到万众欢呼。克伦斯基更感威胁,而非社会主义报纸对政府的批评,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判断。8月中旬,法国情报称布党将于九月策动政变,德国配合进攻彼得格勒;但该情报证实为误报后,克伦斯基却利用它来毁誉科尔尼洛夫。他派助手Savinkov前往科尔尼洛夫总部,要求其派第二骑兵团前往彼得格勒。旨在对彼得格勒实行军管,保护政府免受任何人,尤其是布党的攻击。依外国情报,他们正准备与德军联手登陆芬兰。

被克伦斯基开除的Lvov于8月22日拜访克伦斯基,宣称他代表一个有影响力的党,相信政府需要由有军方背景的人物加强。克伦斯基立即宣布结束会见,并将此事忘了。然而,Lvov前往(Mogiler)见科尔尼洛夫,称自已代表首相征询科尔尼洛夫的意见:如何加强政府。由于疏忽科尔尼洛夫既未要求Lvov出示证明,也未确认他代表首相的授权。Lvov请科尔尼洛夫对三项可供选择的决择:一,克伦斯基确保独裁权力;二,科尔尼洛夫作为专制独裁机构成员之一;三,科尔尼洛夫成为独裁者。并解释克伦斯基有意授予他专制权力。科尔尼洛夫答复他选择第三种。

他说他不贪图权力,愿意为任何合法政府服务;但是他不会拒绝最高权力,如果授予他的话。他接着说,考虑到布党政变的危险性,克伦斯基和Savinkov应慎重考虑来(Mogiler)避难。

Lvov于8月26日早上6点赶回彼得格勒,这时他装作总司令的代理人,未告诉克伦斯基他向科尔尼洛夫提供了那些选择,直接告诉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选择独裁。克伦斯基早就怀疑科尔尼洛夫。要Lvov将总司令的要求写下来。Lvov写道:科尔尼洛夫将军建议:

1.彼得格勒实行军管;

2.所有的军事和民事权力均由总司令撑控;

3.所有的部长,首相变不例外,全部辞职,临时政府执政权移交给部长代理直至总司令组建新内阁。

这一最后通谍实际上是由Lvov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唯有军事专政才能拯救俄国,故想用此方法。克伦斯基此时更加怀疑科尔尼洛夫,当晚他用电报与科尔尼洛夫联系,克伦斯基提及Lvov之最后通谍,请科尔尼洛夫确认。科尔尼洛夫认为该信息提及他要求克伦斯基和Savinkov来Mogilev避难之事,故确认之。而克伦斯基误以为科尔尼洛夫确认他要独裁权力,或许克伦斯基疲劳过度以致无法清晰思考,但亦可能他巴不得作此种解读。

基于此种拙劣的证据,克伦斯基决定撤销科尔尼洛夫总司令之职。不顾Savinkov建议再作一次勾通以澄清真相以避免此悲剧性误解。克伦斯基要求内阁授予他专制权力以粉碎反革命军事政变。凌晨克伦斯基通知科尔尼洛夫,已解除其总司令职,并令其前往彼得格勒报告。

科尔尼洛夫忽视克伦斯基的误解,继续安排帮助政府粉碎布党政变。下午2点40分,他电报Savinkov骑兵团正在集结,将于8月28日前往彼得格勒,请求将彼得格勒军管。8月27日早上7点收到克伦斯基解职电报,令总司令陷于困惑。刚开始他以为该电是伪造的,随后科尔尼洛夫以为克伦斯基已落入布党之手故违心而为。因此科尔尼洛夫拒绝执行命令,直到有机会面释。当日Savinkov与科尔尼洛夫联系,首次了解到Lvov介入。但克伦斯基拒绝撤销其命令,他已决定向媒体公开,指控科尔尼洛夫叛国。克伦斯基的指控令科尔尼洛夫怒不可扼,因为这触及他最敏感的神经:爱国主义。读到该指控,他不再认为克伦斯基是布党的阶下囚,而是鄙的阴谋,旨在毁誉他与军队。他向军队发送信息称:克伦斯基是个十足的骗子,他号召俄国人民站在他一边拯救俄国,誓言击退德国,要求召开宪政议会。最后他确实兵变反叛,但仅是在被指控反叛之后。

正当骑兵团前往彼得格勒途中,克伦斯基发出另一声明告诉大众,科尔尼洛夫叛乱将前线部队调来打首都。但他给Alexander Krynvov将军电称:城市很平静,并没有政变危险,因此他必须停止进军。他请Krynvov将军前来访他并保证其安全。当Krynvov将军现身时,克伦斯基却令他前往军事法庭报到。Krynvov将军则到他的一个朋友家用手枪自杀了事。

是否有个所谓科尔尼洛夫阴谋呢?几乎肯定没有。但有相当证据表明确有个克伦斯基阴谋,毁誉总司令,扩大想象的但被广为接受的反革命政变,镇压之将使首相处于无可争议的没有对手的地位。

1917年10月政府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1918年6月(此时政权已易色)作出报告确认:指控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叛乱没有依据,并指责克伦斯基缺乏勇气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如果克伦斯基确认为了加强自已的权力而与科尔尼洛夫决裂,他不仅未达到目的,反而相反。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的冲突,使他与自由和保守派皆疏远,而未巩固他在社会主义者阵营的地位。主要受益者是布尔什维克党。布党一直克意宣传面临反革命武装政变。8月,政府迫于Ispoliom的压力,开始释放因七月武装政变而被捕的布尔什维克党成员。九月市政选举中,布党突飞猛进,莫斯科布党获得49.5%席位,同时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则自6月以来一直持有71.1%突降为18.9%。不仅如此,为阻止假想的科尔尼洛夫进攻,克伦斯基请求布党援助,发放了40000枝枪给工人,很大一部分落到布党红卫队手中。

更重要的是,科尔尼洛夫事件,导致克伦斯基与军方的分裂。因为虽然军官团总是忠于政府,对克伦斯基的呼吁感到困惑,并非在背后支持科尔尼洛夫,他们却视克伦斯基对待他们受欢迎的总司令,逮捕许多著名的将军,指控他们与科尔尼洛夫阴谋叛乱,及他的向左转。后来十月下旬,当他呼吁军方帮助他从布党手中拯救他的政府时,军方几乎无人响应。

与此同时,列宁躲在农村,紧张地重新设计世界。刚开始列宁认为他和他的党全完了,即便如此,他的失败可为将来的革命提供教训。因此,他致力于写《国家与革命》,基于马克思之成功的革命必须粉碎既存的官僚和军事机器(旧政体)这是过渡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一旦完成此任务,政府将消亡。“在社会主义下,所有一切将颠倒统治,且迅速变成习惯于无人统治。”处理未来经济,列宁保守得多。

科尔尼洛夫事件给了列宁新希望。他认识到克伦斯基与军方分裂是多么致命的错误,以极兴备和吃惊的观察,首相居然恢复并武装他的追随者。工人和士兵正在偏离苏维埃,孟什维克与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主要支持者基地。

到九月中旬,布党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工人均获多数。托洛斯基保释出狱,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并迅速使之发展成控制全国苏维埃的机构。不理采Ignoring他创立了一个平行假苏维埃组织,代表布党占绝大多数的苏维埃。

在科尔尼洛夫事件创设的更佳政治环境下,及在苏维埃中取得的成功,布党重新讨论另一次政变。七月政变惨败记忆犹新,卡门内夫和季诺维也夫坚决反对另一次冒险。理由是布党正在恢复力量,但他们仍是极少数:即使夺取了政权,也会在资产阶级与农民反革命联手下很快被击溃。主张待第二届苏维埃大会通过合法手段获取权力。

9月12日和14日列宁从芬兰给中委两函:“布党必须夺权”。“布党可以且必须夺权,不仅能夺权且能保住政权”。通过承诺:立即和平,鼓励农民占取私有土地,列宁保证:“布党可以建立一个无人能推翻的政权”。“在莫斯科与彼得格勒举行武装起义夺权,推翻政府,我们必须考虑如何煽动这么干,而不在文字上显示我们自已。”

托洛斯基证实,当时苏共中央委员无一人赞同立即起义。斯大林建议将列宁的信发给布党各主要组织者,看他们的反映。列宁急不可待生怕时不再来,千载难逢的良机稍纵即逝。9月19日他发出第三封信:“时机已成熟”。“放过此时机,等待苏维埃大会纯属白痴或纯属背叛。”“必须迅速与决绝行动,同时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波罗的海起义;意外进军莫斯科可令政府滩痪”。“我们将以小于7月的损失换取胜利的机会,因为军队不会进攻主张和平的政府。”

列宁的紧迫感是由于他担忧被宪政议会抢先。拖延了一些时日后,8月9日政府最终确定于11月12日举行大选,11月28日举行宣誓就职仪式。议会民主选举,农民占很大份额,而社会主义革命党在农民中占主导地位。布党唯一可能获胜的仅是城市地区苏维埃。在政府已宣布将举行民主选举后,布党已不再能盗用‘人民’的名义行事。一旦他们撑权,他们将控制局面。因此,政变不得不在11月12日大选之前进行,否则布党将不再是面对资产阶级政府,而是全民选举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政府。

虽然列宁主张立即政变,他不得不向他的同志们让步。他们主张以苏维埃的名义举行政变。由于真实选举产生的全国苏维埃大会几乎肯定将使布党成为少数派。托洛斯基与他的助手于是组建了一个主要由布党撑控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创立了一个以假乱真的“北部地区委员会”,由11名布党和6名由社会主义革命党中分裂出来的与布党临时合作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人组成,该委员会自我授予Ispolkom的权力,邀请苏维埃和军事委员会派代表参加大会。苏维埃和军委在布党显然占多数的大会,占2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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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下)

帖子admin » 2011-08-28 11:22

苏联共产革命简史 第五章: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下)

虽然列宁主张立即政变, 他不得不向他的同志们让步。 他们主张以苏维埃的名义举行政变。 由于真实选举产生的全国苏维埃大会几乎肯定将使布党成为少数派。托洛斯基与他的助手于是组建了一个主要由布党撑控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创立了一个以假乱真的“北部地区委员会”,由11名布党和6名由社会主义革命党中分裂出来的与布党临时合作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人组成,该委员会自我授予Ispolkom的权力,邀请苏维埃和军事委员会派代表参加大会。苏维埃和军委在布党显然占多数的大会,占2倍和3倍。

Ispolkom对此强烈谴责:“任何其他委员会无权自我取得属本大会的发起权。此权严重违反全国苏维埃和由随机抽检组成的代表苏维埃确立的所有的规则。”

但是最后I中的社会主义者们,尽管反对布党却向其让步。9月26日Ispolkom同意于10月20日召开第二届大会,议程限于讨论国家的国内局势,准备宪政议会,选举新的Ispllkom。后将大会日期推迟到10月25日,给各省代表时间抵达首都。这是令人震惊也是致命的投降。虽然明知布党内心想干什么。Ispolkom仍给他们想要的:一个精心挑选的团体,任其选择追随者和同盟,使政变合法化。

聚集的亲布党的苏维埃,伪装成第二届苏维埃大会,在列宁坚持下,由布党军事委员会组织令人震惊的部队在大会开会之前举行布党武装政变。他们的任务是占领首都战略要地,并宣布政府已被推翻。为此目的,布党意图使用的机构乃是由彼得格勒苏维埃于十月初匆忙创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旨在防卫城市抵抗预期的德国进攻。

加速促成事件是一支德国舰队在里加湾活动。10月初业已占领三个战略岛屿,对彼得格勒构成直接威胁。Staff将军建议将首都迁至莫斯科,Ispolkom谴责该建议,旨在期望政府向首都革命投降。10月9日,孟什维克代表建议设立一个保卫革命委员会,负责制定保卫城市方案;布党初时反对该建议,因它会强化政府;但迅速转变态度,因意识到此委员会别无选择,将依赖他们的军事组织,唯一不受政府控制的军事力量。这将使他们能用苏维埃名义并在其保护下,发动计划中的政变。10月9日,布党推动苏维埃批准孟什维克的建议,该军事革命委员会以防德国入侵和防止国内反革命,该组织成为布党的军事组织。

很可能苏维埃批准该委员会,促使犹豫不决的布党采取行动。10月10日至11日,夜布党中央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12人出席,列宁单独一人,想独立于苏维埃大会立即夺权;卡门内夫和季诺维也夫与另外三人,主张推迟到更有利的机会再举行起义;其余五人同意托洛斯基起义时机业已成熟,但是应当以苏维埃大会的名义举行起义。妥协决议:起义于苏维埃大会召开日子夜举行,事变后应要求大会批准之。

卡门内夫不同意该决议,故随后辞去中央委员之职;在接受一家孟什维克报纸采访时他说他和季诺维也夫坚定地争论反对党在未来发起任何武装起义。列宁读到该采访后,要求立即开除这两个“破坏罢工者”“我们不能告诉资本家真相,中央委员会未按列宁的要求行事,但列宁从未真正宽恕卡门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关健时刻的胆怯。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计谋是挑衅刺激政府采取报复措施,使之能够假捍卫革命为由发动政变。托洛斯基承认这确实是他们的计划。

为布党的放肆震惊,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均反对另一次布党冒险。但他们未关注肯定其会遇到七月暴动一样的惨败。托洛斯基在该最紧张的日子里到处与神经作战,时而承认,时尔否认,起义则在暗中准备,他不时演说交织着承诺与威胁,时而赞美,时而荒谬绝伦。

政变前夜在彼得格勒对相关力量有项调查表明关健要素取决于驻军的态度,在首都及周边地区共有24万驻军,仅有不到10000名支持布党。其余皆宣称对即将来临的政变持中立。但列宁的判断基本正确。布党有10000名坚决支持者,而政府的支持者则更少。

军事革命委员会第一步宣称代表苏维埃控制驻军。这在10月21-22日完成: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决定性的决定政变结局的步骤。军事革命委员会派了200名委员到各军事单位,绝大多数是参加过七月武装政变的下级军官,最近刚从监狱假释。接着军委召开了一个区域军委会议。托洛斯基说反革命威胁并敦促驻军支持苏维埃和其机构,军事革命委员会,在他的要求下,会议通过了一项听起来无害的决议,号召加强前后方的联系。

持该会议决议,军事革命委员会一个代表团前往驻军司令部,其发言人,一名布党军官建议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下令任何命令,必须由军事革命委员会副签才能生效。军队当然显无此种决定,代表团是按布党军事组织的指令行事。在司令威胁逮捕代表团后,代表们回到布党起义指挥部()。紧争召开了一个会议,通过了一项布党的决议,由于拒绝驻军会议决定,驻军已将自已变成反革命的武器。没有军事革命委员会副署,驻军不必服从其命令。这是托洛斯基与斯大林的欺诈。布党军事组织躲在军事革命委员会身后,这些措施是起义的开始。

政府方面却仍然临时应付,仅关闭了一些布党报纸,但未逮捕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克伦斯基有所顾忌,因为部长会议倾向于通过协商解决危机。当代有人认为首相事实上希望布党行动以便给他机会,彻底粉碎他们。他也未积极与军方联系,担忧引起右派反革命。军方镇压七月布党暴乱的热情曾吓坏他。因此,政府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动员忠诚政府的军队,包括15000名正在首都渡假的军官。安全防卫极松懈,无人守卫军部首脑机关。任何人均得随意进入政府神经中枢而无需出示身份证明。

当军部按政府命令半心半意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时,布党采取了最后一步行动。10月24日凌晨,军队士官生在战略要地换防。三个支队前往冬宫,克伦斯基和内阁会议所在地,还有140名志愿妇女敢死团,一些哥萨克,一个自行车队,由一名假腿军官指挥的40名残疾军人。涅瓦河上的吊桥提起阻止亲布党的士兵和工人进入市中心,命令逮捕布党委员。

这些措施制造了危机芬围,大街在下午两点三十分已空无一人,机关关门,人们匆忙回家。

列宁于10月24日夜,当起义已按步就班进展顺利时,他仍写了另一信给中央委员会:“拖延起义就是死亡,千金一发”。“等待不确定的投票(苏维埃大会)或拘泥于形式将是毁灭。人民有权也有义务以武力而非以投票解决此问题。”[1]

10月24-25日夜,布党各分队统一行动,各战略要地全部经由纠察队,令士兵主动缴械。因此在黑夜的掩护下,军事革命委员会分别一个个占领火车站、邮局、电话电报局、银行、桥梁。未遇到抵抗,也未交火。布党以最漫不经心的随意方式夺取军委总部。“他们走进军委总部,然后坐下,而原来坐着的人们站起来,随后离开,于是军委总部便易手了。”

克伦斯基与他的部长们被隔绝于冬宫,试图电话安全部队派兵救援,但没有人前往。上午九点克伦斯基装伴成一名S军官,他溜出冬宫,钻进一辆从美国使馆借来的小车离开前往前线。此时冬宫成为唯一留在政府手中的建筑。列宁坚持要在第二届苏维埃大会之前夺取冬宫,但是布党的力量经数月准备,证明远不足以完成任务。他们没有人愿意勇敢地开火,他们的45000名红卫队和10000名宣称的驻军支持者无处可寻,黎明时分,发动了一场半心半意的进攻,但在第一声枪响后,进攻者便苍皇撤退。

9点正,列宁前往布党指挥部以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起草了一份公告:

“俄国公民们!临时政府业已被废黜,政府权力已移交给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组织,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驻军的领导机构。人民一直在奋斗的目标,立即提供和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工人控制生产,创建苏维埃政府,这一任务业已确实。革命的工人士兵和农民万岁!”[2]

它宣布俄国主权由一个布党中央委员会独裁机构行使。而彼得格勒苏维埃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目的在于保卫彼得格勒抵抗德国入侵,而非推翻临时政府。第二届苏维埃大会,尚无任何代表,甚至还未召开,布党却以其名义行事。由于政变是未经批准认可的,实际上没有实施暴力,彼得格勒居民没有理由认真对待之,或将其放在心上。10月25日,彼得格勒的生活恢复正常,机关和商店照常运行。工厂工人复工,娱乐场所挤满了人。除了少数人之外,无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前线克伦斯基说服第三骑兵团,即两个月前按科尔尼洛夫命令前往彼得格勒保护政府却被他指控为试图将他赶出官府的同一支军队;但是军队在抵达彼得格勒前停了下来,并拒绝继续前进。几天后,他们与Kronshtadt水兵打了一场杂乱无章的战斗,并被迫后退。列宁宣布废黜的内阁正坐在冬宫等侯援军。布党率领5000名水兵收缴政府方无心战斗的最后一支要塞守军的武器。列宁不想召开苏维埃大会,直到部长们皆被逮捕之前。因此,代表们急得团团转。上午6点30分,军事革命委员会向部长们发出最后通谍,要么投降要么将面临军舰炮击。部长们等待克伦斯基的援军故不予理采,他们聊天,在电话中与朋友们交谈,午睡和衣而眠。上午9点巡洋舰Aurora开炮,但由于舰上没有弹药,它仅发射了一枚空炮和哑炮。保证了一座著名的宫殿在十月神秘中完好无损。2小时后,Peker和Paul要塞开炮,但它们的目标偏差太大,30至35枚炮弹,仅两枚轻微擦伤冬宫。冬宫的保卫者由于援军迟迟不来,而沮丧,并开始逃亡。当亲布党军人不再遇抵抗后,他们从面对涅瓦河的窗户进入冬宫并打开大门,随后他们大肆抢劫和破坏。守卫最后一道关的士官,虽然愿意战斗,但是部长们不愿意血腥命令他们投降。下午2点10分,内阁部长们被捕,被押往Peker和Paul要塞。

此前,布党无法再拖延,在议会宫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650名代表出席,338名布党,98名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这两个联盟控制了2/3席位,代表了他们有权代表的两倍,决定三周后举行宪政议会选举。刚开始几小时,花在杂乱无章的争吵上。等到冬宫陷落的消息传来后,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谴责布党政变,并要求其立即与临时政府谈判。托洛斯基否决这些反对意见,称他们为破产者,只适宜扔进历史的垃圾箱。

3点10分,大会主持卡门内夫宣布政府部长们已被逮捕。6点,他宣布休会。10点40分大会继续,列宁到场,承诺和平和土地,以期赢得士兵和农民的支持。

和平法令并非立法令,而是呼吁交战各方停火,协商谈判订立不割让无赔偿协议。保证每个人的自由权利。所有土地财产,除了由农民种者外,全部没收不予补偿。

随即组建了新的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直至宪政议会召开。列宁任主席,Rykov内务部长,托洛斯基外交部长,斯大林民族事务主席。旧的Ispolkom解散,由一个101名成员,其中62名布党,29名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卡门内夫任主席的机构取而代之。

列宁保证所有其决定将由宪政议会批准、拒绝或修正,并将举行前政府所定的11月12日选举,国会暂停。

莫斯科夺权远为艰难,亲政府的力量主要由士官和军校学生组成,占据克里姆林宫,但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插手与布党谈判,挽救了布党几乎肯定是失败的命运,三天停火后,军事革命委员会重新组织力量于10月30日夜攻击,11月2日政府下令其军队放下武器。

在农村,除了大规模没收土地之外,十月革命几乎没有影响。

用苏维埃名义和代表其发动武装政变的策略,几乎所有的人皆上当受骗。自二月以来,双重权力安排,苏维埃撑权,人们以为一切照旧,而新政府亦称做临时政府,进一步迷惑了人们。10月25日列宁起草的公告废黜克伦斯基内阁,列宁写道:“社会主义万岁!“但经思考,他又划去。一个月后卢布与美元汇价掉了一半。但彼得格勒股票交易市场价仍稳定,甚至在富人中也未引起恐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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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44.

[2]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45.

[3]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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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列宁首创党国极权专制体制

帖子admin » 2011-08-28 11:23

第六章:列宁首创党国极权专制体制[1]

列宁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共产党私人集团行使的极端专制政体,躲在由苏维埃代表大众自治的面具后面,直到法西斯和纳粹为其自已的目的借用共产主义政治方法,极权概念才被用于定义最初源于俄国的体制。亦即,法西斯实质上源于列宁的极权主义。[2]

马克思几乎未考虑无产阶级夺权后如何管理国家,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关系,也不了解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在没有钱的情况下运作。他将此问题留待未来解决。布尔什维克党同样忽略此问题,因为他们相信并寄希望于立即点燃全球革命烈火,建立民族国家来解放他们。

作为私人组织,共产党不受外部监督,同时其控制一切,党本身却不受任何控制:直到1991年8月,共产党成为一个只对自已负责的自足和自我永存的实体。[3]

1917年2月苏联共产党仅有23600人,1919年剧增至250000人,1921年3月21日跃升至730000人,但大多数新入党者多为投机分子。列宁将所有重要和关健职位均保留给1917年以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南郭注:中共同样分为红军时期、38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南下干部等不同待遇)。

1919年3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创设了两个新机构:书记处之外设立政治局和组织部。列宁成为无可争议的首脑,1918年底卡门内夫对孟什维克党的尼古拉苏哈诺夫说:“我变得更加信服列宁,他从来不犯错误,最终他总是正确的,有多少次,他的政治路线似乎业已犯错,而结果总是他的路线变成正确。”[4]

列宁既撑控共产党--国家实际的立法者,也控制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所有重要的决定,首先由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作出,然后提交国务委员会(Sovharkom)讨论,该国务委员会通常有非共产党的专家参与,此种讨论时常局限于贯彻党的决定的最佳手段。这种党的双重职能的特征,就成为所有极权体制的特点。

1917-1918秋冬,所有的俄国人均参与各种掠夺。农民抢占农用土地、工人抢占工业工厂、前线士兵回家前则抢兵工厂军火库及仓库;因此,全神贯注于抢劫财物的农民,工人和士兵失去了原先对政治仅有的一点兴趣。这种分别掠夺瓜分不局限于物质财富,而及于政治权力。到1918年春,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分解成大大小小无数政治实体,它们皆主张主权和领土,象中世纪一样,俄国变成无数自治实体。首先是边境地区非俄罗斯人居民区,各少数民族依布党所称之民族自治权,于1917年12月纷纷宣布独立。各省、地区甚至城市纷纷主张独立于中央。共产党接受苏维埃统治的无政府原则鼓励此种进程。1918年6月,在原俄帝国领域内至少存在33个主权政府。

1918年3月政府批准由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起草,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俄国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列宁主导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创设了人民委员会,予中央执委会控制全权。但列宁真实的目的在于赋予他担任主席的人民委员会,承担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排它的责任。

欲获得完全自由决定权,列宁和托洛斯基必须尽快摆脱中央执委会。而布尔什维克党指名的中央执委会中的社会主义们在10月底认为其是某种社会主义杜马(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会),授权其监督新临时政府的行为,提名其成员,并行使立法权。列宁对此建议蚩之以鼻,故从中央执委会成立第一天起便蔑视之。

1917年10月27日,列宁签发关闭媒体的法令,关闭所有反革命报纸,即所有不承认十月革命政变的报纸。实际上除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报纸之外,所有的报纸全部被关闭。[5]

中央执委会对列宁布党之举非常震惊,布党违反规定将中央执委会置于象皮图章的地位。列宁和托洛斯基自我授权全权立法权,使得中央执委会和苏维埃大会由原来的立法机关变成了咨询机构。从此,俄国系由法令统治,而法令签署者是列宁而非立法机关,正如沙皇时代由沙皇签署一样。标志着布党实质上倒退回到1905年10月17日以前的沙皇专制。

苏联宣称其是工农兵政权,但第二届苏维埃大会,农民组织却罢会。主要由社会主义革命党组成的国会农民代表,拒绝承认十月革命。为了粉碎农民的反抗,布党与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合作,分裂社会主义革命党;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领导人是马丽娅斯比里多诺娃。虽然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支持布党的十月革命,但反对其随后的许多做法。

1917年11月底举行的农民代表大会谴责十月政变。布党因此与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秘约,承诺在人民委员会中预留给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位置和其他让步,换取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协助分裂农民大会。

第一个反对十月政变的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研究员、记者、律师、政府官员、私企白领们宣称,只要布尔什维克党撑权,他们就拒绝履行他们的责任。知识分子们设立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组织彼得格勒大罢工。当苏共新的委员们到各部委执行职务时却发现,要么只有懒散的员工,要么干脆仅有看守大门和贤言的妇女。

托洛斯基就任外交部长到任第一天发表演说:“我是托洛斯基,新外交部长”。却受到嘲讽的欢迎,他不介意并让他们回去工作。结果外交部全体职员全部回家,且宣称只要托洛斯基在任上便拒绝上班。

邮局和电话电报局员工则上街游行示威并宣誓:直到布党放弃权力给联合政府将不复工。其他机关雇员包括私营银行亦随之。国家银行和财政部拒绝兑现布党任何金钱。最后布党派兵强行从银行提走500万卢布。

11月下旬,列宁下令反击罢工,武装的布党一个一个占领各机关,强迫员工上班并威胁将严厉惩罚:凡拒绝上班者将全部开除,由新手取代。但对白领的罢工,直到1918年1月在强行解散制宪政议会以后才有效破坏。

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

民意测验表明,布党主要在城市工人,军队中有较大支持者,卡得特斯(Kadets)是布党的强力竞争对手,社会主义革命党支持者主要是农民,故列宁宣布卡得特斯(Kadets)为非法组织是“人民之敌”并逮捕其领导人。因此,自由党是苏共政府第一个镇压的政党。

最后,布党允许制宪会议召开,但很快便强行解散之。1917年12月1日列宁还称制宪会议是人民意志完美的体现,12月12日,他却称:“一切权力归制宪会议的口号是反革命”!

制宪会议定于1918年1月5日举行,保卫制宪会议联盟派员至工厂、驻军签名支持,孟什维克与社会主义革命党期望以此制止布党武力压制制宪会议。少数社会主义者主张武装游行示威,支持制宪会议。结果被社会主义革命党高层一致否决。他们认为布党仅是有病,需要时间纠正,结果士兵们皆未带武器。

1918年1月4日列宁指定布党军委主席波得伏斯基(Podvoiskii),任处理制宪会议的特别军委负责人,对彼得格勒实行军管,禁止公共集会。苏共党报星火报公告:任何在制宪会议附近集会游行者将被武力镇压。

1月5日,彼得格勒特别会议区,到处是全副武装的布党,他们封锁了所有街道。没有武装的支持制宪会议的游行队伍于10点前往制宪会议会址陶里达(Taurida)宫,遇布党枪击被打散。整个会场全部控制在布党军人手中,有些军人用枪口指着发言者,许多军人喝得烂醉,当布党提出动议要求议会放弃立法权,限于批准布党的法令时,遭议会代表拒绝;于是布党代表立即宣布议会为反革命,并离开会场。依列宁指令,议会被允许续存一段时间。下午4点,一个受命于列宁的付手负责陶里达宫安全的无政府主义士兵,要求大会主席休会,因为卫兵们累了。随即更多的士兵拥入会场,他们看上去皆疯狂。主席契尔诺夫继续开了两小时会,然后宣布休会。但再也没有第二次会议,因为次日晨,列宁的助手斯威尔德洛夫,正式解散了议会。

苏共党报星火报首版刊载社论称:“银行家、资本家和地主的代理人,美元的奴隶右派社会主义革命党,要求全部权力归制宪会议和他们的主子----人民的敌人。但是工人、农民和士兵不接受社会主义最邪恶的敌人的谎言欺骗。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他们全部应清除。”

1月8日,布党召开第三次苏维埃大会,结果布党与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占据94%席位,自然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决他们的决议。在布党把持下的大会批准了所有布党法令,宣布成立苏俄布尔什维克党永久政府。

公众对苏共强制解散制宪会议的反应出奇冷漠,因为俄国人已经厌倦了,他们渴望和平与秩序,甚至不问以何代价。直接后果便是,抗议政府的罢工崩溃,罢工者皆复工,有些因个人原因,有些人认为可以从内部改善。

俄国人对这段历史性事件的反应,表明人口中大多数和知识分子,缺乏一种能够为公共利益,激励人民放弃眼前和个人利益的民族认同感。表明群众仅理解私利和地方利益,只懂得埋头享受分别掠夺抢劫之乐。他们让那些最大胆和最冷酷无情的人当权。

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表现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带着蜡烛与三明治,却不带武器,也不准其他人携带任何武器。当布党强行解散制宪会议后,一群士兵来到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面前,主动向他们提供武器,被吓坏的知识分子代表们,却要求士兵们不要轻举妄动,宁可让制宪会议平静死去,以免引发内战。这种人当然无人愿意冒险追随。这些自杀行为不仅是由于他们害怕肉体暴力,相信依赖人类的行为不可避免的民主,而且害怕曾经存在的反革命。社会主义者认为其与布党在创建新秩序方面有共同目标,他们虽然谴责布党的方法,却赞同布党的目标,他们视布党的非社会主义的敌人为已之敌人。孟什维克报纸在布党强行解散议会后却称:“我们革命的命运与布党的命运密切相关。”显然他们依布党的口号而非依其实质作出判断。

枪杆子变成布党解决政治争议的主要工具。到1918年春,布党不得不日益诉诸暴力,因为他们如今甚至失去了去年秋天追随他们的农民和士兵的支持。在所有的城市投票布党均输给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布党政权以两种方式解决此窘境:使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竞选苏维埃无效,强迫反复选举直到布党获多数票为止。支持孟什维克党的工人,试图组建工人委员会,结果全被布尔什维克党镇压,领导人皆被逮捕。自此,工人结社权亦被终止,工人选举自已的代表的权利亦不复存在。1918年6-7月布党终于完成了一党专政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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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p.151-166. 理查教授是哈佛大学历史荣誉退休教授;著有《共产主义的历史》《俄国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财产与自由》、《不为人知的列宁》等专著;曾任里根总统的苏联与东欧顾问。理查教授毕生致力于共产主义历史研究,被美国学界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2]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51.

[3]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52.

[4]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53.

[5]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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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卖国求权的布列斯特和约

帖子admin » 2011-08-28 11:23

苏联共产革命简史 第七章: 卖国求权的布列斯特和约[1]

列宁相信布尔什维克党政权唯有当西欧国家暴发革命才能生存。 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均反对布列斯特和约。

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由阿道夫(Adolf Ioffe)率领的苏共代表团前往德军东线司令部所在地布列斯特与德国谈判,德方由外交部长(Von Kuhlmann)率领。布党随即对德军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煽动其反德国政府。结果1918年1月德国一些城市工人罢工,要求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偿”的和平。

1917年12月15日-28日和谈休会。12月9日-1918年1月9日和谈继续。此时托洛斯基取代阿道夫担任和谈代表,他对德单方与乌克兰签定主权条约非常震惊,更对德方提出的分离波兰、乌克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要求震惊万分。

布哈林主张中断谈判,号召大众起义反对帝国主义,托洛斯基持相似立场,坚持主张不战不和。列宁与卡门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则认为此种政策是乌托邦,苏俄没有军队能阻止德军,如果其决定进军彼得格勒、莫斯科,将颠覆布尔什维克政府。因此列宁主张接受该羞辱性和约,以便保住新政权的生存。

托洛斯基回俄国后立即举行中央委员会讨论,列宁以微弱数失利。托洛斯基受命重返布列斯特,以不战不和的策略尽量拖延谈判,以斯待德国爆发革命。但德国此时看透了苏俄的策略,并于2月9日提出最后通谍:要么签署和约,要么德军挺进俄国。托洛斯基宣称拒绝签约。并主张苏俄撤出战争,解散军队。2月17日和18日列宁议案又连续两次被否决;最后,托洛斯基转变才以多一票支持列宁的决定。2月21日,列宁签署了一项“社会主义祖国在危险中”的 法令规定:“敌人的代理人,投机商,抢劫者,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均得就地正法。无需审判听证”。实际上授予新设立的秘密政治警察任意屠杀大权。

俄国试图取得协约国的支持。结果德国提出进一步加码要求战争赔偿,并予俄国48小时最后通谍。列宁威胁辞去一切党政职务迫使通过签约决定。3月3日苏俄签署和约,俄国被迫放弃自17世纪以来取得的西部领土,不得不放弃波兰、芬兰、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莎尼亚和(Transcaucasia)。这部分领土是俄国人口最稠密也最富裕的地区,包括占总人口26%的人口;28%的工厂;3/4的煤铁矿;37%的全国谷物产区,苏俄还必须解散军队,并作出重大经济让步。[2]

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俄国政府放弃如此多的领土,或予外国强敌如此多的特权。签署和约的结果之一是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愤而辞职。仅是由于1918年11月11日德国向协约国投降,布党才趁机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列宁的声望则一夜之间徒升。其实并非列宁预见到德国会战败,而是相反。在1918年春夏苏共一直以为德国会打败协约国,证据乃是1918年夏天,俄国与德国签定经济和军事合作协定,双方互为同盟。9月30日当德帝国正处于崩溃边缘之际,列宁还授权转移了三亿一千二百五十万马克的财产给德国。表明列宁相信德国会取胜故他站在胜利者一边。[3]

直到1918年秋,唯一有效的支持苏共的军队是35000名立陶宛军人。德国驻俄国公使威尔海姆(Wilhelm Von Mirbach)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崩溃边缘,而共产党政权对德国有益,故1918年6月3日他报告柏林:共产党维持政权每个月需要三百万马克,德国外交部默许了他的请求,拨款四千万马克用于俄国事务。公使实际花了450万马克资助苏俄政府。[4]

柏林资助莫斯科的款项从财政上维持了苏共政权,因苏共政权原税收体制业已崩溃而新的税收制度尚未建立。1918年夏,苏共政权的生存依赖德国政府的财政资助。德国首相凯赛(Kaiser)的决定,使得布党政权渡过了早期最艰难的岁月。[5]

1918年8月17日,德俄签定补充协议,确认苏俄应赔偿德国因沙皇和俄国政府造成德国损失乃维持战俘的费用。苏共夺权后立即引发全国性内占,而所谓西方干涉实际上西方军队介入总共只有约三万人,其目的并非推翻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而仅是欲使苏俄继续与德国的战争。德国则全力扶持苏共政权,西方国家真正介入俄国事务者是英国,主要是丘吉尔个人,故英国之干涉也是半心半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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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p.170-220. 理查教授是哈佛大学历史荣誉退休教授;著有《共产主义的历史》《俄国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财产与自由》、《不为人知的列宁》等专著;曾任里根总统的苏联与东欧顾问。理查教授毕生致力于共产主义历史研究,被学界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2]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75.

[3]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76.

[4]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79.

[5]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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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苏联共产革命简史

帖子admin » 2011-08-28 11:24

第八章:列宁共产主义实践的恶果[1]

提要:历史经验反复印证:人并非机械性的没有生命活力的物体,而是有其自已的抱负与意志,富有创造力的生物灵性实体。人类无法将其在高压强迫下学到的经验与教训,遗传给其后代。[2]德国哲学家康德指出:人类永远不应当成为他人目的的工具,但是永远得视为他们的一种目的。共产党人却准备为其自已的目的牺牲无数他人的生命,这是对伦理与常识的极可恶的践踏。对此种情况应当适用的道德原则乃是卡尔波普(Karl Popper)之“任何人均有权为了某种他认为值得的事业而牺牲他自已,任何人无权牺牲他人或煽动他人为某种理想而牺牲他们自已。”[3]

消灭私有制强制国有化

1917年10月26日,即夺权次日苏共即颁布《土地法》,没收一切非农民所有的土地财产。随后颂布《城市不动产国有化令》;1918年1月布党政权宣布废除一切内外债务;1918年5月废除继承;6月28日颂布《国有化令》,对资本100万卢布以上的工业企业和铁路公司全部强制实行国有化。并逐渐对小型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这些举措皆是按马克思废除私有制的教条而为:

1.生产和交通工具国有化;

2.取消私营商业,零售业和批发商业国有化;代之以国家控制的分配制度;

3.废除货币作为交换单位,代之以国家调节的易货交易;

4.强加整个经济,用单一计划;

5.对所有有体力的男性,有时妇女和儿童均强制参加体力劳动。

列宁初时主张国家资本主义,后被迫采用战时共产主义。布党十月政变时全俄流通货币量仅196亿卢布;至1919年9月已高达613亿;物价则比1917年上涨了15倍;到1919年底达到2250亿;1920年剧增到12000亿;1921年暴涨到160000亿。卢布贬值成1/20000,是法国革命货币贬值的40倍。

1920年俄国工业生产与1913年比较下降了82%,煤产量下降73%;铁下降76%;石油下降53%;产业工人数下降51%;与此同时,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的雇员却从1918年的318人爆涨至1921年的30000人![4]1918年8月,国家定价1卢布1公斤谷物;然而莫斯科自由市场上则为18卢布1公斤,彼得格勒更高达26卢布1公斤;肉类与土豆的价格与谷物类似同步爆涨。

野蛮残暴无法无天

历史上其他国家虽然也发生过处死国王的先例,但没有一个象苏共那样无法无天。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是由高等法院的大法官们经公开审判处死,他有充分的机会自我抗辩,执行也是公开进行。179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同样经公开审判,并由国会投票决定其死刑,刑前国王请求给他48小时与亲人告别,但国会仅给了24小时,尽管如此,法国国王亦有机会与亲朋好友一一告别。前两者皆不涉及无辜的家人。1918年7月5日苏俄列宁亲自下令处死沙皇全家,从未有过任何公开文件,没有任何法庭,更不用说法官依法审判,而且连沙皇家人(包括夫人及15岁的王子和三个公主)甚至仆人一道秘密处决,更甚于流氓黑邦的谋杀(南郭注:共产党极权暴政毫无伦理道德底线,甚至不如意大利黑手党,因为黑手党暗杀既定对象从不涉及无辜。周恩来亲自下令康生亲自动手谋杀原中共特务头子顾顺章全家大小包括其姐夫丈母及年仅三岁的小儿,与苏共如出一辄)[5]

1922年列宁指示苏共司法委员会:共产主义的司法在于“为恐怖提供合法性……法院不是消除恐怖,而是使之具体化并使之合法”。[6]列宁是法律史上第一个将司法程序定义成不是为了司法正义,而是为了使国家任意暴力恐怖合法化的当权者。[7]

契卡原意指针对反革命和颠覆活动的特别委员会。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一起未遂暗杀,刺客卡普兰说她惩罚列宁是因为列宁强制解散制宪议会和签署布列斯特和约。三天后,9月3日苏联内政部即正式公告:开始红色恐怖。彼得格勒季诺维也夫则下令集体屠杀512名人质作为报复。在莫斯科契卡头子德泽尔津斯基则处决了好些前沙皇政府的部长。

一党专政加权力无边的秘密政治警察和集中营,便是所有共产党政权的缩影。集中营最初是由西班牙在古巴,美国在菲律宾和英国在南非创建。旨在隔离游击队与本地人,系临时紧急措施,随着军管结束而关闭。但苏联创建的集中营,针对本国人民,系永久性及奴工性强制劳动。1918年9月5日托洛斯基与列宁颁布法令建立永久性集中营。1920年底建立了首批84个集中营关押了约五万人;到1923年已建成315个集中营,关押了七万人。1921年3月13日,希特勒写道:“为防止犹太人腐蚀我们的人民,有必要将他们关入集中营”。(南郭注:纳粹德国1942年1月20日在臭名昭著的旺西大会上,海得里希代表各部提出了在全欧洲范围内最后解决犹太问题的方案。即在Chelmno, Belzec, Sobibor, Treblinka和Auschwitz五个特大集中营中建毒气室,制度性灭绝600万犹太人)。

俄罗斯人口约5600万占俄国总人口的42%,乌克兰人2200万;B600万;在夺取彼得格勒政权一周后,由列宁和斯大林签署的一项“俄国人民权利宣言”的布告称:任何民族皆有权无条件地与俄国分离并宣布独立。列宁推测:由于少数民族与俄国的经济密不可分,以致于不会寻求独立。[8]然而,1917年底和1918年初,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乌克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莎尼亚和高加索纷纷宣布独立,以期摆脱布党的内战。于是1918年5月列宁宣称:“社会主义的利益,世界革命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9]实质上否决了民族自决权。

西欧国家和美国商界比任何团体对苏俄更加友善。因为他们视苏联为最大的潜在市场和自然资源储藏地,也就对苏联所有反文明,反人权,反人道的举措皆视无不见[10](南郭注:今日世界各国商界面对中共极权暴政与当年何其相似?!)

勾结敌国出卖国家利益

汉斯冯赛克特(Hons Von Seecht )将军是德国军阶最高者,他认为军力是德国之魂,故于1920年代即与苏联秘约军事合作,以避开巴黎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两国的军事协作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才中止。到1932年47%苏联进口来自德国。[11]

列宁对安吉利卡(Angelica Balabanoff )说:“我请求你,别节约,花数百万,花数千万。”(南郭注:毛泽东则对西哈努克说:我请求你,别节约尽管开口。此前毛共已向西哈努力提供私人专机、专列,及其他各种金钱物质援助)[12]

欺骗宣传

苏联的宣传虽然不是首创,因为早在17世纪宣传便已有之:当年教皇即涉足宣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亦进行了大量宣传。但是苏联是第一个将宣传溶入国家生活的每个角落,扭曲现实,欺骗公众的国家。文化成为宣传的形式,而宣传则成为文化的最高形式。[13](南郭注:洗脑(brainwashing)是中共(毛泽东)的发明,洗脑一词于1951年由爱德华杭特教授在其《红色中国的洗脑》一书首次引入英语世界。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科学导师Jost Meerlo指责中共洗脑是“精神强奸”[14])

1864年以前沙皇实行出版业审查制,事先审查严禁一切异议;此后,改为事后惩罚制。即事先不禁止,但事后根据其内容可处罚。但1906年沙皇政权即废除了出版审查制,实现了出版自由。[15]而苏共一夺权,立即封闭了所有不承认十月革命的报纸。尽管如此,苏共政权初期出版自由还多少存在;到1918年上半年,俄国仍有数百家报纸,仅莫斯科便有150家报纸。但自1918年7月,当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起义失败后,布党立即关闭了所有非布党的报纸和期刊。取消了自19世纪以来即存在的出版自由,使俄国倒退回彼得大帝时代。[16]俄国作家除了少数与共产党合作者之外,大多数要么流亡海外,要么转入地下。

1918-1921年,苏联教育经费仅占国民收入总数的3%;1925-1926年教育经费仅及1913年(即沙皇时代一战前正常水准)的1/3。[17]1920年代,苏联全国有700-900万孤儿和弃儿。1918-1919年苏共关闭大学法学院和历史系。[18]

1922年3月列宁开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公开宣战。他对秘密警察(GPU)负责人说:“知识分子阶层,充满了反革命,间谍,他们腐蚀年青人”,秘密警察按其指令逮捕了120名著名的学者,绝大多数被永远驱逐到德国。沙皇对政治异议人士的处罚一般仅流放西柏利亚三年。而苏俄则发明了终身流放外国。

宗教迫害

1918年1月9日-2月1日,东正教教宗布道时称:“这种(即共产主义)反人类的怪物,在基督爱的花园中播种恶毒,仇恨的种子和制造冲突”。次日,苏共即颁布一项法令:《在俄国境内从事宗教活动的指导原则》实行政教分离,下令没收教会所有的财产,包括教堂,圣餐俱,禁止牧师收什一税。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教。[19]1918年士兵,水兵,苏共红卫队大肆抢劫教堂中一切值钱的财物。仅1918年2月至5月至少687人为保卫教会财产而丧生。布党与教会陷入战争状态。[20]利用大饥荒消灭教会的主意始于托洛斯基。故布党拒绝了教宗为保护教会提出的一系列妥协方案,因为布党目的在于彻底消灭教会,而不在于拯救饥民。[21]1922年2月26日苏共颁布法令下令没收教堂所有金银宝石用于拯灾。当时有个英国记者报导:1922年苏共反宗教运动有28名大主教,1215名神父被苏共枪杀;近年来解密档案显示,在1922年反宗教运动期间,超过8000名神父被枪杀或害死。[22]



谋杀性的大饥荒

一战前在唐波夫省,农民人均有293公斤谷物外加121公斤动物伺料;而到1920-1921年俄国农民人均仅有69公斤谷物且没有动物伺料。在俄国政府强制征粮后,人均仅剩下25公斤谷物,仅有1/8的活命粮。到1921年1月,全省一半以上农民已陷入饥荒。[23]

1921年2月彼德格勒郊外的海军基地水兵起义,抗议布党专政,要求民主选举。列宁立即下令镇压,指派托洛斯基和图卡切夫斯基元帅率五万大军包围了基地,托洛斯基将水兵家属子弟当人质,契卡则在红军后面督战,凡是临阵逃脱者一律枪决;尽管如此,仍有1000多名红军加入反叛队伍。而托洛斯基则下令将拒绝执行命令的红军士兵每五人枪决一人。3月16-17日夜,五万名红军士兵围攻17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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