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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與憲政經濟學
　不像大多數人把經濟學的任務當成是對現實中個體的行為進行解釋和預測，並由此對經濟學中的理性人模型進行定位，布坎南在寫作《同意的計算》一書時就非常明確，經濟學的聚焦點不應該是現實中的人的行為，而應該是那些塑造著現實中人們的行為的制度-規範。但無奈太多的人更願意把經濟學當成是對理性人模型的應用這個事情本身、把布坎南等人創立的公共選擇理看成是關於用經濟學的理性人模型針對非市場的政治領域中的決策行為的分析，這導致布坎南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乾脆決定重新創立一個雜誌，為他倡導的「規則中心」的經濟學研究提供出口。《憲政政治經濟學》雜誌由此產生。

　　《憲政政治經濟學》雜誌有意識地選取了古希臘神話中被綁在桅杆上的尤利西斯為標誌，意圖傳遞這樣的信息：人自願地約束自己有時只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雖然尤利西斯的故事涉及的是個體決策，但就（規則）約束和（目標實現的）自由的關係而言，它放在多元主體並存的社會也是成立的。例如，一個寢室的人為了保持寢室衛生，這些人就不能說自己只願意要好的寢室衛生，而不願意接受任何的、用來實現該目標的規則的約束。又如，一個社會中的人想要自己的財產和人身安全得到保障，這些人就不能拒絕接受有關保障財產權和人身權的規則的約束。

　　憲政經濟學對於規則的強調，同它自覺的規範導向是一體的。如果說，在亞當斯密時代經濟學被認為是道德哲學的分支，施加於自利個體身上的道德約束——它們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可以順暢運作的——還只是被意識到而並未進入經濟學的分析，那麼，布坎南倡導的憲政經濟學則意圖將那些塑造人們行為的制度-規則正式納入分析、並作為有意識地加以改進的對象。當然，並非所有的規則都適合這樣做，因為畢竟人際互動所依賴的大量規則是默會的、以習俗的形式存在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承認，對於生活在民主社會中的人們，到底他們想以什麼方式在一起生存，這可以、也應該通過他們自己對有關規則的制度和改進來實現。

　　中國社會目前正處於全面的發展階段，其中的人們尤其是那些對政策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有必要更深刻地理解好的規則對於一個社會良性運作的意義。以計程車行業的治理問題為例。經常人們會認為，打擊黑車是維護計程車市場秩序的必須，那些正規計程車司機大多也支持這種做法。但是，如果我們意識到，黑車的普遍本身與目前計程車市場的行政壟斷的格局密不可分，而且，廣大的正規計程車司機在這種格局之下也並非受益者，那麼，我們就會把問題指向規則層面，而不是把既定規則作為給定的、而只盯著具體的操作措施。用通俗的話講，在一個本身已經很壞的局中，不管個體怎樣採取有利於己的策略，其結果都不會很讓人滿意，因此，真正應該瞄準的，是那個很壞的局本身。像囚徒困境是這樣，新古典經濟學家都認為它反映的是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之間的衝突（也就是說，從個體最有利的角度出發做出的選擇最終對誰都不好，但個體又只能這樣做，因為那是他的佔優策略），但作為憲政經濟學家的布坎南不這樣看；他認為，所謂的囚徒困境潛在地假定了個體無法改變那個局，但是，理性的個體恰恰是具有這樣的動機去改善這個「局」本身的。

　　規則的經濟學，按照上面的理解，也是有微觀基礎的，因為，個體不僅僅是在策略層面知道追求自己利益，個體還會在規則層面尋求自身利益的長期改善。後者，正是中國這個社會中的個體正在逐漸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