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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紅七軍歷次戰役
紅七軍成立之後，因為沒有敵情顧慮，便將部隊分駐各縣，以進行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工作，當時各部駐地如下：
軍部及直屬部隊駐百色；
十九師駐回東、果德二縣，師部駐回東；
二十師駐凌雲、百色、奉議三縣，師部駐奉議；
廿一師駐東蘭、鳳山、天峨三縣，師部駐東蘭。
各師都以營為單位，分駐各區鄉，進行發動群眾工作。
四月初旬的一個下午，接獲駐雲南邊境剝隘之探員報告。西林民團指揮岑建英率領民團二千人經過剝隘附近有向百色進攻之企圖，該敵料於今晚可到祿豐宿營......。
當時駐百色部隊計有軍部直屬之特務營(新兵)、炮兵營(七生五山炮四門)、工兵連、軍士教導大隊及廿師之五十八團，我們接到這一情報之後，判斷該敵必由祿豐大道進攻百色，為了避免擾及市區，決以野戰殲滅之，部暑如下：
二十師參謀長兼教導大隊長胡元率領該師五十八團（團長馮達飛）星夜開赴祿豐百色間約距百色三十里之有利陣地，先行埋伏，待敵進入陣地時，四面包圍而殲滅之；以炮兵營守城，工兵連守城外市區及河岸，監視河上船隻，特務營為預備隊，控制城內。
我們分析岑建英的民團戰鬥力不亞於正規軍，並因岑建英是一個正式軍人，所以特別慎重。
胡元率五十八團及教導大隊即於是晚九時出發，守備部隊亦於是晚進入各個守備位置，城牆上之照明設備，由參謀處協同炮兵營長收集火油，棉花，準備完善，分配各守城部隊備用。
百色府城尚保存有古舊之城牆，但東門已拆除了一部份；其地形：西北面是較高之山地，南面是荒野之波狀地及墳場，東面是市區及右江河流，市區中心位於城外之東南，若敵軍無炮兵，則是易守難攻的良好地形。
翌日拂曉，敵軍突從西北面山地向百色城進攻，我軍因已準備完成，從容應戰，我與張雲逸聞報，即至西北城上觀察敵情，發現敵軍已佔領西北一帶山地，並積極構築攻城據點（對城構築工事），判斷其兵力，當有二千人以上，但沒有野炮，我們決定固守，待胡元部回師，然後內外夾攻而殲滅之。至十時左右，敵軍約有五百人沿西面山腳向南面波狀地前進，有進攻市區企圖，同時，百色河之東岸高山亦發現敵軍，隔江向市區射擊。我以市區守軍僅有工兵連及警察百人，兵力太少，情況危急，為免被敵人侵入市區，決即反攻，並立即商得張雲逸之同意，由他負責指揮炮兵營守城，我親率特務營出小西門出擊，向西南面之敵反攻，戰鬥迅即進入衝鋒肉搏戰，敵軍狼狽潰退，我即率部轉向西門高地敵之側背攻擊，是時炮兵亦向西北門一帶高地轟擊，戰鬥至十二時，敵軍全線潰退，我以兵力既少，且傷亡重大，佔領城外各高地后，僅叫小部隊約百人分向敵軍追擊，下午二時，戰事結束。胡元部至下午四時才回師百色，敵已遠遁。
是役敵軍遺屍四十余具，重傷兵三十餘人(我們將之救治，後來治愈后均參加紅軍)，我軍傷亡八十餘人。繳獲步槍十四支。
是役檢討會總結出以下各點：
(一)因情況判斷錯誤，引致決定和處置亦有錯誤，沒有考慮到敵軍是地方團隊，熟悉地形，不經祿豐，而從百色西北小路進攻百色，這一作戰計劃之錯誤，幾導致重大損失，責任應由龔參謀長負責。
(三)二十師參謀長胡元率部赴指定地點伏擊敵軍，拂曉后既不發現敵軍，應即注意敵情變化，且預定戰場距百色僅三十里，未能及時回師百色夾擊敵軍，致被敵軍逃去，這是胡參謀長的重大錯誤。
（三）百色城防戰，能以少勝眾，指揮若定，及時出擊，與參謀長身先士卒，卒將敵軍擊潰，其智勇果敢精神，令人欽佩。
（四）全體官兵作戰勇敢，特別是特務營官兵，入伍不到兩個月竟有此戰績，可為全軍模範。
（五）百色西北高地，雖距城千碼，但可瞰射城內，過去忽視防禦設備，是一重要錯誤，軍部參謀處應立即詳擬構築防預工事計劃，派兵守備。
擊退敵軍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們舉行了一次全體官兵敘餐會，以慶祝參戰有功官兵，在餐會中，由張雲逸報告；讚揚我這次親率特務營，投入肉搏戰的英勇作戰事績。引致全場向我歡呼致敬，令我啼笑皆非!
評：我對是役作戰的觀感：
（一）是役原定作戰計劃，是運用游擊戰之埋伏戰術，於野戰中殲滅來攻敵人。對於百色城防亦有周密布置，這一戰略是正確的。
（二）城防戰：能適時出擊，轉移攻勢；並能于擊潰南面敵軍后立即轉向敵軍側背攻擊；且步炮協同，達到機動作戰的最高境界，戰術的運用是優越的、適切的。
五月初旬，百色來了一位不速之客，自認陳秘書到軍部求見張雲逸，當接見時，他道達來意，說是奉蔣總司令來見的代表。張雲逸立即請我會同商談，據稱：他奉命由南京經安南、雲南來百色，現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與張發奎合作反抗中央，自去冬至今春攻粵失敗后，又有進攻湖南的企圖，蔣總司令擬任李明瑞為總指揮，張雲逸為獨立二十旅旅長，俞作預為第一旅旅長，所需軍餉械彈統由中央運濟，只要宣布易幟（改稱國民革命軍）接受中央任命，餉械即可運到……。當時我們對他說：請先將軍餉子彈運來，我軍必進攻南寧，易幟一事，以後再談。當時他住在百色河上的大花艇（水上酒店），並約我商談，他開口就是求我玉成此事，國府必不負你。我當時告訴他：我們不是一般軍閥，沒有政治立場，只求個人名利，我們的立場是不會放棄的，但進攻南寧的行動，只要你們能給我們以經濟和械彈的幫助，我可保證必行，其他的我請他不要再提。他以不得要領，便於翌日由原路，經剝隘赴昆明去了。
翌日下午召開行動委員會議，張雲逸將日來所發生的事報告，並說：易幟一事，我們絕不考慮，亦無須研究，但蔣桂戰爭爆發，是我們發展的最好機會，若南寧空虛，我以為必須進攻南寧，以擴大政治影響，關於應如何準備及進攻計劃，請龔楚同志提出意見……。他報告后，陳豪人等即請我提出意見。
我當時提供意見如下：
（一）南寧方面若兵力不超過五個團及無援軍，我軍可進攻南寧。
（二）根據參謀處最近所得情報，桂軍與張發奎軍，攻粵敗后，退回桂柳一帶整補；南寧自張發奎協助桂軍驅逐呂煥炎后即交由黃紹竑主持省政；南寧及附近各縣經常有桂軍四至五個團駐守，但蔣桂戰爭是否已經爆發？尚未接到報告，應立即派員前往南寧、武鳴、及桂林、柳州一帶偵察，務求確實明了敵情，方可行動。
(三）進攻南寧應與第八軍會同行動，應即報告李明瑞總指揮，請他即來右江主持軍事，並請第八軍積極準備。
（四）為了把握時機，應即令十九、二十兩師分別在奉議，田東、思林集結；廿師除留一個團守東蘭、鳳山根據地外，師部及兩個團應開來百色接防。關於沿右江東岸兵站補給站亦應迅速設置。
（五）為了確保後方安全，各縣、區、鄉之工農自衛團應即令集結，接替紅軍維持地方治安之任務。
我報告后，各人均表同意，並即飭令各主管部門分別辦理。
會後的第三天，即接獲南寧原有之情報員報告，略雲：桂軍及張發奎軍，匯在桂林、柳州一帶集中，準備攻湘，現南寧及附近各縣僅有桂軍五個團，黃紹竑現仍在南寧主持省政云云。
這一個情報與陳秘書所說的是相同的。我們判斷若敵情無變化，即我七、八兩軍便可集中十二個團的兵力，進攻南寧，勝利的公算極高，因此，即決定行動計劃如下：
（一）第七軍（缺廿一師）於五月十四日在果德集中完畢，候命行動。
（二）第八軍應同日在崇左縣集中，並與七軍取得連絡。
（三）百色防務即交廿一師接替。
（四）野戰醫院隨軍部移果德。
我於五月十日由田東率五十五團趕赴果德，是日行抵距思林約十里之途中，與桂軍一個團遭遇，立即展開戰鬥，我軍以動作迅速，取得先機之利，戰鬥約一小時，即將敵軍擊潰，敵向東退卻，我軍跟蹤猛追，約於十裡外將敵一部消滅，俘獲官兵三十一人，內有負傷連長一人，繳獲步槍廿四枝，我軍傷亡廿餘人，其中在追擊時因一門迫擊炮爆炸，死排長一人，士兵三人，傷九人，當時我亦在現場，站在死難排長後面，為破片擦傷頭部。
是晚，我十九師全部在思林宿營，于訊問被俘連長及士兵中得知桂軍主力確向桂林，全州進發，南寧僅有桂軍十五軍四十五師四個團，但黃紹竑尚在南寧，該團（與我作戰之敵軍）原駐武鳴，奉命向田東、思林游擊，搜索我軍情報。
十一日，我奉本師開赴果德縣城，當我軍渡河時，果德工農群眾約五千人在河邊列隊歡迎，並燃放爆竹，情緒極為興奮。
十三日，軍部及二十師均到達果德。十五日，李明瑞總指揮率衛士連由龍州到達果德。是晚我們全軍高級軍政幹部在河上之大花艇歡宴李總指揮，並商討進攻南寧計劃。
當時據李總指揮報告：
（一）第八軍已編足了廿二、廿三兩個師，共六個團；現正繼續招收新兵編廿四師，現八軍已準備留一個團守龍州，軍部直屬隊有特務營、野戰炮兵營，及五個團參加；會攻南寧。
（二）龍州附近五個縣已編有工農自衛團，可負防守地方之責。
（三）七軍所需之電話通訊器材已由安南購到，不久即可送來。
（四）進攻南寧計劃我亦同意，但仍須加緊搜集敵情以防變化。
是晚，我們接到情報：隆安縣城已於日前有清鄉司令李奇率兵兩個團進駐（兩團均是民團編成），並加緊構築工事，南寧情況無變化。
十六日，我軍決定行動計劃如下：
（一）紅七軍(缺廿一師)留一個團守果德，掩護後方機關，並向武鳴游擊，偵察敵情，其餘先進攻隆安，佔領隆安后，再行決定進攻南寧計劃。
（二）紅八軍應先佔領永康縣城，即與總指揮部切取連絡，候命行動。
（三）野戰醫院及各師後方暫留果德。
（四）總指揮部隨同七軍行動。
十七日，我軍向隆安進發，是晚在距隆安十五里一帶村莊宿營，十八日向隆安進攻，下達攻擊命令，要旨如下：
（一）據探報：敵軍兩個團以主力守縣城，一部佔領縣城西面約四百尺標高之山地對我方警戒。
縣城附近有防禦工事及障礙物之設備；西面山地亦構築有工事及設置有障礙物，該敵據點可瞰射縣城附近。
（二）我軍以消滅該敵，佔領隆安為目的，決于明(十八)日拂曉進攻隆安，部署如下；
1、廿師（缺一團）附工兵一排進攻縣城。
2、十九師之五十五團附工兵一排進攻西面高地之敵陣地。
3、十九師(缺五十五團)及軍部特務營、野戰炮營、工兵連、教導大隊為總預備隊。
4、開進時，廿師為左翼，十九師之五十五團為右翼。
5、總指揮部警衛連(衛士連改名)隨五十五團后前進。
6、軍部隨廿師后前進。
7、總預備隊隨軍部行進。
8、總指揮在總指揮部。
十八日拂曉，左右翼兩軍同時向敵進攻，戰鬥展開后，我和李明瑞在距兩翼約五百碼之波狀地觀察戰況，發現攻城部隊雖已接近敵軍城外副防禦陣地，但右側背受西端高地之敵射擊，情況極為不利，當即決心迅速奪取西面高地，即以炮兵營集中火力向敵高地陣地轟擊，我五十五團于正午已奪取了三份之二的高地，惟有最高頂之敵陣地累攻不下，我五十六團一個營沿山腳死角向敵高地之後方突進，佔領了一處小高地，截斷了敵之後方連絡線，但受城內敵軍之機槍側射及高地敵之瞰射，我方傷亡甚多，逐于黃昏後撤回。廿八團是日毀敵之障礙物一部份，及佔領其城外陣地兩處，但無法攻城，傷亡亦甚多，五十八團閻參謀長左腳重傷(聞是安徽人，出身黃埔軍校，中共黨員，因左腳折斷，後送上海療治)，是晚我軍繼續向敵進攻，但無大進展。
十九日繼續進攻，城外陣地大部份佔領，並接近北門攻城，但右面高地敵之最後據點至正午仍未攻下，且增加了敵軍一個營死守。我與李總指揮于午後一時移至西南高地指揮，正擬命教導大隊增加進攻高地，發現敵軍約有兩個團由南寧方面開來增援，陸續渡過浮橋入城，此據俘虜報稱：黃紹竑親率部隊前來指揮作戰。我軍以敵情變化，為避免過大傷亡，決主動撤退，乃于黃昏後有計劃的退出戰場，我率五十七團佔領隆安五里之小山地掩護主力向果德轉進。敵軍不敢追擊。
廿日，全軍撤回果德休息。
是役我軍傷亡官兵二百五十餘人，內有軍部副官處長陳伯度陣亡，重傷五十人，內有團參謀長閻X一人，五十五團陣亡連長劉×一人(黃埔軍校政治科畢業)敵軍傷亡不明。
廿一日，隆安之役檢討會，指出以下各點：
（一）開始攻擊時，攻勢不猛烈，進攻部隊沒有同時使用全部兵力，逐漸增加作戰，沒有速戰速決的決心。
（二）反擊開始后，沒有派一個團以上的兵力以中央突貫戰術進出敵後，攻擊敵之高山陣地，致延誤時日，影響全局。
（三）戰略上沒有消滅或擊潰敵軍增援部隊之計劃
（四）能臨機主動退出戰場，保存實力，這一決心是正確的。
廿二日接獲龍州俞軍長報告：該軍蒙志仁團長率全團叛變，逃回南寧，會攻南寧計劃暫難實行。
我們接到俞軍長的報告后，決定停止進攻南寧計劃，總指揮部、軍部、直屬隊回駐百色，十九師駐果德、思林。廿師駐奉議、凌雲、並飭令立即整理補充。
評：進攻南寧的我見：
（一）進攻南寧的決策是錯誤的，蓋南寧為桂系的政治中心，在蔣桂戰爭初期，對於南寧的防守必有適當的措施；在紅軍方面，南寧及附近各縣沒有工農革命基礎，本身實力亦並不強大，進攻南寧在軍事上是軍事冒險，在政治上是有助蔣牽制桂軍之嫌。
（二）隆安戰役：紅軍既知桂軍增兵防守，在進攻計劃時，沒有估計到敵軍增援之可能及對策；在戰術上不使用強大力量用中央突貫深入敵後，截斷城外高地據點與城內連絡並從敵後進攻之戰術，致經兩日之激戰，一無所得，失去殲敵良機。
紅七軍自於隆安作戰撤出右江原防后，加緊補充整訓，並加強各方面的情報工作，廿里一站的通訊網亦很快的建立起來了。隆安的桂軍自我軍撤退後，他們亦撤退了，僅留一個營的民團駐守隆安縣城。
當時陳豪人等主張再攻隆安，我認為既無進攻南寧的目的，則再攻隆安實無重大意義，因以百色為中心的右江群眾工作尚未做好，且部隊正在整補中，目前不應分散力量。此議便暫告擱置。
六月中旬，接獲桂林、柳州探報，桂軍主力確已入湘，但桂柳一帶僅有一師以上的兵力，乃動員民團協防……。那時，因廣西被廣東封鎖，致使我們的稅收減少，七軍的高級軍政幹部都抱冒險精神，亟思向外發展，在一次會議上，李明瑞提出一個意見，他說：蔣桂戰爭正在發展，我們僻處右江，不能把握時機向外發展，現右江情形安定，以廿一師的兵力則足以維持，七軍主力應移到湘、黔、桂邊活動，較為有利，而古州是貴州省比較富庶的地區，若佔領古州，南可以窺桂（桂林）、柳（柳州），東可出湖南；較滇、黔、桂邊之貧瘠地區更為有利，請各位研究。陳豪人認為很好，贊成此議。張雲逸問我有何意見？我當時說：要使左右兩江蘇區連成一片及建立以百色為中心的滇、黔、桂蘇區是根本之圖，目前雖因蔣桂戰爭，廣東對廣西封鎖，物資交流受阻，影響我們的稅收，但維持軍費尚無重大困難；古州之行，雖無不可，但應以向外游擊之性質，對於右江之保衛不能疏忽，到時如認為湘、黔、桂邊可以發展，再行計擬，因此我主張以一個師向古州游擊，相機奪取古州，其餘部隊應留守右江，並迅速向向都、龍茗發展，俾與右江蘇區連成一片。當時他們都反對我的意見，認為蔣桂戰爭，廿一師留守右江已足，主力應向外發展，此案便已通過。
一九三零年六月下旬，紅七軍（缺廿一師）以進攻古州（榕江）為目的，取道河池、思恩、到宜北。在宜北準備了三天糧食，經色寨入貴州省境。由色寨出發到古州，尚有三日的行程，都是在萬山叢中的瑤人住區行進。第一天宿營的瑤村，因瑤人全數逃匿深山，找不到瑤人購買菜蔬，迫得通令部隊，可在民家及菜田裡收集青菜，並准許每團殺一頭豬，為兩餐飯菜。但必須以團為單位，負責將菜價加倍留置銀洋于菜地上及民房內，以免引起瑤民反感，維持我們鐵的軍紀。可是我們殺豬的消息，很快的傳播了瑤區，而我們留下銀洋的消息，瑤民卻還不知道。笫二天行軍到達一個有百戶人家的瑤村時，即被瑤人封閉道路及村外柵閘。並集中了數百瑤人，攜帶鳥槍劍戟，堆集大石，阻止我們通過。而那個瑤村是建築在大山中部的橫排上，只有一條傾斜很急的羊腸小徑可走，進攻非常困難。我接到了前頭部隊的報告，立即命令部隊集結停止前進。然後我和李明瑞前往視察形勢，認定瑤民是出於自衛性質，可以談判解決。我乃獨自冒險走近第一度柵門，請瑤民派人來洽商。經過了十多分鐘時間，有一位四十多歲的農民來到，他自稱是這一個瑤區的瑤民代表，他本人卻是漢人。我告訴他：我們是經過瑤區到古州去的軍隊，紀律很好，絕不侵犯民間一草一木。買東西給錢，公平交易，不會強買強賣；昨晚殺了人家的豬及取去蔬菜，均留下銀洋；請轉告他們不要恐懼。今天因被阻延了時間，除一個師繼續前進外，總指揮部及一個師，要在該地宿營，請他們不要誤會。那個代表去了約廿分鐘，便有瑤民下來開閘門，讓我們進入村莊。時間已是下午，烈日西斜，照射著村外，瑤民站列在樹蔭之下的奇異打扮，使人另有一種感覺！他們數百人，男女老幼，都帶著好奇的眼光，看著我們第廿師一隊隊的通過。他們有生以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軍隊，廿師全部通過了，隨後又有總指揮部，軍部直屬隊，十九師跟著來了，瑤民見我們廿師的官兵，沒有一個進入鄉村，而一個跟一個的跟著前進，也就相信了我所說的話了。同時昨晚宿營留下銀洋的消息，他們已經知道。那位瑤民代表就帶著一位五十多歲的瑤人來見我。
原來這個瑤人便是附近二百里地區的酋長（我只好稱他為酋長），他派了五個瑤人帶我們各單位的設營人員進入村莊內，分配營房。我見瑤民中，男的束髮，女的袒胸（她們的服裝如和尚衣，上胸外露）；短衣短裙。壯年男女的腰間，均佩有尺多長的古劍，宛似唐漢以前的古人。在我所見過的瑤人中從未見過如此古老裝束的。由於語言不通，雖不無隔閡之感；但那些瑤人的熱情洋溢，使我並不感到陌生。等到負責設營的副官出來通知我，設營就緒，我便隨同他們進入村內。見瑤人屋宇，全是板木建築，上蓋杉皮，一座一座的不相連接；有樓有地，樓上住人，樓下住牛，每屋僅有二扇門，並開有兩個不足一尺直徑的圓形窗；門的上面掛著牛角，屋內是一個大廳，中間築有一個小小的土灶，灶旁有一張四方木枱，幾張木凳。沒有卧室床帳設備，晚上圍繞在灶的旁邊，席地而睡。他們的生活，真是艱苦到極點。等到布置好了營地后，我便去訪問那位瑤人酋長。因為要尊重他的緣故，所以他的家裡沒有駐軍。他的房子很大；一連有五間，中間的樓上和樓下的左右房屋，是飼養牲畜及放置農具。樓上的左右房間，是卧室及儲藏室，堆滿了油鹽糖酒及雜糧等物（他們的稻穀是連稻草一束一束的掛在村外的竹架上），獵具掛滿牆上。大廳的中間牆上，掛著兩對牛角；廳內的兩旁有兩張四方木枱，圍擺著近十張的木凳；中間有一大土灶。這座房子的上下兩廳可容兩百人的集會。
當我到達時，他一家三男五女，圍坐在灶旁；酋長見我來了，立即站起，作有禮貌的歡迎我，笑著拉了一條凳請我坐下，女人們也不迴避，跟大家坐在一起談天。兩位青年是他的兒子，身體壯健，約廿余歲上下；五個年輕的婦女，雖然穿著瑤人的古老服裝，但她們的臉形體態，和雪白的肌膚，卻是另有一種美麗風韻（據說兩個是酋長的妻妾，兩個是媳婦，一個是女兒）。酋長因不大懂得我的話，馬上叫他的兒子去請那位漢人來（他是專替酋長完糧納稅及傳話兼教瑤民讀書的）。從談話中知道瑤人是信奉獸神的，他們的契約，還存下結草為憑的草結，和象形時代的古文字。許多年前，瑤漢民族間的仇恨很深，常發生嚴重的械鬥；漢人稱之為「發瑤瘋」。近十年來，瑤王遷居於漢人居住的城市內，這種械鬥才沒有發生。但在瑤民心目中，漢人都是很壞的，那些專做瑤民生意的小販，常以廉價買來的藍布故衣，要換取瑤民很多的穀物。獲利數倍，賣給他們的鹽，還滲入白沙。政府派來收稅的人員，又是作威作福，勒索壓榨瑤民的錢財，無所不至，這些，都是最令瑤民痛恨的事。我聽了這些話，便告訴他：我們是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將來中國革命成功時，歡迎瑤民到大洞去居住，與漢人同等待遇，分田、教育，還有被選為政府官吏的權利。各弱小民族，一律平等。所有的軍閥、貪官污吏、惡霸、奸商，全要打倒！他聽了我的話，非常興奮！立即宰牛殺豬，準備歡宴我們。那三個年青婦女聽完我說的話，向酋長說了幾句話，酋長點了頭，她們便跑進房去，背了鳥槍和獸皮袋，帶了兩條狗出門去了。那時天尚未黑，但已接近黃昏，我問她們到那裡去？那漢人說：她們說你是個漢人中最好的人，要去打野獸送給你呢！我表示謝意后，便告辭出來。臨行時酋長約我今晚和幾位長官到他家裡飲酒。我只好答應晚上必到。回到營房不到一小時，正和李明瑞、張雲逸談天之際，那三位婦女便送來了一頭野豬和兩隻雉雞。我們送了她們每人兩塊光洋，她們歡天喜地的回去。
那天晚土九時，酋長跟那位漢人來請我們去飲酒，我和李明瑞同去。到酋長家裡時，樓上樓下擺著大鍋的豬肉牛肉，大壇的燒酒，聚集著男女近百人。樓上廳的中間灶邊，放著三個高約一尺六寸的大銅鼓；據酋長說這是他的家傳之寶。是漢末孔明徵南蠻時遺留下來的戰鼓(或系宋時狄青南征時遺下的東西)。請我們坐在鼓上，這是表示最尊敬之意。大家圍著喝酒食肉，直至深夜二時才散，瑤民的盛意隆情，至今還不能忘懷。
第二天我們出發時，通知酋長，請他派壯丁來古州，他答應明天派來。
我們於六月下旬，進抵古州城郊。這時適值貴州省府主席王家烈，由貴陽出巡至古州。城內有步兵兩團，炮兵一營，固守頑抗。
我軍以十九師及附屬砲兵營攻城，工兵連架設都江浮橋，限當日正午完成，廿師為總預備隊，安置於都江南岸，李總指揮及張軍長在南岸指揮。
古州城牆，約有廿尺厚，四十尺高，極為堅固，我軍於八時佔領了西門外高地，可俯視城內，當即以炮兵營佔領護高地向地下炮擊，五十五團攻西北門，五十六團圍攻東南門，並搜集木板、竹梯爬城，戰鬥極為激烈，正午十二時，五十五團第二營營長王震，于攻城時左腳折斷重傷(王震現任中共中央農墾部長)。午後一時，接到李總指揮命令，以堅誠難下，著我撤退。我以本軍子彈消耗殆盡，若不攻下古州，無法補充，我無論如何，必在黃昏之前攻下古州，請予核准復之。是時，我心急如焚，乃即集中全師迫擊砲十二門，加入野戰炮兵陣地，向城內密集轟擊，掩護步兵爬城，下午三時，開始總攻，五十五團第二營代營長陳×(代王震)，率領該營及師部特務連，首先從西門登城，接著五十五團何團長亦登城，向城內攻擊前進，五十六團亦攻破南門，向城內攻擊，王家烈以大勢已去，即率步炮兵開東門突圍而逃，我總預備隊五十七團立即跟蹤進擊，至十里左右之溪邊將敵軍全部包圍繳域，王家烈由其衛士背馱泅水而遁。
五時，古州全城肅清，戰事便告結束。
是役俘獲步槍五百余支，重機槍二挺，七五厘山砲二門，無線電台一座，步槍子彈，足資補充，並俘虜七百餘人。敵軍兩個團除逃出少數外，全部覆滅，古城街道上，遍地有傷亡官兵，我軍傷亡亦有二百餘人。
佔領古州的那天晚上，來了很多瑤民，我們派員預備住所，好好的招待他們住宿和吃飯；並在古州城內搜購了很多鹽糖布匹，送給瑤民擔回家去。還告訴他們，如願意參加軍隊工作的，隨時可來入伍。於是他們都很高興的挑著東西回去。以後參加紅七軍的有三十多人；均能刻苦耐勞，勇敢善戰。尤其是上高山如履平地，步行快速，非漢人所能及。後來還有幾個在紅七軍幹得很出色，做連營長。
在古州住了五天，正準備擴大佔領區，突接韋拔群自右江來信（當時紅軍中還沒有無線電器材設備來溝通部隊間的連繫）說：「百色已被右江民團司令岑建英攻陷，我師退守東蘭」。這個形勢的突變，使我們非常焦急。因右江是紅軍的主要根據地，百色失陷，整個右江將無法保存。於是我們又回師右江，準備收復失地。
行前，貴州省府主席王家烈送來一封信，要求李明瑞發還電台與山炮，免傷感情。並雲追擊部隊，決不向紅軍攻擊。當時情勢，紅軍本身有一個炮兵營，炮彈儲備並不充足，補充更感困難。而無線電人材，紅軍中更沒有。俘虜過來的電台技術人員，都是穿著長衫的文弱著生，他們對革命毫無認識，很難改造過來。這時王家烈所派的四個步兵團，每天都跟在紅軍後面，但不敢接近；在五里或十裡外的地方宿營，雖然他們不敢與我們主力作戰，但究竟對我們的士氣有影響。於是到達福祿墟的時候，我們便將繳獲的電台及兩門山炮拋落榕江河內，並將無線電台人員全部釋放。繼續取道天河、懷遠，回師廣西東蘭。
王家烈的部隊將電台及山炮撈回后，則不再尾隨著我們了。他這裏「有禮貌的追擊」真是戰場上不可多見的奇迹！
評：是役紅軍能攻陷堅城，是指揮官之堅定決心和將士用命所致，在戰術上：炮兵能充份發揮威力，步兵適時投入衝鋒，正是步炮協同，克敵致勝。
紅軍在東蘭休息了兩天，決定了反攻右江的計劃如下：
(一)二十師進攻田東，相機恢復沿江各縣。
(二)十九師附屬砲兵營進攻百色。
(三)廿一師(缺一團)及軍部直屬隊為總預備隊，在十九師後跟進，策應兩師作戰。
(四)廿一師一個團留守東蘭後方。
各師於七月廿九日出發，分向目的地前進，十九師于卅日拂曉進抵三岔路口(距百色約十里)經過戰地偵察后發現敵軍，在百色城外西北高地構築石磚碉堡兩座，每座有敵軍約一連駐守，與城內守城部隊構成火網，封鎖攻城道路，總兵力約二千人。
我軍之攻擊部署：
(一)五十六團為右翼，沿山路進出百色西門外地區向西門進攻。
(二)五十七團為左翼，由三岔路通百色大道向百色東北門進攻。
(三)五十五團以一個營掩護炮兵營佔領敵軍碉堡北端之山地，先行摧毀敵軍碉堡後向城上目標延伸射擊，掩護各步兵團進攻。
(四)五十五團(缺一營)控置於炮兵陣地附近，相機策應主攻部隊作戰。
(五)我在炮兵陣地指揮。
我炮兵九時開始向敵碉堡射擊，各團之步炮亦同時向城上射擊，我野戰炮，連續發射均命中碉堡，不到十炮已將兩個碉堡摧毀，敵兵傷亡二十餘人，即潰退入城，我五十五團立即由中央向敵追擊，我左右翼兩團亦同時向城攻擊，城內敵軍見勢不可當，即向南門潰退，我右翼團迅即向南追擊，在市區外之小河邊俘虜敵軍百余，其餘潰不成軍，四處逃散，或棄械潛匿於民居，我於十二時進入百色縣城，李總指揮、張軍長亦同時進城，當時工農商人均來密報化裝潛匿之敵，悉數被捕。
是役敵軍傷亡五十餘人，被俘二百餘人，繳獲步槍三百余支，我軍傷亡十三人。
二十師師長李湛率該師經過進攻民團之小戰鬥后，於八月三日前已克複田東，奉議、果德各縣。右江蘇區全部恢復。
溯自我軍於六月下旬，由百色出發，至七月下旬回師，反攻右江各縣；雖僅一個月，各縣市場已表現著冷落的氣象，尤以百色為甚。查其原因，是由於多數外地商人對共產黨抱著懷疑與恐懼的心理，不敢再到百色來做買賣，而土貨外銷，亦受戰爭的影響，運輸交通困難，遂陷於停滯。同時有些豪紳地主，亦不滿我們的減租、停息、分田等措施；在民團進駐時，卻乘機向工農勒索賠償損失，但沒有屠殺情事發生。紅軍回來，他們恐懼中共殺害，便逃往南寧。一般工農群眾的心理，亦因曾經受民團與豪紳地主的威迫，顧慮將來紅軍離去或失敗時，又必然重受豪紳地主更大的迫害；因此，影響了他們的鬥爭情緒。
評：反攻百色之役，官兵用命，左右兩翼行動迅速，總預備隊亦能機動的加入戰鬥；戰術運用無可疵議；關於群眾舉報潛匿散兵，是懼怕紅軍？抑是擁護紅軍？殊難定判；但右江地區，經過民團佔領后，市況凋零，民氣頹喪，不免有令人今非昔比之感！
紅軍派赴雲南的密探，在八月初旬送來緊急情報：「南京政府，命雲南朱曉東軍，取道龍州、百色，沿左右兩江進攻南寧。其經右江之張聰師，已到富州，將經剝隘入百色」。第二天，滇軍師長張聰來信，略雲：「敝軍假道百色，沿右江南下進攻南寧，絕不侵犯貴冶及騷擾軍民，幸勿誤會」。
滇軍究竟是否藉名過境而進攻紅軍？還是真的假道百色進攻桂系軍隊？經過我們研究的結果，無論張聰師的企圖怎樣，打擊國民黨部隊壯大自己，是我們已定方針。滇軍以長途行軍的疲勞之師，乘機將其擊潰，正是紅軍擴充實力的機會。便按敵進我退原則，決定退出百色縣城，待敵疲勞時，在思林果化間之山谷殲滅滇軍，並作如下之戰略部署：
（一）總指揮部、軍部、十九師（缺五十五團）及二十師全部集結于百色以北之凌雲汾州、龍州墟一帶。準備于張聰師離開百色沿右江南下時，我軍尾敵追擊。配合思林之五十五團，在右江左岸殲滅之。
（二）龔師長率五十五團，即移思林至馱層大路以東之山村，準備在思林自馱層之谷地，伏擊由思林至果化運動中之敵人，並配合主力追擊部隊，一舉而殲滅之。
（三）廿一師在駐地繼續整訓。
（四）百色、田東、平馬、思林各縣，沿江交通大路鄉村之糧食，全部運上深山疏散收藏，不得資敵。
（五）百色至果化沿江船隻，立即移至百色以上，勿為敵軍所利用。但少數交通渡船，可保留維持交通，必要時予以破壞。
（六）各縣赤衛隊，須利用沿江及大路兩側山地埋伏，進行擾敵工作。特別是當敵軍宿營時，運用敵駐我擾游擊戰術，利用夜晚向敵駐地進襲，以擾亂敵人。
這個作戰計劃決定之後，我率五十五團，迅速的在思林之南之山谷，依據有利地形，將伏擊的準備工作完成之後，便隱蔽在東北面的小山村裡休息。
滇軍張聰師，在百色休息兩天，與廣西右江民團司令岑建英取得連絡，讓民團進駐百色，然後沿右江左岸南下，經田州、田東、平馬至思林。
由思林至果化的三十華裡間，接近果德東岸一段十五華里沿路的兩旁，都是瞵峋的石山，中間為一條寬約一百至百五十公尺的谷地，部隊不易展開，真是天造地設的良好大兵團伏擊陣地。
張師的先頭部隊一個團，全部進入了我們布置的口袋地區時，五十五團即以猛烈的炮火，前後封鎖，全線加以猛烈攻擊。同時組織步兵衝鋒，喊殺連天，震動山谷。混戰達二小時，滇軍先頭部隊，拚死衝出包圍，佔領果化對岸之小山，控制渡河點，掩護其後繼部隊突圍。其未進入穀道的部隊，即退回思林，改道渡河沿右岸至果化。紅軍主力部隊，因行動遲緩，僅在思林附近消滅其後衞部隊一部。
這次伏擊，雖然沒有全殲張師，但滇軍傷亡官兵七百多人，陣亡了一個團長，重傷了一個特務營長。紅軍俘獲了步槍四百多支和其他很多軍用品，俘滇軍官兵五百多人。紅軍重傷團政治指導員楊英及官兵五十餘人。
戰鬥結束后，我們開了一次檢討會。認為這次作戰，沒有將滇軍全部消滅，以致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殲敵機會。檢討的結論是：
缺點方面：
（一）使用於伏擊戰的兵力太少，致敵人進入伏擊地區，因火力稀薄于兵力不足，仍被其突圍而出。倘能以一師的兵力，埋伏於十五華里長的穀道內，必可將其全部殲滅。
（二）主力跟敵尾追，行動遲緩，不能及時趕至思林，配合伏擊部隊作戰，被其後衛部隊大部逃去。
（三）擾敵工作沒有切實執行，堅壁清野工作，也做得不夠徹底。致予敵人精神上的打擊不大，敵軍官兵的戰鬥意志，尚屬堅強。
優點方面：
（一）伏擊部隊對戰地偵察周密，伏擊部署適當。
（二）伏擊部隊動作堅決，在短兵肉搏時，沒有一人後退；雖傷亡數十人，仍戰鬥至結束而後止。
紅軍雖在伏擊滇軍時獲得勝利，而作為紅軍根據地的百色，卻在滇軍到達時，再為岑建英的民團所佔領。要怎樣奪回這個右江的重鎮？是我們下一次的重要作戰計劃。
由於紅軍對失去的百色，是志在必得的緣故，盤據在百色的右江民團約二千人，在民團司令岑建英的指揮下，正在積極修復碉堡，構築城內外及河邊障礙工事，與作戰準備。並向凌雲、西隆、鎮邊、天保各縣徵調民團協守，準備以百色作為打擊紅軍的核心基地。他們雖只有二千人，但戰鬥力並不弱於正現部隊。據險抵抗，使紅軍不易達到作戰目的。紅軍因彈藥消耗過大，補充不易，迫得暫時放棄收復百色之計劃，回駐右江左岸各地調整補充。
評：是役紅軍的戰略是：發揮游擊戰、民眾戰，配合紅軍主力的運動戰以消滅敵軍，原則上是正確的，但有以下的缺點：
（一）軍事部署：對十五華里深長之埋伏山谷，僅以一個團的兵力擔任伏擊，是太少了。
（二）銜尾追擊兵團，兵力過大，又不能緊跟敵軍行動，不能及時配合伏擊兵團作戰，致失戎機。
（三）民眾武裝的抗敵行動，紅軍沒有派軍政幹部去加強領導，以致不能起應有之作用，實為憾事。上述第一項，作者當時曾力爭以十九師全部擔任伏擊，但為張雲逸及陳豪人等所反對，致失殲敵良機，殊為可惜！

第五章
紅八軍的成立與失敗
當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廣西行動委員會，關於分配左江工作的主要領導幹部，有俞作預、徐冠英、史書元三人，以後徐冠英因公赴安南被安南政府扣留，釋放后赴香港則脫黨。左江的領導人僅有俞作預、史書元兩人，我們曾報告中共中央請加派得力軍政幹部赴龍州加強領導，但後來沒有實現。
紅八軍的基本部隊是：警備第五大隊，官兵約二千人，蒙志仁一個團，官兵約二千人，廣西國軍編遣特派員公署特務營約七百五十人，野戰炮營約八百人(有七五厘山炮四門)。
上述部隊是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隨俞作預到達龍州，同時由南寧運龍州的軍械彈藥甚多(比右江為多)，俞作預是龍州對汛督辦，他到任后，即加緊招募新兵，擴充軍隊。待至一九三零年二月間，已編了兩個師。俞作預接到右江廣西行動委員會給他關於創造左右兩江蘇區及成立紅軍七、八兩軍的指示后，他便於二月二十五日宣布成立工農紅軍第八軍，當時他控制著龍州及附近之上金、崇善、明江、寧明、憑祥五個縣，他的幹部有由黨中央派來的黃埔軍校出身的軍事幹部約有十餘人，其餘的是中央軍校南寧分校第一期學業生及南寧教導總隊未畢業的學生，但中共黨員甚少，全軍初期只有黨員同志三十多人。
俞作預是廣東西江講武堂畢業，曾在桂軍任過團長，是一個中共的忠實黨員。他的主要助手史書元，有學識而缺乏作戰經驗。因此，紅八軍的作風，仍保存著國民黨軍隊的個人領導作風。八軍部隊中的政治工作，因缺乏政治幹部，所以做得很差，但軍事訓練卻還好。這就是紅八軍編組前後的一般狀況。
左江蘇維埃運動，因左江工作同志沒有一個有經驗的，過去工農群眾革命組織又沒有基礎，俞作預接到要建立左江蘇維埃的指示，只有和史書元商討辦法，因史是湘東瀏陽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動的情形及毛澤東在井崗山建立蘇區的情形，他僅略知一二。當時他就決定於紅八軍成立之同日(二月二十五日)，同時宣布成立左江蘇維埃政府(那時李明瑞還在龍州)，將龍州對訊督辦公署改為左江蘇維埃政府地址，並由俞作預任主席，並即委了所轄各縣蘇維埃政府主席，吸收了幾個工人農民參加政府工作，各區、鄉的蘇維埃政府及工農會組織亦由政府及少數地方黨員協助下，大部份地區均已建立起來了，但因為他們沒有經驗，宣傳組織工作又不夠深入，群眾參加革命組織成為被動的，所以群眾革命鬥爭並不熱烈，左江蘇維埃運動徒具形式而已。
紅八軍的蒙志仁團，原是李、白、黃桂系軍隊中梁朝璣旅的一個團，梁朝璣是屬於黃紹竑系統的，蒙志仁因與俞作預有私人友誼，且其善於應付環境，據俞作預說：當廣西清黨排共時，他被開除軍籍后，曾受蒙志仁之庇護，故當俞作柏、李明瑞回桂，佔領全省，整編梁朝璣旅時，蒙志仁即投向俞作預，俞遂倚為心腹。俞李反蔣失敗時，俞作頂奉命為龍州督辦，即命該團隨同警備軍第五大隊開赴龍州，當作他的基本武力。
紅八軍成立時，該團編為紅八軍第二十二師六十五團，並委蒙志仁為二十二師副師長兼六十五團團長（俞作預任紅八軍軍長兼二十二師師長）。歷來相安無異，且訓練部隊極為努力，甚得俞作預的信任，並曾於一九三零年一月間介紹他與李明瑞同時加入共產黨，舉行過正式入黨儀式（這是李明瑞對我說的）。
當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聯合張發奎反對南京中央，發動攻粵戰事的時候，梁朝璣又被任為師長，收集舊部再編成師，並曾參加攻粵軍事。一九三零年五月間派員秘密赴龍州策動蒙志仁叛變，蒙本無革命意識，一聞舊長官見召，立即將該團政工人員屠殺，率部逃回南寧。是時正是紅八軍準備配合右江紅七軍會攻南寧之際，時間約是五月中旬，李明瑞離開龍州來右江之後。
紅七軍自古州回師右江后，即聞左江紅八軍失敗的消息，但情形如何，則末獲真實之報告。行動委員會決定由我率一個團向左江方面游擊搜集左江情況。我即於八月十六日率領五十五團由思林出發，十七日佔領向都縣城，當日即有紅八軍之副官一人率帶士兵十四人向我報到，據稱紅八軍已失敗，尚有走散官兵在龍茗、鎮都一帶。我據報后，即于次日派出四個步兵連，分四路向龍茗、鎮都游擊，經過五天的時間共收容八軍官兵一百二十多人，即率部於八月二十二日，回抵思林。
綜合收容人員的報告，紅八軍失敗情形如下：
自蒙志仁叛變及紅七軍進攻隆安撤退之後，廣西桂系當局，深恐紅軍進攻南寧，擾亂其後方，那時因桂軍主力已準備由桂林、柳州進攻湖南，為了確保南寧安全，減少紅軍威脅，黃紹竑即於六月間率領清鄉司令李奇的兩個團及四十五師之兩個團進攻左江。那時紅八軍因蒙志仁之叛變，已放棄崇善縣，集中兵力于上金、龍州之線。當桂軍進攻時，曾在上金作戰一次，紅軍失利，退守龍州附近，桂軍接著向龍州進攻，紅八軍曾拚死抵抗與桂軍決戰，戰事異常慘烈，卒被桂軍擊潰，一部渡江逃向養利方面散去。俞作預率殘部退憑祥縣，桂軍仍跟蹤追擊，八軍官兵已知不能再戰，亦不願作俘虜，隨即散去。俞作預隻身逃入安南邊境。至此，紅八軍及左江蘇區全部失敗了。
俞作預以後轉赴香港，抵香港后找不到黨的連絡，不久，被廣東陳濟棠之偵探查悉其行蹤，假借中共名義，約他到隨州某地晤面，他竟信以為真，前往廣州，于抵達約定地點時，即被公安局人員拘捕，旋被殺害。
一個忠厚勇敢的同志，又在這一次政治鬥爭中犧牲了!















第六章
廣西紅軍奉調江西集中
一九三零年正是中共執行立三路綫的時期，他要集中紅軍力量進攻武漢，派鄧小平來廣西蘇區，傳達命令，但因沿途要經過國民黨的統治區，中共中央於六月底發出的指示，直至九月中旬才由鄧小平送到給我們。其內容大約如下：
（一）國內反動統治階級，內戰頻仍，已走向崩潰的道路！革命鬥爭形勢，由於江西蘇區、洪湖蘇區、鄂豫皖蘇區的發展，與各地紅軍的壯大；國民黨統治區內與蘇區工農鬥爭的積極化，中國革命高潮即將到來。本黨號召全國紅軍一切革命力量集中起來，向武漢進軍，建立以武漢為中心的革命政權，進而推翻國民黨整個政權，以完成全國革命的勝利。
（二）各地紅軍立即由分散游擊，轉為集中作戰，由游擊戰、運動戰，轉為打硬仗攻城戰。
（二）江西蘇區紅軍，為現階段革命戰爭之主力，廣西的紅七軍、紅八軍主力，應即調江西蘇區集中，以執行新的戰爭任務。
（四）紅七軍、紅八軍，在東調行軍途中，應選擇敵軍弱點攻打城市，以策動群眾鬥爭，促成國民黨政權之早日崩潰。
（五）紅七軍、紅八軍東調時，應留置一部繼續保守與發展左右兩江蘇維埃運動。
這個指示遲到了三個月，紅八軍已全部瓦解，成為歷史上的名詞了。僅剩下紅七軍的一個軍，支持著廣西蘇區的鬥爭任務。我們接到指示后，經過了三天的會議；首先是討論關於紅七軍應否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開赴江西集中的問題？當時我和李明瑞的主張，是向貴州發展，把貴州全省的政權奪取過來，以與江西蘇區相呼應。理由是貴州省主席王家烈，腐敗無能，軍事實力薄弱，加上民眾對王的不滿；我們若集中兩個師的兵力，先佔領羅斛、紫雲、安順各縣，與右江蘇區連成一片，造成黔桂邊區的廣大蘇區根據地，然後再攻貴陽，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若由右江調到江西集中，經過長途行軍作戰，難免不受損失。且七軍主力如離開右江，則右江蘇區會有不保之虞，損失更大。可是鄧小平、陳豪人等，堅持執行中央命令，以迅速開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全國革命勝利。認為對於右江蘇區，可留一個師的兵力，連合現有赤衛隊，共有萬餘人，盡足保衛這一蘇區。對於奪取貴州一省的政權，雖然是安全的發展；但政冶影響不大，對於配合全國革命的作用也很小。他們以這些理由，否決了我們的建議。他們認為廿一師韋拔群部，以前本是廣西的游擊部隊；對桂北地形熟悉，極適合留在右江，以東蘭、鳳山為基地，繼續領導革命鬥爭；總指揮部應率紅七軍（缺廿一師）取道湘粵桂邊區，前往江西蘇區集中。經過了三天的會議熱烈爭辯，當時韋拔群、李朴都站在我們的一邊，但結果還是遵照中央的指示執行。
紅七軍主力既決定遵照中央指示東調，關於右江工作的布置及廣西工作總結，鄧小平要我起草了一個報告，經過討論，內容大略如下：
（一）關於右江蘇區的工作部署的決定：
（l）廿一師為右江革命鬥爭的軍事主力。仍以李朴為廿一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協同韋拔群師長指揮該師及右江地方團體部隊，保衛並發展廣西蘇區的工作。
（2）黨務方面，組織右江特別委員會。以雷經天為書記，韋拔群、李朴等為委員，領導右江各縣黨的工作。
（3）右江蘇維埃運動，仍由右江蘇維埃政府主席及各委員，負責領導。
（4）紅軍廿一師，受右江特委會指揮。
這個執行中共中央命令的計劃決定后，便積極準備出發。那時季節已是秋末，天氣即將寒冷；因紅七軍近數月來，攻古州（榕江）、攻百色、伏擊滇軍，沒有時間籌購冬服；百色又未攻下，使我們感到困擾和煩惱，只好在行軍的沿途中尋求辦法
(二)廣西的鬥爭總結：
中共與俞作柏合作的第一階段，廣西的工作是由我領導的。後來才由廣西行動委員會領導，迨至廣西政變，我們退守左右兩江，賀昌、鄧小平均返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情況，黨務轉由陳豪人負責領導，我則專負策劃創建廣西紅軍的責任。對建立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的意見，陳豪人同志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我們並沒有完全按照中央發動激烈的階段鬥爭的指示去做，而採取了溫和的土地改革政策。因為廣西右江蘇區，有異乎其他蘇區的特點：
1、在紅軍佔領區內，除百色、東蘭、鳳山、奉議、田東、果德各縣建立蘇維埃政府之外，其他如天峨、凌雲、天保各縣，均是貧瘠的縣份，文化落後，人民守舊；為適應當地的實際情形，並沒有成立蘇維埃政府。仍用縣長制，一切政令不受影響，仍能順利的進行。
2、在廣西蘇區內，沒有殘酷的農村階段鬥爭，也沒有普遍的實行分田。很多地區僅實行減租運動；即照地主僱農原議之租額，減少百份之五十繳納，凡有自行耕種能力者不論地主或富農，均予分田。因此，能相安共處，並因此吸引了很多地主豪紳的青年子弟參加革命。
3、除東蘭縣外，其他地區，只將有反革命行為的地方惡霸予以處死外，沒有採取屠殺地主豪紳的政策。土地革命的過程中，僅取消了地主豪紳在農村中把持鄉政的特殊地位，與重租高利的剝削。並沒有消滅地主豪紳階級敵人，或其家屬；所以右江蘇區的豪紳地主，仍能自食其力，安居樂業。他們對共產黨，沒有深切的仇恨觀念。
4、所有被俘的右江各縣政府機關的職員與各縣縣長，均未加以屠殺，且任其自由離去。其中也有少數願意參加紅軍工作者亦予收容，如養利縣長陳叔度及其兄陳伯度兄弟兩人，均參加紅七軍工作。
5、取得了苗、瑤、侗、僮各民族的合作，完全打破了民族歧視的觀念。紅七軍中也有不少的各民族官兵。我們為了爭取各民族的團結合作，曾在平馬舉行過一次各民族聯合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除漢、苗、瑤、侗、僮五個民族外，還有回、伶、犁及安南等民族。各參加的民族，男男女女，都盛裝到會；情形異常熱鬧，在融洽的氣氛中進行。我們的政工人員，對於他們的招待，特別周到，而且熱情，使他們得到從所未有的尊榮。當時曾有一位苗族代表，感動地說：「我們苗人沒有夢想到漢人會這樣熱烈的招待我們！以前我們不僅不能見到漢人的大官，或和漢人官吏一起食飯喝酒，就是鄉長都難得見呢！」他說話的時候，竟流下淚來！我們對他們宣揚黨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使到會的都深受感動！
6、紅七軍沒有建立政治委員或黨代表制度，也沒有實行特務控制的辦法；僅有政洽部主任及政治指導員的設置，專負責部隊政工之推行，及發動群眾工作。所以紅七軍的黨、政、軍、官兵之間，感情融洽，沒有發生叛變，或向敵人投降的事發生，甚至沒有逃兵、
7、蘇區與白區，有時雖因戰爭交通受阻，影響運輸；但戰爭結束后，馬上恢復交通。一切商業上的來往，物資的交流，都不曾受到阻滯。如雲南貴州的煙土，仍通過百色運往南寧出口；右江大量的牛皮、山貨，照常輸出。蘇區所需的西藥布匹和食鹽等，也沒有中斷。向安南購買軍用品如望遠鏡、西藥等軍需物資，都可平安運入。所以我們在右江一年的時間，人民並不感到困擾。
8、紅七軍的衛生設備，由於經濟較充裕，中西藥及儀器的購買都容易。因自己本身有醫藥，地方上的中西醫生，也很樂意服務，加上官兵的體格強健，營養充足，在醫藥環境上說，還沒有發生困難。
9、對宗教問題，我們始終依照既定政策，實行信教自由，在廣西蘇區內，僧侶、基督、天主等教，仍任其自由傳道。他們也常常幫助紅軍，如平馬教堂經常幫助紅軍救傷醫療工作。我們這裏與江西蘇區之絕對禁止宗教活動沒收宗教財產者，完全不同！這是值得特別提出的。
10、對於俘虜政策，除了吸鴉片煙的立即遣散外，其餘的經過宣傳教育后，由其自願去留，去者給子旅費，留者編入隊伍，視其能力來分配工作，待遇是平等的，故紅七軍內俘虜很多。
廣西蘇區這幾個特點，是我參加黨的工作時間所認為愉快興奮的事。而所以有這幾個特點，是因為我們在執行政策時，抱著悲天憫人的心理，人道主義的立場；或多或少滲進些改良主義的意識。但這些都為馬克思主義所不能容忍！不過我是為了適應地方的特殊環境而運用的鬥爭政策，並非反馬列主義原則上的錯誤，因此，我亦認為是適當的。
可是中共中央負責人，對廣西工作的缺點和錯誤，並沒有正確的認識。廣西工作的缺點和錯誤主要的是：
（一）中共中央沒有把握著俞作柏在廣西執政時的機會，派遣中央大員到廣西去，協助俞作柏工作。適時的提出本黨的主張，緩和他反對南京政府的行動，積極建立起自己的實力；及派出大批黨員滲透國軍十五師與五十七師，控制這兩個師的實力。同時也未能領導廣西地下黨部，積極發展地方黨的組織，使與軍事滲透工作和建軍工作相配合。只派了我們幾個幹部到廣西去，擔當這種艱巨的任務。由於幹部缺乏，致使工作發生困難和阻延。這種錯誤的產生，是黨中央對俞作柏採取不信任的態度，而只採取一時利用的決策。且特別注意向他籌錢，甚至俞作柏失敗逃到香港，仍不斷的向他索錢！由三二千元到一百幾十元都要。但當俞作柏提議再回左右江領導軍事鬥爭，即遭黨的拒絕，這就是黨對俞的不信任之佐證。其實當時俞作柏是誠意接受中共領導的。由於黨中央對俞的認識不夠深入，致失去一個建立實力，創造新局面的最大機會。
（二）俞作柏政權失敗，對左江工作，沒有配置相當的政治幹部，僅由沒有革命鬥爭經驗的俞作預和史書元負責領導，當時左江軍隊，除了第五大隊外，還有蒙志仁一個團；及省政府，特派員公署的直屬部隊，左江的兵力，要比右江多了一倍；因為沒有正確的領導，以致損失了這一個第八軍的力量。
（三）右江工作，犯了保守觀念的錯誤；只注意百色及沿江幾個縣的工作，沒有積極向滇、黔及安南邊境的那些山城小邑發展；沒有積極去消滅附近縣份的反動民團勢力；只顧著沿江幾個縣的安全。倘若當時能積極肅清滇、黔及安南邊境如：西隆、西林、凌雲、鎮邊、靖西、鎮都等縣的少數反動民團勢力，向雲南、貴州兩省發展，則這一蘇區，決不致被桂軍摧毀。
（四）我們整個的忽視了民眾教育與文化運動工作。佔領右江一年的長時間，沒有訂定普通教育的教材，沒有普遍的展開成年工農的文化普及教育運動，沒有出版報刊，宣傳黨的革命理論和政策，使我們的政策沒有普遍的深入到群眾中去；一般的宣傳工作，也不夠深入。因此，工農群眾只知依賴紅軍，保護他們，沒有使這一革命鬥爭成為廣大工農群眾本身的鬥爭。以致敵軍來時，群眾不積极參加反抗，而讓紅軍單獨作戰。
（五）在廣西我們黨的組織，無論在白區或蘇區，都是很脆弱的。這是忽視了發展黨的組織的事實表現。因為黨的組織薄弱，自然黨不能在廣大群眾中起領導作用，演成紅軍單純的軍事行動。
(六）右江蘇維埃運動，因黨的領導薄弱，政府組織又不健全；所以在右江革命鬥爭，沒有起重大的作用，出沒有引起工農群眾的重視。
以上這些缺點和錯誤，使廣西革命的工作不能迅速廣泛的開展。是紅七軍主力在東調后的失敗主因。站在黨的立場來說，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
至於紅七軍調江西集中，黨指示沿途奪取城市，打硬仗，這更是中央的嚴重錯誤。當時桂系軍隊正在「反蔣」，絕無力量進攻右江，正是擴大廣西蘇區的好時機，同時貴州省的反動力量，是西南數省最脆弱的一環，要是積極充實紅七軍三個師的兵力，以廣西右江為基地，向貴州擴展，進而奪取貴州全省政權，是有把握的。最低限度，亦可建立一個鞏固的黔、桂邊的廣大蘇區，以與江西蘇區相呼應。這對於當時革命運動的作用與影響是非常重大的。但中共中央竟沒有看到這一形勢的重要性，卻盲目的將紅七軍主力東調，致紅七軍遭到重大的損失！當到達江西時僅剩下兩個團的兵力。而廣西蘇區，也因紅七軍主力東調后，不到一年的時間，完全瓦解了！並且犧牲了無數的革命戰士，甚至連韋拔群師長也殉職了!
在紅七軍離開廣西之前，我們決定沿著湘桂邊境通過。為了要明了沿途敵情起見，首先派出六個密探組化裝行商，前往廣西之懷遠、融縣、全縣；湖南的武岡、道縣一帶偵察敵情。
在右江成立並奮鬥了一年多的紅七軍（缺廿一師），於一九三零年十月下旬，離開右江基地東蘭，向指定的江西蘇區集中。
紅軍離桂的消息，已為桂軍所獲悉。路上不時遭到桂軍的正規部隊與民團的襲擊，但都被紅軍擊退。我們第一步經河池、思恩、天河，而至融縣之北的古龍。
由思恩到古龍行了二天，沿途都是崎嶇的山地，古木參天，沿途民居甚少；攜帶的糧食因無法購買補充，已經吃光了。我們到古龍時已是下午四時，古龍的民眾全都逃往山中，這時正下著毛毛細雨，我焦急萬分，便親自跑去找民眾，結果只找到了一位年輕的教員，我說服了他，然後通知政治部各部隊的政工人員，隨同那位教員到附近山上叫民眾回家。經過政工人員努力向他們解釋之後，民眾才陸續地返回家去。
在行軍期問，我們規定是用現金購買糧食；除了著名的反動分子及大土豪，我們必須沒收其財物之外，對於群眾，是絕不騷擾的。因此軍紀極好，民眾回家后，我們便先以銀元給他們，動員全體農民，整夜磨谷作米，好不容易才籌得了兩天的糧食，
那天下午八時，接到密探組的報告：「長安墟內所存的被服布匹及其他物資甚多，僅有敵軍一個團駐守」。這時，正值「已涼天氣末寒時」的舊曆十月初了；我們部隊的冬服還未有解決。而在山區行軍又特別寒冷，棉衣正極需要，為了解決這個急切的問題，唯有打下長安是個最好的辦法，就因為這樣，我們不能不來一次軍事冒險!
長安是榕江邊的一個墟場，又是桂黔兩省的交通要道；市塵櫛此，是桂北的重要商場。守軍雖只有一個團兵力，但他們深溝高壘，事前早有戒備；市區的巷戰工事，也構築得很堅固。紅軍兩師兵力，經過一日的戰鬥，僅佔領了長安市區西北部份，繼續強攻五日，也只佔領市區的一小部。那天下午三時，我正在長安東北端沙田柚園內的炮兵陣地指揮，突接密探報告：「桂軍四個團自柳州開來增援長安。其先頭部隊一個團已到達長安的對岸，現正開始從浮橋過河，進入市區；其後續部隊正源源到達中」。我即以電話報告李明瑞總指揮及張雲逸軍長；那時我軍在連日作戰中，已傷亡二百多人。李總指揮立即決定放棄原定作戰計剖，向福祿轉進。並即分派部隊打掃機場，掩埋陣亡官兵，撤退傷患者，另由十九師派五十六團，埋伏于長安北十余里的山地，做好伏擊準備，然後陸續撤退向福祿轉進。敵軍從長安墟所派出的一個團追擊部隊，遭到紅軍的伏擊，倉皇退去，被紅軍俘獲五十餘人，算是這次戰役的最後收穫。此役雖不能攻下長安，達到作戰目的；但我們的攻擊精神和轉進的部署，使桂軍有所警惕；從此以後，桂軍便不敢輕舉妄動向我軍攻擊了。
評：既知敵軍有強固防禦設備，紅軍在東調途中，不應強攻；強攻不下，更不應戀戰，致遭不必要之損失；惟主動撤退時，能從容不迫，打掃戰場，且掩護部隊能運用游擊戰伏擊敵人，消滅其一部，使敵人知所警惕，堪稱退兵之楷模。
福祿在黔桂邊境，是榕江左岸的一個墟市，附近多系瑤區，該墟為瑤民貿易之所。有商店百余間，商業繁盛，是年七月間，我軍由古州回師右江時，曾經過一次，並在該墟休息過一天，做了一天宣傳工作，他們對紅軍的紀律，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次見我軍由長安撤退，回到福祿，時間雖已入夜，但全墟商民均閉門提燈，燃放爆竹，歡迎紅軍。不少男女居民，幫助紅軍傷兵換衣洗腳，送茶送飯，他們那種真誠的熱情，使我們全體官兵都為之感動。
第二天，在福祿休息，商民替紅軍四處收購糧食（該墟存糧不多）並集中了全市所有布匹，替紅軍趕製冬服，僅僅一天的時間，我們在這小小的市場，準備了三天的糧食，和三百多套冬服。還有三十個重傷士兵，群眾全部替我們留下來掩護療治。在我們出發時，他們仍熱烈的歡送。這種民心所向的表現，足以說明：軍隊紀律的嚴明與否，實為中國內戰勝敗的決定因素。
從福祿經三江、橫嶺，進入湖南，紅軍官兵的精神體力，都已恢復。連續攻克綏寧、梅口。沿途雖有小戰鬥，都由前衛部隊十九師擊退。因此士氣又迅速提高了。不久，前鋒便進抵武岡縣境。
武岡縣城，這時有地方團隊千人駐守。環繞在武岡周圍的據點邵陽、新寧、城步都沒有國軍。我們判斷：即使國軍從衡陽馳援，以汽車運兵，也需要三天時間才能到達。如果我們能在這有利的時間內，奪得武岡，對我軍軍需的補充，有很大的幫助。由於這一鼓舞，紅軍以急行軍向武岡突擊，但固守武岡的民團，已有充份的準備，紅軍的突擊計劃，不能實現。從而重新部署圍攻縣城，希望發揮炮火威力，掩護步兵以雲梯爬城。
武岡縣在明末時，曾作為桂王的皇城；城牆堅固，高達六丈以上；守軍又是沉著應戰，無懈可擊，致攻城戰鬥毫無進展。
到第三天晚上，我建議放棄攻城，以防敵軍增援部隊到達時，內外夾擊。但李明瑞和張雲逸都不同意。他們認為黨中央已有沿途攻奪城市的指示，而敵人的增援部隊料非五天不能到達；我軍應在兩天內攻下縣城，再打擊其增援部隊。於是一面繼續攻城，一面派出了一個營向寶慶之桃花坪方面游擊，偵察敵情。到第五天拂曉，游擊部隊倉惶退回，國軍部隊亦跟著由東南北三面增援，向紅軍攻擊；至此，已是前有堅城，後有強敵，只有急忙向南撤退。這一次，損失甚大。第十九師五十五團團長何子礽陣亡，官兵傷亡者有三百餘人；還有兩營在撤退時失了連絡。以後在全縣時，才有二百人歸隊。
評：是役以戀戰之故遭受重大損失足為後戒。
武岡失敗，對於紅軍的士氣影響極大；從後跟蹤的湘軍，威脅著紅軍的安全。為了避免再打硬仗，脫離國軍的追擊，乃經大雲山出廣西。攻克全縣。那時桂系軍隊，已攻湘失敗，受了重大損失，退回柳州一帶。而攻桂之滇軍，仍在圍攻南寧。粵軍已深入貴縣、賓陽一帶，截斷了柳州與南寧的聯繫；李、白正在積極向圍攻南寧的滇軍進攻。桂林沒有大軍，我們也就安心在全縣休息了三天。又添置了五百套冬服，然後由永安關入湖南，佔領道縣。像這樣今天湖南，明天廣西，後天又回到湖南的迂迴曲折的轉來轉去，完全為了避免戰鬥的行動。
湘、粵、桂三省毗連的地區，都是連綿不斷的崇山峻岭；這一帶的縣城，也都很偏僻、貧瘠，無法一次可以補足兩個師的冬服，加以流寇式的強搶手段就地徵集，則沿途經過十余個縣城和市鎮，早可設法補足，但這樣對群眾的印象太壞，而且會引致軍紀廢弛，無法收拾!
季節已進入深冬，風雪載途，使我們無法行軍。士兵們在宿營或中途休息，及警戒哨所，都燒著柴火取暖，那種瑟縮的情狀，不忍卒睹！在道縣休息了兩天，因為有敵情顧慮，不得已冒著雨雪前進，途中積雪敷寸，遍野皆白！由道縣到江華士兵在進行途中，凍死了三十多人，凍病了的為數更多！
為了激勵士氣，我們在江華，動員了全體官佐，將自己多餘的冬服和被褥，分配給士兵。更有些從身上脫下來，送給患病而衣薄的人，高級幹部也是如此。這一來官兵間的界限完全打破，官兵間的感情更加融洽；這一種甘苦與共的做法，使全軍的人上下一心，堅決的向江西蘇區前進!
同時為了二百多個重傷兵的夫力無法解決，我們決定一改當時部隊中「只重物質不重人」的觀念，將多餘的步槍和整個野戰炮營的四門山炮及所有炮彈，均埋藏在一個荒山雪野中；令該營運輸兵抬運傷兵。那些睡在擔架床上的傷兵，看到紅軍首長們這樣對他們的關懷，大多數都感動得哭起來了！他們聲言傷愈后，誓將生命獻給革命戰爭。故紅七軍在流竄的途中，雖然痛苦，但官兵間的感情，終始打成一片，絕沒有逃亡和背叛的事件發生。
由於雨雪所阻，在江華休息了四天；迨雨雪停止，天氣放晴，才繼續行進，越過廣西之桂嶺，轉入廣東之連山。到達連縣的東陂，探悉連縣僅有民團駐守，為了急切解決冬服問題，便於次日進攻連縣。僅有微小戰鬥，即佔領城外市區，但連縣的地方團隊早有準備，頑強地固守縣城；並將城外毗連城牆的房屋，噴射火油燒毀，使我們無法接近城邊，此時我五十五團團長李顯受重傷（何子礽死後接替）。在這種情況下，只得放棄攻城計劃，再向北沿著粵湘邊境，向江西前進。
因為我們和江西蘇區做法不同，不反對宗教，更沒摧殘宗教；連縣城外基督醫院，收容了我們二百多個重傷的官兵。這些偉大無私的宗教傳道者們，給予我們傷兵以極好的照顧，主持醫院的院長，答應將紅軍治療至痊癒為止；並負責運送赴香港，並向我們保證，在治療期間的安全，絕不容許國軍將他們屠殺。這樣，我們才放心地將傷兵留下，向粵湘邊區的梅花進發。
紅七軍於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到達梅花鎮，因長期行軍與作戰，傷亡損失極重。為便於指揮，適合作戰要求，在梅花鎮休息時，特將兩個師縮編為兩個團。十九師編為五十五團，由我兼任團長，陳漫遠任政治指導員。以馮達飛任第一營營長，張翼任第二營營長，黃子榮任第三營營長，李天佑當時是連長。二十師全部合編為五十八團，以李明瑞總指揮兼任團長，袁任遠任政治指導員，原廿師師長李湛兼第一營營長，黃冕昌任第二營營長，章健任第三營營長。部署已畢，擬經樂昌出仁化，然後沿湘贛邊境入贛南。
整編了的紅七軍，正在梅花鎮準備出發的早上，忽然湖南國軍的一個旅，廣東國軍的一個團（團長鄧揮），從東北兩面向紅七軍包圍攻擊。我五十五團很快的佔領了梅花東面山地，五十八團佔領了村外碉堡及村緣，與敵對峙，於是激烈的戰鬥，便在梅花鎮附近展開了。這一仗，帶給我以無邊的痛苦與辛酸！是我在生命史上畢生難忘的一役。
從清晨到午後二時，戰鬥激烈地進行著，衝鋒接連著衝鋒，肉搏連續著肉搏；在反覆衝殺中，雙方的傷亡都很大。五十八團第一營營長李湛（原廿師師長）由左翼出擊敵軍時，不幸陣亡！第三營營長章健亦跟著犧牲了！軍心大受影響，迫得退回原陣地固守。為了扭轉戰場形勢，我率五十五團由右翼出擊。在衝鋒時，敵人陣地上一陣密集的機槍響了，我左腿已中彈，倒在地上；幸而搶救得快，迅速脫離了敵人火網。
「哎呀！師長帶花了!」這震動而沉痛的消息，迅速傳遍戰地。李湛、章健的犧牲和我的重傷，頓使軍心動搖！無法再戰。李明瑞迅即將部隊脫離戰塲，向南撤退，至大坪楊家集結。晚上，李明瑞、張雲逸來到我床前慰問，並商討今後的行動。我仍主張按照我原先擬定的計劃，先到黃坪集結；于拂曉前在樂昌南十五里之長栘村，渡過武江，經仁化直趨江西，途中不致有多大困難。因為那裡是我的故鄉，與當地的人民有深厚的關係，只要說是我的部隊，人民必踴躍協助徵集船隻渡河。他兩人都同意我的見解和主張，
我這時左腳重傷，流血過多，不能隨軍行動，只好設法隱蔽身份，療冶槍傷。恰好這時參加湘南革命鬥爭的農民二十多人，接我到大山休養，安全問題，無須顧慮。次日，我被幾位湘南農民抬著，隨軍行至胡洞的岔路口；李明瑞、張雲逸及各高級幹部，均趨前與我道別！大家都含著眼淚，為革命鬥爭的勝利前途和各人的安全而祝福！
第七軍是我創建的革命部隊，今竟在中途離開戰友，脫離隊伍，我的內心此肉體更為痛苦！我還能再和他們在一起嗎？不斷的在我的思潮中反覆的疑問著！
我離開紅七軍后，李明瑞、張雲逸率部於是晚到達預定目的地——黃坪洞，這是里有八十戶人家，是一個高山的大山村，地形險要，位於樂昌之西南，距樂昌縣城廿里，距我的家鄉——長哆村亦廿里。一九二八年一月，我和朱德脫離范石生軍后，亦曾經此入湘，群眾基礎極好，紅七軍到達時，村民聞是我的部隊，均自動送米運菜，供應紅軍。按行軍計劃，原擬是在拂曉由長哆前武江西岸渡過武水東進，但他們因官兵過度疲勞，廷至上午九時才抵達長哆西岸，當先頭部隊（五十五團第一營）到達時，即聲稱：是我的軍隊，當地船民男女五十餘人，全體出動，駕舟運載紅軍渡江，但因先頭部隊渡江后，沒有將電話線截斷，致被當地鄉公所電告樂昌縣長，又適有兩個團粵軍駐防于縣城，便立即用汽車運送軍隊至長哆北面，截擊紅軍，當時紅軍僅有李明瑞率領之五十五團已渡過武江，遂與敵展開激戰，張雲逸率五十八團見城斗激烈，乃停止渡河，退回黃坪洞。李明瑞見戰況不利，且五十八團已撒回西岸，即以第一營掩護退卻，照原定計劃東進，是晚在仁化縣之石塘村宿營，以後經仁化縣城、扶溪墟、長江墟(仁化縣北部)，越過大庾山脈，進入江西之崇義縣休息。
張雲逸率領之五十八團，回抵黃坪洞后，即由農民帶路，經樂昌北面九十里之羅家渡，渡過武江，沿粵湘邊境，越羅霄山脈進入江西之上猷縣屬地區。不久，紅七軍兩個團又再在祟義縣城會合。以後經大庾、信豐。於一九三一年三月間，安全到達閩贛蘇區與朱毛匯合。
紅七軍由百色出發時全部官兵有二萬餘人，到達閩贛邊蘇區時僅有六千人了。而且損失了很多優秀的軍事幹部，至為可惜!
廣西蘇區自紅七軍主力東調后，韋拔群之廿一師以東蘭為根據地的右江蘇區，於一九三一年一月，桂軍即開始大舉進攻，紅軍苦戰了半年，卒以眾寡懸殊，被桂軍攻陷，除少數幹部逃出外，韋拔群以下官兵全部犧牲了！至此，廣西右江蘇區整個瓦解了。

第五編

由上海到閩贛蘇區











第一章
上海的見聞與體驗
我忍著淚離開部隊，湘南暴動時的老同志劉耀文指揮幾位農民同志抬我到樂昌乳源邊界的高山上。隨行的還有十九師軍醫處長吳子玉和四個衛士。
這些純樸的農民們，在湘南暴動失敗后，逃到這十多里無人煙的深山中，靠燒賣木炭過著最困苦的生活。為著我的安全，他們特別選擇了極隱蔽的叢林內，他們七手八腳的蓋搭了一間小木屋安置我。並用他們的床板，為我鋪床；派人到胡洞替我買了五十斤白米，送了兩隻雞，一大堆青菜，好好地安頓了我們，靜心療養。他們這種難得的友誼，十足的表現了中國農民的純樸的熱情！
我在山上醫治了四十多天的時間還不能起床，忽從胡洞的小村上，傳來國軍搜山的消息，風聲鶴唳，時起恐慌。我的衛士及吳醫生，只有三枝駁殼手槍和兩挺手提機槍，隨時準備和敵人拚命。我的枕畔經常都放著自己的防身武器左輪手槍，必要時用作自殺。漸漸的我已能在床上坐起，但風聲一天比一天緊，我要吳醫生和四名衛士先離去，免作無謂犧牲，但他們都不肯離去，經過我的一番解釋，告訴他們要以革命前途為重，不要只顧及個人的情感而忽視了更重要的革命任務之後，吳醫生和另三名衛士，才答允先走。尚有一名衛士白從根，寧死也要跟著我，我也只好把他留下來了。於是我將所存的八百余元，提出三百元，給他們四人使用；叫他們去追趕部隊，或潛伏各地，繼續做革命工作。然後，他們才揮淚分手。
一天，我的舅父又從樂昌帶來兩份上海的申報，國內新聞版上，報導梅花剿共戰役的戰績。說紅七軍二十師師長被擊斃，十九師師長龔楚也重傷斃命。我看了心中暗暗高興。恰好腿傷新愈，已能扶杖步行；已到了可以化裝出走的時機。乃通知我的母親，由我的大姊派一艘漁船到我住的山下，由幾位農民同志抬我上船，順著武江南下，離開了那位劉耀文老同志，和一群愛護我的農民朋友，結束了荒山療冶的生活。
船過樂昌長哆，在僻靜的地方停留下來，我的母親也親到船上來看我。這時母親已六十五歲，家中經歷次的搜查和洗劫，生活已成問題。我從剩下的四百元中，給了一百五十元與母親作贍養費。談到深夜，才請她老人家回家，臨別時她再三叮囑我多寄信回家，省得她時常挂念。偉大的母親，使我感動得熱淚盈眶，誰料這一次的分別，卻成了我們母子的永訣!
到了一九三四年的時候，她便與世長辭了。而我那時正在江西蘇區，無法回家奔喪，回想起來，真有無限的悲愴和哀悼。
乘著我大姊所雇的漁艇，通過國軍地區的檢查站，安抵烏石車站。由衛士白從根購買了兩張車票，候至火車將到時，我才離開漁艇，趕赴車站，乘南下火車抵達廣州，旋赴香港，下榻于彌敦酒店。
由於我曾在香港領導過黨的工作，雖時隔兩年，還有線索可尋。我首先找到了一位工人同志，轉而找到了廣東省委的連絡員，將我的情形通知廣東省委書記，由廣東省委派了一位女同志宋維靜 與我連絡。於是我和黨又有了訊息。這時，我知道了國軍正發動對江西蘇區的圍剿，使我非常擔心在轉進中的紅七軍的命運，同時傷病累人，更不禁附髀興感。而我的新愈腿傷，因連日奔走勞動，又發炎了。本擬在香港療治，突然廣州的報紙又發出消息，報導紅軍十九師師長龔楚，已傷愈赴港。這則新聞的發布，對於我的安全又有了問題，只好又再轉移另一個地方療傷。
吳子玉醫生離開樂乳邊境的荒山後，便在廈門海軍醫院工作。他與我取得連絡后，使通知我到廈門去繼續治療。我為安全計，將我的衛士白從根託交廣東省委照顧，單身赴廈。冒充廣西民團的軍官，因剿匪受傷。在國軍海軍醫院診斷，極過七日的療治及檢驗。結果，醫生認為腿內有碎骨沒有取出，該院無X光設備，應轉赴上海療治。於是我又離開廈門，和吳子玉醫生同往上海。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偕吳子玉醫生到達上海。按照廣東省委給我的中共中央通訊處，寫了一封長信報告中央。這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由周恩來代理（周由蘇聯回國不久），見我抵滬，即派聶榮臻 到旅店與我連絡，介紹我到福民醫院療冶，經施過手術，將腿內碎骨取出，僅七天便已痊癒。但腿部神經麻木，須繼續電療。
當我出院時，聶榮臻告訴我，本年二、三月間，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黨內叛徒向國民黨特務告密，捕去殺了。惲代英同志因犯了錯誤遭處分，派去某紗廠任支部書記，也被國民黨特務抓去殺害了。去年夏天，彭湃同志在廈門，冬天，羅綺園、楊瓠安兩同志在上海，均先後被國民黨特務捕去殺了。你現在這裏療養，中央為了你的安全，特派黃X同志經常和你連絡，你亦須特別謹慎行藏為要。我驚聞噩耗，登時悲憤交集。以責備的語氣對他說：中央負責同志對惲代英同志的處理太殘忍，以他那副文弱書生風度和容貌，一見即知不是工人，怎能派他到工廠去工作？這不是等於送他去死嗎？你回去告訴周恩來同志，他應該負點責任。
後來周恩來親到旅館來看我，我亦以同樣的語氣對他說過，他當時無詞以對，竟顧左右而言他，只是說：現在上海環境極壞，你要特別小心。這是他一貫逃避責任的慣技。使我為之不勝嘆息!
出了醫院后我住在河南路一家小旅館內，第二天，紅七軍負傷在滬療傷的幹部，都找到了我。王震在古州作戰時打斷左腳，來到上海才醫治好。他有妻又有孩子，因為地位不高，中共中央每天只給他生活費二元，住旅館和食飯都包括在內。又二十師五十八團閻參謀長，在隆安作戰也打斷了左腳，亦來上海剛醫好，生活十分困難。我對他們抱著無限的同情，常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還有何畏、李顯兩人，他們都是負了重傷，到上海來治療的。因為中央的照顧並不周到，生活非常困苦。尤其是楊英，他的身體本不很好，而且槍傷肺部，因為生活費太少，住在一間公寓，欠下房租伙食錢很多，急得幾乎要自殺，見到我便哭起來。我見他境況可憐，便為他清結房租伙食，要他與我同住到旅店共同生活。於是我的負擔更加重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有一天，上海某小報刊出一節新聞，略雲：「共軍十九師師長龔楚因傷抵滬療養，中央政府已派邵力子來滬，勸導龔氏入京」。中共中央聞報后，立即派黃某來協助我遷居，一天之內搬了三間旅館，最後才遷入老把子路一家白俄人開設的公寓內的二樓一個騎樓大房間去住，並著我暫時隱避，不要外出。這時，七軍在滬幹部，巳陸續被派去各地蘇區。當時有：何畏派去鄂、豫、皖蘇區，李顯、吳子玉派去閩贛邊區，仍回七軍工作。
剩下我和王震、楊英、閻某等，皆因身體尚未康復，仍留滬休養。王、閻兩人左腳已斷，雖然駁好，王、閻的左腳都短了寸許，行路極為不便，他們要穿上特製皮鞋，行動才可自如，我亦是傷左腳，但沒有縮短，步行如常，算是我的幸運。
在這期間，還有兩件事值得暑述，一是陳豪人（廣西行動委員會書記），他在東調江西途中，在連縣即以赴上海和中央接洽為詞，離開紅七軍經廣州、香港轉赴上海，中共中央以他擅自脫離隊伍，予他嚴重警告處分。他不服，與中央爭論，中央置之不理，經我調解后，中央已答應給他返回蘇區工作，但他又以中央給他的信稱他為先生而不稱同志，堅不接受，我雖儘力勸導，亦未能消除雙方意見，陳豪人便由此脫離了黨。
另一件事是，我在上海因避免各方特工人員的耳目，行動極感不便，後由閻參謀長介紹一位時雨金先生和我認識，他是安徽人，與閻是同鄉，年約三十余歲，是上海一家皖商公商號的老闆。據閻說：他是上海青幫中有地位的人物，他和我見過面后，很熱心維護我，因為國民黨的特務和租界內的「包打聽」 都有他的人，消息非常靈通，凡有關對付中共人員的行動，他都能很快的通知我，而且每逢夜間必須外出時，他派人或親身陪同我去，我在上海幾個月的期間，他並沒有受過一點禮物，反而常常要請我吃飯。他為我所花的錢，以我的估計還要多過中共中央，他那種俠義行為，正是義薄雲天，至今還未能忘懷。
我四月下旬到上海時，身上尚存有大洋二百元，住醫院期間，所有費用是由中共中央支付的，出院后，每天給我的生活費三元，包括旅館開支在內，另每日電療費二元，那時的生活，在極其節省的情形下，尚可維持，但天氣漸熱，我和吳子玉均須添置衣服，同時要幫助七軍在滬療養的幹部，我自己的存款很快的便用光了，而我的妻子因得聞我在滬療傷，特由廣州趕來上海探視，我和她在廣西結婚後僅一個月，因政局變化，她便回廣州娘家居住，離別了兩年，異地重逢，自然是感到快慰！但生活費的增加，黨中央並沒有為我解決。我曾經為此向中央報告，但中央始終沒有增加我的生活費用，迫不得已將電療的次數減少，以維持日常必需開支。有時我想起我在廣西工作時，為黨籌措了五萬元港幣，毫無保留地貢獻給黨為活動經費，另外支持香港日報亦用過一萬多元。我拋棄家庭溫暖，為革命流血，現在必需的醫療費和生活費都無法維持，未免太刻薄。幸好我的妻子尚能深明事理，生活雖苦亦無怨言，且精神亦很愉快，使我稍為安慰。
那時我在上海的環境，生活固然是十分困窘，而安全問題又隨時受到威脅，遇有什麼風吹草動，又得迅速遷移住址，當時若非有時雨金這位朋友的俠義幫助，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和妻子及楊英同志正在一家影院看電影，中共的特工人員突然通知我，要我馬上離去，他們預先準備了一部的士，我一出門外即上車離去，車行轉彎抹角，兜了很多圈子，才送我到一家旅店暫住，過了一天才將我們的行李送來，後來我就遷入哈德路一個弄堂內，住在一家樓上，但仍是不敢常出，天天攜著幾本書，一束報紙，跑去兆豐公園閱讀，消磨這些苦悶的日子。
七、八月間，正是國軍向閩贛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時期，每天的報紙都報導圍剿蘇區的消息，我素來自命是一個革命戰士，雖知健康末復，仍須休養，但總覺得逃避遠地，不免有慚愧之感，於是我決定再回前線去，免得悶居上海。我將這個意思告訴聶榮臻，他聽了非常高興，他說：「紅七軍早已到了江西蘇區，江西蘇區中央分局來了好幾次信，請你早日回去。但我們因你沒有完全康復，所以沒有告訴你。現在你要去，實在好極了。待我報告中央負責同志，解決一切交通費和進入蘇區的路線，再通知你」。
五天後，聶榮臻到我的旅店中見面，要我先到香港，由香港派交通員送我入蘇區。同時托我的妻子帶一位三歲女孩到香港，交給她的爸爸，並謂：有一個小孩作掩護，路上比較安全；最後他交給我一筆旅費，然後說道：「你是黨的重要幹部，曾經為革命付出重大的犧牲；所以應該買一張西餐房的船票，以免被敵發覺。你的嫂子對革命沒有貢獻，只能住三等艙，以免浪費。給你的錢便是依照這個原則預購的」。我聽了很不高興，覺得他們太不近情理，太不體諒為革命犧牲者的心情。
那是一九三一年的八月，我身體健康雖未恢復，負了重傷的左腳，行路仍很吃力，但為了減少精神上和生活上的痛苦，當我拿到了這筆旅費時，我就決定冒著危險，將兩張票錢合併，改買兩張唐餐房票，乘太古公司港滬輪船，離開了上海。













第二章
初到閩贛蘇區的觀感
從上海到香港，住在老地方九龍彌敦酒店，隨伴的有我的妻子。這是我參加中共革命以來最愉快的一次旅行。但是溫馨的家庭生活，我卻無法久享。在第五天的早上，我在酒店裡便脫去西裝，換上便服，帶著簡單行李，先到香港擺花街某號四樓的廣東省委交通機關。由他們派出一位連絡員，偕同我乘船去汕頭。
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我不得不拋棄了自己的幸福，踏上征途。妻子只好要她再回娘家去住。她是一個富有中國舊道德的女子，她有信賴丈夫和尊重丈夫的美德，但結婚了兩年的夫婦，實際共同生活的日子僅三個月。臨別時不免有無限的依戀！
兩天的旅程，由香港經汕頭到潮安，正準備搭船赴大埔，不料在搭船時竟和交通員失了連絡，而在碼頭上偏又遭到扒手的光顧，身邊的錢都被竊去，這時我身上末名一文，焦急萬分。怎樣辦？迫不得已，將自來水筆和手錶賣去，在潮安一間小旅館住了一宵，第二天的下午才再乘船回香港。廣東省委又送我廿元港幣作旅費，另派一位交通員同行，仍取原路經汕頭、潮安到大埔。第二天步行至國軍封鎖線邊的小鎮青溪，住在一家小客棧中。這客棧是中共的交通機關。交通員都是地方人，熟悉道路，精明幹練。國軍的駐地、人數，那座山有哨兵、那條路有哨崗，他們都很清楚。我由他們派人帶路，在黑茫茫的夜裡，步行了三十多里崎嶇的山徑，通過了國軍的三道封鎖線，才進入福建永定縣內的中共游擊區。
摸索了一個整夜，東方已露出了曙光，帶路的把我送到一個小山村的交通站，在那兒休息了二小時。因為此地是緩衝區，並不十分安全。吃了早飯後，便由這個交通站，改派一位農民交通員，送我到三十裡外游擊區的另一交通站去。
我由上一個交通站，抵達永定縣屬的蘇區，走進一個四十多戶人家的山村，頓感興奮和喜悅。喜悅的是我又重新回到革命鬥爭的土地上來了!興奮的是這些人家都打掃得清潔整齊，村莊外有持著梭標鳥槍的農民在守望；他們都精神抖擻，比較白區，確另有一番氣象!
到了交通站，馬上有一位女同志迎接我，親切的叫著：「龔同志!辛苦了」。接著送來一盆熱水，給我洗面洗腳，泡了一壺很好的山茶，又送來一碟鄉村米餅。並要我脫去內衣給她洗濯，這種殷勤招待體貼之情，使疲勞已極的我，得到無限溫暖。
我安適地午睡了三小時，醒來已是夕陽銜山的時候了。我步出大門，坐在桂花樹下的石凳上，欣賞附近的山色，覺得鄉村生活，非常安寧而恬靜，花香鳥語，令人心曠神怡！
我正痴痴的遊覽這些大自然景色，交通女同志帶來了四個農民來見我，她介紹我相識，其中一個是赤衛隊長，另一個是少先隊隊長，其餘兩個是農村幹部，她對他們說：「這位龔同志是紅七軍的師長」。我問她：「你怎樣知道這麼清楚？」她笑對我說：「前幾天有一位交通員通知我們，要我們好好的招待你；因為你是紅軍將領，而且曾為革命負重傷」。聽了她的話，我不得不暗自讚歎，蘇區的群眾工作做得的確不錯！
回到屋裡，桌上已點上一盞小油燈，那位女同志為我送上飯菜，兩個煎鴨蛋，一碟魚乾煮辣椒，一碗酸菜湯，這些都合我口味，吃了兩碗飯。又來了一位三十多歲的農民來見我，他自我介紹，是黨的支部書記，剛從城裡回家沒有休息便趕來看我。他告訴我當地赤衛隊的情形和分田的情形，談了很久才告辭走了。
晚上我睡得很舒服，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早飯後，在屋前的樹蔭下和一位五十多歲的老農夫聊天，一個搖著小鼓販賣洋什貨的小販，從我們的面前經過；村中很多婦女小孩都圍上去購買。我發現他們所使用的都是福建省蘇維埃政府所發行的紙幣，我便問小販：「這種紙幣通行嗎？」他說：「這種蘇幣 ，不僅在蘇區內通行，在靠近蘇區的白區，也受歡迎呢！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後來我才知道，蘇幣的準備金是糧食和土產。在蘇區一切交易都用蘇幣，白區商人需要到蘇區購買糧食和土產，不能不用蘇幣，所以附近蘇區的白區商人也樂得使用蘇幣了。
中午時分，由大埔交通站帶來了一位姓劉的同志（梅縣人），他是個曾經受過大學教育的知識分子，決心到蘇區去工作的，他和我談得很投機。下午，地方赤衛隊同志送來了兩隻鵝，二十個雞蛋，一罐糯米酒，這是他們對我表示最尊敬的禮物。我便邀集當地的工作同志共進晚餐，吃喝得很高興。席間，那位少先隊隊長自動請求做我的衛士，並說已經得當地負責人和父母的同意。這個孩子名叫阮成，年僅十五歲，剛好我的大腿傷愈行動仍不大方便，正需一個人幫忙做些瑣屑的事，便答應了他的要求。他喜極了！連忙回去告訴父母，並向當地共青團取了介紹信來給我，他的父母也跑來感謝我提帶他們的孩子。我真想不到中共游擊區有如此現象，這是不能抹煞朱、毛經三年來的成績。但我想起了我手創的廣西蘇區和紅七軍的事時，又不禁大為惆悵了!
第三天，我們離開了這個可愛的山村，向福建省蘇維埃政府的所在地——長汀——進發，沿途都有交通站接待，一站一站的輪換交通員引路，所經過的地方，雖然都有點荒涼，但都整潔有致。赤衛隊、少先隊都拿著步槍或梭標，布滿交通要道，檢查行人，沒有蘇維埃政府證明，無法通過。蘇區內的青年婦女多數剪短了頭髮，態度大方，沒有畏羞之態。我們每到一交通站休息，便有女同志來慰問，並將我們的衣服拿去浣洗。晚上還唱山歌給我們聽，減少了我們的旅途寂寞。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到達長汀，那天正是中秋節的前一天，街上雖然有月餅出售，但比起一九二七年中秋節的熱鬧情形，已冷落得多了。當年我參加南昌暴動后，曾經長汀入粵時，也正值中秋佳節。那時長汀市面繁盛，想不到四年之後，竟然如此？這正反映出蘇區的農村經濟已開始衰退了，而人民的生活也日趨艱苦了。
但在旅途中，各地同志紛紛傳報新近挫敗了國軍第三次大圍剿的捷報，群眾興高采烈！又見到蘇區在日漸擴展，革命的前途美景，便又給我以無上的鼓舞！
由香港到永定游擊區，直到長汀河田，這一段長長的水陸路程，是中共通過白區進入蘇區最主要的交通線，我在香港起程前的想像，這一段路程必定是很艱險的，可是事實並非如此，除了白區的青溪至游擊區的一個站約三十里須要夜間通過國軍的封鎖線外，以後的行程都是白天行動，他們布置周密，無懈可擊；所有人員來往及軍用物資，如無線電器材、電話器材、藥品、炸藥和銀洋鈔票等等，均經由這一條路線運入蘇區。沿途如汕頭、潮安、大埔而至永定、上杭直到長汀的河田，均開設有藥房、電器、運輸、旅館等商店，他們只有縱的關係，沒有橫的關係。鄉村的交通站只知前後兩站的位置。他們工作聯繫，完全由交通員負責。交通員亦分兩種，一種是專責帶人員來往的，一種是負責運輸的，這些交通員，亦互不認識。全條交通線，最重要的是大埔縣起至永定游擊區而至河田這段路程。其中要經過白區國軍或民團的重重嚴密封鎖線；有碉樓、碉堡、哨崗等等。通過這段路時，即取道罕無人跡的山道或山坑，攀藤附葛的行進。運輸物資通過封鎖線時，即利用婦女偽裝割草或農民偽裝挑肥下田，將物資埋藏在草中或肥料之內偷運出去。一段接一段，一站接一站，使國軍無法截查。
這一條交通運輸線，自一九二九年夏，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擊潰了國軍郭鳳鳴師，佔領長汀、上杭、永定起，直到一九三四年中央蘇區紅軍西竄止，其中雖曾發生過一時的困難，但始終未被破獲。這種周密的布置，和善於運用群眾力量，與連絡運輸的技巧，是值得稱道的。
長汀（汀洲）是福建蘇維埃政府所在地，中共福建省委會亦設於此。我在香港時已知省委書記盧永次（廣東人），是一九二八年冬在香港工作時的老同志。他是香港工人出身，那時他任廣東省委會組織部長，為人誠實，富情感。他的太太是一個純潔而大方且很喜客的家庭主婦，在香港時，我們大家都稱她為二嫂。
這時，他兩夫婦都是三十多歲左右，都在長汀，因此，我到達長汀，馬上就去找他。省委會是設在一間舊時政府的小機關內，房子很大，我進入大廳，向一位負責收發的同志說明我的姓名及來意后，他立即通傳入去。
盧永次聞我來到，很快的便出來見我，緊握著我的手，很高興的對我說：「我上星期就知道你要來了，但聞你失去連絡，想不到你那麼快便到了，請到裏面坐，再詳細談談」。我隨他入一小廳內，廳內陳設簡單，只有一張四方枱和幾張竹椅，我們坐下時，他的太太已端上茶來，她見到我，非常高興的對我說：「龔同志，你瘦了！你來了我們又多了一個廣東老同志，沒有那麼無聊了，今晚就在這裏食飯，我去弄菜來」。看她的情形，似有人地生疏，不大習慣之感。
我問他關於蘇區政府及蘇區的社會民生等情形，盧永次告訴我：「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是農民出身，曾讀過高等小學，是個老黨員。政府委員中，有工人、農民、軍人；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也是委員之一。他們都很負責。農民分了田，生活本當比較好，但他們因為缺乏資本，缺乏肥料，且因人力不足，生產上不免要受影響，農民們是要踴躍繳納政府地稅，及勞軍捐輸等等。由是他們的生活，就自然比較困難了。至於豪紳地主，他們失去了土地和債權，並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屋宇；他們的生活，當然是很痛苦。商業方面，因敵人的封鎖，物資出入極困難；且人民的購買力弱，亦自然不及往昔的繁榮。惟有獨門的西藥商，因政府特許他們自由賣買，算是一枝獨秀；其中有少數人，賺了許多錢。工人為數不多，但亦多數無工可做，所以都回鄉分田去了」。
我接著問他，朱德和毛澤東的情形。他說:「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我們很少見到，更少有談話的機會，不過，一般同志對朱德的印象很好；至於毛澤東嘛......」。他沉思了一會才再說:「他的資格及他的聰明才智，當然是現在閩贛蘇區的唯一領導者，但他的作風過於嚴厲，所以畏之者多，真正愛之者很少，這是我的見解，你曾和他兩人在井崗山共同工作，應當比我對他們的認識更深刻，我們份屬老同志，我得告訴你，在蘇區切勿多言，將來你自會明白的」。我想深入的和他談下去，因見他有不願多言之意，我便不再多問朱毛之事了。我轉問他紅七軍到了對蘇區后的情形。他說:「聞七軍有改組派 已整肅了幾個幹部，詳情我亦不明，你回去七軍后，自會知道的，不必急急問我」。我聽他這麼說，大為震驚。但見他不欲盡言，我亦不便追問。
晚餐之後，他安置我在汀洲最好的教會醫院一間雅靜房間里休息，並介紹我認識了該醫院的院長傅連璋，接著十二軍軍長羅炳輝偕同卅五師師長張宗遜來訪。羅軍長是雲南人，他原是雲南國軍的團長，一九三0年率部參加紅軍，體格魁梧，性情爽直坦白，我們雖是初次見面，但談得很投機，大有一見如故之感。張宗遜原是紅四軍時的老同志，他與林彪是同時期當營、連長的軍事幹部，他對我當然更加親切，我們直談至午夜，才各自休息。但我因盧永次對蘇區情形不敢盡言。尤其是聞紅七軍幹部有被整肅的事，使我終夜不安。
健康未復，又經過幾天的長途跋涉，精神感到疲憊，羅軍長及張宗遜走後，即上床休息，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急欲起床又覺頭暈目眩，便倒在床上休息，我知道自己病了。阮成見我有病，即去通知傅院長，他親自為我診治，據說是因身體虛弱，感冒風寒所致，體溫達103度，要我休息幾天，不可外出。
午後，羅炳輝、張宗遜等均來看我，囑我好好的休養，並說代我報告朱、毛。這樣我便安心的住在醫院。五天後，病已痊癒，盧永次夫婦來看我時，通知我：毛澤東、朱德已派你暫任十二軍卅四師師長，不必到瑞金去了。當時我很不高興，因我原擬回七軍工作的，但朱、毛既已決定，只好服從，將來再行打算。
羅炳輝為了表示歡迎，於是晚設宴招待，席上我與十二軍的高級幹部見面。軍政委譚震林（他雖是井崗山時期的同志，但末見過面）在這裏見面了。參謀長林野是前紅四軍的參謀，湘南時的老同志。三十五師師長張宗遜是紅四軍的同志，二十四師政委黃蘇，曾參加北江工農運動，更是多年的老同志，久別重逢，大家都很高興。但我還是懷念著七軍的戰友！特別是李明瑞和張雲逸。
坐著羅炳輝送給我的馬，我和黃蘇帶著兩個特務員（衛士稱特務員），第二天早上到河田去，接任第三十四師師長（原師長游某，亦紅四軍的老同志）。
這裏蘇區的軍隊，和我所創建廣西紅軍編製不同，每師有三個團，每團轄三個步兵連，一個機關槍連（沒有營的編製），師直屬隊，有特務連、步炮連、通訊隊、衛生隊、全師指戰員(官稱指揮員、兵稱戰鬥員，簡稱為指戰員)有三千人。是由閩西地方武裝編成，過去因未經嚴格訓練，軍風紀不好，戰鬥力與軍力均脆弱。三個團中僅有楊遇春一團較好 。我接任后，即針對該師情形，定下了訓練計劃。特別注意精神教育，並利用部隊訓練空暇的時間，親自訓練各指揮員；經過了三個月的時間，全師的學科術科，均有顯著的進步。
我在三十四師這一期間，發生了兩件使我最痛心的事，使我第一次體味到共產黨中派系鬥爭，傾軋和迫害的醜劇；也看到了他們那柄鋒利的屠刀，不斷的指向黨內同志的胸膛！
我初到三十四師時，曾接到李明瑞和張雲逸的信，他們都盼我早日重回紅七軍工作。李明瑞函內有「如兄不回來，七軍前途大有問題」之句；張雲逸信中也說 「別後情形，屢經驚險；相見非遙，容作長夜之談」。從這字裡行間，我敏感到七軍裏面，可能醞釀了極不尋常的暗潮。時間不久，又聽到李明瑞被殺的消息，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經過多方探問，我才知道紅七軍初到江西時，毛澤東曾欲調整七軍幹部，但為全軍同志所反對，他們就指七軍內有改組派的反動組織，要在七軍內進行「肅清改組派」的清黨運動，起初殺了二十多個幹部，其中有兩個是高級幹部，嗣後情形漸趨嚴重。總指揮李明瑞眼見情勢不好，絞繩快要套到他的頭上了，在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駐軍于雲都會昌之間的一個小墟場，他準備率特務連向白區逃走。當他集合特務連宣布脫離蘇區走向白區的時候，跟他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竟是一個受過訓練奉命監視他的特務人員，受連指導員龍騰雲的指揮，立即拔槍把他殺死。我聽了這一血腥的事實，對李明瑞的死於非命，內心深深的痛悼！因為七軍官兵向來都很團結，雖在極困難的環境中，對革命的信心，從沒有絲毫的動搖。在黨的領導下，並沒有小圈子集團，更沒有改組派的組織；所謂「肅清改組派」的清黨運動，不知從何說起？
雖然在廣西俞作柏執政時，汪精衛曾派了幾個幹部與俞連絡，但汪的幹部，從沒有鑽進過紅七軍來，也沒有可能鑽進來。他們既沒有參加七軍工作，而且與紅七軍的黨員同志是積不相容的死對頭。現在黨硬將「改組派」的罪名加諸七軍同志頭上，真是無中生有，冤哉枉也！李明瑞所以要出走，全因這種惡劣形勢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手裡，試想這是何等殘酷！
第二件不幸的事，發生於十月的下旬。有一天晚上，師敵委黃蘇通知我：「現接軍政委譚震林的通知，本師有『社會民主黨』分子五十二人，應即捕殺；已由軍部派特務人員直接執行」。
我聽了不禁為之感傷，因為即使本師發現有「社會民主黨」分子，也應秘密通知我和政委，慎密偵察，才不至發生有錯誤與冤枉。今竟在直接執行之後，才通知我；像這樣越權處理的作風，實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來想去，整夜不能入寐！一個可怕的陰影，籠罩著我的心頭。
翌日，我親自到各團巡視，知道已被捕去排長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於昨夜由特務人員押到附近山上秘密處決了！這次秘密捕殺事件，使全師官兵情緒非常低落，每到一處，他們都怔怔的望住我，這種乞憐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難過！
在恐怖的氣氛籠罩下，官兵人人自危，禍福難料！我可以救援他們嗎？我有這個力量嗎？我自己也感到惶惑起來!
午後，黃政委說已集合全師的指戰員，要我去宣布昨晚肅清全師「社會民主黨」份子的經過；說明這些反動份子，是受福建「社會民主黨」傅伯萃所利用，潛入本師工作，現已全部被破獲，並將他們處決了。希望全體指戰員安心工作共為革命而努力。部隊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導演下，走上講台，面對著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嚨哽住，隱痛難言！但又不能不說話，只吶吶地簡單的說幾句言不由衷的話：「昨晚上級派員來肅清本師『社會民主黨』分子，這是本師一件不幸的事。我們要自己檢討，自問良心，有沒有反革命的企圖與行動？如果沒有，自然不必驚慌。關於本師肅反詳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了，請黃政委向各位報告」。隨後，便由黃蘇作了一個說明，這一幕悲劇才算結束。可是，部隊中指戰員的情緒，仍是非常不安；陸續的逃了二十多個戰鬥員，兩個排級的指揮員。
不幸的事情連續發生，使我對中央蘇區的措施，甚感困擾和懷疑？整肅的劫運雖沒有臨到我的頭上，至少也有點不安的心理。我為了要明了更多的問題，特別到長汀去找福建省委書記盧永次，和他商談，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知道我不會出賣他，所以就赤裸裸的告訴我。綜合他的談話，關於屠殺AB團分子的肅反運動，概述如下：
AB團 ，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國民黨右派高級人士在南昌發起組織，大約半年後便解散了，但在江西省內，尚有少數AB團分子，自動自發的活動。朱、毛紅軍到達贛南，展開了蘇維埃運動，建立了閩贛蘇區時，這些少數的AB團分子，早已逃出蘇區之外的南昌、吉安等城市。迨至一九三O年秋，國軍準備進剿江西朱、毛紅軍時，AB團分子又準備進行活動，以配合國軍進剿行動。十月間，朱、毛佔領吉安縣城，曾搜獲一些AB團活動的資料，其中有AB團分子派人送信給李文林父親所簽的收條，因為當時李文林是贛南特委書記，又是東固地方革命領導人物；朱、毛對他並不懷疑，對他父親也末採取行動。十月中旬，毛澤東以進攻南昌、長沙的失敗，是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且鑒於當時國軍準備圍剿形勢的緊迫，在吉安曾召集了一次會議，他提出反對李立三進攻大城市路線，主張紅軍回蘇區打游擊，當時受到參加會議的多數軍政幹部所反對，如第三軍軍長黃公略，第二十軍軍長劉德超，及江西省委、少共省委的領導同志所反對，但最後還是同意了撤回贛江東岸蘇區的主張。紅二十軍原是東固工農武裝所編成，亦遵命退回東固、富田一帶擔任對吉安方面警戒。朱毛即退駐瑞金。當紅軍全部退回蘇區后，毛澤東以李文林家裡是東固的大地主，過去領導東固革命鬥爭既不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又不打土豪，採取了階級妥協的改良主義；現在又積極支持李立三，反對他的主張，非常憤怒，便以AB團的名義，加諸他的身上，進行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造成富田、黃陂大屠殺的悲慘事件。在進行肅反運動的執行工作時，將逮捕的同志，嚴刑拷打迫供，被審訊的，初雖不認是AB團分子，在嚴刑之下，無法忍受，只得胡亂供出同志的姓名，如此反覆迫供，牽連甚大。所謂AB團分子就越捕越多，以至殺了近萬的幹部和戰士，當時江西省委級的同志，除曾山、陳正人外，其餘的多被屠殺，紅廿軍全部消滅了。
當我了解了全部肅反運動的秘密時，才恍然知道，所謂肅反運動，原來是毛澤東對付異己的手段。
那天晚上，盧永次堅持要我在他家裡吃飯。並告訴我：「我的妻子不日要返香港，我準備送他到大埔附近，你買不買東西？我可以替你帶回來」。我問他：「二嫂，是不是再回來？」他說：「不一定再回來，但我要在大埔附近候她一個星期，將需要買的東西購妥后，我才回來」。當時我提出：「紅軍正需要購西藥，可托她在香港購買。我自己即要買一枝墨水筆和一個手錶，並要帶五十元給我妻子作零用」。他聽了滿口答應。
我為此特和羅炳輝軍長商量，在軍部、師部的經理處及福建省黨部，湊集了一百兩黃金，請盧永次的太太購買西藥；另外給她二百元，作為購物之用。
誰知身為福建省委書記的盧永次，就這樣堂堂皇皇的以送眷為名，竟一去不返，脫離了中共。但我托他買的墨水筆和手錶，卻寄到給我，看來他對我總算夠交情了，我很感謝他。
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和王明（陳紹禹），都是中國留俄中山大學的優秀學生，於一九三零年冬回國，那時立三路線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已遭到嚴重的失敗，第三國際派中山大學校長兼中國部長的米夫來中國，代表第三國際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鬥爭，因為他們在中山大學時是支持米夫的國際派，甚得米夫的信任。中共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開四中全會時，王明以一個非中共中央委員而破例的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洛甫為宣傳部長，趙雲（康生）為組織部長，博古為少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是個船員出身的工人階級，能力薄弱，自任總書記以來即為宣傳部長李立三所操縱，致發生了錯誤的立三路線。李立三赴俄后，中央原尚有一位精明圓滑而又是老資格的周恩來幫助他，但通權達變的周恩來，深恐開罪米夫，不背負起責任，致實權落在王明之手，而王明於四中全會後，二月以中共駐俄代表資格，隨同米夫赴莫斯科，中央實權即由博古、洛甫把持。自向忠發被國民黨捕殺后，中共中央總書記雖由周恩來代理，但實權仍由國際派掌握。至是年九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改組中央委員會，國際派的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等均被補為中央委員，以王明為總書記，而實際上仍是博古主持，故中共中央由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前)這一階段，被稱為王明路線，其實是由博古主持的。博古、洛甫于中共中央遷入閩贛蘇區時(大約是十月下旬)到汀洲那天，我也適在汀洲。是晚，福建省委招待晚餐，我亦被邀參加，這就是我和他們初次唔面。那天晚上，我和他們都是住在汀洲醫院的客房，當我回到客房時，洛甫即邀我到他們的房間談話，他們兩人都穿著深灰色布質的唐裝，博古臉色青黃，態度沉默，一見令人有陰森之感，洛甫則生得眉清目秀，一表斯文，有書生的氣質。首先是博古對我說:「龔同志，你過去的鬥爭歷史，我們略知一二，現同在蘇區工作，今晚時間尚早，乘此機會和你談談，你疲倦嗎？」我說:「我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和你們兩位領導同志談談，是我最高興的事，請不要客氣」。我們便由晚上十時談到午夜，乃分別休息。那晚談話的主要部份有以下各點：
(一)問：（是博古、浴甫，下同）你在井崗山根據地時期，曾與朱、毛共同領導軍事鬥爭，你對朱、毛的觀感如何？你因何離開紅四軍？
答：（我，下同）朱德同志，是個純樸勇敢而又能克苦耐勞的軍人，對黨很忠實，軍事學術經驗，都很豐富，可稱是一位好的指揮官；他對人和靄可親，平易近人，四軍官兵對他都很擁戴。毛澤東同志，有領導政治鬥爭的才智；對軍事戰略的決策，亦常有卓越的見解，但戰場指揮及戰術的運用，因他不是軍人，當然非其所長。關於我離開紅四軍，是中央調我去長沙領導黨的工作，因中途被敵軍襲擊，失去連絡地址，迫得轉赴香港與黨連絡。
（二）問：毛澤東的領導能力及方式如何？軍人是否都擁護他？亟望你忠實坦白的告訴我們。
答：毛澤東同志的才智非我們所能及，領導方式不免有唯我獨尊的獨裁作風，軍人的個性，一般來說是喜歡坦白、誠實、而又勇於負責的長官，以我所知，過去廿八團的最大多數及廿九團的幹部，對他是有敬而遠之之感。
（三）問：聞說，你領導廣西工作，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給中央的報告，又有責備中央忽視廣西工作之意，實情如何？
答：廣西工作初期是我領導，並有賀昌、鄧小平兩同志協助；後來，賀、鄧兩同志返回上海后，中央則派陳豪人同志來領導，我負責軍事；關於廣西工作路線和政策，確是有改良主義的性質；採取這種路線和政策，我是同意的，因為地方情形特殊，主觀力量又薄弱，若採取急進政策，恐不易為當地工農所接受，故有此錯誤的決策；對中共中央提出批評，亦是事實，這個報告是我起草的，我認為若中央在開展廣西工作時，即派高級領導同志去負責，當可創造一個更大的局面；則使以後不調來江西集中，紅七軍也可以創造一個滇、黔、桂邊的廣大蘇區；紅七軍的實力原已有三萬人，有一萬八千枝槍；當時我正在計劃徹底消滅右江各縣民團及擊潰貴州省王家烈的國軍主力；若這一計劃實現，紅軍很快可擴充到三個軍；但因奉調而喪失了這一個機會，至今我仍感到遺憾！
（四）問：你對閩贛蘇區過去黨的整肅運動有何意見？
答：我亦剛到蘇區不久，不過我知道兩件事是有疑問的，第一件是關於七軍整肅改組派的，我認為七軍內絕無改組派的組織或個人，但如何會發生如此不幸的誤會事件，我實在不明白；第二件事是：日前整肅三十四師的社會民主黨，我雖然接三十四師僅有廿余天，但發生事件后，我曾深入調查，該師雖是早在一九二九年由閩西地方武裝編成，初時曾有社會民主黨份子在內，但自傅柏萃公開叛黨后即已逃去，或被地方同志查出開除，現在全是工農份子的革命同志，這件事的發生，亦不知怎樣誤會的。根據上面兩件整肅案，我對於江西過去整肅「反布爾塞維克」（即AB團），亦甚懷疑。我希望中央遷來後，正視這個問題，必須詳密查，以免再殘殺自己的同志，消除蘇區幹部人人自危的不安情緒。
（五）問：你原是七軍的軍、政的主要領導人，此次回來，為何不回七軍工作？
答：我原擬返回七軍工作的，但朱、毛兩同志命我暫留福建任三十四師師長，原因不明。
博古對我說:「你今晚的談話，我很滿意，中央領導同志對你，都稱讚你是個好同志，你在廣西工作給中央的報告，我雖沒有看到原文，但據說寫得很坦白，我們認為你確是犯了右傾的錯誤，希望你以後自我檢討，切實糾正；關於你今後的工作，我仍主張你回七軍去，因為蘇區紅軍主力是 四、五、七三個軍，必須加強領導......。
我們的談話，便在愉快的情緒中結束了。那時已是秋末，天氣清涼，是夜又值月明如畫，午夜之後，更覺清澈可愛，我獨自欣賞了一回月色，精神為之一振！想起剛才的談話，深感並不平凡，遂命特務員阮成，泡了一壺好茶，一面品茗，一面忖測。當時我有以下的感覺：
（一）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對毛澤東不敢信任，而且還擔心毛澤東控制紅軍以對抗中央，因此，他們到蘇區后，即爭取軍人的擁護。
（二）他們和我談話的目的，是要了解我是否為親毛分子。
（三）中央對閩贛蘇區的肅反運動已有懷疑，他要明了我對肅反運動的態度。
（四）他們了解我不是親毛分子，而且不滿毛的作風之後，他們就拉攏我，以達到他們爭取軍人掩護之目的。
（五）他們主張我回紅七軍工作，是有意利用我領導七軍，並使我忠於他們。
（六）他們指出我在廣西工作的錯誤，是違背國際路錢的，要我糾正，忠實執行國際路線。
我這些忖測，果然不出所料，兩個月後我就調回紅七軍，而且以後其他問題亦陸續表現出來了！







第三章
國軍圍剿閩贛蘇區
一九三零年，國民黨內部，曾發生了黨權之爭，由春至秋，南方爆發了蔣、桂戰爭，北方也爆發了蔣、馮戰事，給予了紅軍一個攻城諒地的機會。更助長了李立三盲動主義路線的發展。這年，彭德懷的第三軍團曾於七月廿九日攻陷長沙，八月三日退出；朱、毛率第一軍八月一日攻南昌，二日撤退，至贛西北與彭德懷的部隊會合。是時，鄂、豫、皖的四軍團，湘鄂西的二軍團亦迫近武漢。九月初旬，一、三兩軍團再攻長沙，因傷亡慘重，至十三日黃昏又撤退。朱、毛紅軍於十月四日攻陷吉安，大肆屠殺。
九月間國民黨內戰已結束，南京政府見湘、鄂、贛各省告急文書如雪片飛來，知道共禍蔓延，形勢可慮，即決定先行進攻紅四軍團，解除武漢威脅，再進攻閩贛蘇區的朱、毛軍，以除後患。
朱、毛在吉安得到這一個國軍準備進攻的情報；即將所有俘獲之物資運送入興國、寧都一帶蘇區根據地，紅軍亦於十月十八日退出吉安，渡過贛江東岸至東固、龍岡、寧都、興國一帶整訓，並加緊動員群眾備戰工作。
此時江西省黨、團的領導同志及廿軍的軍政幹部，因不滿毛澤東反立三路線，產生了反毛傾向，而發生內訌。毛澤東卻利用整肅反布爾塞維克的「AB團」名義，在黨內進行了一次大屠殺，整個紅廿軍在富田被消滅了。他們的整肅風潮剛告一段落，國軍對閩贛蘇區朱、毛紅軍的大規模進剿已經開始。
十二月中旬，朱、毛接到上海中共中央的指示，及福建、江西各地方黨的情報，巳獲悉國軍進攻計劃如下：
國民政府設行營于南昌，以江西省府主席魯滌平為行營主任，指揮剿匪軍事，分路向東固、龍岡為中心的朱毛紅軍主力進攻，一舉而殲滅之。
（一）左縱隊：第六路軍總指揮朱紹良，轄：第八師毛炳文、廿四師許克祥、四十九師張貞、五十六師劉和鼎，共約三萬五千人。
（二）中央縱隊：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兼，以張輝瓚為前敵總指揮，轄十八師張輝瓚、廿八師公秉藩、五十師譚道源、七十七師羅霖，共約四萬五千人。
（三）右縱隊：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轄：六十師蔡廷楷、六十一師戴戟、獨立三十二旅劉夷、獨立廿四旅馬昆，共約三萬人。
十二月廿七日以前各路團軍已進入下述位置：
（一）左縱隊：
1、毛炳文、許克祥師已進佔廣昌、寧都間之頭陂、洛口、東韶之線。
2、劉和鼎師仍屯駐于建寧（福建）。
3、張貞師屯駐于連城縣（福建）。
(二)中央縱隊：
1、譚道源師進佔源頭。
2、張輝瓚師進佔龍岡
3、公秉藩師進佔東固、富田。
4、羅霖師駐守吉安。
（三）右縱隊:十九路軍進佔蓮塘、興國、高興墟一帶地區。
朱、毛面對三倍於我的優勢國軍進攻，應如何進行反圍剿，經過了詳密的研究、判斷：中央縱隊國軍為進剿軍的主力，他的前敵指揮官張輝瓚是個反共最積極的分子，紅軍要粉碎國軍圍剿，必須先行消滅這一個主力，其餘左右兩縱隊便可不攻自退，當時決定反圍剿計劃如下：
（一）採取誘敵深入，集結紅軍主力，各個擊破敵軍之戰略。
（二）施行軍事總動員：所有紅軍集中小布附近地區待命。地方赤衛隊必須運用游擊戰術，積極擾亂敵軍，牽制敵軍，襲擊敵軍運輸隊，以配合紅軍主力作戰。
（三）施行政治總動員：各地方黨組織及蘇維埃政府必鬚髮動及領導全體群眾，將所有糧食、牲口及一切物資，悉數搬運上山收藏，不得資敵，實行堅壁清野，除男女壯丁參加運輸隊協助紅軍運輸外，老幼男女必須疏散藏匿深山，不為敵軍所利用。
廿七日晚，朱毛已獲悉國軍進剿部隊已進駐蘇區上列位置，決消滅張輝瓚師后，即由西向東繼續掃蕩國軍之右縱隊，並於廿八日上午八時下達進攻命令，大略如下：
（一）紅軍決對國軍之圍剿，實行中央突破，廿九日拂曉開始進攻，先行消滅龍岡之張輝瓚師后，即由西向東掃蕩源頭之五十師及其右縱隊。
（二）第一軍團即進入龍岡東南之山嶽地區之進攻準備位置，部署陣地。
（三）第三軍團即進入龍岡東北之山嶽地區之進攻準備位置，部署陣地。
（四）各軍團于廿九日拂曉各派一部，向龍岡之敵佯攻，引誘國軍至我預定作戰陣地之內，一舉而殲誠滅之。
（五）興國獨立師于廿九日拂曉進入富田、龍岡之中間地區，阻滯富田、東固向龍岡之增援部隊，掩護紅軍主力作戰。
（六）總司令部指揮所在龍岡正東約四里之山上。另有注意事項：
1、攻擊開始時注意佔領敵軍之無線電台，並生俘其人員及器材。
2、俘獲之敵軍之無線電台及器材須妥為保存，對技術人員須妥為保護。
3、對敵軍之一切物資糧食均不得破壞。
4、對俘虜官兵不得虐待，統送本部處理。
5、作戰時各部隊須緊密連繫，互通情報。
廿九日拂曉，第四軍之林彪部(第十師)、第三軍之一部同時向龍岡佯攻，張輝瓚即率部出擊，紅軍稍事戰鬥后，即向預備陣地，且戰且退；張輝瓚見紅軍狼狽敗退，以為這些土匪不堪一擊，當即全部向東南山嶽地區攻擊；紅軍在預定陣地堅強抵抗，黃公略軍即以一部偷襲龍岡墟，國軍之無線電台及全部人員與器材均被紅軍俘獲。是時下著滂沱大雨，更增加國軍進攻之困難。激戰至十一時，紅軍見時機已到，立即全線反攻；國軍傷亡千餘人，並因紅軍黃公略軍已截斷龍岡西南面通東固的道路，被圍苦戰，至正午十二時，紅軍對國軍呼叫：「不要窮人打窮人」、「優待國軍官兵」的口號下，國軍士兵大部份自動投降，張輝瓚在紅軍包圍下，無法逃脫，卒被紅軍俘虜，全體官兵無一漏網。
在龍岡戰鬥時，張輝瓚指彈部之無線電台器材及人員早被紅軍俘去，其與各師之連絡逐告中斷，各師既不明情況，又被地方赤衛隊日夜襲擊、騷擾，故不敢離開駐地，致不能增援龍岡作戰。
龍岡戰鬥結束后，朱德即命張輝瓚押來問話，當時張輝瓚尚身穿整齊的咔嘰軍服，腳穿長筒皮靴，身佩軍章，精神雖頹喪，但態度頗鎮定，當被押至朱德面前時，見朱德衣不稱身，又極殘舊，不像軍官，故甚覺詫異！
據朱德說，當時他訊問張輝瓚，主要的有以下三點：
（一）朱德問：你既被俘，願意生？還是願死？張輝瓚卻反問：我當然希望生！但不知你們要多少錢才肯放我？
（二）朱德說：我們不是土匪，你想錯了，我們不是要你的錢，我們想辦一間紅軍軍事學院，你是否願意擔任教授，為我們造就人材？
張輝瓚回答：願意。
（三）朱德問：以你的意見，我們下一步行動應進攻那一個師？
張輝瓚說：進攻十九路軍為最上策。並將十九路軍的一切情形，如番號、兵力、駐地、主官姓名、各師旅的戰鬥力......等詳細述明。
朱德知道他說的十九路軍情形，都是實情，但他為什麼要以進攻十九路軍為上策？朱德也知道其意，是想保存他指揮的十八師及五十師，並有機會配合十九路軍將紅軍殲滅。
訊問結束后，朱德即著張輝瓚住在司令部，派專責人員將他監視。
朱德這種處理，一方面表示他對俘虜的優待，使所有俘虜的軍官敢於暴露身份，俾易清查，同時因張輝瓚為紅軍官兵所最痛恨，防止未經公審便被殺害。
是日下午紅軍即向東固進攻，公秉藩之廿八師，一經接觸，即向吉安逃竄。三十日紅軍全部由西向東挺進，進攻源頭之譚道源五十師，譚師聞張輝瓚失敗，全師覆滅，立即向北撤退，紅軍跟蹤追擊。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追至東韶消滅譚師之一半。其餘各進佔蘇區的國軍，亦聞風逃回白區。紅軍即佔領廣昌、寧都一帶，休息整訓。
是役紅軍俘獲國軍官兵萬人，步槍九干余支，小山炮、迫擊炮、輕重機槍、彈藥、軍用品、糧食甚多，現金有三個師軍餉的銀洋。最重要的是俘獲無線電台全部人員及器材，台長王錚後來為紅軍訓練無線電技術人材，建立紅軍無線電訊系統，及建立無線電情報組織，成為紅軍的重要情報高級人員之一。
作戰期間，蘇區群眾是全體動員了，當紅軍作戰時，搶救、搬運傷兵、輸送糧食；戰事結束時，搬運俘獲物資，掩埋陣亡之敵我官兵，打掃戰場等一切工作，均由群眾負責，而且做得很好，這是紅軍政治動員工作的成功。
張輝瓚被俘后約二十天，紅軍舉行一次軍民大會，公審張輝瓚，他受盡了鞭撻之苦，還要受「點天燈」等等肉刑折磨后，才將他殺頭，並將他的頭顱用木盒盛著，放在河裡，順水流出白區，藉此以警告國軍。事後不久，朱、毛接到中共中央來信，略雲：國民黨已派員來接洽，願以現金二十萬元，及釋放在押的所有政治犯，以為交換張輝瓚之條件云云。但張已被殺，事成過去，朱、毛則失了一個好機會，大家都感到可惜！
國民黨因紅軍殺了張輝瓚，使採取報復手段，將很多在押的政治犯殺害了，並在全國各大城市逮捕了很多左傾學生，這是國軍第一次圍剿蘇區的餘波。
紅軍在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獲得了械彈及三千俘虜士兵的補充，部隊更為充實，工農群眾與紅軍的合作更緊密；便動員各縣亦衛隊擴編為兩個軍(廿二軍和廿六軍)，廿二軍以陳毅為軍長，廿六軍以楊岳斌為軍長。
四月間，紅七軍又到達寧都與朱、毛紅軍會合，使紅軍戰鬥力更加強大，朱、毛、項英（項英是一月間到蘇區，他是閩贛蘇區中央分局書記)等，正在喜氣洋溢，整軍經武之際，一天下午，南豐縣地方黨特派了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民到廣昌紅軍司令部找朱德，神色極為緊張，朱德心知有異，立即招待他坐下，並著特務員倒茶給他，他喝過茶后，即將一個小紙包交與朱德。
這個小紙包原來是一份情報，內雲：南豐國軍傳出消息，即將大舉向蘇區進攻，現南豐城內有國軍第八路軍朱紹良部兩個師，第八師毛炳文、廿四師許克祥，正嚴密封鎖通往蘇區道路，對來往商民嚴密檢查......。
那時，毛澤東、項英均在寧都，朱德立即將情報通知毛澤東。
同時毛澤東亦接到了永豐、吉安、萬安各縣黨委報告，證實該項情報可靠，乃立即通知朱德命令新編之廿二軍及廿六軍留駐廣昌阻滯團軍右翼進攻部隊，其餘各軍到寧都以西之青塘集結。是時朱德又得國軍孫連仲部派人送來有關國軍的情報，詳述國軍第二次圍剿的整個計劃，並雲：二十六路軍及第五路軍情形，請詢問來人，並請將來人留用，切勿遣回，以免誤事......。情報簽署的是「老同志」三個字。朱德詢問來人，據稱是參謀長派來的，並著我不要回去。朱德心知這是滲入國軍內部的黨中同志所作，再詢問有關五路及廿六路軍情形，據稱：所有北方官兵多患水土不服，且不慣山地作戰，士氣低落......。
朱德立即分令廿二軍及廿六軍由陳毅指揮，留駐廣昌，監視東面之敵軍，掩護蘇區，其餘各軍即開到青塘集結，他亦帶同總部幕僚人員趕到青塘。
當時綜合各方情報，國軍之第二次圍剿計劃如下：
國軍調動了二十萬大軍，對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並採取步步為營，逐漸推進，將紅軍包圍于寧都、青塘地區而殲滅之戰略，其部署大略如下：
（一）派何應欽為剿區總司令，總司令部設於南昌。
（二）第五路軍王金鈺部（轄四十七師王金鈺部、三十四師郭宗華部、五十四師郝夢麟部、二十八師公秉藩部，共四個師）在吉安以東永豐以南地區集結。
（三）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轄兩個師）在宜黃集結。
（四）第八路軍朱紹良部（轄第八師毛炳文、二十四師許克祥等師）在南豐集結。
（五）五十三師劉和鼎部在建寧集結。
（六）十九路軍蔣光鼐部（轄六十師蔡廷楷、六十一師戴戟）在泰和東岸地區集結。
各路軍均於五月初旬集結完畢，中旬開始向蘇區逐步推進。
當時紅軍在青塘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各軍長、軍政委、軍參謀長均出席參加，首先由朱德報告國軍第二次圍剿的計劃，並分析此次圍剿軍以國軍右翼軍第五路軍王金鈺部為最脆弱；十九路軍戰鬥力最強，但他們抗日意志甚堅，不願與紅軍作戰，我軍應先行進攻最脆弱之一翼，消滅王金鈺后，由西向東各個擊破之，這樣，既可免我軍有被壓迫於贛江邊聚殲之危，又可於戰事結束后，在閩贛邊之黎川、建寧、泰寧等地區擴大根據地，動員更多的人力物力，準備下一次會戰。與會人員均贊同朱德的意見。毛澤東亦提出了動員赤衛隊、動員群眾參戰，及實行堅壁清野計劃，亦一致通過。
作戰計劃決定后，紅軍主力即由青塘出發，經古龍岡至良村集結。由五月初旬至中旬紅軍曾派出小部隊與國軍進行游擊戰，五月十六日開始以迅速、堅決之行動，向已佔領富田之王金鈺、公秉藩兩個師（共十一個團）突擊，很快的便將王、公兩個師擊潰，且大部份被消滅。當紅軍進攻富田時，富田之西北四十華里有國軍之蔡廷楷師，富田以東有郭宗華師，紅軍之左右側背均受威脅，國軍雖知富田被紅軍攻擊中，但因情況不明，及指揮不統一，致不能及時增援作戰。
富田戰鬥結束后，紅軍立即進攻郭宗華師，也很快的消滅其大部，其餘潰不成軍，向北逃竄，郝夢麟師聞郭師被消滅，星夜退回永豐縣城。紅軍因有民眾幫助，清掃戰場，抬運傷兵，看管俘虜，搬運戰利品，輸送糧食，以至偵察敵情，封鎖消息，都由地方蘇維埃政府指揮赤衛隊運輸隊負責，紅軍于戰鬥結束后又立即向東出擊，連續擊潰了孫連仲部、朱紹良部、劉和鼎部，計由五月十五日起至三十日止，僅十五天的時間，紅軍由西至東，經過了七百里的行軍作戰，五次慘烈的戰鬥，將國軍的第二次圍剿整個粉碎了，繳獲的步槍一萬余支，彈藥軍用品無數。國軍的殘餘部隊，退回吉安、永豐、宜黃、南豐、泰寧各地。
紅軍在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后，僅休息了三天，便按照預定計劃，將各軍分駐在建寧、黎川、廣昌等地區，進行擴大蘇區的赤化工作，籌糧籌餉以應軍需，並將剩餘步槍五千枝分發各縣赤衛隊，地方民眾武力亦由此大大的加強了。
紅軍正在黎川、廣昌、建寧展開工作的時期，六月下旬，忽接南豐城內送來的情報，國軍又準備對蘇區作第三次的圍剿，其情形如下：
(一)蔣中正氏親任剿匪總司令，駐節南昌。
(二）進剿軍分三路，中路總司令何應欽，駐商昌。右路總司令陳銘樞，駐吉安。左路總司令朱紹良，駐南豐。
(三)進剿軍之主力：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等五個師；其次是：蔣光鼐、蔡廷楷、韓德勤等三個師，其餘尚有孫仲連、朱紹良、上官雲相等各軍師，總兵力約三十萬人。
(四)進剿軍的戰略是：各路軍向蘇區長驅直入，壓迫紅軍于贛江邊一舉而殲滅之。
那時紅軍因經過第二次反圍剿的艱苦戰鬥，官兵傷亡不少，且未經休息補充，紅軍兵力，除第十二軍須留駐福建，對該方面敵軍警戒，並進行游擊外，其餘第三、四、五、七共四個軍的紅軍主力，約三萬六千人。朱、毛接到這一情報，大為吃驚。經過了一次討論后，立即命令各軍開赴興國集中。經過十多天的行軍，繞道迂迴，步行千里，到達興國時，敵軍已分路前進，迫近興國，乃決定避敵主力，打擊其弱點，並擬定作戰方針，大略如下：
（一）由興國先行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向東，從敵之後方連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蘇區，而置於無用之地，此為作戰第一階段。
（二）待敵回頭北向，兵力疲勞之時，便乘隙攻其弱點，為作戰第二陪段。
時間和敵情逼迫著紅軍，再無從容準備的機會，乃即集結兵力向富田前進，可是在紅軍行動之後，被敵偵悉紅軍行動企圖，陳誠、羅卓英兩個師立即趕至富田。形勢又對紅軍不利，乃被迫改變計劃，撤回興國城西之高興墟集結，斯時僅有這一個小墟場及附近鄉村末被敵佔領。紅軍集中了一天後，乃決向興國東部之蓮塘及永丰南面之良村、寧都縣北之黃陂方面突進。第一天乘夜通過了蔣鼎文和蔣、蔡、韓各師間之四十華里空隙地帶而到達蓮塘。第二天和上官雲相之前哨開始戰鬥（上官指揮他自己一師、及郝夢麟師）。第三天擊潰上官師為第一仗。第四天擊潰郝夢麟師為第二仗。這兩次戰鬥結束后，立即繼續東進，經過三天的行軍，到達黃陂將毛炳文師擊潰為第三仗。紅軍連戰皆捷，繳槍萬余。此時國軍已發現紅軍主力所在，正在向南向西前進之國軍主力，立即轉移向東，以黃陂為目標，以大包圍的態勢，分路並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
當國軍主力迫近紅軍時，紅軍又從蔣、蔡、韓和陳、羅軍之間一個二十華裡間隙的大山中間偷越出去。回到興國集中。國軍進抵黃陂，已不見紅軍的蹤影，經過多方的偵察始知紅軍已回竄興國，待國軍再向西進，追尋紅軍時，紅軍已休息了半個月，精神飽滿，士氣旺盛，準備著迎接新的戰鬥。可是國軍呢？因蘇區民眾遷移上山，所有可供敵軍利用的物資，尤其是糧食都已匿藏山中，後方的交通運輸又常被赤衛隊襲擊、破壞，以致補給困難，糧食接濟經常中斷，且在蘇區境內，晚上常遭民眾武裝赤衞隊騷擾，食既不飽，睡亦不寧，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磨折，官兵多已精神頹喪，已無戰鬥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國軍被迫開始退卻了。紅軍偵知國軍退卻的消息，立即向敵追擊，先行消滅了蔣鼎文的一個旅，接著消滅韓德勤全師，最後在高興墟和蔣光鼐、蔡廷楷兩個師，發生了激烈的攻防戰鬥；紅軍用「集團梯次隊形」向敵軍陣地衝鋒（以後稱為人海戰術，即發明於此）。但在國軍優勢的火網之下傷亡慘重，使紅軍攻擊頓挫，蔣、蔡兩師乃得從容撤退。毛澤東說：「這次戰鬥打成對峙，讓他逃去了」。
這次圍剿，自七月初旬起至九月中旬始告結束。是役紅軍繳獲步槍、機槍、追擊炮等二萬枝，俘虜敵軍萬餘人，紅軍傷亡有二千餘人，第三軍軍長黃公略在高興墟之役陣亡，為三次反圍剿以來傷亡最大的一次。但蘇區的形勢更為穩固，士氣、民氣亦更為旺盛。

第五編

由上海到閩贛蘇區











第一章
上海的見聞與體驗
我忍著淚離開部隊，湘南暴動時的老同志劉耀文指揮幾位農民同志抬我到樂昌乳源邊界的高山上。隨行的還有十九師軍醫處長吳子玉和四個衛士。
這些純樸的農民們，在湘南暴動失敗后，逃到這十多里無人煙的深山中，靠燒賣木炭過著最困苦的生活。為著我的安全，他們特別選擇了極隱蔽的叢林內，他們七手八腳的蓋搭了一間小木屋安置我。並用他們的床板，為我鋪床；派人到胡洞替我買了五十斤白米，送了兩隻雞，一大堆青菜，好好地安頓了我們，靜心療養。他們這種難得的友誼，十足的表現了中國農民的純樸的熱情！
我在山上醫治了四十多天的時間還不能起床，忽從胡洞的小村上，傳來國軍搜山的消息，風聲鶴唳，時起恐慌。我的衛士及吳醫生，只有三枝駁殼手槍和兩挺手提機槍，隨時準備和敵人拚命。我的枕畔經常都放著自己的防身武器左輪手槍，必要時用作自殺。漸漸的我已能在床上坐起，但風聲一天比一天緊，我要吳醫生和四名衛士先離去，免作無謂犧牲，但他們都不肯離去，經過我的一番解釋，告訴他們要以革命前途為重，不要只顧及個人的情感而忽視了更重要的革命任務之後，吳醫生和另三名衛士，才答允先走。尚有一名衛士白從根，寧死也要跟著我，我也只好把他留下來了。於是我將所存的八百余元，提出三百元，給他們四人使用；叫他們去追趕部隊，或潛伏各地，繼續做革命工作。然後，他們才揮淚分手。
一天，我的舅父又從樂昌帶來兩份上海的申報，國內新聞版上，報導梅花剿共戰役的戰績。說紅七軍二十師師長被擊斃，十九師師長龔楚也重傷斃命。我看了心中暗暗高興。恰好腿傷新愈，已能扶杖步行；已到了可以化裝出走的時機。乃通知我的母親，由我的大姊派一艘漁船到我住的山下，由幾位農民同志抬我上船，順著武江南下，離開了那位劉耀文老同志，和一群愛護我的農民朋友，結束了荒山療冶的生活。
船過樂昌長哆，在僻靜的地方停留下來，我的母親也親到船上來看我。這時母親已六十五歲，家中經歷次的搜查和洗劫，生活已成問題。我從剩下的四百元中，給了一百五十元與母親作贍養費。談到深夜，才請她老人家回家，臨別時她再三叮囑我多寄信回家，省得她時常挂念。偉大的母親，使我感動得熱淚盈眶，誰料這一次的分別，卻成了我們母子的永訣!
到了一九三四年的時候，她便與世長辭了。而我那時正在江西蘇區，無法回家奔喪，回想起來，真有無限的悲愴和哀悼。
乘著我大姊所雇的漁艇，通過國軍地區的檢查站，安抵烏石車站。由衛士白從根購買了兩張車票，候至火車將到時，我才離開漁艇，趕赴車站，乘南下火車抵達廣州，旋赴香港，下榻于彌敦酒店。
由於我曾在香港領導過黨的工作，雖時隔兩年，還有線索可尋。我首先找到了一位工人同志，轉而找到了廣東省委的連絡員，將我的情形通知廣東省委書記，由廣東省委派了一位女同志宋維靜 與我連絡。於是我和黨又有了訊息。這時，我知道了國軍正發動對江西蘇區的圍剿，使我非常擔心在轉進中的紅七軍的命運，同時傷病累人，更不禁附髀興感。而我的新愈腿傷，因連日奔走勞動，又發炎了。本擬在香港療治，突然廣州的報紙又發出消息，報導紅軍十九師師長龔楚，已傷愈赴港。這則新聞的發布，對於我的安全又有了問題，只好又再轉移另一個地方療傷。
吳子玉醫生離開樂乳邊境的荒山後，便在廈門海軍醫院工作。他與我取得連絡后，使通知我到廈門去繼續治療。我為安全計，將我的衛士白從根託交廣東省委照顧，單身赴廈。冒充廣西民團的軍官，因剿匪受傷。在國軍海軍醫院診斷，極過七日的療治及檢驗。結果，醫生認為腿內有碎骨沒有取出，該院無X光設備，應轉赴上海療治。於是我又離開廈門，和吳子玉醫生同往上海。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偕吳子玉醫生到達上海。按照廣東省委給我的中共中央通訊處，寫了一封長信報告中央。這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由周恩來代理（周由蘇聯回國不久），見我抵滬，即派聶榮臻 到旅店與我連絡，介紹我到福民醫院療冶，經施過手術，將腿內碎骨取出，僅七天便已痊癒。但腿部神經麻木，須繼續電療。
當我出院時，聶榮臻告訴我，本年二、三月間，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黨內叛徒向國民黨特務告密，捕去殺了。惲代英同志因犯了錯誤遭處分，派去某紗廠任支部書記，也被國民黨特務抓去殺害了。去年夏天，彭湃同志在廈門，冬天，羅綺園、楊瓠安兩同志在上海，均先後被國民黨特務捕去殺了。你現在這裏療養，中央為了你的安全，特派黃X同志經常和你連絡，你亦須特別謹慎行藏為要。我驚聞噩耗，登時悲憤交集。以責備的語氣對他說：中央負責同志對惲代英同志的處理太殘忍，以他那副文弱書生風度和容貌，一見即知不是工人，怎能派他到工廠去工作？這不是等於送他去死嗎？你回去告訴周恩來同志，他應該負點責任。
後來周恩來親到旅館來看我，我亦以同樣的語氣對他說過，他當時無詞以對，竟顧左右而言他，只是說：現在上海環境極壞，你要特別小心。這是他一貫逃避責任的慣技。使我為之不勝嘆息!
出了醫院后我住在河南路一家小旅館內，第二天，紅七軍負傷在滬療傷的幹部，都找到了我。王震在古州作戰時打斷左腳，來到上海才醫治好。他有妻又有孩子，因為地位不高，中共中央每天只給他生活費二元，住旅館和食飯都包括在內。又二十師五十八團閻參謀長，在隆安作戰也打斷了左腳，亦來上海剛醫好，生活十分困難。我對他們抱著無限的同情，常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還有何畏、李顯兩人，他們都是負了重傷，到上海來治療的。因為中央的照顧並不周到，生活非常困苦。尤其是楊英，他的身體本不很好，而且槍傷肺部，因為生活費太少，住在一間公寓，欠下房租伙食錢很多，急得幾乎要自殺，見到我便哭起來。我見他境況可憐，便為他清結房租伙食，要他與我同住到旅店共同生活。於是我的負擔更加重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有一天，上海某小報刊出一節新聞，略雲：「共軍十九師師長龔楚因傷抵滬療養，中央政府已派邵力子來滬，勸導龔氏入京」。中共中央聞報后，立即派黃某來協助我遷居，一天之內搬了三間旅館，最後才遷入老把子路一家白俄人開設的公寓內的二樓一個騎樓大房間去住，並著我暫時隱避，不要外出。這時，七軍在滬幹部，巳陸續被派去各地蘇區。當時有：何畏派去鄂、豫、皖蘇區，李顯、吳子玉派去閩贛邊區，仍回七軍工作。
剩下我和王震、楊英、閻某等，皆因身體尚未康復，仍留滬休養。王、閻兩人左腳已斷，雖然駁好，王、閻的左腳都短了寸許，行路極為不便，他們要穿上特製皮鞋，行動才可自如，我亦是傷左腳，但沒有縮短，步行如常，算是我的幸運。
在這期間，還有兩件事值得暑述，一是陳豪人（廣西行動委員會書記），他在東調江西途中，在連縣即以赴上海和中央接洽為詞，離開紅七軍經廣州、香港轉赴上海，中共中央以他擅自脫離隊伍，予他嚴重警告處分。他不服，與中央爭論，中央置之不理，經我調解后，中央已答應給他返回蘇區工作，但他又以中央給他的信稱他為先生而不稱同志，堅不接受，我雖儘力勸導，亦未能消除雙方意見，陳豪人便由此脫離了黨。
另一件事是，我在上海因避免各方特工人員的耳目，行動極感不便，後由閻參謀長介紹一位時雨金先生和我認識，他是安徽人，與閻是同鄉，年約三十余歲，是上海一家皖商公商號的老闆。據閻說：他是上海青幫中有地位的人物，他和我見過面后，很熱心維護我，因為國民黨的特務和租界內的「包打聽」 都有他的人，消息非常靈通，凡有關對付中共人員的行動，他都能很快的通知我，而且每逢夜間必須外出時，他派人或親身陪同我去，我在上海幾個月的期間，他並沒有受過一點禮物，反而常常要請我吃飯。他為我所花的錢，以我的估計還要多過中共中央，他那種俠義行為，正是義薄雲天，至今還未能忘懷。
我四月下旬到上海時，身上尚存有大洋二百元，住醫院期間，所有費用是由中共中央支付的，出院后，每天給我的生活費三元，包括旅館開支在內，另每日電療費二元，那時的生活，在極其節省的情形下，尚可維持，但天氣漸熱，我和吳子玉均須添置衣服，同時要幫助七軍在滬療養的幹部，我自己的存款很快的便用光了，而我的妻子因得聞我在滬療傷，特由廣州趕來上海探視，我和她在廣西結婚後僅一個月，因政局變化，她便回廣州娘家居住，離別了兩年，異地重逢，自然是感到快慰！但生活費的增加，黨中央並沒有為我解決。我曾經為此向中央報告，但中央始終沒有增加我的生活費用，迫不得已將電療的次數減少，以維持日常必需開支。有時我想起我在廣西工作時，為黨籌措了五萬元港幣，毫無保留地貢獻給黨為活動經費，另外支持香港日報亦用過一萬多元。我拋棄家庭溫暖，為革命流血，現在必需的醫療費和生活費都無法維持，未免太刻薄。幸好我的妻子尚能深明事理，生活雖苦亦無怨言，且精神亦很愉快，使我稍為安慰。
那時我在上海的環境，生活固然是十分困窘，而安全問題又隨時受到威脅，遇有什麼風吹草動，又得迅速遷移住址，當時若非有時雨金這位朋友的俠義幫助，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和妻子及楊英同志正在一家影院看電影，中共的特工人員突然通知我，要我馬上離去，他們預先準備了一部的士，我一出門外即上車離去，車行轉彎抹角，兜了很多圈子，才送我到一家旅店暫住，過了一天才將我們的行李送來，後來我就遷入哈德路一個弄堂內，住在一家樓上，但仍是不敢常出，天天攜著幾本書，一束報紙，跑去兆豐公園閱讀，消磨這些苦悶的日子。
七、八月間，正是國軍向閩贛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時期，每天的報紙都報導圍剿蘇區的消息，我素來自命是一個革命戰士，雖知健康末復，仍須休養，但總覺得逃避遠地，不免有慚愧之感，於是我決定再回前線去，免得悶居上海。我將這個意思告訴聶榮臻，他聽了非常高興，他說：「紅七軍早已到了江西蘇區，江西蘇區中央分局來了好幾次信，請你早日回去。但我們因你沒有完全康復，所以沒有告訴你。現在你要去，實在好極了。待我報告中央負責同志，解決一切交通費和進入蘇區的路線，再通知你」。
五天後，聶榮臻到我的旅店中見面，要我先到香港，由香港派交通員送我入蘇區。同時托我的妻子帶一位三歲女孩到香港，交給她的爸爸，並謂：有一個小孩作掩護，路上比較安全；最後他交給我一筆旅費，然後說道：「你是黨的重要幹部，曾經為革命付出重大的犧牲；所以應該買一張西餐房的船票，以免被敵發覺。你的嫂子對革命沒有貢獻，只能住三等艙，以免浪費。給你的錢便是依照這個原則預購的」。我聽了很不高興，覺得他們太不近情理，太不體諒為革命犧牲者的心情。
那是一九三一年的八月，我身體健康雖未恢復，負了重傷的左腳，行路仍很吃力，但為了減少精神上和生活上的痛苦，當我拿到了這筆旅費時，我就決定冒著危險，將兩張票錢合併，改買兩張唐餐房票，乘太古公司港滬輪船，離開了上海。













第二章
初到閩贛蘇區的觀感
從上海到香港，住在老地方九龍彌敦酒店，隨伴的有我的妻子。這是我參加中共革命以來最愉快的一次旅行。但是溫馨的家庭生活，我卻無法久享。在第五天的早上，我在酒店裡便脫去西裝，換上便服，帶著簡單行李，先到香港擺花街某號四樓的廣東省委交通機關。由他們派出一位連絡員，偕同我乘船去汕頭。
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我不得不拋棄了自己的幸福，踏上征途。妻子只好要她再回娘家去住。她是一個富有中國舊道德的女子，她有信賴丈夫和尊重丈夫的美德，但結婚了兩年的夫婦，實際共同生活的日子僅三個月。臨別時不免有無限的依戀！
兩天的旅程，由香港經汕頭到潮安，正準備搭船赴大埔，不料在搭船時竟和交通員失了連絡，而在碼頭上偏又遭到扒手的光顧，身邊的錢都被竊去，這時我身上末名一文，焦急萬分。怎樣辦？迫不得已，將自來水筆和手錶賣去，在潮安一間小旅館住了一宵，第二天的下午才再乘船回香港。廣東省委又送我廿元港幣作旅費，另派一位交通員同行，仍取原路經汕頭、潮安到大埔。第二天步行至國軍封鎖線邊的小鎮青溪，住在一家小客棧中。這客棧是中共的交通機關。交通員都是地方人，熟悉道路，精明幹練。國軍的駐地、人數，那座山有哨兵、那條路有哨崗，他們都很清楚。我由他們派人帶路，在黑茫茫的夜裡，步行了三十多里崎嶇的山徑，通過了國軍的三道封鎖線，才進入福建永定縣內的中共游擊區。
摸索了一個整夜，東方已露出了曙光，帶路的把我送到一個小山村的交通站，在那兒休息了二小時。因為此地是緩衝區，並不十分安全。吃了早飯後，便由這個交通站，改派一位農民交通員，送我到三十裡外游擊區的另一交通站去。
我由上一個交通站，抵達永定縣屬的蘇區，走進一個四十多戶人家的山村，頓感興奮和喜悅。喜悅的是我又重新回到革命鬥爭的土地上來了!興奮的是這些人家都打掃得清潔整齊，村莊外有持著梭標鳥槍的農民在守望；他們都精神抖擻，比較白區，確另有一番氣象!
到了交通站，馬上有一位女同志迎接我，親切的叫著：「龔同志!辛苦了」。接著送來一盆熱水，給我洗面洗腳，泡了一壺很好的山茶，又送來一碟鄉村米餅。並要我脫去內衣給她洗濯，這種殷勤招待體貼之情，使疲勞已極的我，得到無限溫暖。
我安適地午睡了三小時，醒來已是夕陽銜山的時候了。我步出大門，坐在桂花樹下的石凳上，欣賞附近的山色，覺得鄉村生活，非常安寧而恬靜，花香鳥語，令人心曠神怡！
我正痴痴的遊覽這些大自然景色，交通女同志帶來了四個農民來見我，她介紹我相識，其中一個是赤衛隊長，另一個是少先隊隊長，其餘兩個是農村幹部，她對他們說：「這位龔同志是紅七軍的師長」。我問她：「你怎樣知道這麼清楚？」她笑對我說：「前幾天有一位交通員通知我們，要我們好好的招待你；因為你是紅軍將領，而且曾為革命負重傷」。聽了她的話，我不得不暗自讚歎，蘇區的群眾工作做得的確不錯！
回到屋裡，桌上已點上一盞小油燈，那位女同志為我送上飯菜，兩個煎鴨蛋，一碟魚乾煮辣椒，一碗酸菜湯，這些都合我口味，吃了兩碗飯。又來了一位三十多歲的農民來見我，他自我介紹，是黨的支部書記，剛從城裡回家沒有休息便趕來看我。他告訴我當地赤衛隊的情形和分田的情形，談了很久才告辭走了。
晚上我睡得很舒服，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早飯後，在屋前的樹蔭下和一位五十多歲的老農夫聊天，一個搖著小鼓販賣洋什貨的小販，從我們的面前經過；村中很多婦女小孩都圍上去購買。我發現他們所使用的都是福建省蘇維埃政府所發行的紙幣，我便問小販：「這種紙幣通行嗎？」他說：「這種蘇幣 ，不僅在蘇區內通行，在靠近蘇區的白區，也受歡迎呢！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後來我才知道，蘇幣的準備金是糧食和土產。在蘇區一切交易都用蘇幣，白區商人需要到蘇區購買糧食和土產，不能不用蘇幣，所以附近蘇區的白區商人也樂得使用蘇幣了。
中午時分，由大埔交通站帶來了一位姓劉的同志（梅縣人），他是個曾經受過大學教育的知識分子，決心到蘇區去工作的，他和我談得很投機。下午，地方赤衛隊同志送來了兩隻鵝，二十個雞蛋，一罐糯米酒，這是他們對我表示最尊敬的禮物。我便邀集當地的工作同志共進晚餐，吃喝得很高興。席間，那位少先隊隊長自動請求做我的衛士，並說已經得當地負責人和父母的同意。這個孩子名叫阮成，年僅十五歲，剛好我的大腿傷愈行動仍不大方便，正需一個人幫忙做些瑣屑的事，便答應了他的要求。他喜極了！連忙回去告訴父母，並向當地共青團取了介紹信來給我，他的父母也跑來感謝我提帶他們的孩子。我真想不到中共游擊區有如此現象，這是不能抹煞朱、毛經三年來的成績。但我想起了我手創的廣西蘇區和紅七軍的事時，又不禁大為惆悵了!
第三天，我們離開了這個可愛的山村，向福建省蘇維埃政府的所在地——長汀——進發，沿途都有交通站接待，一站一站的輪換交通員引路，所經過的地方，雖然都有點荒涼，但都整潔有致。赤衛隊、少先隊都拿著步槍或梭標，布滿交通要道，檢查行人，沒有蘇維埃政府證明，無法通過。蘇區內的青年婦女多數剪短了頭髮，態度大方，沒有畏羞之態。我們每到一交通站休息，便有女同志來慰問，並將我們的衣服拿去浣洗。晚上還唱山歌給我們聽，減少了我們的旅途寂寞。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到達長汀，那天正是中秋節的前一天，街上雖然有月餅出售，但比起一九二七年中秋節的熱鬧情形，已冷落得多了。當年我參加南昌暴動后，曾經長汀入粵時，也正值中秋佳節。那時長汀市面繁盛，想不到四年之後，竟然如此？這正反映出蘇區的農村經濟已開始衰退了，而人民的生活也日趨艱苦了。
但在旅途中，各地同志紛紛傳報新近挫敗了國軍第三次大圍剿的捷報，群眾興高采烈！又見到蘇區在日漸擴展，革命的前途美景，便又給我以無上的鼓舞！
由香港到永定游擊區，直到長汀河田，這一段長長的水陸路程，是中共通過白區進入蘇區最主要的交通線，我在香港起程前的想像，這一段路程必定是很艱險的，可是事實並非如此，除了白區的青溪至游擊區的一個站約三十里須要夜間通過國軍的封鎖線外，以後的行程都是白天行動，他們布置周密，無懈可擊；所有人員來往及軍用物資，如無線電器材、電話器材、藥品、炸藥和銀洋鈔票等等，均經由這一條路線運入蘇區。沿途如汕頭、潮安、大埔而至永定、上杭直到長汀的河田，均開設有藥房、電器、運輸、旅館等商店，他們只有縱的關係，沒有橫的關係。鄉村的交通站只知前後兩站的位置。他們工作聯繫，完全由交通員負責。交通員亦分兩種，一種是專責帶人員來往的，一種是負責運輸的，這些交通員，亦互不認識。全條交通線，最重要的是大埔縣起至永定游擊區而至河田這段路程。其中要經過白區國軍或民團的重重嚴密封鎖線；有碉樓、碉堡、哨崗等等。通過這段路時，即取道罕無人跡的山道或山坑，攀藤附葛的行進。運輸物資通過封鎖線時，即利用婦女偽裝割草或農民偽裝挑肥下田，將物資埋藏在草中或肥料之內偷運出去。一段接一段，一站接一站，使國軍無法截查。
這一條交通運輸線，自一九二九年夏，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擊潰了國軍郭鳳鳴師，佔領長汀、上杭、永定起，直到一九三四年中央蘇區紅軍西竄止，其中雖曾發生過一時的困難，但始終未被破獲。這種周密的布置，和善於運用群眾力量，與連絡運輸的技巧，是值得稱道的。
長汀（汀洲）是福建蘇維埃政府所在地，中共福建省委會亦設於此。我在香港時已知省委書記盧永次（廣東人），是一九二八年冬在香港工作時的老同志。他是香港工人出身，那時他任廣東省委會組織部長，為人誠實，富情感。他的太太是一個純潔而大方且很喜客的家庭主婦，在香港時，我們大家都稱她為二嫂。
這時，他兩夫婦都是三十多歲左右，都在長汀，因此，我到達長汀，馬上就去找他。省委會是設在一間舊時政府的小機關內，房子很大，我進入大廳，向一位負責收發的同志說明我的姓名及來意后，他立即通傳入去。
盧永次聞我來到，很快的便出來見我，緊握著我的手，很高興的對我說：「我上星期就知道你要來了，但聞你失去連絡，想不到你那麼快便到了，請到裏面坐，再詳細談談」。我隨他入一小廳內，廳內陳設簡單，只有一張四方枱和幾張竹椅，我們坐下時，他的太太已端上茶來，她見到我，非常高興的對我說：「龔同志，你瘦了！你來了我們又多了一個廣東老同志，沒有那麼無聊了，今晚就在這裏食飯，我去弄菜來」。看她的情形，似有人地生疏，不大習慣之感。
我問他關於蘇區政府及蘇區的社會民生等情形，盧永次告訴我：「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是農民出身，曾讀過高等小學，是個老黨員。政府委員中，有工人、農民、軍人；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也是委員之一。他們都很負責。農民分了田，生活本當比較好，但他們因為缺乏資本，缺乏肥料，且因人力不足，生產上不免要受影響，農民們是要踴躍繳納政府地稅，及勞軍捐輸等等。由是他們的生活，就自然比較困難了。至於豪紳地主，他們失去了土地和債權，並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屋宇；他們的生活，當然是很痛苦。商業方面，因敵人的封鎖，物資出入極困難；且人民的購買力弱，亦自然不及往昔的繁榮。惟有獨門的西藥商，因政府特許他們自由賣買，算是一枝獨秀；其中有少數人，賺了許多錢。工人為數不多，但亦多數無工可做，所以都回鄉分田去了」。
我接著問他，朱德和毛澤東的情形。他說:「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我們很少見到，更少有談話的機會，不過，一般同志對朱德的印象很好；至於毛澤東嘛......」。他沉思了一會才再說:「他的資格及他的聰明才智，當然是現在閩贛蘇區的唯一領導者，但他的作風過於嚴厲，所以畏之者多，真正愛之者很少，這是我的見解，你曾和他兩人在井崗山共同工作，應當比我對他們的認識更深刻，我們份屬老同志，我得告訴你，在蘇區切勿多言，將來你自會明白的」。我想深入的和他談下去，因見他有不願多言之意，我便不再多問朱毛之事了。我轉問他紅七軍到了對蘇區后的情形。他說:「聞七軍有改組派 已整肅了幾個幹部，詳情我亦不明，你回去七軍后，自會知道的，不必急急問我」。我聽他這麼說，大為震驚。但見他不欲盡言，我亦不便追問。
晚餐之後，他安置我在汀洲最好的教會醫院一間雅靜房間里休息，並介紹我認識了該醫院的院長傅連璋，接著十二軍軍長羅炳輝偕同卅五師師長張宗遜來訪。羅軍長是雲南人，他原是雲南國軍的團長，一九三0年率部參加紅軍，體格魁梧，性情爽直坦白，我們雖是初次見面，但談得很投機，大有一見如故之感。張宗遜原是紅四軍時的老同志，他與林彪是同時期當營、連長的軍事幹部，他對我當然更加親切，我們直談至午夜，才各自休息。但我因盧永次對蘇區情形不敢盡言。尤其是聞紅七軍幹部有被整肅的事，使我終夜不安。
健康未復，又經過幾天的長途跋涉，精神感到疲憊，羅軍長及張宗遜走後，即上床休息，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急欲起床又覺頭暈目眩，便倒在床上休息，我知道自己病了。阮成見我有病，即去通知傅院長，他親自為我診治，據說是因身體虛弱，感冒風寒所致，體溫達103度，要我休息幾天，不可外出。
午後，羅炳輝、張宗遜等均來看我，囑我好好的休養，並說代我報告朱、毛。這樣我便安心的住在醫院。五天後，病已痊癒，盧永次夫婦來看我時，通知我：毛澤東、朱德已派你暫任十二軍卅四師師長，不必到瑞金去了。當時我很不高興，因我原擬回七軍工作的，但朱、毛既已決定，只好服從，將來再行打算。
羅炳輝為了表示歡迎，於是晚設宴招待，席上我與十二軍的高級幹部見面。軍政委譚震林（他雖是井崗山時期的同志，但末見過面）在這裏見面了。參謀長林野是前紅四軍的參謀，湘南時的老同志。三十五師師長張宗遜是紅四軍的同志，二十四師政委黃蘇，曾參加北江工農運動，更是多年的老同志，久別重逢，大家都很高興。但我還是懷念著七軍的戰友！特別是李明瑞和張雲逸。
坐著羅炳輝送給我的馬，我和黃蘇帶著兩個特務員（衛士稱特務員），第二天早上到河田去，接任第三十四師師長（原師長游某，亦紅四軍的老同志）。
這裏蘇區的軍隊，和我所創建廣西紅軍編製不同，每師有三個團，每團轄三個步兵連，一個機關槍連（沒有營的編製），師直屬隊，有特務連、步炮連、通訊隊、衛生隊、全師指戰員(官稱指揮員、兵稱戰鬥員，簡稱為指戰員)有三千人。是由閩西地方武裝編成，過去因未經嚴格訓練，軍風紀不好，戰鬥力與軍力均脆弱。三個團中僅有楊遇春一團較好 。我接任后，即針對該師情形，定下了訓練計劃。特別注意精神教育，並利用部隊訓練空暇的時間，親自訓練各指揮員；經過了三個月的時間，全師的學科術科，均有顯著的進步。
我在三十四師這一期間，發生了兩件使我最痛心的事，使我第一次體味到共產黨中派系鬥爭，傾軋和迫害的醜劇；也看到了他們那柄鋒利的屠刀，不斷的指向黨內同志的胸膛！
我初到三十四師時，曾接到李明瑞和張雲逸的信，他們都盼我早日重回紅七軍工作。李明瑞函內有「如兄不回來，七軍前途大有問題」之句；張雲逸信中也說 「別後情形，屢經驚險；相見非遙，容作長夜之談」。從這字裡行間，我敏感到七軍裏面，可能醞釀了極不尋常的暗潮。時間不久，又聽到李明瑞被殺的消息，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經過多方探問，我才知道紅七軍初到江西時，毛澤東曾欲調整七軍幹部，但為全軍同志所反對，他們就指七軍內有改組派的反動組織，要在七軍內進行「肅清改組派」的清黨運動，起初殺了二十多個幹部，其中有兩個是高級幹部，嗣後情形漸趨嚴重。總指揮李明瑞眼見情勢不好，絞繩快要套到他的頭上了，在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駐軍于雲都會昌之間的一個小墟場，他準備率特務連向白區逃走。當他集合特務連宣布脫離蘇區走向白區的時候，跟他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竟是一個受過訓練奉命監視他的特務人員，受連指導員龍騰雲的指揮，立即拔槍把他殺死。我聽了這一血腥的事實，對李明瑞的死於非命，內心深深的痛悼！因為七軍官兵向來都很團結，雖在極困難的環境中，對革命的信心，從沒有絲毫的動搖。在黨的領導下，並沒有小圈子集團，更沒有改組派的組織；所謂「肅清改組派」的清黨運動，不知從何說起？
雖然在廣西俞作柏執政時，汪精衛曾派了幾個幹部與俞連絡，但汪的幹部，從沒有鑽進過紅七軍來，也沒有可能鑽進來。他們既沒有參加七軍工作，而且與紅七軍的黨員同志是積不相容的死對頭。現在黨硬將「改組派」的罪名加諸七軍同志頭上，真是無中生有，冤哉枉也！李明瑞所以要出走，全因這種惡劣形勢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手裡，試想這是何等殘酷！
第二件不幸的事，發生於十月的下旬。有一天晚上，師敵委黃蘇通知我：「現接軍政委譚震林的通知，本師有『社會民主黨』分子五十二人，應即捕殺；已由軍部派特務人員直接執行」。
我聽了不禁為之感傷，因為即使本師發現有「社會民主黨」分子，也應秘密通知我和政委，慎密偵察，才不至發生有錯誤與冤枉。今竟在直接執行之後，才通知我；像這樣越權處理的作風，實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來想去，整夜不能入寐！一個可怕的陰影，籠罩著我的心頭。
翌日，我親自到各團巡視，知道已被捕去排長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於昨夜由特務人員押到附近山上秘密處決了！這次秘密捕殺事件，使全師官兵情緒非常低落，每到一處，他們都怔怔的望住我，這種乞憐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難過！
在恐怖的氣氛籠罩下，官兵人人自危，禍福難料！我可以救援他們嗎？我有這個力量嗎？我自己也感到惶惑起來!
午後，黃政委說已集合全師的指戰員，要我去宣布昨晚肅清全師「社會民主黨」份子的經過；說明這些反動份子，是受福建「社會民主黨」傅伯萃所利用，潛入本師工作，現已全部被破獲，並將他們處決了。希望全體指戰員安心工作共為革命而努力。部隊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導演下，走上講台，面對著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嚨哽住，隱痛難言！但又不能不說話，只吶吶地簡單的說幾句言不由衷的話：「昨晚上級派員來肅清本師『社會民主黨』分子，這是本師一件不幸的事。我們要自己檢討，自問良心，有沒有反革命的企圖與行動？如果沒有，自然不必驚慌。關於本師肅反詳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了，請黃政委向各位報告」。隨後，便由黃蘇作了一個說明，這一幕悲劇才算結束。可是，部隊中指戰員的情緒，仍是非常不安；陸續的逃了二十多個戰鬥員，兩個排級的指揮員。
不幸的事情連續發生，使我對中央蘇區的措施，甚感困擾和懷疑？整肅的劫運雖沒有臨到我的頭上，至少也有點不安的心理。我為了要明了更多的問題，特別到長汀去找福建省委書記盧永次，和他商談，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知道我不會出賣他，所以就赤裸裸的告訴我。綜合他的談話，關於屠殺AB團分子的肅反運動，概述如下：
AB團 ，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國民黨右派高級人士在南昌發起組織，大約半年後便解散了，但在江西省內，尚有少數AB團分子，自動自發的活動。朱、毛紅軍到達贛南，展開了蘇維埃運動，建立了閩贛蘇區時，這些少數的AB團分子，早已逃出蘇區之外的南昌、吉安等城市。迨至一九三O年秋，國軍準備進剿江西朱、毛紅軍時，AB團分子又準備進行活動，以配合國軍進剿行動。十月間，朱、毛佔領吉安縣城，曾搜獲一些AB團活動的資料，其中有AB團分子派人送信給李文林父親所簽的收條，因為當時李文林是贛南特委書記，又是東固地方革命領導人物；朱、毛對他並不懷疑，對他父親也末採取行動。十月中旬，毛澤東以進攻南昌、長沙的失敗，是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且鑒於當時國軍準備圍剿形勢的緊迫，在吉安曾召集了一次會議，他提出反對李立三進攻大城市路線，主張紅軍回蘇區打游擊，當時受到參加會議的多數軍政幹部所反對，如第三軍軍長黃公略，第二十軍軍長劉德超，及江西省委、少共省委的領導同志所反對，但最後還是同意了撤回贛江東岸蘇區的主張。紅二十軍原是東固工農武裝所編成，亦遵命退回東固、富田一帶擔任對吉安方面警戒。朱毛即退駐瑞金。當紅軍全部退回蘇區后，毛澤東以李文林家裡是東固的大地主，過去領導東固革命鬥爭既不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又不打土豪，採取了階級妥協的改良主義；現在又積極支持李立三，反對他的主張，非常憤怒，便以AB團的名義，加諸他的身上，進行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造成富田、黃陂大屠殺的悲慘事件。在進行肅反運動的執行工作時，將逮捕的同志，嚴刑拷打迫供，被審訊的，初雖不認是AB團分子，在嚴刑之下，無法忍受，只得胡亂供出同志的姓名，如此反覆迫供，牽連甚大。所謂AB團分子就越捕越多，以至殺了近萬的幹部和戰士，當時江西省委級的同志，除曾山、陳正人外，其餘的多被屠殺，紅廿軍全部消滅了。
當我了解了全部肅反運動的秘密時，才恍然知道，所謂肅反運動，原來是毛澤東對付異己的手段。
那天晚上，盧永次堅持要我在他家裡吃飯。並告訴我：「我的妻子不日要返香港，我準備送他到大埔附近，你買不買東西？我可以替你帶回來」。我問他：「二嫂，是不是再回來？」他說：「不一定再回來，但我要在大埔附近候她一個星期，將需要買的東西購妥后，我才回來」。當時我提出：「紅軍正需要購西藥，可托她在香港購買。我自己即要買一枝墨水筆和一個手錶，並要帶五十元給我妻子作零用」。他聽了滿口答應。
我為此特和羅炳輝軍長商量，在軍部、師部的經理處及福建省黨部，湊集了一百兩黃金，請盧永次的太太購買西藥；另外給她二百元，作為購物之用。
誰知身為福建省委書記的盧永次，就這樣堂堂皇皇的以送眷為名，竟一去不返，脫離了中共。但我托他買的墨水筆和手錶，卻寄到給我，看來他對我總算夠交情了，我很感謝他。
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和王明（陳紹禹），都是中國留俄中山大學的優秀學生，於一九三零年冬回國，那時立三路線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已遭到嚴重的失敗，第三國際派中山大學校長兼中國部長的米夫來中國，代表第三國際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鬥爭，因為他們在中山大學時是支持米夫的國際派，甚得米夫的信任。中共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開四中全會時，王明以一個非中共中央委員而破例的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洛甫為宣傳部長，趙雲（康生）為組織部長，博古為少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是個船員出身的工人階級，能力薄弱，自任總書記以來即為宣傳部長李立三所操縱，致發生了錯誤的立三路線。李立三赴俄后，中央原尚有一位精明圓滑而又是老資格的周恩來幫助他，但通權達變的周恩來，深恐開罪米夫，不背負起責任，致實權落在王明之手，而王明於四中全會後，二月以中共駐俄代表資格，隨同米夫赴莫斯科，中央實權即由博古、洛甫把持。自向忠發被國民黨捕殺后，中共中央總書記雖由周恩來代理，但實權仍由國際派掌握。至是年九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改組中央委員會，國際派的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等均被補為中央委員，以王明為總書記，而實際上仍是博古主持，故中共中央由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前)這一階段，被稱為王明路線，其實是由博古主持的。博古、洛甫于中共中央遷入閩贛蘇區時(大約是十月下旬)到汀洲那天，我也適在汀洲。是晚，福建省委招待晚餐，我亦被邀參加，這就是我和他們初次唔面。那天晚上，我和他們都是住在汀洲醫院的客房，當我回到客房時，洛甫即邀我到他們的房間談話，他們兩人都穿著深灰色布質的唐裝，博古臉色青黃，態度沉默，一見令人有陰森之感，洛甫則生得眉清目秀，一表斯文，有書生的氣質。首先是博古對我說:「龔同志，你過去的鬥爭歷史，我們略知一二，現同在蘇區工作，今晚時間尚早，乘此機會和你談談，你疲倦嗎？」我說:「我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和你們兩位領導同志談談，是我最高興的事，請不要客氣」。我們便由晚上十時談到午夜，乃分別休息。那晚談話的主要部份有以下各點：
(一)問：（是博古、浴甫，下同）你在井崗山根據地時期，曾與朱、毛共同領導軍事鬥爭，你對朱、毛的觀感如何？你因何離開紅四軍？
答：（我，下同）朱德同志，是個純樸勇敢而又能克苦耐勞的軍人，對黨很忠實，軍事學術經驗，都很豐富，可稱是一位好的指揮官；他對人和靄可親，平易近人，四軍官兵對他都很擁戴。毛澤東同志，有領導政治鬥爭的才智；對軍事戰略的決策，亦常有卓越的見解，但戰場指揮及戰術的運用，因他不是軍人，當然非其所長。關於我離開紅四軍，是中央調我去長沙領導黨的工作，因中途被敵軍襲擊，失去連絡地址，迫得轉赴香港與黨連絡。
（二）問：毛澤東的領導能力及方式如何？軍人是否都擁護他？亟望你忠實坦白的告訴我們。
答：毛澤東同志的才智非我們所能及，領導方式不免有唯我獨尊的獨裁作風，軍人的個性，一般來說是喜歡坦白、誠實、而又勇於負責的長官，以我所知，過去廿八團的最大多數及廿九團的幹部，對他是有敬而遠之之感。
（三）問：聞說，你領導廣西工作，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給中央的報告，又有責備中央忽視廣西工作之意，實情如何？
答：廣西工作初期是我領導，並有賀昌、鄧小平兩同志協助；後來，賀、鄧兩同志返回上海后，中央則派陳豪人同志來領導，我負責軍事；關於廣西工作路線和政策，確是有改良主義的性質；採取這種路線和政策，我是同意的，因為地方情形特殊，主觀力量又薄弱，若採取急進政策，恐不易為當地工農所接受，故有此錯誤的決策；對中共中央提出批評，亦是事實，這個報告是我起草的，我認為若中央在開展廣西工作時，即派高級領導同志去負責，當可創造一個更大的局面；則使以後不調來江西集中，紅七軍也可以創造一個滇、黔、桂邊的廣大蘇區；紅七軍的實力原已有三萬人，有一萬八千枝槍；當時我正在計劃徹底消滅右江各縣民團及擊潰貴州省王家烈的國軍主力；若這一計劃實現，紅軍很快可擴充到三個軍；但因奉調而喪失了這一個機會，至今我仍感到遺憾！
（四）問：你對閩贛蘇區過去黨的整肅運動有何意見？
答：我亦剛到蘇區不久，不過我知道兩件事是有疑問的，第一件是關於七軍整肅改組派的，我認為七軍內絕無改組派的組織或個人，但如何會發生如此不幸的誤會事件，我實在不明白；第二件事是：日前整肅三十四師的社會民主黨，我雖然接三十四師僅有廿余天，但發生事件后，我曾深入調查，該師雖是早在一九二九年由閩西地方武裝編成，初時曾有社會民主黨份子在內，但自傅柏萃公開叛黨后即已逃去，或被地方同志查出開除，現在全是工農份子的革命同志，這件事的發生，亦不知怎樣誤會的。根據上面兩件整肅案，我對於江西過去整肅「反布爾塞維克」（即AB團），亦甚懷疑。我希望中央遷來後，正視這個問題，必須詳密查，以免再殘殺自己的同志，消除蘇區幹部人人自危的不安情緒。
（五）問：你原是七軍的軍、政的主要領導人，此次回來，為何不回七軍工作？
答：我原擬返回七軍工作的，但朱、毛兩同志命我暫留福建任三十四師師長，原因不明。
博古對我說:「你今晚的談話，我很滿意，中央領導同志對你，都稱讚你是個好同志，你在廣西工作給中央的報告，我雖沒有看到原文，但據說寫得很坦白，我們認為你確是犯了右傾的錯誤，希望你以後自我檢討，切實糾正；關於你今後的工作，我仍主張你回七軍去，因為蘇區紅軍主力是 四、五、七三個軍，必須加強領導......。
我們的談話，便在愉快的情緒中結束了。那時已是秋末，天氣清涼，是夜又值月明如畫，午夜之後，更覺清澈可愛，我獨自欣賞了一回月色，精神為之一振！想起剛才的談話，深感並不平凡，遂命特務員阮成，泡了一壺好茶，一面品茗，一面忖測。當時我有以下的感覺：
（一）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對毛澤東不敢信任，而且還擔心毛澤東控制紅軍以對抗中央，因此，他們到蘇區后，即爭取軍人的擁護。
（二）他們和我談話的目的，是要了解我是否為親毛分子。
（三）中央對閩贛蘇區的肅反運動已有懷疑，他要明了我對肅反運動的態度。
（四）他們了解我不是親毛分子，而且不滿毛的作風之後，他們就拉攏我，以達到他們爭取軍人掩護之目的。
（五）他們主張我回紅七軍工作，是有意利用我領導七軍，並使我忠於他們。
（六）他們指出我在廣西工作的錯誤，是違背國際路錢的，要我糾正，忠實執行國際路線。
我這些忖測，果然不出所料，兩個月後我就調回紅七軍，而且以後其他問題亦陸續表現出來了！







第三章
國軍圍剿閩贛蘇區
一九三零年，國民黨內部，曾發生了黨權之爭，由春至秋，南方爆發了蔣、桂戰爭，北方也爆發了蔣、馮戰事，給予了紅軍一個攻城諒地的機會。更助長了李立三盲動主義路線的發展。這年，彭德懷的第三軍團曾於七月廿九日攻陷長沙，八月三日退出；朱、毛率第一軍八月一日攻南昌，二日撤退，至贛西北與彭德懷的部隊會合。是時，鄂、豫、皖的四軍團，湘鄂西的二軍團亦迫近武漢。九月初旬，一、三兩軍團再攻長沙，因傷亡慘重，至十三日黃昏又撤退。朱、毛紅軍於十月四日攻陷吉安，大肆屠殺。
九月間國民黨內戰已結束，南京政府見湘、鄂、贛各省告急文書如雪片飛來，知道共禍蔓延，形勢可慮，即決定先行進攻紅四軍團，解除武漢威脅，再進攻閩贛蘇區的朱、毛軍，以除後患。
朱、毛在吉安得到這一個國軍準備進攻的情報；即將所有俘獲之物資運送入興國、寧都一帶蘇區根據地，紅軍亦於十月十八日退出吉安，渡過贛江東岸至東固、龍岡、寧都、興國一帶整訓，並加緊動員群眾備戰工作。
此時江西省黨、團的領導同志及廿軍的軍政幹部，因不滿毛澤東反立三路線，產生了反毛傾向，而發生內訌。毛澤東卻利用整肅反布爾塞維克的「AB團」名義，在黨內進行了一次大屠殺，整個紅廿軍在富田被消滅了。他們的整肅風潮剛告一段落，國軍對閩贛蘇區朱、毛紅軍的大規模進剿已經開始。
十二月中旬，朱、毛接到上海中共中央的指示，及福建、江西各地方黨的情報，巳獲悉國軍進攻計劃如下：
國民政府設行營于南昌，以江西省府主席魯滌平為行營主任，指揮剿匪軍事，分路向東固、龍岡為中心的朱毛紅軍主力進攻，一舉而殲滅之。
（一）左縱隊：第六路軍總指揮朱紹良，轄：第八師毛炳文、廿四師許克祥、四十九師張貞、五十六師劉和鼎，共約三萬五千人。
（二）中央縱隊：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兼，以張輝瓚為前敵總指揮，轄十八師張輝瓚、廿八師公秉藩、五十師譚道源、七十七師羅霖，共約四萬五千人。
（三）右縱隊：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轄：六十師蔡廷楷、六十一師戴戟、獨立三十二旅劉夷、獨立廿四旅馬昆，共約三萬人。
十二月廿七日以前各路團軍已進入下述位置：
（一）左縱隊：
1、毛炳文、許克祥師已進佔廣昌、寧都間之頭陂、洛口、東韶之線。
2、劉和鼎師仍屯駐于建寧（福建）。
3、張貞師屯駐于連城縣（福建）。
(二)中央縱隊：
1、譚道源師進佔源頭。
2、張輝瓚師進佔龍岡
3、公秉藩師進佔東固、富田。
4、羅霖師駐守吉安。
（三）右縱隊:十九路軍進佔蓮塘、興國、高興墟一帶地區。
朱、毛面對三倍於我的優勢國軍進攻，應如何進行反圍剿，經過了詳密的研究、判斷：中央縱隊國軍為進剿軍的主力，他的前敵指揮官張輝瓚是個反共最積極的分子，紅軍要粉碎國軍圍剿，必須先行消滅這一個主力，其餘左右兩縱隊便可不攻自退，當時決定反圍剿計劃如下：
（一）採取誘敵深入，集結紅軍主力，各個擊破敵軍之戰略。
（二）施行軍事總動員：所有紅軍集中小布附近地區待命。地方赤衛隊必須運用游擊戰術，積極擾亂敵軍，牽制敵軍，襲擊敵軍運輸隊，以配合紅軍主力作戰。
（三）施行政治總動員：各地方黨組織及蘇維埃政府必鬚髮動及領導全體群眾，將所有糧食、牲口及一切物資，悉數搬運上山收藏，不得資敵，實行堅壁清野，除男女壯丁參加運輸隊協助紅軍運輸外，老幼男女必須疏散藏匿深山，不為敵軍所利用。
廿七日晚，朱毛已獲悉國軍進剿部隊已進駐蘇區上列位置，決消滅張輝瓚師后，即由西向東繼續掃蕩國軍之右縱隊，並於廿八日上午八時下達進攻命令，大略如下：
（一）紅軍決對國軍之圍剿，實行中央突破，廿九日拂曉開始進攻，先行消滅龍岡之張輝瓚師后，即由西向東掃蕩源頭之五十師及其右縱隊。
（二）第一軍團即進入龍岡東南之山嶽地區之進攻準備位置，部署陣地。
（三）第三軍團即進入龍岡東北之山嶽地區之進攻準備位置，部署陣地。
（四）各軍團于廿九日拂曉各派一部，向龍岡之敵佯攻，引誘國軍至我預定作戰陣地之內，一舉而殲誠滅之。
（五）興國獨立師于廿九日拂曉進入富田、龍岡之中間地區，阻滯富田、東固向龍岡之增援部隊，掩護紅軍主力作戰。
（六）總司令部指揮所在龍岡正東約四里之山上。另有注意事項：
1、攻擊開始時注意佔領敵軍之無線電台，並生俘其人員及器材。
2、俘獲之敵軍之無線電台及器材須妥為保存，對技術人員須妥為保護。
3、對敵軍之一切物資糧食均不得破壞。
4、對俘虜官兵不得虐待，統送本部處理。
5、作戰時各部隊須緊密連繫，互通情報。
廿九日拂曉，第四軍之林彪部(第十師)、第三軍之一部同時向龍岡佯攻，張輝瓚即率部出擊，紅軍稍事戰鬥后，即向預備陣地，且戰且退；張輝瓚見紅軍狼狽敗退，以為這些土匪不堪一擊，當即全部向東南山嶽地區攻擊；紅軍在預定陣地堅強抵抗，黃公略軍即以一部偷襲龍岡墟，國軍之無線電台及全部人員與器材均被紅軍俘獲。是時下著滂沱大雨，更增加國軍進攻之困難。激戰至十一時，紅軍見時機已到，立即全線反攻；國軍傷亡千餘人，並因紅軍黃公略軍已截斷龍岡西南面通東固的道路，被圍苦戰，至正午十二時，紅軍對國軍呼叫：「不要窮人打窮人」、「優待國軍官兵」的口號下，國軍士兵大部份自動投降，張輝瓚在紅軍包圍下，無法逃脫，卒被紅軍俘虜，全體官兵無一漏網。
在龍岡戰鬥時，張輝瓚指彈部之無線電台器材及人員早被紅軍俘去，其與各師之連絡逐告中斷，各師既不明情況，又被地方赤衛隊日夜襲擊、騷擾，故不敢離開駐地，致不能增援龍岡作戰。
龍岡戰鬥結束后，朱德即命張輝瓚押來問話，當時張輝瓚尚身穿整齊的咔嘰軍服，腳穿長筒皮靴，身佩軍章，精神雖頹喪，但態度頗鎮定，當被押至朱德面前時，見朱德衣不稱身，又極殘舊，不像軍官，故甚覺詫異！
據朱德說，當時他訊問張輝瓚，主要的有以下三點：
（一）朱德問：你既被俘，願意生？還是願死？張輝瓚卻反問：我當然希望生！但不知你們要多少錢才肯放我？
（二）朱德說：我們不是土匪，你想錯了，我們不是要你的錢，我們想辦一間紅軍軍事學院，你是否願意擔任教授，為我們造就人材？
張輝瓚回答：願意。
（三）朱德問：以你的意見，我們下一步行動應進攻那一個師？
張輝瓚說：進攻十九路軍為最上策。並將十九路軍的一切情形，如番號、兵力、駐地、主官姓名、各師旅的戰鬥力......等詳細述明。
朱德知道他說的十九路軍情形，都是實情，但他為什麼要以進攻十九路軍為上策？朱德也知道其意，是想保存他指揮的十八師及五十師，並有機會配合十九路軍將紅軍殲滅。
訊問結束后，朱德即著張輝瓚住在司令部，派專責人員將他監視。
朱德這種處理，一方面表示他對俘虜的優待，使所有俘虜的軍官敢於暴露身份，俾易清查，同時因張輝瓚為紅軍官兵所最痛恨，防止未經公審便被殺害。
是日下午紅軍即向東固進攻，公秉藩之廿八師，一經接觸，即向吉安逃竄。三十日紅軍全部由西向東挺進，進攻源頭之譚道源五十師，譚師聞張輝瓚失敗，全師覆滅，立即向北撤退，紅軍跟蹤追擊。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追至東韶消滅譚師之一半。其餘各進佔蘇區的國軍，亦聞風逃回白區。紅軍即佔領廣昌、寧都一帶，休息整訓。
是役紅軍俘獲國軍官兵萬人，步槍九干余支，小山炮、迫擊炮、輕重機槍、彈藥、軍用品、糧食甚多，現金有三個師軍餉的銀洋。最重要的是俘獲無線電台全部人員及器材，台長王錚後來為紅軍訓練無線電技術人材，建立紅軍無線電訊系統，及建立無線電情報組織，成為紅軍的重要情報高級人員之一。
作戰期間，蘇區群眾是全體動員了，當紅軍作戰時，搶救、搬運傷兵、輸送糧食；戰事結束時，搬運俘獲物資，掩埋陣亡之敵我官兵，打掃戰場等一切工作，均由群眾負責，而且做得很好，這是紅軍政治動員工作的成功。
張輝瓚被俘后約二十天，紅軍舉行一次軍民大會，公審張輝瓚，他受盡了鞭撻之苦，還要受「點天燈」等等肉刑折磨后，才將他殺頭，並將他的頭顱用木盒盛著，放在河裡，順水流出白區，藉此以警告國軍。事後不久，朱、毛接到中共中央來信，略雲：國民黨已派員來接洽，願以現金二十萬元，及釋放在押的所有政治犯，以為交換張輝瓚之條件云云。但張已被殺，事成過去，朱、毛則失了一個好機會，大家都感到可惜！
國民黨因紅軍殺了張輝瓚，使採取報復手段，將很多在押的政治犯殺害了，並在全國各大城市逮捕了很多左傾學生，這是國軍第一次圍剿蘇區的餘波。
紅軍在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獲得了械彈及三千俘虜士兵的補充，部隊更為充實，工農群眾與紅軍的合作更緊密；便動員各縣亦衛隊擴編為兩個軍(廿二軍和廿六軍)，廿二軍以陳毅為軍長，廿六軍以楊岳斌為軍長。
四月間，紅七軍又到達寧都與朱、毛紅軍會合，使紅軍戰鬥力更加強大，朱、毛、項英（項英是一月間到蘇區，他是閩贛蘇區中央分局書記)等，正在喜氣洋溢，整軍經武之際，一天下午，南豐縣地方黨特派了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民到廣昌紅軍司令部找朱德，神色極為緊張，朱德心知有異，立即招待他坐下，並著特務員倒茶給他，他喝過茶后，即將一個小紙包交與朱德。
這個小紙包原來是一份情報，內雲：南豐國軍傳出消息，即將大舉向蘇區進攻，現南豐城內有國軍第八路軍朱紹良部兩個師，第八師毛炳文、廿四師許克祥，正嚴密封鎖通往蘇區道路，對來往商民嚴密檢查......。
那時，毛澤東、項英均在寧都，朱德立即將情報通知毛澤東。
同時毛澤東亦接到了永豐、吉安、萬安各縣黨委報告，證實該項情報可靠，乃立即通知朱德命令新編之廿二軍及廿六軍留駐廣昌阻滯團軍右翼進攻部隊，其餘各軍到寧都以西之青塘集結。是時朱德又得國軍孫連仲部派人送來有關國軍的情報，詳述國軍第二次圍剿的整個計劃，並雲：二十六路軍及第五路軍情形，請詢問來人，並請將來人留用，切勿遣回，以免誤事......。情報簽署的是「老同志」三個字。朱德詢問來人，據稱是參謀長派來的，並著我不要回去。朱德心知這是滲入國軍內部的黨中同志所作，再詢問有關五路及廿六路軍情形，據稱：所有北方官兵多患水土不服，且不慣山地作戰，士氣低落......。
朱德立即分令廿二軍及廿六軍由陳毅指揮，留駐廣昌，監視東面之敵軍，掩護蘇區，其餘各軍即開到青塘集結，他亦帶同總部幕僚人員趕到青塘。
當時綜合各方情報，國軍之第二次圍剿計劃如下：
國軍調動了二十萬大軍，對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並採取步步為營，逐漸推進，將紅軍包圍于寧都、青塘地區而殲滅之戰略，其部署大略如下：
（一）派何應欽為剿區總司令，總司令部設於南昌。
（二）第五路軍王金鈺部（轄四十七師王金鈺部、三十四師郭宗華部、五十四師郝夢麟部、二十八師公秉藩部，共四個師）在吉安以東永豐以南地區集結。
（三）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轄兩個師）在宜黃集結。
（四）第八路軍朱紹良部（轄第八師毛炳文、二十四師許克祥等師）在南豐集結。
（五）五十三師劉和鼎部在建寧集結。
（六）十九路軍蔣光鼐部（轄六十師蔡廷楷、六十一師戴戟）在泰和東岸地區集結。
各路軍均於五月初旬集結完畢，中旬開始向蘇區逐步推進。
當時紅軍在青塘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各軍長、軍政委、軍參謀長均出席參加，首先由朱德報告國軍第二次圍剿的計劃，並分析此次圍剿軍以國軍右翼軍第五路軍王金鈺部為最脆弱；十九路軍戰鬥力最強，但他們抗日意志甚堅，不願與紅軍作戰，我軍應先行進攻最脆弱之一翼，消滅王金鈺后，由西向東各個擊破之，這樣，既可免我軍有被壓迫於贛江邊聚殲之危，又可於戰事結束后，在閩贛邊之黎川、建寧、泰寧等地區擴大根據地，動員更多的人力物力，準備下一次會戰。與會人員均贊同朱德的意見。毛澤東亦提出了動員赤衛隊、動員群眾參戰，及實行堅壁清野計劃，亦一致通過。
作戰計劃決定后，紅軍主力即由青塘出發，經古龍岡至良村集結。由五月初旬至中旬紅軍曾派出小部隊與國軍進行游擊戰，五月十六日開始以迅速、堅決之行動，向已佔領富田之王金鈺、公秉藩兩個師（共十一個團）突擊，很快的便將王、公兩個師擊潰，且大部份被消滅。當紅軍進攻富田時，富田之西北四十華里有國軍之蔡廷楷師，富田以東有郭宗華師，紅軍之左右側背均受威脅，國軍雖知富田被紅軍攻擊中，但因情況不明，及指揮不統一，致不能及時增援作戰。
富田戰鬥結束后，紅軍立即進攻郭宗華師，也很快的消滅其大部，其餘潰不成軍，向北逃竄，郝夢麟師聞郭師被消滅，星夜退回永豐縣城。紅軍因有民眾幫助，清掃戰場，抬運傷兵，看管俘虜，搬運戰利品，輸送糧食，以至偵察敵情，封鎖消息，都由地方蘇維埃政府指揮赤衛隊運輸隊負責，紅軍于戰鬥結束后又立即向東出擊，連續擊潰了孫連仲部、朱紹良部、劉和鼎部，計由五月十五日起至三十日止，僅十五天的時間，紅軍由西至東，經過了七百里的行軍作戰，五次慘烈的戰鬥，將國軍的第二次圍剿整個粉碎了，繳獲的步槍一萬余支，彈藥軍用品無數。國軍的殘餘部隊，退回吉安、永豐、宜黃、南豐、泰寧各地。
紅軍在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后，僅休息了三天，便按照預定計劃，將各軍分駐在建寧、黎川、廣昌等地區，進行擴大蘇區的赤化工作，籌糧籌餉以應軍需，並將剩餘步槍五千枝分發各縣赤衛隊，地方民眾武力亦由此大大的加強了。
紅軍正在黎川、廣昌、建寧展開工作的時期，六月下旬，忽接南豐城內送來的情報，國軍又準備對蘇區作第三次的圍剿，其情形如下：
(一)蔣中正氏親任剿匪總司令，駐節南昌。
(二）進剿軍分三路，中路總司令何應欽，駐商昌。右路總司令陳銘樞，駐吉安。左路總司令朱紹良，駐南豐。
(三)進剿軍之主力：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等五個師；其次是：蔣光鼐、蔡廷楷、韓德勤等三個師，其餘尚有孫仲連、朱紹良、上官雲相等各軍師，總兵力約三十萬人。
(四)進剿軍的戰略是：各路軍向蘇區長驅直入，壓迫紅軍于贛江邊一舉而殲滅之。
那時紅軍因經過第二次反圍剿的艱苦戰鬥，官兵傷亡不少，且未經休息補充，紅軍兵力，除第十二軍須留駐福建，對該方面敵軍警戒，並進行游擊外，其餘第三、四、五、七共四個軍的紅軍主力，約三萬六千人。朱、毛接到這一情報，大為吃驚。經過了一次討論后，立即命令各軍開赴興國集中。經過十多天的行軍，繞道迂迴，步行千里，到達興國時，敵軍已分路前進，迫近興國，乃決定避敵主力，打擊其弱點，並擬定作戰方針，大略如下：
（一）由興國先行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向東，從敵之後方連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蘇區，而置於無用之地，此為作戰第一階段。
（二）待敵回頭北向，兵力疲勞之時，便乘隙攻其弱點，為作戰第二陪段。
時間和敵情逼迫著紅軍，再無從容準備的機會，乃即集結兵力向富田前進，可是在紅軍行動之後，被敵偵悉紅軍行動企圖，陳誠、羅卓英兩個師立即趕至富田。形勢又對紅軍不利，乃被迫改變計劃，撤回興國城西之高興墟集結，斯時僅有這一個小墟場及附近鄉村末被敵佔領。紅軍集中了一天後，乃決向興國東部之蓮塘及永丰南面之良村、寧都縣北之黃陂方面突進。第一天乘夜通過了蔣鼎文和蔣、蔡、韓各師間之四十華里空隙地帶而到達蓮塘。第二天和上官雲相之前哨開始戰鬥（上官指揮他自己一師、及郝夢麟師）。第三天擊潰上官師為第一仗。第四天擊潰郝夢麟師為第二仗。這兩次戰鬥結束后，立即繼續東進，經過三天的行軍，到達黃陂將毛炳文師擊潰為第三仗。紅軍連戰皆捷，繳槍萬余。此時國軍已發現紅軍主力所在，正在向南向西前進之國軍主力，立即轉移向東，以黃陂為目標，以大包圍的態勢，分路並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
當國軍主力迫近紅軍時，紅軍又從蔣、蔡、韓和陳、羅軍之間一個二十華裡間隙的大山中間偷越出去。回到興國集中。國軍進抵黃陂，已不見紅軍的蹤影，經過多方的偵察始知紅軍已回竄興國，待國軍再向西進，追尋紅軍時，紅軍已休息了半個月，精神飽滿，士氣旺盛，準備著迎接新的戰鬥。可是國軍呢？因蘇區民眾遷移上山，所有可供敵軍利用的物資，尤其是糧食都已匿藏山中，後方的交通運輸又常被赤衛隊襲擊、破壞，以致補給困難，糧食接濟經常中斷，且在蘇區境內，晚上常遭民眾武裝赤衞隊騷擾，食既不飽，睡亦不寧，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磨折，官兵多已精神頹喪，已無戰鬥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國軍被迫開始退卻了。紅軍偵知國軍退卻的消息，立即向敵追擊，先行消滅了蔣鼎文的一個旅，接著消滅韓德勤全師，最後在高興墟和蔣光鼐、蔡廷楷兩個師，發生了激烈的攻防戰鬥；紅軍用「集團梯次隊形」向敵軍陣地衝鋒（以後稱為人海戰術，即發明於此）。但在國軍優勢的火網之下傷亡慘重，使紅軍攻擊頓挫，蔣、蔡兩師乃得從容撤退。毛澤東說：「這次戰鬥打成對峙，讓他逃去了」。
這次圍剿，自七月初旬起至九月中旬始告結束。是役紅軍繳獲步槍、機槍、追擊炮等二萬枝，俘虜敵軍萬餘人，紅軍傷亡有二千餘人，第三軍軍長黃公略在高興墟之役陣亡，為三次反圍剿以來傷亡最大的一次。但蘇區的形勢更為穩固，士氣、民氣亦更為旺盛。

第六編

中央蘇區的初期








第一章
閩贛蘇區成為中央蘇區
中共中央委員會自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以來，即由陳獨秀任書記，並秘密在上海辦公，至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后，遷往武漢辦公，嗣因國民黨以汪精衛為首的左派與中共關係由惡化而至決裂，陳獨秀被黨內外及第三國際指為投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而消極。是年的「八七」緊急會議，他未出席，推選瞿秋白繼任。瞿秋白任總書記后，抱著左好過右的心理，堅決執行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統治政權，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土地革命路線。因此，他在上海盲目的發動工人的暴力行動，及策動了廣東省的廣州暴動，陝西的謂南華陰暴動，湖南、湖北的秋收暴動。這一連串的暴動皆先後失敗了，使到暴動地區各業、各階層的人士，都遭到重大的損失和犧牲，尤其是工農群眾所遭到的犧牲更為重大，使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運動走向低潮。他於一九二八年春調回莫斯科檢討。接著於七月在莫斯科舉行中共第六次全國的表大會，瞿秋白以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被撤職，而改以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繼任總書記，周恩來為組織部長，李立三為宣傳部長。但因向忠發能力薄弱，周恩來是個圓滑的人，不願負起領導的責任，中共中央大權便為李立三所操縱。
在李立三領導的初期，他認為中國革命高潮尚未到來，審慎的根據六全大會決議的精神，領導中國革命。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給湘贛邊區毛澤東的指示，被毛澤東四月五日給中央的報告，斥為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計太悲觀了，同時毛澤東認為一年可奪取江西。李立三是個好大喜功，而又易於衝動的人，他的革命鬥爭路線，便由此開始轉變，眼見閩贛蘇區朱毛紅軍的發展，緊接著鄂、豫、皖區，湘、鄂西區的紅軍之發展，及一九三零年國民黨內部發生蔣桂戰爭、蔣馮戰爭，這時他認為中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產生了要奪取一省或數省的政權以至全國政權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一九三零年，命令朱毛紅軍奪取南昌、長沙，配合鄂、豫、皖以及湘、鄂西紅軍進攻武漢；及將廣西左右江蘇區的紅七軍、紅八軍調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等。那時，立三路線發展到最高峯。由於他的革命鬥爭路線的錯誤，致使革命組織及紅軍實力受到了重大的損失。他因此於是年十月被第三國際調赴莫斯科受到嚴重處分。他走後不久，中共中央黨的領導權又被缺乏經驗的國際派的留俄學生陳紹禹、秦邦憲等所操縱。當時一方面是：在上海中央的領導同志，很多被國民黨特務捕殺，中央領導同志在上海的處境甚危；另一方面，各地蘇區的發展和紅軍已日益壯大，他們認為在閩、贛蘇區建立全國蘇維埃政府以加強全國蘇維埃運動，以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早日來臨，必須加強黨在蘇區的領導。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會時便有將中共中央遷入閩贛蘇區之議，四中全會結束后，張國燾於一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回抵上海，隨即派赴鄂豫院區，以加強該區黨、政、軍的領導，待至向忠發、惲代英先後被捕殺后，便更積極的準備遷往閩贛蘇區工作。周恩來那時是的中共中央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他於八月間即離開上海赴閩贛蘇區(那時我尚在上海，約十天後才離滬)。九月，陳紹禹、秦邦憲等在第三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開了一次中央擴大會議，改組中央，將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等國際派列為中央委員，而叫陳紹禹為書記，並即決定全部遷入蘇區辦公，但陳紹禹決暫留上海，而以秦邦憲代理書記。於是秦邦憲、張聞天、王稼祥及其他高級人員，亦即於十月及十一月先後進入閩贛蘇區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即在閩贛蘇區正式開始領導中共全國革命的鬥爭。十二月初旬，第三國際派來了一位軍事顧問李特，他化裝為神父，由中國留俄學生伍修權陪同經香港來到蘇區，協助中共領導同志，以加強蘇區的軍事領導，當他們到蘇區時，我在福建之河田接待他們，相談甚歡。
李特，是德國人，身形高壯，沉默寡言，年紀已有四十左右，倒似一個有修養的軍人。他在俄國時，是任第三國際軍事委員會的幹事，此次與他同時準備來蘇區者，共有三人，其中一個是第三國際軍事委員會委員，但到香港后，因無法隱蔽身份，致中途折返，所以僅有李特一人來到蘇區。
伍修權是武漢工人，學徒出身，留學莫斯科多年，他的俄文很好，中文僅讀過小學，說話很有條理，為人亦坦白、忠誠、無機心，後來我任模範團長時，曾一度任我的政治委員，相處很融洽，以後我調任粵贛軍區司令時，他即調回中央黨機關工作，我們都有依依不捨之感。
中國的「蘇維埃政府」是個不折不扣的蘇聯產品！這名詞的第一次出現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五日，在漢口召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準備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決議。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時，也有「實行土地革命，發動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議案。但這時「蘇維埃政府」還不過是一個徒託空言的名詞，在南昌暴動時，也沒有成立蘇維埃政府。
中共在潮汕失敗之後，彭湃領導廣東海陸豐兩縣農民武裝暴動，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成立「海陸豐兩縣蘇維埃政府」開始，中國才第一次有了蘇維埃政府的出現。接著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時，又成立了「廣東蘇維埃政府」，高崗、劉志丹在陝西華陰、渭南暴動時，也成立了蘇維埃政府。但是這三個蘇維埃政府都只有三天或半個月的壽命，可稱是最短命的嬰孩。
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領導湘南暴動，成立了湘南各縣蘇維埃政府，規模較前三次為大，壽命也較長些。但在紅四軍退出湘南后，也無形瓦解了。井崗山朱毛會合，建立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府，到一九二九年二月，也告失敗。因國軍攻陷井崗山。朱毛率紅四軍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離開井崗山轉移到閩贛邊區，擊潰了國軍郭鳳鳴師。開闢了新的根據地；佔領了福建長汀的全縣和上杭、永定、連城、龍岩的一部。江西的廣昌、寧都、石城、酈都、興國、瑞金、會昌六縣的全部。另贛縣、潯鄔等縣的一部，在這些地方都成立了蘇維埃政府。此外，還有鄂、豫、皖蘇區，洪湖蘇區、廣西右江蘇區。中共中央為了廣泛地開展蘇維埃政府運動，擴大蘇維埃運動的政治影響，於一九三一年，積極籌備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並在瑞金城西北約五華里之沙洲壩，建築中央政府大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舉行了六天會議，選出（實際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中央政府委員及正副主席各會局首長。毛澤東被指定為主席，張國燾、項英為副主席，朱德為軍事人民委員，項英為勞動人民委員，張鼎丞為土地人民委員，周一粟為內務人民委員，王稼祥為外交人民委員，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鄧子恢為財務人民委員，張國燾兼司法人民委員，何叔衡為工農檢查委員，鄧發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便於十一月七日正式宣布成立，山僻小縣的瑞金選為蘇維埃政權的「國都」，在蘇區里的同志竟稱瑞金為瑞京，閩贛蘇區便成為中央蘇區。
自中共中央委員會遷到瑞金蘇區后，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的閩贛蘇區中央分局撤銷了，原任中央分局書記的項英，改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接替周恩來），中央蘇區的黨政軍一切大權盡落在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及李特等幾個人手上，而以李特為馬首是瞻。
秦邦憲和張聞天既缺乏工作經驗，又因回國不久，初來蘇區，對於蘇區內的黨政軍上級幹部都不熟悉，他們只有借重周恩來這位老資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來協助工作。
周恩來是一個最會看風駛舵，通權達變的人，且手段圓滑，他雖然失了代總書記和軍委會主席之職，但眼看到國際派的權高勢大，他也不能不遵從秦、張的領導，特別是對李特這位「太上皇」誠惶誠恐，事事請示，唯命是從，恭維備至，連他的起居飲食，香煙洋酒均供應不輟，甚至還物色一位讀過小學的女同志送給李特為臨時太太，這種巴結奉承，令李特對他言聽計從。因此他又成為一個中央上下溝通的中心人物，比他稍為低級的同志，他即擺出其領導人物的架子，頤指氣使!
朱德，是有鬥爭歷史的紅軍領袖，為人忠厚，紅軍中除了一兩個有野心的高級將領對他陽奉陰違之外，無不對他擁戴；中共中央新的領導同志，對他亦很尊重，而且還積極去籠絡他，爭取他合作；周恩來是朱德入黨的介紹人，又是南昌暴動時少數領導者之一，他往日及初到蘇區時對朱德常以黨的領導者自居，每與朱德商討問題時，常作肯定的口吻，但在中央蘇維埃政府成立后，他就一改常態，對朱德即客氣起來了。
李特是個初到中國的外國人，他不明蘇區的人事關係，因朱德是紅軍總司令，聽以他對朱德也很客氣。
朱德處在備受各領導同志尊重的環境下，是喜歡極了！他也知道自己責任之重，事事小心，更與各領導同志衷誠合作。
劉伯承，因在南昌暴動時和暴動后都擔任參謀長，南昌暴動后的軍事失敗，他要負相當責任的，所以他再不敢以諸葛亮自居，而且身體健康不大好，那時他任紅軍學校校長，只是盡他的本份責任，對於其他的事，他都不敢過問，因他有謙虛精神，各領導同志都對他好感。紅軍幹部均承認他是一個有學術經驗的軍事長才，大家見到他時都很尊重，並請教他，所以他在蘇區時，精神也感愉快。
項英是個心地坦白、平易近人的人物，他無權位思想，上下級同志均能融洽相處，在蘇區內很多同志都喜歡和他接近，我就是其中之一，因他有太太在身邊，我每到瑞金，都到他家裡聊天、食飯，他和太太都很喜客，故無寂寞之感。
至於毛澤東，他就不同了！在中共中央末遷到蘇區時，所有黨、政、軍的一切決策，均以他個人意見而定，中央的指示若與他的見解不同，他就置之不理，甚至予以駁斥，中央對他的處罰，他亦一笑置之，抱著你罰你的，我作我的態度；但自中央遷到蘇區后，他的權力喪失了！因黨、政、軍人員都不敢違背黨中央的指示。那時他不特不能任意指揮軍事及黨務，甚至身為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凡重要的措施和建設，必須要請示黨中央決定，然後才能執行，而且還要他自我檢討過去領導的錯誤，特別是批評他土地革命的富農路線，給他很嚴重的處分；這種滋味，使他非常難堪！他那時除了參加會議之外，只有寫點文章；蘇區的經濟建設計劃，就是在這個時候寫出來的。可是，黨中央領導同志一樣不同意他的經建計劃，認為當時的蘇區談不上經濟建設。以毛澤東那種不可一日無權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遭到這樣的冷落，其內心的苦悶，是可以想像的。
在當時來說，我同意毛澤東的富農路線，也很讚賞他的經濟計劃。他過去的錯誤，只是在肅反問題上，而中央領導同志竟抹煞了他過去的鬥爭成績，給他太難堪的處分，我覺得很不公平。

第二章
調長紅七軍
紅十二軍的三十四師，是福建人民武裝編成的，時間已有兩年，但因過去管理教育鬆弛，行軍、作戰力很脆弱，精神散漫，經過了兩個多月的整理訓練，才比較像個軍隊，我正在進一步的提高官兵學術訓練時，因十二軍參謀長林野調紅軍學校任教育長，我又奉命調接該軍參謀長；我到職僅七天，又奉命調任紅七軍軍長兼政委。
羅炳輝軍長於接到命令時。很鄭重的對我說：「龔楚同志，你的調職，我既為你歡喜，又為我自己可惜！因為由此可以發揮你的才智，為革命事業而奮鬥，這是應該為你高興的，但我卻失去了一個如師如友的參謀長，這不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嗎？」他說話時，既肅穆而帶有三分笑容，充份流露他人性真情，使我內心有點難過。
我對這一次調職，是歡喜的，但不是為了陞官而歡喜，陞官對一般軍事幹部來說，是不感興趣的，因為陞官只是加重個人對革命的責任，並無任何好處；責任越重就犯錯誤的機會越多。我所以歡喜是為了能和同艱共苦的七軍同志又聚在一起，這三個月來，七軍同志來信，均盼望我回去領導，我亦很信任他們。在這個艱苦的鬥爭中，官兵間的互相信任，是極為重要的。
那時七軍駐在會昌，因此我就決定於三天之內起程。第二天中午，十九師的政委陳漫遠來到長汀找我，我見他到來，有不勝之喜，立即和他到大街上的一家飯館里食飯，坐下后，他對我說：「七軍同志已知道你調回七軍，張雲逸軍長及以下的指戰員皆大歡喜！李師長（十九師師長）主張我來接你，張軍長亦同意，所以我特地由會昌跑來接你，不知你何日動身？」我對他說：「我亦很想念七軍同志，兩天後就可起程了」。他聽了很高興。即將七軍到江西后的一切情形告訴我，如：交換幹部、整肅改組派、李明瑞被殺經過及張雲逸雖重任軍長，但常感憂懼，指戰員情緒憂鬱，七軍在反二次、三次圍剿中的戰績等等。我聽后不免為之唏噓嘆息!
我們飲了幾杯酒，食完飯後，他又對我說：「你既不日動身，我不如先行回去，以免各人懸望」。我同意了他的意見，他便趕著起程回去了。
那天晚上，羅軍長備了一席很豐盛的酒榮，邀同軍政委譚震林，廿五師師長張宗遜等為我餞行，席間各人都流露著惜別之情，這種設宴送別的情形，在閩贛蘇區內是很少有的現象，這亦表示了羅炳輝尚有溫情，我的內心亦感到安慰。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帶著羅炳輝送給我的一匹棗紅色雄馬，及特務員阮成，于晨光曦微時即由汀州起程，羅軍長及張師長（二十五師駐在汀州）也趕來送行，大家互祝為革命珍重，在依依不捨中，一聲再見，我們便分別了。
從汀州到瑞金有一百二十里，我和阮成都急著趕路，那天天氣晴朗，步行得很靈活，我因腿部不便，步行二十里即騎馬，騎了一段路又步行，中途除了餵過一次馬料之行，沒有休息，午後五時便到了瑞金，我急於要見朱德，一直找到總司令部，我和他有三年多未見面，他見我到來，大喜!忙請我到他住的一間小樓上談話。剛好他的太太康克清在外工作末返，我們便在燒著柴頭的火爐旁邊相對坐下，他便滔滔不絕的談起來了。
「你的情形我從七軍同志中，知道很詳細。每個同志都說你好，張雲逸同志也說你是一個軍事政冶兩方面部有卓越見解的人才。我老早就想調你回來主持紅七軍。但毛同志不同意，認為多年不見，要考查一下？因為聽說你在廣西工作時政治立場不堅定，定的是改良主義路線。直到最近秦邦憲、張聞天兩同志，才提起你，他們說在長汀和你談了一整夜，廣泛的討論過有關中國革命問題；認為你的見識很卓越，思想很正確，主張調你回來主持第七軍。這時毛同志才表示同意，並且說：『到底是我們井崗山同志不錯!』他這個人倒很聰明的」。
然後他又問我的負傷經過和療治情形，以及在十二軍三十四師的觀感，我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
已經是吃飯的時候了。特務員送上酒菜，是一罐糯米灑，一盆大蒜炒臘肉，一盆雞肉生菜火鍋，這些都是他預先吩咐特務員安排的，朱德笑對我說：「龔同志！你還記得四年前我在長哆村你家中吃飯的情形嗎？你老太太做的臘肉不錯呢？她老人家現在還健康嗎？」我便將負傷期間，我母親如何愛護我的一切情形告訴他，彼此唏噓了一番。朱德又說：「四年前我在上堡鵝形一帶打游擊；四年後的今天，情形不同了！現在革命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壯大了」。這幾句話，是他的感慨，也可以說是表示得意。飯後，我準備告辭，他忙拉著我的手說：「我還有很要緊的話跟你談，我的老婆，今天不回來了，你就住在我這裏吧!」這時室外天氣很冷，屋子裡燒了一盆熊熊的柴炭火，而且吃了好幾杯酒，我們的精神都很興奮。朱德便將我離開紅四軍后的一切變化都說出來。
「你離開紅四軍之後，發生了一連串的不幸事件，這些都是你所關心的。如陳東日、胡世健都是我們湘南革命的老同志，能力很好，對革命也很熱誠而努力。但在幾次清黨肅反的黨內鬥爭中，都先後被犧牲了!這個幕後主使人，相信你會知道的（意思是毛澤東），由井崗山轉移到閩、贛邊區時，我們紅四軍中曾鬧過『擁朱反毛，擁毛反朱』的笑話。最令我痛心的，是林彪這個傢伙，他竟公開反對我？我當時以最大的忍耐，才沒有使局面破裂。殺AB團引起的富田事變，也是完全老毛一手弄出來的。許多同志全給自家人殺害了!」說到這裏，他似有無限的傷感。接著，又幸災樂禍的說：「現在好了，中央遷到蘇區來了，一切由黨來解決，不能由一個人來決定」。他頓一頓又說：「現在紅軍有四個軍，而實際上戰鬥力較強的是四、五、七軍。我兼四軍、你擔任七軍，彭德懷的五軍，也馬馬虎虎，只要這三個軍弄好，我們就有辦法了」。跟著又將三次粉碎國軍圍剿的經過，及積極擴軍備戰的計劃，詳細的告訴我，並告訴我：準備增加七軍一個師，要我努力訓練，好好的領導等語。
十一月二十日起床后，到總司令部拜訪參謀長葉劍英，我和他是初次見面，但我們都聞名已久，一見如故，他身材修長，服裝整潔，儀錶俊秀，神情開朗，談吐簡潔，相與敘談，如坐春風。他是廣東梅縣人，當時蘇區內廣東人甚少，他對於紅七軍亦特別關懷，談到七軍整肅改組派情形，深恐影響人心，要我好好的振作士氣。李明瑞之死，他表示惋惜。關於七軍改隸三軍團指揮一事，他認為彭德懷雖是毛澤東的愛將，不過目前黨中央在蘇區領導，不會有因私人喜惡來決定是非的事件發生，但仍勸我以忍讓為好，對彭德懷須凡事小心。我見他對我這般親切，便問他：「我初到汀州時，為什麼不讓我回七軍工作？」他稍加考慮后才說：「這是主席的主張，其中原因，當與整肅紅七軍改組派有關，朱總司令對我談過你的事，他對你極讚許，現在事成過去，你不必介意」。
我們談到上午十時，和他食了早飯後，他將有關軍隊訓練的資料送給我，於是我向他告辭，是時已是正午十二時了，便帶同特務員起程赴會昌，當天到達武陽圍住了一晚，廿一日正午到達會昌。
駐在會昌的紅七軍指戰員，聽到我即將到來的消息，歡欣若狂，正籌備盛大的歡迎儀式。我帶著特務員阮成，剛到會昌城外，張雲逸率紅七軍各師、團長政委、及軍部參謀人員、政治部高級幹部等，在城外河岸的草坪上，列隊歡迎。我內心交織著悲痛與喜悅的情緒和他們一一握手。因為自己雖回到了手創的紅七軍，但過去一同奮鬥的高級幹部，現在，死的死了，調的調走了，俯仰今昔，感慨萬千!
晚上軍部的歡宴，團長以上的幹部都參加。他們都很關心我的腿傷和健康，並問我分別後的經過。我簡單的告訴了他們。第二天早晨，集合了全軍指戰員，由張雲逸布達了我接任紅七軍軍長兼政委的命令。午後，我與張雲逸到各部隊巡視，指戰員情緒都很興奮。我便決定將軍部剩下的公積金（是到達江西前存下的）發給全體指戰員每人二元作敘餐費。在城外已收割的稻田上，聚集全軍指戰員，大碗酒大塊肉，歡天喜地的同進晚餐。各人都感到紅七軍前途，大有希望。
張雲逸是我的老戰友，他對紅七軍的愛護，和我一樣，幹部對他，也非常愛戴；我們交換過去的經驗，暢談今後的發展。流連了三天的時間，還和高級幹部歡敘了好幾坎，他才悵然分手，到紅軍總部工作。
紅七軍過去只有十九、二十兩個師，我接長紅七軍不久，朱德將紅三軍的一部，和其他軍事機關的特務營之類，新編成一個師，補充紅七軍，編為紅七軍第廿一師。師長龍雲(湖南人，約二十多歲)，由彭德懷所保薦。這樣一來紅七軍的實力，更加強了。當時紅軍的編組情形如下:
紅軍總司令：朱德
政治委員：周恩來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第一軍團總指揮：朱德(兼)轄第四、第十二兩軍。
政治委員：周恩來(兼)。
第四軍軍長：朱德(兼)轄等十、十一、十二，共三個師。
政治委員:周恩來(兼)。
第十二軍軍長：羅炳輝，轄卅四、卅五，兩個師。
政治委員：譚震林。
第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轄第五、第七兩軍。
政治委員：滕代遠。
第五軍軍長：鄧平，轄第一、第二、第三，三個師。
政治委員：滕代遠(兼)。
第七軍軍長：龔楚，轄十九、二十、廿一，三個師。
政治委員：龔楚(兼)。
軍部直屬隊有:一個特務團、一個通訊連、一個工兵連。師
師轄三個步兵團、師直屬隊：一個步炮連、一個特務連、一個衛生隊、一個擔架隊。
步兵團轄三個步兵連、一個重機連、一個通訊排。
步兵連轄一個特務排、三個步兵排。每排轄三個步槍班、二個機槍排，有困輕機槍不足者暫缺。班有戰鬥員十二至十六人(班長一、副班長一、觀察員二、特等射手二，其餘系步槍手)。
紅三軍軍長黃公略，在第三次反圍剿時陣亡，該軍損失甚大，其部隊分編入紅五軍與紅七軍。
中共的軍事組織體系，在中央蘇區時期，黨中央下有軍事委員會，蘇維埃中央政府有軍事人民委員，紅軍組織有：紅軍總司令部、方面軍總司令部、軍團總指揮部，軍、師、團、連、排、班之系統。
中共最高軍事領導機構是：中央軍事委員會，它是黨領導軍事鬥爭的，負責有關軍事建設、決策、及紅軍人員考核、升遷等工作；一切軍事計劃，均透過黨的組織，交到軍事機關去執行；蘇維埃中央政府軍事人民委員，亦受軍事委員會領導去執行軍事行政上的職權。
在中央蘇區時期的軍事會議，除了重要的決策由中央政冶局議決外，多由軍事委員會召集舉行，並以軍事委員會之主席為軍事會議的主席。
紅軍總司令部，是奉中共中央的指示組成的。它是全國紅軍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它根據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決策，及中央政府行政上的命令，領導全國紅軍的軍事建設和作戰指揮。但因交通通訊的困難，除中央蘇區湘贛邊蘇區，可直接領導指揮外，其餘各遠地蘇區如：鄂、豫、皖區，湘鄂西區，廣西右江蘇區等，均由各該地區的中共中央分局或行動委員會負責領導，故權力只能及於中央蘇區及湘贛邊區。其他地區則是鞭長莫及了。
方面軍總司令部，是中央蘇維埃政府成立后才創設的，以中央蘇區紅軍編為第一方面軍，湘、鄂西蘇區紅軍編為第二方面軍，鄂、豫、皖蘇區紅軍編為第四方面軍。當時成立方面軍的原因：是因鄂、豫、皖蘇區紅軍發展甚快，按照當時紅軍編製，非一個軍團所能容納，且其他地區的紅軍亦有繼續增加之勢，同時，還有擴大政治影響的作用包含在內。
第一方面軍的總司令部，並未另行設立，其一切業務統由紅軍總司令部辦理，實際上只是加多一個名稱而已。
軍團總指揮部，是一個作戰指揮機構，對隸屬各軍僅有作戰指揮之權。各軍的人事、訓練、補給、醫療等，均直接由紅軍總司令部負責。
「軍」是紅軍建制的最高單位，對所屬兵團負有軍事組織、作戰、人事、補給、醫療上的一切責任。
參謀長的制度：中央蘇區時期的紅軍編製沒有副指揮員的設置。參謀長就是指揮員的第一個代理人，這是仿效蘇聯紅軍的制度。師以上軍事機構的編製，均設有參謀長。團設團副，連設連副，以輔助指揮員。如遇指揮員臨時出缺，或因故離職與作戰陣亡時，不須侍上級命令之指派，各級參謀長及團連副，立即行使指揮員的職權。參謀長對本軍軍事單位作戰、情報、教育、補給、通訊等一切業務，均須負責研究，並經常提供具體意見，以輔助指揮員；指揮員對於參謀長所提供的意見，必須予以尊重和慎密的考慮。但最後的決定，仍取決於指揮員，參謀長不應固執己見，以動搖指揮員的決心。指揮員的一切決心和處置的實施，由參謀長負責領導各參謀幕僚人員，分別擬具各項實施計劃，及命令、訓令、電報、通報、報告等，經由指揮員及政治委員簽署后實施，並有監督下級貫徹實的責任。下級指揮員須接受上級參謀長之指導。所以紅軍中參謀長的地位，是很崇高的；紅軍對於參謀長的遴選，亦特別嚴格；他的條件，不僅是要有優良的軍事學識和作戰經驗，最重要的是他為中共的忠實黨員。
中共黨內最高的軍事領導機關——軍事委員會，當時亦認識到現代戰爭已不是指揮戰鬥的時代，而是組織戰鬥的時代。對於紅軍各級指揮機構的組織，曾經不斷的研究和改進，但因人才的缺乏，亦認為始終還沒有達到理想。當時紅軍各級指揮機構的編成如下:
一、紅軍總司令部：設有作戰、情報、教育、軍醫四個局(后改設六個局)一個事務室及紅軍經理部(后改稱供應部)。
二、軍團總指揮部：僅有參謀處之設置，內分作戰、情報兩科，另有管理員兩人，辦理其他事務。
三、軍部：設有參謀處，辦理作戰、情報、教育、通訊等業務；軍醫處，辦理衛生行政、醫療、救傷等業務，作戰時期改為臨時野戰醫院；經理處，辦理軍需器械之補給供應，及前運後送等運輸事宜。管理室，辦理其他事務。
四、師司令部：設有參謀長一人，參謀室(參謀二人)，軍需室(軍需一人，助理軍需一人）；管理室（管理員一人，書記一人）分辨各項業務。初期有經理處之設置，后已撤銷。
紅軍的經理制度是獨立的，軍司令部的經理處對上直屬於總司令部經理部，對下直接指揮到連一級的軍事單位之軍需人員。各級指揮員對經理處或軍需人員，只在行動上及所屬部隊之位置、任務、時間、以及所需之糧食彈藥數量方面，命令他們執行；對於現金收支，糧食出納，預算決算事項，均不須指揮員負責，指揮員亦無權過問。因此紅軍指揮員之調動，沒有經理部門的同時交替。
如上所述，當時紅軍指揮機構的編成，是不健全的。但因幕僚人員有高度的工作精神，和精密的分工，以及紅軍中的公文簡便，在辦理各種業務時均能迅速而確實執行。且在大家的不斷研究中，日趨進步。
關於軍事行動之決策研究，凡有決定性者，指揮員均須邀集政委、參謀長、政治主任，四個人在場；參謀長須提出軍事情報及軍事行動意見；政治部主任，須提供政治情報（包括敵我軍官兵的政治情緒）及在政治上配合有關的問題。
決策既定后，參謀長負責主辦軍事工作實施部份，政治委員負責主辦政治工作實施部份。參謀長與政治部主任，須互相連繫，以保證軍事、政治工作之相互配。
紅軍幹部任、免、升、遷問題：
紅軍初至井崗山時期，人事制度沒有建立，軍隊中的軍政幹部任、免、升、遷，均由朱德提出，會同陳毅、王爾琢及我商討決定；待與毛澤東會合后，即由前敵委員會決定。當時的原則，是根據黨性(包括黨齡、思想)、能力、資歷、功績而取決的。中共蘇區時期，團長以下幹部由軍長、政委提出軍黨委決定，即可實行；師長以上之幹部由紅軍總司令部提交黨中央領導同志決定(如得中共中央書記、軍事委員會主席等少數領導人之同意便可)，但師長之任免，則軍長及軍政委有權提出意見，報告總司令及總政委提交黨中央領導決定。
對於任、免幹部，無論任何職級，均是以一紙便條通知，並沒有正式任命狀及免職令；亦無官階之指明。
(附：紅軍編製指揮系統表見后)
我接長紅七軍兼政委后，首先必須明了的是政治委員的職權，和政治部的工作問題。當時紅七軍的政治部主任是袁任遠(湖南人，曾任中共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到政治部去跟他談話，並查考上級發下關於紅軍中黨的工作指示，政治委員應注意的事項，及紅軍中政治工作實施綱領等文件后，才有了深切的認識。
政治委員是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公開代表，他的職權是：監視軍事指揮員及所屬部隊，執行上級給予的一切命令，及其所規定的任務，以鞏固黨對紅軍的控制，並領導所屬軍隊裏面黨的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實施。為要保障政治委員在紅軍中的職權能夠施行，硬性的規定各軍事指揮員（指揮員就是軍事主官，如軍長、師長……等）所發布的命令、訓令，及對上級報告，均須由政治委員副署（簽名或蓋章于指揮員姓名之左邊），方能生效。有關行動的口頭命令，除了在戰場上執行已定的作戰計劃、戰鬥行動外，均須得政治委員的證明，方能生效。否則，上不承認，下級亦不執行。但如遇有特別情形，或受時間限制，又非違背革命利益者，下級得一面執行，一面設法報告政委。政委和同級指揮員，無論平時或戰時，是相處在一起的。在這種制度下，紅軍的指揮員，是有責任而無權力的。但是共產黨為了要發揮軍事指揮員的軍事學識和技能，以及保持指揮員對下級的威信，俾其命令能夠貫徹實現起見，在政委工作規定下有：為了要發揮指揮員的軍事天才，舉凡軍隊的作戰、行動、教育、各種計劃和決心，不違背上級意旨和黨的決策者，政委必須尊重指揮員的意見，不應妄加干涉。同時，在各種場合，必須注意保持指揮員的威信，下級政治委員對上級指揮員，必須以長官看待；上級政委及指揮員，對下級指揮員如有錯誤，須予以指責或教育者，除錯誤嚴重須予撤職者外，不得當著他的下級部屬（指揮員之部屬）面前指責之，以免損及其威信。除非有萬不得已之情形，否則損害了同級指揮員威信之政委，須受到黨內和行政上的處分。 ．
但如同級指揮員有背叛革命行動時，政委有將之逮捕之權，甚至因情況緊急，不及逮捕時得指令特務員槍殺指揮員之權，甚至下級政委對上級指揮員亦有權指令特務人員捕殺之，李明瑞之被殺事件，便為一例。
紅軍的組織中，師以上的軍事機構，均設有政治部。團、連有列寧室。政治部設有主任，受上級政治部的指揮及同級政委的領導及指揮，負責紅軍中黨的工作及政治工作。政治部主任，又是同級政委的第一個代理人；如遇政委因故離職或作戰傷亡時，毋待上級命令，即代理政委的職權。團之列寧室，由政委兼主任，另設幹事兩人，連之列寧室不設主任、由連政治指導員負責（連是指導員）；他領導該連內的政治戰士以及全體指戰員，進行教育、訓育、文化、黨務、及對民眾、對敵軍的政冶工作。

黨在紅軍中的組織，是軍、師、團各級均有委員會之組織。黨書記，師以上通常是由政治部主任兼任，亦有由政治委員兼任的。團、連黨書記概由政委政治指導員兼任。一般來說，紅軍中黨的組織和黨員，對非黨員是秘密的。各級政治部列寧室，就是黨的辦公廳。連一級設有黨的支部，支部書記通常由政治指導員兼任，但亦有連長或排長兼任的；支部下設有黨的小組，通常每班一個小組；但黨員少者，即以排為單位，編成小組。
紅軍的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保障與協助軍隊完成其所負的軍事任務；政治部主任與同級參謀長，是經常保持著密切連繫的。政治部主任參加軍隊中的軍事會議，及重要情況判斷，政治部主任只提供政治情報資料，及聽取軍事情報和指揮官最後所下的決定與措施，以便策定政治部的工作計劃。參謀長則擬定各種作戰、行動、教育計劃時，須于下達前通知政治部主任，以便政治部主任根據這些計劃，擬訂政治工作計劃；同時下達政治工作命令，或頒布政治工作的實施步驟。
以上是中央蘇區時期紅軍政治領導的概況。關於紅軍政工制度的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第一個時期：是南昌暴動至失敗，朱德所部之編入范石生部，亦屬第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是政治指導員制，政治指導員在軍隊的地位低於指揮官，但高於下一級的軍官，他的任務是：
（1）負責軍隊黨的組織和宣傳工作(他兼黨的書記)。協助指揮官達成戰鬥、訓育、管理、給養等任務。一切工作以爭取軍事勝利為主(有人稱指導員等於軍事主宮的姨太太，這是因為有些指導員不負責任，專事奉承主官所招來的）。
（2）平時對軍隊工作，在早晚點名時要作政治性的訓話，每日定時上政治課，組織和領導士兵的文娛活動，維持軍風紀。
（3）戰時則鼓勵士氣，向士兵講解作戰意義和目的，提出適當的口號，鼓勵官兵，慰問傷員，教育俘虜；發動戰地群眾協助軍隊，對敵軍作戰地宣傳……等；在必要時還與指揮官分工合作，擔任指揮一部軍隊作戰。
（4）行軍時若無敵情，政工人員先行出發，發動沿途民眾準備茶水，供應部隊；到達宿營地時，發動群眾準備出賣糧食，供應軍隊。
若有敵情則隨軍行動，維持行軍備戰紀律和精神。
這一時期，指揮官和指導員關係是融洽的，原因是政工人員能幫助指揮員的一切軍隊工作，而且以指揮官的意見為主。
（二）第二時期：是一九二八年紅四軍成立起至一九二九年十月古田會議止，是黨代表制度。黨代表地位與同級指揮官相等，但有代表黨監督指揮官之權，他的任務：
（l）領導黨的工作（他們多數是兼黨書記）。
（2）與指揮官共同負責軍隊的領導指揮，但軍事方面須尊重指揮官意見，政治工作則負完全責任。
這一時期，指揮官與黨代表的關係是：地位平等，互相合作，但有時亦經常因不同的意見而發生爭執，有些指揮官覺得他們妨礙工作進行。他們的合作程度，遠不如指導員時期的融洽。
（三）第三時期：古田會議后改為政治委員制度。
政治委員制度時期，因政委的職權高於指揮員，故常引起指揮員不滿，在紅四、五軍中均曾發生過提出取消政委制度的意見，彭德懷也是其中之一，但為黨所拒絕，並且引起一次糾正反政委制度傾向的鬥爭。
朱德本人，在指導員及黨代表制度時期，均與政工人員相處得很好，他自己亦經常參加政治工作。他對軍隊的-切決策均召集軍政人員共同商討，政工人員對他亦很尊重。但對毛澤東則常有不滿表示，他常對政工人員說：一切為了軍事勝利，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同一目標，這可見得他對政工的重視。
中共的情報工作，一向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國共分家以後，便處心積慮的保留了很多中共黨組織在國民黨的軍事機關及軍隊中工作。同時還密令地方青年學生黨員，投考國民黨所辦的軍校，畢業后滲入國軍中去。這些中共黨員，是以反共為外表的中共工作者。他們希望由初級軍官逐漸升上去，備為將來中共之用。這是中共布置於軍中情報工作步驟之一。在這工作中所收的效果，如：國軍營長黃公略，是因通報敵情于中共，被其上級軍官懷疑，準備解決他的；他就在湘東特委的安排下與彭德懷聯絡叛變。又如廿六路軍孫連仲部的高級軍官——趙博生、董振堂等，利用官兵不滿國民黨中央的情緒，而策動了大規模的「起義」皆是顯著的例子。
國民政府統治區內各地的中共黨組織及每一個中共黨員，都是中共的情報工作者。在接近蘇區的地方，他們運用工農及婦女黨員，偽裝上山割草、砍柴，或拿著食物盒等等各種方法遞送情報外，還利用回娘家的婦女，或挑著大糞出田工作的農民，以通過國軍的警戒線，內中多藏著重要的情報遞送給紅軍。這些情報傳遞的方法，雖曾在南城及萍鄉，均被團軍破獲過；但他們所破獲的，還不及萬分之一，這就是紅軍的情報來源的一項。
但收效最大而最迅速的便是電訊的偵察與破譯。它的主要辦法是：竊收國民黨最高軍事機關與各總司令部、軍部、師部的來往無線電報，將這些電報設法譯出，對國軍的一切動態與計劃了如指掌，故國軍未行動前，其部署作戰的計劃，便被紅軍所獲悉。這一支無形的赤色第五縱隊直接伸入了國軍最高統帥的指揮部。
這支無形的赤色第五縱隊的組織，分為四個部門：
一、偵察組：有電報機三座，負責偵察國軍電台方向位置，來判定國軍的位置與動向。
二、收報組：有收報機四部，日夜不停的竊收國軍高級指揮機構所發出以及各軍部師來往的電報，如系新密碼，即送猜報組研究，若系舊密碼即交譯報組翻譯。
三、猜報組：以王錚為領導，有若干專門研究密碼學的高級技術人材（其中有由蘇聯受訓回來的），長年累月的研究國軍所使用的最新密碼。儘管國民黨最高統帥部經常更換新的密碼，但紅軍的密碼專家，運用他們卓越的密碼技術，在無線電報偵察中竊取了三至八個電報后，便能將國軍所使用的密碼全部破譯出來，仿照國軍的密碼方式，製成密碼本交譯報組翻譯。
四、譯報組：使用猜報組交下的仿製國軍密碼本，將收報組送來之電報，翻譯成文，送情報機關研究。
中共對這些高級情報技術部門的人員，特別優待，尤其是注意他們的營養與保護他們的康樂。儘管在瑞金最艱苦的時候，他們的待遇要比紅軍總指揮還要好幾倍，使他們安心的從事最有代價的情報工作。同時對於他們安全與居處，也特別保守秘密，經常給他們以最周密的戒備。紅軍中不僅中下級幹部都不知道這個機構的存在，連紅軍總指揮、軍長之流，也無法清楚其內部，後來我任紅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時，掌握了最高的機密；而且常與這些工作人員相處在一起，給我的印象很深。
以上是僅就搜集情報而言，其防止情報外泄的方法，同樣周密。紅軍部隊中，布滿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特務人員，及中共黨的組織人員；重重的監視著每一個官兵。他們為了要防止泄漏軍事秘密，在作戰撤退時及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收容隊隨著後衛警戒部隊同行，對於落伍的官兵如無法抬運時，便毫不留情地將落伍者槍斃。在戰場撤退時，對於負傷不能行動，又無法搬運時，只要被紅軍打掃戰場的隊伍看到，必將之殺死。所以在作戰時，國軍想俘虜傷兵亦是難事。除了在沒有打掃戰場的時候，才有例外。那些擔任收容隊及打掃戰場的部隊，是派有政治幹部率領的。
中央蘇區，是個貧瘠地區，經濟最落後的農業社會，在這個包括十多個縣份的蘇區內，要供應十萬以上的紅軍及十萬以上的地方民眾武裝（赤衛軍、獨立師、獨立團）和政府工作人員的生活消費及戰爭的消耗。而且從一九二九年起至一九三四年冬止，支持到六年的時間，這奇迹是外人所不能了解的。我重回紅七軍的時候，亦為了軍需補給供應問題萬分顧慮。經過了查詢，全部明了了蘇區中的措施之後，才知道他們是不惜人民的犧牲，來進行革命戰爭的。這種毅力和勇氣，我當時亦覺得佩服；但站在人道的立場上來說，就覺得是太殘忍而不合理了。
中央蘇區的紅軍待遇：紅軍指戰員的待遇是平等的，他們採取了實物供給制度，每人每日發給糙米一斤四兩，青菜半斤，植物油四錢，鹽三錢；另外，每人每月發給零用錢二元（后改為一元，到最後兩年是很少發給了）。服裝每年夏季發粗布軍服一套：冬季發棉衣一件，夾褲一條，這些衣褲的布料，是很粗劣的。內衣內褲，原定是每年兩套，其實是只有一套。棉被呢，在新兵入伍時，發一張夾布被。天天在行軍作戰中過活的士兵，那一年一套的粗布衣當然是破爛不堪的了。襪是從來沒有的，鞋是依靠著蘇區的婦女們製造送來的慰勞品，或可一年分到一對，主要的是靠自己拿著稻草和爛布條來打草鞋，否則就只有赤著兩腳，爬山越嶺，行軍作戰了。可是紅軍官兵，誰也是肉體做的，而不是鋼筋鐵骨，吃的不足維持身體所需的營養，穿的不能保持身體所需的體溫，天天在挨飢受寒，而又天天做著超過體力和精神所能負擔的工作；他們的身體，也就只有一天一天的衰弱，走上疾病和死亡的道路。就算身體強壯，在艱苦戰鬥，營養不良之下，腳部都會生瘡爛疼，患者為數甚多。在一九三三年的統計中，士兵爛腳的佔百份之二十以上。因此紅軍的死亡率極大！這完全是由於待遇惡劣，才使官兵受到這種痛苦與死亡的威脅。
怎樣去籌集供應這麼龐大的紅軍糧食？說穿了——紅軍糧食的主要來源，無非是取諸蘇區內的人民。中共除了在蘇區徵收土地稅外，並運用統制人民的糧食，廉價收買糧食的辦法。在蘇區內的人民，每人只限每月存谷二十斤，平均每人每日約有米八兩，其餘的就是餘糧，統由政府定價收購。還要運用勞軍、獻金、獻糧各種手段，來搜刮人民全部所有，這是紅軍在蘇區內解決軍糧的主要方法。
他們還不斷的深入到國府統治區內籌糧、籌款、就食；所以紅軍沒有作戰時，便開到「白區」去打游擊。這是紅軍官兵們最喜歡的工作。因為到「白區」去打游擊，就有土豪打。不僅是可以有充足的糧食，而且可以吃一頓豬牛肉下酒。他們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負責調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後，再由經理機關派出徵發隊，由政治人員率領，協同紅軍部隊到土豪的家裡，將其家所有盡數沒收。在屋內牆壁里及地下埋藏的金銀首飾，也要搜劫凈盡。要是土豪家中還有人留在家裡，無論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罰款，甚至槍斃處死。而他們打土豪的收穫，是食物交由經理機關及政治部統一分配；金錢財物，就全數歸公家所有，以充軍餉；這也是紅軍的糧餉來源之一。中共就是這樣的維持了它龐大的軍費政費的開支，及長期戰爭的消耗。
紅軍的彈械補充，主要的來源是從國軍手中奪取過來。每當彈藥缺乏的時候，官兵都希望打仗來補充自己。紅軍的編組中，每個步槍班，有兩名以梭標大刀為武器，及攜帶四個手榴彈的士兵，在作戰時，紅軍傷亡士兵的步槍，或當時繳獲的敵人槍彈，立即交給他們使用。所以紅軍作戰，不論是戰勝或戰敗，只有增加槍械，很少損失槍械的。另外蘇區內設有修械廠、翻制子彈及製造手榴彈廠。紅軍作戰時，非常珍惜子彈；就是子彈殼，他們都能儘力保管，以便帶回交給經理機關，轉交制彈廠翻制子彈。制彈廠研用的火藥，有黃色葯和黑色葯兩種；黑色葯是用鹽硝和以硫磺炭末製造。黃色葯是用枯木製成的黃色塵灰，和以硫磺炭末製成的。子彈用黑色葯、手榴彈用黃色葯製成。其爆炸力雖不甚強，但尚可用；這就是蘇區唯一的軍事工業。
這些少量的彈藥生產，當然未能供應長期戰爭的消耗；因此，彈藥補充是紅軍最感困難的事。
蘇區內沒有適合運輸的河流，又沒有汽車。糧食、彈藥、傷兵的前運後送，均要依靠人力。他們動員蘇區內的人民，男的、女的，編成運輸傷兵的擔架隊，及運輸糧食軍用品的運輸隊。共產黨就是這樣不惜人民的生命，來克服自己這些困難。
我在回到紅七軍的第五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六日)，接到總司令部的寢午電：
「限即到會昌龔軍長。某密、該軍即開赴瑞金縣城北面村莊集結待命，並限於感午前到達，勿延。朱德、周恩來寢午參作」。
我看了這一個電報，立即以電話命令所屬部隊，準備于本日午後八時，按軍部直屬隊十九師、二十師之序列出發（廿一師正在瑞金整編中）。各師大小行李在各師後頭行進，並即補發了一個出發命令，著各師派聯絡參謀一人，於八時前到軍部隨同軍部行進。我便於八時率領軍部出發。是晚天氣寒冷，開始出發時，寒風襲人，官兵都有瑟縮之狀；但行動后，便將寒冷克服了。那天晚上，星月無光，行走在高低不平迂迴曲折的道路上，非常吃力。直至第二天(廿七日)午前十時，我和先頭部隊才到達目的地。立即命通訊連接通總司令部的電話線，乃由電話與朱德總司令連絡，報告本軍到達目的地的時間。他答覆我是「七軍部隊，可入附近村莊宿營，請即來總部一談」。那時各師部隊巳陸續到達，我告訴參謀處長唐睿(那時七軍沒有參謀長)分配各師及直屬隊的宿營地，並著各部隊迅速吃飯後休息，準備接受新的任務。我便帶了一位林參謀，兩個傳達，赴相距五華里的總司令部。不到三十分鐘便到了，朱德總司令正在作戰室內和參謀長葉劍英，看牆上掛著的五萬份一軍用圖。看到我來，朱德即和我握手，並問我：
「昨夜行軍辛苦嗎？士兵沒有掉隊的？現在都到齊了吧？」
「並不見得辛苦！士兵行軍力很強，該不會有掉隊的。我來的時候，十九師已到齊，廿師也開始陸續到達」，我答。
「我們大家坐下來談談吧」，他說。於是朱德、葉劍英和我三個人便圍坐在日字形的大辦公抬側。朱首先對我說：
「我告訴你一件事：駐宜黃的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原是馮玉祥的部隊。在去年（一九三零）秋天『反蔣』失敗，孫連仲部投降后，於今夏調到宜黃來進攻蘇區，曾參加國民黨對蘇區的第二次及第三次圍剿失敗后，該軍未受到大的損失，但和我們作過戰，退守宜黃不敢出來。他們的官兵都是華北人，初到南方又值天氣炎熱，官兵水土不服，患病死亡的很多。現在南京又積極布置第四次圍攻，由於不慣山地戰，他們便不免發生恐懼。同時南京對該軍完全以雜牌軍看待，從來沒有補充該軍的槍彈；軍餉和糧食運濟數量上固不及南京的嫡系軍隊之中央軍；時間上又常拖延時日。同屬國民黨軍隊，而待遇不公平，致該軍官兵發生極大的反感。該軍參謀長和一位旅長，是我們的同志。本月中旬曾派一位代表吉某來廣昌，跟我們連絡；準備伺機起義。我們已督促他迅速行動，並允許他編為一個軍團。最近該軍總指揮孫連仲，已前往南京，要過年後才能回來。他們（廿六路軍的中共黨員）準備在過新年的時候，乘機起義。前幾天又派代表李某來連絡，據稱已得到一位非黨內同志的旅長贊成參加，要求我們派兵策應。一切問題，都已商定。本擬派七軍開赴寧都，協同策應。所以調七軍先開來瑞金，再轉赴寧都。但昨晚接到四軍由廣昌發來的電報，據云已派一個師，開赴寧都，準備於三十日開始向宜黃推進，卅一晚到宜黃附近，並已與宜黃城內國軍同志取得密切連絡，無庸七軍協助。我剛才正和劍英同志研究，七軍趕赴寧都，廿九日可到達，時間尚足；但到寧都后，又馬上要向宜黃推進，不免過於疲勞。現宜黃策反工作既已成熟，且有兩個旅為基礎；四軍又願意單獨負責完成這一個任務，使全軍迫近宜黃策應，則兵力盡已足用，七軍可不必再赴寧都。但仍應在瑞金附近集中，以備必要時調動」。
葉劍英接著說：「我也認為四軍全部，已足擔任這一個任務，七軍可不必再出發，就在此間整訓。廿一師已編組完成，可即乘此期間命歸還七軍建制。龔同志應特別注意該師的整訓工作」。
談話至此，他們見我有點疲勞，且知我夜來行軍末得休息，便就讓我回部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的早上，朱總司令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語氣非常興奮：「廿六路軍起義，已順利的成功了。四軍昨天已進出宜黃東北地區，掩護起義軍隊整理，並準備於今天開始南下，移駐寧都；宜黃縣城，暫由四軍接駐。今晚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對該軍處置問題，另有通知給你，晚上便知詳細情形了」。是日午後二時我接到通知：「本日下午八時，在中央政冶局開會，請按時出席」。中央政治局辦公室，距我駐地不遠，我于晚餐后前往出席。會議廳是在一間民房的樓上，長方形的大廳，四張方枱連接的擺在廳的中央。枱面鋪上一塊白布，周圍擺著日字形的木凳；廳之一端，擺了一張日字枱，放置著茶具，另一端掛了一幅中國地圖；廳中的會議枱上面，吊著一個大的洋油燈，照耀著全屋，雖不十分光亮，但比我們軍部掛了一隻馬燈要明亮得多，這就是一個重要會議廳的布置。我走到樓上時，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正坐在會議廳的旁邊談話；我先向他們敬了禮，他們都站起來；毛澤東笑容滿面的走前來和我握手。我到中央蘇區以來，這是第一次和他會面。我注意到他的臉色，隔了三年多的毛澤東，嘴角的笑容掩不住他的憔悴！這可能是三年來的艱苦鬥爭生活，給予他的影響，同時，黨中央遷來蘇區，對他的權力抑制，也使他很不愉快吧。他握著我的手不放，很熱情的說道：「你健康好嗎？」我說：「我好！祝你健康」。他接著說：「多年不見了，我們革命同志，經過了幾年的鬥爭，今天尚能再見，真是不容易的事呢！哈哈」。他又面向張聞天說：「龔同志是我們井崗山鬥爭的老同志呢！」張聞天接著說：「我早知道了。我和龔楚同志談過了一個通宵」。這時，周恩來已上來，他只向大家點點頭，那副冷酷的臉孔，可比較平常溫和。毛澤東斜視他一下，又望望我，好像有點不自然的情形。接著項英、朱德、彭德懷、林彪、鄧發等，都先後來到。朱德隨即介紹我和彭德懷見面：「這是彭德懷同志，這是龔楚同志」。我和彭德懷互相握手，林彪很有禮貌的走過來和我握手，我說：「你好嗎？你還是往年那麼年青」。他很興奮地說：「祝你好！」我觀察他的態度，還是和以前一樣的沉默（那時他任紅四軍第十師師長）。忽聽得周恩來叫道：「請大家坐下，開會了」。各人便紛紛入座。周恩來坐在主席位上，張聞天在左，毛澤東在右，朱德、彭德懷、我、鄧發等，連坐在一起。先由周恩來站起來報告，略雲：「駐宜黃的廿六路軍的孫連仲部，由本黨同志該軍參謀長趙博生、旅長董振堂的策動，說服了警衛旅長季振同，於一月一日晚上起義，其經過情形是：先由趙同志借春茗之名，請全軍團長以上的官佐飲酒，乘機將全體軍官拘留。同時由董振堂同志及季振同旅長，集合全軍官兵，監視著全軍的部隊，宣布參加紅軍革命。如不願共同行動者，無論官或兵，均可放下武器，自由離去。當時除少數官佐離去外，百份之九十五官兵，均願意參加紅軍。被拘留之高級軍官，亦任其自由離去。現起義官兵共有二萬餘人，械彈甚多，已由第四軍掩護該軍開來寧都整理，這是該軍起義的情形。關於該軍的初期處置，已令改編為紅軍第五軍團，以季振同為總指揮，趙博生為參謀長。但要如何保障這個勝利的果實，是我們今天要決定的問題，請各位提供意見」。
軍事委員會主席項英站起來說：「關於該軍的編組、人事、和整理問題，軍委會曾經研究，並提出以下的意見：
一、依照紅軍現行編製整編，按照現有人事，分編為十三、十五兩個軍，成立第五軍團，以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趙博生為參謀長。
二、以趙博生同志兼第十三軍軍長，董振堂為十五軍軍長，確實掌握部隊。其餘各級軍事幹部，目前仍由該軍舊部遴選充任，以後再繼續調整。
三、派蕭勁光同志為該軍團政治委員，劉伯堅同志為軍團政治部主任。其他各級政治委員與政治部主任，由現有紅軍中遴選優秀政治幹部調任，迅速展開該軍團的政治工作。
四、對該軍團之動搖份子，應迅速調整，由蕭勁光、劉伯堅，會同趙博生、董振堂負責辦理。
項英報告完畢，並交出書面提案。周恩來對於蕭勁光為政委的問題，曾再三考慮，且問張聞天對蕭勁光的印象如何？張聞天表示同意，並說：「不過小資產階級意識稍強一點」。毛澤東接著贊成這一建議，並說明該軍是國民黨部隊，若不派一位有相當學識能力的幹部，去負領導責任，恐怕不能取得該軍官兵的信任，關於以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甚為適當。劉同志過去曾任馮玉祥總政治部主任，與該軍有歷史關係。毛澤東說完，大家並無異議。周恩來提出，關於其餘各級政治工作人選問題，請總政治部迅速從四、五、七軍政治部同志中，立即遴選派去；俾能加強黨在該軍的政治領導。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當即要求我們各軍負責人回去后，立即辦理，兩天內將名單送交總政治部。
我當時提出關於人事調整工作，不要操之過急，以免引起該軍官兵的不安心理；並應注意到如何從精神上和物質上，鼓舞該軍士氣。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並決定先以三萬元犒賞官兵。林彪提議：為了保障這一勝利果實，對於該軍政治控制工作，應馬上展開。請國家政治保衛局迅速計劃，並展開工作。毛澤東聽了之後，即對周恩來說：「林彪同志很進步呢？是不是？」周恩來微笑點頭。以後王稼祥提出兩個提案：
一、立即發動蘇區各地勞軍運動，並在寧都舉行歡迎大會，以鼓勵該軍士氣，擴大政治影響。
二、由黨政軍高級幹部在瑞金開會，歡迎季振同參加革命，並通知各地政府在其經過之地，均舉行歡迎會，以堅定其意志。
這兩案全體同意，並請總政治部會同蘇維埃政府立即發動。
會議經過了三小時才結束。我走的時候，毛澤東拉著我說：「龔楚同志，你在這三年多來，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負了重傷，我想找一個時間和你談談，好嗎？」我說：「請主席約定時間，在我末出發前，隨時我都可以來」。他聽了后，說：「好！我會通知你」。
會議后的第三天，第五軍團後方辦事處便在瑞金成立，剩餘的各種械彈軍品，動員了很多人員由寧都搬運到瑞金來，蘇區黨政軍人員，皆大歡喜！
不久，蘇區黨政軍高級人員在中央政府禮堂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歡迎會，歡迎起義來歸的高級將領；季振同、趙博生、董振堂都感到無限的快慰!
會後，朱德在紅軍總司令部設筵歡宴他們，使他們更加興奮!
這便是國軍廿六路軍起義，投入中共的一幕。由於廿六路軍起義，不僅壯大了紅軍的實力，也提高了紅軍的士氣，和蘇區人民的革命情緒，而且破壞了國軍對蘇區的包圍圈，沉重地打擊了國軍的士氣，延緩了國軍積極籌劃的第四次圍剿計劃。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我軍（七軍）奉命改隸于第三軍團指揮，移駐會昌西北地區整訓。十一日全軍三個師（十九、二十、廿一）均駐在會昌西北十里附近鄉村；第三軍團總指揮部及第五軍駐會昌縣城西北郊區，總指揮部與我七軍軍部距離約十里，因為初轄第三軍團之故，我于各師營地布置好后，即於十三日準備到總指揮部拜會彭德懷，我先打了一個電話徵求他的同意，他很高興。並約我于午後二時到達總指揮部。我依時到達總指揮部村外時，他的參謀處長張翼，便在村前接我，他前是七軍十九師的團長，我們相處極好，隔別一年，在此重逢，心裏有無限感慨！他簡單的告訴我：「彭德懷曾向他詳詢我在紅七軍的情形，七軍官兵對我的觀感及我為人作風如何？」他曾一一的告訴他，「他表示很希望我和他合作」。關於彭德懷的為人，他說：「是一個勤儉克苦耐勞的人，但有權力欲，對毛澤東很佩服，對朱德則有不大尊重的言論」。
我們來到總指揮部，剛踏入門，即見彭德懷走出來，我向他行了舉手禮，他答禮后，立即和我握手，他開口就問我：「部隊還好嗎？」我說：「還好」。他隨即介紹他的參謀長舒適給我認識，然後請我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內。這個辦公室，又是他的卧室，床前是辦公枱，光線很暗，枱的右側，燒著一爐炭火，他坐在床上，另一端是一條長木凳，我和他在火爐邊對面坐著，他對我說：「我已經請求朱毛調你為第三軍團副總指揮，但還未獲答覆，你的意見怎樣？」我說：「我的精神體力不如往日，現任軍長已感吃力，我感謝你的好意，但我必儘力領導七軍，追隨你為革命奮鬥」。他聽后，面露愉悅之色。
我們的談話直到下午五時，晚餐已備，他親自煮紅燒豬肉，並備了一瓶白酒，就在火爐旁放置一張小矮枱，一同用膳。那天氣候寒冷，坐在火爐邊，飲了幾杯酒，全身感到溫暖，他的談興更濃，談到軍事，自命最有辦法，目空一切；談到政治，他覺得只要有軍隊實力，便自然有辦法；談到黨務，他有無限感慨！認為女人，是不夠革命的，政冶委員制度是對指揮員的不信任，你（指我）兼任政委是最好的事，亦證明黨對你的信任……等等，一直談到下午八時，我才起程回軍部。
我自和他經過這一次深談后，對他的印象是一個豪邁自負，野心勃勃的軍人，並對我有拉攏的自私企圖。那天談話，因我很少發言，事後他對張翼說：「龔楚軍長太沉默，要他多和我連絡」。張翼告訴了我。我們都以為他的頭腦太簡單，不難相處，凡事以正常同志的態度對之，豈知因此而招致他的妒忌，以致後來發生不愉快的事件。

第三章
戰略和戰術的轉變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由軍事委員會主持，召開一次連續兩天的軍事會議，開會地點是總司令部前座左側的一間會議廳，這是一座土磚建築的舊平房，面積約為十五尺乘廿五尺，中間擺著連接五張四方木枱，每張約有二尺六寸乘二尺六寸，上面鋪上一張白布，上首及靠近之兩側，擺有幾張竹椅；此外是圍擺著木凳，共設有二十多個座位，枱上放置三碟土製紙煙、火柴、及鉛筆、小刀、土拍紙簿等，廳的一角小枱上，放置了兩個瓦質的大茶壺和磁質的茶杯，壁上懸挂著一幅全國大地圖及五萬分一的軍用地圖，天花板上弔有兩盞火水油燈，此外並無他物。
我和彭德懷、滕代遠、鄧平等一起到瑞金總司令部，時間已是下午三時，那時項英亦在總部，晚餐后，項英約我到瑞金近郊他的住家，時已黃昏，賀昌已先到達，候我回來，我們見面后，他又拉我到瑞金街上一家小飯館小酌聊天，談論有關七軍的情形，因他參加總政治部工作，我提出了健全政冶部工作問題，應調葉季壯回紅七軍，接替袁任遠的政治部主任，因袁任遠雖是七軍的老同志，但他不會講粵語，能力亦不及葉季壯，故有此擬，他很同意（葉季壯是廣東人，七軍調換幹部被調總政治部工作），晚上十時，我才回到他的家裡。
第二天早上，我和項英同到總司令部共進早餐，九時準備開會，到會者計有：李特、秦邦憲、張聞天、項英、朱德、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葉劍英、劉伯承、陳毅、彭德懷、滕代遠、季振同、董振堂、鄧平、羅炳輝、譚震林、林彪（他新升任四軍軍長，時廿五歲）及我等,共有二十多人。
項英坐在上首的主席位上，左李特、周恩來，右朱德、毛澤東，其他的首要們均分坐在會議桌的兩旁，此外各人自由選擇座位坐下。
項英宣布開會，略雲：今次會議，預定兩天，今天上午由秦邦憲同志作政治報告，下午由周恩來同志作軍事報告，明天討論我們紅軍的戰略戰術問題，現在先請李特同志講話。
李特的講話，略雲：中國的蘇維埃中央政府已經正式在閩贛蘇區成立，這個地區，是代表全中國工農兵利益的國土；過去的蘇區可以隨時放棄，和隨時收回，現在是全國人民所瞻，不能讓敵人踏入一步，因此，游擊戰爭的時代已成過去，鞏固國土，擴大蘇區，繼續完成中國革命，是中國工農紅軍的當前任務；要完成這個任務，在戰略和戰術上必須要有適應戰爭需要的重大轉變，希望各到會同志虛心檢討……。最後他說：我為了工作關係，要先行退席，下午再見。
秦邦憲接著作政治報告：第一部份是國際形勢，他說：「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積極爭奪殖民地和新市場，以挽救他們即將崩潰的經濟危機，因此，帝國主義之間又醞釀著爭奪殖民地的新戰爭；同時，因為無產階級祖國——蘇聯的日益強大，和全世界無產階級各兄弟黨在第三國際領導下的大團結，日益鞏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日益發展，震撼了帝國主義者；他們又在企圖聯合的向蘇聯進攻，以消滅世界革命運動，根據上述的形勢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必將很快的來臨；但大戰性質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帝國主義者聯合反對蘇聯，消滅世界革命的戰爭；第二種是：帝國主義者之間為爭奪殖民地的戰爭。蘇聯為了保衛世界革命運動，正在積極備戰，隨時應付新的戰爭威脅，並號召全世界共產主義組織，領導全世界無產階級，準備為保衛無產階級祖國——蘇聯而奮鬥；同時要爭取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之成為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性質的戰爭而奮鬥。
國內政冶形勢——由於去年日本帝國主義者進攻瀋陽，侵佔我國東三省，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現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工人、革命軍人，以及一切愛國份子，正在進行有組織的抗日鬥爭；這是最有利於中國革命的政治形勢。
關於本黨現時的政策路線是：本著六全大會議案精神，實行土地革命，擴大蘇區，充實紅軍，團結工農階級及全國民族抗日力量，以實現抗日救國，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而奮鬥。
他的報告完后，已至下午十二時廿分，項英宣布休息，並進午餐。下午一時三十分，繼續開會，由周恩來作軍事報告，要點如下：
(一)紅軍自成立以至成長，都運用游擊戰的戰略和戰術，粉碎了民黨軍對井崗山及閩贛蘇區的圍剿，並壯大了紅軍，這種戰略和戰術，過去是成功的，是值得讚揚的，但我們不能認為是在任何戰爭環境，任何情況之下都是適用的；我們的戰器和戰術是要因應戰爭環境，作戰目的，而擬定的；譬如我們現在要固守蘇區的土地，不讓寸土給人，就不能再運用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戰略；我們要消滅敵人的大兵團，就不是依靠襲擊、埋伏、截擊等游擊戰術所能達到戰爭目的的了。我們紅軍今後要守土，就要進行防禦戰；要擴大蘇區，就要進行攻城戰、陣地戰；這是說明了，我們的戰略是要根據這些戰爭目的去擬定的。至於戰術上：我們要在作戰時包圍敵軍，消滅敵軍的有生力量，逐漸轉變敵我的優劣形勢，以完成我們的作戰任務。
(二)過去紅軍官兵作戰，因為敵進我退的戰術原則，在防守時缺乏堅韌性；因為速戰速決的戰鬥原則，進攻時缺乏持久性；這種缺點不僅要在學術上要從新研究，在思想上尤須要徹底轉變。
(三)游擊主義，對於紅軍官兵的作戰心理和生活影響，亦極為重大，過去官兵散漫，就是游擊主義的表現；故今後紅軍官兵，必要養成軍人嚴肅的生活習慣，提高軍人紀律，是為培養軍人新學術、新思想的主要條件。
（四）關於軍隊的訓練問題，術科方面：過去有日式、有德式、又有蘇俄式，各由各主官所學的自行教練，無法統一，今後應由紅軍學校重新擬訂步兵操典，以資統一。學科方面，應以蘇聯新戰術為主體，方能統一學術思想，便利作戰指揮。
他這個報告歷時三小時，而且在修辭上相當精采，我們一班軍人當時都覺得周恩來不是軍人，而能夠作出這個報告，出乎意料之外。但關於反對游擊戰，進行正規防禦戰仍多抱有懷疑的心理。
散會後，你問我，我問他，三五成群的談論，特別是毛澤東，表現不滿意，他問彭德懷「你同意嗎？」彭笑著搖搖頭。
晚餐后，我仍隨項英到他家裡，賀昌、毛澤東都跑來了，我們圍著小圓台，坐在小矮凳，談論會議的情形。我對項英說：周恩來確有兩手，不愧做了幾年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項英瞇著眼，仰著頭，哈哈的笑著說：你太天真了，你以為是他自己的創作嗎？這是李特、朱德、我和老周四個人，研究了兩天，才列出了這個報告的原則，他不過加鹽加醋，把它整理成文罷了。賀昌聽了，立即說：「你是現時的軍委會主席，為什麼不擔任報告？」項英說：「他要爭著做，我樂得少點麻煩呢」。
第二天的會議，亦是上午九時開始，項英宣布上午討論事項：
（一）檢討游擊戰術對今後戰爭的影響和作用。
（二）肅清游擊主義思想和行動。
（三）樹立紅軍的紀律性，健全紅軍軍人生活。
以上三個問題可同時發言。
毛澤東是第一個發言者，他認為：紅軍現時的力量，尚末達到能與國軍進行陣地戰或攻城戰的程度，誘敵深入，各個擊破敵人，還是現時戰勝敵人主要戰略原則，他不反對要從戰鬥中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但不是一次、兩次，而是無數次逐漸消滅敵人，否則就是軍事冒險；同時他認為誘敵深入，不是懼怕敵人，放棄蘇區，而是更好的消滅敵人，保衛蘇區的作戰方法；我們能夠戰勝優勢的國軍，不應該單獨倚靠紅軍力量，而是要充份發揮革命群眾力量，以配合紅軍作戰；這是我們所獨有的優越條件，亦為敵人所沒有的條件，現在要舍長取短，實非上策……。
彭德懷接著發言，他說：「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見，我們過去若在沒有群眾基礎的地區作戰，無不失敗，但在有群眾基礎的地區作戰，即使戰敗了尚能保存實力，不至一敗塗地。至於軍隊要有紀律，是應該的，我素來都很注重，今後希望大家都應注重」。
接著有許多人發言，大意都是反對完全放棄游擊戰；關於戰略戰術之決定，應根據：敵情、地形及自己的兵力來決定；對於反對游擊主義，增加戰爭的堅韌性，軍人生活紀律化等都表同意。
下午會議經過熱烈的討論后，有以下之決議：
（一）在紅軍中展開反游擊主義的思想鬥爭。
（二）樹立紅軍軍人的紀律生活。
（三）展開研究和學習攻防戰的戰略戰術。
（四）軍隊訓練：術科方面由紅軍學校校長劉伯承負責組織一個步兵操典研究組，由劉伯承為組長，各軍軍長為組員，並指定左權負責翻譯蘇聯陸軍步兵操典第一冊，以資研究；迅速訂定中國紅軍步兵操典，以統一術科教練。關於戰術之研究，以蘇聯陸軍步兵操典第二冊為主。並參考其他軍事書籍；紅軍學校應起戰術研究的領導作用。
這次會議便結束了。
軍事會議結束后，紅軍總司令部，只下了一道訓令，飭全體紅軍幹部研究攻防戰的戰略和戰術。並由紅軍學校印了一部「蘇聯步兵操典」第二部的中文譯本，分發給連以上軍政幹部研究，但沒有研究計劃頒發。那時紅軍是在整訓期間，但因隨時要準備行軍作戰。我採取重點教育的方法，擬定實習計劃：分三期進行，第一期是：研究部隊作戰的戰術基本原則；第二期是：諸兵種聯合作戰指揮；第三期是：戰略原理。
那時我的軍部既由我自己兼政委，又沒有參謀長，參謀處長唐睿雖然懂得參謀業務，但思想遲鈍，作業甚緩；政治部主任袁任遠，因不懂粵語，在政治工作督導上，不免鬆弛，但工作計劃尚可應付，我只好將政治工作部份責任由他負責，我自己專心進行訓練教育工作，我將訓練計劃草擬后，即召集政治部主任袁任遠、參謀處長唐睿共間研究，並由參謀處頒布宜施。
七軍初期戰術研究實施計劃大略如下：
（一）宗旨：以快速養成幹部之攻防戰術學識和運用為目的。
（二）科目：戰術基本原則，內分進攻部署和防禦配備。
(1)進攻部署——內容有：軍隊區分(指制隊、突擊隊)，攻擊重點選擇要領，戰場警戒、進攻隊形、接敵運動、戰鬥展開、戰鬥前進、衝鋒準備、衝鋒實施、陣地內戰鬥、陣地內追擊、進攻最後到達線、陣地外追擊等。
(2)防禦部署：陣地配備、火網構成、側防射擊設備、陣地警戒、射擊時機、近距離火戰、反突擊、局部出擊、全線反攻等。
(三)編組：分編甲級研究班、乙級研究班：
(1)全軍之連長以上軍政幹部為甲級班，由軍長主持。
(2)以團為單位，優秀之排長、連副、編為乙級班、由團長主持。
(四)訓練方式：甲級班以講解及討論方式進行；乙級班，以講解及現地作業方式進行。
(五)時間：每日一次，每次兩小時，甲級班，下午四時至六時(休息時間)；乙級班，上午六時至八時(晨課時間)實施。
(六)進度：根據快速完成初期計劃之原則，另訂進度表。
我這個計劃訂定后，立即頒布全軍實施，幹部對此次訓練計劃非常高興，學習精神比較政治訓練要高得多，討論時亦很熱烈。乙級班，有很多戰鬥員要求參加，但因人數太多無法容納，後來為了滿足指戰員的要求，改以連為單位進行，成績亦很好。
當七軍研究工作展開后，五軍還未開始，彭德懷通知我，將七軍的研究計劃給他，他並帶同張翼(他的參謀處長)親來參觀研究情形。他對我講「你的計劃極好，五軍要學你們的」。這是我見到他最虛心的一次。
在這個計劃開始時，政治部提出了提高學習精神,完成戰術研究計劃的口號；並規定每晚八時至九時以連為單位召開學習檢討會議；發動指戰員寫壁報，鼓勵成績優良的幹部，交換學習經驗等等，以配合軍事訓練工作。

第四章
政治攻勢與軍事攻勢
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日軍進攻上海，與駐上海的國軍十九路軍激戰，全人民抗日情緒的情形，空前高漲！中央蘇區於二月四日已接到了中共上海辦事處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開了一次會議，我於六日接到中央政治局通知，七日趕赴瑞金出席，時間大約是八日晚上(是農曆新年第三天)，地點是瑞金北端，上次政治局開會之小木樓。出席者有:李特、陳紹禹、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鄧發、劉伯承、趙博生、彭德懷、我及林彪等共有十多個人，會場的設備與上次一樣，僅增加了一個洋油大吊燈。樓小燈多〈有二盞燈)，頓覺光朗，但洋油燈的煙臭氣味，瀰漫全樓，又因天氣寒冷，窗戶不能全部打開，空氣混濁，很不好受。會議在下午八時開始，由秦邦憲主持，會議氣氛肅穆，他簡略的報告了日軍侵滬，十九路軍抗日，全國人民抗日情緒極高的情形后，並對時局作了分析，及本黨政策的報告，略雲：日軍侵滬的情形，對於中國政局的影響，有兩個可能:
一、國民黨可能進行全國團結，領導抗日戰爭。若如此，我們紅軍必須爭取合作抗日條件，以求在抗日戰爭中擴大自己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在抗日過程中奪取抗日領導權。
二、國民黨政府可能向日本政府屈服投降，簽署賣國和平條約，及反共協定，全力進攻蘇區，實現其所謂安內攘外的騙人政策。若如此，本黨即必須揭露其投降面目和陰謀，發動全國軍民與紅軍合作，實行抗日戰爭；迫使國民黨放棄其進攻蘇區，消滅紅軍的企圖。
他報告完后，周恩來接著發言，略雲：現在的國內形勢最有利於本黨軍事和政治的發展，我們必須把握這一個時機，爭取在全國範圍內公開活動的合法地位。在政略上，我很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見，對於軍事建設上，我主張立即利用抗日之名，首先動員全蘇區的壯丁參加紅軍，以擴大紅軍實力。戰略上應先奪取贛州，使贛江西岸至湘贛蘇區之廣大地區與中央蘇區連成一片；然後藉北上抗日之名，攻打大城市，以擴大蘇區，使軍事與政治相配合的發展。
當其報告時，睜眉祿眼，緊握拳頭，意氣激昂，大有氣吞牛斗之勢!
毛澤東的態度很沉默，又很安詳，毫無興奮表情，待周恩來說完話后，他才緩緩的右手挽左手的站起來，並左顧右盼一番，然後才慢條斯理地說道：「剛才，秦、周兩位同志的報告，原則上我很同意，但據我個人的觀察和想法，我不敢過於樂觀；我認為國民黨不會立即和日本進行大規模的戰爭，上海十九路軍的抗戰行動，照情形來判斷，乃是自發的，不能當為國民黨當局有計劃有準備的戰爭行動，他必定在加強局部戰爭中，換取談和的代價，因此，我們在政略上儘管提出全國聯合抗日的口號，以爭取全國廣大人民和各階層如作家、新聞界、學生、工人、農民等抗日民族組織或個人的同情與合作，藉此破壞國民黨在全國人民面前的信譽，我們能夠收效多少，對本黨總是有利的；若我們估計得過高，則很易鬆弛了我們的鬥爭意志，和招致失敗的情緒。
關於軍事方面，他仍以為戰略持久戰，戰術速決戰是紅軍軍事行動的最高原則，沒勝利把握的仗，以不打為宜；攻贛州的提議，他同意，但必須要集中五倍至十倍于敵人的兵力，徹底、乾淨的消滅敵人，才是上策；切勿分散兵力，致遭失敗；五軍團應該乘此機會使用，以鞏固和提高他們的革命情緒。
彭德懷接著站起來了，他的麵包鐵青，但聲音很低，而且很不自然，似是極力抑制情緒似的，說道：「各位同志對政治的見解我很同意，軍事方面，我主張立即行動，我敢擔保一個星期打下贛州，請中央同意將這個任務交給我」。
朱德在會議中表示:政治上同意秦邦憲同志的政策，軍事上亦同意攻打贛州。
項英、劉伯承、趙博生、林彪等均先後發言，大意都是擴大抗日宣傳，嚴防國民黨妥協賣國；紅軍要藉抗日救國之名，積極向外發展；本黨要呼籲全國軍民不分黨派團結起來，一致抗日......等。
我是最後發言的一個，我首先說明：對政治局勢的分析，我同意毛澤東的見解；我們不應該過於樂觀，但不是取消主義，而是要積極的去推動這一局勢的發展，積極去爭取廣大人民的支持，使本黨的願望得以實現。關於進攻贛州的軍事行動，我亦同意，但我認為除準備軍事進攻之外，還要對贛州城的國軍，展開政治攻勢；我們是要利用抗日的名義，呼籲守城官兵及抗日民眾，和我們團結抗日；在我們軍事進攻之前，要先進行政治戰、精神戰，以瓦解其戰志氣，是可能收到「末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的。
關於軍事準備方面，我認為本非今日會議的討論範圍，但因行動時間緊迫，不能再召開軍事會議，特在此提出，以供大家討論；贛州城高牆厚，且有兩團守軍，我軍又缺乏重武器裝備，難作攻堅之戰，必非旦夕所能攻下，我們對於現有的炮兵(包括迫擊炮在內)都要集中使用，先行給予城內守軍以重大的火力威脅，以配合步兵的進攻；對於爆破器材，坑道作業器材等亦須事前充分準備，俾免臨時遭遇困難，這是軍事學上多謀必勝之意。
當我說完話后，彭德懷急忙站起來，大聲說:「贛州城算什麼？長沙我都打下了，龔楚同志太沒勇氣，還談什麼革命」。
泰邦憲忙制止他再說下去，並說：「我雖非軍人，但我覺得龔楚同志的意見是深謀遠慮的，果使能『不戰而聞人之兵』又有何不好？而且即使不能收預期的效果，亦與我們無損，政治的進攻和說服工作，是應該與軍事相配合雙管齊下的」。
朱德又接著說：「贛州守城國軍是馬昆的獨立旅，並非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馬昆與羅炳輝軍長都是雲南人，且是雲南講武堂同班同學，不妨著羅炳輝寫信去勸他和我們合作，事情不是絕無希望的；我們儘管做就是了」。
李特最後講話由伍修權翻譯，大意是今晚的會議很成功，政略及戰略均有正確的意見，綜合起來是：政治採取廣泛而強大的攻勢，軍事亦採取攻勢，先攻贛州的戰略，很有意義；若能完成這政治軍事兩大任務，即對國際的影響極為重大......。
繼由張聞天綜合各人的意見，提出了政治、軍事議案各三條，無人反對，一致通過。
〈一)政治決議案內容：
1、本黨堅持抗日救國主張，號召全國人民聯合抗日，促成國民黨的抗日行動，以解除國軍對蘇區繼續圍剿的威脅。
2、把握抗日時機，爭取合法地位和公開活動。在抗日過程中，壯大自己。
3、立即通令全國各地組織，利用各階層人民，特別是工人與學生的反日情緒，在全國各城市組織人民抗日救國會，督促國民黨政府，擴大抗日戰爭，本黨對這種民眾組織，必須取得領導地位，以實現本黨的抗日主張。
(二)軍事決議內容：
1、以抗日為號召，發動蘇區工農參軍，首先充實紅軍。將現有的組織充實，繼續擴大紅軍組織。
2、蘇區紅軍應立即集中行動，提出「打通抗日之路」的口號，攻打大城市。
3、江西蘇區紅軍，應首先攻下贛州，使贛江西岸蘇區與東岸蘇區連成一片。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三日接到總司令部二月十一日的命令，大意如下：
1、三團為主攻兵團，進攻贛州縣城。
2、一軍團之第四軍，以主力進佔南康新城(贛州至大瘐交通要點)，截斷粵軍援贛通路，並打擊援贛之廣東部隊(此時林彪己任四軍軍長)。
3、第四軍派一個團，進出贛州縣北之沙地，對吉安南昌方面警戒，並阻滯該方面向贛州增援之敵。
4、五軍團為總預備兵團，控置於贛州附近之贛江東岸。
5、第十二軍仍駐長汀，相機奪取連城、上杭兩縣。
我立即打電話報告彭德懷，他答覆我是：總指揮部亦同時接到命令，你準備明天先行出發，我率五軍跟進，明（十四日）到達新陂墟宿營，十五日至大田市渡過贛江上游之桃江水宿營，於十六日拂曉進攻贛州縣城，命令稍遲即可發下，這次進攻贛州意義重大，請你鼓勵全體指戰員，奮勇以赴，務期於一個星期內攻下贛州，如有作戰不力指戰員必予嚴厲處分等語。
我立即召政治部主任袁任遠及參謀處長唐睿前來，將總司令部命令及總指揮以電話通知明（十四日）出發的情形告訴他們，著參謀處長即擬定明天行軍計劃及給予各師以命令，並先行以電話通知各師今晚完成一切行軍作戰準備；政治部應即擬定行軍作戰的政治工作計劃，頒發各師實施。是晚九時才接到總指揮部向贛州進軍的命令，他的作戰計劃大意是：七軍於十六日拂曉進佔贛州東門至小南門之線，向贛州東南門進攻；並掩護第五軍向西門至小南門連接之線，向贛州進攻。
我當晚即派遣探員一組（三人）按行軍路線沿途偵查敵情，並下達命令大略如下：
一、據確報：贛州城內駐國軍為獨立廿四旅馬昆部二個團。
二、本軍奉命以進攻贛州城為目的，決于明(十四日)上午六時集合出發，到達新陂墟宿營，十五日經大田市渡過桃江水宿營，準備十六日拂曉進攻贛州。
三、行軍序列：
(1)十九師附工兵連為前衛，按行軍計劃路線向贛州偵察前進。
(2)軍部直屬隊、廿師、廿一師（缺一團）為本隊，在前衛後跟進。
(3)廿一師之一個團為後衛，掩護本軍大小行李在本隊後跟進。
四、行軍時余在前衛師之本隊行進。
注意事項：
(1)全軍大小行李，行軍時由軍部管理員指揮。
(2)各師派連絡參謀一人，傳達兩人隨余行進。
(3)駐軍警戒由前衛師擔任。
(4)抵達大田市時，前衛師立即渡過桃江水對贛州方面警戒，掩護工兵連架設輕便橋，協助後續部隊渡江。
十四日我軍按照命令出發，十五日按照預定計劃渡過桃江水宿營，總指揮部第五軍在大田市宿營。是晚接獲之情報，敵情無變化，但贛州城門檢查出入人民極嚴，已準備守城。
我於是晚下達進攻命令，大意如下：
(一)敵情無變化，但有回守待援企圖。
(二)友軍情況：
1、第四軍明(十六日)進出南康、大瘐間新城之線，截擊向贛州增援之粵軍。
2、第四軍之一個團，進出贛州北面之沙地對北面警戒，掩護我軍攻城
3、第五軍團控置於贛州之東、贛江東岸，為總預備隊。
(三)軍圍之進攻部署：
1、第五軍進攻贛州西門亘小南門相連之路；
2、本軍進攻贛州城小南門贛東門相連之棧；
3、戰鬥分界線：小南門至南門外高地之線，線上屬第五軍。
(四)我軍之攻擊部署：
1、十九師為主攻兵團，進攻東門外街道及東城門亘贛江右岸之線。
2、第廿師一個團為鉗制隊，進攻小南門亘東門大街屋后之線。
3、其餘為預備隊，控置於東門街道外南端村莊。
4、廿師(缺一團)以一個團為戰場警戒部隊，佔領預備隊村莊西南面之山地，對西南方向嚴密配置警戒。
(五)我軍之野戰醫院設於大田市。
(六)軍部隨主攻兵團行動，余在軍部。
十六日拂曉，我主攻部隊迅速掃蕩了東門城外之國軍，佔領東門街道兩側之商店，並迫近城門設備巷戰工事。國軍兩個團固守城內城牆，城牆厚約三十尺，東南門外有與贛江相連的護城溝，水深三尺以上。紅軍沒有攻堅武器，無法破壞城牆。南門外是一條正對城門的直街，在城上火力瞰射下，不能接近城邊，因此，我們的攻擊部隊，乃沿著街道兩旁商店，穿牆前進，直抵城下。我親自縝密偵察，決定由東門外右側水溝內水面之上，開挖坑道，爆炸城牆，並從城外電燈廠，拆來大鐵板，遮蓋溝面，進行坑道作業，惟因坑道底須與溝水之平面平行；過低即有水滲出之顧慮。坑道內之上層，不足五尺，須以杉木支撐，提防崩潰。且因坑道內之高度，不足四尺，搬運泥土杉木，往返不便，作業亦感困難，致工程進展極慢。經過六晝夜作業，坑道內端達到深入城牆約五尺，僅及城牆的厚度五分之一。
這時，彭德懷命令于翌晨六時，施行爆炸，乘機攻城。當時我曾提供意見，必須待坑道深入城牆過半，爆炸方能收效，要求再以兩天時間進行作業。但彭德懷好大喜功，堅持己見，拒絕我的建議。我也只好在已挖好的坑道內裝置炸藥，準備按時爆炸。並令十九師備好竹梯，趁爆炸之瞬刻爬牆。可是爆炸的結果，僅將城牆外層炸崩約五十尺寬的面積，守城國軍即以沙包在城上構築側防工事，經過二小時的衝鋒戰鬥，我軍無法搶登城牆。且傷亡過百。第五軍攻西南門，亦無進展。於是又從新尋找新坑道口，再行坑道作業。可是，同樣末完成作業，彭德懷又命爆炸，復歸失敗。而五軍方面亦毫無成就。
當第一次爆炸攻城未能成功之後，由總政治部負責的政治策反工作開始。印了很多招降小傳單，用弓箭束縛射進城上，呼籲國軍官兵與紅軍合作抗日。晚間組織宣傳隊，在城邊高聲呼叫，進行對敵宣傳，並電請十二軍軍長羅炳輝，親來贛州城邊致書守城旅長馬昆，勸其來降，並約他來城上面談。當時城內官兵，都極動搖，紳商聞此消息，深恐守軍投降，影響到他們的生命財產，乃以紳商經常隨從馬昆，勸其堅強抵抗；另由紳商輪流上城督戰；這一政治攻勢，依然歸於失敗。
紅軍兩次炸城失敗，朱德偕參謀長葉劍英，親到贛州前線視察。我帶著他們視察各爆炸口及巷戰設備，並將經過情形面報；他們也認為過去若能多以兩天時間，延長坑道，必可成功無疑。功虧一簣，至為可惜。現在應繼續偵察新坑道門，再進行坑道作業。
當時，葉劍英問我：「三軍團攻城部署的缺點，在什麼地方？敵人增援部隊到達時，可能出擊的地區在那個方向？」我告訴他：五、七兩軍接合部之小南門外高地，兵力配備薄弱，且無防禦工事設備。國軍若從城內挖坑道通出城外，攻佔我軍陣地，即可截斷五軍的退路。但該地區在五軍戰鬥境地之內，我已通知彭德懷總指揮注意；可是仍不見其改善。現七軍重點置於左翼，也就是注意該地區的變化。
葉劍英認為我的意見很對，要我特別注意。朱德偕葉劍英離開了前線第二天，偵察員即來報告：「贛州北門昨夜已架設浮橋，由吉安南下增援部隊，為陳誠十八軍之十一師、十四師，該兩師已在今晨過橋入城」。同日午後六時，又接贛州北面沙地擔任對南昌方面警戒之第四軍一個團的報告：「國軍兩師，昨晚已通過沙地，向贛州增援，我軍因兵力薄弱，無法阻止，已向塘江撤退」，等語。
守城的國軍已得增援，我們的總指揮部還沒有新處置，我只得密切注視著情況的變化。
第二天（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天還未亮，西南門一帶響起了密集的槍聲；國軍發動的攻勢展開了。雖然本軍的陣地並沒有發生戰鬥，但我急速將指揮所，移到小南門附近小高地，令廿師特別注意戒備。拂曉時，國軍兩個團，由坑道進出小南門窪地，向五軍陣地猛攻，旋即佔領，並向五軍退卻部隊追擊。我即將集結的廿師及廿一師共五個團兵力，向國軍則背攻擊，將國軍擊退，恢復第五軍已失的陣地。這時，彭德懷偕第五軍軍部已向南退卻，我乃按第廿一師、廿師的次序，陸續向南退卻。我親自指揮十九師作掩護部隊，擊退了國軍的兩次攻擊。從容脫離戰場，撤至桃江水東岸之大田市附近一帶休息。
是役，是紅軍反國軍三次圍剿以來，最大的一次失敗！攻擊了十九天的時間，不但沒有攻克贛州，反而遭受了損失。紅七軍傷亡指戰員百餘人，紅五軍傷亡最重，超過五百人以上，且被國軍俘去師長一員，及指戰員二百餘人。紅四軍在新城擊退了粵軍獨立第二旅，傷亡極少，紅五軍團沒有參加戰鬥，撤回江口塘休息。
總司令部在長洛墟召開軍事檢討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均親自趕來主持。參加者有：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滕代遠、龔楚、鄧平、趙博生等；首先檢討攻贛州戰役失敗的原因。
彭德懷首先指出：「龔楚同志領導第七軍，坑道作業不力，不能依照預定時間完成，兩次爆炸均末成功；致延誤了時間，而遭受失敗」。我即席批評這是他的主觀判斷，並將彭德懷的錯誤，和戰役經過情形，作了一個詳實的報告。同時又申明紅七軍未能依照預定時間，完成坑道作業，我自己應負責任，個人決不推諉。
朱德站起來說明兩點：「（一）我曾親到贛州前線視察，發覺七軍之坑道作業工程浩大；且在敵軍火力控制之下，自較其他地區為困難。彭同志如能親到七軍前線視察，那麼，我相信必不致在坑道作業未完成前，實施爆炸，致兩次爆炸均告失敗。因此，這次失敗責任，不能單獨由龔楚同志擔負。（二）五軍西南方的坑道作業，施工較易，為什麼不能將城牆炸垮？這責任是應該追究的」。
葉劍英繼續指出：「五軍攻城部署有很多缺點，各攻擊據點，沒有構築堅固工事；尤其是夜間警戒太過疏忽，致敵軍出擊時，攻入師部才發覺，連師長也被俘去，這還成什麼話？」
彭德懷和鄧平在這樣的指責下，無法狡辯，兩人急得臉都變了色，態度非常不安！作為會議主席的周恩來，見會議快要鬧成僵局，不想使彭德懷太難堪，便站起來作總結報告，指出：「這一次攻城戰的血的教訓，各軍須分別召開幹部會議，詳細檢討，俾能徹底糾正錯誤」。至於彭德懷和筆者所負的失敗責任卻不提起，輕輕的一筆抹煞；向以冷酷無情著稱的周恩來，今天卻使這次會議的氣氛逐漸緩和了。
一兒三二年三月中旬（攻贛州失敗后）軍事委員會在瑞金紅軍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俄顧問李特，中共中央領導人員，及總司令部參謀長等均出席，彭德懷和我因路途遙遠，時間急迫，沒有參加。會後，軍事委員會以極機密之通知書，將會議決策通知我，其要點如下：
（一）攻贛州失敗之檢討：由參謀長葉劍英報告攻贛州軍事計劃及戰役經過之詳情。綜合檢討意見，總結如次：
1、攻贛州之決策是正確的。
2、組織戰役計劃有以下之缺點：
A、沒有集中炮兵參加作戰；
B、對贛州北面，沒有使用適當兵力利用野戰消滅敵人之增援隊；
C、總預備隊控置於贛江東岸，致不能參加對贛州增援隊反攻之作戰。
3、攻贛州之戰場指揮員，沒有周密之攻城計劃，且犯了輕舉妄動之嚴重錯誤，致失去破城良機；攻城指揮員彭德懷應予嚴重警告之處分。
4、政治進攻的工作：準備不周，沒有在軍事進攻前深入城內散發宣傳品，製造謠言等，致不能達到預期之效果。這一錯誤，紅軍總政冶部應負責任，以後須特別注意。
（二）今後的戰略以及作戰方針：
1、戰略：以兩個拳頭打人，紅軍主力同時向福建及贛江之西岸進攻，以擴大蘇區。
2、第一軍團進攻福建，以佔領廈門、福州海口為作戰的目標。
3、第三軍團進攻贛江西岸，以控制面、孤立點，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截斷贛州城對外之一切連絡，伺機奪取贛州縣城。
4、第五軍團駐蘇區，負責對南北兩面之警戒，以確保蘇區之安全。
這次會議，我雖沒有參加，但後來據項英說：討論戰略問題時，毛澤東反對兩個拳頭打人，過度分散兵力的決策，他說（指毛澤東）打贛江西岸，打福建，我都同意，但須集中兵力打一處，五軍團亦需參加作戰，若能集中三個軍團的兵力，攻打一面，即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若分散兵力，恐怕無一可達到目的；至於蘇區的防守，現在的地方部隊，北面有蕭克的獨立第九帥，閩浙贛邊有第十軍；南面有楊岳斌的二十二軍，及現有之獨立團，盡可負此責任，毋須將五軍團置於無用之地等語。當時事辯甚為劇烈，但結果還是遭否決了。
毛澤東對這次會議的軍事決策，沒有接納他的主張，認為是大錯特錯，他後來在鎢都時曾對我談過這事件，並說:「攻福建沒有成功。阻礙了革命力量的發展，他們這班書生(指秦邦憲、張聞天等)要負完全責任」。事隔兩年猶有餘憾，可見他當時的奮激了。
我收到會議決策后，第三天便接到彭德懷的出發命令。第三軍團於三月下旬，從贛州北面之良口渡過贛江，經南嶺關，進入遂川、上猷間之寺下墟，七軍繼續進至上猷縣之營前。
贛州縣城由粵軍第一軍余漢謀之第一師駐守。
總指揮部因見這一地區，民窮財盡，給養困難，彭德懷的作戰計劃並未遵照中央赤化贛州外圍，截斷贛州城對外連繫，伺機奪贛州之決策，而以五軍及七軍之廿一師（歸總指揮部直接指揮）配合湘贛邊區之游擊隊向粵湘邊區發展，連下湘南之都縣、桂東、汝城、及廣東仁化縣屬之長江、城口等地。七軍（缺廿一）以上猷、崇義兩縣地區為根據地，向贛州南北兩面游擊。
七軍奉命后，首先進攻遂川縣屬之集龍墟，擊潰國軍一團，繳獲步槍五十余支，解除北面國軍之威脅，立即轉移到上猷、崇義縣，以十九師進佔南康以北之鍾村，向贛州以西之塘江、及西南之潭口游擊，斷截贛州與南康之交通，曾與粵軍約一個營之出擊隊遭遇，我十九師五十六團，以迅速堅決之動作將其擊潰，擄敵排長一人，士兵三十六人，繳獲輕機一挺，步槍三十四支，但七軍軍部管理員一人于採購糧食時被粵軍俘去，並傷亡十餘人，待贛州粵軍大隊增援時，我軍按敵進我退之游擊戰術，迅即退回鍾村集結。
五月中旬，進襲湘粵邊之三軍團總指揮部及五軍之主力因受湘、粵軍之壓迫，陸續退回上猷、崇義地區；七軍之廿一師亦退回歸還建制。是時總指揮部駐于崇義縣屬之恩順，七軍軍部駐于鱗潭，相距很近。粵軍獨立一旅范德星及獨二旅陳章旅，另第一師兩個團分由聶都、大瘐、贛州向崇義七軍進攻，我軍均以敵進我退，敵退我追之戰術與敵周旋；除官田之役我五十八團略有損失外，在多次的突襲戰鬥中，我軍均有斬獲，且迫使粵軍退出崇義地區。六月中旬，湘軍王東原師四個團我與二十師之六十團在上堡遭遇，我軍迅速脫離戰場，國軍進駐上堡，次日拂曉，我集結十九、二十兩個師，向上堡進攻，激戰六小時，將其擊潰，敵向沙田敗退，遺屍五十余具，繳獲步槍百余枝。自此，崇義縣屬地區，已無國軍，我軍即轉移至楊眉寺、鍾村一帶向贛州游擊。
朱德親率第一軍團於三月下旬在汀州集中，連下龍岩、漳州兩城，國軍張貞的四十九師退守泉州、廈門，嗣因粵軍第三軍進佔武平、上杭，配合四十九師反攻，因而撤回汀州，轉向信丰南進。這兩個拳頭打人的決策，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無一可達到目的。
我們佔領了贛江西岸之上猷、崇義、贛州各縣地區，以至湘粵邊區，工作了有三個月，七月五日，七軍由鍾村開到楊眉寺，準備展開群眾工作，是晚突接到總指揮部送來的命令，大略是：「（一）我軍以消滅大庾、南雄之敵為目的，一軍團已佔領信豐，向南推進；五軍團由王母渡向梅關急進，截斷大庾、南雄交通；三軍團應在南康附近，消滅贛州南調敵軍之後，立即進攻大庾縣城。（二）七軍即由楊眉寺進出南康，截斷贛州南下之敵，五軍由崇義進出池江，爾後五、七兩軍均向大庾推進」。
六日拂曉我率領紅七軍向南康前進，廿師擔任前衛，接近南康時，僅發生小接觸，即順利佔領南康，知道贛州的粵軍已全部通過南康，向大庾急進；七日，我即率部向大庚前進，在池江附近追上國軍之後衛部隊，消滅其一部，總指揮部及第五軍隨即到新城會合。
七軍指戰員在一日之間步行百里，經過一次小戰鬥，指戰員均疲憊不堪！僅休息了兩小時又接到命令向黃龍墟急進，攻略大庾，指戰員們立即整頓行裝，向大庾前進。午後十時前已迫近大庾縣城邊。紅軍第五軍團已佔領梅關，粵軍被迫固守大庾。
是時新月將殘，星光照耀，遠望大庾城上，戒備森嚴；城外西北端有碉堡兩處，亦有軍隊駐守，且守軍是粵軍第一軍軍部及第一師，是粵軍中較強的一個師，約有一萬三千人，兵力充足。我當即派三個連分三個搜索隊，向城之東北門及碉堡進行威力搜索，守軍沉著應戰，八日拂曉后，乃開始總攻，經過一晝夜的戰鬥，仍末攻下。七軍又突奉命繞道遊仙墟，轉出鄧坊，增援紅四軍在南雄水口墟與粵軍第二師及獨立第三師之戰鬥。本軍到達水口墟附近時，即以十九、二十兩個師從右翼加入戰鬥，以廿一師為預備隊，戰鬥約兩小時，即將粵軍獨立第三師擊潰，向南雄逃竄，但繳獲甚少，我軍僅傷二人。戰鬥結束后，奉命在新田墟待命（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日），是晚總司令部在鄔逕宿營，接獲贛州情報：「國軍于粵軍由贛州撤退大庾時，已進駐贛州縣城；現有向信豐及池江前進，攻擊紅軍側背企圖」。總司令部決將各軍撤回信豐、鎢都之線。七軍奉命撤回信豐以南之鐵石墟、安息墟一帶組訓民眾，經過了七天的時間，於七月廿日又奉命調興國縣城，集中整訓。
這一階段的戰略，一時南進，一時北進，舉棋不定，使紅軍遭受了許多不必要的損失。而紅七軍在這一舉棋不定的戰略運動中，因彭德懷的過份自私，使紅七軍疲於奔命，指戰員對他這種作風都表不滿；肉體與精神大受刺激！幸全軍上下融洽，士氣尚無影響。總政治部為加強七軍的政治工作，特派葉季壯同志調任七軍政治部主任。葉季壯是七軍的老同志，各部情形都很明了，與各指揮員有深厚的感情，他重返紅七軍，對我的幫助很大。

第五章
國軍第四次圍剿
「一二八」日軍進攻上海所爆發的中日戰爭，國民政府採取了妥協政策，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和日本簽定「凇滬協定」上海中日戰爭，因以和平解決，於是又積極進行第四次圍剿蘇區的準備。他們體察過去三次失敗的教訓：(一)忽視了政治配合，使蘇區人民不為國軍所用。（二）蘇區內及環繞蘇區地帶，交通不便，國軍深入后，補給運輸困難，影響進剿軍事不能持久。(三)各路進剿軍的行動，不能協同一致，被共軍各個擊破。(四)中共雖缺乏重武器，不能攻堅，但其攻擊精神旺盛，利於野戰。
根據這幾項見解，他們便定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政略；及「步步為營，明堡進攻，分區清剿」的戰略；實行對全國各地蘇區進行全面的進攻。這就是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第四次圍剿的方略，其計劃大略如下：
(甲)政治部署
一、組織隨軍政治工作隊，隨進剿軍行動，負宣傳、情報、策反、及組織鄉村保甲四大任務。
二、散發招降傳單，勸告蘇區的人民及紅軍自新。
三、禁止屠殺蘇區人民及焚燒屋宇，並策動人民協助國軍對紅軍作戰。
四、進攻蘇區的各主要據點，須建築公路，並隨軍事進展，繼續伸延，以利交通運輸。
五、對蘇區實行嚴密封鎖，以斷絕紅軍的物資來源。
（乙）軍事部署
一、以何應欽為閩粵贛三省剿匪總司令。劉崎、王均、何成睿，分任前敵總指揮。
二、以廣東陳濟棠之第一軍余漢謀部，第三軍李揚敬部，由西南面進攻，先行鞏固贛州、信豐、安遠、尋鄔、武平各縣相連之線各據點。
三、中央軍由東北兩面進攻。先行鞏固福建之建寧、寧化、清流、連城各縣相連之線各據點；及江西之黎川、南城、宜黃、永豐、吉安、泰和、萬安各縣相連之線各據點。
四、以衛立煌為鄂豫皖區剿匪總司令。
五、以徐源泉為洪湖區剿匪總司令。
這份最機密的作戰部署命令，是由南京軍事委員會用無線電所發出的。這最機密的作戰計劃，同樣由紅軍總司令部偵察電台竊取了一份，經過紅軍中精明的密碼專家迅速的偵譯，全部機密便完全被紅軍獲悉了。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自獲得國軍第四次進攻蘇區的計劃后，七月下旬，在瑞金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反圍剿戰略問題。是時紅七軍正在興國訓練補充，我以距瑞金太遠，沒有出席。三軍團只有彭德懷一人參加會議。
會議結束后，彭德懷帶回會議議案。並將會議經過情形轉達我們。據說，朱德在會議上作了軍事報告，他的報告分兩部份：
（一）關於紅軍組織，由今年一月至今，擴大了一培以上，現在除已補充了原有的第一、三、五等三個軍團外，並另已編成及充實了的紅軍計有第三、第八、第廿二等軍及獨立第九師、中央警衛團等。
（二）關於國軍此次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共約四十師，分九路向我中央蘇區及附近之湘贛、閩浙贛、鄂贛等蘇區進攻，從表面數字看來，是相當強大的兵力，但根據他的判斷：
1、南面：一路余漢謀，三路李揚敬，是廣東軍；廣東陳濟棠現在正與桂系聯合準備反蔣；這兩路軍僅是採取防堵政策，必不會深入蘇區進攻。
2、第四路蔡廷楷，是「一二八」上海抗日作戰的主力，此次調來福建，剿共非其所願意的，這一路軍亦不會積極向蘇區進攻。
3、其餘的第六、七、九、三路軍，迭次遭我紅軍打敗；官兵皆有懼怕紅軍的心理，戰鬥意志薄弱，不堪一擊；只有第二路陳誠的七個師，及第八路趙觀濤的六個師及一個獨立旅，為這次進攻的主力。至於第五路白崇禧，亦屬防堵性質，不須顧慮。
根據上述的敵情判斷，我軍應集中兵力對抗北面敵人，並應乘其向蘇區分進時，把握野戰時機，主動出擊，各個消滅之，必能粉碎敵人四次圍剿等語。
各出席會議的領導同志，初時聞得國軍動員四十師以上的兵力向蘇區進剿，都有恐慌及緊張的心情，後來聽了朱德的報告和分析敵情后，各人的憂慮便如煙消雲散，表露出輕鬆的神情了。
伍修權將朱德的報告翻譯給李特后，李特立即告訴伍修權，我們的戰略是「主動出擊」。
大家聽了這四個字便一致通過紅軍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主動出擊」。當時大家還在哈哈大笑!
我聽了彭德懷傳達會議情形后，便認為紅軍主動出擊，以打破國軍「步步為營」、「碉堡進攻」的戰略是對的；但對抗國軍的政治進攻沒有提及應採的對策，同時我覺得我們紅軍的兵力與北面國軍兵力比對，仍處於絕對劣勢的地位，而且我無攻堅武器，攻打碉堡不易，必須把握敵軍運動中的時機，集中優勢的兵力，于運動戰中殲滅之。我曾將這一個意見寫了一封信給項英，並要他警惕軍政同志，切勿驕怠，否則很易招致失敗。他不久便覆了我的信，對我的建議表示十分同意，並要求我以後凡有所見，即通知他，以便注意等語。
（附四次圍剿時紅軍兵力及指揮系統表。）
紅軍反四次圍剿是從一九三二年八月中旬起至一九三三年四月止。會戰過程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紅軍的作戰計劃是：集中第一、三、五軍團于北面作戰，企圖突破宜黃、南城之線，進出金溪、撫州（臨川）地區，從國軍對蘇區包圍圈之外線，以運動戰，各個消滅敵軍。
八月中旬，一、三、五軍團集中於廣昌、寧都間地區。一軍團即攻陷南豐，三軍團攻陷樂安、宜黃，向北挺進，至龍骨渡為國軍所阻，退回宜黃。八月下旬一度集中一、三、五軍團擬強攻南城，卒以被南城之碉堡工事所嚇倒而放棄這一計劃。
九月初旬國軍向宜黃、樂安、南豐進攻，紅軍末堅強抵抗而主動放棄。一、三、五軍團全部轉移至廣昌、寧都地區，休息，待機。這一階段，敵我雙方僅是試探性的小戰鬥。
紅軍第二階段的作戰計劃，是集中紅軍主力掃蕩北面閩贛邊區之國軍，進出資溪，金溪之線，相機攻略撫州。

這一階段由十月中旬起，一軍團之一部攻陷福建之邵武，主力攻陷資溪、金溪。五軍團攻下福建之泰寧、建寧。三軍團攻陷黎川，並北進佔領硝石。控制閩贛邊區北面之計劃，即告完成。紅軍主力即集結于黎川附近地區待機作戰。
十一月，七軍駐于黎川城外西北十余里之鍾村，中旬的一個正午，我正在軍部召開軍事學術研究會，全軍連長以上幹部均參加，適於散會之際，國軍飛機飛臨上空，盤旋掃射，投彈轟炸，軍部前座被中一彈，幸彈小力弱，房屋未塌，僅傷連長一人；敵機剛去，即接總指揮部電話：著我即赴總指揮部，面商軍事機宜；我到達時，彭德懷面露笑容對我說：殲敵機會又到了，請你來共同研究作戰計劃，即命其代參謀長張翼將總司令部之作戰命令給我看(他的參謀長舒適於初到黎川時出走向國軍投誠)，總司令部之作戰命令要旨如下：
（一）敵情：
撫州地區之國軍：第八師毛炳文，廿三師李雲傑，廿四師許克祥各部，均奉命開赴南城集中，並限於本(十一)月廿一日到達；孫連仲軍，同日進駐滸灣。
判斷：撫州南下國軍，于廿一日午前必經李西趙附近向南城前進；孫連仲軍士氣不振，戰鬥力弱；撫州城空虛，我軍有可乘之機。
（二）策略：
本軍以消滅孫連仲軍，攻略撫州；同時消滅撫州南下國軍，相機奪取南城之目的，決分路向敵進攻。
（三）兵團區分及任務如下：
第一、第五軍團，由總司令指揮，進攻滸灣，消滅孫連仲軍后，相機進攻梅州。
第三軍團，乘撫州南下國軍運動中，在李西趙附近野戰消滅之，爾後相機奪取南城。
我看了總司令部作戰命令后，彭德懷即和我研究李西趙附近地圖，討論軍團作戰計劃，以李西趙附近通撫州大路兩側均為山地，其東北地區山深林密，適於埋伏；且敵我兵力對比，敵軍數量占絕大優勢，我軍必須攻其無備，方能克敵致勝；至於地方民眾，過去雖有組織，但基礎薄弱，不能全為我用；我們就是根據上述敵情、地形、民眾條件及我軍的任務，擬定作戰計劃大略如下：
(一)作戰方針：
軍團采一面埋伏戰術，以主力埋伏于李西趙通南城大路之東側山林地帶，待敵軍大隊通過時，以迅速堅強之突擊，殲滅運動中當面之敵軍，並繼續進攻其後續增援隊，務期於野戰殲滅之。爾後相機奪取南城。
(二)兵團部署：
1、第七軍為右翼突擊兵團，埋伏于李西趙東北地區，待機出擊。
2、第五軍之一個師，為左翼突擊兵團，集結于李西趙東面攻擊準備位置，待機向進入李西趙村莊之敵進攻。
3、第五軍(缺一師)為總預備隊，控置於總指揮所附近山地
4、硝石通李西趙大路，為左右兩兵團戰鬥分界線，線上屬左兵團。
5、作戰時，總指揮戰地指揮所，在李西趙東約千碼之路側高地。
(三)行軍計劃：
1、十九日午後四時，由現駐地出發，利用夜間行軍，第一天，在哨石西北地區鄉村宿營，第二天于下午十時前到達距李西趙十至十五里之村莊宿營。
2、行軍序列：按七軍、總指揮部、第五軍之次序行進。
3、警戒：行軍及駐軍均由七軍派出警戒部隊，搜索敵情及封鎖消息，以確保軍團行動的秘密和安全。
4、各部所帶糧食三天，以備不時之需。
5、通信連絡：總指揮部與各軍之連絡，行軍時由參謀人員傳達，駐軍時由各軍通訊連向總指揮部架設電話線。
6、行軍時，總指揮在七軍軍部行進。
二十日下午九時，我軍已到達距李西趙十華里之小山村。這個山村位於狹長的小山谷之內，谷之出口甚狹，兩側高山，警戒極易。該地是紅軍游擊區，有共黨地下工作。我立即由地方黨同志找到五名農民為嚮導，以為帶路之用，對於預定埋伏地區之地形，在地方同志的詳述后了如指掌。當即召集參謀處長、政治部主任、各師長、政治委員、特務團長、政委等等（彭德懷亦適來參加）。我將國軍動態，軍團作戰計劃，本軍任務，及根接地圖指示理伏地區之地形和各師任務等，詳加闡述。並下達作戰命令要旨，大略如下：
（一）敵情如通報。
（二）軍團以一面埋伏戰術，利用野戰消滅由撫州南下運動中敵軍之目的，決于明(廿一)日拂曉前進入陣地，待機決戰。
（三）本軍奉命為突擊隊，部署如下：
1、第二十師為本軍左翼突擊兵團，埋伏于李西趙東北山林地帶，候命向當面敵軍突擊，左與第五軍連繫並與總指揮部戰鬥指揮所密取聯絡。
2、第十九師為中央突擊兵團，左與二十師銜接，展開埋伏于山林地帶，待命向當地運動中之敵軍突擊。
3、第廿一師，為右翼突擊兵團，左與十九師銜接，除以一團佔領該師埋伏地區右側陣地，準備阻擊敵軍之後續增援隊，掩護主力決戰外，展開埋伏于山林地帶，候命突擊。
4、特務團為總預備隊，控置於中央突擊隊之後，相機策應各師之戰。
5、通訊連，于本軍進入陣地時溝通與總指揮部戰地指揮所之電話通信，並協助各師通訊排溝通與各師之通訊網。
6、軍醫處，設傷兵收容所于現駐地，並與各師衛生隊密切聯絡。
(四)本軍與第五軍之戰鬥地境：硝石通李西趙大路之線，線上屬第五軍。
(五)攻擊開始之時機：于敵軍進至李西趙村莊時，以總指揮部戰鬥指揮所發出之信號槍聲為全軍開始突擊之命令。
(六)總指揮部戰鬥指揮所，位於李西趙東端大路右側之高地
(七)本部戰鬥指揮所，在中央突擊隊十九師師部位置。
廿一日上午三時，我軍按二十師、軍部、特務團、十九師、廿一師之次序開始出發，是時東方天空已有下弦月升起，微弱的月光和星光照耀下，尚能辨認地物，雖行走在崎嶇不平、山陰樹影、野草叢叢的小路上，亦不十分困難。拂曉時，全軍已進入埋伏的陣地，並繼續完成一切突擊準備。埋伏陣地正面約廣達十華里，距國軍必經之路約三百至五百碼；前面是波狀地及乾涸的禾田，進出極為便利。電話通訊網於九時架設完成。全體官兵在緊張的期待心情下，靜侯突擊的時機。
正午十二時，右翼的觀察員，已發現國軍大隊，以一路縱隊沿著大路行進，其先頭搜索隊，曾接近我軍埋伏地區的前面小高地，搜索、偵察，但因山深林密未被發現。下午一時十五分，敵軍先頭部隊已進入李西趙村莊，後續部隊源源不斷的緊跟著前來。正在官兵情緒極為緊張的時候，總指揮部戰鬥指揮所的信號槍響了，我軍立即從廣大正面向行動中的國軍突擊，一時炮聲隆隆，機關槍聲達達，叫殺之聲，衝鋒號音，響澈雲霄。國軍的隊伍有向西南面大山跑者，有就地抵抗者，有棄槍投降者，一時散亂，失去了指揮。在極短促的戰鬥中，國軍傷亡甚多，約被我軍消滅一團以上之兵力。
國軍後續部隊，被我右側掩護部隊狙擊后，立即佔領大路西面之山地抵抗，企圖與我軍決戰，我軍各師稍事集結后即繼續向敵軍陣地猛攻，戰鬥異常激烈。我十九師師長李顯，即在是時腰部中彈重傷，我正在一起，立即飭衛生隊人員救護送往醫院（不治斃命），並即直接指揮該師各團作戰，我當時以失去了一個親密戰友而悲憤，一面督飭各師強烈進攻，一面請彭德懷派兵增援。至下午四時，五軍一個師乃向李西趙北面山地攻擊，吸引了當面敵軍之一部，我乃令各師迅速在陣地集結部隊，從新部署進攻。是時，國軍廿四師殘部及廿三師已佔領李西趙西南方面之高山，建立了五個高山據點，構成連綿的抵抗線。同時發現其陣地北面仍有整齊之國軍大隊約一團以上之兵力；由北向南沿山脊前進。判斷是第八師毛炳文部。我當時決心乘敵軍陣地末固以前將其突破，乃以廿一師及十九師之五十六團，向最北之敵軍第一據點進攻；我率十九師（缺一團），及特務團向敵第二個高山據點進攻；廿師向第三個高山據點進攻。並即將當面敵情，及我之攻擊計劃報告彭德懷，請他令五軍向李西趙村北面之敵軍第四個高山據點攻擊，協同作戰。我軍攻勢發動后，很快的投入肉搏戰。敵軍狼狽潰散，我即佔領第一及第二敵軍據點，當即以廿一師向北面敵之增援隊約一個團攻擊；我率十九師繼續增援廿師，將第三個敵軍據點攻下；敵軍第四個據點正在構築工事，第五軍僅以小部由南面攻擊，毫無進展，我乃立即率十九、二十兩師向敵第四據點進攻，戰鬥至下午六時又將該據點佔領。連續攻下敵軍四個高山據點，俘獲甚多，敵軍傷亡慘重，遍山屍體，目不忍睹；我軍亦傷亡近百人。
時間已是黃昏，敵軍之第五高山據點相距約五百碼，正在構築工事，隱約可見。我即命廿師師長黃子榮率領該師及十九師五十五團向敵軍最後之高山據點進攻，務期將敵徹底殲滅。那時接到廿一師師長龍雲報告：北面敵之增援部隊已全部被我軍擊潰，俘獲第八師之官兵三十餘人，現仍追擊中。我即命該師停止追擊，迅速集結，在現地警戒待命。廿師之攻擊，曾一度被敵約一團向我右翼反攻，被我五十五團陳團長發覺后立即將其擊潰；戰鬥至八時四十分后已成膠著狀態，戰況較為沉寂。九時與總指揮部之電話已恢復聯絡（下午四時至九時曾因我的指揮所不斷推進而中斷），彭德懷即以電話詢問前方戰況，我將當前情形報告。他再問我：「敵軍最後據點，經過猛烈攻擊，仍死守不退，是否固守待援？據俘虜口供，與我作戰敵軍，確是三個師，其先頭部隊是廿四師，接著的是廿三師，最後增援的是第八師；估計三個師的敵軍，被我消滅了五份之二，但南城之國軍可能增援，時間當在明晨，你的意見怎麼樣？」我答覆他：（一）當面敵人是否固守待援，現在我還不知，要待偵察之後才能判斷；（二）敵軍增援的可能性很少，但我軍如不撤退，應在今晚解決當面之敵；（三）我軍除一部繼續攻擊外，正在連絡集結中，最好請派一個師參加攻擊，收效較易。彭德懷遲疑了一會答覆我：為了保持這一勝利，今晚應撤回昨晚駐地，若至午夜未能攻下敵最後據點，請即撤退。我說：請你補個命令給我。他答道：電話就是命令，何必多此一舉。電話停止后，我再增派五十七團參加進攻，那時星月無光，山地運動倍覺困難，戰鬥仍在激烈的進行。時間很快的過去，午夜十二時，國軍的最後據點仍未攻下，我便遵照彭德懷的命令停止攻擊，分令各部轉移至昨晚宿營地休息。五十八團當時集結在李西趙村通南城的路口，向南城警戒，我即令其監視國軍據點之動態，掩護本軍轉移。我軍主力撤退後國軍亦即放棄據點，乘夜向南城撤退。我五十八團曾開展追擊，但因黑夜，恐遭伏擊，于中途撤退。
是役我軍獲得輝煌戰果，俘獲國軍一千五百餘人，俘獲步機槍甚多。但我軍亦付出了重大的代價，指戰員傷亡一百四十餘人，師長李顯重傷不治。第五軍僅漲了一個師作戰，繳獲甚少。我軍在這小山村休息一天，奉令調回硝石、黎川間整訓。
朱德率領的兩個軍團，於十一月中旬北上后，連續攻陷資溪、金溪兩縣，向撫州進迫，在滸灣戰鬥中，擊潰了孫連仲軍，消滅其一部。但撫州已有國軍增兵固守，知難而退，放棄了進攻撫州計劃。全軍於十一月下旬回駐黎川、南豐地區整訓。
國軍方面：因第六路軍許克祥、毛炳文、李雲傑等師，在李西趙之役傷亡慘重，不能繼續作戰，前敵指揮官陳誠據實報告上級，建議暫停進攻，從新調整部署。又給予紅軍一個休息整補的時間。紅軍反第四次圍剿的第二階段至此告一段落。
一九三三年一月，林彪升任第一軍團總指揮，周昆升任第四軍軍長。
由一月至四月為圍剿作戰之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紅軍的作戰計劃是集中主力，捕捉國軍向蘇區推進之時機，在野戰中消滅之。一月上旬，國軍周渾元、周至柔兩師向南城推進時，被紅軍三、五兩軍團在黃獅渡截擊，激戰兩日，雙方傷亡慘重，團軍旅長周士達被紅軍所俘，紅軍第五軍團參謀長兼第十三軍軍長趙博生陣亡。
第一軍團進出金溪，進攻滸灣將孫連仲軍擊潰，傷亡慘重，紅軍佔領滸灣。
二月下旬，紅四、五、七軍，與國軍五十二師戰於樂安之蛟湖，國軍師長李明自殺身亡，全師覆滅。同時紅軍五軍團及十二軍與國軍五十九師戰于霍源，國軍兩旅長陣亡，傷亡慘重，大部被紅軍俘虜。三月下旬，紅軍十二、十五及第四、五軍與國軍十一師、九十二師戰于東陂之靂霹山，國軍傷亡殆盡，師長陳世驥被紅軍所俘。同時第七軍在建寧擊潰區壽年之七十八師，並乘勝追擊，再佔領泰寧、寧化、清流、永安、連城等縣。至此，國軍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便告結束了。

第七編

中央蘇區的中期










第一章
紅軍的幹部訓練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旬，紅軍總司令部在黎川附近召開了一次軍事檢討會議，主要是檢討滸灣和李西趙戰役的優點和過失，出席的有：俄顧問李特、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龔楚、林彪、趙博生、董振堂、鄧平等。
首先由朱德報告滸灣戰鬥經過：「第四軍各部隊在攻擊時，開展迅速，並能同時使用優勢兵力，將敵擊潰；五軍團增援作戰，動作迅速，且能機動地攻擊敵人側背，收到了很好的戰果」。
按著由彭德懷報告李西趙戰役經過情形：「李西趙戰役，使用了第七軍全部，和五軍一個師；敵軍是李雲傑、毛炳文、許克祥三個師。七軍在最初攻擊時，動作很迅速，戰鬥剛開始，便解決敵軍一個團。但敵軍佔領陣地后，不能乘敵陣地未固，即行強烈攻擊，致敵軍有構築臨時工事的時間；且因攻擊不力，以致到午前還沒有將最後一個陣地攻下。龔楚同志是最前線的指揮員，報告敵情不實，影響指揮官對敵情判斷錯誤，致沒有將敵人全部消滅，給他們乘夜逃去。還有就是五十八團在戰鬥中動作遲緩，也是一項必須追究的過失」。
彭德懷這一席話，完全是針對我而發的，他將沒有全部殲滅敵人和自己判斷錯誤的責任，加在我的身上，想藉這機會給我一個打擊。出席會議的人聽了他的話，都集中視線到我的身上，等我答辯。朱德望了我一眼：「情形到底怎麼樣？龔同志，你自己詳細說吧!」他這句話和這個眼色，似在為我聲援，意思是「不要怕得罪人，我並不相信彭德懷的話呢!」
於是我站起來，將戰役的經過情形詳細說明，並且指出：「整個戰鬥過程中，全軍團兵力沒有同時作戰，是這次沒有全殲敵人的最大原因。假如要追究責任的話，這責任要向誰追究呢？七軍在戰鬥時，犧牲了十九師師長李顯，和一百四十多個指戰員，還生俘了一千五百多敵人和很多彈械，試問五軍的戰績又如何？至於五十八團戰鬥行動遲緩，這是事實，該團團長黃冕昌和我都應該負責；但是，當時由於軍部進展過速，電話線路沒有構成，致該團脫離了掌握，不過該團的位置就是在總指揮部之下，彭總指揮已有所見，為什麼不直接指揮？」這兩個反問，問得彭德懷漲紅了臉，瞠目不言!
李特問我：「五十八團所派任務是什麼？」我告訴他：「戰鬥初期，該團是本軍伏擊部署最左翼的伏擊隊，當敵軍後續隊佔領寒婆嶺一帶連接的山地，構成了抵抗陣地后，敵軍的兵力和地形，均比我佔優勢，我軍因經過一次廣大正面的激烈衝鋒戰鬥，且須立即清理戰場，處置俘虜，運送傷兵；搬運勝利品等工作；致建制紛亂，不能不重新調整部署。因敵陣地正面是廣闊的田洞，從正面攻擊，不易接近。而我的攻擊部署，是以五十八團為鉗制隊，向敵正面進攻；全軍主力迂迴至敵軍陣地左側，向敵包圍攻擊。軍的指揮所，亦移向主攻方向，以致該團一時脫離掌握，而指揮不靈」。他聽了我的詳細敘述，點頭認為滿意。
至是全場靜默，大家都不作聲。最後還是由周恩來出來做結論：(一)李西趙戰役，在敵我兵力對比上，敵軍占極大優勢，我軍不能同時使用所有兵力，給敵人有佔領陣地起而抵抗的時間，是一個最大的錯誤。這一錯誤，彭龔兩同志都要負責。(二)關於龔同志報告不實一點，這是彭同志誤會所致，不會有不實之處。(三)五十八團戰鬥動作不積極，龔同志及該師師長黃子榮要負責任；因為戰場指揮員必須切實掌握部屬，才能適時合宜的運用」。一切彭龔之爭的僵局，就因為周恩來用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手法，輕易地結束了。不過，從此彭德懷對我是更加懷恨與不滿。
散會後已是深夜十二時。我和林彪同住在一間房裡，林對我說:「革命隊伍里，想不到仍有賞罰不明，功罪未分的事情，真是奇怪。今晚周恩來的結論，分明是袒護老彭，我不明白，他是黨的最高領導者，贛州作戰檢討會，和今晚的檢討會，都顧全老彭的面子，真是豈有此理！」他為我發出不平之鳴！
會議過了數天，十二月中旬，我的調職命令來了。朱德召我到硝石總司令部去，他向我懇切的解釋：「你不應該與彭德懷鬧意見，因為彭德懷和毛澤東是同一鼻孔出氣的。這次黨中央對你並無處分，而且連黃冕昌也不加處分，都是為了平息七軍指戰員的不平之氣。既然這樣，你無法繼續在第三軍團工作，只好調你到上級幹部訓練隊去當副隊長，藉此休息一個短時間。同時可以學習學習，使理論與經驗融合起來。你看好不好？」我便告訴他：「我正希望有一個機會多學習些革命理論，和軍事學識；當了副隊長便阻礙了學習時間，我願意當一個學員」。他馬上答應，即提筆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紅軍中的重要人事調動和部署，並不一定經過參謀擬稿，書記繕寫、校對，監印和收發這一連串手續的；大都由指揮員和政委寫一字條便行了。有時一張極粗劣的紙上便是一個最重要的計劃，或是人事調動的命令），這樣，我便立即離開了紅七軍，到瑞金的紅軍學校里去，開始接受紅軍幹部訓練的學習生活。
紅軍是在不斷的戰鬥中長成的，擴大的；軍事政治幹部的缺乏自一九二八年紅四軍成立之日起，即成為一個重要而不易解決的問題。初期的紅軍，只能辦軍工教導隊，以訓練初級幹部。對於中上級幹部的補充，只在戰爭生活中吸取實際經驗和教訓，來提高軍事學術技能。故初期紅軍幹部，除了過去是國民黨軍校的畢業生外，一般的初級幹部的能力都是薄弱的。我在紅七軍時期，就運用了各式各樣的軍事學術講演會、討論會、研究會、戰鬥檢討、戰役檢討......等，去提高幹部的能力。但成績仍趕不上對幹部的需要。閩贛蘇區，自一九三二年起正式開辦紅軍學校，以訓練初級幹部，一九三二年九月，又成立「上級幹部訓練隊」。由此，紅軍的上級幹部才開始有培育的機會。我是在離開紅七軍後到上級幹部訓練隊的，那時距結業之期已不到一個月了，為時甚短，但該隊的學習生活亦有一談的價值。
在上級幹部隊裏面，有共產黨支部組織，隸屬於紅軍學校的共黨委員會。支部之下，分編九個小組，教官與學員混合編組。每月開支部黨員大會一次，主要的包括國際形勢，國內形勢，本黨的政策，紅軍的任務......等內容的政治報告。每星期有一次小組會議，除了討論上級發下的政治文件外，更注重各個人的學習生活之檢討與批評。因為全體學員都是黨員，且在訓練期間過著一定的學習生活，沒有對外做群眾工作，黨的生活表現得鬆弛和枯燥無味，反比不上在紅軍中那樣的積極和緊張。但討論問題時，發言辯論的精神卻很積極；往往超過開會時間，這是因為所有的黨員，除少數什役同志外，最大多數都是高級幹部之故。
我們的軍事學科教材，是蘇聯步兵操第二部，以講授、圖上作業、野外現地作業的方式實施。
政治教育，是用討論方式，由紅軍學校發下研究資料，交與學員分組討論，每組臨時推定組長作結論，總結研究所得。這種自髮式的互相切磋，容易引起研究者的興趣，故收效很大。
每天早晨六點鐘的時候，我們便起床了。經過一小時的早操后，便是每日八小時的學習時間的開始。晚上還要召開學習生活檢討會，時事討論會……每一周的晚上，又有晚會（紅軍學校全體），有各種的歌唱、演奏、幻術等遊藝節目。隊內起居清潔，營房整頓，統由學員自己處理。與紅校各隊之間，並有內務比賽——包括清潔、衛生、武器保管等，每星期日員生共同組織檢查隊檢查，經過評議給分。
每周末，出一期壁報，由學員中推選出來的壁報委員會負責主持，廣泛的發動學員投稿，每一個學員都能利用這一個園地，自由地發抒對黨的理論的創見，學習心得，教育的意見，生活的建議等；這個園地，成為同志間經驗與意見交流的場所。
我們的給養，比較紅軍的指揮員及黨政機關都要好些。每周有一次肉食，每日雖全是青菜、豆芽、豆腐之類，但植物油充足，故亦足夠營養；在國軍地方團隊的重重封鎖下的蘇區，一般紅軍及人民的生活，均陷於極端艱苦的情形下，有這樣的生活，大家都很滿足了。
生活、教育，完全採取自髮式，發動學員自動遵守紀律的精神，並以生活檢討為輔助。我當時感到這樣自動維持紀律的辦法，非常進步；自然而然地養成了學員遵守紀律，約束自己的生活習慣。
我從上海到蘇區一年多來，每天過著緊張的戰鬥生活，一旦擺脫了職責與任務，與同學們過著輕鬆的學習生活，彷彿覺得自己年青了許多，精神非常愉快。
在我們結業的時候，中共便決定將上級訓練隊，由第二期起，專門訓練軍事幹部，成為以後紅軍大學學員總隊的前身。
紅軍的政治幹部，是在工作中鍛練出來的，但因為紅軍的迅速擴大，需要政治幹部更多，以致幹部的進步，趕不上形勢的需要。當軍事上級幹部訓練隊第一期結業時，中共中央當局，即決定成立政治營，成為培養上級政治幹部的教育機關。當時我被任為政治營營長，對該營的訓育生活，亦感頗有足取之處。它樹立了以後中共軍事政治幹部教育的生活作風。
政治營的學員，是從紅軍中現職的連政委、團政委、各級政治部科長、幹事、及地方黨務機關的中級幹部遴選調來入學的，第一期共有學員三百六十人，分編為三個連。
教育的目的，完全在造就政治工作人才，故軍事學科僅佔全部教程的百分之三十。主要的課程為軍隊黨務，軍隊政治工作的實施，對官兵政治教育，對民眾政治工作，對敵軍政治工作，對俘虜政治工作......等。
因為學生中大都是沒有受過嚴格軍事教育的知識分子，和工農出身的優秀幹部，為了養成他們軍隊生活的習慣，採取了軍事管理。但以自發自動的遵守紀律為原則，而以開展生活批評為執行紀律的主要方法。教育方式避免枯燥的課室教授，減少課堂講授時間，大多採用作業、討論、問答等方法實施。
「做禮拜六」是中共仿效蘇聯的辦法。每逢星期六下午，所有黨政機關各級工作人員及紅軍指戰員，都替人民做兩小時無代價的勞動工作。這種制度稱為「做禮拜六」。這一時期做「做禮拜六」的制度正在蘇區開展。開始發動的時候，蘇區內的工作人員無不踴躍參加，我們政冶營的員生，當然不能例外。為響應中共的號召，全營員生分編為四十個小組，于星期六下午，由各組長率領到農村中去，直接找到人民家裡，幫助群眾做工。所做的事情，大致是砍柴、割草、扒松毛、挑水、舂米、種田……等，不受人民任何的招待和代價。初時人民見我們是官長和學生，不敢給工作我們做，經過了解釋后，才給我們做點輕工，如搬柴草、清潔地方等；我們做完了工，就集體回去。等到逐漸習慣后，人民就不再客氣了。
因為蘇區的人力實十分缺乏，所以我們到達時，各家各戶的男女老幼都搶著帶我們去做工。我曾做過整菜地、扒松毛、舂米、修路等工作。做工的時候，大家都有說有笑，歡天喜地。我們也利用了這種機會，來進行群眾宣傳工作，使教育與群眾工作聯繫起來。我並利用這一機會調查蘇區農村情形和人民對中共、對蘇維埃政府的觀感。因為人民和我們已沒有隔閡，他們和她們心裏的事情，往往無保留地坦白說出來。一般的說，對蘇維埃政府全不了解，他們所知道的是：共產黨的政府就是「毛主席」的政府。他們時時顧慮「白鬼子」（指國軍）來，因圍剿時要殺人燒房子。他們又感覺負擔不起各種慰勞的捐款捐食物，且不滿意共產黨限制糧食數量及收購的辦法；更有很多人不滿意蘇維埃政府的地方幹部那種兇狠行為，如嚴禁無故不許過村探親留宿的辦法。其中一個人告訴我，政府要她做兩對布鞋勞軍，既沒有布，又沒有錢，迫得回到娘家去借布借錢，適天黑又下傾盆大雨，便在娘家住了一宵，因此被政府扣留了兩日，說時還不斷的流下淚來。在這一短期的調查訪問中，使我對蘇區的人民生活和人民對共產黨革命的觀感，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紅軍學校在這一期間，發動了各種比賽運動。計有：成績、生活、紀律、演講、壁報、射擊、衛生等各項節目，並分為團體與個人兩項。這一比賽制度的建立，是教育中的一種進步的措施。
我主持政治營期間，除負起全營的教育實施與管理的責任外，還利用一切可能的時間，輪流去參加學生的各項小組會議。因此，不特能深刻了解每一個學生的思想、能力、學習進步的情形，並且從學生那裡得到很多寶貴的工作經驗，所以時間雖只兩個月，但學生與我個人，在理論與經驗上均有很大的進步。值得提出的便是軍隊政治工作實施時最切實的方法，便是在戰鬥緊張時，提出適當的政治鼓動口號：如「這是生死關頭，只有硬打是我們的生路，被敵軍俘去必被慘殺!」及「敵人就快敗了!這是我們勝利的最後五分鍾！」……等，可以穩定軍心，提高士氣，使局勢轉危為安，轉敗為勝。對士兵的政治和識字教育，最好是利用行軍、作戰的作業時間，運用巧妙的方法去進行教育，比較在課室操場里教育還易深入。對於動搖敵軍軍心的政治工作，如：「火線喊口號」、「與國軍士兵相約不打槍」、「火線上和敵軍士兵談話，進行瓦解敵軍宣傳」、「投擲香煙慰勞敵軍士兵」……等，也在小組的交流經驗中，得到很多良好的意見。這種打破師生界限的教育方式，不是我去教育學生，而是學生自己在教育自己。第一期政治營的學生，不久便遍布在紅軍和蘇區黨政機關中，成為日後中共政治人才的主幹。
中央蘇區紅軍在進行反國軍第四次圍剿的後期，曾接到第三國際關於建設正規紅軍二十萬的指示。待反四次圍剿戰役勝利結束后，即開始研究紅軍的編組問題，我那時正主持政治營，突接到軍事委員會項英的電話，要我立即到紅軍學校，那時紅軍學校校長葉劍英（劉伯承已調任紅軍總參謀長），當我到達時，項英已比我先到了。










第二章
模範團與東路軍
當時他對我說：自「九一八」事變，日軍佔領東三省后，蘇聯對我們中國革命特別重視，現在第三國際指示我們，為了早日完成中國蘇維埃運動的革命任務，要中國建設優秀紅軍二十萬。紅軍的裝備，只要我們能佔領一個海口，蘇聯即以大量武器及飛機供應，關於將來正規紅軍的編製問題，黨中央交給你和葉劍英同志負責，立即研究擬訂計劃，並即按照新編製，組織一個紅軍模範團，由你任團長，負責加緊訓練各級指揮員和戰鬥員，將來正規紅軍即根據模範團的編製整編等語。葉劍英笑對我說：「這個責任非你不可，請你按照現用俄國紅軍戰術，及針對國民黨軍隊編製情形，如何便於作戰等原則擬定；關於裝備方面，如野炮、步炮、重機、輕機等，當可增加……」我以政治營剛開始訓練，關於草擬新編製，應請葉校長負責為辭，但項英和葉劍英均一致要我擬辦，我只得免為其難，經過了三天的研究，擬具好紅軍新編製草案，送交軍委會。這個新編製，是以師為最大建制單位。
一九三二年二月初旬，即接到軍事委員會通知，按照我所擬的紅軍新編製，立即成立一個模範團，並派我任團長，伍修權為政委，黃子榮（原七軍廿師師長）為參謀長，並指定在會昌縣屬之武陽圍開辦。模範團所有士兵均限令中央蘇區各縣遴選優秀青年工人，於二月二十日以前到武陽圍模範團團部報到。所需械彈統由紅軍學校撥交。


那時我主辦的政治營正在訓練中，模範團又要開辦，我與項、葉商討辦法，決定由模範團政委伍修權、參謀長黃子榮先到武陽圍籌辦，政治營提前於二月十五日結業，俾我能致力於模範團之訓練。
政治營結業后，我即到武陽圍模範團。
二月底模範團已編組完成。這個團編製的作用，是以輕機為排的火力骨幹，重機為連的火力骨幹，步炮為營的火力骨幹，野炮為團的火力骨幹。根據火力的組織，團可單獨作戰，而成為戰略單位，營、連為戰術單位；排、班為戰鬥單位。在作戰時，一個團可對抗國軍一個旅。而且山地作戰，以團為戰略單位，行動較為敏捷，可以制敵機先，這是新編的用意。
福建是中央蘇區的東面，福建方面的國軍素來是最弱的一環，自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第一次國軍圍剿蘇區起，至一九三二年四次圍剿止，中共對該方面，都是以地方部隊擔任警戒，最多亦只以羅炳輝的第十二軍，擔任該方面的守勢作戰。一九三二年八月四次圍剿初期，第十九路軍由上海調來福建后，中共軍事當局，以十九路軍不是國民黨中央嫡系部隊，必不會積極進攻蘇區，仍不十分重視。待至一九三二年二月，紅七軍向進駐泰寧、建寧之十九路軍七十八師(區壽年師)進攻，將該師擊敗，連下建寧、泰寧、寧化、清流、連城、永安六個縣后，便引起了十九路軍的敵視心理。當紅七軍轉移回建寧、廣昌蘇區后，十九路軍即以重兵進駐泰寧、寧化、清流、連城、新泉、上杭之線。有進窺長汀、瑞金之形勢。
那時紅軍總司令部尚在黎川，南面軍事由軍事委員會直接處理，中共為了確保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首都——瑞金的安全，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初旬，由軍事委員會決定組織東路軍，以紅軍學校校長葉劍英兼任東路總指揮，其戰鬥序列如下：
第一縱隊司令員龔楚 轄：
紅軍模範團(五千人)駐會昌之武陽圍。
中央警備團(二千五百人)駐瑞金。
第二縱隊司令員李×× 轄：
紅軍學校軍事上級幹部訓練隊(二百人)駐瑞金。
紅軍學校學生總隊(一千二百人)駐瑞金。
紅軍學校特種兵大隊（三百六十八人)駐瑞金。
第三一縱隊司令員×× 轄：
第九軍(五千人)駐朋口。
閩西獨立團(五百人)駐朱溪。
長汀獨立團(五百人)駐長汀、連城間。
東路軍成立后的作戰方針：以清流為第一作戰目標，佔領清流后，即南向進攻連城、新泉、上杭各重要敵軍據點，擴大及鞏固閩西蘇區外圍，以確保中央蘇區的安全。
東路軍根據這一作戰方針，策安進攻清流之部署大略如下：
(一)第三縱隊，在現駐地監視當面之敵，並封鎖蘇區消息，掩護本路軍主力作戰。
(二)第二縱隊之上級幹部訓練隊，進出寧化、清流間主要交通線上游擊，監視寧化敵軍之動態，並阻滯其向清流增援，以掩護主力作戰。
(三)第一縱隊為突擊隊，由我之右翼以奪取清流為目的，向清流縣城及其附近碉堡線進攻。
(四)第二縱隊(缺上級訓練隊)為鉗制隊，佔領清流西南之楊村附近山地，準備配合突擊隊由左翼向清流攻擊前進。
東路軍於四月廿日拂曉向清流展開進攻，突擊隊于下午二時前已連續攻佔清流東南門外沿河岸之明堡三座，但城外地形開闊，明堡林立，未能立奏全功。葉總指揮以逐個明堡進攻非一二日所能攻下，且有寧化、連城敵軍增援之顧慮，遂于下午四時下令停止進攻，並於廿二日撤回長汀（汀州）休息。於是，東路軍成立之後的第一次作戰，未能完成作戰目的便停止了。
東路軍退回長汀之翌日，即接到軍事委員會電報，大略：（一）著葉劍英率紅軍學校之各隊員生回瑞金訓練，並解除東路軍總指揮職。（二）東路軍總指揮由龔楚接任。（三）東路軍總指揮部暫設長汀。
我們接到軍委會電令后，葉劍英即將東路總指揮部的文件、及少數人員、無線電台等，移交給我，他便率紅校員生回瑞金。我即按當時閩西環境，擬定作戰計劃如下：
（一）以第三縱隊（第九軍、及兩個獨立團）改為守備軍，在現守備地區加築防禦工事，構成縱深的防禦陣地，據險固守。
（二）第二縱隊（模範團及警衛團）為野戰突擊軍，控置於長汀，策應閩西地區之作戰。
我的作戰計劃剛剛訂定，即接到第九軍游軍長報告：駐新泉之十九路軍六十一師三個團有向我新泉以西之南陽地區進攻企圖，我除堅決固守外，請即馳援等語。我據報后，除電軍委會外，並即率突擊軍星夜趕赴上杭縣屬之舊縣，于翌日（四月廿七日）下午六時到達，並即與第九軍游軍長取得連絡，據稱：十九路軍六十一師一個團由昨日拂曉開始向我南陽東面警戒陣地攻擊，當即被其佔領；今日午後約有兩個團兵力向我朱坑以北至南陽之線主陣地進攻，我軍正利用這隱蔽山區地帶的既設陣地，堅強抵抗，迄今仍能固守主陣地等語。我當即命令他固守現陣地，我突擊隊于明日拂曉由朱坑向敵軍左側背攻擊，務期一舉而殲滅之。
廿八日拂曉前，我模範團佔領朱坑東北一帶高地為第一突擊梯隊，警衛團為第二突擊梯隊，控置於朱坑。拂曉后，發現敵軍約三個團正在右前方約千碼之山腹向我九軍守備陣地攻擊，我模範團先行發揮機炮火力射擊敵軍之側背，步兵三個營迅速接近敵軍向其側背進攻，當即消滅其兩個營（一部分俘虜），戰鬥僅一小時國軍即全線潰退，模範團及警衛團立即跟蹤追擊，佔領新泉墟，將其後衛掩護部隊一個營包圍，全部繳械。
國軍六十一師向龍岩潰退。放棄經年的新泉蘇區又被我東路軍克複了。
東路軍是役繳獲步槍四百余支，輕、重機槍八挺，俘擄敵軍官兵三百餘人。模範團經過這二次戰鬥（朱坑戰鬥及新泉戰鬥）的考驗，證明其編製優良，若能善於運用，可與三三制的國軍一師作戰。
閩西方面自此以後，安定下來。中央蘇區的東線已無戰事，十九路軍也再沒有和紅軍作戰了。












第三章
粵贛軍區
福建方面，自東路軍新泉戰役擊潰十九路軍六十一師后；中央領導同志均認為中央蘇區東面的威脅已告解除，但南面廣東國軍，常向蘇區進擾，亟應早為預防。五月一日軍事委員會拍給我一封電報，大略如下：
（一）東路軍總指揮部撤銷。
（二）龔楚調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三）模範團擴編為紅軍二十二師，仍由龔楚兼師長，併兼政委。模範團其餘職員仍調任二十二師原職。
（四）龔楚兼任江西省政府軍事廳長（省府設在會昌）。
（五）中央警衛團調回瑞金，歸還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
（六）原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張雲逸，調任紅軍總司令部作戰部長。
（七）閩西之軍事，移交由福建軍區司令部指揮。
（八）新泉防務由九軍接替。
我在福建新泉墟接到這個電令，立即將新泉防務交與第九軍，於五月二日率部經長汀、瑞金、轉赴會昌之筠門嶺接受新任務，並將模範團整編為二十二師。
粵贛軍區成立於一九三三年二月，第一任司令員兼政委張雲逸，是和我創建紅七軍的老同志，我們之間，除了有革命同志的關係外，還保留有人性與生俱來的純潔情感！過去紅七軍軍長是由他移交給我的，現粵贛軍區司令也是由他移交給我。他見我到來，高興萬分，他以三天的時間，告訴我有關粵贛軍區的一切情形，大致可分以下各項：
(一〉軍事的任務：
1、推動並協助地方政府，編組及訓練民眾武裝。如少年先鋒隊、赤衛軍、獨立團、獨立師等。
2、指揮本地區之紅軍及地方武裝以保衛蘇區領土。並有向外游擊擴大蘇區之任務。
(二)粵贛軍區的轄區：
東由福建之武平起，經廣東之平遠、江西之潯鄔、安遠、信豐、南康，迄贛州止之贛江東岸地區及會昌、雲都各縣。
(三)本區現有之兵力及位置：
1、第一獨立團五百人現駐茅店，及桃江水東岸；大田市、長洛墟、小坌一帶，對贛州、南康、信豐方面警戒。
2、第六獨立團六百人，團部駐龍布，活動於武山、金沙等山區，對信豐及重石堡方面進行警戒。
3、第四獨立團六百人，駐于青溪，活動於天心、新橋地區，對重石堡及潯鄔方面警戒。
4、第五獨立團六百人駐于盆古隘，活動於山貝、羅塘地區，對潯鄔、安遠、武平方面警戒。
5、另外尚有前線地方赤衛軍約一千五百人，負責各本地區之警衛，並配合各獨立團作戰。
（四）南方敵軍態勢：
1、武平、平遠、潯鄔三縣有粵軍第三軍之黃質文第七師、黃延禎第八師兩個師，每師有四個團；其最前線：小項里、古潭墟。
2、潯鄔、安遠兩縣有粵軍第二軍之第四師，其最前線是：潯鄔之龍岡、及安遠之大竹園。
3、信豐、南康、贛縣，有粵軍第一軍三個師，其最前線：安遠之重石堡、贛縣之王富。
4、大庾、南雄地區尚有粵軍之獨立第二旅、第三旅等。
5、前線之粵軍常派出以團或營為單位之挺進部隊向蘇區襲擊，以保持戰爭狀態。
(五)本區之兵要地理：
1、東南面依託九連山區；山深、林密，地形複雜，易守難攻。
2、西面依託桃江水，敵軍不易深入。
3、南面中部地區，有梅林江及其支流大長河、唐村水，為天然防禦線，且盡屬山嶽地區，設防亦易。
此外，他對我說:「中央軍事委員會為了確保蘇區的安全，本軍區敵我對峙四百余里之正面，須構築一百個以上的碉堡，以資防守。關於碉堡之選定及構築計劃，本部參謀處已擬有具體方案，但尚未開始施工，請你(指我)嚴格督導地方黨、政、軍同志迅速進行，免被中央責難......」。
我聽了他上述的一切，深深的感覺到今後任務的艱巨！但既已奉命前來，唯有努力以赴，成功失敗，均非我所能計及的了。
在粵贛軍區任內，我的作戰任務是：對抗十倍於我的粵軍，以保衛中央蘇區的南面。要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我的戰略應採取守勢進攻，以抗拒粵軍的攻勢防禦。根據這個戰略原則，我的作戰計劃：
（一）以原有之獨立團、赤衞軍為守備軍，依照既定堡壘防禦線計劃，固守陣地，並加緊動員人民迅速完成碉堡構築計劃，以利防守。
（二）二十二師為突擊軍，以青溪為基地，經常進出潯鄔，安遠地區，積極襲擊敵人，及打擊敵人之挺進出擊部隊。
（三）加緊充實及調整各獨立團，分區守備各據點。
我主持的粵贛軍區，就是根據上述計劃施行，由五月至七月末，經過的戰鬥如下：
（一）重石堡戰鬥：守軍是粵軍第一師之一營，五月中旬，我二十二師以三十個便衣官兵攜帶短槍，乘墟期混入重石墟內，外攻內應將重石堡攻陷，粵軍突圍而走，傷亡五十餘人，被俘二十一人，繳獲步槍二十三支。
（二）龍岡戰鬥：守軍是粵軍第二軍第四師教導團一個團，我二十二師於五月下旬夜襲，攻入龍岡，巷戰一小時，粵軍愴惶突圍向潯鄔縣城逃去，斃敵十八人，繳獲步槍十五支。
（三）澄江伏擊戰：粵軍第三軍之一部於我軍夜襲龍岡后，希圖對紅軍報復，由潯鄔向盆古隘進攻，我二十二師適在澄江游擊，偵悉粵軍動態后，當即埋伏于澄江以北山地，待敵接近時，突然向行進中之粵軍突擊，戰鬥達兩小時，斃敵軍官兵約五十餘人，繳獲步槍四十余支，輕機兩挺。時間是六月上旬。
(四)青溪戰鬥：粵軍第三軍兩個團向青溪我二十二師搜剿，遭我軍伏擊，倉忙逃去，傷亡約有百人，遺屍三十余具，我軍繳獲重機兩挺，步槍三十余支。
(五)龍布戰鬥：七月間粵軍第一師之第三團(彭林生團)，乘龍布墟期，師紅軍攻重石堡故智，以一部化裝潛入龍布墟，對我獨立第六團突襲，我獨立團損失步槍五十余枝，被俘去二十餘人。
上述五次戰鬥中，僅有七月間龍布墟之獨立第六團被粵軍突襲，遭受損失；其餘四次均獲勝利。可是，這一次的挫折，便成為我以後被撤職處分的罪狀之一，可見中共對幹部的刻薄了。

第四章
土地革命與農民政策
二十世紀的上半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是以「土地革命」為其主要內容；而以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為革命隊伍的主力軍。這是自一九二七年以來一直到中共統治了大陸所經過的事實所證明了的。
關於這個中國革命問題中的主要問題——土地革命和農民問題，看得最重要，認識得最清楚的就是毛澤東。我們可從他一九二七年三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及以後來革命鬥爭的實踐過程可以看出來。我們可以說：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這一革命階段的領袖及所以能夠奪取中國政權，也就是能夠把握著這個主要問題所致，絕非僥倖成功的。
毛澤東在土地革命實踐時，他的政策大體來說有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井崗山時期，他是採取沒收一切土地平均分給農民的政策；這個時期的農民政策，對於富農是與中農、貧農，僱農平均分配田地的。他認為由勤儉起家的富農是值得讚許的。
第二個時期：(大約是一九二九年古田會議后開始至一九三二年)是採取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辦法來分配土地給農民，這個時期的富農，同樣是受到與中、貧、僱農平等待遇的。甚至有些姦猾的富農還在數量和質量上隱瞞了一些田地。
毛澤東當時為什麼維護富農利益？以我的見解認為：他是出身於農村，對農村經濟情形及生產狀況，是很明了的；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是依靠著富農和中農；若取締富農，有使農村生產萎縮之虞。而且富農亦是農民，若能善為誘導亦可成為革命的力量。
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由滬遷來江西后，於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清算毛澤東的富農路綫。並由是年冬起實行查田運動，但是由於一九三一年冬至一九三三年六月以前這半年來，查田運動的工作並沒有積極的開展。中共中央政冶局於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間又在寧都召開了一次會議，嚴厲的批判了毛澤東的富農路線，重新訂定土地政策和農民政策；重新分富農的土地。在分田時，富農只能得到一定數量和質量較壞的土地，並主張剝奪富農和資本家的政治權利，否認毛澤東主張的中間階級在現階段民主革命運動的存在性（因鄉村富農及城市手工業主、小販……等是中間階級，在民主革命運動中，他們可以站在革命的一邊，又可以參加反革命的一邊）。
五月下旬在瑞金中央政府內召開了一次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我是出席者之一。討論土地政策和農民政策。
會讓由周恩來主持（博古、洛甫末出席），他報告農民政策是：「消滅地主，反對富農，中立中農，聯合貧農，以僱農為基礎」。
並即席說明：「地主階級的實質是反革命的。若保留這階級份子存在蘇區，一旦革命受到挫折時，他們必會起來勾結並聯合反動勢力，破壞革命。為了鎮壓蘇區內反動階級的死灰復燃，必須毫不姑息的斬草除根，將地主階級徹底消滅，這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列寧所說的：『對反革命份子的姑息，便是對革命同志的殘忍』。
其次是對富農政策太過於放縱，他們利用著優越經濟力量，仍可以在農民身上進行剝削；或從土地生產中取得更多的利益，逐漸再成為農村的資本家，這是有害革命的前途的，故應進一步沒收富農的財產，以徹底剝奪其經濟的優越條件。
中農是農民中的革命與反革命的中間份子，但他們有很快便成為富農的條件。他們的革命性是極度薄弱的，應防止其走向反革命的集團。
貧農在土地革命中是熱心的。但要注意他們的自私自利的觀念、保守觀念、溫情主義和封建思想。
從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中，只有僱農是基本的革命農民。所以我們要以僱農為基礎，進一步扶助他們，團結他們，養成他們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堅強意志與信心」。
周恩來的農民政策報告完畢，全場靜寂下來。大家都在考慮有沒有修正的意見。會議桌上的時鐘滴答滴答的響著——時間過去了將近十分鐘，還沒有人發表意見。
我不是無產階級出身，我的家庭是個小量土地擁有者兼營商業的中產階級。按中共的定義應該列為富農。但我並不以為我是富農而反對這一個農民政策，因為我在農村中生活很久，我深深地了解農民的痛苦，不獨是僱農、貧農苦，甚至富農和地主一樣苦。由於農村經濟的貧乏，農村的土地分散，大地主極少。我和一般農民一樣，厭惡並憤恨一般苛索農民的土豪惡霸；因之，我參加中共的革鬥爭，希望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良好社會，尤其是使農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我未到過蘇聯，沒有實地考察蘇聯在大革命時的農村情形；但是，從留俄歸國的中共黨員中，我獲悉了帝俄時代的農村情形，與中國現狀不同；俄國的地主所佔的土地動輒以萬畝計；俄國的富農都是經營有廣大的農場。他們多是農村的資本家；俄國的貧僱農特別多，他們多數是農奴轉變為貧農，或者受雇於農場為僱農，他們可以說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
中共在南昌暴動時宣布沒收二百畝以上土地，也可以說是對二百畝以下的土地不加沒收。但土地革命一次又一次的修正，到一九三三年時，地主富農的定義都規定得非常苛刻與不合理了。凡有土地十畝，甚至不足十畝，只要其生活來源主要是收租，或部份收租部份自耕者，皆名之為地主。農民中凡自耕自給，或僱用一二農民助耕的即名之為富農。如果照周恩來這個說法，那麼農村中要殺的人實在太多了。我想：中共現階段的革命，如果是為了被壓迫的人民謀解放，為了要使廣大人民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那麼就不應站在階級仇恨的立場，把稍有田地的人，一概加以屠殺。同時我認為：地主剝削制度是中國數千年來遺留下來的社會制度，決不是這個時代的地主的個人犯罪行為。以革命手段來消滅其制度是合理的，但毀滅其生命，不僅是違反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大傷國家的元氣！而且中國革命的主力是農民，若得不到廣大農民的同情和擁護，革命是沒有前途的。我經過這樣的考慮，便打好了一個腹案，在大家沉默中站起來，說明我對這個政策的意見：
一、本黨土地政策，照現在的地主定義，要消滅的地主實在極多，犧牲人民生命過大，有損國家元氣。
二、因反富農，很容易發生執行政策時的偏差，致演變為任意屠殺。
三、因反對富農，必動搖中農，並因而影響貧農的革命情緒。
四、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薄弱，中國革命必須爭取廣大農民的積极參加和擁護，若採取這一農民政策，必斷送廣大的農民群眾。
五、中國農村生產，主要的是建築在小地主、富農與中農階層，若摧毀了小地主與富農，必造成生產萎縮的現象，影響國家經濟。
因此，我們的農民政策，應修正為「反對地主，消滅地主階級剝削制度」「中立富農，以穩定農村生產」「以中農、貧農、僱農為基礎，充實與鞏固人民陣線」。
我這個意見，得到許多同志的贊成。接著起來講話的是賀昌，他說明中國現階段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小資產階級和農民是現階段革命的重要力量，本黨不能忽視了小資產階級與廣大農民的利益。龔楚同志的修正案，我很同意。繼續還有幾位同志發言，他們踴躍地發表與我相同的意見，更充實了這一建議的內容。在這個激辯的過程中，會場情緒顯得很緊張。
可是，中央的負責人，固執地務必要貫徹他們的主張。並不因多數同志的反對而加以修改。周恩來提出說明：「這個政策是根據第三國際給我們的指示而決定的，過去中國革命的不斷受到挫折，都是黨的負責同志不能徹底執行國際路線的結果，我們鑒於過去的失敗，今後再不能對國際路線有所懷疑。今天只有討論如何去深刻的了解，及如何去執行這一政策，而不是研究修正的時候」。這個執行國際路線的大帽子，鎮壓了全場反對者的意見，各項實施細則，也就如議的通過了。
會後，我到軍事委員會主席項英家裡，跟他和他的小腳太太三人共進曉餐。他很沉重的對我說：「龔楚同志，你今天的見解雖然有充份理由，但太過激了」。說到這裏，中共的高級幹部賀昌也跑來了，他急忙問道：「老項！你同意他們的政策嗎？你看事情還有什麼發展？」項英笑道：「我看事情不會那麼簡單，龔同志要當心一點!」項英的太太雖然是箇舊式女子，但社會經驗非常豐富，她勸我道：「龔同志你這麼口直心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本來是很好的，但以後還是含蓄一點好」。我聽了很受感動。但我仍覺得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基於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討論黨的政策，我是有權說話的。尤其是這一個關係到人民生存與黨的前途的重大政策問題，我更不能不說，惟事情已經過去，只有靜待事件的發展。第二天，我便起程回筠門嶺去了。
滿天陰霾，暴風雨終究是要來的。八月下旬，我接到命令調回軍事委員會，粵贛軍區司令員一職由何長工接任，其餘的職務，也分別有人接任。交卸手續完畢后，我便回到瑞金軍事委員會。
第二天，項英偕我到俄顧問李特自己個人的辦公處，這也是他的住宅。周恩來和朱德已先到，圍坐在一張長方形的會議桌上。李特指著五萬分一的軍用地圖，問我南面前線的情況（有翻譯員傳話），我詳細的告訴他。他再問我：「（一）前線的碉堡線構築為什麽將近三個月還沒完成？（二）龍布墟獨立第六團被襲擊，為什麼事前沒有準備？」我告訴他：「前線的堡壘百余座，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因正在早稻收割的農忙時期，動員民工比較困難，我可以說，我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龍布墟獨立第六團被敵軍襲擊事，該地與我司令部相隔百里，並無電話網架設，全靠徒步通訊，事前我曾到該團巡視，事後也曾親往處置，粵軍系先以武裝便衣化裝小販，潛入龍布墟，然後內外夾攻，致該團處於混亂狀態，損失步槍五十余支。這次事件固然是該團警戒疏忽，但在敵我雙方對峙中，相互的軍事襲擊，亦是常事」。李特聽了我的答覆，點點頭，似乎表示滿意。
但坐在一旁的周恩來，立即站起來以嚴肅的口吻向我說：「龔楚同志！你階級意識一向模糊，在此革命鬥爭到了短兵相接的時期，一切個人利益要服從革命戰爭的需要。農民要收成，趕著收稻、種稻，自然很忙；但任何工作都沒有構築這條堡壘線的重要。你只顧及單純的農民利益，忽視了整個革命的利益，是你的錯誤之一。守龍布墟的獨立第六團被襲擊，是由於階級警覺性不夠，事前疏於防範，致被敵人化裝潛入，內外夾攻，而遭受了重大的損失，這是你的錯誤之二。你以前在廣西工作時，沒有堅定的政治立場，走進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道路；現在又對農民政策沒有徹底的認識，保持著狹隘的農民保守觀念，動搖了同志們的意志，這是你的階級意識薄弱所致，這是你的錯誤之三；根據你上述的三個錯誤，黨中央已決定開除你的黨籍一年，並給你一個學習機會，希望你能徹底轉變」。
他說完之後，大家不說話，木然的望著我。五分鐘過去，李特才打破僵局，帶著笑容對我嘰哩咕嚕說了一通。翻譯員告訴我：「李顧問說你是黨的老同志，知道你過去很努力，將來對革命貢獻時間正長，特請你在這裏吃頓午飯」。
不久，特務員端上兩大盤白面饅頭和四大盤魚及青菜。大家圍攏著歡歡喜喜的吃著談著，彷佛剛才的事像一個噩夢似的過去了。這個場合我本是非常尷尬的；這些黨的高級同志，只知坐在家裡及上層機關中談革命，只知盲目地聽從蘇聯的命令，沒有了解中國農村經濟情形，將來不僅要危害中國人民的生命，而且要斷送中國革命，我心裏不覺隱伏著無限的憤怒!所以表面上反而沒有尷尬的表情。
晚上朱德約我在他家裡吃飯。他要我提高階級覺悟，並好好的到紅軍大學去學習，特別是不要寫信回家，因為政冶部已截留了由白區家裡寄來的信，應在蘇區另外找一個思想前進的女同志作老婆，以免給人以攻擊的口實。我聽了，默不作聲，餐后，便回到軍委會去。
中共中央，像是鄭重其事的來轉變我的思想；在一個黑暗的晚上，在紅軍總部會場召開一個規模甚大的思想鬥爭會，同時被鬥爭的，還有被撤了職的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瑞金的黨政軍上級幹部近百人也全來參加，由周恩來親自主持。我知道，這一次思想鬥爭會的作用，一方面是在向我們兩個人進行思想鬥爭，希望轉變我們的思想，同時也在教育其他的高級幹部，然而，這給予我們的傷害實在太深了，他所得到的恰恰是一個相反的作用。
會議開始時，由周恩來宣布：「龔楚、孔荷寵兩同志，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們是革命的老幹部。黨為了要教育他們，特向他們進行無情的鬥爭，使他的錯誤屈服在全體同志的猛烈鬥爭火力之下，再成為一個黨的優秀幹部；現在先由龔楚同志坦白反省自己的錯誤」。他說完話時，整個會場靜寂下來。我在這場合中，既不願昧著良心，對自己的靈魂作殘酷的凌辱，承認自己確有著一些內心並不同意的「錯誤」；同時，又顧慮到環境的惡化，如果太倔強，便有招致犧牲生命的危險。這時內心異常痛苦！如何突破這一個難關？我考慮之後作了一個簡單的報告，大意是：
「一、我在廣西右江工作，沒有徹底執行黨的政策，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一點，我是承認的。我犯這一個錯誤的原因，是由於我遷就當地社會環境，以致執行黨的政策發生錯誤！
二、我在粵贛軍區司令員任內，我認為盡了我最大的努力。因防線遼闊，兵力單薄，且所指揮的多數是地方部隊，百密一疏，在所不免。第六團的被襲擊，遭受損失，我自然應負其咎。對於堡壘線未能如期完成，是我顧慮到農民的生活和不影響農村生產所致，黨對我的批評確是事實，但我認為我們不能完全忽視了群眾困難的實際問題。關於農民政策，我的意見已在幹部會議上詳細陳述，至今我仍認為我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我要申明的是：我的出發點是為了中國革命的前途著想，絕無半點自私觀念存在其間。黨開除了我的黨籍，這是在我革命過程中的最大恥辱。但是我的錯誤絕不是背叛革命的行為，而是對中國革命現階段政策見解上的稍有不同而已」。我說完后，便坐下來等侯同志們的「批評」。
在靜靜的角落裡，一個人站了起來，他便是黃蘇，三十四師的政治委員。
「我和龔楚同志認識很早，而且有很多次在他的領導下工作，我知道龔楚同志是小資產階級出身，過去生活腐化，在廣西工作時，曾以干元代價娶一個妻子，這一點龔同志沒有坦白的」。黃蘇這段話的最後一段，完全是無中生有，使我聽了忍無可忍。因為我與我的妻子結婚，是在廣西南寧國民政府下工作的時候。當時得到黨內同志如賀昌和鄧小平的協助，他們還參加了我的婚禮。這一千元代價娶老婆的話真是從何說起？於是，我立即據實提出答辯。中共高級同志賀昌亦即席提出證明，總算是渡過這一難關。
孔荷寵是個無產階級出身。但他在湘東紅十六軍軍長任內，平日好買點肉食，且有時打麻雀牌為戲。中共即認為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職調來江西蘇區。在會議中遭受了許多同志的嚴厲批評，使他啼笑皆非，情形非常尷尬！最後由周恩來作總結，指出：「龔楚同志，對他的錯誤仍沒有深刻的認識，我們希望他能進一步的去自我檢討；孔荷寵同志，頭腦頑固，更須他自己切實的去糾正」。
孔荷寵在這次鬥爭會中，給他的精神打擊極大，嗣後他在紅軍大學結業后，被派到興國縣做群眾工作時，乘機逃出蘇區，向泰和的國民黨軍隊投降，脫離了中共的牢籠。
鬥爭會後，我與黃蘇又在項英家裡碰面，恰巧鄧小平也在座。我便質問黃蘇：「我在廣西工作時，你並沒有參加，為什麼說我一千元買老婆？」他搭訕地說：「這個消息我也是聽人家說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這次鬥爭會上我若不批評你，便是我缺乏無產階級的意識。所以我不得不將這件事說出來，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老同志還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他這番話真令我太寒心了！原來他為了爭取黨對他的信任，表現他有無產階級不徇情的優良品質，不惜以道德途說之詞來鬥爭我！假如沒有黨中央強有力的同志聲援，我在鬥爭會上怎樣下台？如此老同志！如此無產階級優秀幹部！真使我有無限的感慨！
紅軍大學是訓練上級軍事幹部的最高學府，開辦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位置在瑞金縣西十華里的松林內，依著小岡用木板建成了十余座課堂、宿舍和校本部。辟有兩個廣闊的操場，並有一座可容千人的大禮堂。
學員區分為上級幹部訓練隊，高級軍事研究班，及參謀人員訓練班三個部門。上級幹部訓練隊有四百八十個學員，由紅軍中曾任連長以上的青年軍事幹部抽調受訓。並將紅軍學校上級幹部訓練隊併入紅軍大學:共分編為四個中隊。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正規紅軍團長以上的軍事幹部，提高紅軍的戰術修養，與諸兵種聯合作戰的指揮」。高級研究班是抽調紅軍中師長以上的軍事幹部及適合擔任軍事指揮員的政冶幹部，以研究戰術戰略和大兵團作戰指揮，培養高級軍事指揮人才為目的，全班只有十二人。參謀班就是紅軍中的中級幹部，遴選其文化水準稍高者調訓，全班共有四十五人。
紅大校長周昆，過去曾任紅四軍的師長，后升軍長，在反第四次圍剿末期作戰負傷，治愈后調來高級班當學員，被選為校長，但仍參加高級班上課學習。校內行政由事務人員負責。這種只重學習不重人事行政的作風，是紅軍大學的特點。
高級研究班主任何迪周，是國軍工兵營營長。參加對蘇區四次圍剿時在黃陂作戰被俘。他的學識很好，他雖然在國軍中地位低微，紅軍反而將他重用。這一來，他很樂意將他全部的學識教授出來。教官有陳時驥（國軍師長）及另一國軍郭旅長，俄顧問李特亦為教官之一，擔任兵團戰術及研究戰略的指導。
高級班的教育內容主要是：兵團戰術、諸兵種聯合戰鬥指揮、戰略研究、戰史研究、築城學、兵器學、參謀業務……等。教育的實施方法，是盡量採用現地戰術作業，與圖上作業。每天除了清晨運動外，有六小時正課，其餘的時間之閱讀軍事政治書籍，自我學習。每星期六在大禮堂開晚會，有紅軍總政治部劇社演出話劇及各種娛樂節目表演。朱德及所有高級黨政軍幹部，常來參加。
我們的給養很好，每星期有一次肉食，每人有四兩豬肉或六兩魚肉。平日的菜蔬也很豐富，比較紅軍士兵要好上幾倍。我們于入校后，每人發一套灰斜列寧裝軍衣，兩套白布內衣，尚有蔴草鞋和布襪，這些，都是紅軍士兵所沒有的。高級班學員中，有孔荷寵、彭雪楓和我三人，每月能領十元大洋的營養補養費。因為我們過去曾為革命流過多次血，身體健康受很大的影響，所以有這個特殊待遇。這個特殊待遇，在我到蘇區以後就開始按月發給，其他高級幹部如彭德懷等，因為沒有負過傷，也就沒有這個特殊待遇了。
在紅大受訓兩個月後的一天晚上，本班黨支部書記彭雪楓通知我：「奉到黨中央的通知，你已經恢復了黨籍。請你今晚參加黨支部會議」。我聽了非常駭異！我不是被公開宣布開除黨籍一年嗎？現在僅只兩個月，又是在學習期間，並無工作表現，為什麼這麼快便恢復了黨籍？孔荷寵同志在我之前開除黨籍一年，期間已經過去了，而他的黨籍還沒有恢復，這又是什麼原因？我為警惕與喜悅的心情所包圍，警惕的是：「今後的工作更加繁重，更難應付，必須有更好的工作表現，才能得到黨的信任和滿意」。喜悅的是「在開除黨籍階段，隨時有殺頭的危險，黨籍既恢復，生命暫時有了保障，心情逐漸安定下來」。
後來，我從一個中央高級同志那兒，得到關於我恢復黨籍的原因。原來我被開除黨籍，完全是周恩來所主張的，當時情勢頗為緊張，且有殺頭的危險。時值中共中央總書記秦邦憲及組織部長張聞天，因赴寧都調整第五軍團人事未返(第五軍團政委蕭勁光在那次被撤職開除黨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亦被撤職處分)，沒有參加那次會議。待秦邦憲、張聞天回來，知道了開除我的黨籍，認為周恩來處置失當，不能因為這種小事而開除一個有長遠鬥爭歷史的高級同志。但事情已經發表，不好朝令夕改，只好過了一個短時期，再在中央會議提出討論，恢復了我的黨籍。這種業經開除黨籍一年，而能在兩個月內恢復的事情，在共產黨中是很少有的。
一九三四年四月中旬，為了工作的需要，我們高級研究班便提前畢業。在紅軍大學大禮堂舉行了一個盛大的畢業典禮。所有高級幹部都到場觀禮。毛澤東、朱德均致訓詞。高級班同學推舉我致答詞，由校長周昆同志發給我們一白布(三平方寸)的畢業文憑(他自己也領了一份)，會後敘餐，情形頗為熱烈。
畢業后的第二天，周恩來召集高級班學員，到總司令部訓話。大意是「在此革命鬥爭的嚴重環境中，各位能得到幾個月的學習時間，這是極可寶貴的事，在這一學習階段中，據我所知，多數同志均能努力學習，在軍事的修養上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其中仍有個別的同志，游擊思想仍極濃厚，政治的覺悟還不夠。希望你們自加警惕，迅速轉變，否則革命的紀律是不能放鬆的。現在，各位既已畢業，即要分配各位的工作崗位，今後務須加倍努力，庶不負黨對各位的期望……」他那副冷酷的面孔，和刻薄的語調，使我們一班同學都感到不安。

第五章
政治攻勢的發展
中共中央的領導者們，對於國軍向蘇區的圍剿形勢，一次比一次的嚴重，使他們甚感不安和憂懼!
一九三二年四次圍剿的初期、鄂、豫、皖區的紅四方面軍已被迫放棄蘇區西竄四川。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會戰，至一九三三年一月中旬以前，雖已有過初期的勝利，但嚴重的形勢仍未解除。而國民黨中央又將牽制國軍抗日的罪名加於紅軍，並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可以證明國民黨的剿共決心。今後即使順利的粉碎了國軍的第四次圍剿，但接連的更大規模的圍剿，又會到來。為了要解除這種圍剿的威脅，唯一的辦法就是實現他們一九三二年二月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政治攻勢方針，藉聯合抗日之名，以求得與國民黨暫時的妥協，以保存實力，徐圖發展。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宣言：願意在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民主利益，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和任何軍隊訂立抗日作戰協定。
這個宣言，他們不僅在蘇區散播宣傳，而且在全國各地大城市，均由地下的中共黨組織到處散發，以擴大其影響
可是國民黨並未因中共這個宣言，改變了進攻蘇區的既定故策。第四次圍剿雖然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後因軍事的失利暫告結束。但仍積極的籌備第五次更大規模的向蘇區進攻，這就是國民黨給予中共所發表「願意和任何軍隊黨訂抗日協定」宣言，最有力的答覆。
中共白髮表了上述宣言之後，更積極的去推動反蔣抗日活動。一九三三年五月，馮玉祥在蘇聯和中共的策動及幫助之下，在張家口組織了抗日同盟軍，宣布對日作戰，登時號召了察哈爾及其鄰省的雜牌軍和地方武裝參加者達十余萬人。馮玉祥以有機會可乘，立即揮軍向察東日軍佔領各縣，大舉進攻，很快的克服了察東各縣。
馮玉祥自興兵抗日以來，軍事上雖然節節勝利，但蘇聯軍品經濟援助並沒有到來，使他無法繼續下去，此時他才知道上了蘇聯和中共的大當。同時國民黨政府方面除增調大軍北上集中於河北省外，並派員勸導馮玉祥臨崖勒馬，勿以抗日為兒戲，抗日大計應候中央政府決定，請馮與中央合作。馮亦感到現狀實處於不利地位，乃于收復察東各縣后立即宣布停止作戰，準備將察哈爾軍政大權交還中央，他自己便再度下野(那是一九三三年九月的事)。
中共參加抗日同盟軍的高級人員楊曉初、劉少文、張慕陶、楊子康、吉鴻昌等，見馮玉祥又變了，他們便聯絡可能爭取的軍官，集中已能領導的軍隊，仍用抗日同盟軍的招牌，藉抗日為名，準備與國民黨展開軍事鬥爭。以配合蘇區的紅軍行動，當時推定方振武為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以吉鴻昌為總指揮，率部約六萬人向北平前進，聲勢仍相當浩大，但這些軍隊官兵是為抗日而來，現改向國軍作戰，違背初衷，多不願意，且軍費無著，生活困苦，中途逃去者甚多。迨行軍至古北口時，因前有國軍防堵，便俘的俘，逃的逃，全軍便被消滅了。吉鴻昌本人于失敗后逃赴天津，潛居於租界內，卒被國民黨偵察人員刺傷被捕，以後解赴北平槍斃了。
此次抗日同盟軍的行動，其結果雖是失敗了，但在抗日方面而言：曾收復了察東各縣失地，給予日偽軍以重大打擊，表現了中國人民抗日的力量。在中共方面來說：雖然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希望，伹卻延阻了國軍對蘇區的五次圍剿，給子中共蘇區及各地蘇區紅軍以相當時間休息整編的機會。在馮玉祥個人言，表現了他個人的號召力量，並藉此與國民政府當局取得了諒解，終出出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國軍十九路軍蔡廷鍇部，在「一二八」上海抗日戰爭時，曾得到上海人民的熱烈擁戴和全國人民的歌頌，但另一方面卻受到當時國民政府的非難，因為中央以抗日的時機尚未成熟，主張對日暫時妥協政策，避免軍事衝突；十九路軍官兵，都非常怨憤！戰爭結束后，又奉調福建擔任圍剿蘇區的工作。那時他們在意識上對中央已經有了很大的距離，所以對蘇區並無採取積極行動的決心，可是，因為既擔任了圍剿的任務，也不能不參加作戰，不過，在紅軍反第四次圍剿的戰役中，第一次被紅三軍團的紅七軍給予他們一個重創；接著第二次又由我所領導的東路紅軍給予他們一個打擊，他們鑒於這兩次敗仗，認識了紅軍的戰鬥力，於是改進攻為防守，只有深溝高壘，監視著蘇區紅軍的活動。後來由於李濟琛、陳銘樞的積極煽動，他們便醞釀著反抗國民政府的運動。
他們早已看到了中共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呼籲聯合抗日的宣言，和組織抗日聯合戰線這一套動人的主張。他們自己認為是抗日的部隊，人人以抗日英雄自豪，在抗日的口號下，當然可與紅軍合作。乃派徐名鴻為代表，攜了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四人聯名給朱毛的信，由福州經連城至長汀，先與紅十二軍接洽。然後由紅十二軍引導至瑞金，與中央接洽。信的大意是：「國民黨中央當局，不惜以辱國條件與日本妥協，而集中全力進攻蘇區，提出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不僅要消滅紅軍，而且要打垮一切抗日力量。因此，抗日革命力量必須要團結在一起。現在準備組織福建人民政府，領導福建人民，實行抗日主張；並願意和紅軍徹底合作，並肩作戰。並希望蘇維埃中央政府，派全權代表到福州，商討具體的合作辦法」。
那時國軍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已於十月開始，中共領導階層人物正在旁徨之中，突接到這個天上飛來的佳音，朱德、毛澤東等，及所有同志均歡喜若狂，一面款待來使，一面立即召開會議，討論應付辦法。當時在會議中發生了兩個不同的意見：一個是左傾路線的教條主義者的國際派，對福建人民政府缺乏信心，主張派一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州和李濟琛等先進行試探式的會商；另一個是以毛澤東為首的老紅軍；幹部派，主張立即派大員到福州舉行正式談判，並希望能夠拉緊福建人民政府，使它能跟著中共的政策走，以粉碎國軍的五次圍剿。最後是決定派潘漢年、張雲逸為代表，隨同來使赴福州，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一日，簽訂了抗日作戰協定，其內容如左：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軍，雙方面為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反對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之陰謀，並實現蘇維埃政府及紅軍每次宣言，準備進行反日的軍事同盟，因此，訂立初步協定條件如下：
一、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暫時劃定軍事疆界線（如附件），在該線不得駐紮主力軍隊。同時十九路軍必須運用各種方式，排除或消滅存在福建與蘇區接壤地區間妨礙貫徹該協定之一切障礙勢力。
二、雙方恢復輸出輸入之商品貿易，並採取互助合作原則。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贊同福建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動（各民族抗日反帝團體及革命民眾一切武裝組織，並允許出版、言論、結社、集會、罷工之自由）。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立即釋放在福建監獄中的政治犯……（錄自救國時報，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國人民政府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五日在福州宣布成立。以李濟琛任中國人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以陳銘樞任人民委員會主席。蔣光鼐任經濟委員會主席。黃琪翔任參謀團團長。蔡廷鍇任十九路軍總司令。並將福建省所轄地區劃分四個省，派出各省政府主事，並派全權代表一人駐瑞金，與蘇維埃中央政府聯絡。中共當時雖然採取了慎重的合作政策，但如何去鞏固人民政府的陣營，倒是十分注意的。他們特請福建人民政府整肅十九路軍內部的不穩份子，以鞏固內部組織。同時，急電蘇聯迅速運大量陸軍裝備及飛機來廈門補充紅軍。蘇聯對於援助中共奪取中國政權，是樂意的，特別是在日本正企圖并吞中國的時候，過去因為沒有一個海口，所以無法運送。現在既打通了福建，當然非常方便。於是，立刻答充，準備先運步槍三萬支，輕重機槍四千挺，各種大炮二百門，飛機十架，及各種彈藥通訊器材等，此種器材，已陸續集中海參威，裝船候運。另由上海先運送中國大洋券一百萬元為紅軍軍費（大部為中國銀行及實業銀行所發行之一百元券）。這一百萬元的經援，以後便成為紅軍突圍西竄的軍費。
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軍，因為內部意見複雜，矛盾叢生。中共對福建人民政府，始終是存著利用和觀望的態度，並沒有真誠合作的積極措施，當國民政府積極調動在贛、閩兩省剿共的第九師李延年部、十八軍羅卓英部、六十四軍劉和鼎部，以蔣鼎文為總指揮，準備對閩用軍事解決的時候，人民政府曾迭電中共請派遣紅軍入閩配合作戰，以阻遏國軍的攻勢；這個正是紅軍配合十九路軍先行消滅這一部國軍的大好機會，但是中共的大軍，卻遲遲不發，再三拖延時間。卒為國軍主力由蒲城進攻建甌，繼以中央突破，佔領延平，十九路軍便告瓦解，福建人民政府亦即於一九三四年一月整個崩潰了。中共援閩的一、三兩軍團只好中途折回，而蘇聯集中海參威單備援助中共的軍械和飛機，也無法運送，徒成了中共的黃粱一夢!
（作者按：本編所紀中共兩派對福建人民政府的意見，與我前著「我與紅軍」所載不同。是因當時記憶錯誤所致，特在此更正）
中共的高級領導同志，與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軍簽訂聯合抗日協定時期，儘管意見不同，主張有異，但自十九路軍失敗后，中央蘇區又受到國軍五次圍剿的更大壓力，才認識過去措誤，失去了一個政冶攻勢的良好機會。但事成過去，後悔是無濟於事的，他們只有繼續的努力去開展政冶攻勢的策略。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又發表了告全國民眾書，提出了反帝統一戰線的綱領：
一、堅決反對……投降出賣政策，拋棄對國聯和美國的任何幻想，只有工人農民和一切勞動者的團結與統一，才是中國民族對帝國主義的抵抗力量及其勝利的保證。
二、全國民眾必須起來為保衛中國領土與獨立而作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
三、號召民眾，參加抗日戰爭與游擊戰爭，積極援助群眾，抵制日貨的行動與宣傳募捐援助義勇軍。
四、用軍器庫及入口武器來武裝民眾，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財產和一切賣國賊漢奸的財產，作為抗日費用。
五、完全脫離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和賣國賊的影響，取消一切對債務和借款利息的支付，設施累進稅以應用度。
六、中國必須完全對日絕交，動員整個海陸空軍對日作戰，立即停止進攻蘇區及軍閥戰爭。
七、反對……出賣東北、華北和中國的「塘沽協定」，以及中日直接交涉。
民眾們!這就是我們的鬥爭綱領。每個勞動者，一切真正反對帝國主義分子應擁護這個綱領。中共這個文告發表后，得到了宋慶齡等幾千民族愛國人士的反應，他們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廿日公布了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他們這個綱領包含了下列條款：
一、全體武裝總動員——一切海陸空軍立刻開赴前線對日作戰，立刻停止屠殺中國同胞的戰爭。
二、全體人民總動員——各界同胞動員起來，去參加抗日救國的神聖戰爭的前線和後方工作。
三、全體人民總武裝。
四、採下列辦法籌措抗日戰費——
（甲）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一切財產，同時停付日本一切債款。
（乙）沒收一切賣國賊的財產。
（丙）國庫一切收入，都用作對日作戰的經費。
（丁）實行徵收財產累進所得稅。
（戌）在國內人民和國外華僑，以及一切同情中國人民的人士當中，進行廣大的募捐運動。
五、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同時設立地方分會和下層組織。
六、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日本的勞動民眾、高麗人、台灣人等等）作友軍；同時，與一切對中國人民武裝抗日同情援助或守善意中立的國家和民族，建立友誼關係。
中共這次政治攻勢雖然未能得到實際上的援助，但在政治上的影響是收到了相當的效果的，以後一九三五年的西安事變，以及由此造成的國軍停止進攻蘇區延安，容納朱毛紅軍參加抗日等措施，都是中共政治攻勢繼續發展的結果。
















第八編

中央蘇區的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