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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憶「信陽事件」全程-張樹藩的前秘書余德鴻-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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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憶「信陽事件」全程

　　余德鴻

　　簡介


　　作者余德鴻河南省淮濱縣，1949年春參加革命工作。除援外工作的幾年外，他畢生在信陽地區工作。曾歷任區委書記、副縣長、行署辦公室秘書，地區農委辦公室主任，地區水利局局長兼黨委書記等職。「信陽事件」發生時，他在專員張樹藩領導下工作，張樹藩被打成右傾，他受到株連，也曾遭到打擊。他與張樹藩同樣是「信陽事件」最有力的見證人。本文以材料翔實，敘述全面，剖析獨到深刻而見長，是一篇特有力度、血淚斑斑、可信度極強的歷史見證文字，曾於2003年被收入《中國農村研究》一書。

　　

　　「信陽事件」指的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餓死人事件。由於這個事件涉及到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涉及到中央廬山會議關於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部署，也涉及到毛澤東同志對信陽問題的批示，所以至今對這個問題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公正的、實事求是的說法，不僅在編修地方志，對這段災難性的歷史未做詳細記載，在糾正冤假錯案中，對信陽事件中的問題也沒有給予平反糾正。信陽地區的廣大幹群，雖然意見很大，但至今不敢對此妄加評說。我認為這種情況是失常的，因為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論它是光輝的，還是災難性的，都在繼續從正反兩個方面影響和制約著現實生活，故需如實記載，以便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基於此種指導思想，我現在雖然年逾古稀，身患癌症，骨瘦如柴，氣息奄奄，朝不保夕，仍然克服一切困難，把我親身經歷的這段歷史，真實地記錄下來，如果有用，算是我最後的一點奉獻，如果有錯，當然是文責自負，不妥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一、「信陽事件」的概況

　　「信陽事件」雖然主要指的是公元1959年冬季的餓死人事件，但從它的開始發生、發展至善後處理工作結束，實際上跨越了四個年度（從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開始至1961年春季民主革命補課結束）。在這四個年度內，原信陽地區的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幾乎全部都變成了瘋子，都變成了唯心主義者，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了，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沒有了，黨內的民主精神沒有了，共產黨的一切優良作風都沒有了，不分時間地點，閉著眼睛說大話、假話、空話，千方百計地發動組織帶領群眾搞無效勞動，不僅把新中國建立后取得的主要成果毀壞殆盡，連老祖宗留下的家底（樹木）也幾乎全部搞光了。表面上是轟轟烈烈，社會主義建設在加速前進，實際上政治經濟基本上都是全面危機，把一個魚米之鄉搞得一貧如洗，在全區850萬總人口中，不僅有百余萬餓死，其倖存者也都是饑寒交迫，瀕臨死亡的邊緣。在原信陽地區的幹部隊伍中，不分政治地位高低、階級出身好壞及思想上的左右，都沒有逃脫被審查、批判、鬥爭的厄運。有些人受到了法律與黨紀的處理。那些敢於實事求是反映情況的同志，在反右、鼓幹勁、拔白旗、掃暮氣、反瞞產、反「潘、楊、王」（「潘」即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楊」及省委副書記楊珏；「王」即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及廬山會議后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運動中，被一批一批的打了下去，有不少在批判鬥爭中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殺。例如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公然將縣委副書記張福洪活活打死，實在是天下奇聞。那些自1958年來一直在台上左右局勢，為了保存自己，違心的充當革命左派和反右鬥士的人們，在民主補課運動中，也遇到了同樣的對待，包括那些趨炎附勢、左右逢迎、見風使舵，在歷史運動中一貫正確的不倒翁，在「信陽事件」後期，也在劫難逃。

　　「信陽事件」的核心是餓死人的問題，據我了解，進入1959年後，餓死人的事就斷斷續續發生了。2月份，商城的汪橋、觀廟兩地，先後餓死數人。7月，我在遂平縣和興公社青石橋大隊丁一生產隊就親自遇到薛水源兄弟二人餓死。秋收以後越死越多，進入冬季，疾寒交迫，死人問題集中出現。因為當時一律是公共食堂制，社員家中不準起伙，也沒有炊具，食堂停了伙，就只能餓死了（不準外流不準偷吃家畜等）。究竟整個信陽地區餓死了多少人？現在已經無法精確統計。但從《信陽地區志》中發現共餓死48.39萬人（不包括今駐馬店轄區的正陽、確山、新蔡、平輿、汝南、上蔡、駐馬店鎮、西平、遂平等9個縣區），據此推算原信陽地區的死亡人數當在90萬人左右。1960年上半年，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的李堅、李振海處長（其中李振海同志後來留信陽任地委副書記）以三個月左右的時間，逐縣進行了調查統計。他們在報告中說是餓死了105萬人。對這個數字，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這個數字太大，理由是有很多人都是外出覓食去了，並沒有餓死，在形勢好的時候又回來了；一種說法是這個數字太少（我就是這種人中的一員），理由是在1960年的生產救災中，糧款是按人頭多少發放的，人多則發多，人少則發少，不少大隊、生產隊為了多領錢糧，不少社員為了多打飯菜，故將死人報成了活人。我岳母趙王氏、我堂兄余德敏就是死了很長時間還在領取救濟糧款的。在信陽事件中，我雖然職務不高，但我在專署辦公室工作（辦公室秘書，負責文牘及農村工作等），除經常隨專員、副專員們一起下鄉外，自己也不斷帶幾個同志一道下去檢查農林水利方面的情況，在1959年內我曾先後向地委、專署寫過10餘份反映情況的報告（在批鬥我時，揭發我共寫了16份），所以既了解一些全面情況，也了解不少典型情況。在全區18個縣市中，雖然有好有壞，災情有重有輕，餓死人有多有少，但懸殊是不很大的，沒有餓死人的社、隊是沒有的，沒有餓死人的農戶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對淮濱縣的情況了解的更多些，因為我不僅是淮濱縣人，五十年代初期，我還在那裡擔任過土改工作隊的大組長、區團委書記、中共區委書記、縣委秘書、縣委委員、副縣長等職，對那裡人熟、地熟、情況熟。記得當時的淮濱約50萬人左右，有人說死了18萬人，也有人說死了16萬人或17萬人，佔總人口的30%左右。但從我家住的那個防胡公社看，全縣的死亡比例還不算大。據原防胡公社黨委書記熊仁寬同志回憶，當時防胡總人口為5萬人左右，共餓死了2.2萬人，佔總人口的40%多。其中吳砦大隊（我家那個大隊）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52%。小余庄生產隊（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戶、75口人，共死亡38人，也超過了半數。我父母及二伯父母、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均相繼死去。其中，我二伯父因生前做有棺材，死後我姐姐找人將其裝了進去，因無力抬動，屍體在屋內停放了數月，到1960年春季才被埋進村邊的一個糞坑裡（無力重新挖坑）。馮庄大隊小李生產隊13戶死絕了9戶，黃崗大隊馬樓村原400多人，餓死300人左右，楊圍孜大隊王莊生產隊207人，餓死107人，其中死絕了6戶。原地委黨校副校長李心龍同志在家的6口人，死了4口。總之凡是我了解的村莊，死亡人數差不多佔半數左右。由於死人的時間比較集中，數量也比較巨大，而活著的人也大都是東倒西歪，少氣無力，不能逐個掩埋，一般都是放在拖車上（一種用牛拉著向前滑行的木製農具），用牛將其拉到村外停放。死人的高潮時期，也正是貫徹廬山會議精神，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運動的高潮時期。當時的信陽專署在批判鬥爭張樹藩同志告一段落時，正在集中力量對我進行批判鬥爭，但我家中接二連三地死了人，所以經過多次申請才准許我4、5天假。我於1959年12月份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僅包信至防胡的9公里路旁，見到的屍體約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及其難過。但在由防胡回家的4公里路旁，發現了更為嚴重的問題。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發現一片屍體，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葦塘附近又發現一片，數量也很多。我當時雖然眼中無淚，但心中好像正在流血。我到家后，我父親及二伯父母已經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無力行動，我母親正在采野草樹皮等物。我在家呆了兩天，既沒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沒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沒有吃到任何東西，就含淚離家了。據說在我走後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繼死去了。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是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慘事例，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了。

　　在我離家回信陽路過公社時，因公社書記錢慶懷、縣委工作組長周永岱（縣委委員、糧食局長）、副組長程方誌（縣工商局副局長）都是我的老部下，對我還算不錯，最重要的是使我吃了一頓飽飯。但在吃飯時，錢慶懷、程方誌沒有陪我，中間還把周永岱喊了出去。據事後老周同志告訴我，錢、程二同志沒有陪我吃飯的原因是知道我是正在批判鬥爭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怕受到牽連，將老周同志喊出去，是不讓他陪我，可見當時人們的精神狀態是什麼樣子。由於我不了解當時的情況，我對他們是很滿意的。因為我是批鬥對象，當時能有人與我打個招呼，就算抬高了我，何況給我飯菜吃呢？從簡單的談話中，我知道他們雖然都是當時的左派，但思想矛盾很大，壓力也很大。他們當時的任務是反瞞產、搞徵購、但食堂早已停伙，人員正在大量餓死，明知道是沒有糧，但不執行上級的指示不行，執行上級的指示也不行，回縣不行，下村也不行，只有呆在公社白吃了。

　　我回到專署的當天就被拉進了批鬥會場，繼續對我進行批判鬥爭。平時同志們都說我敢大胆放言，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子，但這時我確實是害怕了，也不得不違心地說起了瞎話來。他們問我家中的死人情況，我說是年老多病；他們問我農村形勢，我說很好。因為被批判鬥爭者和參与批判鬥爭者是不能平等的，是沒有道理可講的，只能是他打你挨，他罵你聽，打死你算是罪有應得，逼死你算是畏罪自殺，叛黨叛國。面對這種情況，我不得不採取了個光棍不吃眼前虧的辦法，得過且過。

　　1960年春節，公共食堂已經恢復，糧食供應標準雖然低了一些，但以死人的名字又多領了點，基本上可以吃飽了。但由於天氣漸暖，停放在村外的死人開始腐爛變質，出門就能聞到臭氣。為此，錢慶懷同志專門召開了會議，布置埋人工作，但由於任務很大，逐個埋葬費力太大，又怕上級來人檢查，從墳頭數量上發現了死亡人數，所以想了個集體埋葬的辦法，用大躍進時打的大口土井當做墓穴，一次埋葬幾十人或數百人不等。我村西南地的那口井為高油坊、徐庄、小余庄三村共用，一次就埋了百余具屍體。

　　就當時的信陽情況而言，地區的南部，也就是現在的信陽市境內，屬於水稻區，乾旱及「五風」都比較嚴重，死人較多。其中，淮濱縣的災情更重，死人較多，而上面說的那個防胡公社又是重災區中的重災區，在全區沒有完全的代表性，但與息縣、羅山、光山、潢川、固始等縣的大部分社隊的情況是基本相同的。我有一個親戚，家住光山縣的白雀公社，全家11口人（老兩口加9個孩子），共餓死了10人，只剩下一位婦女。原信陽地區的北部，也就是現在的駐馬店市境內，災情相對較輕，死亡人數較少，但問題仍然是相當嚴重的。其中，新蔡縣的死亡人數也超過了10萬人。正陽縣死了8萬多人。人民公社的發源地、遂平縣的嵖岈山公社死亡人數也為4000名左右，佔總人口的10%左右。據遂平縣的一位老同志回憶，他在1959年11月中旬接到劉班庄村群眾的一封來信，說他村已餓死62人，另有幾十人外流出去了，家中剩下的人也只有一口氣了。他趕到該村感到很累，想在一草垛旁休息，忽然發現垛根旁躺個死人。約在下午5點左右，在該村西頭推開了一家屋門，見當門坐了一位婦女，滿臉浮腫，身旁擺著三個孩子的屍體，剩一口氣的老頭躺在床上，又走進了一家，推門一看，發現全家4口人全部餓死，其中床上2個，地下2個，真是慘不忍睹。

　　二、信陽地區的基本情況

　　原信陽地區包括今駐馬店市的大部分，共18個縣市，總面積2。8萬平方公里，總耕地面積2千萬畝，總人口為850萬人（據1958年統計）。該區位於豫南淮河流域的中上游，南屏大別山與湖北接壤，東與安徽省為鄰，西靠桐柏、伏牛二山，北為黃淮海平原，與本省的南陽、平頂山、漯河、周口等市為界，淮河由西向東從中間穿過，在本區內的流程達351公里，有積水面積超過一百平方公里的一級支流18條，其中最大者為洪汝河，積水面積達1.238萬平方公里，加上眾多的二級支流，河流在本區內縱橫交錯，形成網狀，既有築壩引水和興修塘堰蓄水灌溉的條件，又有築壩引水和興修塘堰蓄水灌溉的歷史經驗。我們中華民族興建最早的農田水利工程——「期思坡」就坐落在本區固始縣境內（見《中國水利史稿》興建時間為公元前605年前後）。在1959年前後，全區已擁有塘湖堰壩等各類水利灌溉工程30餘萬處，並興建了南灣、薄山、板橋等大型水庫，已經具有一定的抗旱與防洪能力。由於受大別山、桐柏山、伏牛山等山系的影響，地形自南向北，自西向東傾斜。其中，淮南部分是大別山向淮北平原的過渡地帶，地貌以山地為主；淮北是黃淮海平原的組成部分，地貌以平原窪地為主。整個地區由深山區、淺山區、丘陵、崗地及平原、窪地等地貌組成。由於地理位置界于長江及黃河兩大流域之間，在大自然上屬於南北氣候的過渡地帶，是亞熱帶與暖溫帶、濕潤區與半濕潤區的結合部，其中淮南部分是亞熱帶的北緣，屬濕潤地區，淮北是暖溫帶的南緣，屬半濕潤地區。年平均氣溫為15度左右，年降水量為1000毫米左右，但時空分佈極不均勻。在空間上，自南向北由1400毫米左右向700毫米左右遞減；在時間上，主要降水量多集中在汛期，而汛期的降水量又往往集中在一場或幾場暴雨中，所以旱澇災害比較頻繁。在農作物結構上，雖然以小麥與水稻為主，但各種雜糧及棉、油、麻、菜等經濟作物都佔有一定的比例，既不同於南方單一的稻區或稻麥區，也不同於北方單一的旱作物區，總的情況是氣候溫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宜農宜牧，宜林宜果，各種亞熱帶及暖溫帶的動植物群落雜居其間，不僅物產豐富，而且風光秀麗。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農作物結構，雖然旱澇災害頻繁，有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之說，但也有旱澇不絕糧或旱澇皆豐收的說法。因為在全區範圍內的不同地形，不同農作物間同時發生旱澇災害的情況是極少的，所以群眾的生活比較穩定，習慣的稱其為「魚米之鄉」，有「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的諺語。

　　1959年的旱災雖然是很嚴重的，但不論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前或建立之後，都不算是最嚴重的年份。從降水量來看，1959年的總降水量為948毫米，大於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主要問題是降水量的時空分佈不同，1959年的降水量的時間分佈是：春夏之間降水量偏豐，夏秋髮生了嚴重的伏旱，從7月初開始至9月21日為止，80多天未下透墒雨，汛期的降水量僅為298毫米，小於1953年（511毫米）和1961年（411毫米）、1976年（346毫米）、1978年（325毫米），但大大超過了1966年（213毫米）。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嚴重的問題呢？主要原因顯然不是天災的問題，而是工作中的失誤問題。由於嚴重的旱澇災害，1959年的夏糧因降水量偏豐而歉收，秋季由嚴重的伏旱而減產，但最後落實的糧食總產量仍然近15億公斤，按800萬農業人口計算，扣除種子、飼料以後，每人平均佔有的糧食也在150公斤以上。雖仍然偏少，但比1949年的情況要好得多了。如果各級領導正視災情，及時動手，發動群眾自救，餓死人的問題是根本不會發生的。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這次嚴重的災害是發生在連續豐收之後，不僅社隊及群眾都有一些家底，而且全區國庫中尚儲糧5.5億公斤左右，萬一在生活上出了點問題，請示上級批准，動用一點庫存，相信不會發生餓死人的情況。

　　三、大躍進中的信陽地區

　　信陽地區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遠在1958年以前，就出現了「左」的苗頭，從1955年後期，批判小腳女人，脫離實際的加快農業合作化速度開始，在經濟建設上就採取了許多過激的措施，高指標、高速度的急躁冒進傾向波及到了各個戰線，綜合平衡、穩步發展的國民經濟計劃被打亂，出現了資金短缺，設備不足、能源緊張、材料缺乏生產及建設秩序混亂等比例失調現象，雖然有不少人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了不同意見，但由於當時的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對這些善意的批評及工作中的分歧和爭論，不僅不能健康地、正常地加以解決，反而將其上綱上線，甚至將其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把一般的批評建議看作是「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政治鬥爭，最後乾脆拋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單純地去進行「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脫離實際地在基層幹部隊伍中全面開展反右派鬥爭，結果傷害了很多好人，形成了「左」比「右」好的思想體系。進入1958年以後，在大氣候的影響下，極左思潮更是進一步膨脹起來，首先是從《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宏偉目標及在15年的時間內「超英趕美」的口號以後，對信陽地區震動很大，但緊接著《人民日報》又先後發表了題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及「反浪費、反保守是整風運動的中心任務」等文章，繼續號召各地打破一切右傾保守思想，充分發揚革命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新年剛剛過後，在毛主席的親自主持下，中央先後召開了杭州會議、南寧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成都會議、武漢會議等。在這些會議上，基本上都有反右傾、鼓幹勁及「反冒進」的內容。這些會議精神的傳達貫徹，對基層幹部來說，實際是泰山壓頂，不執行不行，執行也不行，因為信陽是個缺煤少電的地區，工業基礎薄弱，資金資源都嚴重不足，根本無法落實中央的指示精神，所以壓力很大。對信陽影響最大的是1958年5月中央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不僅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而且在會議進行中，發生了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違反常規，破格發難指名批判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的所謂右傾保守思想的反常現象，但毛澤東同志不僅沒有制止，而且首先起立鼓掌表示支持。所以會後不久，吳芝圃就在全省範圍內開展了大規模地反「潘、楊、王」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信陽地區先後被批判鬥爭的幹部多達20萬左右（包括社隊不脫產者）。其中有數以百計的人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殺。從此，敢於反映客觀情況，說實話、真話的人更少了，說假話、大話、空話的人多了。那些趨炎附勢、見風使舵的所謂革命「左」派，為了自己的名譽地位，更是左上加左，有些作風正派、主張實事求是的人也被迫唯心地跟著左了起來，結果出現了許多離奇的、神話般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怪事。

　　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中共信陽地委於1958年1月作出了關於在本年度內所有城鎮都要徹底消滅「四害」的決議。同時，為了掀起大躍進高潮，分別在各縣市內集中三萬多名基層幹部，以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方式，進行反右鬥爭。2月份制訂了全面躍進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對各條戰線都提出了高額指標。在農業方面，要求到1962年，全區糧食總產量要達到300億公斤，平均畝產量要達到2000公斤，超過1957年的10倍多，並具體要求要培養出畝產2500公斤的豐產田300萬畝，畝產3000公斤的豐產田200萬畝，畝產3500公斤的豐產田150萬畝，畝產量超過5000公斤的豐產田50萬畝。其中，各級領導幹部培養的試驗田的畝產量要達到5000至15000公斤。實現這一計劃的主要措施是深翻密植，具體要求所有耕地都要深翻至三尺及七尺。其中，各級領導幹部培養的試驗田要深翻一丈以上，每畝小麥要播放種子150至250公斤。當年冬季，我在淮濱縣固城公社就親眼見到了深翻土地的情況。幾千人集中在一片地里，搭上工蓬，支上鍋灶，吃住都在工地，實行勞動軍事化的大兵團作戰。翻地的辦法是先在地邊挖一條深溝，然後在沿溝的一側挖新溝添老溝，滾動式的前進，不僅工程很大而且將活土埋在了下面，生土翻在了上面，減少了土地的自然肥力。我將這種情況向地委、專署做了彙報，結果受到了批判，戴上了反對大躍進的帽子。

　　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在信陽地區誕生了。1958年4月，張樹藩同志（地委副書記兼專員）在遂平縣檢查工作時，根據興修下宋、雙溝等水庫的需要，同意將鮑庄、楊店、槐樹、土山四個鄉27個高級合作社聯合起來，統一管理。在給這個聯合體定名時，發生了爭論，有人說叫集體農莊，有人說叫農業合作社，有人說叫人民公社。正當人們為這個聯合體的名稱爭論不休的時候，毛主席來河南視察工作，聽說了此事，順便說了一句「還是人民公社好」，於是轟動了全國，除西藏外，全國28個省區都先後派人前來參觀學習。據不完全統計，前來參觀學習的總人數達30萬人左右，最多者每天超過了3000人。信陽地區及遂平縣都建立了接待參觀團的領導班子和接待站。

　　信陽地區成了人民公社的發源地，當然很風光很神氣，也更加忘乎所以了。繼4月20日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以後，地委於5——6月間，先後組織了60多萬名幹部及群眾積極分子，在全區範圍內掀起了小社並大社活動。到7月中旬，形成並社高潮，將全區5300多個高級農業合作社並成了200多個人民公社，每社平均8000戶左右。其中，商城縣的超英人民公社的規模達2萬多戶。據說在開始籌建時是1.3萬戶，又隔一天增加到1.8萬戶，最後增加到2萬多戶。7月20日，商城縣在城關鎮的田棚召開了有10萬人參加的公社成立慶典大會，除地縣領導人參加以外，還邀請了法新社記者、蘇聯駐華使館的官員及有關新聞媒體出席會議，《人民日報》、《河南日報》均以顯著欄目作了報道，國務院還為此發給了獎狀。到8——9月間，又掀起了第二次並社高潮，將200多個人民公社並成了190個，其中，固始縣的七一人民公社的規模達47880戶。但這仍然沒有滿足極左思潮的要求，緊接著，又將190個人民公社合併成了5個一縣一社及11個縣聯社，參加公社的農戶達到了99%以上（除少數地富外）。經過一段實踐，感到一縣一社問題很多，又變成了一鄉或一區一社。經過這樣急風暴雨式的變革，廣大幹群已經是疲於奔命，不知如何是好了。

　　隨著人民公社的建立，必然要建立一套系統的管理制度，但由於公社是個前無古人的新鮮事物，沒有前車可鑒，於是經過有關領導及某些空想主義者的反覆研究之後，制定了一套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農林牧副漁統一經營，生產資料全部公有，勞動組織實行軍事化，進行大兵團作戰，取消商品生產，取消集貿市場，取消社員家庭副業，勞動產品由公社統一分配，實行供給制，取消社員家庭廚房，興辦公共食堂，社員吃飯不要錢，也不要票等管理制度。其中，遂平縣還宣布已經進入了共產主義，據說陳伯達到遂平時曾經說過「共產主義社會各取所需，按需分配，徹底消滅了私有制,人與人之間的貨幣交換將逐步消亡，錢成了無用的東西。」據此，遂平縣人民銀行行長王國昌還與陳伯達一起研究設計了一種代替錢幣的交換券，形式有大有小，沒有面值，只起個證明作用，印好后發給群眾進行交易。《人民日報》1958年8月18日在頭版以「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面結合，人民公社好」為題，發表了重要消息，將信陽的人民公社總結出十大優點及四項有利條件。一是能進一步鞏固集體所有制，鍛煉培養集體主義覺悟；二是能進一步發展工農業生產，實現工農業並舉的方針；三是能加速實現農業機械化；四是便於進行大型的基本建設；五是社大人多，資源豐富，便於發展多種經濟；六是社大骨幹強，而且集中，便於統一調配使用勞力，並能大量培養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的積極分子隊伍；七是可以大量培養幹部和各種技術人才；八是可以大力進行文化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九是抗災力強，可以更快的提高生產力和生活水平；十是更進一步加強黨對群眾的領導。辦好人民公社的有利條件一是社員自覺自愿並社，有辦好人民公社的決心和信心;二是有辦社的經驗和管理生產的一套辦法；三是社內有較多的積累；四是黨的領導加強了等等。為了支持人民公社掀起大躍進的高潮，在8月份，各縣市均先後召開了有數千人或近萬人參加的擴大會議，組織了反右傾、鼓幹勁和反瞞產、反「反冒進」的大會，批判鬥爭了所謂保守派、觀潮派及秋後算帳派，使極左思潮進一步膨脹起來，五風（高指標、瞎指揮、浮夸、共產、強迫命令）越刮越大，結果將廣大社員搞得十室九空，所以在後來食堂停伙時，發生了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全民大辦，勞民傷財。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信陽地委提出了全民大辦鋼鐵，全民大辦農業，全民大辦水利，全民大辦滾珠軸承，全民動手除四害講衛生，全民辦教育等口號。因為資金和勞力的嚴重不足，結果是什麼都想辦，什麼都辦不成。以大辦鋼鐵為例，全區投入了近120萬勞力及6000名幹部，上山砍樹，下河撈鐵砂，在較短的時間內建起了煉鐵爐近4萬座，鍊鋼爐434座，幾乎收盡了群眾家中的廢銅爛鐵，其中包括一些珍藏多年的銅鐵傢具、古玩及部分農具等。為了解決燃料問題，在成材樹木幾乎全被砍光的情況下，不少木製傢具和農具也成了柴燒。結果是除了收集的廢銅爛鐵外，連一噸合格的鋼鐵也沒有冶鍊出來。在大辦滾珠軸承方面也投入了50多萬勞力，結果也都是廢品。在大辦水利上投入近200萬勞力，在沒有勘測資料、沒有設計圖紙、沒有建築材料、沒有經過上級主管部門正式批准的情況下，先後開工上馬的工程有石山口、鐵佛寺、白果沖、鎖口、烏龍港、潘樓、張茨林、黑石嘴、十字江、下宋、雙溝、宿鴨湖等十余座大中型水庫；南灣北乾渠、板橋灌區、梅山黎集渠首及總乾渠等大型灌區；陳興寨、小龍山攔河樞紐、洪河分洪道、班台大閘、淮北河網化、南灣水庫發電站等大型水利工程。由於這些工程大大超過了承受能力，違背了科學規律，不僅都沒有按計劃完成，而且給後來的水利事業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困難。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鐵佛寺、白果沖兩座水庫在沒有建成導流工程的情況下，就將大壩合攏，在1960年5月17日夜突降暴雨時，倒壩失事，近2000人被淹死。

　　在大躍進及人民公社運動中，還有個大放「衛星」的問題，不論你走到哪裡都能經常看到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放衛星、送喜報的場面。這些所謂衛星雖然都是假的，但卻受到了各級黨政領導的支持及各種新聞媒體的表揚鼓勵。據《河南日報》記載，1958年10月25日，信陽地區放出了日產生鐵60368噸，日產鋼336噸的大衛星。其中，商城縣日產生鐵29074.6噸，信陽縣日產生鐵26119噸。當這個消息傳出后，不僅震驚了全國，也引起了中央領導同志的極大關注。中央冶金部於1958年10月11日在商城縣召開了土法鍊鋼現場會議，在副部長夏耘同志主持下，全國28個省市（區）的472名代表出席了會議。農業方面的衛星就更多更玄了。僅見於報載的就有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畝產7320斤的小麥衛星（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報》）；西平縣猛進農業社畝產7201斤的小麥衛星（7月18日《人民日報》）；商城縣余集鄉躍進人民公社第四大隊第三中隊畝產稻穀30009.2斤及光山縣鋼鐵人民公社新民大隊畝產稻穀31302.2斤的水稻衛星（8月20日《河南日報》）；信陽縣雞公山人民公社新集大隊畝產稻穀48925.7斤的水稻衛星（1958年9月9日《河南日報》）；西平縣盆堯鄉東風人民公社第三大隊第六生產隊畝產芝麻7239斤的衛星（1958年9月29日《河南日報》）；息縣包信鄉張大莊農業社吳庄生產隊畝產202735斤南瓜衛星（1958年8月1日《人民日報》）。除此之外，還有五一勞改農場放出的畝產稻穀5萬公斤，上蔡縣高岳公社養豬場放出的一頭母豬一次生64隻小豬崽的衛星，配種模範李桂英放出的騾子生駒衛星等。當然，在其它戰線也還有很多衛星，在此不再詳述。其中對信陽地區影響最大的是信陽縣雞公山公社新集大隊放出的水稻衛星。1958年秋季，雞公山黨委迫於整個大躍進的形勢，迫於縣委在全面躍進20條規劃中提出的高指標及十年規劃一年實現的要求，迫於掃暮氣、拔白旗、反瞞產、反右傾及反「潘、楊、王」運動的壓力，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絞盡腦汁，苦思冥想，違心地想出了一個不僅能保全自己而且能飛黃騰達的兩全之策，將新集大隊的430多畝水稻的產量都加在6.63畝試驗田上，以總產324375.5斤，畝產48925.7斤的特大喜訊，分別向省地縣委報了喜。1958年9月9日《河南日報》在第二版上，以「雞公山上紅旗插，水稻畝產四萬八」為題，進行了詳細報道。新華社也隨即發表了消息。省、地、市三級領導偏聽偏信，在不調查、不研究、不分析的情況下，就給予了肯定。不僅如此，原信陽地委為了誇大大躍進的成果，又派人去現場對這顆假衛星作了進一步的完善，增加了很多糧倉。為解決糧源不足的問題，便將稻草放在倉下，上面蓋點稻穀。假現場布置好后，以此為教材，將其當成了批判右傾的武器，組織全區各縣市社隊領導及群眾積極分子以及所謂右傾思想比較嚴重的同志前往參觀學習，接受教育。

1958年屬於豐收年，全區的糧食總產量接近60億斤（30億公斤）。按800萬農村人口計算，每人平均為700斤左右，扣除徵購及種子飼料后，每人佔有糧食也在500斤左右，不僅夠吃，而且有結餘。但在當年的冬季就全面出現了口糧短缺、生活困難的情況。主要原因一是各種大辦外出的勞力，每人每月定額為40——50斤，每人每天平均多吃半斤糧食。僅大辦鋼鐵、大辦滾珠軸承、大辦水利三項，外出的勞力就達300萬人左右，每天多吃糧食達150萬斤左右。其次是社隊的公共食堂吃飯不限量，浪費和多吃了一些糧食。其四是由於大批勞力外出，在後方的勞力不僅較少，又多系老弱病殘，對成熟的莊稼未能及時的收割，不少農作物在田中霉爛變質或籽粒脫落及人畜糟蹋，結果是豐產沒有豐收，所以在秋後不久，各縣市就紛紛反映生活發生了問題。但地委對這種情況不僅不調查研究，分析原因，而主觀地認為這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是思想問題而不是實際問題，於是在全區範圍內，部署了一場反瞞產運動。記得是在1958年11月，我跟隨張樹藩同志到遂平、西平二縣檢查反瞞產運動開展的情況，在遂平聽了蔡中田、趙光、婁本耀等同志的彙報，感到非常樂觀。第二天，我們就去了嵖岈山人民公社，中午在下宋吃飯。但飯是用一個木盒子從槐樹抬來的。我們感到很奇怪。一頓便飯為什麼要從數公裡外抬來呢？經再三詢問才知道下宋隊的食堂已經缺糧了。我們開始感到有點兒問題。下午我們到達楊店。這裡是外來參觀人員的接待站。這時雖然參觀的人不多了（還有中國科學院的一些人），但攤子未散。我們的吃住都安排的很好。第二天，我們到了韓樓。據地委駐隊工作組的劉同獨（信陽專署的行政秘書）同志談，大隊食堂已基本斷糧了，近幾天都是喝的菜湯。我們親自檢查了幾個食堂，證實了這個情況。我們回到楊店后，張樹藩同志一方面向地委打電話，一方面讓我起草書面報告。接著，我們經土山、槐樹等地回到了縣裡，向縣委通報情況后，又到了西平。當時西平縣委還在召開有數千人參加的反瞞產大會。據姜升堂同志彙報，在這次會議上已經挖出各種糧食8000多萬公斤，說群眾家中盆盆罐罐藏的都是糧食，有的將糧食埋在地下，上面封著土，種上菜，這不僅說明階級鬥爭的複雜性，也說明糧食問題完全是思想問題，而不是實際問題。回到駐地后，樹藩同志問我聽了彙報有何看法，我說一次會議挖出了8000多萬斤糧食太多，不是實際情況。樹藩同志說：「我也有同感，明天你不要參加會議了，去城關公社畝產小麥7320斤的那個隊檢查一下糧食情況。」我去那個公社后，讓書記向我彙報了全面情況，他說：「在這次會議上，我們社挖出糧食800多萬斤，其中北關隊（既小麥衛星隊）挖出糧食80多萬斤。」於是我讓他帶路，到北關大隊進行了調查，並未發現那麼多糧食（只在大隊部發現糧食數千斤）。公社書記很尷尬，向帶路的副大隊長發了脾氣，隊長反說：「書記你不了解我們隊的情況嗎。我們隊是個蔬菜隊，人多地少，哪來那麼多糧食？」我回來向樹藩同志彙報后，他說縣委的彙報肯定是假的。於是又向地委做了電話彙報及書面報告。但這些報告不僅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引起了地委對我們的懷疑。於是派農村工作部長延炳玉同志重到西平、遂平二縣，對我們進行跟蹤調查，重新向地委做了彙報，以後（1959年）我與樹藩同志都成了右傾機會主義者，受到了嚴厲的批判鬥爭和組織處理，而延炳玉則被提拔成了地委副書記。

　　四、在錯誤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1959年自然災害比較嚴重，農作物大幅度減產，面對這種情況，地委不僅沒有採取任何生產救災措施，而且還在1958年大躍進的基礎上，更高的舉起了「三面紅旗」，進一步反瞞產、掃暮氣、反右傾、拔白旗，繼續堅持「五風」錯誤，各條戰線上已經上馬的在建工程，不僅都在乘勝前進，繼續施工，而且又新上馬了許多大型骨幹工程。例如：水利上的出山店水庫、南灣灌區平橋渠首樞紐、南乾渠、梅山灌區的中乾渠及蓮花分乾渠等。由於上述舉措全部脫離了實際，違背了客觀規律，致使國民經濟出現了更嚴重的危機，人民生活全面緊張，結果發生了餓死人的嚴重問題。

　　1959年氣候反常，春夏間雨水偏豐，夏季作物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夏秋間發生了嚴重的伏旱，從7月初開始至9月21日為止，80多天未降透墒雨，秋後繼續乾旱，全年缺水率達49%左右，不少溝河斷流，塘堰乾涸，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大秋作物無墒播種或未能適時播種，已種者有三分之一的絕收，三分之一的嚴重減產，三分之一的收成較好。在抗旱期間，我先後到過確山縣的新安店公社，正陽縣的熊砦、汝南埠，息縣的東嶽，遂平的和興，西平的蔡砦、二郎、專探，汝南縣的金鋪、留盆，上蔡縣的邵店等地進行過調查。7月中旬，我在確山縣新安店公社聽了縣委副書記兼公社黨委書記王志國同志（紅軍）介紹，該公社的280995畝耕地，有66863畝未種，實際還要多些，估計約10萬畝左右，佔總面積的三分之一左右。該社陳庄大隊總耕地面積4038畝，其中有1338畝未種，佔總耕地面積的33%。邵庄生產隊總耕地480畝，有280畝未種，佔總面積的50%多。正陽縣的熊砦公社彙報說，未種者佔總面積的24%。據我們了解，該社樂堂大隊就有5836畝秋作物未種，佔總面積的41%，袁砦公社的牛廟大隊有3500未種上，佔總面積的34%強。拿人多地少、生產條件較好的汝南埠公社來說，總耕地面積為210563畝，有38915畝未種，也佔總耕地面積的18%。其中嶽城大隊未種者佔總耕地面積的23%。其它各地的情況大致相同。由於旱情嚴重，加上主要勞力均已離家從事各種大辦工程了，管理很差，當時的秋播工作實際已經停止，已種者也有很多發生了草荒、苗荒的情況。

　　經最後落實，1959年全區糧食總產量接近30億斤（15億公斤），較1958年減產一半左右。但信陽地委對此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在9個常委中，除張樹藩同志一人外，其餘人員一致認為是大旱大豐收，比1958年還要豐收。在當年秋季省委三級幹部會議上，根據各縣上報的數字統計，全區全年的糧食總產量達350億斤。在張樹藩同志的極力反對下，先後將糧食總產量壓縮到300億斤、250億斤、150億斤等，還是統一不了意見，最後路憲文同志發火了，主觀地提出了個糧食單產指標，讓我與張洪升同志（糧食局幹部，後任副局長。我們兩個都是大會工作人員）算個帳，得出的結果是80億斤左右。張樹藩同志認為還是太高，理由是無論如何不能超過1958年，所以唯心地向省委（大會）彙報了72億斤。結果省委就按此數下達了徵購任務。經最大努力，在完成16.8億斤以後，徵購工作就無法往下進行了。所以地委非常惱火，認為這又是階級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反映，於是在全區範圍內開展了以打退資產階級進攻為主要內容的反瞞產運動。如果當年的糧食總產量真是有72億斤，其中徵購16.8億斤是不算多的，遺憾的是實際總產量不足30億斤，完成16.8億斤徵購任務之後,僅剩下13億斤左右。按800萬農業人口計算,每人平均佔有糧食僅160多斤,扣除種子、飼料及幹部與外出勞力的多吃多佔部分，所剩的糧食就很少了，所以群眾稱1959年為「糧食關」，稱「信陽事件」為「過糧食關」。

　　由於嚴重的自然災害和高估產、高徵購的錯誤，在1959年內，群眾生活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之中。2月份，也就是農曆己亥年的正月間，商城縣超英人民公社觀廟、汪橋兩個管理區就有74個食堂缺糧斷炊，3月初就餓死了數人，3月7至9日，觀廟林灣生產隊的共產黨員許學富同志先後兩次給周總理髮了電報，接著，國務院、河南省委及地縣均先後派人作了調查，並安排了群眾生活。5月份，市場商品大部分脫銷，糧食問題全面緊張，地委決定在全區範圍內整頓糧食供應辦法，規定了口糧指標，公共食堂由隨便吃改成了以人定量，生活緊張情況曾一度緩和。但由於高估產、高徵購的結果，麥收不久群眾生活又重新發生了嚴重問題。7月上旬，我在下邊檢查抗旱工作時，在從正陽縣的汝南埠公社岳城大隊去息縣東嶽公社時，路過烏廟大隊，發現在下午4點多鍾時，群眾還未下地幹活，經過詢問才知道他們的食堂已經停伙，尚未吃到早飯。我們走到東嶽街頭，看見兩位婦女及兩個孩子在剝榆樹皮，他們邊剝邊哭，邊向我們介紹食堂停伙的情況。到公社后，縣委副書記姚書軒及公社書記徐天錫同志介紹說，全社總計335個食堂，目前每人每天能吃到一斤糧食的有96個；每人每天能吃到七大兩糧食的有66個；每人每天不足半斤糧食的有72個；已經缺糧停火的有56個。我們感到問題極其嚴重。第二天到塘坡、夏砦、石菜園等大隊作了實地調查，發現夏砦、石菜園等大隊的榆樹皮已經全被剝光，夏砦北邊的8畝高粱，江庄附近的4畝高粱苗子（主要吃嫩杆子）基本上全被吃光。其中江庄生產隊的食堂已經停伙10天，全隊226人基本上都在野外覓食，情況比公社介紹的還要嚴重。7月下旬，我在遂平縣和興公社青石橋大隊檢查工作，聽毛副書記介紹說：「目前最根本的是糧食問題。麥后我們在公社開會，李支書向公社王書記反映了這個問題，被辯論了一天，罰站了三個多小時，我因未向李支書提出批評意見，也被戴上了右傾帽子，罰了站。目前全隊11個公共食堂，從25號開始，每人每天僅吃4兩糧食。今天是29號，已經全部斷糧停伙了。其中丁一隊的薛永源今天已經餓死。」接著我又由遂平縣的和興到了西平縣的蔡砦、二郎、專探等公社，發現那裡的生產、生活問題都很嚴重。八月份，我由汝南的金鋪公社去上蔡縣的邵店公社時，經過氂牛趙大隊，居然沒有找到飯吃。在抗旱期間，我們雖然每到一處都向上級實事求是地寫了書面報告（在反右運動中，群眾揭發我先後共寫報告16份）。這些報告不但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在反右傾運動中都成了我的罪狀。據原淮濱縣防胡公社書記熊仁寬同志回憶，秋收時在縣委召開的工作會議上，他根據公社的實際情況，向縣委提出了一個要500萬斤統銷糧的計劃，結果是一斤統銷糧也未給，反而向公社下達了徵購460萬公斤的任務。不僅如此，在會議結束時，縣委立即宣布讓其停職反省，讓副書記錢慶懷主持全面工作。錢書記臨危受命，新官上任三把火，將其中的口糧、種子、飼料都當作餘糧徵購起來，所以，從10月開始，公共食堂就陸續停伙，人口就開始死亡。進入冬季后，在饑寒交迫的情況下，食堂全部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結果就出現了前面所說的總人口5萬人，其中餓死了2萬2千人的慘劇。

　　1959年秋末冬初，徵購已經無法繼續進行，公共食堂就陸續停伙，人口紛紛外流，浮腫病廣泛蔓延，生產基本上全部停頓，餓死人的問題嚴重發生。面對如此嚴重的情況，地委不僅沒有採取任何補救措施，反而火上澆油。根據廬山會議精神，在全區範圍內開展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運動。同時，加大了反瞞產的力度，先後又有數以萬計的幹部受到了批判鬥爭。其中有3300多名黨員幹部受到了組織處理。為了有力地打擊右傾勢力，除提出右傾機會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以外，還向各縣市下達了要過好「三關」（叫喊缺糧關、公共食堂停伙關、人口外流關）的指示，強迫各級黨政組織不惜一切代價完成糧食徵購任務。很多社隊將種子、飼料、口糧都當成了餘糧，結果還是完不成徵購任務。在實在沒有糧食的情況下，就布置假現場，將稻草稻殼墊在倉庫底下，上面蓋上一層糧食，採取不通就辨（辯論，既批判鬥爭）不信就看的辦法，組織基層幹部和部分群眾參觀，進行現場批判辯論。公共食堂停伙以後，不少人為生存而外出謀生。當時一律把這些人當作流竄犯看待，到處設卡攔截。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冬季先後收容的外流人員達46萬人次，其中不少人餓死在收容站內。有些人在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殺吃了隊里的牲畜，被發現后均以破壞集體財產論罪。全區因此而被逮捕者達2000餘人，其中有被處以極刑者，有慘死在獄中者。同時，指使郵局查扣那些膽敢向中央反映實際情況的信箋。寫信的人一旦被發現，均以右傾論處。如光山縣白雀公社的小學教師李玉倫、信陽縣監委的幹部胡修玉等，都因此受到了批判鬥爭，給予了組織處分或下放勞動，致使形勢急轉直下，結果釀成了一幕令人們難以置信的悲劇。

　　直到1960年1月，信陽地區的嚴重問題才開始引起地委的注意。地委於1月11日（農曆己亥年臘月13日）在潢川召開了縣委書記緊急會議，初步檢查了反瞞產的錯誤，研究了安排群眾生活及防治疾病的措施，開始向群眾供應口糧。從此公共食堂陸續開伙，外流人員紛紛回家，餓死人的問題基本停止，緊張狀況有所緩和。但反右傾、鼓幹勁的溫度仍然沒有降下來。地委於1月19日至25日（農曆己亥年臘月22日至27日）在信陽召開了有1300多人參加的抗旱奪豐收慶功表模大會，繼續貫徹反右傾、鼓幹勁的精神，同時還舉辦了抗旱奪豐收的實物展覽，將原地區農業局長胡友祿同志拉到展覽會上作為反面教材，講解員指著胡的鼻子，向參觀者介紹胡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