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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董坚毅：（1925年－1960年），董坚毅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硕士(或博士，因年代久远，介绍情况的人已记不清)，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二人学业有成，生活优裕，情深意笃，堪称幸福家庭。这对幸福情侣也是痴心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董坚毅毕业后在加州工作不到一年，在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归国的影响下，于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工作了4年。1955年，董坚毅为了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主动报名，只身来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此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小孩。鸣放中，董坚毅给领导提意见言辞激烈，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劳动教养。开始，董坚毅在农场还当他的医生，给难友们看病。到1960年9月底，他也坐着闷罐子车迁场到了高台明水分站，住在窑洞里。在他劳教的两三年里，妻子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迢迢数千公里，转车几次(当时兰新铁路尚未与上海接轨)，到农场看望亲人。每次都带来很多吃的用的，对受难的亲人关怀体贴得无微不至。丈夫被冤屈的痛苦，令她心碎。到明水分站后，口粮一减再减，很快出现死亡。董坚毅的身体也垮了，11月上旬的一天，他对当组长的刘文汉安排了后事，说：“按照以往的经验，她每两三个月才能来一次。我是学医的，我知道我将不久于人世，这几天，我坐着就出现意识丧失、眩晕，这样结束生命，没有呻吟，没啥痛苦。我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再见到她。你为人忠诚，乐于助人，不同于别人，我信任你。”接着，又凄惨地说了说他死后，让刘文汉用衣被毛毯如何裹扎，使他的身体不要暴露在外。刘文汉听了，心里凄凉，对他说了些劝慰的话。三天后，董坚毅停止了呼吸，时年35岁。刘文汉按照他本人的吩咐，将他裹扎停当，由埋尸队的人将他抬埋到被雨水冲刷留下的一个地穴里。刘文汉是原公安厅的干部。1948年11月在解放襄樊的战役中参军后，在抗美援朝前线英勇负伤，1951年回国后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主要从事改造罪犯的研究。1956年1月调甘肃省公安厅政治部工作。在鸣放中，他因发表了一篇讽刺领导道德败坏思想作风不正的小品文，他的顶头上司怀疑小品文所指是自已，就将他划成了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在反右派斗争中抄家时，还将他历年获得的7枚奖章和纪念章搜走没收。此时，他只有23岁。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刘文汉和窑洞里的难友都已睡了，忽听得外面有人喊：“董坚毅，董坚毅!”原来是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赶来了，顾晓颖掀起窑洞的草帘子走進来，就着急地问：“老董在吗?”窝里的9个难友一阵慌乱，面面相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在昏黄的灯光下，她认出了刘文汉，说：“你是刘文汉吗?老董在信上说到你，老董他住在这里吗?”顾晓颖拉下头上围的绿丝巾，露出她秀美年轻的脸，完全是一派江南女性温柔贤淑的气质。刘文汉连忙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回答说：“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顾晓颖没听懂他的意思，别的难友也不敢说破。这样，大家都沉默无语，不知说什么才好，直直坐了一夜。天亮后，刘文汉觉得一直瞒下去也不行，就告诉她：“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就是已经去世了。”一句话说出，只听得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一直号啕大哭不已，难友们见过的死亡太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后，她伏在带来的大格子提包上饮泣，眼泪不断地从手指缝中流出。后来，她终于镇定了下来，要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身。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老董的地穴，地穴里空空如也，尸身不知到哪里去了。经过查问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了董坚毅的尸身被扔在荒野里。这真是惨不忍睹的一幕!原来，董坚毅身上裹扎的毛毯、鸭绒被已被难友们扒去，董坚毅尸身上的肉，已被饥饿的难友分几次切割吃完了，因为头上无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一眼认出心爱的丈夫死后成了这般模样，就扑到骷髅上，抱着丈夫的头颅又哭又亲，哭个没完，亲个没完……难友们一个个都难过地低下了头，连劝慰的话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就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后来，几人劝了又劝，硬是拉着扶着顾晓颖回到窑洞里，一起商量如何处理董坚毅的尸体。商量了半夜，提了几个方案，最后决定火化尸体，把骨灰由顾晓颖带走。在难友们的帮助下，从附近找了3个农民，顾晓颖付给每人100元，外加一件毛衣(这原是带来给董坚毅的)，由农民找来了些柴火、树枝，后来又买来一桶煤油，将尸体焚化。因燃料少，尸骨未能焚化成灰，头颅、骨头仍是原样。刘文汉拿出自己的一条在朝鲜前线带回的美军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这则惨绝人寰的故事，就这样画了个句号。一个痴心报效祖国的爱国者竟然得到这样的回报！——35岁就离开了人世！竟然在自己的国土上死无葬身之地！一对海归专家夫妇，竟如此生离死别！

董晓初：（1901年－1968年），著名中医。14 岁始在无锡雪堰桥镇从师学医。 20 岁考取中医师执照。“九一八”事变后，到津行医，医誉日隆， 40岁时已名噪津门。1949年后，任兆丰中医联合诊所所长。1956年到天津市中医医院工作，任内科主任兼任天津市卫生局中医考试审查委员、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西学中学习班顾问、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员会常委、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先后兼任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传染病院、南开医院等市级医院中医顾问等职。1961年在天津市中医医院第一个创建心脏专科。其对《伤寒论》、瘟病学研究极深，研制“通脉养心丸”，深受患者称许。一生以仁术济世，至今为人们所赞颂。文革爆发后被残酷批斗，不堪凌辱，上吊自杀。终年67岁。他自缢后，所住房子的楼上到楼下，贴满“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的大字报。

董铁宝：(1917年－1968年10月18日)，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193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即奔赴抗日大后方，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修滇缅公路桥梁，出生入死地和桥梁工人一起生活战斗。1945年赴美，后来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参加研究工作，并在1949年取得博士学位。在和纽曼克等著名学者一起工作时，他有机会参与了第一代电子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制程序和使用。工程科学的训练、先進的计算工具、个人对于数学的钻研，使他后来能够对理科和工科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1956年，强烈的爱国心使39岁的董铁宝毅然放弃已有的良好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积极筹划回国，终于冲破重重障碍，和他的夫人梅镇安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回到了祖国。当时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计算研究所都争取他去工作，他考虑到除科研工作外，莘莘学子是科技兴旺的希望所在，乃决定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中，中国的计算机事业还处于创业阶段，当时计算机科学这个名词也还未形成。董铁宝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从计算力学、计算数学，一直延伸到程序编制、计算机设计的原理等都是他从事的工作。1958年北京大学开始制造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和具体指导。通过这台小机器的制造，培养了一支技术队伍。他还参与了60年代初每秒百万次计算机的设计。北京大学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中，有董铁宝的功绩。从他回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0年中，除了在北京大学固体力学教研室和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外，他还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计算研究所、工程力学研究所（前身是土建所）等单位兼职，也曾多次参与有关的全国性规划、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专业活动，如水坝抗震、防护结构的研究规划。这些活动使他的才能和科学见解有了用武之地，而宏伟的国家建设，又進一步激发了他献身于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热情。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力学和计算两个方面。然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董铁宝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关押在北京大学28楼，不准与家人见面。在“隔离审查”中，1968年10月18日，董铁宝不堪受辱上吊身亡。

董时光：（1912年－1960年3月），西南师范学院教授。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学博士。因大量发表反对美国出兵朝鲜，支持中共党和毛泽东的激烈言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作为亲共危险人物，1955年被强制驱逐出境，返回中国。回国时，周恩来亲自迎接他。他是四川垫江人，一门三兄弟都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当时几所著名大学力聘，因三哥董时恒是西南师范学院体育学教授，经三哥介绍，他选择了西师。1957年中共开展整风。5月11日，西南师范学院党委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教师座谈，对党委提意见。《重庆日报》派记者采访。董时光发言，开口就声明：自己“从解放前就一直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着，现在西师的领导以为我不积极，这只能证明他们不要民主。”他就西师存在的党群关系、高校党的领导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批评校领导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还举例说他回国不久，和几个学生在毛主席塑像下拍照，被校警干涉，说领导规定不准照像。双方争执起来，校警报告给领导。他也写信给校领导，抗议这种没道理的禁令。院长办公室回信责备他“不敬爱毛主席”。他说这是搞封建王朝的那一套，等等。5月29日，《重庆日报》以煽动性语言和断章取义、篡改拔高的手法，对他批评一些积极分子不择手段靠拢党组织的话，改为“投降变节分子”，“善于曲膝的人”，“喜欢拍马屁、无耻钻营”，对阿谀奉承者应该杀掉……并冠以《我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标题发表。董发现出入很大，要求更改，报社不予理睬。他认定这是耍“阴谋”，侮辱人格，于是写信指责报纸断章取义，要向他赔礼道歉，说要是在美国，他还要向法院起诉……《重庆日报》毫不客气一字不漏又登了出来。一个从美国跑回来的知识分子竟与党报叫劲，这在全国也绝无仅有，一时间把个山城闹得沸沸扬扬。董时光讲他的鸣放意见时说：……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可惜我的想法错了，我碰到一个外行，是学校党委书记兼院长方敬(时任副书记兼副院长－－著者)。他不是为教师创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教育环境，而是制造麻烦。几乎每天都敲打我们，一遍又一遍喊“学习马列主义”啦，“改造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啦。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自己一点本领没有，人妖不辨，只会对孙悟空念紧箍咒。方敬就是唐僧，由他这样一个外行管理学校，注定了我们教师无所适从。他不懂教学，又高高在上放不下官老爷架子，特别是对我这样从美国回来的人，就像周身都带着帝国主义病毒，百般挑剔和刁难。在他看来，不脱胎换骨改造，我就教不好学生！真是荒谬之极，奇谈怪论！在美国，不搞思想改造，不照样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拿了诺贝尔奖吗？按他那一套来改造知识分子，绝对出不了诺贝尔奖得主，十年出不了，二十年、三十年也出不了！这些年来，对知识分子搞思想改造，要他们“脱裤子洗澡”，“割小资产阶级尾巴”，真是无聊至极，侮辱人格嘛！知识分子尽心竭力搞射秽主义建设，头上却戴顶紧扼咒，真让人心寒。方敬不象领导，象是唱赞美诗的，举件小事让同学们看看其人品。学校有一对年青人结婚，请他主婚。他却大放獗词，说今天两位新人能幸福地结成终身伴侣，应该感激毛主席！托毛主席的福，你们才有今天的相爱结合，你俩要牢记毛主席的深恩大德等等。讲完这些肉麻的话，他转身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同学们，这说明什么？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年青人结婚，关毛主席什么事？当了红娘牵了线？今天结婚托毛主席的福，明天新娘怀孕，生小孩，还是毛主席的功劳？这种马屁精，把毛主席捧上了天，上同太阳救星，下管人间烟火，实际是搞个人崇拜嘛。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教训：搞个人崇拜，就会把中国引向造神时代，就会产生个人独裁！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开创民主新局面。这次整风，就是要整掉这种阿谀奉承，搞个人崇拜的作风。……毛主席真伟大啊，整风运动就是要还权于民，让人民先拥有监督权，然后走向民主选举的共和制度，这是根绝几千年中国专制暴政的伟大创举，我举双手赞成……正当大鸣大放如火如荼之际，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操刀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斗争的進军号。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反右运动如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对董时光的批判火力尤猛。6月11日，《重庆日报》报道《董时光继续散播反动言论，西师师生员工群起驳斥》，董受到猛烈的批判。接着，西师党委精心组织了对“大右派”董时光的批斗，向各大学发出邀请。随后，董时光与重庆几千个被定为“劳动教养”的“右派”，都到大山里修内（江）昆（明）铁路去了，那里劳动强度和生活艰苦程度，让人难以想象。刚去不久，就有人跳悬崖绝壁自杀。1958年4月15日，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又调集了全省四五千名"右派"建立了“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去修筑内昆铁路。董时光被编入第27队。1959年10月，内昆铁路停工下马，“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又转战凉山修成昆铁路，此时口粮下降，菜里看不见油珠，劳动强度极大，饥饿再次袭来，大批右派水肿，工地上经常发生瘁死。1960年3月，成昆铁路也下马停工，“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部分成员被送到雷波、屏山、马边三县交界的“雷马屏劳改农场”，那里是大凉山和五莲峰山脉交界的大山区，荒无人烟的蛮荒之地。董时光在那里当了养马的马倌。当时大饥荒席卷劳改农场，董时光也全身浮肿，饥饿和劳累已经把他折磨得完全脱了人形，严重时走路都摔跟头。一天，他竟然有了个在他看来一定是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更加伟大的发现：在马粪蛋中，竟有一两颗没消化了的胡豆！他赶紧动手，在一堆堆马粪中找胡豆，然后淘洗干净，比人参还宝贵地放進了口中。从此，董时光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马粪中寻找那比珠宝更珍贵的胡豆，并将找到的胡豆洗净晒干，积攒起来，以备更严重时充饥救命。一段时间，他竟积攒了一小袋！一天，他正吃点心似的享受那胡豆时，被别人发现，立即向干部汇报，说大右派董时光偷吃马粮。于是立即组织了批斗会，会上干部安排的“改造积极分子”带头，其他犯人一拥而上，将他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口吐血沫。送农场劳改医院后，不治而死，报国五年，命丧黄泉，终年48岁。

董希文：（1914年－1973年1月8日），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其1949年后的作品有将艺术政治化的倾向。《开国大典》不但成为后来“红光亮”文革绘画形式的源头，而且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迫使董希文亲自两次進行修改，抹去先后失势的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人像；1972年由其学生靳尚谊临摹一张抹去原政治局委员林伯渠的版本。1979年，又被复制了一版，反映该画最初的样子。董希文毕业于杭州惠兰高中。1932年考入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1933年和1934年先后就读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和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受教于中国第一代油画名家颜文梁、方干民和朱士杰等。1939年国立艺专毕业后曾去越南河内的巴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了半年。1942年至1946年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临摹壁画。1946年开始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期间同情中共党领导的学生政治运动，参加了迎接北平解放的活动。1949年7月参加绘制第一幅天安门上的毛泽东油画像，同年12月加入中共党。1952年至1953年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起稿组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创作过《春到西藏》、《哈萨克牧羊女》、《苗女赶场》、《百万雄师过大江》等主题性绘画。57年被划入右派，并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62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吴作人、罗工柳、董希文工作室。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他被扣上“黑线专政”的帽子下放劳动。1973年1月8日因癌症逝世。临终最后一句话：“把我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