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黨》周恩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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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黨》周恩來（二）
由 侯保林 » 2021年2月16日
本卷集中共第一代黨匪的主要人物，並通過每位些許的歷史事件來顯現其人的惡劣稟性，同時也將一些被埋沒的歷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開。所有內容皆來自網路。人們可以看到，但凡捲入了這似絞肉機的共產體制，如不儘早脫離，像陳獨秀、張國濤等，那麼其結果，不是為爭權奪利在傾軋互斗中悲慘痛苦地被滅亡，能活下來的，就幾近魔鬼了。與前兩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
－－整編者注
2013年11月24日 [轉載]對周恩來的負面評價你知多少？
現在坊間對周恩來的評價大體有三種。
一是以中共為代表的』光輝論』；二是民間流傳的周恩來富有人情味的各種故事；
三是罵周恩來是個奴才，在毛澤東面前搖尾乞憐，低頭哈腰。
試問持』光輝論』者，略微查查周恩來的歷史，建國之前，歷次的錯誤路線，除了第一次陳獨秀的錯誤路線，他沒來得及參加之外，而後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錯誤路線，周恩來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的執行者和領導人；再說建國之後，反右鬥爭、人民公社、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哪一次的路線鬥爭沒有周恩來的份？他的光輝到底在哪兒？至於』人情味』，更不值一駁。
我並不否認周恩來有人情味的一面，可是同一個周恩來，在關鍵場合卻不見他有過絲毫』人情味』，比如他曾親自批示，以通敵叛國罪名，逮捕他的乾女兒孫維世。
他還親自下令批捕了自己的親弟弟周同宇，他這時的人情味到哪裡去了？類似事例和周恩來富有人情的表現幾乎一樣多，又該如何解釋？僅僅把周恩來看成一味向毛澤東搖尾乞憐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樣與事實相抵觸。
周恩來是一個毛澤東在被百姓當作神崇拜時都扳他不倒的人，這股力量豈是靠拍馬就能形成的？
毛澤東活著的時候無人敢懷疑他，死後不久，那神靈般的光環即刻消退，連普通百姓也逐漸認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恩來在世時，民眾自以為了解他，可是隨著他離世的年份愈長，引人懷疑之處就愈多。
一九二四年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為剛成立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轉正）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軍銜是中將。時年二十六歲。周恩來到底何德何能，出國所謂留學數年，歸來便獲如此重任？翻查一下歷史紀錄，就不免令人疑雲頓生：國民黨方面，他毫無功績，共產黨方面雖然有些功績，但也少得可憐：五四運動前夕，他在南開中學建立了一個十來人的學生組織』覺悟社』，辦過一份叫《嚮導》的雜誌，發表過一二篇思想簡單幼稚的文章和幾首貌似詩的詩，參加過南開學生話劇團（當時稱文明戲），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運動中，組織過南開學生上街被捕，關押半年後釋放去法國勤工儉學。在法期間任少年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書記，1921年中共成立後轉為中共旅歐支部書記，僅此而已。
竟得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官職，地位僅次於蔣介石。他那來這麼大的的能量？
關健在周恩來歸國途中，懷裡揣著一封推薦信。寫信人是共產國際執委書記、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諾夫。收信人是當時蘇聯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鮑羅廷一見此信，二話不說，便任命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並授中將軍銜給這位從未上過戰場的青年人。由此可見周恩來和季米特諾夫的關係。他在法國雖然有留學之名無留學之實，可是卻獲得政治晉陞的最佳捷徑。季米特諾夫當時還是共產國情報局主席，周恩來恰恰是中共特務組織的創辦人，他在法國及德國留的什麼學，受的什麼訓，不就昭然若揭了嗎？他在黃埔軍校成立前夕回國，絕非偶然。事實上，鮑羅廷早就知道共產國際要派一批受過訓的中國同志回來，周恩來帶的推薦信，只是讓他驗明正身。
明白了這層關係，也就明白了鄧穎超飛速擢升的原因。周恩來旅歐期間，若與國內新成立的共產黨毫無聯繫，對他今後的發展及在黨內的地位顯然不利，鄧穎超就擔任起這一聯絡人角色，周恩來則通過共產國際關係使鄧穎超迅速上升，升職后的鄧穎超又能給周恩來進行更有效的活動。對共產國際來說，周恩來是操縱中國共產黨的工具，而對中共來說，周恩來是共產國際代表的代表。中共當時完全受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控制和領導，他們賞識誰，誰就能在中共佔據要津，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就連中共黨史也無法遮掩這一事實。
現在我們可以歸納總結一下周恩來旅歐期間的成就：他除了成為季米特諾夫親信之外，還利用旅歐支部，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幫派體系，這一幫派體系對他一生的重要性，我們只須看看名單就知道：朱德、葉劍英、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維漢、聶榮臻、傅鍾、劉伯堅、蔡和森（歸國後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一度任中央書記）、趙世炎(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王若飛(中共中央秘書長)、鄆代英（歸國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廣州區委書記）、陳喬年(陳獨秀之子、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向警予（蔡和森之妻，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蔡暢（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員）等。當時旅歐中國青年因政治見解不同，常為中國前途問題爭執不休，甚至揮拳動手打起來，周恩來常扮演一個調停者、和事佬的角色，這就鍛煉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外交才能。
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在上海對共產黨大開殺戒，中共開始公開籌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周恩來的背景和作用在黨內就變得異常重要起來。他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和朱德、賀龍、葉劍英等策動了南昌起義。不久，毛澤東也發動了秋收起義。毛澤東的草根性和自發性使他選擇了到偏避山區佔山為王；周恩來遵循共產國際指令去攻打廣州，僅至半途，人馬已損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領去井岡山借毛澤東地盤躲避。周恩來仍去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策劃城市暴動搞暗殺活動等。按蘇聯的見解，射穢主義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發動城市起義。周恩來雖然屢戰屢敗，手下人馬十損其九，卻始終堅定不移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斯大林對毛澤東盤據山區的做法非常不滿，指責其是』富農路線』，周恩來奉命從上海趕去江西瑞金，親自坐鎮指揮，派陳毅去奪了毛澤東兵權，撤消其職務並逐出政治局。盲從斯大林的結果，連江西根據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轉移，進行長征。由於連打敗仗，士氣低落，軍心渙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開小差。十萬人的隊伍跑到遵義，只剩下二萬人。這支隊伍面臨徹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現重大失誤都有人被拋出當替罪羊。第一次是陳獨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傾路線的具體執行者都是周恩來，但他在黨內的地位絲毫未動搖。至於這第四次所謂王明、博古路線，周在軍事上的責任更大。但奇怪的是，毛澤東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發難時，矛頭直指博古，未傷及周恩來半句。兩天兩夜會議爭鬥的結果，博古被迫交權。博古失敗是因為周恩來轉而支持毛澤東。博古徹底垮台了，連同他從莫斯科帶回來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是蘇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敗得最慘的一次。此後，蘇共在政治軍事及組織人事上，都無法再完全操縱控制中共，軍事上的連連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
周恩來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一下參加遵義會議成員的名單就知道，周恩來的勢力幾乎佔了八九成。毛澤東如同時挑戰周恩來肯定贏不了，說不定自身還要遭遇厄運。
毛澤東接手指揮權后，以黨中央名義電令紅四方面軍，繼續按原定計劃北上，還裝模作樣約定了會合地點，讓紅四方面軍的行蹤完全暴露，吸引了蔣介石調軍圍追，他和周恩來卻悄悄溜向陝北延安，說得好聽一些是金蟬脫殼，問題在於這殼太大，張國燾所率領的紅四方面軍當時在人數上比毛周的紅一方面軍要多得多，充作誘餌的紅四方面軍幾乎全軍覆沒，這應是』金蟬脫身』，只是毛周在斬斷此』身』時，並不會疼痛。毛、周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過來倒打一耙，說張國燾擅自率軍逃跑，另立中央，給張國燾安上個陰謀家的名號。
毛澤東到延安腳跟甫穩，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王稼祥踢出局。他不相信來自莫斯科的人，但對兩虎共存的局面來說，又必須要有一個能起緩衝作用的中間人物，這個人物既不能與莫斯科關係太深（毛澤東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勢力和組織系統（周恩來不放心），但黨內卻要有相當資歷。毛澤東挑選了劉少奇。
毛澤東把劉少奇扶植上來之後，經過數年經營，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來的勢力，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周恩來在整風時作過深刻的檢查，但看來他的實力並沒有受到重創，他的地位依然穩固如舊。
直到如今，海內外輿論仍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權力鬥爭，或者是毛澤東路線與劉少奇路線的鬥爭。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劉少奇就被打倒了，毛澤東已取得了權力鬥爭的勝利，為什麼遲遲不結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續到他去世，由別人來結束？
把文化大革命作毛劉之間的鬥爭，顯然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還有，頭號走資派劉少奇被交給紅衛兵狠斗亂打，最後慘死獄中；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卻被保護起來，下放在江西農場養老；三號走資派陶鑄下場和劉少奇一樣；四號走資派譚震林大鬧懷仁堂，當面拍桌罵江青，卻安然無事。這些現象又該如何解釋？
根據前文所述，免受紅衛兵瘋狂衝擊的都是周恩來的嫡系。毛澤東可把以劉少奇輕易置於死地，卻無把握能擊垮周恩來的勢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諱，只能借打劉餘風，順勢掃一下周的陣營，不敢直接對陣開戰。
周恩來只在一個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維護他那幫派體系的地位和權勢，這是他至高無上的原則，為了這一原則，他可以迎合毛澤東，也可以抵抗毛澤東，為了這一原則他可以犧牲任何社會正義與理想，至於這幫派體系之外的人，因他這一原則遭受犧牲更是不在話下。
劉少奇雖然沒有明目張胆地反毛，但是架空毛澤東的舉動確實已有數年，毛澤東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報》或《北京日報》發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劉少奇、彭真已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裡。大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被迫在黨內七千人大會上作檢討，劉少奇雖然未點名，卻極為直截了當地在大會上說領袖不是神，也有犯錯誤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盲目跟隨，喊萬歲是封建主義等等。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問題。
與光桿司令相差無幾的劉少奇哪來的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澤東收斂氣勢，處於半退隱狀態？結論很簡單，劉少奇脫離了毛澤東的陣營，和周恩來結成了聯盟（六零年後，鄧小平把中央書記處工作全部交給副手彭真處理，自己一心玩橋牌，出席政治局會議時一言不發，坐得離毛澤東遠遠的，這表明周派早就預謀讓劉派充當與毛直接衝突的馬前卒）。他們倆結成聯盟，中央高層權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澤東就只剩下林彪唯一的死黨了，而林彪自建國以後，幾乎從不過問政治，政治局會議極少參加。一個原因是他脊髓神經受過槍傷，身體十分虛弱，怕風怕光怕冷怕熱，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澤東成了孤家寡人。
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毛澤東的威信大挫之後，劉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達到和毛澤東並駕齊驅地步。可惜他們設計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錯著：他們為了麻痹毛澤東，為了遮蓋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時，卻在輿論方面開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澤東。
毛澤東精心部署的反擊方式是他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他利用對手為了麻痹自己和民眾所搞的個人崇拜，借力打力，乾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過廣播電台發動文化大革命（命令中央電台廣播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煽動千百萬無知的民眾和狂熱的青年造反，讓全國迅速處於癱瘓狀態。毛澤東此時在民間已如同神，民眾只要知道有誰竟敢不敬、褻瀆這位神，非蜂擁而上，咬死他撕爛他不可。
為了以防萬一，毛澤東在號召全國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軍調入北京。毛澤東調兵入京與其說真的決心同周恩來作軍事決戰，還不如說是擺開一個決戰的架勢。毛澤東深諳周恩來的性格。果然，周恩來在出乎意料的反擊和對手打算蠻幹的架勢面前，驚慌失措一陣之後，退縮了，他選擇了拋棄劉少奇，以求自保，使毛澤東亂中求勝的險棋得逞。與此正面宣傳的是：周恩來當時這麼做是為了顧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負重，如果他不顧全大局，全國將更亂得不可收拾。中國那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到處槍炮轟嗚打內戰，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還有什麼大局可顧？民間尚有不少平頭百姓，為了捍衛劉少奇不惜浴血奮戰，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權的周恩來，何者更有社會正義、更關心民族的命運？周恩來背叛了劉少奇，也背叛了眾多敢於以生命作抗爭的民眾。
周恩來的懦弱，毫無政治理想，在危急關頭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澤東輕易獲了搞垮劉少奇的勝利，但他並不善罷干休，毛澤東認為只有搞垮周恩來，絕對權威的地位才能真正鞏固。
就在劉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時，毛澤東部署了對周恩來的攻擊：一是利用紅衛兵聯動組織，在北京街頭貼大字報，拋出周恩來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期間被捕，隨後在報上刊登《伍豪（周當時代號）脫黨啟事》得以獲釋的材料，依共黨紀律，凡被捕后發表脫黨聲明求得獲釋，便是叛徒。但結果卻是聯動成員，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數逮捕；二是通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王力、關鋒、戚本禹提出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囗號，結果遭到周恩來的軍中勢力激烈抵抗，大有決戰之勢（即著名的武漢兵變和大鬧懷仁堂事件），毛澤東見勢不妙，拋出王、關、戚作犧牲品，由於軍中分裂的跡象日趨嚴重，毛澤東最後只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換取衝突平息；三是批孔批《水滸》同樣是以毛的退讓失敗而告終。四是反周，毛澤東已動用江青親自出馬，毛此時手中的大牌也已出盡了，而周恩來只是炮製了《紅都女皇》事件作為反擊，江青落得裡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機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掃地、氣焰難再。最後毛澤東的取勝僅僅靠天相助，比周恩來多活了八個月，但他仍無力也無足夠的時間全掃周恩來的勢力，周恩來的勢力沒垮，最終取勝的仍是他。
不少人為周恩來辯解道，當時他若同毛澤東公開對抗，不但保不了別人，連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從目前公開的事實來看，根本不應得出如此結論，暫且試舉二例：一是1966年冬，毛澤東在杭州遙控，江青在京，背地裡唆使紅衛兵沖進中南海，包圍國務院，將周恩來圍困二十四小時之久。周勸說紅衛兵撤退無效，軍方大怒，某軍頭調軍入京，向包圍國務院的紅衛兵開槍掃射，用周恩來的原話來說』死了很多人』（此一事件是周本人親口向文革後來訪的斯諾透露的）。毛澤東聞訊后，不敢有所動作，反稱紅衛兵受反革命挑動，把圍周事件的頭頭全部逮捕入獄；二是武漢兵變，更是著名，毛澤東要軍隊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漢軍區偏偏支右。毛澤東派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王力到武漢發動』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鍾漢華乾脆把王力抓起來。他們聽說毛澤東本人也到了武漢督陣，就發動幾十萬市民包圍武漢機場，要把毛澤東攔截下來，毛見勢不妙，趕緊脫身。要周恩來出面去平息事態。周恩來把陳再道帶到北京，當時雖解除了職務，可卻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一人。由此可見，連陳再道這樣一個軍區司令公然對抗，毛澤東都奈何他不得，遑論周恩來！
一九七零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借故批判陳伯達，並株連林彪，向與會者傳遞了毛澤東對林彪不滿的信息。會議結束后，周恩來並沒有馬上返京處理事務，而是留了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下來，名曰周恩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報告。會上周恩來不談當前形勢，卻回顧歷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取毛澤東軍權的事實。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條信息：他在黨內地位曾高於毛澤東；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嚴重過節。好幾年之後，一位在場的聽眾、某軍區頭頭回憶此事時說，』我當時非常震驚。一是第一次知道這段歷史的震驚，二是感到有點不對勁，好象毛主席和周恩來也不那麼友好。但當時不敢多想，這種事想多了，萬一不慎說出囗來，會給自己惹大麻煩。後來到了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明顯想把火引到周總理身上去，我對廬山會上的報告就恍然大悟，看來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類似的高姿態，表現在周恩來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義會議上他同樣也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當博古、蘇聯顧問李德和毛澤東、彭德懷一直爭執不休，博古堅決不肯認錯讓步時，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說』軍事失利，作為軍事部長的我，得負主要責任，我請求黨中央解除我軍事部長的職務』。周恩來這一高姿態表演，既使博古失去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讚揚，博古被迫讓步交權，博古交權就完蛋，周恩來依然穩坐中央核心。（另一種說法是林彪派兵包圍遵義會議，說不開出個結果，不許散會。所謂開出個結果就是恢復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周恩來見勢不妙，才轉舵）。
周恩來』人情味』表現同樣如此。
試舉一例，西安事變中，周恩來表達了中共的幾點主張，講完之後並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協議書夥同張學良威逼蔣介石簽字，而是話鋒一轉，聊起了家常，話題自然轉到孩子身上，蔣介石說已和經國斷了音訊很久，很想他，周恩來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說這件事我們可以通過蘇聯關係，一定替蔣校長找到並送回令公子。談判關鍵時刻聊起了家常，無意中談到了孩子，難道是偶然的巧合？這分明是周恩來事先精心謀划的結果，即使蔣介石也未必能當下識破他的用心，否則就不會接他的話題了。協議就是在這種表面上充滿人情味，實際上暗含威脅的氣氛下籤定的。
——這就是周恩來！他即使處在優勢地位，給你下藥時也一定裹著糖。
周恩來有時還以鐵面無私來掩蓋他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長征剛開始時，紅軍把印刷機都拆下來帶走，可是偏偏要拋下早已無權無勢、又重病纏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來。被拋下長征隊伍的還有周恩來的密友陳毅。陳毅得罪了秦邦憲和蘇聯顧問，周恩來同樣沒替老友說一句話。還有，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出發前，他們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恩來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利害攸關時刻，毫無道義，拋棄犧牲朋友，是恩來周的一貫表現。
－－https://listentomoon.wordpress.com/2013/11/24/[轉載]對周恩來的負面評價你知多少？
2020年1月14 日 鮮為人知的周恩來的又一罪證
近年來，大量的有關周恩來在餓死人事件中的負面信息開始披露。他助紂為虐，鼓吹共產風，大刮浮夸風，對人民犯下了罄竹難書、擢髮難數的滔天罪行。以周恩來署名1959年10月6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重量級文章——《偉大的十年》。這是一篇通篇充滿謊言的「奇文」，更是周恩來的白紙黑字的一大罪證。
這是一篇迄今為止未曾被收錄進任何一本官方出版的《選集》、《文選》、《文集》或傳記之類的文章。正因為如此，鮮為人知。
文中寫道：「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國工農業生產特大躍進的一年，經過核實的工業總產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調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業指標比特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工業總產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點六。顯然，這是在特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大躍進。」周恩來繼續寫道：「一九五九年，我國將要生產二千萬噸生鐵，其中約有一半是小高爐生產的。我們多年來建設的大中型高爐的總容積約為二萬四千立方米，而兩年來新建的已經正常生產的小高爐的總容積就達到四萬三千立方米以上，至於小高爐的生產技術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猶如大高爐一樣，更是絲毫不用大驚小怪。經過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爐的利用係數和產品品質已經大大提高，成本已經大大降低，其中比較好的已經接近大高爐的水準……最近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批評了右傾保守思想，號召全國人民反右傾，鼓幹勁，開展轟轟烈烈的增產節約運動。」
周恩來繼續寫道：「我國的農業生產，今年雖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災害，但是依靠我們在水利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別是依靠新誕生的人民公社領導千千萬萬農民同災害進行了緊張的鬥爭，許多地區的災情已經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豐收的基礎上，獲得比去年更大的豐收。」什麼「特大豐收」？！什麼「更大的豐收」？！這是十足的信口胡說，這是為他的橫徵暴斂製造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來對當時全國糧食形勢的險惡，了如指掌。「1959年4月6日，國務院秘書廳給他送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下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2版，第750頁）。就在總理辦公室當年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完好的三十二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就有九百九十四處之多（欲鳴《為林彪元帥鳴冤》第173頁）。更不能容忍的是，1958年上半年全國大飢荒的跡象已顯現。連當年激進得不能再激進的分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1959年1月都作出當月「會有五百萬人浮腫，七萬人餓死」的估計。周恩來則估計「會有十二萬人餓死」（電話會議，1959年1月20日，甘肅91-18-513，p.59)。周恩來明明知道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同胞在死亡線上掙扎，卻又公然在《人民日報》上大書特書1958年的「特大豐收」、1959年的「更大的豐收」。周恩來緣何置五億農民的死活于不顧，如此信口雌黃，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啊！
周恩來在《偉大的十年》一文中，荒唐離譜的讚歌尚未盡興，就在一千多萬農民同胞慘遭餓死入土后的1960年1月26日，國務院竟下發文件宣布：「1958、1959年糧食獲得特大豐收，當前糧食形勢好得很。國家糧食庫存在1959年6月底343億斤的基礎上，1960年6月底將達到500億斤」（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2005年版，第157頁）。看到這些罪惡的文字，實在欲哭無淚啊！周恩來罪惡滔天，就是判他一萬次死刑，亦難解五億多農民同胞的心頭之恨。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1/14/919456.html
－－整編者注
2013年11月24日 [轉載]對周恩來的負面評價你知多少？
現在坊間對周恩來的評價大體有三種。
一是以中共為代表的』光輝論』；二是民間流傳的周恩來富有人情味的各種故事；
三是罵周恩來是個奴才，在毛澤東面前搖尾乞憐，低頭哈腰。
試問持』光輝論』者，略微查查周恩來的歷史，建國之前，歷次的錯誤路線，除了第一次陳獨秀的錯誤路線，他沒來得及參加之外，而後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錯誤路線，周恩來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的執行者和領導人；再說建國之後，反右鬥爭、人民公社、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哪一次的路線鬥爭沒有周恩來的份？他的光輝到底在哪兒？至於』人情味』，更不值一駁。
我並不否認周恩來有人情味的一面，可是同一個周恩來，在關鍵場合卻不見他有過絲毫』人情味』，比如他曾親自批示，以通敵叛國罪名，逮捕他的乾女兒孫維世。
他還親自下令批捕了自己的親弟弟周同宇，他這時的人情味到哪裡去了？類似事例和周恩來富有人情的表現幾乎一樣多，又該如何解釋？僅僅把周恩來看成一味向毛澤東搖尾乞憐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樣與事實相抵觸。
周恩來是一個毛澤東在被百姓當作神崇拜時都扳他不倒的人，這股力量豈是靠拍馬就能形成的？
毛澤東活著的時候無人敢懷疑他，死後不久，那神靈般的光環即刻消退，連普通百姓也逐漸認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恩來在世時，民眾自以為了解他，可是隨著他離世的年份愈長，引人懷疑之處就愈多。
一九二四年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為剛成立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轉正）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軍銜是中將。時年二十六歲。周恩來到底何德何能，出國所謂留學數年，歸來便獲如此重任？翻查一下歷史紀錄，就不免令人疑雲頓生：國民黨方面，他毫無功績，共產黨方面雖然有些功績，但也少得可憐：五四運動前夕，他在南開中學建立了一個十來人的學生組織』覺悟社』，辦過一份叫《嚮導》的雜誌，發表過一二篇思想簡單幼稚的文章和幾首貌似詩的詩，參加過南開學生話劇團（當時稱文明戲），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運動中，組織過南開學生上街被捕，關押半年後釋放去法國勤工儉學。在法期間任少年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書記，1921年中共成立後轉為中共旅歐支部書記，僅此而已。
竟得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官職，地位僅次於蔣介石。他那來這麼大的的能量？
關健在周恩來歸國途中，懷裡揣著一封推薦信。寫信人是共產國際執委書記、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諾夫。收信人是當時蘇聯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鮑羅廷一見此信，二話不說，便任命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並授中將軍銜給這位從未上過戰場的青年人。由此可見周恩來和季米特諾夫的關係。他在法國雖然有留學之名無留學之實，可是卻獲得政治晉陞的最佳捷徑。季米特諾夫當時還是共產國情報局主席，周恩來恰恰是中共特務組織的創辦人，他在法國及德國留的什麼學，受的什麼訓，不就昭然若揭了嗎？他在黃埔軍校成立前夕回國，絕非偶然。事實上，鮑羅廷早就知道共產國際要派一批受過訓的中國同志回來，周恩來帶的推薦信，只是讓他驗明正身。
明白了這層關係，也就明白了鄧穎超飛速擢升的原因。周恩來旅歐期間，若與國內新成立的共產黨毫無聯繫，對他今後的發展及在黨內的地位顯然不利，鄧穎超就擔任起這一聯絡人角色，周恩來則通過共產國際關係使鄧穎超迅速上升，升職后的鄧穎超又能給周恩來進行更有效的活動。對共產國際來說，周恩來是操縱中國共產黨的工具，而對中共來說，周恩來是共產國際代表的代表。中共當時完全受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控制和領導，他們賞識誰，誰就能在中共佔據要津，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就連中共黨史也無法遮掩這一事實。
現在我們可以歸納總結一下周恩來旅歐期間的成就：他除了成為季米特諾夫親信之外，還利用旅歐支部，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幫派體系，這一幫派體系對他一生的重要性，我們只須看看名單就知道：朱德、葉劍英、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維漢、聶榮臻、傅鍾、劉伯堅、蔡和森（歸國後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一度任中央書記）、趙世炎(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王若飛(中共中央秘書長)、鄆代英（歸國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廣州區委書記）、陳喬年(陳獨秀之子、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向警予（蔡和森之妻，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蔡暢（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員）等。當時旅歐中國青年因政治見解不同，常為中國前途問題爭執不休，甚至揮拳動手打起來，周恩來常扮演一個調停者、和事佬的角色，這就鍛煉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外交才能。
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在上海對共產黨大開殺戒，中共開始公開籌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周恩來的背景和作用在黨內就變得異常重要起來。他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和朱德、賀龍、葉劍英等策動了南昌起義。不久，毛澤東也發動了秋收起義。毛澤東的草根性和自發性使他選擇了到偏避山區佔山為王；周恩來遵循共產國際指令去攻打廣州，僅至半途，人馬已損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領去井岡山借毛澤東地盤躲避。周恩來仍去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策劃城市暴動搞暗殺活動等。按蘇聯的見解，射穢主義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發動城市起義。周恩來雖然屢戰屢敗，手下人馬十損其九，卻始終堅定不移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斯大林對毛澤東盤據山區的做法非常不滿，指責其是』富農路線』，周恩來奉命從上海趕去江西瑞金，親自坐鎮指揮，派陳毅去奪了毛澤東兵權，撤消其職務並逐出政治局。盲從斯大林的結果，連江西根據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轉移，進行長征。由於連打敗仗，士氣低落，軍心渙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開小差。十萬人的隊伍跑到遵義，只剩下二萬人。這支隊伍面臨徹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現重大失誤都有人被拋出當替罪羊。第一次是陳獨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傾路線的具體執行者都是周恩來，但他在黨內的地位絲毫未動搖。至於這第四次所謂王明、博古路線，周在軍事上的責任更大。但奇怪的是，毛澤東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發難時，矛頭直指博古，未傷及周恩來半句。兩天兩夜會議爭鬥的結果，博古被迫交權。博古失敗是因為周恩來轉而支持毛澤東。博古徹底垮台了，連同他從莫斯科帶回來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是蘇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敗得最慘的一次。此後，蘇共在政治軍事及組織人事上，都無法再完全操縱控制中共，軍事上的連連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
周恩來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一下參加遵義會議成員的名單就知道，周恩來的勢力幾乎佔了八九成。毛澤東如同時挑戰周恩來肯定贏不了，說不定自身還要遭遇厄運。
毛澤東接手指揮權后，以黨中央名義電令紅四方面軍，繼續按原定計劃北上，還裝模作樣約定了會合地點，讓紅四方面軍的行蹤完全暴露，吸引了蔣介石調軍圍追，他和周恩來卻悄悄溜向陝北延安，說得好聽一些是金蟬脫殼，問題在於這殼太大，張國燾所率領的紅四方面軍當時在人數上比毛周的紅一方面軍要多得多，充作誘餌的紅四方面軍幾乎全軍覆沒，這應是』金蟬脫身』，只是毛周在斬斷此』身』時，並不會疼痛。毛、周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過來倒打一耙，說張國燾擅自率軍逃跑，另立中央，給張國燾安上個陰謀家的名號。
毛澤東到延安腳跟甫穩，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王稼祥踢出局。他不相信來自莫斯科的人，但對兩虎共存的局面來說，又必須要有一個能起緩衝作用的中間人物，這個人物既不能與莫斯科關係太深（毛澤東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勢力和組織系統（周恩來不放心），但黨內卻要有相當資歷。毛澤東挑選了劉少奇。
毛澤東把劉少奇扶植上來之後，經過數年經營，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來的勢力，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周恩來在整風時作過深刻的檢查，但看來他的實力並沒有受到重創，他的地位依然穩固如舊。
直到如今，海內外輿論仍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權力鬥爭，或者是毛澤東路線與劉少奇路線的鬥爭。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劉少奇就被打倒了，毛澤東已取得了權力鬥爭的勝利，為什麼遲遲不結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續到他去世，由別人來結束？
把文化大革命作毛劉之間的鬥爭，顯然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還有，頭號走資派劉少奇被交給紅衛兵狠斗亂打，最後慘死獄中；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卻被保護起來，下放在江西農場養老；三號走資派陶鑄下場和劉少奇一樣；四號走資派譚震林大鬧懷仁堂，當面拍桌罵江青，卻安然無事。這些現象又該如何解釋？
根據前文所述，免受紅衛兵瘋狂衝擊的都是周恩來的嫡系。毛澤東可把以劉少奇輕易置於死地，卻無把握能擊垮周恩來的勢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諱，只能借打劉餘風，順勢掃一下周的陣營，不敢直接對陣開戰。
周恩來只在一個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維護他那幫派體系的地位和權勢，這是他至高無上的原則，為了這一原則，他可以迎合毛澤東，也可以抵抗毛澤東，為了這一原則他可以犧牲任何社會正義與理想，至於這幫派體系之外的人，因他這一原則遭受犧牲更是不在話下。
劉少奇雖然沒有明目張胆地反毛，但是架空毛澤東的舉動確實已有數年，毛澤東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報》或《北京日報》發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劉少奇、彭真已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裡。大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被迫在黨內七千人大會上作檢討，劉少奇雖然未點名，卻極為直截了當地在大會上說領袖不是神，也有犯錯誤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盲目跟隨，喊萬歲是封建主義等等。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問題。
與光桿司令相差無幾的劉少奇哪來的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澤東收斂氣勢，處於半退隱狀態？結論很簡單，劉少奇脫離了毛澤東的陣營，和周恩來結成了聯盟（六零年後，鄧小平把中央書記處工作全部交給副手彭真處理，自己一心玩橋牌，出席政治局會議時一言不發，坐得離毛澤東遠遠的，這表明周派早就預謀讓劉派充當與毛直接衝突的馬前卒）。他們倆結成聯盟，中央高層權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澤東就只剩下林彪唯一的死黨了，而林彪自建國以後，幾乎從不過問政治，政治局會議極少參加。一個原因是他脊髓神經受過槍傷，身體十分虛弱，怕風怕光怕冷怕熱，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澤東成了孤家寡人。
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毛澤東的威信大挫之後，劉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達到和毛澤東並駕齊驅地步。可惜他們設計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錯著：他們為了麻痹毛澤東，為了遮蓋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時，卻在輿論方面開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澤東。
毛澤東精心部署的反擊方式是他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他利用對手為了麻痹自己和民眾所搞的個人崇拜，借力打力，乾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過廣播電台發動文化大革命（命令中央電台廣播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煽動千百萬無知的民眾和狂熱的青年造反，讓全國迅速處於癱瘓狀態。毛澤東此時在民間已如同神，民眾只要知道有誰竟敢不敬、褻瀆這位神，非蜂擁而上，咬死他撕爛他不可。
為了以防萬一，毛澤東在號召全國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軍調入北京。毛澤東調兵入京與其說真的決心同周恩來作軍事決戰，還不如說是擺開一個決戰的架勢。毛澤東深諳周恩來的性格。果然，周恩來在出乎意料的反擊和對手打算蠻幹的架勢面前，驚慌失措一陣之後，退縮了，他選擇了拋棄劉少奇，以求自保，使毛澤東亂中求勝的險棋得逞。與此正面宣傳的是：周恩來當時這麼做是為了顧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負重，如果他不顧全大局，全國將更亂得不可收拾。中國那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到處槍炮轟嗚打內戰，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還有什麼大局可顧？民間尚有不少平頭百姓，為了捍衛劉少奇不惜浴血奮戰，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權的周恩來，何者更有社會正義、更關心民族的命運？周恩來背叛了劉少奇，也背叛了眾多敢於以生命作抗爭的民眾。
周恩來的懦弱，毫無政治理想，在危急關頭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澤東輕易獲了搞垮劉少奇的勝利，但他並不善罷干休，毛澤東認為只有搞垮周恩來，絕對權威的地位才能真正鞏固。
就在劉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時，毛澤東部署了對周恩來的攻擊：一是利用紅衛兵聯動組織，在北京街頭貼大字報，拋出周恩來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期間被捕，隨後在報上刊登《伍豪（周當時代號）脫黨啟事》得以獲釋的材料，依共黨紀律，凡被捕后發表脫黨聲明求得獲釋，便是叛徒。但結果卻是聯動成員，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數逮捕；二是通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王力、關鋒、戚本禹提出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囗號，結果遭到周恩來的軍中勢力激烈抵抗，大有決戰之勢（即著名的武漢兵變和大鬧懷仁堂事件），毛澤東見勢不妙，拋出王、關、戚作犧牲品，由於軍中分裂的跡象日趨嚴重，毛澤東最後只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換取衝突平息；三是批孔批《水滸》同樣是以毛的退讓失敗而告終。四是反周，毛澤東已動用江青親自出馬，毛此時手中的大牌也已出盡了，而周恩來只是炮製了《紅都女皇》事件作為反擊，江青落得裡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機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掃地、氣焰難再。最後毛澤東的取勝僅僅靠天相助，比周恩來多活了八個月，但他仍無力也無足夠的時間全掃周恩來的勢力，周恩來的勢力沒垮，最終取勝的仍是他。
不少人為周恩來辯解道，當時他若同毛澤東公開對抗，不但保不了別人，連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從目前公開的事實來看，根本不應得出如此結論，暫且試舉二例：一是1966年冬，毛澤東在杭州遙控，江青在京，背地裡唆使紅衛兵沖進中南海，包圍國務院，將周恩來圍困二十四小時之久。周勸說紅衛兵撤退無效，軍方大怒，某軍頭調軍入京，向包圍國務院的紅衛兵開槍掃射，用周恩來的原話來說』死了很多人』（此一事件是周本人親口向文革後來訪的斯諾透露的）。毛澤東聞訊后，不敢有所動作，反稱紅衛兵受反革命挑動，把圍周事件的頭頭全部逮捕入獄；二是武漢兵變，更是著名，毛澤東要軍隊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漢軍區偏偏支右。毛澤東派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王力到武漢發動』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鍾漢華乾脆把王力抓起來。他們聽說毛澤東本人也到了武漢督陣，就發動幾十萬市民包圍武漢機場，要把毛澤東攔截下來，毛見勢不妙，趕緊脫身。要周恩來出面去平息事態。周恩來把陳再道帶到北京，當時雖解除了職務，可卻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一人。由此可見，連陳再道這樣一個軍區司令公然對抗，毛澤東都奈何他不得，遑論周恩來！
一九七零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借故批判陳伯達，並株連林彪，向與會者傳遞了毛澤東對林彪不滿的信息。會議結束后，周恩來並沒有馬上返京處理事務，而是留了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下來，名曰周恩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報告。會上周恩來不談當前形勢，卻回顧歷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取毛澤東軍權的事實。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條信息：他在黨內地位曾高於毛澤東；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嚴重過節。好幾年之後，一位在場的聽眾、某軍區頭頭回憶此事時說，』我當時非常震驚。一是第一次知道這段歷史的震驚，二是感到有點不對勁，好象毛主席和周恩來也不那麼友好。但當時不敢多想，這種事想多了，萬一不慎說出囗來，會給自己惹大麻煩。後來到了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明顯想把火引到周總理身上去，我對廬山會上的報告就恍然大悟，看來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類似的高姿態，表現在周恩來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義會議上他同樣也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當博古、蘇聯顧問李德和毛澤東、彭德懷一直爭執不休，博古堅決不肯認錯讓步時，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說』軍事失利，作為軍事部長的我，得負主要責任，我請求黨中央解除我軍事部長的職務』。周恩來這一高姿態表演，既使博古失去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讚揚，博古被迫讓步交權，博古交權就完蛋，周恩來依然穩坐中央核心。（另一種說法是林彪派兵包圍遵義會議，說不開出個結果，不許散會。所謂開出個結果就是恢復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周恩來見勢不妙，才轉舵）。
周恩來』人情味』表現同樣如此。
試舉一例，西安事變中，周恩來表達了中共的幾點主張，講完之後並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協議書夥同張學良威逼蔣介石簽字，而是話鋒一轉，聊起了家常，話題自然轉到孩子身上，蔣介石說已和經國斷了音訊很久，很想他，周恩來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說這件事我們可以通過蘇聯關係，一定替蔣校長找到並送回令公子。談判關鍵時刻聊起了家常，無意中談到了孩子，難道是偶然的巧合？這分明是周恩來事先精心謀划的結果，即使蔣介石也未必能當下識破他的用心，否則就不會接他的話題了。協議就是在這種表面上充滿人情味，實際上暗含威脅的氣氛下籤定的。
——這就是周恩來！他即使處在優勢地位，給你下藥時也一定裹著糖。
周恩來有時還以鐵面無私來掩蓋他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長征剛開始時，紅軍把印刷機都拆下來帶走，可是偏偏要拋下早已無權無勢、又重病纏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來。被拋下長征隊伍的還有周恩來的密友陳毅。陳毅得罪了秦邦憲和蘇聯顧問，周恩來同樣沒替老友說一句話。還有，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出發前，他們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恩來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利害攸關時刻，毫無道義，拋棄犧牲朋友，是恩來周的一貫表現。
－－https://listentomoon.wordpress.com/2013/11/24/[轉載]對周恩來的負面評價你知多少？
2020年1月14 日 鮮為人知的周恩來的又一罪證
近年來，大量的有關周恩來在餓死人事件中的負面信息開始披露。他助紂為虐，鼓吹共產風，大刮浮夸風，對人民犯下了罄竹難書、擢髮難數的滔天罪行。以周恩來署名1959年10月6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重量級文章——《偉大的十年》。這是一篇通篇充滿謊言的「奇文」，更是周恩來的白紙黑字的一大罪證。
這是一篇迄今為止未曾被收錄進任何一本官方出版的《選集》、《文選》、《文集》或傳記之類的文章。正因為如此，鮮為人知。
文中寫道：「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國工農業生產特大躍進的一年，經過核實的工業總產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調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業指標比特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工業總產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點六。顯然，這是在特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大躍進。」周恩來繼續寫道：「一九五九年，我國將要生產二千萬噸生鐵，其中約有一半是小高爐生產的。我們多年來建設的大中型高爐的總容積約為二萬四千立方米，而兩年來新建的已經正常生產的小高爐的總容積就達到四萬三千立方米以上，至於小高爐的生產技術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猶如大高爐一樣，更是絲毫不用大驚小怪。經過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爐的利用係數和產品品質已經大大提高，成本已經大大降低，其中比較好的已經接近大高爐的水準……最近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批評了右傾保守思想，號召全國人民反右傾，鼓幹勁，開展轟轟烈烈的增產節約運動。」
周恩來繼續寫道：「我國的農業生產，今年雖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災害，但是依靠我們在水利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別是依靠新誕生的人民公社領導千千萬萬農民同災害進行了緊張的鬥爭，許多地區的災情已經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豐收的基礎上，獲得比去年更大的豐收。」什麼「特大豐收」？！什麼「更大的豐收」？！這是十足的信口胡說，這是為他的橫徵暴斂製造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來對當時全國糧食形勢的險惡，了如指掌。「1959年4月6日，國務院秘書廳給他送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下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2版，第750頁）。就在總理辦公室當年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完好的三十二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就有九百九十四處之多（欲鳴《為林彪元帥鳴冤》第173頁）。更不能容忍的是，1958年上半年全國大飢荒的跡象已顯現。連當年激進得不能再激進的分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1959年1月都作出當月「會有五百萬人浮腫，七萬人餓死」的估計。周恩來則估計「會有十二萬人餓死」（電話會議，1959年1月20日，甘肅91-18-513，p.59)。周恩來明明知道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同胞在死亡線上掙扎，卻又公然在《人民日報》上大書特書1958年的「特大豐收」、1959年的「更大的豐收」。周恩來緣何置五億農民的死活于不顧，如此信口雌黃，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啊！
周恩來在《偉大的十年》一文中，荒唐離譜的讚歌尚未盡興，就在一千多萬農民同胞慘遭餓死入土后的1960年1月26日，國務院竟下發文件宣布：「1958、1959年糧食獲得特大豐收，當前糧食形勢好得很。國家糧食庫存在1959年6月底343億斤的基礎上，1960年6月底將達到500億斤」（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2005年版，第157頁）。看到這些罪惡的文字，實在欲哭無淚啊！周恩來罪惡滔天，就是判他一萬次死刑，亦難解五億多農民同胞的心頭之恨。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1/14/9194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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