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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与宪政经济学
　不像大多数人把经济学的任务当成是对现实中个体的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并由此对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模型进行定位，布坎南在写作《同意的计算》一书时就非常明确，经济学的聚焦点不应该是现实中的人的行为，而应该是那些塑造着现实中人们的行为的制度-规范。但无奈太多的人更愿意把经济学当成是对理性人模型的应用这个事情本身、把布坎南等人创立的公共选择理看成是关于用经济学的理性人模型针对非市场的政治领域中的决策行为的分析，这导致布坎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干脆决定重新创立一个杂志，为他倡导的“规则中心”的经济学研究提供出口。《宪政政治经济学》杂志由此产生。

　　《宪政政治经济学》杂志有意识地选取了古希腊神话中被绑在桅杆上的尤利西斯为标志，意图传递这样的信息：人自愿地约束自己有时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虽然尤利西斯的故事涉及的是个体决策，但就（规则）约束和（目标实现的）自由的关系而言，它放在多元主体并存的社会也是成立的。例如，一个寝室的人为了保持寝室卫生，这些人就不能说自己只愿意要好的寝室卫生，而不愿意接受任何的、用来实现该目标的规则的约束。又如，一个社会中的人想要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得到保障，这些人就不能拒绝接受有关保障财产权和人身权的规则的约束。

　　宪政经济学对于规则的强调，同它自觉的规范导向是一体的。如果说，在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被认为是道德哲学的分支，施加于自利个体身上的道德约束——它们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顺畅运作的——还只是被意识到而并未进入经济学的分析，那么，布坎南倡导的宪政经济学则意图将那些塑造人们行为的制度-规则正式纳入分析、并作为有意识地加以改进的对象。当然，并非所有的规则都适合这样做，因为毕竟人际互动所依赖的大量规则是默会的、以习俗的形式存在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对于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们，到底他们想以什么方式在一起生存，这可以、也应该通过他们自己对有关规则的制度和改进来实现。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全面的发展阶段，其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对政策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有必要更深刻地理解好的规则对于一个社会良性运作的意义。以出租车行业的治理问题为例。经常人们会认为，打击黑车是维护出租车市场秩序的必须，那些正规出租车司机大多也支持这种做法。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黑车的普遍本身与目前出租车市场的行政垄断的格局密不可分，而且，广大的正规出租车司机在这种格局之下也并非受益者，那么，我们就会把问题指向规则层面，而不是把既定规则作为给定的、而只盯着具体的操作措施。用通俗的话讲，在一个本身已经很坏的局中，不管个体怎样采取有利于己的策略，其结果都不会很让人满意，因此，真正应该瞄准的，是那个很坏的局本身。像囚徒困境是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它反映的是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从个体最有利的角度出发做出的选择最终对谁都不好，但个体又只能这样做，因为那是他的占优策略），但作为宪政经济学家的布坎南不这样看；他认为，所谓的囚徒困境潜在地假定了个体无法改变那个局，但是，理性的个体恰恰是具有这样的动机去改善这个“局”本身的。

　　规则的经济学，按照上面的理解，也是有微观基础的，因为，个体不仅仅是在策略层面知道追求自己利益，个体还会在规则层面寻求自身利益的长期改善。后者，正是中国这个社会中的个体正在逐渐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