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隨著社會經濟快速變遷，中國對於基本權利的某些限制慢慢放寬，但政府仍是威權主義的一黨制國家。它任意勒束表達、結社、集會和宗教自由；禁止成立獨立工會和人權組織；並且維持政黨對所有司法機關的控制。

政府審查新聞、互聯網、印刷出版品和學術研究，並且將人權侵犯合理化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必要手段。它在西藏、新疆和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區域實施強壓性政策和大規模非自願性的人口遷移和住房改建。儘管初等教育入學率和基本識字率相當高，但中國教育制度歧視殘疾兒童和年輕人。中國政府阻撓國內外人士審查其人權紀錄，堅稱他們意圖破壞國家穩定。

在此同時，針對一觸即發的民生議題，公民日益有能力向當局發出質疑，例如圈地、強迫拆遷、環境惡化、司法不公、貪官濫權、歧視和貧富差距。官方和學者依據執法機關的報告統計發現，平均每天有300到500次參与人數介於十人到一千人之間的群體性事件發生。即便存在風險，互聯網用戶和傾向改革的媒體仍不斷衝撞官方審查的紅線，倡導法治和透明化、揭發官員弊端、呼籲政治改革。

公民社會團體和倡導者持續在危險的處境中緩步推進工作，維權人士已建無形但堅靭的網路，對人權案件進行監測與紀錄，形成非組織性的全國「維權」運動。這些維權人士經常面臨警方的監控、拘押、逮捕、強迫失蹤和酷刑。

習近平政府於三月正式掌權后，陸續宣示將改革某些行之有年的政策，包括廢除名為勞動教養的一種行政拘押制度，以及修改戶籍登記制度。它並且對重大貪腐案件發動調查，即便對象多為政敵。但它同時也高唱保守論調，反對憲政、新聞自由和「西方式的」法治，並且緊縮對異見人士的限制，包括髮出兩份司法文件，使維權人士和互聯網批評言論更容易受到刑事檢控。

一度是政治明日之星的薄熙來，9月被判處無期徒刑，他的庭審有如公開展演，吸引了大眾目光，但卻不符合公正審判的標準，他在重慶主政期間的廣泛濫權行為也遭到忽視。

人權捍衛者

中國維權人士經常面臨判刑、拘押、酷刑、關進精神治療機構、軟禁和恐嚇。

近年來對維權人士最嚴重的鎮壓發生在2013年，從2月到10月之間，有50多名維權人士遭到刑事拘留。這些人權捍衛者因為組織和參与公開的集體行動，被控「尋釁滋事」、「煽動顛覆」等定義模糊的罪名。7月，當局拘押許志永，他在思想上領導著「新公民運動」──一個維權人士的非組織性網路，其從事的行動包括在全國鼓吹要求官員公示財產。

9月，北京維權人士曹順利在登機前往日內瓦前遭到拘捕。當時中國正準備在10月22日于日內瓦接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審查。曹順利要求中國政府在起草提交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查（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UPR）的國家報告時，必須諮詢獨立公民社會的意見。8月獲釋的另一位維權人士彭蘭蘭，就因為參与曹順利發起的抗爭而以「妨害公務罪」入獄一年。

被判刑11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仍在北方的遼寧省服刑。其妻劉霞則持續遭到非法監禁。8月，劉曉波的妻舅劉輝以詐騙罪名被重判11年；外界普遍認為劉輝是因身為劉曉波家人而受株連。

法律改革

儘管中國政府拒絕司法獨立、禁止律師成立獨立公會，進步的律師和法學家仍努力推動變革，促使大眾的法律意識和維權行動日益增進。

中國共產黨仍然維持對所有司法機關的掌控，並且透過政法委員會協調司法系統的工作。公安局，或稱警察，在刑事司法系統中仍然掌握最大權力。刑訊逼供普遍常見，法院相對弱勢加上被告權利限縮，因此經常導致司法不公。

11月，中國政府宣布將廢止勞動教養制度，這種行政拘押制度授權警察不經審判即可關押人民最長四年。2013年初，全國約350座勞教所總共關押約16萬人，但因警方不再裁處勞教，人數已迅速下滑。然而據官方媒體報導，某些勞教所已改名為戒毒所， 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行政拘押。截至本文撰寫時，仍不清楚中國政府是要徹底廢除用行政拘押手段對付輕微罪犯，或是打算在另一種替代制度下繼續容許不經審判的拘押。

中國執行死刑的次數持續領先全球。精確的數目仍是國家機密，但專家估計處決人數已大幅減少，從十年前每年約1萬人到最近每年低於4千人。

表意自由

表達意見的自由在2013年進一步惡化，特別是在政府全面整頓微博之後。政府和黨對所有媒體和出版維持多重的控制。

互聯網審查者引導網上輿論，並且用「防火長城」阻擋中國網民接收外來信息。儘管有重重限制，互聯網，尤其是稱為「微博」的微網誌服務和其他社交媒體工具，由於提供了相對自由的空間而廣受歡迎，中國的5億3千8百萬網路用戶藉此互相聯繫或申訴寃情。然而，一旦觸犯敏感禁忌，用戶的身份將迅速被鎖定，並遭到刪帖或銷號；有些人因此被拘押或判刑。

1月，一份以調查報導挑戰言論邊界聞名的廣州報刊《南方周末》陷入新聞審查爭議之中，因為該報編輯發現新年特刊的獻詞在審查者命令下遭到改寫，並且未經編輯同意就印刷出刊。該篇新年獻詞的原稿呼籲政治改革和尊重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但刊出的版本卻變成讚頌中國共產黨。該報員工於是公開批評廣東省最高審查者，要求他辭職下台，併為此發動罷工；一周后，該報恢復正常出刊。

5月，據媒體報導，中國共產黨中央辦公廳發出封口令，要求各大學不得討論一些禁忌話題，人稱「七不講」，包括「普世價值」、黨的歷史錯誤等等。

8月起，當局發動打擊「網路謠言」的攻勢。這項行動指向有影響力的網路意見領袖乃至普通網民。當局將數百名互聯網用戶拘押數天，關閉一百多個由公民記者建立的「非法」新聞網站，並拘捕了知名網上自由派評論者薛蠻子（Charles Xue）。

同樣在8月，中國政府主管互聯網事務的官員警告網路用戶不得觸犯「七個底線」，包括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利益」和「公共秩序」等。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公布一則新的司法解釋，將刑法四項條款適用到互聯網言論，為檢控互聯網用戶提供了更明確的法律依據。

宗教自由

儘管憲法保障宗教自由，實際上中國政府限制宗教活動只能由官方承認的五個宗教團體舉辦，並在官方認可的清真寺、教堂、寺廟和修道院中進行。一切宗教組織的活動、人事和財務紀錄都必須接受官方審核，神職人員的任命、宗教出版品和宗教教育機構的開辦都受到官方控制。

未註冊的信仰團體，例如基督教「家庭教會」，被視為非法且經常遭到搜索和查封；許多成員受到騷擾，領導人遭到拘押甚至判刑。

中國政府將法輪功──1999年遭到查禁的一個氣功信仰團體──列為「邪教」，逮捕、騷擾和恐嚇其成員。電影導演及攝影師杜斌因為發表紀錄片，揭露一間勞教所監禁法輪功學員並施予酷刑的狀況，於5月遭到拘留五周后獲釋。

4月，河南法院將七名家庭教會領袖以「利用邪教破壞法律實施罪」判刑三年到七年；證據顯示他們僅是企圖參加聚會和宣傳教會活動。

健康權和殘疾人權利

中國政府制定多項法規和行動計劃，旨在降低嚴重的環境污染及其對公共衛生的威脅，但這方面的政策常常並未充分落實。

2月，一位律師依據《政府信息公開法》要求公布土壤污染數據遭到拒絕；有關當局的說法是，這類數據屬於「國家機密」。同樣在2月，環境保護部在長年否認和不作為之後，終於承認有一些癌症不正常高發的「癌症村」存在。受害者多年來持續爭取司法正義和賠償，國內媒體也對此一議題做過廣泛報導。

儘管曾在2012年接受《殘疾人權利公約》審查，中國對於殘疾人權利的保護仍然不足。殘疾人士在就業和教育方面遭到嚴重歧視，政府的某些政策則使歧視制度化。

2月，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公布1994年《殘疾人教育條例》的修訂草案。雖然值得讚許，這份修訂草案並未確保殘疾學生可以就讀普通學校，或要求適當調整教學環境以提供「便利」（「accommodations」），使他們能在普通學校中充分參与。

5月，中國首部《精神衛生法》正式實施。該法填補了重要的法律真空，但沒有封死漏洞，政府官員和家庭仍可能違反當事人意願將其關進精神病院。7月，該法實施后，訪民辜湘紅即因向政府當局申訴寃屈而被關進北京一間精神病院。

婦女權利

女性的生殖權和取得生殖健康服務的機會仍因中國的計劃生育法規而受到嚴重限制。儘管中國政府在11月宣布配偶其中一人為獨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第二胎，此一措施仍未根本改變中國政府強迫性的計生政策，包括使用法律和其他強制手段──例如行政處罰、罰款和強迫人工流產等強制措施──以控制生育選擇。

中國政府對性工作的懲罰性打壓經常導致嚴重侵權，包括肢體暴力和性侵、染病風險增高以及造成中國估計4百萬到1千萬名性工作者──多數為女性──難以通過司法尋求正義。性工作者也指證許多公共衛生機構的侵權行為，例如強制性的艾滋病毒篩檢、侵犯隱私和衛生官員的不當對待。

1月，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李彥的死刑，該名婦女因不堪長期被毆打而謀殺她的丈夫。在司法案件中，家庭暴力不被視為減刑條件。

5月，中國最著名的性工作者維權人士葉海燕被警方拘留數天，此前她因揭發廣西當地妓院的虐待情況而在住家遭到攻擊。

儘管中國政府了解家庭暴力、就業歧視和性別偏見相當普遍，卻仍限制獨立婦女維權組織為這些議題進行活動，包括在這些組織註冊時加以刁難、監控其活動、訊問其工作人員和禁止部分活動。

移民和勞工權利

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仍舊是工人的唯一合法代表；獨立的工會被禁止成立。

即便有上述限制，全國各地工人已日漸敢於發聲和以行動爭取改善工作條件，包括髮動示威和罷工。9月，深圳碼頭工人為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而罷工。十天後，工人們接受政府協調的解決方案，滿足了他們的部分訴求。

5月，官方的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發布新報告，說明移民工子女的人數，包括隨同父母居住在城市以及「留守」農村的兒童，截至2010年已高達1億人。移民工仍然無法取得城市的居住許可，因此無法獲得教育等社會服務。許多移民工進城打工時只好把子女留在鄉下家中，以便孩子能上學，這使有些孩子容易受到侵犯。

雖然中國已有許多工作場所安全法規，但執行不力，尤其是在地方層級。舉例而言，6月，吉林省一家禽類屠宰場失火，造成121名工人喪生。事後調查發現，當地消防部門在火災發生前幾天才剛通過該屠宰場的安全抽檢，即使該場並不符合安全標準。

性傾向和性別認同

中國政府一直到2001年都將同性戀列為一種精神疾病。到目前都沒有法律保護人民免於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歧視，這種歧視仍極常見，尤其在工作場所。

同性伴侶和同性婚姻都不受現行中國法律承認。2月份，一對女同性戀伴侶到北京結婚登記處申請註冊，但她們的申請遭到拒絕。

5月17日，國際反恐同日當天，長沙市當局拘捕了同性戀遊行的組織者向小寒，以組織「非法遊行」罪名將他行政拘留12天。在中國，示威遊行必須事先申請，很少得到許可。

西藏

中國政府以打擊所謂分裂主義情緒為名，在西藏系統性地打壓政治、文化、宗教和社會經濟權利，包括以非暴力手段要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返鄉和反對政府政策。截至本文撰稿為止，已有123位藏人自焚抗議中國政策，其中有紀錄的最早案例發生於2009年2月。

任意逮捕和監禁依然常見，拘押期間酷刑和虐待也很普遍。公正審判的可能性不存在，因為司法系統受到政治操控，且公然被賦與打擊分裂主義的任務。

警察系統性打壓任何未經許可的聚會。7月6日，道孚縣尼措區（藏語：Nyitso, Dawu）警方向在鄉間集會慶祝達賴喇嘛生日的群眾開槍。數人受傷。政府限制媒體報導此一事件。

為了避免像2008年一樣的民眾抗議再度發生，中國政府在2013年繼續維持當年殘暴鎮壓抗爭運動時實施的許多措施──以武警為主的大量安全部隊進駐、嚴厲限制藏人在西藏高原地區的遷徙、加強對寺院的控制以及禁止除官方採訪團以外的外國記者進入西藏自治區。中國政府並採取重要步驟，按照計劃在西藏自治區增派2萬名黨政幹部，包括進駐每一座村莊，監視所有居民的政治觀點。

中國政府還針對數百萬藏人執行大規模住房改造和安置政策，劇烈改變藏人的生計和生活方式，有時導致他們陷於貧困或依賴政府補助，居民卻無權置啄。2006年起，西藏自治區逾兩百萬藏人，包括農民和牧民，已遭非自願「住房改造」──由官方強制翻修舊房或重建新房；西藏高原東部成千上萬遊牧民已被重新安置或定居在「社會主義新農村」。

新疆

中國政府借口「打擊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合理化普遍的族群歧視、嚴重的宗教壓迫和日增的文化壓抑，持續刺激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的緊張情勢升高。

2013年，包括維族、漢族和其他民族，共有一百多人在該區各地不同衝突事件中喪生，這是自2009年7月烏魯木齊抗爭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之所以死傷慘重，在某些地方似乎是因為官方以軍事手段攻擊預謀暴動的團體，例如4月23日在巴楚縣，以及6月26日在吐魯番市。但在其他地方，安全部隊顯然是對無武裝的示威群眾使用了致命武力。

6月28日，和田市警方為阻止民眾向市政府遊行，抗議任意關閉一間清真寺並逮捕該寺依瑪目，最後開槍打傷了數十名示威者。8月8日，阿克蘇市警察部隊為了檔住湧向附近清真寺慶祝宗教節日的村民，發射實彈打傷數人。在每次事件見報后，政府照例指責「分裂 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同時阻撓獨立調查。

被認定為分裂分子者經常遭到任意逮捕、酷刑和「失蹤」，在居民之間造成切膚的恐懼感。7月，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維族教授伊力哈木・土赫堤（Ilham Tohti）發表致政府公開信，要求調查他記錄到的34件失蹤案。伊力哈木曾遭數度軟禁，並被限制出境。

中國政府持續拆除維族傳統街區，將居民遷移到官方規劃的安置區內居住，這是2010年開始實施的全面開發政策的一部分。中國政府說，該政策旨在促進新疆城市化及發展。

香港

儘管事實上香港持續享有獨立的司法系統、新聞自由和活躍的公民社會，但1997年主權回歸中國以來，香港的新聞和集會自由仍日益受到威脅。原本期待特區行政長官選舉自2017年起具有真正競爭性，但在北京表明唯有不「與中央對抗」的候選人才能參選之後，這種期望可能落空。

近年來，香港的法治逐漸遭到侵蝕，其徵象包括警察對集會遊行的管制日益加嚴，以及入境事務處任意禁止批評北京者入境，例如法輪功成員和被流放的八九民運異議人士。

中國外交政策

儘管中國持續崛起為全球強國，並且在2013年完成領導層交接，任命了新的外交部長，但其長期建立的外交政策觀點和實踐仍維持相對一貫。

中國與聯合國各種機制的交往已更為密切，但遵循國際人權標準的程度仍未見顯著改善，也沒有著力促進其他國家的人權保護。值得注意的例外發生在11月，當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不久之後，中國公開敦促斯里蘭卡「努力保護和促進人權」。

即便面對敘利亞的死亡人數直線上升，以及敘利亞在2013年8月對平民使用化學武器獲得證實，北京仍繼續反對安理會採取任何重大措施，以加強對阿塞德政權和殘虐的叛亂團體施壓。中國反對將敘利亞情勢提交國際刑事法院（ICC），也反對禁運武器給廣泛違反人權或戰爭法的武裝部隊。中國同時還掣肘安全理事會，使其無法迅速將急需的人道援助穿越邊界送往叛軍控制下的敘利亞北部地區。

中國當局對朝鮮的外交戰術有些微調──也或許反映長期的戰略變遷──不論公開或私下都更常加以批評，尤其是當平壤在為因應朝鮮核武計劃而召開的六方會談成員國之間採取升高緊張的動作之後。

中國的國有和私營企業繼續維持外國直接投資首要來源的地位，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但在某些情況下卻不願或不能遵守國際勞動標準。

關鍵國際行動者

大多數與中國政府保持雙邊人權對話的各國政府，包括美國、歐洲聯盟和澳大利亞，在2013年都至少與中國舉行了一輪會談；大多數認為這樣的對話對於促進中國內部實質變遷的作用有限。

這些國家中有幾個政府曾公開表達關切某些個案，例如許志永或劉輝，或關切當前的趨勢，例如對民間反貪活動的諸多限制。美國和澳大利亞的駐華大使，以及歐盟人權事務特別代表，曾獲准訪問西藏自治區或藏區其他地方。

針對中國人民在2012到2013年領導換屆期間被剝奪參政權，上述各國政府沒有做出任何評論，只有極少數政府成功地將人權關注整合到他們與中國資深官員的會議中。

中國接受了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職司監督締約國實施《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國際條約機構──對其遵行條約情況的審查，以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就其整體人權紀錄的審查，但是在酷刑、任意拘押和限制言論自由方面，中國並未提供必要信息，或僅提供極端誤導的信息。已有八位聯合國特別報告員要求到中國視查卻未能獲得邀請，在中國境內運作的聯合國機構仍然受到嚴格限制，他們的活動遭當局密切監視。

更正啟事：
2014年度世界人權報告中國篇第328頁：原文寫道在「7月6日，道孚縣尼措區（藏語：Nyitso, Dawu）警方向在鄉間集會慶祝達賴喇嘛生日的群眾開槍」事件中「造成兩人死亡，數人受傷」。後續報道指出該事件並無人員死亡，數人受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