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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代序：革命的真實含義[1]

蘇聯社會學家問什麼是革命？俄國農民答：干你想乾的事。Revolution(革命)一詞源於拉丁文Revolvere，原意指翻轉，最初用於形容天體運行。哥白尼《論天體運行規則》（On the Revolution of Celestial Bodies）。16世紀天文學家用該詞形容天體受非人力控制力--規律性。當革命一詞被用於人類事務時，剛好相反：指突然和不可預測的事件。

革命一詞於1685-89在英國光榮革命時首次被用於政治學。描述吉姆斯二世支持威廉三世和馬麗女皇；作為對價，新國王簽署《權利宣言》承諾尊重法律，未經議會批准不徵稅。從而使大眾主權在英國取得勝利。

一個世紀后的1776年美國革命擴展了革命一詞的適用範圍，宣布國家的獨立和改變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溶合了大眾主權和個人自由原則及民族自治權。但仍限於政治學領域，文化、司法制度、生命和財產的保障各方面則繼承英國傳統，皆未受到革命觸動。

第一個現代革命乃是法國1789年6月革命，使君主制因此而崩潰，實現了啟蒙運動的理想，遠超出英國和美國革命的政治範疇，旨在創設一個新社會秩序甚至新人類。雅格濱專政時期的血腥殘暴預兆了俄國共產主義革命，從此革命被擴展致改造世界的計劃。

19世紀歐洲見證了職業革命家的形成。權欲知識分子開始全職研究歷史，策略計劃煽動有組織有計劃的革命。激進知識分子想用暴力手段摧毀傳統的人類關係。目的在於解放被私有財產及其制度壓抑的人類真實的本性。激進的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設想革命不僅改造先前已知的政治，社會經濟秩序，而且改造人類本身。其目的用托洛斯基的話來說是「翻轉整個世界」。

共產黨人歪曲政治革命的含義，皆將革命擴大到整個社會全部領域，而且特彆強調暴力革命，特別是中共與紅色高棉更是極度無知登峰造極。妄圖通過徹底摧毀一切傳統道德文化習慣的方式，創立共產主義烏托邦，因而造成的災難同樣空前絕後。

列寧推崇的俄國瘋狂革命家內查也夫定義革命者「是一個已經丟失的人。他沒有特殊的利益，沒有私 人的業務，沒有個人的牽挂，沒有財產，甚至沒有姓名；他的所有的一切都被一件事吸收而排除所有其他，一個單一的思想，一個獨特的熱情----革命。在深層的存在，而不僅是言語，而且他的行動，他已經 與社會，文明世界，法律與習慣，社會禮儀與道德規範中斷所有的聯繫。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如此活著以便能夠確保摧毀社會。」「對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稱做革命者」。

列寧說「在現實中，國家僅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因此他辯稱：專政的本質乃是：「專政是直接基於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通過使用暴力反對資產階級贏得統治權並維護統治，該統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列寧接著說「蘇維埃政府的無產階級民主是一種形式，已經發展和擴大了史無前例的民主，確切地說，它是最廣大的人民，被壓迫的勞動的人民的民主」。

托洛斯基在《為恐怖主義辯護》中稱：「革命暴力業已成為必要，是因為歷史的即時要求，無法找到一條通過議會民主機構的途徑」。他接著舉證說：「無產者是歷史上升階級……今日資產階級是落沒的階級。在生產中它已不再起著核心實質的作用，且用其帝國主義的掠奪方法，正在毀滅世界的經濟結構和一般的人類文化。儘管如此，資產階級的歷史執著性仍然是巨大的。它具有將整個社會拖回至深淵的威脅力量。我們被迫粉碎這個階級並將他們拋棄。紅色恐怖是一種武器， 用於對付具有巨大破壞性，但又不願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階級。」 「它能且須解釋在內戰中我們擊潰白軍，以使他們不能毀滅工人。因此，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毀滅人的生命，而在於保護……必須使敵人變得無害，在戰時這意味著 必須消滅之。對於戰爭中的革命問題，取決於摧毀敵人的意志，迫使其投降並接受征服者的條件……誰將統治國家的問題，亦即，有關資產階級的生與死，將取決於雙方，而不依賴於憲法條文，而是使用所有的暴力手段。」 毛澤東則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繪畫秀花那樣雅緻，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1917年俄國革命達到高峰，布爾什維克黨採用西方激進知識分子的國際觀念，列寧稱俄國是帝國主義最薄弱的環節。蘇俄奪權是為改造俄國及整個世界。

所有1789年以後的革命均以失敗而告終，原因在於普通人民要求他們的生存，穩定和可測的環境。大眾抱怨和不滿現實是形成革命局勢所必需的但不是足夠的要件，革命需要植入激進的理念。

1991年蘇聯解體，共產黨變成非法組織。證明烏托邦主義不可避免導致其反面。在地球上尋找天堂總是將其變成地獄。共產主義革命僅是人類尋找理想歸縮的某種臨時的復辟。

人類個體只追求他們自已的利益和渴望，而不能也不願對他人的利益和渴望作出犧牲。

馬列主義革命論屬禍國殃民的歪理邪說，全世界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全部是極權暴政有如下共同特徵：共產黨政權全部蠻橫無理，唯我獨尊，妄自尊大，根本不敢也無法進行公開充分的討論爭辯，而只會濫用暴力恐怖欺騙謊言試圖強迫他人接受其觀念；共產黨政權全部是依賴秘密警察及遍布全國的線人對全社會進行特務極權統治；共產黨政權全部從不敢進行自由公平競爭，從不遵守公平遊戲規則，皆不擇手段比賽厚黑流氓術；共產黨政權皆信奉暴力論，因而濫殺無辜幾成必然；當權共產黨人皆極度無知且極度狂妄，他們均仇恨真正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共產黨政權全部瘋狂迫害工人農民及平民大眾；共產黨暴政皆迫害宗教教會及其信徒；共產黨國體制皆強行國有化和集體化，導致經濟落後，製造大飢荒； 共產黨暴政皆對其國民進行過至少一次公然大搶劫，即搶劫地主富農資本家的財產；而中國共產黨則對中國人民實行了三次公然大搶劫：即建政初期的搶劫地主富農資本家；鄧江胡專權時期的搶搶劫國有資產變成中共官僚特權階級的私產；正在進行的瘋狂污染中國自然環境毀滅中國的生態平衡；共產黨國體制皆對各國傳統文化文明進行過毀滅性破壞；共產黨國家皆造成國民精神道德淪喪，官員貪污腐化墮落，全社會各行各業欺詐虛偽盛行。簡言之：徹底終結共產黨極權暴政是這個時代的最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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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主要編譯自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里查之《蘇俄國革命史》序言。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lof New York, 1995).理查教授是哈佛大學歷史榮譽退休教授；著有《共產主義的歷史》《俄國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財產與自由》、《不為人知的列寧》等專著；曾任里根總統的蘇聯與東歐顧問。理查教授畢生致力於共產主義歷史研究，被學界譽為當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

蘇聯共產革命簡史 第二章： 俄國革命前的歷史格局-- 支撐沙皇的五大政治力量

沙俄帝國既無憲法也沒有議會， 卻以政治審查和秘密政治警察的任意統治著稱於世。直到1861年以前，約一半的俄國農民是農奴，受他們的主人的任意統治。農奴沒有公民權利，但不是奴隸。他們在個體土地上勞作，收成按一定比例交給主人作為租金，剩餘的產品歸已。在其土地內的農產品可自食或上市場交易。他們可選擇提供勞務（通常是每周三天）或交租。他們享受習慣法的保護，主人和官員均不會忽視此種習慣法上的權利。

1861年2月，亞歷山大二世頒布法令解放了全部農奴，予他們土地，並提供他們49年的抵押貸款。俄國工人大多是季節工，主要是在鐵路工人和紡織工人，工廠不象西歐主要在城市而是在農村。只有礦業製造業和金屬加工業才在大城市。1900年俄國僅有約100萬全職工人。直到1905年俄國受無限權力的沙皇管轄。刑法規定任何質疑沙皇權威或要求改變政府均屬犯罪；政治權力視為皇家獨有。[1]

19世紀以前，歐洲各國皇權則不然。15世紀一位西班牙法學家愛里奧特即指出：「國王對其王國獨享行政管理權，但對事物不具有主權，因為國家的財產和權利屬於公眾，不屬於任何人祖傳的財產。」[2]但沙皇則不然。東方暴政不但管轄王國，而且擁有王國，他主張對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壟斷所有商業和外貿及臣民的終身勞務。此種體制代表了極端專制。但俄國此種專制制度於18世紀中葉開始解體。1762年皇家免除了貴族的強制性國家服力義務；不久即予貴族土地所有權；19世紀私有財產概念亦開始在俄國紮根。1861年廢除農奴制。但在政治權力領域仍保留了父權體制，沙皇仍舊視主權為其私有財產，政府官員不是對國家而是對沙皇本人效忠，官員仍視為皇家私仆。[3]

尼古拉二世沙皇智商有限，意志薄弱，有時非常頑固。他的妻子費多諾夫娜（Alexandra Fedorovna）是德國人，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的孫女。她說：俄國人喜愛皮鞭的茲味。她鼓勵夫君行使真實的專制權力。官僚機構是支撐沙皇的主要力量。俄國官員是皇家的私人僱員而非國家的公僕，官員服務全取悅于皇家及其項頭上司。無需任何理由可以解聘且無權上訴。未經許可不得退休。此種習慣使得官員完全依賴其上級。政府官員作為專制君王的代理人，未經其上司同意不得受審。這種同意非常罕見，因為僱員的錯誤反映了指定提升他的上司的錯誤或用人不當，最終則是沙皇本人的判斷失誤。這種局面不可避免鼓勵腐敗和威逼。官員任職條件無需文憑或經任何考試，只需能讀會寫；服從和忠誠是獲得錄用和提升的品質。彼得大帝於1722年創設任何政府官員必須有一個等級（共十四級）。凱色琳娜大帝是依政變上台的，她的夫君彼得三世沙皇因政變而喪生。她的用人原則採用年長制，每級官員服務滿四年即自動升級；由於錄用也以擁有等級為前提，整個官僚體系成為一個封閉式的圈子。沙皇時代農民由公社自治。因此，沙皇專制實際上範圍十分有限，僅及於省一級，省以下行政權實際上屬真空。

俄國政治警察擁有巨大權力，在一次幾乎成功的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之後，始建於1880年。他們行使逮捕，搜查及處罰最高五年流放的權力。通過其遍布全社會的線人，甚至連移民海外的俄國異議人士也在秘密警察的控制之下。俄國實際上成為警察國家。對外而言，俄國表現出完美的統一，沒有任何公開的異議。而實質上則政府視全體人民為敵。1890年至1914年期間，外國投資俄國企業10億美元，相當於1995年的200億美元。俄國當時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強國。

除了官僚機構和秘密警察外，軍隊是沙皇的主要支持力量。沙皇擁有當時全球最大的軍隊約140萬人。但1903年約1/3的步兵，2/3的騎兵被用於鎮壓內亂。1905年和1907年革命，皆因軍隊遠離國家中心戰鬥在前線而有機可趁。俄國軍隊傳統要求軍隊遠離政治。軍人干政被視為有損軍人尊嚴。俄國軍人忠於任何合法執政的政府。

支撐沙皇權力的第四個主體是上流社會。19世紀初，許多上流社會的年青人受西方自由主義和廢奴主義觀念的影響。1825年一些來自上流社會家庭的軍官發動兵變，意圖廢除沙皇專制，以立憲君主制或共和制取代。該「十二月起義」很快便被鎮壓，但標志著貴族開始衰弱。皇家為上流社會的反叛震驚。亞歷山大二世於1861年解放農奴，給上流社會致命一擊。他們不再能利用其土地贏利維持其體面生活，導致許多貴族破產負債，被迫處分其地產。貴族因而一部分變成反動派，另一部分成為自由知識分子。到1900年貴族身份僅是名譽，已沒有政治經濟特權的實質意義。連列寧也是個可繼承的貴族。列寧的曾祖父是個農奴，祖父是個鞋匠，父親因其兄長資助上大學后成為數學和物理教師，后升任省教育局長而獲得「因服務國家榮獲可繼承的貴族」身份。

東正教是支撐沙皇政權的第五個主要力量。俄國55%的人口屬於東正教信徒。名義上俄國人75%屬東正教，但其中有許多屬於遊離于官方東正教之外的異端。自彼得大帝時代起，教會便失去了獨立性，受指定的外行官員管理，在凱色琳娜大帝統治下，教會亦失去了其財富。但教會從未反叛，嚴格遵守拜占庭遺訓，忠於和支持君主，並與政治嚴格分離。它與社會爭議及煽動國家爭議的意識形態亦分離，因為教會認為其使命乃是拯救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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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1

[2] J.H.Elliott, Imperial Spain, 1469-1716,(London, 1963)p.73.

[3]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2

第三章：權欲知識分子與蘇俄革命[1]

提要：馬克思在《論費爾巴哈》（Theses on Feuerbach）一書中說：「過去哲學家們僅僅是以各種方式解釋世界，然而，最關健的是改變世界。」以創造共產主義新人戰天鬥地改造世界為已任的共產黨人的哲學思想根據即出自馬克思這句名言。

『左』拉丁語和法語及英語中均是指不好的東西；例如： Sinister 在拉丁文指左手, 該詞在英語中則指邪惡（evil）, 危險（dangerous）; gauche在法語指左手，在英語中指笨拙（awkward）拙劣等（ clumsy）。右在拉丁語和法語及英語中指正確，權利等好的事物，比如法文的droit指右手，該詞在英語中指機智（ wit）, 聰慧（clever）, 靈巧（ingenious）；拉丁文dexter右手;right在英語中指右方，正確，權利。中文的『旁門左道』即指歪門邪道。根源在於絕大多數人的右手總是比左手靈活，由此推論右代表正確靈便而左則代表笨拙，進而引伸出右指權利而左指邪惡。語言是人類數千文明進化發展的產物，每個字詞皆有約定俗成的確切含義，是人們交流情感，討論爭辯問題的工具。中共故意顛倒是非，翻轉傳統價值理念，混淆視聽，搞亂國人思維。『寧左勿右』是中共一以貫之的價值選擇。『反右運動』『右派分子』純屬中共暴政憑藉暴力強行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產物。因此，從語言淵源上亦可印證共產黨政權的邪惡。

事實上，全世界所有的共產黨政權，都是由左派知識分子煽動民眾造反，以工農兵之名，行奪政權之實，最終無一例外皆演變成極權暴政。值得一提的是，無政府主義之父巴古寧認為「國家是邪惡的且必須被摧毀。共產主義國家並不比資本主義國家好；權力仍然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上，即使國家是由『工人』管理，他們很快就會象他們推翻的暴政那樣腐敗和專制」[2]。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教授里查德指出1864年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建立了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首先在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發生爭論。兩者皆贊同無階級，無國家社會，均贊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達到目的。但兩者有三個重要區別：無政府主義者認為革命的潛在力量並非產業工人階級，而是失地農民和失業者；社會主義者設想在資本主義跨台與共產主義之間，有個過渡階段，即無產階級專政；在此階段，新的統治階級將使用國家強制力，處分資產階級的財產資本，並將生產資本國有化；無政府主義反對任何壓迫工具，此期實質上是由知識分子操縱國家併為其利益服務；最後，馬克思主義者依賴於資本主義經濟自然發展至革命；而無政府主義者則主張立即行動，攻擊現行體制。巴氏預言：馬克思的觀念將唯一導致古拉格[3]。時間業已證明，無政府主義者在這三個重要分歧上全部正確：社會革命並未發生在工業國家，而是暴發於農業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確實將共產主義國家變成非工人對勞工和農民的長久的專制；1917年蘇聯布爾什維克革命，也是對仍處於資本主義發展初級階段的現政府的攻擊。而且巴古寧及托洛斯基皆在「十月革命」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托洛斯基原來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因此，實際上，馬克思的每一種預測，全部都是錯誤的。[4]

2010年5月30日第222個反中共極權專制暴政爭自由人權民主絕食爭權抗暴民權運動日

權欲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通譯為公共知識分子，依英文原意「權欲知識分子」似更切確）術語形容那些謀求政治權力以便改變世界的知識分子。該釋義源於列寧[5]，最早該詞於19世紀中葉從德國引進俄國，1917年革命后引入英語世界。知識分子（Intelletuals）作為一個特殊團體最早出現於16世紀的歐洲。公民社會形成和科學的發展，是知識分子的形成必須具備的兩項前提條件：（21）一是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視人類並非寓於不道德的靈魂的獨特創造物，而是由其環境形成的獨特的物質（肉體）實體。這種觀念使得重建人類的環境，可以產生新的道德完美的創造人種爭論成為可能。此種信仰將知識階層成功地提升至社會工程師的地位，併為其政治野心背書。二是知識界要求各種經濟機會以確保其獨立性，傳統社會財富的解體，自由職業的形成（諸如記者、律師、大學教師），伴隨著工業經濟需要各行業專家和受過教育能讀會寫的公眾，使得知識分子從權勢集團的控制下解放出來。這些機會以及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保障，使得知識分子能夠持有其政治影響的主要工具--公共輿論意見。

知識分子是在神學與教會之外，處理傳統哲學問題的市俗思想者。神學和教會在後階級世界，享受著對此種哲學沉思的壟斷。象那些古希臘羅馬的哲學家們一樣，他們視自已的使命為教授美德與智慧，教導人抑制他們的激情，並接受生命中所有的陰暗面，包括不可避免的死亡。然後，一種不同的知識分子粉墨登場。受科技進步和科學方法似乎無限可能性的鼓舞，他們認為沒有理由人為何不能利用科學探索自然的秘密並成為自然的主人。科學方法僅對既存事物能夠觀察分析評判，因而知識分子質疑人類永恆的靈魂或宗教和玄學的人生說教，因為靈魂或此種說教，皆無法用科學觀察的方法確認。

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洛克在1690年《關於人類理解的論文》中對此種精神現象進行了完整的哲學分析。他的政治理論奠定了英國和美國的自由憲政基礎，但他的哲學思想卻引發了一股非同尋常，反自由的政治思潮。他挑戰西方哲學教條----人類生來即有天生的觀念，包括上帝的知識，及對錯的觀念。這種觀念製造了一種保守政治理論，因為通過推測人類天生具有精神和智慧，亦推定是不能改變的。進一步推論政府的原則在任何時代，對所有的國家均是相似的。按照洛克的觀點，人生而如一塊白板，感應和經驗使之成為其人，因而不存在「自由意志」之說，人的觀念與情感猶如鏡相反映而非根植于其心靈之中。

法國激進思想家霍爾維修（Claude Helvetius）在其《論精神》（1758年）中發揚了洛克的思想，他認為人完全是由其環境塑造的，完美的環境，不可避免生產完美的人。達此目的的手段乃教育和立法。因此，政治和社會秩序的任務在於培養人類的品德，而非創造一種最適宜的條件，使人類能夠實現其潛能。好的政府不僅僅確保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而且真正重新塑造新人。此種見解構成了現代自由和激進意識形態的前提，併為政府大規模干預公民生活提供了合法性。

源於洛克和霍爾維修的這種有關人的新觀念不可避免地引吸知識分子，因為它將知識分子從被動的觀察者地位，提升為塑造者。他們的理性和道德的高深知識，使得他們獲得成為人類導師的地位。在一般普通人為謀生而獲取他們特定工作的相關特定知識的同時，唯有知識分子才能知道一般的事物。通過創立人類事務的科學，諸如經濟科學，政治科學和社會科學，他們覺得自由否決人類幾千年來通過實驗和錯誤學會的經驗教訓，作為無關緊要的實踐和機構。正是此種哲學將一部分知識分子轉變成積极參与政治的權欲知識分子，使之成為政治家或政客，並以為公共利益服務為借口，追逐其私人利益。

洛克和霍爾維修的觀念的前題可以通過兩種途徑適用。在有民主機制和言論自由保障的國家，權欲知識分子通過影響公共意見，最後影響立法的方式，追逐他們的目的；而在缺乏民主體制和言論自由的國度，他們聯合成一個政黨，不斷地攻擊既存的秩序，以便使之失信，為革命變革開路。形成精神和社會前提條件的革命權欲知識分子，首先出現於1760年和1770年代的自由協會和愛國俱樂部。正是權欲知識分子將叛亂演變成了革命。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設定所有既存人類行為方式皆是非理性的，因此那些知道如何糾正錯誤的人的使命即是：使人類重新走上正道，因為人類全部歷史均走在悖離其真實目標的錯誤道路上。英國早期社會主義者歐文羅伯特稱他要改變「這種瘋狂的制度使之成為理性的世界。」[6]

馬克思21歲時採納了洛克和霍爾維修的理論：「整個人類的發展……取決於教育和環境。如果人類從情感和經驗中吸取其全部知識、感覺等，那麼精神世界，必須按照人的經驗並適應真實的人類……如果人類是由他們的環境造就的，他們的環境必須是由人類製造的。」（25）這裏指的是人類條件更根本的改變，並非由普通人改變，因為他們是無知而眼瞎的，而是為了他們而改變。托洛斯基在1924年即有過創造新人類的狂想。

1879年30餘名俄國青年成立「人民意志黨」建立了一個秘密恐怖組織，他們宣稱意圖暗殺亞歷山大二世。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政治恐怖組織。但他們的恐怖行動並未喚醒民眾，反而使各界人士均敬而遠之；俄國政府也未因恐怖威脅而投降，而是加強了鎮壓（南郭注：列寧的兄長亞歷山大是人民意志黨的骨幹之一，由於參与暗殺亞歷山大二世沙皇的恐怖陰謀而判絞刑。列寧早期也傾向於人民意志黨，後來在彼得格勒當辯護律師期間才轉入社會民主黨）。

1890年俄國興起社會民主運動。社會民主黨採用馬克思理論，認為經濟關係的根本變革將導致政治和社會的變革。因此主張應先發展資本主義民主，最終因資本主義固有的內在矛盾，演變成社會主義革命。

1902年社會民主黨分裂成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社會主義革命黨的前身即人民意志黨。他們主張廢除土地私有制，將土地全部轉歸公社；因該主張符合農民意願，故該黨受到農民支持。社會主義革命黨是鬆散型的，主要從事政治恐怖活動。他們相信沙皇體制從根子上爛掉了，因此襲擊政府官員將導致沙皇政權的跨台；該黨吸引了許多急燥的為了事業願意犧牲自已生命的青年男女，該黨的第一個政治恐怖案是暗殺教育部長。

1905年俄國憲政民主黨成立，其領導層主要由紳士階級上流社會和知識分子組成。專業人士，研究人員，律師，醫生，大多屬憲政民主黨。因為其領導人多為著名人士，許多人是社會名流和貴族，故警察對該黨不敢象對付其他社會主義政黨那樣野蠻無情。該黨原擬在體制內逐漸改革，但因亞歷山大三世加強鎮壓，最後將他們也推到政府的對立面，成為歐洲最激進的自由黨。

1902年在德國成立的自由期刊，主編PS是個馬克思理論家，以「打倒專制」口號，旨在聯合俄國所有的反對派。兩年後，在此平台上，形成了一個鬆散的反專制聯盟「自由聯盟」，它在1905年反沙俄專製革命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05年俄國立法規定禁止警察進入大學校園。1905年11月，沙俄廢除了新聞審查制度。俄國首次實現出版自由。1906年3月，頒布《結社集會自由法》俄國第一次實現自由組建政黨和工會權。不過，實踐中強加了誡嚴法，每當沙俄覺得有危國家安全時，政府有權侵犯上述權利。1906年4月沙俄頒布憲法，分上下兩院。1906年至1907年，政治恐怖分子殺害了4500名政府官員，連平民在內約9000人成為左派恐怖分子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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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譯自 Richard Pipes著之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p.170-220. 理查教授是哈佛大學歷史榮譽退休教授；著有《共產主義的歷史》《俄國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財產與自由》、《不為人知的列寧》等專著；曾任里根總統的蘇聯與東歐顧問。理查教授畢生致力於共產主義歷史研究，被學界譽為當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

[2] Francis Wheen,Karl Marx, (Fourth Estate London,1999)P.315

[3] Francis Wheen,Karl Marx, (Fourth Estate London,1999)P.316

[4]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Chapter I,《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踐》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pp.3-20.

[5] Russian intelligentsiya, from Latin intelligentia intelligence。

[6] A.Herzen, My Past and Thoughts III(London, 1968). 1215.

蘇聯共產革命簡史 第四章: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1]

1917年2月26日， 在彼得格勒茲那門斯基（Znamenskii）廣場， 舉行了政治示威，波洛伏斯基的衛戍部隊開槍，造成40人死亡，屠殺隨即引發彼得格勒駐軍兵變，駐軍拒絕向市民繼續開槍，將軍們與議會政治家們達成協議，希望防止兵變擴大，以免影響前線士兵的士氣，勸說尼古拉二世為保證軍事勝利而退位，結果卻造成俄國皇家政權易手。沙皇尼古拉二世若採取與列寧和托洛斯基四年後的措施，本來可完全鎮壓兵變；但列寧與托洛斯基僅考慮權力，而尼古拉考慮的是俄國。當將軍們和杜馬政治家們勸他退位以保全軍隊和避免羞辱性殺頭時。若僅為自已的權力，他本來可以輕易地與德國議和，然後調轉軍隊對付兵變。他並非迫於工農暴亂的壓力，而是出於一種愛國責任感而放棄權力。[2]

最初，對社會不滿或者激進知識分子煽動者在二月革命中均未起任何重大作用，沙俄帝國政權便已跨台。1917年春夏，農民開始佔有和自我分配非公有財產；隨後，騷亂波及前線，士兵搶劫戰利品；工人則佔據工廠，少數民族紛紛獨立。每一團體均有各自訴求，皆主張自已的目標，將整個國家拖入無政府狀態。[3]

農奴不是奴隸，但農奴沒有法律權利，因此也沒有法律意識。農奴在某種意義上比奴隸更糟，因為農奴從不知道自由，阻礙了他要求獲得成為真正公民的素質。對農奴而言，權力的本質即任意的保護自已的權利，他們不是訴諸法律或道德權利，而是利用狡詐；他們無法基於原則思考政府，生活對於他們而言，就是霍布斯之「所有的人反對所有的人」亦即狼與狼之間的關係）。這種態度培育了暴政，由於缺乏內在紀律約束，不尊重法律及遵守由外力強加的秩序，當暴力稍停止顯威之際，無政府主義即抬頭，而一旦無政府主義泛濫成災，則不可避免地引發新一輪暴政。[4]

農民在革命前夕已擁有9/10的地，卻貪婪地想佔有地主，商人和非公社農民所擁有的剩下的1/10的土地，且農民幾乎不遵重私有財產。左派激進知識分子利用和放大了農民這兩種不良傾向：沒有法律意識及不尊重私有財產，以達到攪亂社會秩序，煽動農民反對政府的目的。

俄國工人的革命意識形態淡薄，且被排除在革命黨的領導層之外，他們皆源於農民，意識上只比農民稍好些，他們並非社會主義者而是辛迪加主義者，就象其農民兄弟相信所有的土地屬於農民一樣，他們相信所有的工廠屬於他們。他們比農民並不對政治更感興趣。在此意義上，他們同樣受原始的，非意識形態的無政府主義影響。工人數量少得在革命中微不足道。俄國至多有300萬工人，僅占人口的2%，很大一部份還是季節性工人。

知識分子在俄國革命中起了主要和決定性的作用。由於沙皇等級貴族制，排除了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進入行政官僚階層。19世紀上半葉，俄國是歐洲唯一進行新聞審查的國家，到1860年新聞審查有所減弱，至1905年則廢除了新聞審查制度。只到1906年才開始有代議機構和自由媒體，教育的普及，使得文化精英能夠成為失語的民眾的代言人。事實上，無論革命前後，證據表明工農皆嚴重不信任知識分子。

共產主義採納文藝復興視人類由環境塑造的物質實體的觀念，其必然結果即改變該環境則不可避免改變人的性質，其視革命不是由一個政府取代另一個政府，而是某種不可比擬的更具雄心的徹底改造人類的條件，旨在創造一個新的人類品種。[5]

托洛斯基用「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和制憲會議」號召進行欺詐，掩蓋其欲實行一黨專政獨裁的真實目的。托氏後來說，要是列寧和他本人不在彼得格勒，便不會有十月革命。[6]托氏承認，十月革命充其量僅有25000至30000人參加，而該城市有40萬工人，駐軍有20萬人，國家則有一億五千萬人。而1991年8月，在莫斯科親共政變發生時，僅有數千名支持民主的軍人抗爭，便使該有900萬人的城市有三億人口的俄國未因此變質。

安全警察是蘇共布黨承繼自沙皇體制的另一重要組織。沙皇警察有兩套系統，一是保衛國家防止其公民；二是保護公民防止其他人。國家犯罪定義模糊，意圖與行為界限不清；沙皇警察發展出極複雜的監控方法；通過付酬線人滲透全社會，在專家的協助下撐控反對派。沙皇警察擁有獨特的行政權對付不構成犯罪者--如表達渴望改變政治體制者。在暗殺亞歷山大二世后，沙皇警察自1881年至1905年事實上統治了俄國。因而契卡和克格勃，均採用了沙皇警察對付布黨的手段用於對付布黨的敵人。

Ispolkom指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時幾乎沒有軍人支持，僅有極少工人追隨者。二月革命傷亡人數約1300至1450人，其中169人喪生。革命后形成雙重權力機制，杜馬臨時委員會（后改名為臨時政府）承擔完整的政府職責；而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起著革命意志最高法院的作用。在現實中該執行委員會，一開始便伴演立法與司法者的角色。蘇維埃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沙皇退位后，臨時政府曾與英國協商讓沙皇一家人避難，初時英國政府同意，但後來因擔心英國工黨反對而撤回同意，也就註定了沙皇一家的歷史性悲劇。[7]

克倫斯基1917年二月革命時年僅36歲，他富有政治雄心出任司法部長，他以在杜馬中激進雄辯及作為政治犯的辯護律師而著名。他的演講傑出但缺乏政治哲學。臨時政府對於最重大的三件事均不利：土地改革，制憲會議與和平。直到十月革命，臨時政府一直未頒布土地改革方案；制憲會議則一再拖延，嚴重損害了臨時政府的最大利益；法國1848年七月王朝崩潰后，制憲會議在兩個月內舉行；德國於1918年底戰敗后，政治家們也在四個月後召開了國民議會。而俄國臨時政府卻在8個月後仍未舉行制憲會議，因此給了布爾什維克黨可趁之機。

列寧撐控的共產黨則承諾各方的要求，騙取了各方的支持或容忍。列寧採納社會主義革命黨之「土地社會化」口號以贏得農民；對工人，他鼓勵辛迪加主義由工人控制工廠；對軍人他許諾立即和平的前景；對各少數民族他支持民族自治與獨立。事實上，所有這些承諾均與其計劃相悖，而他在奪取政權后，即全部違反承諾。列寧的成功在於他將政治問題軍事化處理。極權主義不能單純解釋為馬克思主義或俄國歷史，它是兩者結合的產物。[8]由於政府實際上在一黨手中，因此國有財產實質上即成為黨產，而該黨服從於其黨魁，因此列寧實際上成為國家所有物質財富的所有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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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p.170-220. 理查教授是哈佛大學歷史榮譽退休教授；著有《共產主義的歷史》《俄國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財產與自由》、《不為人知的列寧》等專著；曾任里根總統的蘇聯與東歐顧問。理查教授畢生致力於共產主義歷史研究，被學界譽為當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

[2]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90

[3]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84

[4]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86

[5]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87

[6]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91

[7]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42

[8]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94

[9]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397

第五章: 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上）[1]

列寧因為是陰謀刺殺沙皇而被絞死的亞歷山大的弟弟，僅參加了一個相當無害的學生遊行示威活動，抗議大學的規則，結果被大學開除。而且被禁止投考任何其他大學，仇恨與革命的種子在他心中發芽。[2]

Struve, 1890年代與列寧經常交往，回憶說：「列寧的主要性格是仇恨。列寧接受馬克思理論是因為發現其與他內心主要性格相符。階級戰爭的理論，毫不留情地徹底毀滅敵人，與列寧對周邊現實的情感相吻合。他不僅仇恨既存的沙皇專制和官僚體制，不僅僅是警察無法無天的任意統治，而且仇恨自由和資產階級。」[3]

列寧是敵我思維型，沒有妥協精神。1904年托洛斯基便將列寧與羅伯斯比爾進行類比。他們均只有我，我們與你，你們；友/敵兩分思維。導出兩個重要後果。其一，列寧視政治為戰爭關係；他曾定義和平為「為了戰爭而進行的喘息」。這種思維使他不能妥協，除非出於權宜之計；其二，不能寬容異議，他視非其同黨的任何人和團體皆為事實上的敵人，因而是一種威脅，必須使之閉口和鎮壓。列寧完全不能容忍批評。[4]

列寧有極強烈的殘忍傾向。他處死數千人冷酷無情，非常熟悉列寧的高爾基指出「列寧對人類幾乎無興趣，他唯思考黨、群眾、國家。。。」[5]

1893年列寧移居聖彼得堡，表面上執業律師，實際上從事職業革命，經與一群年青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交往，勸他放棄人民意志黨，成為社會民主黨。

1902年列寧在《怎麼辦？》中提出：工人若任由其自已無法革命，只會導向資本主義，除非由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黨領導，該黨必須有高度組織紀律且職業化。由於工人必須養家糊口，不可能專職革命，故領導革命的重擔就落到了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身上。因而共產黨實質上是以工人的名義而無其授權。據此理論，列寧試圖將1903年成立的社會民主黨改造成高度集權，上級指令，下級必須無條件執行，社會民主黨反對，故列寧在黨內吸引一批追隨者，組建自已的派別。只到1912年，兩派名義上屬同黨，但在1906年始分為布黨和孟黨。

1907年布黨僅46100人，孟黨有38200人；總人口卻達一億五千萬人，約有200萬工人。但到1910年，按托洛斯基估計，兩派僅剩下不到10000人。布黨主要是俄羅斯人，孟黨主要是喬治亞和猶太人及非俄羅斯少數民族人。1907年第五屆代表大會，783%布黨是俄羅斯人，而孟黨僅34%是俄羅斯人。兩派知識分子均占絕大多數。

俄國社會民主黨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視農民為小資產階級和反動階級，列寧反對民族主義而主張同化主義。但他否決解決民族問題諸聯邦或文化自治。他的民族政策是全部或零。要麼同化成俄羅斯，要麼分離成獨立國。他對於農民獲得土地，民族自治僅是當作權宜之計。

布黨由於是專業的，故需要大量金錢，一是資助，富人，律師，工程師，醫師，銀行家及政府官員；其二是搶劫銀行。1907年在提夫里斯布黨搶劫銀行125000盧布，在外國競換本票時，被偵破，致使不少布黨劫匪被捕，包括後來的外交部長馬克新利維諾夫。有一次布黨連威脅帶誘騙將一個同情馬克思主義的富翁擬資助社會主義革命黨的10萬盧布硬搶到手。108馬托夫指證：此種犯罪使得布黨能夠支付其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組織每月1000至5000盧布。而合法的社會主義革命黨每月的經費不超過100盧布。第三，德國政府的的資助。列寧用此基金支付工資和出版布黨報紙。

秘密警察與革命者既鬥爭又合作。秘密警察滲透入所有的革命黨。列寧則戴著手套與秘密警察交易。秘密警察熱衷於促進分裂內部樹立山頭。除了收集情報組織活動外，主要職責在於促使反對派內部關係惡化，主要人物之間相互衝突。警方利用列寧對孟什維克的敵意，加劇兩方的緊張，從而減輕其危險性。為此目的，線人（Roman Malinovskii）打入布黨，成為黨在杜馬的主要發言人。警方予之資金讓他發行列寧的星火日報。並選任了一個線人任編輯。列寧憤怒地否決孟什維克與社會主義革命黨人揭露羅曼是警方線人，甚至當其真相暴露后[6]。110

1913年1月，在巴爾幹危機期間，列寧致函高爾基：「奧俄開戰將極有利於東歐革命，但是（Franz Joseph）和尼古拉二世不太可能予我們此種驚喜。」在一戰爆發時，列寧還給他的情婦（Inessa Armand）郵了一封賀卡稱：「我的親愛的最親密的朋友，致意俄國革命啟動」！因為列寧期望戰爭使工人農民士兵反叛，變國際戰爭為內戰，他好從中得利。

列寧在波屬奧地利之（Cracow）期間，與奧地利政府聯繫，換取財金津貼，支持俄之烏拉爾獨立，奧地利將作為削北俄國的國策促動。待敵對暴發時，他移居中立的瑞士，並在那裡呆了兩年半，他準備了一份聲明，煽動德奧擊敗惡的俄國。他是唯一的一個著名歐洲知識分子號召擊敗自已祖國的人。由於列寧公開希望俄國戰敗，引起德國關注。一個德國與俄國關係專家（Alexander Helphand-Parvus）於1915年5月與列寧接觸。 在瑞士，但當時列寧拒絕他。不過，他同意另一德國將間諜，換取財金資助。這些行為構成最嚴重的叛國罪。列寧至死一直保守這些機密。直到德奧檔案解密后才披露。[7]

戰爭期間，列寧與克魯斯卡婭經受了一系列考驗，一段貧困與世隔絕的時光，住在邊境貧民區，與妓女和罪犯同餐，被先前不少追隨者拋棄，因認為列寧是個危險的瘋子，唯一使列寧欣慰的是與情婦伊內莎，一個音樂藝術家的千金和商人之妻，她1910年在巴黎遇見列寧，很快便成為其情婦，並在克魯斯卡婭的容忍下，她似乎是列寧一生中唯一親密的人。

列寧其實對革命的到來並無信心。1917年1月9日至22日，在蘇黎世對年青社會主義者交談時預測，歐洲無法拒絕動蕩的同時，「我們這些老傢伙恐怕無法活著見到革命決戰」。7周后，沙皇政權跨台。[8]

雖然習慣上稱1917年俄國兩場革命，二月和十月，唯有二月革命才名符其實。1917年2月俄國經歷了一場真正的革命，騷亂導致沙皇政權跨台，別然既無準備，也未料到，而是自發和突發的。臨時政府立即得到了全球各國的承認。1917年10月推翻臨時政府，不是自發而是精心陰謀，並由高度組織的陰謀導致。隨後用了三年內戰鎮壓國內普遍的反抗。十月是典型的政變，由一小撮幫派奪取政權。十月政變分兩個階段，列寧指揮街頭示威抗議，拖跨政府，這一策略失敗后，列寧逃至芬蘭，9月以後，由托洛斯基領導。

1917年3月6日/19日，列寧電報彼得勒格布黨；「我們的策略：完全不信任，不支持新政府。我們尤其懷疑克倫斯基。武裝無產階級才能提供唯一的保證。立即選舉彼得格勒市杜馬，不與其他黨摻和」。

此時臨時政府剛執政一周，幾乎尚未發表政綱，而布黨被秘密警察消滅了許多；在工人中的支持者遠少於孟黨和社會主義革命黨。但布黨組織最嚴密完好。3月2日彼得格勒市黨委剛從獄中釋放，三天後，才開始發行第一期星火日報（戰爭爆發后被關閉）。

德國對俄國要人有其自身的考量：1916年秋，（Kaiser Wilhelm）沉思道：「從最嚴格的軍事意義上，單獨與同盟交戰國締和約至關重要，以便我們全力對付其餘。。。據此，我們應努力促成俄國內鬥爭，令其與我方訂立和約」。[9]

這意味著德國將利用親德反戰的左派激進者，而列寧無疑是領導人。打列寧牌的是（Parvus）他1917年以進出口公司掩護情報員身份，在中立國丹麥，他聘任了一個列寧信任的（Pole Jacob Furstenberg Granetskii）任駐斯德哥爾摩代理。他集注于列寧，描述他為遠比克倫斯基瘋狂。他極了解俄國政治並富於遠見，預計列寧一旦回俄國，將推翻臨時政府撐權並締和約。他知道列寧渴望權力，相信他會交易經德赴瑞典回俄國。在（Parvus）影響下，德國大使電告柏林：「我們須無條件尋求製造俄國最大可能的混亂。。。儘力挑撥中庸與激進派之間，激進派撐權對我們利益最大。既然革命對他們不可避免，必然攪亂俄國的穩定。」

於是德國政府授權其駐瑞士使館，與列寧談安排回俄國通行事宜。為避通敵這嫌，安排與德國關押于俄的公民交換，於是列寧等人享受特檢免驗護照。

1917年3月27日下午3點20分至4月9日，32名俄國移民包托列寧、克魯斯卡婭、伊內莎、季諾維也夫從瑞士至德國，抵達波羅的海後轉船前往瑞典。在斯德哥爾摩由（Parvus）接站。他求見列寧，但列寧拒見。而讓（Karl Radek）(奧地利公民)見他以避開通敵之嫌。卡爾與帕爾瓦斯談定了德國資助布黨的具體事項。4月3日抵達彼得格勒。列寧發表演講言及資產階級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無需等待經年累月，只需數周。令所有的人震驚。隨後，列寧宣讀他的四月提綱；絕大多數聽眾認為其完全脫離現實，如果不屬瘋狂的話。列寧主張撤出戰爭，立即轉向第二階段革命，不與臨時政府任何合作，全部權力轉歸蘇維埃；解散軍隊改為民兵；沒收所有地主財產，全部土地國有化；將俄國金融機構合併成單一的全俄銀行，受蘇維埃控制，蘇維埃控制生產與分配，創設新國際。

德國非常高興，1917年4月4日17時，德國駐斯德哥爾摩代理電報柏林：「列寧成功進入俄國，他正在按我們期望的工作」。[10]

列寧是個守口如瓶的人，對待政治猶如戰場。對一般戰略目標他公開化，但對策略他一點不露。列寧對他的敵人的弱點非常敏銳。他知道自由派和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猶如「食草老虎」，恐懼暴力和責任的革命者。列寧曾仔細研究克勞維茨之《戰爭論》。並將戰爭策略適用於政治，即不僅擊潰，而且消滅對手，剝奪其武器，解除其所有。若拒降則肉體消滅。

指導列寧的原則乃是馬克思於1871年相當偶然宣布的教條：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是：接收而非消滅既存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機構體制。未來革命應當：不是迄今移交官僚軍事機器，而是毀滅它。

二月革命的經驗使列寧以為可以通過街頭抗議，象推翻沙皇一樣推翻臨時政府。列寧研究法國社會學家（Gustave Le Bon Crowd Pschology）的大眾心理學。分析了人類大眾行為及操控方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均從該書獲得指導）。

回俄國三個月，列寧策動了數次騷亂，旨在顛覆政府，1917年7月最後一次，幾乎毀滅布黨本身。僅是因政府猶疑不決，放過了布黨一命。後來托洛斯基充分利用了政府此項弱點。

首先，半心半意布黨於四月間賭權力。蘇維埃想打贏戰爭取得勝利，而非不割讓不賠償的和平；外長（Miliukov）則想實現1915年盟國因怕俄國退出戰爭而答應的割占土耳其海峽和康斯坦，結果引發年青激進軍官發動的街頭抗議。布黨趁機混入其中提出政府辭職，權力歸蘇維埃口號。彼得格勒軍區總司令（Lavr Kornilov）要求國會批准鎮壓騷亂被拒。

列寧從四月經驗得出結論，布黨的策略革命性不足。5月初，6名社會主義蘇維埃代表參加政府擔任部長。（Lvov）任首相，克倫斯基任戰爭部長。

1917年5月和6月，布黨位居社會主義黨第三位，在6月初第一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黨佔105席，社會主義革命黨佔285席，孟什維克黨佔248席。在第一屆農民大會上，社會主義革命黨占絕大多數，而布黨僅佔20席。布黨與社會主義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不同，可攻擊他們虛偽，不敢實際行動；布黨以全球性革命為已任，而不考慮俄國具體情況；俄國革命僅是世界革命的一個過渡，故能承諾任何團體他們想要的東西，而一旦撐權，布黨立即否定一切承諾，以中央集權方式重建國家。

俄國工人建立縱向和橫向工會，奉行辛迪加主義，列寧此時支持之，使布黨因此贏得眾多工人支持。5月底第一屆彼得格勒工人代表大會，布黨佔2/3代表。即便如此，布黨在工人中仍人數極少：直到政變前夕，僅5.3%的俄國產業工人系布黨黨員。[11] 後來，1920年在共產黨內的辛迪加給列寧帶來很大麻煩，迫使他清洗之以擺脫自已。

列寧組建了一支不受蘇維埃控制的紅衛隊，同時在軍中大力進行反戰宣傳，前線和城市軍管，以期剝奪政府的軍人支持。列寧的行為引起人們懷疑他是德國的代理人。「想想誰要戰爭？為何而戰？資產階級！」

數十萬份免費報紙發放，經費皆源於德國。德國外交部長（Richard Von Kuhlmann）1917年12月3日總結了他的國家對布黨的貢獻：「。。。在俄國的顛覆活動，促使其分裂，通過各種渠用不同的方式資助布黨，向布黨提供穩定的資金，使其能建立主要機構星火日報，進行有效的宣傳，並助其擴大黨的基礎。」[12]

一位德國社會主義者與戰後魏碼政府關係密切，估計德國給布黨超過5000萬金馬克，相當於600萬至1000萬美元，當年可購買9到10噸黃金。通過德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Kurt Riezler）支付給列寧的助理（Furstenberg-Ganetskii）（Parvus）的僱員，再由他轉匯至彼得格勒各不同的公司，包括一家由布黨中央委員會經營的製藥公司，臨時政府從法國間諜處獲悉此信息，並進行了追查，以備用，但未及摧毀之。

士兵厭戰情緒相當重，喪失了鬥志，蘇維埃繼續促他們戰鬥令他們不滿。而布黨利用此種厭戰情緒，6月10日發動群眾全副武裝抗議，以令政府難堪，或伺機推翻政府。6月16日，俄軍望著德軍服者而逃，軍心煥散。俄軍戰死130萬人，但被敵軍俘虜者高達390萬人，比西方士兵被俘者高出12至13倍。極大損害了克倫斯基和臨時政府的聲譽。七月騷亂因政府派譴彼得格勒駐軍前往前線引起。該命令違反了四個月前與蘇維埃的約定，激怒了軍人，布黨趁機煽動兵變，發動宣傳攻勢必。

6月29日當局勢變緊時，列寧突然消聲匿跡。他逃至芬蘭。表面理由是極度疲勞需要休息。更可能的理由是列寧從向布黨中央提供的情報知悉政府已撐握其通敵資敵的證據擬起訴之。7月1日逮捕28名布黨著名成員包括列寧的命令簽發。

布黨集注于重機槍軍團，於7月3日決定上街，事先向各其他駐軍求助，被拒。當晚布黨中央軍委命令策動兵變起義。列寧被控叛國和組織武裝叛亂罪。季諾維也夫陪同列寧先躲在彼得格勒近郊，后再逃至芬蘭。他的大多數布黨同仁皆被捕。但因蘇維埃反對政府未啟動起訴程序。七月事件后，首相Lvov辭職，克倫斯基接任首相，他任命Kornilov擔任軍隊總司令，下令解除參与兵變部隊的武裝，禁止布黨日報星火和其他黨刊在前線散發但克倫斯基害怕右翼君主政變遠盛于布黨政變企圖。

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中起了主角作用；僅是個煽動者未被邀請參加組織問題。他知識淵博雄辯，口才文章皆佳，長於煽動群眾。但他在黨內不夠有名，一則因他入黨較遲，二因他過於傲慢。

俄國革命悲劇是因為克倫斯基內心在作為國家首腦明知軍隊支持對於無政府邊沿和德軍大軍壓境之際的重要性，與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知識分子擔憂軍隊有可能產生反革命的拿破倫之間的鬥爭。克倫斯基私下告訴作者當時他深受法國革命經驗的影響。

科爾尼洛夫將軍是西柏利亞哥薩克之子，因勇敢和激勵軍隊的能力，升職神速，他對政治幾無興趣，是個鐵杆愛國者。克倫斯基於七月政變后提升他任總司令，旨在期望他能重振軍威軍紀。科爾尼洛夫接受該職但提了幾項條件：恢復軍隊戰鬥力，他要求取消極有害的第一號令：削減軍委的權力，並授權軍官恢復軍紀的權力。他要求恢復對前線和後方兵變者的死刑。俄國國防工業應適應戰爭需要更有效。

這些條件激怒了克倫斯基，幾乎使他撤回對他的任命。助手勸服了他，但衝突的種子業已種下。克倫斯基的副手（Boris Savinkov）對兩者非常熟悉說：科爾尼洛夫將軍「熱愛自由。。。但俄國第一，自由第二；而克倫斯基。。。自由和革命第一，俄國第二」。這些不同的優先順序無法調和。

協商了兩個星期，在保證滿足他的大部分要求后，科爾尼洛夫於7月24日上任，事實上，克倫斯基既無法也不願履行他對科爾尼洛夫的承諾。他無法是因他得依賴蘇維埃，而蘇維埃譴責他為早斯的軍事專制者；他不願是因為很快他便認為科爾尼洛夫是他危險的對手。

8月3日科爾尼洛夫要求允許會見內閣成員，正當他在介紹戰局概況時，克倫斯基和他的副手均要他小心，使他認為內閣中有內奸，這動搖了科爾尼洛夫對政府的信心。

自由派和保守派政治家開始視科爾尼洛夫為國家的救星，8月14日科爾尼洛夫抵莫斯科，出席國會大會（克倫斯基反對）受到萬眾歡呼。克倫斯基更感威脅，而非社會主義報紙對政府的批評，進一步強化了他的判斷。8月中旬，法國情報稱布黨將於九月策動政變，德國配合進攻彼得格勒；但該情報證實為誤報后，克倫斯基卻利用它來毀譽科爾尼洛夫。他派助手Savinkov前往科爾尼洛夫總部，要求其派第二騎兵團前往彼得格勒。旨在對彼得格勒實行軍管，保護政府免受任何人，尤其是布黨的攻擊。依外國情報，他們正準備與德軍聯手登陸芬蘭。

被克倫斯基開除的Lvov於8月22日拜訪克倫斯基，宣稱他代表一個有影響力的黨，相信政府需要由有軍方背景的人物加強。克倫斯基立即宣布結束會見，並將此事忘了。然而，Lvov前往（Mogiler）見科爾尼洛夫，稱自已代表首相徵詢科爾尼洛夫的意見：如何加強政府。由於疏忽科爾尼洛夫既未要求Lvov出示證明，也未確認他代表首相的授權。Lvov請科爾尼洛夫對三項可供選擇的決擇：一，克倫斯基確保獨裁權力；二，科爾尼洛夫作為專制獨裁機構成員之一；三，科爾尼洛夫成為獨裁者。並解釋克倫斯基有意授予他專制權力。科爾尼洛夫答覆他選擇第三種。

他說他不貪圖權力，願意為任何合法政府服務；但是他不會拒絕最高權力，如果授予他的話。他接著說，考慮到布黨政變的危險性，克倫斯基和Savinkov應慎重考慮來（Mogiler）避難。

Lvov於8月26日早上6點趕回彼得格勒，這時他裝作總司令的代理人，未告訴克倫斯基他向科爾尼洛夫提供了那些選擇，直接告訴克倫斯基科爾尼洛夫選擇獨裁。克倫斯基早就懷疑科爾尼洛夫。要Lvov將總司令的要求寫下來。Lvov寫道：科爾尼洛夫將軍建議：

1．彼得格勒實行軍管；

2．所有的軍事和民事權力均由總司令撐控；

3．所有的部長，首相變不例外，全部辭職，臨時政府執政權移交給部長代理直至總司令組建新內閣。

這一最後通諜實際上是由Lvov和他的朋友們，認為唯有軍事專政才能拯救俄國，故想用此方法。克倫斯基此時更加懷疑科爾尼洛夫，當晚他用電報與科爾尼洛夫聯繫，克倫斯基提及Lvov之最後通諜，請科爾尼洛夫確認。科爾尼洛夫認為該信息提及他要求克倫斯基和Savinkov來Mogilev避難之事，故確認之。而克倫斯基誤以為科爾尼洛夫確認他要獨裁權力，或許克倫斯基疲勞過度以致無法清晰思考，但亦可能他巴不得作此種解讀。

基於此種拙劣的證據，克倫斯基決定撤銷科爾尼洛夫總司令之職。不顧Savinkov建議再作一次勾通以澄清真相以避免此悲劇性誤解。克倫斯基要求內閣授予他專制權力以粉碎反革命軍事政變。凌晨克倫斯基通知科爾尼洛夫，已解除其總司令職，並令其前往彼得格勒報告。

科爾尼洛夫忽視克倫斯基的誤解，繼續安排幫助政府粉碎布黨政變。下午2點40分，他電報Savinkov騎兵團正在集結，將於8月28日前往彼得格勒，請求將彼得格勒軍管。8月27日早上7點收到克倫斯基解職電報，令總司令陷於困惑。剛開始他以為該電是偽造的，隨後科爾尼洛夫以為克倫斯基已落入布黨之手故違心而為。因此科爾尼洛夫拒絕執行命令，直到有機會面釋。當日Savinkov與科爾尼洛夫聯繫，首次了解到Lvov介入。但克倫斯基拒絕撤銷其命令，他已決定向媒體公開，指控科爾尼洛夫叛國。克倫斯基的指控令科爾尼洛夫怒不可扼，因為這觸及他最敏感的神經：愛國主義。讀到該指控，他不再認為克倫斯基是布黨的階下囚，而是鄙的陰謀，旨在毀譽他與軍隊。他向軍隊發送信息稱：克倫斯基是個十足的騙子，他號召俄國人民站在他一邊拯救俄國，誓言擊退德國，要求召開憲政議會。最後他確實兵變反叛，但僅是在被指控反叛之後。

正當騎兵團前往彼得格勒途中，克倫斯基發出另一聲明告訴大眾，科爾尼洛夫叛亂將前線部隊調來打首都。但他給Alexander Krynvov將軍電稱：城市很平靜，並沒有政變危險，因此他必須停止進軍。他請Krynvov將軍前來訪他並保證其安全。當Krynvov將軍現身時，克倫斯基卻令他前往軍事法庭報到。Krynvov將軍則到他的一個朋友家用手槍自殺了事。

是否有個所謂科爾尼洛夫陰謀呢？幾乎肯定沒有。但有相當證據表明確有個克倫斯基陰謀，毀譽總司令，擴大想象的但被廣為接受的反革命政變，鎮壓之將使首相處於無可爭議的沒有對手的地位。

1917年10月政府設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1918年6月（此時政權已易色）作出報告確認：指控總司令科爾尼洛夫叛亂沒有依據，並指責克倫斯基缺乏勇氣承認犯了嚴重錯誤。如果克倫斯基確認為了加強自已的權力而與科爾尼洛夫決裂，他不僅未達到目的，反而相反。克倫斯基與科爾尼洛夫的衝突，使他與自由和保守派皆疏遠，而未鞏固他在社會主義者陣營的地位。主要受益者是布爾什維克黨。布黨一直克意宣傳面臨反革命武裝政變。8月，政府迫於Ispoliom的壓力，開始釋放因七月武裝政變而被捕的布爾什維克黨成員。九月市政選舉中，布黨突飛猛進，莫斯科布黨獲得49.5%席位，同時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則自6月以來一直持有71.1%突降為18.9%。不僅如此，為阻止假想的科爾尼洛夫進攻，克倫斯基請求布黨援助，發放了40000枝槍給工人，很大一部分落到布黨紅衛隊手中。

更重要的是，科爾尼洛夫事件，導致克倫斯基與軍方的分裂。因為雖然軍官團總是忠於政府，對克倫斯基的呼籲感到困惑，並非在背後支持科爾尼洛夫，他們卻視克倫斯基對待他們受歡迎的總司令，逮捕許多著名的將軍，指控他們與科爾尼洛夫陰謀叛亂，及他的向左轉。後來十月下旬，當他呼籲軍方幫助他從布黨手中拯救他的政府時，軍方几乎無人響應。

與此同時，列寧躲在農村，緊張地重新設計世界。剛開始列寧認為他和他的黨全完了，即便如此，他的失敗可為將來的革命提供教訓。因此，他致力於寫《國家與革命》，基於馬克思之成功的革命必須粉碎既存的官僚和軍事機器（舊政體）這是過渡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一旦完成此任務，政府將消亡。「在社會主義下，所有一切將顛倒統治，且迅速變成習慣於無人統治。」處理未來經濟，列寧保守得多。

科爾尼洛夫事件給了列寧新希望。他認識到克倫斯基與軍方分裂是多麼致命的錯誤，以極興備和吃驚的觀察，首相居然恢復並武裝他的追隨者。工人和士兵正在偏離蘇維埃，孟什維克與社會主義革命黨的主要支持者基地。

到九月中旬，布黨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工人均獲多數。托洛斯基保釋出獄，成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並迅速使之發展成控制全國蘇維埃的機構。不理采Ignoring他創立了一個平行假蘇維埃組織，代表布黨占絕大多數的蘇維埃。

在科爾尼洛夫事件創設的更佳政治環境下，及在蘇維埃中取得的成功，布黨重新討論另一次政變。七月政變慘敗記憶猶新，卡門內夫和季諾維也夫堅決反對另一次冒險。理由是布黨正在恢復力量，但他們仍是極少數：即使奪取了政權，也會在資產階級與農民反革命聯手下很快被擊潰。主張待第二屆蘇維埃大會通過合法手段獲取權力。

9月12日和14日列寧從芬蘭給中委兩函：「布黨必須奪權」。「布黨可以且必須奪權，不僅能奪權且能保住政權」。通過承諾：立即和平，鼓勵農民佔取私有土地，列寧保證：「布黨可以建立一個無人能推翻的政權」。「在莫斯科與彼得格勒舉行武裝起義奪權，推翻政府，我們必須考慮如何煽動這麼干，而不在文字上顯示我們自已。」

托洛斯基證實，當時蘇共中央委員無一人贊同立即起義。斯大林建議將列寧的信發給布黨各主要組織者，看他們的反映。列寧急不可待生怕時不再來，千載難逢的良機稍縱即逝。9月19日他發出第三封信：「時機已成熟」。「放過此時機，等待蘇維埃大會純屬白痴或純屬背叛。」「必須迅速與決絕行動，同時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波羅的海起義；意外進軍莫斯科可令政府灘瘓」。「我們將以小於7月的損失換取勝利的機會，因為軍隊不會進攻主張和平的政府。」

列寧的緊迫感是由於他擔憂被憲政議會搶先。拖延了一些時日後，8月9日政府最終確定於11月12日舉行大選，11月28日舉行宣誓就職儀式。議會民主選舉，農民占很大份額，而社會主義革命黨在農民中佔主導地位。布黨唯一可能獲勝的僅是城市地區蘇維埃。在政府已宣布將舉行民主選舉后，布黨已不再能盜用『人民』的名義行事。一旦他們撐權，他們將控制局面。因此，政變不得不在11月12日大選之前進行，否則布黨將不再是面對資產階級政府，而是全民選舉產生的社會主義革命黨政府。

雖然列寧主張立即政變，他不得不向他的同志們讓步。他們主張以蘇維埃的名義舉行政變。由於真實選舉產生的全國蘇維埃大會幾乎肯定將使布黨成為少數派。托洛斯基與他的助手於是組建了一個主要由布黨撐控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創立了一個以假亂真的「北部地區委員會」，由11名布黨和6名由社會主義革命黨中分裂出來的與布黨臨時合作的社會主義革命黨人組成，該委員會自我授予Ispolkom的權力，邀請蘇維埃和軍事委員會派代表參加大會。蘇維埃和軍委在布黨顯然占多數的大會，佔2倍和

蘇聯共產革命簡史 第五章： 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下）

雖然列寧主張立即政變， 他不得不向他的同志們讓步。 他們主張以蘇維埃的名義舉行政變。 由於真實選舉產生的全國蘇維埃大會幾乎肯定將使布黨成為少數派。托洛斯基與他的助手於是組建了一個主要由布黨撐控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創立了一個以假亂真的「北部地區委員會」，由11名布黨和6名由社會主義革命黨中分裂出來的與布黨臨時合作的社會主義革命黨人組成，該委員會自我授予Ispolkom的權力，邀請蘇維埃和軍事委員會派代表參加大會。蘇維埃和軍委在布黨顯然占多數的大會，佔2倍和3倍。

Ispolkom對此強烈譴責：「任何其他委員會無權自我取得屬本大會的發起權。此權嚴重違反全國蘇維埃和由隨機抽檢組成的代表蘇維埃確立的所有的規則。」

但是最後I中的社會主義者們，儘管反對布黨卻向其讓步。9月26日Ispolkom同意於10月20日召開第二屆大會，議程限於討論國家的國內局勢，準備憲政議會，選舉新的Ispllkom。后將大會日期推遲到10月25日，給各省代表時間抵達首都。這是令人震驚也是致命的投降。雖然明知布黨內心想幹什麼。Ispolkom仍給他們想要的：一個精心挑選的團體，任其選擇追隨者和同盟，使政變合法化。

聚集的親布黨的蘇維埃，偽裝成第二屆蘇維埃大會，在列寧堅持下，由布黨軍事委員會組織令人震驚的部隊在大會開會之前舉行布黨武裝政變。他們的任務是佔領首都戰略要地，並宣布政府已被推翻。為此目的，布黨意圖使用的機構乃是由彼得格勒蘇維埃於十月初匆忙創立的軍事革命委員會，旨在防衛城市抵抗預期的德國進攻。

加速促成事件是一支德國艦隊在里加灣活動。10月初業已佔領三個戰略島嶼，對彼得格勒構成直接威脅。Staff將軍建議將首都遷至莫斯科，Ispolkom譴責該建議，旨在期望政府向首都革命投降。10月9日，孟什維克代表建議設立一個保衛革命委員會，負責制定保衛城市方案；布黨初時反對該建議，因它會強化政府；但迅速轉變態度，因意識到此委員會別無選擇，將依賴他們的軍事組織，唯一不受政府控制的軍事力量。這將使他們能用蘇維埃名義並在其保護下，發動計劃中的政變。10月9日，布黨推動蘇維埃批准孟什維克的建議，該軍事革命委員會以防德國入侵和防止國內反革命，該組織成為布黨的軍事組織。

很可能蘇維埃批准該委員會，促使猶豫不決的布黨採取行動。10月10日至11日，夜布黨中央召開秘密會議作出決定。12人出席，列寧單獨一人，想獨立於蘇維埃大會立即奪權；卡門內夫和季諾維也夫與另外三人，主張推遲到更有利的機會再舉行起義；其餘五人同意托洛斯基起義時機業已成熟，但是應當以蘇維埃大會的名義舉行起義。妥協決議：起義于蘇維埃大會召開日子夜舉行，事變后應要求大會批准之。

卡門內夫不同意該決議，故隨後辭去中央委員之職；在接受一家孟什維克報紙採訪時他說他和季諾維也夫堅定地爭論反對黨在未來發起任何武裝起義。列寧讀到該採訪后，要求立即開除這兩個「破壞罷工者」「我們不能告訴資本家真相，中央委員會未按列寧的要求行事，但列寧從未真正寬恕卡門內夫和季諾維也夫在關健時刻的膽怯。

蘇共中央委員會的計謀是挑釁刺激政府採取報復措施，使之能夠假捍衛革命為由發動政變。托洛斯基承認這確實是他們的計劃。

為布黨的放肆震驚，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均反對另一次布黨冒險。但他們未關注肯定其會遇到七月暴動一樣的慘敗。托洛斯基在該最緊張的日子里到處與神經作戰，時而承認，時爾否認，起義則在暗中準備，他不時演說交織著承諾與威脅，時而讚美，時而荒謬絕倫。

政變前夜在彼得格勒對相關力量有項調查表明關健要素取決於駐軍的態度，在首都及周邊地區共有24萬駐軍，僅有不到10000名支持布黨。其餘皆宣稱對即將來臨的政變持中立。但列寧的判斷基本正確。布黨有10000名堅決支持者，而政府的支持者則更少。

軍事革命委員會第一步宣稱代表蘇維埃控制駐軍。這在10月21-22日完成：這是第一步也是最決定性的決定政變結局的步驟。軍事革命委員會派了200名委員到各軍事單位，絕大多數是參加過七月武裝政變的下級軍官，最近剛從監獄假釋。接著軍委召開了一個區域軍委會議。托洛斯基說反革命威脅並敦促駐軍支持蘇維埃和其機構，軍事革命委員會，在他的要求下，會議通過了一項聽起來無害的決議，號召加強前後方的聯繫。

持該會議決議，軍事革命委員會一個代表團前往駐軍司令部，其發言人，一名布黨軍官建議彼得格勒軍區司令，下令任何命令，必須由軍事革命委員會副簽才能生效。軍隊當然顯無此種決定，代表團是按布黨軍事組織的指令行事。在司令威脅逮捕代表團后，代表們回到布黨起義指揮部（）。緊爭召開了一個會議，通過了一項布黨的決議，由於拒絕駐軍會議決定，駐軍已將自已變成反革命的武器。沒有軍事革命委員會副署，駐軍不必服從其命令。這是托洛斯基與斯大林的欺詐。布黨軍事組織躲在軍事革命委員會身後，這些措施是起義的開始。

政府方面卻仍然臨時應付，僅關閉了一些布黨報紙，但未逮捕軍事革命委員會成員。克倫斯基有所顧忌，因為部長會議傾向於通過協商解決危機。當代有人認為首相事實上希望布黨行動以便給他機會，徹底粉碎他們。他也未積極與軍方聯繫，擔憂引起右派反革命。軍方鎮壓七月布黨暴亂的熱情曾嚇壞他。因此，政府未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動員忠誠政府的軍隊，包括15000名正在首都渡假的軍官。安全防衛極鬆懈，無人守衛軍部首腦機關。任何人均得隨意進入政府神經中樞而無需出示身份證明。

當軍部按政府命令半心半意採取了一些防範措施時，布黨採取了最後一步行動。10月24日凌晨，軍隊士官生在戰略要地換防。三個支隊前往冬宮，克倫斯基和內閣會議所在地，還有140名志願婦女敢死團，一些哥薩克，一個自行車隊，由一名假腿軍官指揮的40名殘疾軍人。涅瓦河上的弔橋提起阻止親布黨的士兵和工人進入市中心，命令逮捕布黨委員。

這些措施製造了危機芬圍，大街在下午兩點三十分已空無一人，機關關門，人們匆忙回家。

列寧於10月24日夜，當起義已按步就班進展順利時，他仍寫了另一信給中央委員會：「拖延起義就是死亡，千金一發」。「等待不確定的投票（蘇維埃大會）或拘泥於形式將是毀滅。人民有權也有義務以武力而非以投票解決此問題。」[1]

10月24-25日夜，布黨各分隊統一行動，各戰略要地全部經由糾察隊，令士兵主動繳械。因此在黑夜的掩護下，軍事革命委員會分別一個個佔領火車站、郵局、電話電報局、銀行、橋樑。未遇到抵抗，也未交火。布黨以最漫不經心的隨意方式奪取軍委總部。「他們走進軍委總部，然後坐下，而原來坐著的人們站起來，隨後離開，於是軍委總部便易手了。」

克倫斯基與他的部長們被隔絕於冬宮，試圖電話安全部隊派兵救援，但沒有人前往。上午九點克倫斯基裝伴成一名S軍官，他溜出冬宮，鑽進一輛從美國使館借來的小車離開前往前線。此時冬宮成為唯一留在政府手中的建築。列寧堅持要在第二屆蘇維埃大會之前奪取冬宮，但是布黨的力量經數月準備，證明遠不足以完成任務。他們沒有人願意勇敢地開火，他們的45000名紅衛隊和10000名宣稱的駐軍支持者無處可尋，黎明時分，發動了一場半心半意的進攻，但在第一聲槍響后，進攻者便蒼皇撤退。

9點正，列寧前往布黨指揮部以軍事革命委員會名義起草了一份公告：

「俄國公民們！臨時政府業已被廢黜，政府權力已移交給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組織，軍事革命委員會是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駐軍的領導機構。人民一直在奮鬥的目標，立即提供和平，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工人控制生產，創建蘇維埃政府，這一任務業已確實。革命的工人士兵和農民萬歲！」[2]

它宣布俄國主權由一個布黨中央委員會獨裁機構行使。而彼得格勒蘇維埃建立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目的在於保衛彼得格勒抵抗德國入侵，而非推翻臨時政府。第二屆蘇維埃大會，尚無任何代表，甚至還未召開，布黨卻以其名義行事。由於政變是未經批准認可的，實際上沒有實施暴力，彼得格勒居民沒有理由認真對待之，或將其放在心上。10月25日，彼得格勒的生活恢復正常，機關和商店照常運行。工廠工人復工，娛樂場所擠滿了人。除了少數人之外，無人知道發生了什麼？

在前線克倫斯基說服第三騎兵團，即兩個月前按科爾尼洛夫命令前往彼得格勒保護政府卻被他指控為試圖將他趕出官府的同一支軍隊；但是軍隊在抵達彼得格勒前停了下來，並拒絕繼續前進。幾天後，他們與Kronshtadt水兵打了一場雜亂無章的戰鬥，並被迫後退。列寧宣布廢黜的內閣正坐在冬宮等侯援軍。布黨率領5000名水兵收繳政府方無心戰鬥的最後一支要塞守軍的武器。列寧不想召開蘇維埃大會，直到部長們皆被逮捕之前。因此，代表們急得團團轉。上午6點30分，軍事革命委員會向部長們發出最後通諜，要麼投降要麼將面臨軍艦炮擊。部長們等待克倫斯基的援軍故不予理采，他們聊天，在電話中與朋友們交談，午睡和衣而眠。上午9點巡洋艦Aurora開炮，但由於艦上沒有彈藥，它僅發射了一枚空炮和啞炮。保證了一座著名的宮殿在十月神秘中完好無損。2小時后，Peker和Paul要塞開炮，但它們的目標偏差太大，30至35枚炮彈，僅兩枚輕微擦傷冬宮。冬宮的保衛者由於援軍遲遲不來，而沮喪，並開始逃亡。當親布黨軍人不再遇抵抗后，他們從面對涅瓦河的窗戶進入冬宮並打開大門，隨後他們大肆搶劫和破壞。守衛最後一道關的士官，雖然願意戰鬥，但是部長們不願意血腥命令他們投降。下午2點10分，內閣部長們被捕，被押往Peker和Paul要塞。

此前，布黨無法再拖延，在議會宮召開了蘇維埃代表大會。650名代表出席，338名布黨，98名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這兩個聯盟控制了2/3席位，代表了他們有權代表的兩倍，決定三周后舉行憲政議會選舉。剛開始幾小時，花在雜亂無章的爭吵上。等到冬宮陷落的消息傳來后，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譴責布黨政變，並要求其立即與臨時政府談判。托洛斯基否決這些反對意見，稱他們為破產者，只適宜扔進歷史的垃圾箱。

3點10分，大會主持卡門內夫宣布政府部長們已被逮捕。6點，他宣布休會。10點40分大會繼續，列寧到場，承諾和平和土地，以期贏得士兵和農民的支持。

和平法令並非立法令，而是呼籲交戰各方停火，協商談判訂立不割讓無賠償協議。保證每個人的自由權利。所有土地財產，除了由農民種者外，全部沒收不予補償。

隨即組建了新的臨時政府--人民委員會，直至憲政議會召開。列寧任主席，Rykov內務部長，托洛斯基外交部長，斯大林民族事務主席。舊的Ispolkom解散，由一個101名成員，其中62名布黨，29名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卡門內夫任主席的機構取而代之。

列寧保證所有其決定將由憲政議會批准、拒絕或修正，並將舉行前政府所定的11月12日選舉，國會暫停。

莫斯科奪權遠為艱難，親政府的力量主要由士官和軍校學生組成，佔據克里姆林宮，但公共安全委員會主席插手與布黨談判，挽救了布黨幾乎肯定是失敗的命運，三天停火后，軍事革命委員會重新組織力量於10月30日夜攻擊，11月2日政府下令其軍隊放下武器。

在農村，除了大規模沒收土地之外，十月革命幾乎沒有影響。

用蘇維埃名義和代表其發動武裝政變的策略，幾乎所有的人皆上當受騙。自二月以來，雙重權力安排，蘇維埃撐權，人們以為一切照舊，而新政府亦稱做臨時政府，進一步迷惑了人們。10月25日列寧起草的公告廢黜克倫斯基內閣，列寧寫道：「社會主義萬歲！「但經思考，他又劃去。一個月後盧布與美元匯價掉了一半。但彼得格勒股票交易市場價仍穩定，甚至在富人中也未引起恐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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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44.

[2]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45.

[3]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49.

第六章：列寧首創黨國極權專制體制[1]

列寧創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由共產黨私人集團行使的極端專制政體，躲在由蘇維埃代表大眾自治的面具後面，直到法西斯和納粹為其自已的目的借用共產主義政治方法，極權概念才被用於定義最初源於俄國的體制。亦即，法西斯實質上源於列寧的極權主義。[2]

馬克思幾乎未考慮無產階級奪權后如何管理國家，因為他不知道如何處理無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民主之間的關係，也不了解社會主義經濟如何在沒有錢的情況下運作。他將此問題留待未來解決。布爾什維克黨同樣忽略此問題，因為他們相信並寄希望于立即點燃全球革命烈火，建立民族國家來解放他們。

作為私人組織，共產黨不受外部監督，同時其控制一切，黨本身卻不受任何控制：直到1991年8月，共產黨成為一個只對自已負責的自足和自我永存的實體。[3]

1917年2月蘇聯共產黨僅有23600人，1919年劇增至250000人，1921年3月21日躍升至730000人，但大多數新入黨者多為投機分子。列寧將所有重要和關健職位均保留給1917年以前入黨的老布爾什維克。（南郭注：中共同樣分為紅軍時期、38幹部、解放戰爭時期，南下幹部等不同待遇）。

1919年3月，蘇共中央委員會創設了兩個新機構：書記處之外設立政治局和組織部。列寧成為無可爭議的首腦，1918年底卡門內夫對孟什維克黨的尼古拉蘇哈諾夫說：「我變得更加信服列寧，他從來不犯錯誤，最終他總是正確的，有多少次，他的政治路線似乎業已犯錯，而結果總是他的路線變成正確。」[4]

列寧既撐控共產黨--國家實際的立法者，也控制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所有重要的決定，首先由中央委員會或政治局作出，然後提交國務委員會（Sovharkom）討論，該國務委員會通常有非共產黨的專家參与，此種討論時常局限於貫徹黨的決定的最佳手段。這種黨的雙重職能的特徵，就成為所有極權體制的特點。

1917-1918秋冬，所有的俄國人均參与各種掠奪。農民搶佔農用土地、工人搶佔工業工廠、前線士兵回家前則搶兵工廠軍火庫及倉庫；因此，全神貫注于搶劫財物的農民，工人和士兵失去了原先對政治僅有的一點興趣。這種分別掠奪瓜分不局限於物質財富，而及於政治權力。到1918年春，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分解成大大小小無數政治實體，它們皆主張主權和領土，象中世紀一樣，俄國變成無數自治實體。首先是邊境地區非俄羅斯人居民區，各少數民族依布黨所稱之民族自治權，於1917年12月紛紛宣布獨立。各省、地區甚至城市紛紛主張獨立於中央。共產黨接受蘇維埃統治的無政府原則鼓勵此種進程。1918年6月，在原俄帝國領域內至少存在33個主權政府。

1918年3月政府批准由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起草，有強烈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的俄國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列寧主導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創設了人民委員會，予中央執委會控制全權。但列寧真實的目的在於賦予他擔任主席的人民委員會，承擔對黨的中央委員會排它的責任。

欲獲得完全自由決定權，列寧和托洛斯基必須儘快擺脫中央執委會。而布爾什維克黨指名的中央執委會中的社會主義們在10月底認為其是某種社會主義杜馬（相當於西方國家的議會），授權其監督新臨時政府的行為，提名其成員，并行使立法權。列寧對此建議蚩之以鼻，故從中央執委會成立第一天起便蔑視之。

1917年10月27日，列寧簽發關閉媒體的法令，關閉所有反革命報紙，即所有不承認十月革命政變的報紙。實際上除了布爾什維克黨和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的報紙之外，所有的報紙全部被關閉。[5]

中央執委會對列寧布黨之舉非常震驚，布黨違反規定將中央執委會置於象皮圖章的地位。列寧和托洛斯基自我授權全權立法權，使得中央執委會和蘇維埃大會由原來的立法機關變成了諮詢機構。從此，俄國系由法令統治，而法令簽署者是列寧而非立法機關，正如沙皇時代由沙皇簽署一樣。標志著布黨實質上倒退回到1905年10月17日以前的沙皇專制。

蘇聯宣稱其是工農兵政權，但第二屆蘇維埃大會，農民組織卻罷會。主要由社會主義革命黨組成的國會農民代表，拒絕承認十月革命。為了粉碎農民的反抗，布黨與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合作，分裂社會主義革命黨；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領導人是馬麗婭斯比里多諾娃。雖然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支持布黨的十月革命，但反對其隨後的許多做法。

1917年11月底舉行的農民代表大會譴責十月政變。布黨因此與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秘約，承諾在人民委員會中預留給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位置和其他讓步，換取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協助分裂農民大會。

第一個反對十月政變的是公共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研究員、記者、律師、政府官員、私企白領們宣稱，只要布爾什維克黨撐權，他們就拒絕履行他們的責任。知識分子們設立拯救祖國與革命委員會，組織彼得格勒大罷工。當蘇共新的委員們到各部委執行職務時卻發現，要麼只有懶散的員工，要麼乾脆僅有看守大門和賢言的婦女。

托洛斯基就任外交部長到任第一天發表演說：「我是托洛斯基，新外交部長」。卻受到嘲諷的歡迎，他不介意並讓他們回去工作。結果外交部全體職員全部回家，且宣稱只要托洛斯基在任上便拒絕上班。

郵局和電話電報局員工則上街遊行示威並宣誓：直到布黨放棄權力給聯合政府將不復工。其他機關僱員包括私營銀行亦隨之。國家銀行和財政部拒絕兌現布黨任何金錢。最後布黨派兵強行從銀行提走500萬盧布。

11月下旬，列寧下令反擊罷工，武裝的布黨一個一個佔領各機關，強迫員工上班並威脅將嚴厲懲罰：凡拒絕上班者將全部開除，由新手取代。但對白領的罷工，直到1918年1月在強行解散制憲政議會以後才有效破壞。

制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

民意測驗表明，布黨主要在城市工人，軍隊中有較大支持者，卡得特斯（Kadets）是布黨的強力競爭對手，社會主義革命黨支持者主要是農民，故列寧宣布卡得特斯（Kadets）為非法組織是「人民之敵」並逮捕其領導人。因此，自由黨是蘇共政府第一個鎮壓的政黨。

最後，布黨允許制憲會議召開，但很快便強行解散之。1917年12月1日列寧還稱制憲會議是人民意志完美的體現，12月12日，他卻稱：「一切權力歸制憲會議的口號是反革命」！

制憲會議定於1918年1月5日舉行，保衛制憲會議聯盟派員至工廠、駐軍簽名支持，孟什維克與社會主義革命黨期望以此制止布黨武力壓制制憲會議。少數社會主義者主張武裝遊行示威，支持制憲會議。結果被社會主義革命黨高層一致否決。他們認為布黨僅是有病，需要時間糾正，結果士兵們皆未帶武器。

1918年1月4日列寧指定布黨軍委主席波得伏斯基（Podvoiskii），任處理制憲會議的特別軍委負責人，對彼得格勒實行軍管，禁止公共集會。蘇共黨報星火報公告：任何在制憲會議附近集會遊行者將被武力鎮壓。

1月5日，彼得格勒特別會議區，到處是全副武裝的布黨，他們封鎖了所有街道。沒有武裝的支持制憲會議的遊行隊伍於10點前往制憲會議會址陶里達（Taurida）宮，遇布黨槍擊被打散。整個會場全部控制在布黨軍人手中，有些軍人用槍口指著發言者，許多軍人喝得爛醉，當布黨提出動議要求議會放棄立法權，限於批准布黨的法令時，遭議會代表拒絕；於是布黨代表立即宣布議會為反革命，並離開會場。依列寧指令，議會被允許續存一段時間。下午4點，一個受命于列寧的付手負責陶里達宮安全的無政府主義士兵，要求大會主席休會，因為衛兵們累了。隨即更多的士兵擁入會場，他們看上去皆瘋狂。主席契爾諾夫繼續開了兩小時會，然後宣布休會。但再也沒有第二次會議，因為次日晨，列寧的助手斯威爾德洛夫，正式解散了議會。

蘇共黨報星火報首版刊載社論稱：「銀行家、資本家和地主的代理人，美元的奴隸右派社會主義革命黨，要求全部權力歸制憲會議和他們的主子----人民的敵人。但是工人、農民和士兵不接受社會主義最邪惡的敵人的謊言欺騙。以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他們全部應清除。」

1月8日，布黨召開第三次蘇維埃大會，結果布黨與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佔據94%席位，自然沒有任何人可以否決他們的決議。在布黨把持下的大會批准了所有布黨法令，宣布成立蘇俄布爾什維克黨永久政府。

公眾對蘇共強制解散制憲會議的反應出奇冷漠，因為俄國人已經厭倦了，他們渴望和平與秩序，甚至不問以何代價。直接後果便是，抗議政府的罷工崩潰，罷工者皆復工，有些因個人原因，有些人認為可以從內部改善。

俄國人對這段歷史性事件的反應，表明人口中大多數和知識分子，缺乏一種能夠為公共利益，激勵人民放棄眼前和個人利益的民族認同感。表明群眾僅理解私利和地方利益，只懂得埋頭享受分別掠奪搶劫之樂。他們讓那些最大胆和最冷酷無情的人當權。

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表現也好不到那裡去。他們帶著蠟燭與三明治，卻不帶武器，也不準其他人攜帶任何武器。當布黨強行解散制憲會議后，一群士兵來到社會主義知識分子面前，主動向他們提供武器，被嚇壞的知識分子代表們，卻要求士兵們不要輕舉妄動，寧可讓制憲會議平靜死去，以免引發內戰。這種人當然無人願意冒險追隨。這些自殺行為不僅是由於他們害怕肉體暴力，相信依賴人類的行為不可避免的民主，而且害怕曾經存在的反革命。社會主義者認為其與布黨在創建新秩序方面有共同目標，他們雖然譴責布黨的方法，卻贊同布黨的目標，他們視布黨的非社會主義的敵人為已之敵人。孟什維克報紙在布黨強行解散議會後卻稱：「我們革命的命運與布黨的命運密切相關。」顯然他們依布黨的口號而非依其實質作出判斷。

槍杆子變成布黨解決政治爭議的主要工具。到1918年春，布黨不得不日益訴諸暴力，因為他們如今甚至失去了去年秋天追隨他們的農民和士兵的支持。在所有的城市投票布黨均輸給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布黨政權以兩種方式解決此窘境：使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競選蘇維埃無效，強迫反覆選舉直到布黨獲多數票為止。支持孟什維克黨的工人，試圖組建工人委員會，結果全被布爾什維克黨鎮壓，領導人皆被逮捕。自此，工人結社權亦被終止，工人選舉自已的代表的權利亦不復存在。1918年6-7月布黨終於完成了一黨專政基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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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p.151-166. 理查教授是哈佛大學歷史榮譽退休教授；著有《共產主義的歷史》《俄國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財產與自由》、《不為人知的列寧》等專著；曾任里根總統的蘇聯與東歐顧問。理查教授畢生致力於共產主義歷史研究，被美國學界譽為當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

[2]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51.

[3]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52.

[4]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53.

[5]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55.

蘇聯共產革命簡史 第七章： 賣國求權的布列斯特和約[1]

列寧相信布爾什維克黨政權唯有當西歐國家暴發革命才能生存。 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均反對布列斯特和約。

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由阿道夫（Adolf Ioffe）率領的蘇共代表團前往德軍東線司令部所在地布列斯特與德國談判，德方由外交部長（Von Kuhlmann）率領。布黨隨即對德軍發動強大的宣傳攻勢。煽動其反德國政府。結果1918年1月德國一些城市工人罷工，要求立即實現「不割地不賠償」的和平。

1917年12月15日-28日和談休會。12月9日-1918年1月9日和談繼續。此時托洛斯基取代阿道夫擔任和談代表，他對德單方與烏克蘭簽定主權條約非常震驚，更對德方提出的分離波蘭、烏克蘭、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要求震驚萬分。

布哈林主張中斷談判，號召大眾起義反對帝國主義，托洛斯基持相似立場，堅持主張不戰不和。列寧與卡門內夫、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則認為此種政策是烏托邦，蘇俄沒有軍隊能阻止德軍，如果其決定進軍彼得格勒、莫斯科，將顛覆布爾什維克政府。因此列寧主張接受該羞辱性和約，以便保住新政權的生存。

托洛斯基回俄國后立即舉行中央委員會討論，列寧以微弱數失利。托洛斯基受命重返布列斯特，以不戰不和的策略盡量拖延談判，以斯待德國爆發革命。但德國此時看透了蘇俄的策略，並於2月9日提出最後通諜：要麼簽署和約，要麼德軍挺進俄國。托洛斯基宣稱拒絕簽約。並主張蘇俄撤出戰爭，解散軍隊。2月17日和18日列寧議案又連續兩次被否決；最後，托洛斯基轉變才以多一票支持列寧的決定。2月21日，列寧簽署了一項「社會主義祖國在危險中」的 法令規定：「敵人的代理人，投機商，搶劫者，流氓，反革命煽動者德國間諜均得就地正法。無需審判聽證」。實際上授予新設立的秘密政治警察任意屠殺大權。

俄國試圖取得協約國的支持。結果德國提出進一步加碼要求戰爭賠償，並予俄國48小時最後通諜。列寧威脅辭去一切黨政職務迫使通過簽約決定。3月3日蘇俄簽署和約，俄國被迫放棄自17世紀以來取得的西部領土，不得不放棄波蘭、芬蘭、烏克蘭、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莎尼亞和（Transcaucasia）。這部分領土是俄國人口最稠密也最富裕的地區，包括佔總人口26%的人口；28%的工廠；3/4的煤鐵礦；37%的全國穀物產區，蘇俄還必須解散軍隊，並作出重大經濟讓步。[2]

歷史上從未有過任何俄國政府放棄如此多的領土，或予外國強敵如此多的特權。簽署和約的結果之一是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憤而辭職。僅是由於1918年11月11日德國向協約國投降，布黨才趁機宣布廢除布列斯特和約，列寧的聲望則一夜之間徒升。其實並非列寧預見到德國會戰敗，而是相反。在1918年春夏蘇共一直以為德國會打敗協約國，證據乃是1918年夏天，俄國與德國簽定經濟和軍事合作協定，雙方互為同盟。9月30日當德帝國正處於崩潰邊緣之際，列寧還授權轉移了三億一千二百五十萬馬克的財產給德國。表明列寧相信德國會取勝故他站在勝利者一邊。[3]

直到1918年秋，唯一有效的支持蘇共的軍隊是35000名立陶宛軍人。德國駐俄國公使威爾海姆（Wilhelm Von Mirbach）認為布爾什維克黨處於崩潰邊緣，而共產黨政權對德國有益，故1918年6月3日他報告柏林：共產黨維持政權每個月需要三百萬馬克，德國外交部默許了他的請求，撥款四千萬馬克用於俄國事務。公使實際花了450萬馬克資助蘇俄政府。[4]

柏林資助莫斯科的款項從財政上維持了蘇共政權，因蘇共政權原稅收體制業已崩潰而新的稅收制度尚未建立。1918年夏，蘇共政權的生存依賴德國政府的財政資助。德國首相凱賽（Kaiser）的決定，使得布黨政權渡過了早期最艱難的歲月。[5]

1918年8月17日，德俄簽定補充協議，確認蘇俄應賠償德國因沙皇和俄國政府造成德國損失乃維持戰俘的費用。蘇共奪權后立即引發全國性內占，而所謂西方干涉實際上西方軍隊介入總共只有約三萬人，其目的並非推翻新生的共產黨政權，而僅是欲使蘇俄繼續與德國的戰爭。德國則全力扶持蘇共政權，西方國家真正介入俄國事務者是英國，主要是丘吉爾個人，故英國之干涉也是半心半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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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p.170-220. 理查教授是哈佛大學歷史榮譽退休教授；著有《共產主義的歷史》《俄國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財產與自由》、《不為人知的列寧》等專著；曾任里根總統的蘇聯與東歐顧問。理查教授畢生致力於共產主義歷史研究，被學界譽為當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

[2]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75.

[3]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76.

[4]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79.

[5] Richard Pipe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lfred A.Knopf New York, 1995) p.184.

第八章：列寧共產主義實踐的惡果[1]

提要：歷史經驗反覆印證：人並非機械性的沒有生命活力的物體，而是有其自已的抱負與意志，富有創造力的生物靈性實體。人類無法將其在高壓強迫下學到的經驗與教訓，遺傳給其後代。[2]德國哲學家康德指出：人類永遠不應當成為他人目的的工具，但是永遠得視為他們的一種目的。共產黨人卻準備為其自已的目的犧牲無數他人的生命，這是對倫理與常識的極可惡的踐踏。對此種情況應當適用的道德原則乃是卡爾波普（Karl Popper）之「任何人均有權為了某種他認為值得的事業而犧牲他自已，任何人無權犧牲他人或煽動他人為某種理想而犧牲他們自已。」[3]

消滅私有制強制國有化

1917年10月26日，即奪權次日蘇共即頒布《土地法》，沒收一切非農民所有的土地財產。隨後頌布《城市不動產國有化令》；1918年1月布黨政權宣布廢除一切內外債務；1918年5月廢除繼承；6月28日頌布《國有化令》，對資本100萬盧布以上的工業企業和鐵路公司全部強制實行國有化。並逐漸對小型企業全部實行國有化。這些舉措皆是按馬克思廢除私有制的教條而為：

1．生產和交通工具國有化；

2．取消私營商業，零售業和批發商業國有化；代之以國家控制的分配製度；

3．廢除貨幣作為交換單位，代之以國家調節的易貨交易；

4．強加整個經濟，用單一計劃；

5．對所有有體力的男性，有時婦女和兒童均強制參加體力勞動。

列寧初時主張國家資本主義，后被迫採用戰時共產主義。布黨十月政變時全俄流通貨幣量僅196億盧布；至1919年9月已高達613億；物價則比1917年上漲了15倍；到1919年底達到2250億；1920年劇增到12000億；1921年暴漲到160000億。盧布貶值成1/20000，是法國革命貨幣貶值的40倍。

1920年俄國工業生產與1913年比較下降了82%，煤產量下降73%；鐵下降76%；石油下降53%；產業工人數下降51%；與此同時，蘇聯最高經濟委員會的僱員卻從1918年的318人爆漲至1921年的30000人！[4]1918年8月，國家定價1盧布1公斤穀物；然而莫斯科自由市場上則為18盧布1公斤，彼得格勒更高達26盧布1公斤；肉類與土豆的價格與穀物類似同步爆漲。

野蠻殘暴無法無天

歷史上其他國家雖然也發生過處死國王的先例，但沒有一個象蘇共那樣無法無天。1649年英國國王查理一世是由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們經公開審判處死，他有充分的機會自我抗辯，執行也是公開進行。1793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同樣經公開審判，並由國會投票決定其死刑，刑前國王請求給他48小時與親人告別，但國會僅給了24小時，儘管如此，法國國王亦有機會與親朋好友一一告別。前兩者皆不涉及無辜的家人。1918年7月5日蘇俄列寧親自下令處死沙皇全家，從未有過任何公開文件，沒有任何法庭，更不用說法官依法審判，而且連沙皇家人（包括夫人及15歲的王子和三個公主）甚至僕人一道秘密處決，更甚於流氓黑邦的謀殺（南郭注：共產黨極權暴政毫無倫理道德底線，甚至不如義大利黑手黨，因為黑手黨暗殺既定對象從不涉及無辜。周恩來親自下令康生親自動手謀殺原中共特務頭子顧順章全家大小包括其姐夫丈母及年僅三歲的小兒，與蘇共如出一輒）[5]

1922年列寧指示蘇共司法委員會：共產主義的司法在於「為恐怖提供合法性……法院不是消除恐怖，而是使之具體化並使之合法」。[6]列寧是法律史上第一個將司法程序定義成不是為了司法正義，而是為了使國家任意暴力恐怖合法化的當權者。[7]

契卡原意指針對反革命和顛覆活動的特別委員會。1918年8月30日列寧遇一起未遂暗殺，刺客卡普蘭說她懲罰列寧是因為列寧強制解散制憲議會和簽署布列斯特和約。三天後，9月3日蘇聯內政部即正式公告：開始紅色恐怖。彼得格勒季諾維也夫則下令集體屠殺512名人質作為報復。在莫斯科契卡頭子德澤爾津斯基則處決了好些前沙皇政府的部長。

一黨專政加權力無邊的秘密政治警察和集中營，便是所有共產黨政權的縮影。集中營最初是由西班牙在古巴，美國在菲律賓和英國在南非創建。旨在隔離游擊隊與本地人，系臨時緊急措施，隨著軍管結束而關閉。但蘇聯創建的集中營，針對本國人民，系永久性及奴工性強制勞動。1918年9月5日托洛斯基與列寧頒布法令建立永久性集中營。1920年底建立了首批84個集中營關押了約五萬人；到1923年已建成315個集中營，關押了七萬人。1921年3月13日，希特勒寫道：「為防止猶太人腐蝕我們的人民，有必要將他們關入集中營」。（南郭注：納粹德國1942年1月20日在臭名昭著的旺西大會上，海得里希代表各部提出了在全歐洲範圍內最後解決猶太問題的方案。即在Chelmno， Belzec， Sobibor， Treblinka和Auschwitz五個特大集中營中建毒氣室，制度性滅絕600萬猶太人）。

俄羅斯人口約5600萬佔俄國總人口的42%，烏克蘭人2200萬；B600萬；在奪取彼得格勒政權一周后，由列寧和斯大林簽署的一項「俄國人民權利宣言」的布告稱：任何民族皆有權無條件地與俄國分離並宣布獨立。列寧推測：由於少數民族與俄國的經濟密不可分，以致於不會尋求獨立。[8]然而，1917年底和1918年初，邊境地區少數民族，烏克蘭、芬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莎尼亞和高加索紛紛宣布獨立，以期擺脫布黨的內戰。於是1918年5月列寧宣稱：「社會主義的利益，世界革命的利益，高於民族利益，高於國家利益。」[9]實質上否決了民族自決權。

西歐國家和美國商界比任何團體對蘇俄更加友善。因為他們視蘇聯為最大的潛在市場和自然資源儲藏地，也就對蘇聯所有反文明，反人權，反人道的舉措皆視無不見[10]（南郭注：今日世界各國商界面對中共極權暴政與當年何其相似？！）

勾結敵國出賣國家利益

漢斯馮賽克特（Hons Von Seecht ）將軍是德國軍階最高者，他認為軍力是德國之魂，故於1920年代即與蘇聯秘約軍事合作，以避開巴黎和約對德國軍備的限制。兩國的軍事協作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才中止。到1932年47%蘇聯進口來自德國。[11]

列寧對安吉利卡（Angelica Balabanoff ）說：「我請求你，別節約，花數百萬，花數千萬。」（南郭注：毛澤東則對西哈努克說：我請求你，別節約儘管開口。此前毛共已向西哈努力提供私人專機、專列，及其他各種金錢物質援助）[12]

欺騙宣傳

蘇聯的宣傳雖然不是首創，因為早在17世紀宣傳便已有之：當年教皇即涉足宣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交戰國亦進行了大量宣傳。但是蘇聯是第一個將宣傳溶入國家生活的每個角落，扭曲現實，欺騙公眾的國家。文化成為宣傳的形式，而宣傳則成為文化的最高形式。[13]（南郭注：洗腦(brainwashing)是中共（毛澤東）的發明，洗腦一詞於1951年由愛德華杭特教授在其《紅色中國的洗腦》一書首次引入英語世界。哥倫比亞大學精神科學導師Jost Meerlo指責中共洗腦是「精神強姦」[14]）

1864年以前沙皇實行出版業審查制，事先審查嚴禁一切異議；此後，改為事後懲罰制。即事先不禁止，但事後根據其內容可處罰。但1906年沙皇政權即廢除了出版審查制，實現了出版自由。[15]而蘇共一奪權，立即封閉了所有不承認十月革命的報紙。儘管如此，蘇共政權初期出版自由還多少存在；到1918年上半年，俄國仍有數百家報紙，僅莫斯科便有150家報紙。但自1918年7月，當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起義失敗后，布黨立即關閉了所有非布黨的報紙和期刊。取消了自19世紀以來即存在的出版自由，使俄國倒退回彼得大帝時代。[16]俄國作家除了少數與共產黨合作者之外，大多數要麼流亡海外，要麼轉入地下。

1918-1921年，蘇聯教育經費僅占國民收入總數的3%；1925-1926年教育經費僅及1913年（即沙皇時代一戰前正常水準）的1/3。[17]1920年代，蘇聯全國有700-900萬孤兒和棄兒。1918-1919年蘇共關閉大學法學院和歷史系。[18]

1922年3月列寧開始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公開宣戰。他對秘密警察（GPU）負責人說：「知識分子階層，充滿了反革命，間諜，他們腐蝕年青人」，秘密警察按其指令逮捕了120名著名的學者，絕大多數被永遠驅逐到德國。沙皇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處罰一般僅流放西柏利亞三年。而蘇俄則發明了終身流放外國。

宗教迫害

1918年1月9日-2月1日，東正教教宗佈道時稱：「這種（即共產主義）反人類的怪物，在基督愛的花園中播種惡毒，仇恨的種子和製造衝突」。次日，蘇共即頒布一項法令：《在俄國境內從事宗教活動的指導原則》實行政教分離，下令沒收教會所有的財產，包括教堂，聖餐俱，禁止牧師收什一稅。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教。[19]1918年士兵，水兵，蘇共紅衛隊大肆搶劫教堂中一切值錢的財物。僅1918年2月至5月至少687人為保衛教會財產而喪生。布黨與教會陷入戰爭狀態。[20]利用大飢荒消滅教會的主意始於托洛斯基。故布黨拒絕了教宗為保護教會提出的一系列妥協方案，因為布黨目的在於徹底消滅教會，而不在於拯救饑民。[21]1922年2月26日蘇共頒布法令下令沒收教堂所有金銀寶石用於拯災。當時有個英國記者報導：1922年蘇共反宗教運動有28名大主教，1215名神父被蘇共槍殺；近年來解密檔案顯示，在1922年反宗教運動期間，超過8000名神父被槍殺或害死。[22]



謀殺性的大飢荒

一戰前在唐波夫省，農民人均有293公斤穀物外加121公斤動物伺料；而到1920-1921年俄國農民人均僅有69公斤穀物且沒有動物伺料。在俄國政府強制征糧后，人均僅剩下25公斤穀物，僅有1/8的活命糧。到1921年1月，全省一半以上農民已陷入飢荒。[23]

1921年2月彼德格勒郊外的海軍基地水兵起義，抗議布黨專政，要求民主選舉。列寧立即下令鎮壓，指派托洛斯基和圖卡切夫斯基元帥率五萬大軍包圍了基地，托洛斯基將水兵家屬子弟當人質，契卡則在紅軍後面督戰，凡是臨陣逃脫者一律槍決；儘管如此，仍有1000多名紅軍加入反叛隊伍。而托洛斯基則下令將拒絕執行命令的紅軍士兵每五人槍決一人。3月16-17日夜，五萬名紅軍士兵圍攻1700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