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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彭柏山：（1910年3月－1968年4月3日）原名彭冰山。作家。1925年，考入长江工业学校艺徒班学习。1929年，入上海江湾劳动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并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在劳动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共党。后来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而遭校方开除。1931年，他参加了“左联”领导下的文艺研究会，同年被中共党派到湘鄂西苏区，负责编辑湘鄂西苏区杂志《工人日报》。1932年，因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形成大屠杀，省委特派员彭柏山从湘鄂西苏区逃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中共中央要求他立刻回到湘鄂西苏区，但他并未奉命，而是留在了上海。1933年5月，上海党组织做出了对彭柏山开除党籍的处理。不久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也失去了工作，全家陷入贫困。1932年彭柏山回到上海时，由周扬介绍参加了“左联”。1933年，彭柏山结识了胡风和鲁迅，并获得了他们在生活及文学创作上的帮助。一天，他在上海的亭子间一边吃冷硬的大饼，一边写小说时，胡风進来。见此情景，胡风给了他两块钱，并将此事告诉了鲁迅。鲁迅当即嘱胡风 “以后每个月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款项里提取几块钱”给彭柏山，作为其生活费。为支持“左联”的青年作家们，鲁迅还宴请了彭柏山等十位青年。很快，彭柏山完成了处女作、中篇小说《崖边》，该小说是“较早反映苏区人民生活的写实篇章之一”。鲁迅阅读后，亲自将它推荐给《作品》杂志。1934年，思潮出版社出版的《作品》6月创刊号上刊登的首篇小说便是《崖边》。写完《崖边》之后，彭柏山写出了《皮背心》《忏逆》、《夜渡》、《枪》等四篇短篇小说。1934年5月，经“左联”党支部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共党。彭柏山在“左联”工作期间，曾任“左联”大众教育委员会书记。1934年11月17日，彭柏山被国民政府逮捕，投入苏州监狱并受到折磨。1935年9月初，他化名“陈友生”，给鲁迅写了一封求救信。按照监狱方面的要求，他写信必须用明信片，明信片上写“周树人大人收”，地址写的是内山书店，信件由内山书店的老板转交鲁迅。鲁迅接信后，通过胡风知道了“陈友生”就是彭柏山，随刻拿出五元，让胡风寄给彭柏山。同时，鲁迅还通过各种办法营救彭柏山，并派人先送去衣物、药品和《复活》、《死魂灵》、《波华利夫人》、《忏悔录》等书。胡风将自己翻译出来的《崖边》日文稿寄往日本，经过鲁迅的努力，1936年日本的《改造》杂志刊登了《崖边》。鲁迅逝世前几天，胡风将自己为彭柏山整理并出版的小说集《崖边》寄给鲁迅，1936年9月11日鲁迅日记记有“谷非赠《崖边》三本”。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彭柏山获得无条件释放。此后，彭柏山在上海从事中共的文化工作。1938年，彭柏山奉派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此后，他长期担任政治宣传领导工作。到1949年，他官至中共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副政委。1952年，由第24军副政委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当时，部长由陈望道兼任，但陈望道不到任，由彭柏山掌管全部事情。1953年，夏衍调往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彭柏山乃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55年春夏，“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爆发。彭柏山将胡风过去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共60多封烧掉了。1955年5月19日凌晨，彭柏山在寓所被逮捕。一年后，彭柏山出狱，中央对其结论是：“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处分，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此后，他先后在青海、厦门工作。1965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罗瑞卿批示：“此人（彭柏山）不适合在前线。”正在厦门工作的彭柏山当即被调往河南农学院工作。1968年4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他的女儿彭小莲回忆道，“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

彭慧：（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９６８年７月），原名彭涟清，文学家、诗人、翻译家。小学毕业后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在她入学不久，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担任该校校长，他教育学生破除封建礼教，锻炼体魄，追求真理，彭慧深受其影响。１９２５年秋，彭涟清考入女师大后，积极参加各项進步活动。她和同学们一起去听李大钊作报告，听赵世炎讲马列主义课，向萧三学唱国际歌。１９２６年，彭慧加入中共党。１９２７年，彭慧被送往苏联学习，三年后回国，在上海担任党的地下工作，同时发表文学作品。在左联的工作中，彭慧与穆木天相识相知，结成了终身伴侣。抗战期间，彭慧先后在武汉、云南、广东、桂林等地辗转，并在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彭慧、穆木天和一些進步教授，团结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建立了民主党派组织，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求人民民主，开展了各项進步活动，为此多次收到特务的恐吓信。此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進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１９５７年，彭慧被打成右派，并且被开除党籍，撤销教授职称和其他各种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慧陷入无休止的批斗、劳改当中，小说手稿全部被抄走。因为彭慧的经历，对她的审讯格外严酷，并且逼迫她写诬陷左联领导人的材料。彭慧的拒绝又为她招致更加残酷的迫害。１９６８年初，彭慧被勒令迁出原来的住所，住在北师大校园内一间破旧的小平房内，不允许外出，不允许任何人探望。某日，在又一次斗争会后返回住处的途中，彭慧倒在北师大的操场上，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她被送回到校园角落无人照应的小平房后的第二天中午，61岁的女作家便离开了人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留下一句话。 　

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字隽奇，又字振鏊，号俊奇，又号叔伟，乳名闻。中国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早期领导者之一。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武汉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为中国科学社的早期骨干，中国化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45年底适美国“曼哈顿计划”试爆原子弹成功，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向俞大维提议派人前往学习。曾昭抡与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俞大维、陈诚都是姻亲，向俞大维推荐物理学家吴大猷与数学家华罗庚。经呈报蒋中正同意，军政部考核后决定曾、吴、华三名科学家各带两名助手，华罗庚挑选了孙本旺和徐贤修，吴大猷挑选了李政道和朱光亚，曾昭抡挑选了唐敖庆和王瑞。曾昭抡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数理科学组)院士。1949年中共建国后，曾昭抡1951年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后，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反右”时，蒙受不白之冤。1958年4月，他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1961年发现罹患淋巴癌。1966年8月25日，他的妻子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絪被红卫兵剥除上衣用皮带抽打侮辱，愤而服毒自尽。曾昭抡亦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终于在1967年12月8日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

曾缄：（1892年－1968年），字慎言，中国近代文学家。曾缄曾進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在此期间，他拜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黄侃为师，与黄侃交情甚笃，颇得文学诗词之精髓。1917年从北大毕业后，到蒙藏委员会任职。1929年，曾缄至西康搜集康藏一带的文献，希望搜集所谓的当地“情歌”，久而不获。后来，他从朋友处得到了由藏学家于道泉所译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一书。由于该译本是白话文，曾缄“深病其不文，辄广为七言，施以润色”，将它改译为文言文。1939年，发表在《康导月刊》上。曾缄的文学造诣颇高，使得后来他的译本最广为流传，被公认是所有第六世达赖喇嘛诗歌的汉译古本中成就最高的一个，但他的译本却与藏语原文之意相去甚远。他又以第六世达赖喇嘛的生平事迹为题材，创作了《布达拉宫辞》，同样的成为了名篇。曾缄历任雅安县县长、四川参议会议员、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教务长、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康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文学研究所主任等职。中共国成立之后，担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寸铁堪诗稿》。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被迫害致死。

曾卓：(1922年－2002年4月10日)原名曾庆冠。著名的作家、诗人、新闻工作者。1936年加入武汉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加入全国作协，1944年任《诗文学》编辑，1950年任教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当选武汉市文联副主席及作协副主席。1936年发表人生第一首现代诗《生活》，当时年仅14岁。至1939年，其诗歌创作進入第一个高峰，发表多篇诗歌、散文及社论于重庆進步刊物《文群》。与同为進步文艺工作者的绿原、史放、姚奔等一同创立刊物《诗垦地》。在此期间，其诗风受到艾青、胡风等“七月派”作者的极大影响。诗篇《门》、《母亲》、《来自草原的人》、《铁栏与火》等为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反右中，因战前与“右派”文人胡风有过交往，受到株连，长时间被国内打为“右派分子”或“胡风分子”。整个“胡风案”牵连2000余人，曾卓作为其中“污点较重”者，遭到迫害、批斗、污蔑，命运令人扼腕。1979年终获平反，重新回归文艺界。

蒋荫恩：（1910年8月14日－1968年4月），中国新闻记者、报刊杂志主编、新闻教育家。1935年，蒋荫恩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36年，任上海《大公报》记者。在《大公报》任职期间，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在上海租界内制造了两起伤亡严重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在大世界门口落下炸弹，蒋荫恩正巧乘《大公报》报馆的汽车路过此地，但幸免于难。1937年，转任上海《大美早报》新闻翻译兼文艺副刊编辑。1941年，任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1942年起，从事新闻教育事业，先后在成都、北平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48年9月，受燕京大学委派，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任研究员，从事新闻学研究。蒋荫恩于1949年10月1日夜回到北京，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兼系主任。蒋荫恩曾发表书面意见，拥护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台湾的发言。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至北京大学，历任北京大学总务长、北京大学办公室主任、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授。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系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蒋荫恩改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兼系副主任。蒋荫恩还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央民盟》编委会委员、民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蒋荫恩受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4月被迫害致死。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王鹏在＂炎黄春秋＂中写道：据蒋的老同事徐铸成回忆说：“有一位身历其境的朋友告诉我，他最后一次遭到‘批判’时，不容分说，遭到劈头盖脸的一顿毒打，几乎体无完肤。思想上真也是不容易想得通的，他悬梁自尽了。第二天被造反派发觉后，绳子都解不下来，尸身被一个‘司令’之类的人物，从楼上拖到楼下转了一大圈，再从楼下拖上楼，作为是对‘畏罪自杀’、‘死不改悔’者的‘示众’。”真是惨不忍睹！

蒋彦永：（1932年10月4日－ ），中国当代著名外科医师，中共军少将军衔。为中国之持不同政见者。蒋彦永学术著作甚丰，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40多篇论文，并有《胃肠病学手术》、《普外手术并发病与局部解剖关系》、《原发性腹膜后肿瘤外科学》等专著问世。蒋彦永出身于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蒋抑卮曾留学日本，是当年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为主的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父亲继承祖业，成了银行家。1949年進燕京大学医学系，1952年加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医学系并入协和）学习，同年加入中共党，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文革期间1967年12月遭下放到青海军马场劳改直至1971年10月，1972年重返中共军301医院。1980年代出任外科部主任，擅长腹膜后巨大肿瘤手术，曾为高官和平民动手术治疗癌症，以其精湛医术与拒收红包赢得“清廉医生”美誉。2003年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开称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蒋彦永得悉言论后在翌日把掌握到的真实情况──包括他身处的301医院与302医院、309医院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告诉给两家媒体（央视国际频道与香港凤凰卫视）反映未果，四天后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与《时代周刊》得悉后主动找到蒋，蒋透过接受访问从而把国内疫情公开，因而引发舆论之重视，中国政府公开了SARS防治工作的情况；同月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来华调查疫情，病例数字与蒋彦永掌握的基本相似，并引起中共中央政治局高层重视，促進全面公布病例数字之余，并同时免去张文康与孟学农职务。2004年8月，蒋彦永荣获菲律宾的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据官方网站报导，蒋彦永“勇于揭露SARS疫症真相，从而拯救了不少生命”。2015年3月，蒋彦永向香港媒体揭露中共军在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内腐败内幕“冰山一角”，称（解放军总后勤部掌控）军医院普遍违法“擅自移植、买卖死囚器官”，勾结（周永康所掌控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包括301解放军总医院都派车至刑场拉死囚“争抢活鲜器官”。犯人一枪未被打死，即被拉回医院手术台摘器官、移植给患者，手法惨无人道。1990年代初，蒋彦永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的信件但没有引注意，2004年3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期间，通过毛泽东原秘书李锐向当局写信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门事件。这封信在互联网上流传着若干版本，但其真实性均存在争议。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中，曾经不断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达姆弹镇压民众的说法，并且在因镇压而去世的学生身上发现此类子弹残留弹头的纪录。时任解放军301医院外科部主任的蒋彦永便曾亲自加以证实。2019年3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蒋彦永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再次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据外电报道与蒋友人、家人透露，2004年6月1日蒋彦永和妻子华仲尉从住所前往301医院途中被当局“带走”，但是中国政府声明否认此事。华仲尉女士在被禁两周后获释，蒋彦永医生本人也已于2004年7月19日被释放，此后一直对他实行监视居住，处在软禁状态。2005年3月22日重获行动自由，但以非程序方式告知了诸多限制措施，如不得接受采访。有消息称，蒋彦永是受到军方内部审查。2005年7月，蒋彦永准备与太太前往美国加州探望女儿蒋瑞时被禁止出境。蒋彦永提出解除与301医院的所有关系、让他退出解放军部队但未获准许，但蒋彦永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称生活和科研没有受到任何限制。SARS后露面比较少是因为对流行病了解很少，没什么好说；而不能接受采访的原因是先要得到医院批准，否则就违背了军队有关纪律。

蒋牧良：（1901年－1973年2月），原名希仲。作家。1922年中学毕业。1923年考入长沙雅礼大学预科，后又转入武昌高等师范旁听。1925年投军。参加了北伐战争。1930年春离开了部队，考上南京训练总监部司书。1932年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当收发员。同年11月，他的处女作《高定祥》在当时最大文学刊物之一《现代》上发表，获得读者好评，被认为是继茅盾《春蚕》发表后的又一篇反映农村生活的力作，受到鲁迅的关注。从此，他积极投入写作，仅一年多时间，就发表了20多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同时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1938年4月，由谭丕模介绍加入中共党。此后，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曾到国民党西北军孙仲连部第三十一师做过统战工作。行动被发觉后，回到家乡。1944年赴湘西，参与《中国晨报》的筹办并开始新闻编辑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晨报》、《中央日报》（湖南版）和《国民日报》副刊主编。1947年春，他辗转上海、香港，终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于同年8月重新入党。从此，他更加积极为党工作，协助周而复编辑《北方文丛》，参加茅盾主编的《小说》编委会。同时，他还抓紧進行写作，发表了《老秀才》等小说，成为他创作上的又一个丰收期。＂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8年当选为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和作协湖南分会主席，为繁荣家乡的文学创作做了大量工作。著有短篇小说集《锑砂》、《夜工》，中篇小说《旱》，报告文学、小说集《铁流在西线》等。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被停止工作和党籍。1973年2月恢复党籍和工作，但只7天，便一病不起，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