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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董秋斯：（1899年－1969年），原名绍明，笔名求思。翻译家。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底参加北伐战争，主编《血路》。1930年参加左联和社联的发起工作，并主编《国际》月刊。1945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促進会，并任《民主》周刊编委。1946年加入中共党。1949年10月1日后，历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翻译》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编审、《世界文学》副主编。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翻译作品有《大卫•科波菲尔》、《高原牛的家》、《战争与和平》、《士敏土》、《杰克伦敦传》、《红马驹》、《跪在上升的太阳下》、《卡尔•马克屎》、《佳作》、《马背上的水手》、《烟草路》。1966年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而死，终年70岁。

程世祜：(1918年10月20日－1968年10月23日)，结构力学专家、从事航空航天器结构稳定性的研究。6岁進入县立第四小学，毕业后考取省立第一工科高级职业学校机械班。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程家经济日益困难，无力供养程世祜读书，只好辍学在家种田劳动，近两年的体力劳动生活。1934年春，程世祜跟随表哥逃难流浪到北平（今北京）。作为东北流亡学生，他考取了东北中山中学（校址在北新桥）。1936年一二九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程世祜积极参加游行，散传单，宣传抗日。1937年6月毕业后，在西安考取了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改名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春，他随该校迁到陕西省南部城固县，1939年，学校改名为西北工学院。程世祜在大学机械系学习的4年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按照当时的办法，依靠“战区学生贷金”来完成学业。1941年6月大学毕业后，在蔡家坡西北机械厂任技士实习生，直到还清了大学学习期间欠学校的借款。随后，他到陕西省交通部陇海铁路机务段任技士实习生；又在贵阳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任实习生。抗日战争中，他历任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实习生、工务员、帮工程师。1945年，程世祜经中华民国教育部考试合格，被选派出国留学。8月到英国后，首先在曼彻斯特一家机械厂实习铸工、木模工，从事机车锅炉制造等工作，与工厂工人同劳动。第二年到腊格比城一家电器设备厂实习。实习内容主要是蒸汽轮机制造，包括汽轮机控制系统及部件、汽轮机叶片制造和安装汽轮机总装及试验设计、计算和现场安装、试车等。1948年，他又到格拉斯哥城的一家机械制造厂学习了一年。1949年9月，通过好友贾有权的帮助，程世祜转到美国留学。先在美国盐湖城犹他（州）大学机械系读研究生，1950年9月获硕士学位后转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力学系学习，在著名力学家、壳体专家唐奈尔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梁在集中载荷下的局部应力分析问题》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后，他在芝加哥工程公司任工程师。中共国的成立使程世祜归心似箭。他多次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回国申请，由于中美没有建交，申请被拒绝了。但他仍继续努力争取。当时，在美留学的爱国学生组织起来，集体上书抗议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程世祜是其中积极的组织者之一。1954年夏，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就美国不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国一事向美国当局提出抗议，才迫使美国移民局批准中国留学生回国。程世祜也在被批准之列。他不顾美国政府的种种刁难和阻挠，终于在1955年1月回到了久别的祖国。回国后，他结婚生子，组织了幸福的家庭。程世祜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室，侧重于板壳理论和振动理论研究。1956年初，力学研究室扩大成立力学研究所，程世祜是创建力学所的首批力学专家之一。同年，他经机械工业部提名，随中国科学院新技术科技考察团去苏联参观访问。党中央的“向科学進军”的号召和苏联大规模的科学技术建设事业使他深受鼓舞。考察归来后，他带领几个青年人积极从事壳体稳定性研究，并结合壳体工作建立了热应力试验室。由于他具有壳体稳定性理论的深厚功底，又有多年工厂工作的经验和关于机械制造、设计和实验方面广博的知识，热应力实验室立现雏型。1958年，大跃進开始，中国科学院部署了研制火箭、卫星的任务，力学研究所的科研方向也随之转向为国防尖端科研服务。程世祜被分派在新成立的“581”组，任务是研制地球物理火箭箭头，担任结构分系统技术负责人。他用代用品做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模样箭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進成果展览会”上展出。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抽调力学研究所等单位的主要技术力量与上海市联合组建上海机电设计院，其任务是研制地球物理火箭，计划在次年庆祝国庆10周年时发射作为“献礼”。程世祜迁往上海，任该院火箭总体设计部结构室主任。这一年，他主持设计并加工出了第一批壳体模型，進行了一系列静力实验，求得了符合当时加工条件的计算圆柱壳体“下临界应力”系数，给以后的火箭结构计算打下了基础。1959年春，他回到力学研究所，二次组织力量，把在“大跃進”中被拆散的热应力实验室恢复起来，進行内压壳的研究试验工作。他在内压壳、高温弹性模量测定、高温应变测定方面采取轮班深入的办法，分别進行指导。1960年6、7月间，他向国防部门交出了《内压圆柱壳稳定问题》的研究报告。1961年8月，他写出《关于“弹性圆柱薄壳的一般稳定性”问题》一文，在《力学学报》上发表。1962年至1964年，他先后任力学研究所12室结构组组长、副研究员，承担国防部五院的协作任务，研究圆柱薄壳的稳定性。1962年，建立了纸壳试验研究题目，后因人员变动，工作又被中断，实验室又被拆散。1964年底到1965年，他主动申请去山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1965年底回到北京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因留学背景，程世祜受到了迫害，1968年10月23日，回国仅十三年的程世祜，在这天自杀身亡。

程千帆 ：（1913年－2000年），中国文史学家。1923年举家迁往湖北武汉，从堂伯父程君硕习古典文史。1928年秋从汉口到南京，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学习。1932年金大附中毕业，入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其时，中央大学(1949年易名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教授互有兼课，故得以受业于胡翔冬、胡小石、黄季刚、吴矍安、刘国钧、刘继宣、汪辟疆、商承祚诸师。大学三年级时，结识国学研究班二年级研究生沈祖棻。1936年金大毕业，回金大附中任教一年。1937年抗战爆发，避难至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学任教。自此与沈祖棻在战乱中结缡逆旅，辗转于长沙、武汉、重庆、康定等地。1940年后执教于乐山技艺专科学校、乐山武汉大学、成都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及四川省立成都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执教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此后在珞珈山度过了32年。著有《目录学丛考》，《校雠广义•目录篇》，《文学发凡》，《文论要诠》，《文学批评的任务》，《古典诗歌论丛》，《宋元文学史教程》，《唐代進士行卷与文学》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在校被冠以“右派元帅”受到迫害。1978年8月重返金陵园，受聘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程远：（1904年－1968年1月）原名程其英，女。中国学者、社会活动家。1923年到1925年，程远在德国柏林大学及哥廷根大学学习。1929年，再次赴德国留学，参加国际射秽主义战斗同盟、反帝同盟等社会团体，反对法西斯主义，1933年被德国驱逐出境而回国。1935年，上海发生“怪西人案”，学者刘思慕（中共地下党员）遭到叛徒陆海防出卖，其全家遭到军统追捕，受到程远掩护而脱险，程远自己则因此受牵连而被逮捕关押四个多月，后获释。抗日战争爆发后，程远出任上海第十四伤兵医院代院长，主持量才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以及剧团；后来主办重庆七七图书馆、宣传队以及印刷厂。1940年，程远担任重庆私立孤儿院小学校长。1943年后，任教于重庆北碚江苏医学院和复旦大学。1950年起，程远在北京任国际新闻局德文翻译，1957年调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文化大革命中，程远遭受残酷迫害，于1968年1月逝世。章立凡先生在《“程思远思程远”的对联旧事》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文革”期间文强先生是秦城监狱的“在押战犯”，竟无意中目睹了程远女士的最后遗容。他对我讲述了当时的经过：“有一天被派去打扫院子，发现墙角有一个席卷，掀开一看，是一具女尸，我认出这人竟是程远，眼泪顿时就落下来了。这女人死得惨哪！”过去我一直听说程远是自杀身亡，但遗体何以在秦城出现，至今仍是个谜。

程应铨：（1919年－1968年12月13日），建筑师，清华大学土木系讲师。程应铨从南昌市第二中学到大学，一直是高材生，飒爽英姿，够得上“倜傥”二字，英文、画画、摄影、游泳、打网球，无一不精。历史学家程应镠把弟弟程应铨介绍给昆明天祥中学学生林洙，让他在返上海的路上照顾林家。林洙父亲学建筑出身，与程应铨一聊如故，遂以女相许。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从昆明迁返北平。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并入清华建筑系(当时称营建系)。程应铨的同班同学吴良镛应梁氏夫妇之请，去了清华。不久，吴去美国留学，他把在上海海关工程处工作的程应铨介绍入清华建筑系(一说是沈从文推荐的)。号称建筑系的四大金刚之一的程应铨担任规划教研组组长。梁思成、林征因都很赏识程应铨。程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上很有艺术眼光。许多年里，程是他们的得力助手。程应铨教书也很受学生欢迎。由于他业务好，还翻译过一些高水平的建筑学著作，填补了国内建筑艺术方面的某些空白，许多杂志纷纷转载。1956年6月，程应铨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随代表团访问了波兰等国，副团长是梁思成。程很欣赏波兰的古建筑，波兰人在二次大战后宁愿饿肚子，也要在废墟上恢复华沙古建筑的狂热，给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甚至想学习波兰文，深入研究波兰的建筑艺术。他才华横溢，抱负多多，满怀激情地想在城市规划上有所建树。可惜，他失之于太单纯。1957年鸣放，没有必要地卷入当时建筑界在城市规划上的争论。在系里的一次小组会上，他激昂慷慨为华揽洪、陈占祥被调出北京建筑设计院而抱不平，因而获罪划为右派。屋漏又逢连夜雨。程应铨政治上罹难，家庭又告破裂，妻子林洙在政治压力下与其离婚，并不许程见两个年幼的子女。不久，老师梁思成娶了他的妻子。程应铨对亲人说，林洙签字离婚时说，他只有两件事让她感觉良好，一是1956年作为中国建筑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波兰等东欧国家，林洙作为年轻建筑学家的妻子觉得风光无限；另一件是他翻译了不少好书，得到不少稿费。此两项皆直指名利。林洙告诉程应铨：两年之内摘去右派帽子，可以复婚。林洙嫁梁思成前，系里找程应铨谈话，问两人有无复婚可能，他刀截般分明：“不能。”他说：“我又不是太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又遭审查迫害，1968年12月13日程应铨换上访问莫斯科时所穿的崭新西装，跳入他无数次如鱼般游弋的游泳池，将自己和水一道冰封……程应铨生前，班上有个女学生，高挑，漂亮，上海人。她不顾程老师的右派身份，也不考虑两人年龄上的差距，热恋着程应铨。系里从中横加干涉，毕业后故意把她分配到云贵高原。

程国英：(1922年11月－1967年) ，别名程果，擅长油画、水彩画。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讲师，1968年11月12日在清华园荷花池南边土坡上自缢身亡。

程述铭：1925 年生，北京人，上海天文台研究人员。194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从事天文报时并作出优秀成绩。文革初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而监督劳动。1971 年，有人告发他“散布损坏江青形象”的言论，再次被隔离关押。在天文台的关押地上吊自杀。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著作等身的傅雷的译作多为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名著。15卷《傅雷译文集》，共五百多万字，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巨著。此外，傅雷还是一位杰出的美术批评家。24岁的他就译出了《罗丹艺术论》这样不朽的名著。26岁的傅雷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课时，写出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文章不仅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名作，更触及了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等等，足见其知识之渊博，多艺兼通。此外，傅雷对其子家教极严，而又父爱至深，其家书后由傅敏整理成《傅雷家书》，至今影响深远、广为流传。1920年（12岁）傅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次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1924年因批评宗教而被开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1926年，参加反学阀运动。秋后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1931年，傅雷回国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现南京艺术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次年与庞薰琹和倪贻德结成“决澜社”。中日战争时期，留在上海，此后参加中国民主促進会，曾发表亲美言论。抗战期间，他也曾应滕固之邀在迁往昆明的国立艺专短期任教，后离职。1949年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傅雷学养精深，对美术及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1958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傅被上海市作协划为戴帽“右派分子”。上海市中共领导柯庆施执意要划傅雷为右派，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则认为傅雷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恰逢周扬赴上海听取意见，柯庆施同意了周而复、周扬的意见，事后上海市中共委员会派柯灵通知傅雷该消息。但正当傅雷做了检讨，准备放下包袱时，阴谋家柯庆施却变卦拍板把傅雷定为“右派”。1958年12月，留学波兰的傅雷长子傅聪坐飞机出逃英国。此后，傅雷闭门不出。1961年9月，傅雷“摘掉帽子”。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傅雷享年58岁。

傅其芳：（1923年－1968年4月16日），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教练员。曾担任中国国家队乒乓球教练，被认为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与容国团、姜永宁并称当代中国的“乒坛三杰”。傅其芳出生在浙江宁波，小学时即开始了乒乓球的训练，得过多次地方冠军，后因生活所迫，辗转到达香港，以打球为生。1949年，傅到香港定居。1952年在新加坡，傅其芳代表的香港队战胜了日本队，夺得亚洲冠军。领奖后，一位年迈的华侨女教师对他说，要是他能代表中国，那该多好。1953年春天，傅从香港重新回到中国内地，贺龙（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特批其月薪为200元，在当时属于相当高的水平。傅其芳的名字，被刻在“斯韦思林杯”上，那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奖杯。傅其芳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指导出了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李富春等一大批高手，并且率队连续三年捧得“斯韦思林杯”，威震世界乒坛。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从香港归来的身份，傅其芳被指为中国国民党组织“三青团”的特务、奸细而遭到批斗。他被揪出来游斗、毒打。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傅其芳离开关押他的房间，来到旁边的一间小房，反锁房门，在挂窗帘用的铜杠上自缢身亡，时年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