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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改革的真正動機 是鞏固自己的統治權力

【世事關心】(130) 雙面中國向何處去 - 第一部：軌跡(上)


旁白：1992年的冬天。京廣線上賓士著一列南下的專列。專列上坐著當時中共的最高決策者鄧小平。他的這次不同尋常的「度假」的終點是珠江三角洲。這次度假被稱作是鄧小平的南巡。南巡中，鄧小平親自傳達的精神是：中國的改革不會停下來，要繼續進行。這位82歲的獨裁者對於共產黨的生死脈動有著敏銳的洞察，1989年的民主運動被鎮壓以後的最初一兩年，中共試圖扭轉改革開放的方向、壓制私營經濟。重新面臨雕敝的經濟使共產黨的統治再次面臨危機。鄧小平敏銳的覺察到了這一點並做出了果斷的決定。在南巡中，他反覆的向他的聽眾們強調著一個直白的信息，那就是：「如果沒有發展和加速的改革，共產黨的前途將不保。」

旁白：這句話，無論在當時還是以後，都像一個不動的航標一樣引領著中國前進的方向。在這30年中，中國經濟改革的具體措施是隨機的，並且充滿了變數，但是改革的方向在中共那裡從來就沒有變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圍繞著穩固中國共產黨統治這一中軸進行。

旁白：這就是中共改革的真正動機。它在改革已經進行了13年後，道出了它宿命走向的根源。但是，當時並沒有多少人認識到它所蘊含的真正意義。

旁白：在中國人的思想中，中國共產黨從來就天然地代表全中國人民，代表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因此，改革有利於中共統治，也未嘗不可。有利於中共統治但是是否有可能與老白姓的利益發生分裂。這個問題，在改革初期，在它還沒有顯化到眾多老百姓的普通日子里的時候，幾乎沒有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能夠意識到。


《當代中國研究》主編 程曉農 博士：在改革的初期，中共推動改革的動機和中國老百姓當時亟待改變毛澤東統治下三十多年貧困的生活狀況這樣一種需要，兩者之間有一種契合。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當時趙紫陽在四川 萬里在安徽，推動了農村的農民提出的承包制。承包制的推行，立刻改變了農村的生產面貌。全國哪裡推行了承包制，哪裡農業產量就大幅度增加，農民的收入提高，城市居民的農產品購買量也大大增加。所以這種情況，很快就帶來了對全國經濟的直接效果。但是，這樣的改革是有一個前提的。它的前提就是：鞏固中共的統治。所以它不是要以改變整個中國的 完整的經濟制度實現一種完全自由的經濟這樣一個目標。

旁白：在維持中共統治不動的前提下，這可能已經是他們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改革。於是，中國就在這種既定的思路中「摸著石頭過河」，它完全沒有注意到，歷史在不太久遠的過去已經安排的一次又一次意味深長的示範，一直靜靜的矗立在那裡，發出陣陣嘆息。

旁白：人類近代史上發生過數不清次數的大小改革，改革的動機也多種多樣。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那些為了保住自己的專制統治，而不進行政治改革的所謂改革，從法國的路易十六，到俄國的最後一個沙皇，再到大清朝慈禧太后的改革，全都失敗了。

《當代中國研究》主編 程曉農 博士：從本質上來講，法國的路易十六，俄國的尼古拉二世，大清朝慈禧太后還有今天的中共改革都是一種本末倒置的改革。他們不想動體制，想維持他們的專制統治。但是他們所改變的表面或者說想模仿的那些表面的成果之所以能夠存在恰恰是因為它有一個不同的體製作為基礎。但是這些專制政權卻偏偏不願意去學那個體制。這樣的改革無論走多遠，最後都會敗在它的根基錯誤上。而且在改革過程中，由於這對矛盾會生出無窮無盡的難以解決的問題。


旁白：毫無疑問，在30年的中國改革過程中，已經出現了並且還在繼續湧現著無窮無盡的難以解決的問題。但是，或許比這更嚴重的是，我們在這其中還看到了一個軌跡：那就是維護共產黨統治的改革之路導致了一種極為重要的因素在中國全面的消失殆盡。

旁白：這種因素是什麼呢？

旁白：當我們看到，中國的億萬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幹子女，其中有2900多名高幹子女，共擁有資產二萬多億的時候，我們明白，在這個國家，有一種東西已經遠離了我們；當我們得知，一批建築民工勞碌了三年，工錢被一拖再拖，最後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當他們鼓起勇氣去討要工錢的時候，卻被砍斷了手臂，我們由此知道，在這個社會，有一種東西已經無法找到了；當我們看到，醫院擠滿了喝了三聚氰胺奶粉的寶寶，他們無辜的小臉因為痛苦而淚水漣漣的時候。我們明白，這個社會已經完全喪失了一種東西-。它就是公義。

旁白：2500年前，西方哲學的始祖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論證了公義和理想國的關係。他的結論是，理想國一定是建立在一種真正的公義基礎上的，這種公義的內涵是，對你的公義就是對我的公義，就是對所有人的公義。沒有公義就不會有理想國。

旁白：在他以後的世界歷史基本上證明了這一點：2500年來，從來沒有一個能夠崛起並能夠長期繁榮的國家是構建在社會正義泯滅殆盡的基礎上的。相反，歷史給與我們的借鑒是，那些迅速崛起，不可一世的力量，如果失去了公義的基石，無一列外的會迅速敗落。

旁白：如果說柏拉圖離我們太遙遠的話，哈佛大學的著名哲學教授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就更直接的闡明了一個健康社會和正義的關係。 《正義論》一書對西方的政治體制有著深遠的影響，被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政治哲學、法學和道德哲學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這本書中，為了證明一個公義和健康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子的，羅爾斯提出一個叫原始狀態的假設，在這個狀態里，制定政策的人並不知道未來的自己會處在什麼樣的社會階層，有可能是高官，有可能是農民，也有可能是乞丐，那麼，如何制定政策才對自己最有利，才最具公平和正義呢？羅爾斯的結論是，第一，人人都要有平等的言論和政治權利，第二，要使社會最弱勢群體的利益和權利得到最大化的保障。


旁白：不幸的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最弱勢的群體, 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老百姓幾乎能夠在每天的日子里看到社會正義漸行漸遠的腳步。作為中國人，他們有權利，也應該知道，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旁白：推出片頭：軌跡


旁白：中共的改革背負著一種原罪，那就是上面講到的，它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為什麼這是一種罪呢？


採訪：維護統治本身並不是一種罪，但是，如果在維護統治的過程中，維護統治與老百姓和民族利益有衝突，而又沒有制約因素來制衡統治者，那麼，維護統治不管初衷如何，肯定會演變成一個犯罪的過程。對中共而言，上不信神，沒有天的約束，下無獨立司法，沒有法律的約束，而中共又擁有數百萬軍隊，數百萬武裝警察和公安，那麼，就沒有誰能約束無法無天的中共了。維護黨的統治，就是一種積累原罪的過程。更可怕的是，這種過程中，統治者的強權和威懾會使人們放棄爭取權利的願望，而對統治者在為了維護統治，緩解矛盾而不得不施出的一點善意之後，就強化絕望中人們的希望，於是人們期望「情況會慢慢變好」，而更加不願去冒主動爭取權利的風險。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這些心理結合在一起，就使得中共統治的改革，時間越長，改革的成本越高，民族動蕩的風險就越大。


旁白：其實，維護統治本身並不能算罪。關鍵是中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可以也基本上犧牲了一切。它可以犧牲更優化的改革路徑，它可以犧牲老百姓的利益，它可以公然犧牲社會公正，它可以在中國已經形成頑固的制度性腐敗的惡性循環的時候，犧牲能夠解決這個惡性循環的唯一的途徑-政治體制改革，換句話說，它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可以犧牲這個國家的未來。也因此，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的種種頑癥被一個個種下了病根。讓我們來看這樣一條軌跡。

標題：維護中共的統治造成制度性腐敗的根源-權力市場化。

旁白：首先，讓我們把目光投向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一個不太起眼的階段。雖然不起眼，但是它卻絕好的註釋了 「中共維護自己的統治和中國被迫選擇的改革路徑」 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旁白：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改革的第一階段，也就是以承包為特色的階段，在因為松繩套而釋放出的初始能量發放完之後，中國面臨著在改革道路上的一次選擇。這次選擇被經濟學家們形象的起名為：「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

《當代中國研究》主編 程曉農 博士： 中國的城市改革始終有兩個難題並存，一個是國有企業的改革一個是價格改革，他們到底應該誰先誰后，那樣改革先行才能成功成了當時的一個難題。專家當中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有人主張先改價格，因為只有把價格理順了以後，把價格市場化才有可能讓國有企業在一個正常的價格體系當中做出反應，然後企業的利潤才能夠按照市場價格有所變動。企業的效益才能真正體現出來，那麼企業呢才能按照這樣的標準，這樣的尺度調整自己的經營和企業體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企業體制沒有改，價格一改，企業就會做出各種不適當的反映。比方講，哪一種價格上漲了， 企業就可能設法把它的產品價格相應提高，用這種辦法來消化成本。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看到，它會形成一個循環。就是你改了一部分價格就勢必帶動另外一部分的價格上漲。上漲回過頭來又帶來最初被改的那部分價格又不合理了，還需要再改。

旁白：這個經濟學上的難題被當時以鄧小平為主導的中共以一個四兩撥千斤的方式迅速解決了。解決的邏輯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不能動，也就是它所號稱的公有制體制不能變。有了這個前提，涉及意識形態改變，即改變國有企業所有權的企業改革勢必被擱置，價格改革成了唯一的選擇。

旁白：本來，價格改革在30年的改革過程中是一件小事。但是它卻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一個是我們從中看到了中共為了維護其政治體制而毫不猶豫地犧牲更優化的改革路徑的事實。另外一點，在此刻，這條迂迴的路，為從此深刻影響中國改革的一種因素-權力市場化埋下了伏筆。

《當代中國研究》主編 程曉農 博士：當時，在1980年代中期，有一些青年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建議叫做價格雙軌制。這種建議的意思是說，在一部分產品的價格不上漲的情況下，讓同類產品的一部分價格市場化。也就是說，一個產品有兩種價格，所以叫雙軌制。國家控制一部分產品，這部分產品價格，同時呢，允許企業用市場價用市場價格把同類產品賣出一部分。 這個做法本身帶來了新的問題，那就是，任何官員，哪怕一個個人，如果他能用低價，政府控制的價格買到一部分產品，然後在按照市場價賣出去，這個時候，他個人就能夠從中獲得巨大的利潤。 所以中國從那個時候開始，權力就通過經濟的市場化獲得了大量的利。它也給各級官員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讓他們懂得怎麼樣通過倒賣計劃指標從中賺大量的錢。權力就這樣通過市場交換變成了財富，變成了金錢。


旁白：權力市場化是改變中國財富分配格局的起始點，也是理解中國改革的一把鑰匙。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它貫穿于價格雙軌制、股份制改造、房地產開發以及國有企業產權轉讓等 一切經濟活動中。權力市場化像一頭貪婪而兇猛的野獸，幾十年間一刻不停的啃噬著中國社會上本已單薄的公義。它，就是劃出中國改革軌跡的刻刀之一。

那時的中國，開始有了一個「三代富翁」的說法，第一代富翁是「個體戶」；第二代是「下海」的科技知識分子與技術工人。第三代則是推行「價格雙軌制」以後「下海」的特殊人群。這類人當中有不少與權力圈人物沾親帶故，有的人本身就是政府官員。到1991年以後，這些人又憑藉權力和已積累起來的資本介入 「股份制改造」、「開發區圈地運動」，在這期間，他們以世界罕見的速度積累了巨額財富。」 因此，第3代富翁和第一代，第二代富翁在財富的積累速度，方式和規模上絕對不可同日而語。在股份制改造中，他們的致富過程被人們形象地描述成「蠶蛹化蝶」。國有企業的資產經過這樣的改造被神奇的轉到了私人手中，然後，這些人再把改制后的企業上市，利用它到股市圈錢。這個過程之前和之後這些人的產權狀況和財富狀況就像蠶蛹和蝴蝶的差別一樣大，並且，致富的中間過程就像密封的蠶蛹一樣奧妙。


《當代中國研究》主編 程曉農 博士：這種改革有幾個不同的做法。一種是在較大的國有企業里實行股份制，那麼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國有企業彼此之間的相互的持股或者是引進外資，把企業轉換成一個股份制企業，再有一種情況呢就是一些中小型國有企業，廠長經理以股份制改革為名，就把這些企業逐漸轉化為一個他自己及其親屬主要控股的准私營企業。這種股份制改革，在相當程度上來講，是借改革為名，把國有資產轉到私人腰包里去了。這種做法呢，它有各種各樣的手段。比方講，很多國有企業的經理，利用對外開放的機會，與外商談判。把國有企業最好的一部分資產單獨拿出來與外商合資，建立一個新的合資企業。那麼這種新的企業通常就是股份制。與此同時，他把原來的企業里，外商不需要的那部分資產當作垃圾，然後設法把它拋棄掉，相應的也把裏面的很多員工以下崗的方式把他們趕走。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國有企業的經理通過和外商的合作，建立新的股份制企業，自己就變成了新的企業的所有者。他們是一分錢不掏，一轉眼就變成了企業的所有者。另外一種情況，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員和一些中小企業的經理，把中小企業的資產廉價的，用各種方式或者是出售給私營企業，或者是出售給他自己或者是親屬建立的公司，用這種方式把中小型國有企業改造成了所謂的股份制企業，而與此同時，企業資產就大量轉化成了他們的個人財富。

旁白：在國有企業的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到底流失了多少，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字。國有資產管理局根據現有的統計資料、抽樣調查和典型案例進行初步分析，並推算、匯總，得出的基本判斷是：從1982年到1992年，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損失大約高達5,000多億元。這個數字大約相當於1992年全國國有資產總量26,000多億元的1/5，比1992年財政總收入4,188億元還多800多億元。即便按這個據說是「比較保守」的數據計算，中國在90年代平均每年流失、損失的國有資產也達500多億元。 這意味著中國每天流失國有資產達1.3億元以上。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國有企業的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款潛逃者日益增多，僅在2001年一年，中國檢察機關就抓獲在逃犯罪嫌疑人3,046名，追繳贓款6.8億多元。

旁白：中國的股份制改革被形象地稱為「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特權用這頓豐盛的午餐造就了中國的一批巨富。而這一成功的致富模式被擴充和沿用到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幾乎所有領域。


字幕：圈地運動

旁白：這是一張紐約時報1992年12月27號的報道，報道的題目是「中國的躍進」，報道中的插圖反映了全世界對那個時候中國的印象：整個中國就像一個巨大的，熱火朝天的工地，不停的施工，不停的蓋樓，不停的開發。在中國，這一時期被叫做「開發區熱「，若干年以後，回過味兒來的人們給它又起了個名字叫「圈地運動「。和西歐當年的新貴族圈地一樣，中國的圈地運動實質上就是當代中國的各級權勢者對土地資源及其收益的一次大瓜分。被圈佔的既有城市土地，也有大量耕地。

這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北方村莊，名字叫黨西村。它位於山東濟南市西南郊大約十公里的大丘山下，全村3200多口人。

旁白：據中國國家發改委《改革內參》2007年的一篇題為「黨西村的賄選黑幕」 的報道顯示，黨西村在90年代初也開始了流行全國的招商引資。在地方政府的帶領和要求下，以開發建設為名的各種征地，使全村耕地面積由近5000多畝下降到2007年的不到1000畝，該村完全失去耕地的農民已達136戶。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僅僅得到每畝800斤玉米價格的青苗補償費，除此之外，再無分文。到2007年為止，黨西村的負債高達1500萬余元。但是，就在黨西村逐步背上巨額債務的同時，當時的村支書等人卻成了腰纏萬貫的富人。原村支書金延喜一家在村裡共有6處房產，最大的一處是佔地1.2畝的宮殿建築，宮殿之上設有俯瞰全村的涼亭。



《當代中國研究》主編 程曉農 博士：在土地的批租問題上有存在著一個長長的腐敗鏈條。這個鏈條可以講，它的最低端是在農村的村民組，然後到村委會，農村的基層黨支部，再到鄉政府甚至縣政府。在這個土地的批租過程中，鄉幹部，村幹部，縣幹部和房地產開發商以及外商相互勾結，從中斂取了大量的財富。最主要的手段呢，就是利用中國的所謂土地是集體所有，那麼地方官員就以他代表集體的名義，擅自的把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批租給外商，或者是房地產開發公司。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拿到了大量的回扣，或者是直接就把批租收入揣進了腰包。於是，憲法上講得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實際上變成了農村幹部集體所有。農民們往往在土地批租過程中拿到一點點非常微薄的土地補償。這也是為什麼土地批租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衝突，後來，從90年代後期一直到現在一直被成為群體性事件。


旁白：黨西村的例子在圈地運動的大潮中僅僅是最底層的一束浪花。在這個階段，中國的各級權力階層與一些利 益集團相結合，將尋租活動延伸到國有土地資源的配置中去，由此將瓜分國有土地資源及其收益推向了高潮。此時的中國權利階層對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利在經濟改革中牟取最大的利益已經駕輕就熟。在不同的領域中，他們叱吒風雲，呼風喚雨。在經濟改革的這席盛筵中，他們涉獵的目標不同，但是卻不約而同的使用了相同的武器。對於國有資產流失的巨額數字。很多人感到是情理之外，意料之中。情理之外是由於它涉及的數字太大了。意料之中是因為它和圈地運 動中出現的問題在思路上一脈相承，就是權力市場化在不同改革階段愈演愈烈的表現。因此，在看了股份制改革之後，即便不去看有關圈地運動的報道，也會知道在土地批租問題上會出什麼問題。因為「權力市場化」是導致幾項改革出現相似問題的相同因素。所以中國的問題就是一個系統誤差，是一個根子上的問題。


旁白：那麼，這個系統誤差能不能被糾正呢？

旁白：1998年，中國老百姓耳邊迴響著一句讓他們驚喜而難忘的話。總理朱熔基在查出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的貪污案件時，震怒下說：「我這裏準備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給貪官，一口留給我自己。」 中共建政以來，恐怕還沒有如此高位的官員說過這樣的狠話。沒有人懷疑朱熔基反腐的誠意。當年國內兩宗最大的貪污走私案，遠華案和廣東湛江走私案都是他親自督辦，但是遺憾的是，中共的腐敗勢頭並沒有得到有效抑制。歷史證明，朱熔基失敗了，他下台前最後嘆息道：「我下台時，只要老百姓說我是清官就行了。」 當年的豪情壯志早已不復存在。而在他之後的胡溫，事實上，在反腐問題上也失敗了。



如果沒有這樣一套支持腐敗的制度，這種腐敗是不可能長期的，二三十年下來，穩穩噹噹的逐步的蔓延，最後形成了一種全國的，瀰漫性的，嚴重的腐敗。這裏面有一個根本的問題，制度性腐敗其實恰恰是中共改革，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所必須的一個手段。也就是說，如果中國的經濟改革要想讓各級官員獲得利益，那麼制度性腐敗是一個最好的途徑，最受官員們歡迎。另一方面來講，如果不讓這些官員腐敗，那麼中共的各級官員對中共的忠誠度就會大大的動搖。


旁白：「權力市場化」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格局，使其產生了一批暴富的既得利益者，而那些中富和小富們也竭盡所能攀援在權力的周圍。值得一提的是，曾經支撐這個政權的共產主義理念在這個過程中已經崩潰。在它僅存的軀殼之下，統治者，部份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迅速形成了一個簡單而堅定的共識，那就是－共同利益。從那時開始，中國的權力和金錢結合成一個穩固的，密不可分的整體。它們豎起權力的桅杆，鼓起慾望的風帆，挾持一艘龐大無比，千瘡百孔的巨輪在洶湧的海面上向著最後的金山，撞去。

敬請收看「雙面中國向何處去」 第一部 軌跡 下集 再論公義和中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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