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南陽大飢荒民間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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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1960年南陽大飢荒民間實錄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12月12日
大飢荒為何沒大動亂？把國家變集中營的五手段
【阿波羅新聞網2012-12-12訊】
作者：黃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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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導致了全國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是因為，國家從五個方面採取了嚴厲的社會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為引起社會震動，而當政者不從自身找原因，反而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所致，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成為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不願意。尤其是農民，土改剛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們並不心甘情願，加上接下去採取匪夷所思的行為，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農村幹群關係劍拔弩張。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蕭縣發生5起大規模搶糧事件，哄搶糧食24萬斤，打砸四個區、鄉政府和糧站。而責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虛報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徵購，用打罵、捆綁、關押的方式強迫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頓飯，向幹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變，最後逮捕108人，槍決四人。因搶糧被槍斃，並沒有阻止人們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提出了「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號，暴亂者99%是農民。兩縣公安幹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將其包圍，發生槍戰，當場打死49人，抓獲34人，投案自首10人，為首的農民程千發自殺。
針對突然出現的動蕩，當政者們不從自身找原因，而是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黨代會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根據他的指示，全國範圍「鎮反運動」開展起來了，各省向中央報告鎮反計劃，包括捕人、殺人數據。安徽上報1955年計劃逮捕反革命2.5萬人，由於時間緊，省公安廳要求採取集中統一行動在10月底採取「摸一批捉一批的辦法，逮捕人數不得低於5000名。11月份，實行全黨動手，全面動員，統一行動，集中搜捕，擬逮捕1萬名左右。」結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抵制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國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比如「四清」運動中劃分四個階段，其中最後階段就是對敵鬥爭階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鎮壓反革命。
二、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富帽子不合適，於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據安徽省公安廳統計，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萬多人，到1958年底為71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38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他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到1979年中央決定為其摘帽時，安徽只剩下29萬「四類分子」，這就是說共有42萬「四類分子」在此期間被整死、餓死。
為了不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成為專政對象，農民即使有滿腔怨恨，也只好隱忍。但仍有鋌而走險者。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兩個月，全省發生哄搶、盜竊國家糧庫糧食事件847起，損失糧食、山芋180萬斤。據對淮南、蕪湖、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個縣調查，參与哄搶者5495人，都是普通農民，因為斷炊家裡都有餓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發生搶糧28起，在搶糧過程中殺死幹部和倉庫管理員26人，作案者全是農民。
三、對社會控制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把社員嚴密控制起來，讓他們無可逃遁。
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讓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大鍊鋼鐵、興修水利，幹部嚴格管理，勞動場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公社社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動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員家裡鍋碗盆勺被沒收，拿去煉鐵，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
四、第四是廣設收容審查站，把逃難的群眾攔截、遣送回來，不讓他們外逃謀生。
從1958年到1960年，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國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安徽先後設立100多個收容遣送站，據38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40.8萬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僅宿縣1960年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群眾來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抓進收容所，儘管他說明自己是來探親並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來。省委公安廳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檢查，據對在冊的24300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甄別，有6527人不該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審查，還有一條就是不斷地搜山，把群眾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飢餓、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面對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1960年出動60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1000多「反壞分子」嫌疑人，結果只有23個地主，12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如果不是為了活命，誰願意到深山老林去風餐露宿?
那不可思議的年代，國家就是從這五個方面把社會控制得如鐵桶一般，整個華夏大地儼然成為一座集中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網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2/1212/273035.html
【阿波羅新聞網2012-12-12訊】
作者：黃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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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導致了全國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是因為，國家從五個方面採取了嚴厲的社會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為引起社會震動，而當政者不從自身找原因，反而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所致，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成為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不願意。尤其是農民，土改剛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們並不心甘情願，加上接下去採取匪夷所思的行為，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農村幹群關係劍拔弩張。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蕭縣發生5起大規模搶糧事件，哄搶糧食24萬斤，打砸四個區、鄉政府和糧站。而責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虛報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徵購，用打罵、捆綁、關押的方式強迫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頓飯，向幹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變，最後逮捕108人，槍決四人。因搶糧被槍斃，並沒有阻止人們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提出了「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號，暴亂者99%是農民。兩縣公安幹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將其包圍，發生槍戰，當場打死49人，抓獲34人，投案自首10人，為首的農民程千發自殺。
針對突然出現的動蕩，當政者們不從自身找原因，而是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黨代會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根據他的指示，全國範圍「鎮反運動」開展起來了，各省向中央報告鎮反計劃，包括捕人、殺人數據。安徽上報1955年計劃逮捕反革命2.5萬人，由於時間緊，省公安廳要求採取集中統一行動在10月底採取「摸一批捉一批的辦法，逮捕人數不得低於5000名。11月份，實行全黨動手，全面動員，統一行動，集中搜捕，擬逮捕1萬名左右。」結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抵制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國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比如「四清」運動中劃分四個階段，其中最後階段就是對敵鬥爭階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鎮壓反革命。
二、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富帽子不合適，於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據安徽省公安廳統計，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萬多人，到1958年底為71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38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他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到1979年中央決定為其摘帽時，安徽只剩下29萬「四類分子」，這就是說共有42萬「四類分子」在此期間被整死、餓死。
為了不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成為專政對象，農民即使有滿腔怨恨，也只好隱忍。但仍有鋌而走險者。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兩個月，全省發生哄搶、盜竊國家糧庫糧食事件847起，損失糧食、山芋180萬斤。據對淮南、蕪湖、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個縣調查，參与哄搶者5495人，都是普通農民，因為斷炊家裡都有餓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發生搶糧28起，在搶糧過程中殺死幹部和倉庫管理員26人，作案者全是農民。
三、對社會控制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把社員嚴密控制起來，讓他們無可逃遁。
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讓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大鍊鋼鐵、興修水利，幹部嚴格管理，勞動場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公社社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動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員家裡鍋碗盆勺被沒收，拿去煉鐵，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
四、第四是廣設收容審查站，把逃難的群眾攔截、遣送回來，不讓他們外逃謀生。
從1958年到1960年，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國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安徽先後設立100多個收容遣送站，據38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40.8萬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僅宿縣1960年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群眾來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抓進收容所，儘管他說明自己是來探親並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來。省委公安廳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檢查，據對在冊的24300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甄別，有6527人不該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審查，還有一條就是不斷地搜山，把群眾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飢餓、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面對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1960年出動60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1000多「反壞分子」嫌疑人，結果只有23個地主，12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如果不是為了活命，誰願意到深山老林去風餐露宿?
那不可思議的年代，國家就是從這五個方面把社會控制得如鐵桶一般，整個華夏大地儼然成為一座集中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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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1960年南陽大飢荒民間實錄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12月13日
解密時刻: 大飢荒 - 誰騙誰？各級官員是「人禍」的始作俑者
【阿波羅新聞網2012-12-13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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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反瞞產」、「反私分」在基層來看就是很殘酷的，就是開各種會，生產隊長會、會計會，叫報，你瞞多少，產多少？你不報的話，就挨打，吊起來打，甚至打死的也有的是。各地都有這種情況，當然「反瞞產」、「反私分」的刑罰是很多種的，有幾十種刑罰。
中國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引發一場空前的大飢荒。在數千萬民眾食不果腹，在飢餓中死去的同時，各級官員的狀況如何呢？在這場充滿欺騙的災難中，各級官員們是欺騙者，還是被騙者呢？那種流傳甚廣的將這場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的說法是否站得住腳呢？
小片：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的調查和相關史料都表明，如果說這場災難的原因包括「人禍」的因素，各級官員則是「人禍」的始作俑者。地方政府根據高層指令，「反瞞產」、「反私分」，在廣泛缺糧的情況下加緊糧食徵購，農民的口糧也時常成為徵購的對象。以河南信陽為例，當地農民1959年全年的口糧就只剩下100多斤，僅夠吃三、四個月的，飢荒隨之而來。
*捂蓋子，強行徵購*
楊繼繩：「反瞞產」、「反私分」在基層來看就是很殘酷的，就是開各種會，生產隊長會、會計會，叫報，你瞞多少，產多少？你不報的話，就挨打，吊起來打，甚至打死的也有的是。各地都有這種情況，當然「反瞞產」、「反私分」的刑罰是很多種的，有幾十種刑罰。
小片：不僅如此，由於中共領導層當時認為糧食要吃不完了，還減少了糧食播種面積。這無疑給後來發生的大飢荒雪上加霜。面對日益嚴重的飢荒，中共高級官員層層「捂蓋子」，隱瞞事實真相。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就在當地餓死人已經相當普遍的情況下依然我行我素，甚至連中共中央調整農業激進政策的文件和毛澤東本人給地方各級官員的相關信件都扣住不發。
*誰騙誰*
楊繼繩：我說李井泉從根本上最了解毛澤東思想，他說毛澤東這句話並不代表他的實際思想，他的實際思想還是要共產主義，還是要快，還是要食堂。所以我說李井泉在押寶，他在「廬山會議」上押寶還是押對了，所以大有展獲。「廬山會議」他是到了收穫期了，所以就提了政治局委員。
小片：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也是積極推動大躍進政策的一位地方大員。
楊繼繩：吳芝圃放衛星，衛星最早是河南省放出來的。比如說信陽糧食產量原來是應該多少斤，報了70多億斤，是地委書記說的。但是專員說是30億斤。後來吳芝圃開會讓批那個專員，開會批判他說是右傾嘛。後來出問題以後，李先念他們去河南視察，專員就訴苦，陶鑄說你不要說了，我們都知道了。吳芝圃也假裝說我當年不知道，專員馬上說，怎麼不知道，是你讓批得嘛。他不吭氣，臉馬上紅了。李先念說不要說了，不要說了，就和稀泥。
*三年是常年*
小片：在「大躍進」期間的1959年，毛澤東曾經對自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說：「有很多的假話，是上面一壓，下面沒有辦法，只好說。」隨後出現的大飢荒自然讓當局感覺到事態的嚴重。然而中國官方一直迴避承認「人禍」在這場災難中的決定性作用，一直以「三年自然災害」來稱呼這場大飢荒。其實，官方數據顯示，1959到1962年期間並不存在格外嚴重的自然災害。
楊繼繩：是常年，每年都有自然災害，但是是平常年景。
*蘇聯逼債？*
小片：此外，中國官方還把那幾年的困難情況的部分原因歸咎於蘇聯逼債。根據史料記載，蘇聯當年不僅沒有逼債，而且還向困境中的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2月27日，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提出鑒於中國發生食品供應方面的困難，蘇聯願意以貸款的形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並且表示中國對蘇聯易貨貿易中沒有交貨的價值10億盧布貨物可以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1961年，根據中國總理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借了20萬噸糧食，「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中國還對蘇聯表示「我們永遠珍視、並且衷心感謝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給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時任新華社社長的吳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一書中說，蘇聯並沒有提出還債問題。是毛澤東自己決定提前還債。(完整版)
【阿波羅新聞網2012-12-13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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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反瞞產」、「反私分」在基層來看就是很殘酷的，就是開各種會，生產隊長會、會計會，叫報，你瞞多少，產多少？你不報的話，就挨打，吊起來打，甚至打死的也有的是。各地都有這種情況，當然「反瞞產」、「反私分」的刑罰是很多種的，有幾十種刑罰。
中國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引發一場空前的大飢荒。在數千萬民眾食不果腹，在飢餓中死去的同時，各級官員的狀況如何呢？在這場充滿欺騙的災難中，各級官員們是欺騙者，還是被騙者呢？那種流傳甚廣的將這場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的說法是否站得住腳呢？
小片：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的調查和相關史料都表明，如果說這場災難的原因包括「人禍」的因素，各級官員則是「人禍」的始作俑者。地方政府根據高層指令，「反瞞產」、「反私分」，在廣泛缺糧的情況下加緊糧食徵購，農民的口糧也時常成為徵購的對象。以河南信陽為例，當地農民1959年全年的口糧就只剩下100多斤，僅夠吃三、四個月的，飢荒隨之而來。
*捂蓋子，強行徵購*
楊繼繩：「反瞞產」、「反私分」在基層來看就是很殘酷的，就是開各種會，生產隊長會、會計會，叫報，你瞞多少，產多少？你不報的話，就挨打，吊起來打，甚至打死的也有的是。各地都有這種情況，當然「反瞞產」、「反私分」的刑罰是很多種的，有幾十種刑罰。
小片：不僅如此，由於中共領導層當時認為糧食要吃不完了，還減少了糧食播種面積。這無疑給後來發生的大飢荒雪上加霜。面對日益嚴重的飢荒，中共高級官員層層「捂蓋子」，隱瞞事實真相。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就在當地餓死人已經相當普遍的情況下依然我行我素，甚至連中共中央調整農業激進政策的文件和毛澤東本人給地方各級官員的相關信件都扣住不發。
*誰騙誰*
楊繼繩：我說李井泉從根本上最了解毛澤東思想，他說毛澤東這句話並不代表他的實際思想，他的實際思想還是要共產主義，還是要快，還是要食堂。所以我說李井泉在押寶，他在「廬山會議」上押寶還是押對了，所以大有展獲。「廬山會議」他是到了收穫期了，所以就提了政治局委員。
小片：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也是積極推動大躍進政策的一位地方大員。
楊繼繩：吳芝圃放衛星，衛星最早是河南省放出來的。比如說信陽糧食產量原來是應該多少斤，報了70多億斤，是地委書記說的。但是專員說是30億斤。後來吳芝圃開會讓批那個專員，開會批判他說是右傾嘛。後來出問題以後，李先念他們去河南視察，專員就訴苦，陶鑄說你不要說了，我們都知道了。吳芝圃也假裝說我當年不知道，專員馬上說，怎麼不知道，是你讓批得嘛。他不吭氣，臉馬上紅了。李先念說不要說了，不要說了，就和稀泥。
*三年是常年*
小片：在「大躍進」期間的1959年，毛澤東曾經對自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說：「有很多的假話，是上面一壓，下面沒有辦法，只好說。」隨後出現的大飢荒自然讓當局感覺到事態的嚴重。然而中國官方一直迴避承認「人禍」在這場災難中的決定性作用，一直以「三年自然災害」來稱呼這場大飢荒。其實，官方數據顯示，1959到1962年期間並不存在格外嚴重的自然災害。
楊繼繩：是常年，每年都有自然災害，但是是平常年景。
*蘇聯逼債？*
小片：此外，中國官方還把那幾年的困難情況的部分原因歸咎於蘇聯逼債。根據史料記載，蘇聯當年不僅沒有逼債，而且還向困境中的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2月27日，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提出鑒於中國發生食品供應方面的困難，蘇聯願意以貸款的形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並且表示中國對蘇聯易貨貿易中沒有交貨的價值10億盧布貨物可以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1961年，根據中國總理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借了20萬噸糧食，「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中國還對蘇聯表示「我們永遠珍視、並且衷心感謝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給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時任新華社社長的吳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一書中說，蘇聯並沒有提出還債問題。是毛澤東自己決定提前還債。(完整版)
Re: 1960年南陽大飢荒民間實錄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3年1月10日
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
發言人: VOA, on 1/6/2013 11:38:00 PM 顯示／隱藏文字
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
杜林, 李肅
01.06.2013
華盛頓 — 開場白：中國上個世紀中葉發生的那場大飢荒餓死了數千萬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了什麼樣的意見分歧呢？被譽為「人民的好總理」的周恩來當年為飢餓的人民做了什麼？後來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當年如何處理欺上瞞下，造成成千萬人餓死的高級官員？
解說：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對「大飢荒」進行調查過程中發現，中國上層領導人對於「大飢荒」中大量餓死人的事實並非不知道，但是採取了各種方式文過飾非，掩蓋真相。隨著真相的逐步揭秘，人們發現，一些在過去形象很好的領導人在那場大災難中也曾經扮演過不光彩的角色。
*周恩來下令毀證*
楊繼繩：61年底，有三個人搞了調查(各地餓死人情況)，當時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還有糧食部辦公廳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他承認說，的確是他們搞了一個調查，死了幾千萬，周恩來看了說趕緊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周恩來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我們三個人一起銷毀的，連板都銷毀了。
解說：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了《「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承認中國長期以來都將「大飢荒」時期的人口統計視為絕密，嚴防外泄。
*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
對於造成這場「大飢荒」的「大躍進」，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是支持的。同時，鄧小平積極推進了保城市，丟農村的政策。
楊繼繩：當時有個說法，說在四川山村餓死一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一個人，影響哪個大？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這是後來演變的話。開始說的是在北京餓死人的政治影響比在四川山村餓死人的影響要大，從全局考慮。這話說了，是鄧小平說的。
解說：有了鄧小平這句話，當時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就積極宣揚「丟卒保車」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這樣被丟掉了。曾擔任解放軍成都軍區《戰旗報》編輯的王東渝（化名東夫）在香港出版的《麥苗青菜花黃-大飢荒川西紀事》一書中說，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農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糧，這是1959年底定下的標準。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說：1959年底實施這個標準后，一個冬春已經餓死了那麼多人，再出亂子怎麼辦？李井泉反問宋文彬：「亂子已經出了，是先保京、津、滬，先保成都，還是先保你溫江？」據當時擔任巴中縣委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周永開回憶：當時從上到下貫徹的指示是：「京、津、滬缺糧，如果出問題，影響國際形象，不得了。」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透露，在四川飢荒最嚴重的時候，鄧小平不但不追究老部下李井泉的責任，還幾次保李過關：
「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寫了封匿名信給中央，控告李井泉，說四川餓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責任。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後就開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組的小會上檢查。」
「鄧小平兩次到四川去為他開脫，說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然後說停止追查李井泉的個人責任，保護李井泉過了關。」
*毛劉分歧：幾分天災，幾分人禍？*
楊繼繩：劉少奇原來是緊跟毛澤東的，比毛澤東還左，說的話還要極端，後來回湖南調查一個月之後態度就轉變了。
解說：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顯然，這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看法不一致。
請您繼續關注美國之音《解密時刻：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完整版）。
發言人: VOA, on 1/6/2013 11:38:00 PM 顯示／隱藏文字
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
杜林, 李肅
01.06.2013
華盛頓 — 開場白：中國上個世紀中葉發生的那場大飢荒餓死了數千萬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了什麼樣的意見分歧呢？被譽為「人民的好總理」的周恩來當年為飢餓的人民做了什麼？後來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當年如何處理欺上瞞下，造成成千萬人餓死的高級官員？
解說：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對「大飢荒」進行調查過程中發現，中國上層領導人對於「大飢荒」中大量餓死人的事實並非不知道，但是採取了各種方式文過飾非，掩蓋真相。隨著真相的逐步揭秘，人們發現，一些在過去形象很好的領導人在那場大災難中也曾經扮演過不光彩的角色。
*周恩來下令毀證*
楊繼繩：61年底，有三個人搞了調查(各地餓死人情況)，當時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還有糧食部辦公廳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他承認說，的確是他們搞了一個調查，死了幾千萬，周恩來看了說趕緊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周恩來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我們三個人一起銷毀的，連板都銷毀了。
解說：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了《「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承認中國長期以來都將「大飢荒」時期的人口統計視為絕密，嚴防外泄。
*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
對於造成這場「大飢荒」的「大躍進」，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是支持的。同時，鄧小平積極推進了保城市，丟農村的政策。
楊繼繩：當時有個說法，說在四川山村餓死一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一個人，影響哪個大？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這是後來演變的話。開始說的是在北京餓死人的政治影響比在四川山村餓死人的影響要大，從全局考慮。這話說了，是鄧小平說的。
解說：有了鄧小平這句話，當時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就積極宣揚「丟卒保車」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這樣被丟掉了。曾擔任解放軍成都軍區《戰旗報》編輯的王東渝（化名東夫）在香港出版的《麥苗青菜花黃-大飢荒川西紀事》一書中說，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農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糧，這是1959年底定下的標準。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說：1959年底實施這個標準后，一個冬春已經餓死了那麼多人，再出亂子怎麼辦？李井泉反問宋文彬：「亂子已經出了，是先保京、津、滬，先保成都，還是先保你溫江？」據當時擔任巴中縣委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周永開回憶：當時從上到下貫徹的指示是：「京、津、滬缺糧，如果出問題，影響國際形象，不得了。」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透露，在四川飢荒最嚴重的時候，鄧小平不但不追究老部下李井泉的責任，還幾次保李過關：
「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寫了封匿名信給中央，控告李井泉，說四川餓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責任。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後就開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組的小會上檢查。」
「鄧小平兩次到四川去為他開脫，說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然後說停止追查李井泉的個人責任，保護李井泉過了關。」
*毛劉分歧：幾分天災，幾分人禍？*
楊繼繩：劉少奇原來是緊跟毛澤東的，比毛澤東還左，說的話還要極端，後來回湖南調查一個月之後態度就轉變了。
解說：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顯然，這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看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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