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党》周恩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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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党》周恩来（二）
由 侯保林 » 2021年2月16日
本卷集中共第一代党匪的主要人物，并通过每位些许的历史事件来显现其人的恶劣禀性，同时也将一些被埋没的历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开。所有内容皆来自网络。人们可以看到，但凡卷入了这似绞肉机的共产体制，如不尽早脱离，像陈独秀、张国涛等，那么其结果，不是为争权夺利在倾轧互斗中悲惨痛苦地被灭亡，能活下来的，就几近魔鬼了。与前两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
－－整编者注
2013年11月24日 [转载]对周恩来的负面评价你知多少？
现在坊间对周恩来的评价大体有三种。
一是以中共为代表的’光辉论’；二是民间流传的周恩来富有人情味的各种故事；
三是骂周恩来是个奴才，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低头哈腰。
试问持’光辉论’者，略微查查周恩来的历史，建国之前，历次的错误路线，除了第一次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他没来得及参加之外，而后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错误路线，周恩来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的执行者和领导人；再说建国之后，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大跃進、以及文化大革命，哪一次的路线斗争没有周恩来的份？他的光辉到底在哪儿？至于’人情味’，更不值一驳。
我并不否认周恩来有人情味的一面，可是同一个周恩来，在关键场合却不见他有过丝毫’人情味’，比如他曾亲自批示，以通敌叛国罪名，逮捕他的干女儿孙维世。
他还亲自下令批捕了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他这时的人情味到哪里去了？类似事例和周恩来富有人情的表现几乎一样多，又该如何解释？仅仅把周恩来看成一味向毛泽东摇尾乞怜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样与事实相抵触。
周恩来是一个毛泽东在被百姓当作神崇拜时都扳他不倒的人，这股力量岂是靠拍马就能形成的？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无人敢怀疑他，死后不久，那神灵般的光环即刻消退，连普通百姓也逐渐认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恩来在世时，民众自以为了解他，可是随着他离世的年份愈长，引人怀疑之处就愈多。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转正）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时年二十六岁。周恩来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翻查一下历史纪录，就不免令人疑云顿生：国民党方面，他毫无功绩，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些功绩，但也少得可怜：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南开中学建立了一个十来人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办过一份叫《向导》的杂志，发表过一二篇思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参加过南开学生话剧团（当时称文明戏），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运动中，组织过南开学生上街被捕，关押半年后释放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任少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书记，1921年中共成立后转为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仅此而已。
竟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那来这么大的的能量？
关健在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共产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诺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便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由此可见周恩来和季米特诺夫的关系。他在法国虽然有留学之名无留学之实，可是却获得政治晋升的最佳捷径。季米特诺夫当时还是共产国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的创办人，他在法国及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什么训，不就昭然若揭了吗？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回国，绝非偶然。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共产国际要派一批受过训的中国同志回来，周恩来带的推荐信，只是让他验明正身。
明白了这层关系，也就明白了邓颖超飞速擢升的原因。周恩来旅欧期间，若与国内新成立的共产党毫无联系，对他今后的发展及在党内的地位显然不利，邓颖超就担任起这一联络人角色，周恩来则通过共产国际关系使邓颖超迅速上升，升职后的邓颖超又能给周恩来進行更有效的活动。对共产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国共产党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恩来是共产国际代表的代表。中共当时完全受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控制和领导，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傅钟、刘伯坚、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赵世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中共中央秘书长)、郓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陈乔年(陈独秀之子、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等。当时旅欧中国青年因政治见解不同，常为中国前途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挥拳动手打起来，周恩来常扮演一个调停者、和事佬的角色，这就锻炼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外交才能。
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共产党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在党内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了南昌起义。不久，毛泽东也发动了秋收起义。毛泽东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了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共产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人马已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活动等。按苏联的见解，射秽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手下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的做法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指挥，派陈毅去夺了毛泽东兵权，撤消其职务并逐出政治局。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转移，進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博古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恩来半句。两天两夜会议争斗的结果，博古被迫交权。博古失败是因为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博古彻底垮台了，连同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是苏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败得最惨的一次。此后，苏共在政治军事及组织人事上，都无法再完全操纵控制中共，军事上的连连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
周恩来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
毛泽东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让红四方面军的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说得好听一些是金蝉脱壳，问题在于这壳太大，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当时在人数上比毛周的红一方面军要多得多，充作诱饵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应是’金蝉脱身’，只是毛周在斩断此’身’时，并不会疼痛。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的名号。
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他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
毛泽东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深刻的检查，但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
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泽东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
把文化大革命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根据前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的嫡系。毛泽东可把以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恩来的势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
周恩来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
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毛，但是架空毛泽东的举动确实已有数年，毛泽东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刘少奇、彭真已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大跃進失败之后，毛泽东被迫在党内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极为直截了当地在大会上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
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结论很简单，刘少奇脱离了毛泽东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出席政治局会议时一言不发，坐得离毛泽东远远的，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派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泽东就只剩下林彪唯一的死党了，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泽东成了孤家寡人。
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泽东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达到和毛泽东并驾齐驱地步。可惜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着：他们为了麻痹毛泽东，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开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
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他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和民众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发动文化大革命（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毛泽东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亵渎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
为了以防万一，毛泽东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调入北京。毛泽东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泽东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乎意料的反击和对手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使毛泽东乱中求胜的险棋得逞。与此正面宣传的是：周恩来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负重，如果他不顾全大局，全国将更乱得不可收拾。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呜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浴血奋战，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何者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民族的命运？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叛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
周恩来的懦弱，毫无政治理想，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了搞垮刘少奇的胜利，但他并不善罢干休，毛泽东认为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
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泽东部署了对周恩来的攻击：一是利用红卫兵联动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抛出周恩来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随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得以获释的材料，依共党纪律，凡被捕后发表脱党声明求得获释，便是叛徒。但结果却是联动成员，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二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囗号，结果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即着名的武汉兵变和大闹怀仁堂事件），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由于军中分裂的迹象日趋严重，毛泽东最后只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换取冲突平息；三是批孔批《水浒》同样是以毛的退让失败而告终。四是反周，毛泽东已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也已出尽了，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最后毛泽东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恩来多活了八个月，但他仍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恩来的势力，周恩来的势力没垮，最终取胜的仍是他。
不少人为周恩来辩解道，当时他若同毛泽东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如此结论，暂且试举二例：一是1966年冬，毛泽东在杭州遥控，江青在京，背地里唆使红卫兵冲進中南海，包围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二十四小时之久。周劝说红卫兵撤退无效，军方大怒，某军头调军入京，向包围国务院的红卫兵开枪扫射，用周恩来的原话来说’死了很多人’（此一事件是周本人亲口向文革后来访的斯诺透露的）。毛泽东闻讯后，不敢有所动作，反称红卫兵受反革命挑动，把围周事件的头头全部逮捕入狱；二是武汉兵变，更是著名，毛泽东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泽东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泽东本人也到了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泽东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恩来把陈再道带到北京，当时虽解除了职务，可却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一人。由此可见，连陈再道这样一个军区司令公然对抗，毛泽东都奈何他不得，遑论周恩来！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泽东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名曰周恩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会上周恩来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取毛泽东军权的事实。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过节。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囗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苏联顾问李德和毛泽东、彭德怀一直争执不休，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我，得负主要责任，我请求党中央解除我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去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另一种说法是林彪派兵包围遵义会议，说不开出个结果，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果就是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见势不妙，才转舵）。
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
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周恩来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恩来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恩来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恩来周的一贯表现。
－－https://listentomoon.wordpress.com/2013/11/24/[转载]对周恩来的负面评价你知多少？
2020年1月14 日 鲜为人知的周恩来的又一罪证
近年来，大量的有关周恩来在饿死人事件中的负面信息开始披露。他助纣为虐，鼓吹共产风，大刮浮夸风，对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擢发难数的滔天罪行。以周恩来署名1959年10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重量级文章——《伟大的十年》。这是一篇通篇充满谎言的“奇文”，更是周恩来的白纸黑字的一大罪证。
这是一篇迄今为止未曾被收录進任何一本官方出版的《选集》、《文选》、《文集》或传记之类的文章。正因为如此，鲜为人知。
文中写道：“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進的一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進的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進的基础上继续大跃進。”周恩来继续写道：“一九五九年，我国将要生产二千万吨生铁，其中约有一半是小高炉生产的。我们多年来建设的大中型高炉的总容积约为二万四千立方米，而两年来新建的已经正常生产的小高炉的总容积就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以上，至于小高炉的生产技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犹如大高炉一样，更是丝毫不用大惊小怪。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炉的利用系数和产品品质已经大大提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其中比较好的已经接近大高炉的水准……最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
周恩来继续写道：“我国的农业生产，今年虽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依靠我们在水利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依靠新诞生的人民公社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同灾害進行了紧张的斗争，许多地区的灾情已经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丰收。”什么“特大丰收”？！什么“更大的丰收”？！这是十足的信口胡说，这是为他的横征暴敛制造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对当时全国粮食形势的险恶，了如指掌。“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给他送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2版，第750页）。就在总理办公室当年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的三十二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就有九百九十四处之多（欲鸣《为林彪元帅鸣冤》第173页）。更不能容忍的是，1958年上半年全国大饥荒的迹象已显现。连当年激進得不能再激進的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1959年1月都作出当月“会有五百万人浮肿，七万人饿死”的估计。周恩来则估计“会有十二万人饿死”（电话会议，1959年1月20日，甘肃91-18-513，p.59)。周恩来明明知道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同胞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又公然在《人民日报》上大书特书1958年的“特大丰收”、1959年的“更大的丰收”。周恩来缘何置五亿农民的死活于不顾，如此信口雌黄，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啊！
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荒唐离谱的赞歌尚未尽兴，就在一千多万农民同胞惨遭饿死入土后的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竟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2005年版，第157页）。看到这些罪恶的文字，实在欲哭无泪啊！周恩来罪恶滔天，就是判他一万次死刑，亦难解五亿多农民同胞的心头之恨。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1/14/919456.html
－－整编者注
2013年11月24日 [转载]对周恩来的负面评价你知多少？
现在坊间对周恩来的评价大体有三种。
一是以中共为代表的’光辉论’；二是民间流传的周恩来富有人情味的各种故事；
三是骂周恩来是个奴才，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低头哈腰。
试问持’光辉论’者，略微查查周恩来的历史，建国之前，历次的错误路线，除了第一次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他没来得及参加之外，而后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错误路线，周恩来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的执行者和领导人；再说建国之后，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大跃進、以及文化大革命，哪一次的路线斗争没有周恩来的份？他的光辉到底在哪儿？至于’人情味’，更不值一驳。
我并不否认周恩来有人情味的一面，可是同一个周恩来，在关键场合却不见他有过丝毫’人情味’，比如他曾亲自批示，以通敌叛国罪名，逮捕他的干女儿孙维世。
他还亲自下令批捕了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他这时的人情味到哪里去了？类似事例和周恩来富有人情的表现几乎一样多，又该如何解释？仅仅把周恩来看成一味向毛泽东摇尾乞怜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样与事实相抵触。
周恩来是一个毛泽东在被百姓当作神崇拜时都扳他不倒的人，这股力量岂是靠拍马就能形成的？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无人敢怀疑他，死后不久，那神灵般的光环即刻消退，连普通百姓也逐渐认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恩来在世时，民众自以为了解他，可是随着他离世的年份愈长，引人怀疑之处就愈多。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转正）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时年二十六岁。周恩来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翻查一下历史纪录，就不免令人疑云顿生：国民党方面，他毫无功绩，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些功绩，但也少得可怜：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南开中学建立了一个十来人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办过一份叫《向导》的杂志，发表过一二篇思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参加过南开学生话剧团（当时称文明戏），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运动中，组织过南开学生上街被捕，关押半年后释放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任少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书记，1921年中共成立后转为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仅此而已。
竟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那来这么大的的能量？
关健在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共产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诺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便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由此可见周恩来和季米特诺夫的关系。他在法国虽然有留学之名无留学之实，可是却获得政治晋升的最佳捷径。季米特诺夫当时还是共产国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的创办人，他在法国及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什么训，不就昭然若揭了吗？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回国，绝非偶然。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共产国际要派一批受过训的中国同志回来，周恩来带的推荐信，只是让他验明正身。
明白了这层关系，也就明白了邓颖超飞速擢升的原因。周恩来旅欧期间，若与国内新成立的共产党毫无联系，对他今后的发展及在党内的地位显然不利，邓颖超就担任起这一联络人角色，周恩来则通过共产国际关系使邓颖超迅速上升，升职后的邓颖超又能给周恩来進行更有效的活动。对共产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国共产党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恩来是共产国际代表的代表。中共当时完全受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控制和领导，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傅钟、刘伯坚、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赵世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中共中央秘书长)、郓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陈乔年(陈独秀之子、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等。当时旅欧中国青年因政治见解不同，常为中国前途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挥拳动手打起来，周恩来常扮演一个调停者、和事佬的角色，这就锻炼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外交才能。
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共产党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在党内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了南昌起义。不久，毛泽东也发动了秋收起义。毛泽东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了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共产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人马已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活动等。按苏联的见解，射秽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手下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的做法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指挥，派陈毅去夺了毛泽东兵权，撤消其职务并逐出政治局。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转移，進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博古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恩来半句。两天两夜会议争斗的结果，博古被迫交权。博古失败是因为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博古彻底垮台了，连同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是苏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败得最惨的一次。此后，苏共在政治军事及组织人事上，都无法再完全操纵控制中共，军事上的连连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
周恩来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
毛泽东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让红四方面军的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说得好听一些是金蝉脱壳，问题在于这壳太大，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当时在人数上比毛周的红一方面军要多得多，充作诱饵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应是’金蝉脱身’，只是毛周在斩断此’身’时，并不会疼痛。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的名号。
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他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
毛泽东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深刻的检查，但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
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泽东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
把文化大革命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根据前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的嫡系。毛泽东可把以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恩来的势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
周恩来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
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毛，但是架空毛泽东的举动确实已有数年，毛泽东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刘少奇、彭真已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大跃進失败之后，毛泽东被迫在党内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极为直截了当地在大会上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
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结论很简单，刘少奇脱离了毛泽东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出席政治局会议时一言不发，坐得离毛泽东远远的，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派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泽东就只剩下林彪唯一的死党了，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泽东成了孤家寡人。
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泽东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达到和毛泽东并驾齐驱地步。可惜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着：他们为了麻痹毛泽东，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开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
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他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和民众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发动文化大革命（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毛泽东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亵渎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
为了以防万一，毛泽东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调入北京。毛泽东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泽东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乎意料的反击和对手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使毛泽东乱中求胜的险棋得逞。与此正面宣传的是：周恩来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负重，如果他不顾全大局，全国将更乱得不可收拾。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呜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浴血奋战，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何者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民族的命运？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叛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
周恩来的懦弱，毫无政治理想，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了搞垮刘少奇的胜利，但他并不善罢干休，毛泽东认为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
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泽东部署了对周恩来的攻击：一是利用红卫兵联动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抛出周恩来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随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得以获释的材料，依共党纪律，凡被捕后发表脱党声明求得获释，便是叛徒。但结果却是联动成员，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二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囗号，结果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即着名的武汉兵变和大闹怀仁堂事件），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由于军中分裂的迹象日趋严重，毛泽东最后只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换取冲突平息；三是批孔批《水浒》同样是以毛的退让失败而告终。四是反周，毛泽东已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也已出尽了，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最后毛泽东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恩来多活了八个月，但他仍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恩来的势力，周恩来的势力没垮，最终取胜的仍是他。
不少人为周恩来辩解道，当时他若同毛泽东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如此结论，暂且试举二例：一是1966年冬，毛泽东在杭州遥控，江青在京，背地里唆使红卫兵冲進中南海，包围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二十四小时之久。周劝说红卫兵撤退无效，军方大怒，某军头调军入京，向包围国务院的红卫兵开枪扫射，用周恩来的原话来说’死了很多人’（此一事件是周本人亲口向文革后来访的斯诺透露的）。毛泽东闻讯后，不敢有所动作，反称红卫兵受反革命挑动，把围周事件的头头全部逮捕入狱；二是武汉兵变，更是著名，毛泽东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泽东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泽东本人也到了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泽东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恩来把陈再道带到北京，当时虽解除了职务，可却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一人。由此可见，连陈再道这样一个军区司令公然对抗，毛泽东都奈何他不得，遑论周恩来！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泽东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名曰周恩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会上周恩来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取毛泽东军权的事实。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过节。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囗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苏联顾问李德和毛泽东、彭德怀一直争执不休，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我，得负主要责任，我请求党中央解除我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去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另一种说法是林彪派兵包围遵义会议，说不开出个结果，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果就是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见势不妙，才转舵）。
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
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周恩来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恩来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恩来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恩来周的一贯表现。
－－https://listentomoon.wordpress.com/2013/11/24/[转载]对周恩来的负面评价你知多少？
2020年1月14 日 鲜为人知的周恩来的又一罪证
近年来，大量的有关周恩来在饿死人事件中的负面信息开始披露。他助纣为虐，鼓吹共产风，大刮浮夸风，对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擢发难数的滔天罪行。以周恩来署名1959年10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重量级文章——《伟大的十年》。这是一篇通篇充满谎言的“奇文”，更是周恩来的白纸黑字的一大罪证。
这是一篇迄今为止未曾被收录進任何一本官方出版的《选集》、《文选》、《文集》或传记之类的文章。正因为如此，鲜为人知。
文中写道：“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進的一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進的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進的基础上继续大跃進。”周恩来继续写道：“一九五九年，我国将要生产二千万吨生铁，其中约有一半是小高炉生产的。我们多年来建设的大中型高炉的总容积约为二万四千立方米，而两年来新建的已经正常生产的小高炉的总容积就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以上，至于小高炉的生产技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犹如大高炉一样，更是丝毫不用大惊小怪。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炉的利用系数和产品品质已经大大提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其中比较好的已经接近大高炉的水准……最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
周恩来继续写道：“我国的农业生产，今年虽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依靠我们在水利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依靠新诞生的人民公社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同灾害進行了紧张的斗争，许多地区的灾情已经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丰收。”什么“特大丰收”？！什么“更大的丰收”？！这是十足的信口胡说，这是为他的横征暴敛制造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对当时全国粮食形势的险恶，了如指掌。“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给他送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2版，第750页）。就在总理办公室当年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的三十二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就有九百九十四处之多（欲鸣《为林彪元帅鸣冤》第173页）。更不能容忍的是，1958年上半年全国大饥荒的迹象已显现。连当年激進得不能再激進的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1959年1月都作出当月“会有五百万人浮肿，七万人饿死”的估计。周恩来则估计“会有十二万人饿死”（电话会议，1959年1月20日，甘肃91-18-513，p.59)。周恩来明明知道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同胞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又公然在《人民日报》上大书特书1958年的“特大丰收”、1959年的“更大的丰收”。周恩来缘何置五亿农民的死活于不顾，如此信口雌黄，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啊！
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荒唐离谱的赞歌尚未尽兴，就在一千多万农民同胞惨遭饿死入土后的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竟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2005年版，第157页）。看到这些罪恶的文字，实在欲哭无泪啊！周恩来罪恶滔天，就是判他一万次死刑，亦难解五亿多农民同胞的心头之恨。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1/14/9194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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