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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儲蓄第一本性 為何換不得公民權利

【世事關心】(132) 雙面中國向何處去 - 軌跡(下)


旁白：這裡是上海外灘北側黃浦路15號，浦江飯店，一幢已有150年歷史的歐式建築。它曾經是中國乃至遠東地區，最豪華，最有名氣的酒店。1990年12月19號，在浦江飯店孔雀廳，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第一」。上午11時，隨著時任上海市市長朱鎔基在這裏敲響的第一聲鑼，中國證券市場誕生了。和西方國家正常的股市融資功能不同的是，中國資本市場在設立的時候，就被賦予了一個特殊的使命。

程曉農博士：中國政府在建立股市的時候，有一個根本的目標，那就是利用股市圈錢。為誰圈呢，就是為國有企業圈，特別是為壟斷型國有企業圈。所以很多大型的壟斷國有企業千方百計的上市，其目標就是通過在股市上發行股票，從股民手中圈來大量的資金。在這個過程當中，證券界，大量的證券公司，還有一大批為證券公司和國有企業服務的所謂專家，股評家在裏面推波助瀾。引誘股民們上當。所以每當股民們看著股市高漲，很快這點錢就被國有企業圈走，然後這點泡沫就破滅。然後，很多人因此財產就消失得乾乾淨淨。這樣的股市實際上是政府為國有企業圈錢的一個主要的工具。可以說是一個吸錢機。當然在股市上興風作浪的還有另外一種企業，就是大型私有企業，在這方面，中國有一系列的例子。很多上市的私營企業靠的是所謂的做股市，或者做股票。就是說他們通過各種包裝，把一個本來不值錢的，沒有多少盈利的公司包裝成一個很有發展概念的這麼一種股票去矇騙股民。直到最後，這個公司維持不下去破產了，然後，股民發現，所謂的民營公司，私營企業也一樣是很多在上市的過程當中構造了大量的騙局，在這方面，中國的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在股市上坑蒙拐騙的做法並沒有多大的區別。



旁白：從90年代起，中國股市伴隨著黑箱操作，過分投機等特徵暴漲暴跌了18年。在這期間，中共政府越來越悟出了用股市圈錢是化解金融危機的一條捷徑。如果說中國政府在1998年前還裝模作樣反對股市投機，那麼到了1998年以後，它乾脆公開為股市泡沫造勢。最典型的事例是199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公開鼓勵中國公眾入市炒股，為政府圈錢造勢。於是中國股市近幾年常常出現這麼一種惡性循環：在股市萎縮時，鼓勵銀行貸款給機構入市炒股，等股市拉高時，又開始「查處」銀行違規放貸。比如說，2001年2月底，在政府鼓勵下，不少機構大戶貸款入市，股市暴漲。到了7月份，政府主管機構中國人民銀行又開始查處數家商業銀行「違規貸款」一事，造成大量資金退出股市，在一個月內，中國股市總市值縮水7,000億元，下跌幅度為14％。

旁白：伴隨股市每次暴跌的是哀鴻遍野的千萬股民。多少撕心裂肺的故事都發生在其中，中國的國民儲蓄率世界第一，面對那些拿出全家積蓄，把老人的養老錢、孩子的學費錢、兒女的結婚錢、家裡的買房錢、葯錢，甚至向親朋好友借來的錢都投入股市，結果血本無歸的老百姓，有誰為他們真正著想過呢？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公義被拋棄以後，它的後果也必將直接作用到拋棄它的人。中共政權講經濟工作是它執政的核心。因為經濟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這是維持它統治的根本保證。但是，公義的缺失已經直接影響到了這個中共維持政權的根本保證; 影響到了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當前，中國經濟需要突破的最大瓶頸之一就是內需不足，而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貧富分化。




程曉農博士：中國的內需不足，首先是因為中國的人口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沒有多少購買力。我本人做過一個計算。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農村年人均生活消費水平這樣一個數據為例，中國的農村居民按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7億多人。這7億多人在2007年平均每人每年生活消費支出是3000多塊。如果折算成每天，是1。16美元。與此同時，在城市裡，還有一兩億城市貧民。包括下崗工人，失業者等等等等，還有退休的，低收入的人。這樣的家庭還有兩億左右，所以合在一起，全中國有9億左右。那麼改革了30年了，有將近8，9億人口生活在這樣一個平均每天生活消費支出在1。16美元這個水平之上，它高還是低呢？我們有一個國際標準，那就是世界銀行公布的2005年的全球貧困線。2005年全球貧困線是1。25美元一天，2007年中國的農村人口加上城市的貧困人口，他們平均的每天的消費能力甚至低於2005年的全球貧困線。這是中國30年改革的結果。也就是說，30年經濟增長不算慢，30年各級官員，權貴集團發財的速度更加驚人。但是，代價是佔中人口80％以上的中國老百姓一直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按國際標準，他不比那些非洲那些貧困國家那些老百姓過的好。

旁白：那麼，中國是否可以依賴那些高收入階層的消費來拉動內需呢？西方經濟學的泰斗凱恩斯20世紀初就對此問題下了結論，而這個結論現已成為西方經濟學界的一個基本常識。凱恩斯說，「消費支出的不足，是因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若把國民收入的較大部分給了那些富人，他們只會把其中大部分儲蓄起來。只有把國民收 入的大部分交給低收入的家庭，才能提高消費支出。」

程曉農博士：也正因為這樣一個原因，所以中國的經濟沒有辦法走出困境。因為7－8億老百姓沒有消費能力。他們基本上是生產而不消費，或者生產而低消費。結果呢，中國只能依賴國際市場拚命出口。一旦國際市場出現了風吹草動，比如美國的次貸危機導致了美國的消費者開始壓縮消費，於是中國的經濟馬上就受到巨大的衝擊，很多企業大量倒閉。比方講，從08年的下半年到現在，珠江三角州的外資企業已經倒閉了30％幾到40％。原因就是因為這個。由此可見，中國的這種發展模式，這種社會不公的發展模式，必然的導致國內的老百姓沒有消費力，依賴國際市場呢又沒有辦法長期穩定的維持出口。結果這個發展模式慢慢的就走入了絕境。


旁白：事實上中共政府在縮小貧富分化方面並沒有另人信服的舉措。 最明顯的標誌是農 民工與公務員的收入差距，二零零九年三月份的數據表明∶全國農民工的務工收入水平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六，而公務員的工資水平上漲了百分之十六。


旁白：當中國的富豪們被包圍在寶馬，別墅，鑽石，豪華旅行之間的時候，佔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普通百姓卻完全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里。在今天的中國，一個城鎮居民供養一個青年上完4年制大學需要花費16年的全部收入，一個農民要花費19年的收入，中西部省區的農民則要花26年的全部收入。當千萬個中國父親目送自己的孩子上了北上南下的火車，到異鄉的繁華都市求學的時候，當他們低頭盤算著如何東湊西借，賣家當賣勞力賣血來湊足下個學期的學費的時候，當他們因為沒錢給自己生病的老母親醫治而暗暗哭泣的時候，瀰漫在他們心頭的應該是中國老百姓在每一次暴君統治下鬱積的同一種情懷：「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化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旁白：改革了30年的中國，到底改變了什麼？它的方向又在哪裡呢？


旁白：2003年，胡錦濤，溫家寶分別出任中國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他們努力把自己的施政方針和江澤民時代的政策區別開來。從追求GDP，到科學發展觀，特別是出台了一系列關懷民生的政策，國家財政重心看似有了很大的轉移，全社會普及社保，低保，醫保，建立和諧社會。再加上，胡溫二人的個性看起來比較親民與務實，這些都給了處於重壓下的中國老百姓新的希望。他們把胡溫的執政叫做胡溫新政。但是，胡溫新政到底對緩解民生負擔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和諧社會建立起來了嗎，社會公義重塑了嗎？


這是中共官方新華社2005年12月28號的一篇報導。「皇糧」不再有，農民減負300億，人均增收70多元。報導中指出，2005年，享受免征農業稅的農民達到8億人，免征農業稅的省份達到27個。明年全國取消農業稅後，還將再減少幾十億元。也就是說，從明年開始中國的農民每年將因此增加數百億元的收入。但是，伴隨著這個新出台的政策，農村裡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從2004年起，農業生產物資價格開始大幅度上漲。到2008年年底為止，漲幅高達平均每年9。7％。 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漲幅才較上年有所回落。這一減一增，農民的收入甚至比過去更少了。

另外，取消了農業稅，當地財政少了一塊，但是缺的這一塊很多情況下被地方政府官員極富創意的補上了。這棟房子是山東省黨西村派出所專門關計劃生育違規者的房子。公安局的做法是，在事前放任和默許，等農民造成了違法事實后再把他們抓到這間房子里。不交罰款不放人。

再來說義務教育，取消學雜費。聽起來絕對是好事。但是實際上，不少地方還是變相創收。因為對於如何定義「雜費」，很難有標準。對此，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表示，中共所謂免除的學雜費，這裏他們自己說是「190元至350元」，其實，這隻是十幾項各類費用中的很小一筆錢。只佔學生教育費用總和的極小一部分比重。即便是真的減免這部份學雜費，對全民改善受教育程度沒有多大影響。


除此之外，就醫保和社保來說。這幾年曝光出來的腐敗案層出不窮，沒有被曝光的就更是不知道多少了。比如，2006年的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是指在2006年上海市部分政府官員因挪用社會保障基金為私用的案件,以及由該案件牽扯出的其他案件的總稱.目前已知的涉案人員 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市委書記陳良宇,上海市寶山區區長秦裕,上海市社會保障局局長祝均一,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等. 該案涉及社保基金32億元。事實上，雖然胡溫政府一直把民生問題掛在嘴上，但是民生政策面臨的困境還是政府投入嚴重不足。投入不足還被層層貪污挪用，所以，政策效果會大打折扣。一直以來，中國用於基本民生的投入佔GDP的比例屬於世界最低之一，而豪華項目開支則高居全球首位。我們來看一筆帳：2004年的數據估計， 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元， 公車消費3986億元， 公款出境旅遊2400億元（300億美元）， 公款賭資外流2000億元， 僅這幾項開支合計就是12086億元。 而當年的財政收入是26396.47億元。財政收入的將近一半都被公款吃喝玩用消費掉了，還剩下多少錢來幫老百姓？

文昭：在整個政策執行鏈中，缺少非常關鍵的一環，就是被這些被幫助的對象，不能夠主動的維護自己的權益。他們被要求感恩戴德。但是，被侵害的時候，卻不能為自己維權。像被免費的學生，被免稅的農民，享受社保的百姓，他們不能組織獨立的工會，農會，也不能上訪。當被侵害的時候，受害者也不能去結社，組織能獨立的，為自己發聲的維權團體。相反，中共政府是不遺餘力的打壓這些結社。這樣一來，民生政策一旦走錯了路，也不能及時得到糾正，它一定要擴大到事情形成一定的危機的時候，才能引起重視。到時候就再出台一套新的民生政策，那麼如果效果不佳，那麼就再形成社會危機，再出台新的政策。這樣，路越走越窄。就形成了一個死循環。比較典型的是，一旦這種社會危機出現的時候呢，共產黨它竟然不容許有良心的律師，獨立的去為這些受害者辯護。法輪功學員是個例子，地震當中豆腐渣校舍死難的兒童家長是這樣的例子。而且，三鹿毒奶粉以後呢，那些受害的嬰兒的家長也是個例子。不允許有良心的律師出來給受害者辯護。


旁白：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出了一部震撼人心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它講的是藍色文明，也就是西方的工業文明戰勝黃色文明，就是中國的封閉社會。指出中國必須學習外國的強國之法。河殤的第5集「憂患」是這樣結尾的。

　 　一個共和國主席的命運，是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命運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法律不能保護一個普通公民的時候，它最終也保護不了一個共和國的主席。 劉少奇同志的白骨，曾經把動亂的慘烈和時代的悲劇揭示得無以復加，然而動亂的根源卻不是他個人的命運所能揭示的。這是一個民族的整體悲劇。如果中國的社會 結構不更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致觀念不現代化，誰能保證悲劇不重演呢？

　 　在河殤過去20年之後，中國不僅從來沒有真正開始過政治改革，而且可以說已經和政治改革的機緣完全錯過了。上一代人還可以在憂患中躊躇滿志，憧憬未來。而下一代人已經剩下只能在現實的無奈中掙扎著生存。

中共為了維持自己統治而進行的改革最終形成了一種自我擊敗的模式：要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就要有獨立的司法，獨立的媒體，信仰和言論的自由，以及人民的監督，而一旦這些實現，就必然會動到中共的專制統治，可是不動這些，腐敗，貧富分化，經濟的結構性缺陷，社會不公，社會矛盾激化，群體事件激增，也已經危及到了中共的統治。

於是，中共利益集團就在這進退維谷的狀態下，緊握手中的權利，挾持著整個國家尋找它最後的生存空間。對於中共的權貴階層來講，這是一頓豐盛的，也是最後的晚餐。顯而易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公義迅速消磨殆盡。也因此，中國正在走向一場全面的危機。

敬請收看《雙面中國向何處去　第二部　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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