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存在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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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存在的積極意義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6月17日
作者 張國慶
香港是中國恩典的逃城，這是中華民族3000年文明衰微之時，上帝為中國的未來，預備的壹塊新大陸。
逃城是壹個法律的概念，據《約書亞書》中記述：「那無心而誤殺人的，可以逃到那裡。這些城可以作妳們逃避報血仇人的地方。」這樣看來，往逃城去的人，差不多都是走投無路的人、過失殺人的，這是他們生命得以留存的唯壹安歇之地。
香港就是這樣的地方，戊戌變法逃亡的改良派，推翻滿清的仁人志士、白色恐怖中的共產黨人、抗戰時的愛國主義者、紅色恐怖中的異議人士、大飢荒時垂死掙扎的災民……大凡社會動蕩引發的人道災難，香江都曾為他們辟出了壹處「可安歇的水邊」！
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紀念香港，無關乎他歷史的忍辱，無關乎他回歸與否，無關乎他是東方之子還是西方之子抑或是東西方的混血兒，也無關乎他今天非凡的自由之爭，我們紀念香港，僅僅只是往生的紀念，香港之於整個中國，都是有恩德的。
雷蒙•阿隆在《歷史哲學》壹書有壹段耐人尋味的話，他說，歷史總是為生活服務的，它提供範例，評價過去，或者把目前這個時刻安放到生成——演變中去。我們追憶逃城香港，也是這樣。
1957年，毛澤東引蛇出洞后，旋即在全國大規模鎮壓右派，法律成為束縛壹個政黨行動的「絆腳石」， 毛澤東說：「法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要有我們這壹套」，毛澤東這壹套是什麼呢？就是開會，毛稱，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黨政文件開始代替法律，成為社會集權治理的方式。毛甚至公開坦承：「憲法我是參加制定的，但我也記不得了」。掃除壹切政治協商的障礙后，全國50多萬知識分子被划為「敵對勢力」。
1957年6-9月，隨著反右擴大化，飽受整風整社、開會鬥爭之苦的大陸公民第壹次越境逃亡到香港，歷時3個月遭到鎮壓而平息。那之後，壹大批社會名流因著政治迫害，冒著「投敵叛國」的死罪偷渡來香港，他們中有馬思聰、李摩西、倪匡等百多人。
踢開公檢法后，毛澤東開始籌劃大躍進，他下意識地以為，壹搞大躍進，人們就沒有時間犯法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人道災難由此觸發，1959-1962年，僅在這三年時間里，全國有3500多萬人死於大飢荒。這壹時期逃港人數暴增，差不多每天都有數萬乃至數十萬逃難的人群，黑壓壓地擠在粵港邊界線上，生死之隔，天堂地獄，猶懸壹地。深圳有壹個村出逃后剩下最大的男人是8歲的男孩，而壹位逃到香港的農婦甚至丟下了這樣壹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
至文革時，踢開公檢法已不能滿足捧毛為神的紅色造反派們掃除牛鬼蛇神，清除異已的需要，在「砸爛公檢法，停產鬧革命」這壹竭斯底里的口號下，法律殘存的秩序被徹底掃除，全社會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風暴中跌宕起伏。這壹時期，社會危機在粵、港邊境線上再次呈現出真正人心，不但廣東人，全各地走投無路的各色人群，紛紛聚集於此，甚至壹些反偷渡積極分子、優秀黨員、執勤的軍人也趁工作之便「投敵叛國」。
更具諷刺意義的是，廣東壹地方上演革命樣榜戲《紅燈記》，開幕時才發現扮演李玉和的演員趁著夜色溜之大吉；而那廂，飾演《白毛女》喜兒壹角的女演員，也利用演出間隙喬裝逃港。至1978年文革結束時，全國有近250萬人成功逃往香港，僅深圳市幹部中參与逃港者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1978年後，被打倒、關押十多年的習仲勛復出，主政廣東，逃港問題才開始在壹輪的治亂循環后，由當權者反思癥結所在。這壹年，鄧小平也承認：「這是我們的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自由差距太大……」事實上，這種反思是不全面的，逃港問題的核心癥結，仍是體制之弊，是人治代替法治、專制代替人權的必然惡果！
此後，審時度勢的鄧小平提出了著名的「貓論」，政治挂帥讓位於「唯生產力論」，社會主義開始改弦更張，事實上也是間接地改旗易幟，究其本質，也稱得上是壹場默默的「顏色革命」。那之後，「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紅遍華夏大地，逃城香港再次展現出它強大無比的輸血與反哺市場的功能，正是藉助香港資本輸入的「維他命」，深圳特區得以迅速崛起，成為整個八十年代中國改革的主引擎。
經歷前30年的政治動亂后，到底是黨大還是法大？是權大還是法大？是官大還是法大？這些觸動體制靈魂的問題，在現實利益集團面前始終都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至鄧小平逝世時，依法治國依然是壹個猶未完成的目標。當然，猶如摩西當年沒能進入流奶與蜜的迦南美地壹樣，年歲不饒人，鄧小平也沒能遂願「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壹走！」
鄧小平被他的繼任者們共舉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字裡行間，差不多就與那位「偉大領袖和導師」的位格相匹了，但毛與鄧，其實就是矛與盾，當局大概也是被社會上那些紛紛擾擾的論戰煩死了，想起歷史就會臉紅，想起苦難就羞愧，沒有勇氣也沒有膽量去面對曾經的過往，意識形態的文宣乾脆壹甩嗓子就出弄出個「互不否定」來。
但只要條分縷析，我們就會明白，作為兩個靈相同，魂炯異的時代，若互不否定，是不是意味著互相肯定？若是互相肯定，為什麼又要大講特講「互不否定」？這種否定與否定的邏輯關係又像是在講肯定，而肯定與肯定的實底好像又是在互相否定。正是這種說不明、道不清，也根本把持不住的「二元悖論」，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鑄造成了「封資修」三位壹體的混合型體制，以至曾「兼濟天下」的香港，如今也不能「獨善其身」了！
今天，逃城香港正在異化它非凡的歷史角色，成為孕婦們為下壹代改變命運，貪官們為未來轉移資產，權貴們為明天選擇退路的風水寶地，某些慣性張狂的政治勢力也試圖用愛國主義的把式把它打造成為紅色中國的「私家大院」。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插在香港這塊大蛋糕上的叉子，誰有資格來動？現在又是誰在動？誰能為香港打上壹把大大的雨傘，為歷史的香港遮風，為未來的香港擋雨？
香港，哪裡是妳今天的逃城？
香港是中國恩典的逃城，這是中華民族3000年文明衰微之時，上帝為中國的未來，預備的壹塊新大陸。
逃城是壹個法律的概念，據《約書亞書》中記述：「那無心而誤殺人的，可以逃到那裡。這些城可以作妳們逃避報血仇人的地方。」這樣看來，往逃城去的人，差不多都是走投無路的人、過失殺人的，這是他們生命得以留存的唯壹安歇之地。
香港就是這樣的地方，戊戌變法逃亡的改良派，推翻滿清的仁人志士、白色恐怖中的共產黨人、抗戰時的愛國主義者、紅色恐怖中的異議人士、大飢荒時垂死掙扎的災民……大凡社會動蕩引發的人道災難，香江都曾為他們辟出了壹處「可安歇的水邊」！
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紀念香港，無關乎他歷史的忍辱，無關乎他回歸與否，無關乎他是東方之子還是西方之子抑或是東西方的混血兒，也無關乎他今天非凡的自由之爭，我們紀念香港，僅僅只是往生的紀念，香港之於整個中國，都是有恩德的。
雷蒙•阿隆在《歷史哲學》壹書有壹段耐人尋味的話，他說，歷史總是為生活服務的，它提供範例，評價過去，或者把目前這個時刻安放到生成——演變中去。我們追憶逃城香港，也是這樣。
1957年，毛澤東引蛇出洞后，旋即在全國大規模鎮壓右派，法律成為束縛壹個政黨行動的「絆腳石」， 毛澤東說：「法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要有我們這壹套」，毛澤東這壹套是什麼呢？就是開會，毛稱，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黨政文件開始代替法律，成為社會集權治理的方式。毛甚至公開坦承：「憲法我是參加制定的，但我也記不得了」。掃除壹切政治協商的障礙后，全國50多萬知識分子被划為「敵對勢力」。
1957年6-9月，隨著反右擴大化，飽受整風整社、開會鬥爭之苦的大陸公民第壹次越境逃亡到香港，歷時3個月遭到鎮壓而平息。那之後，壹大批社會名流因著政治迫害，冒著「投敵叛國」的死罪偷渡來香港，他們中有馬思聰、李摩西、倪匡等百多人。
踢開公檢法后，毛澤東開始籌劃大躍進，他下意識地以為，壹搞大躍進，人們就沒有時間犯法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人道災難由此觸發，1959-1962年，僅在這三年時間里，全國有3500多萬人死於大飢荒。這壹時期逃港人數暴增，差不多每天都有數萬乃至數十萬逃難的人群，黑壓壓地擠在粵港邊界線上，生死之隔，天堂地獄，猶懸壹地。深圳有壹個村出逃后剩下最大的男人是8歲的男孩，而壹位逃到香港的農婦甚至丟下了這樣壹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
至文革時，踢開公檢法已不能滿足捧毛為神的紅色造反派們掃除牛鬼蛇神，清除異已的需要，在「砸爛公檢法，停產鬧革命」這壹竭斯底里的口號下，法律殘存的秩序被徹底掃除，全社會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風暴中跌宕起伏。這壹時期，社會危機在粵、港邊境線上再次呈現出真正人心，不但廣東人，全各地走投無路的各色人群，紛紛聚集於此，甚至壹些反偷渡積極分子、優秀黨員、執勤的軍人也趁工作之便「投敵叛國」。
更具諷刺意義的是，廣東壹地方上演革命樣榜戲《紅燈記》，開幕時才發現扮演李玉和的演員趁著夜色溜之大吉；而那廂，飾演《白毛女》喜兒壹角的女演員，也利用演出間隙喬裝逃港。至1978年文革結束時，全國有近250萬人成功逃往香港，僅深圳市幹部中參与逃港者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1978年後，被打倒、關押十多年的習仲勛復出，主政廣東，逃港問題才開始在壹輪的治亂循環后，由當權者反思癥結所在。這壹年，鄧小平也承認：「這是我們的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自由差距太大……」事實上，這種反思是不全面的，逃港問題的核心癥結，仍是體制之弊，是人治代替法治、專制代替人權的必然惡果！
此後，審時度勢的鄧小平提出了著名的「貓論」，政治挂帥讓位於「唯生產力論」，社會主義開始改弦更張，事實上也是間接地改旗易幟，究其本質，也稱得上是壹場默默的「顏色革命」。那之後，「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紅遍華夏大地，逃城香港再次展現出它強大無比的輸血與反哺市場的功能，正是藉助香港資本輸入的「維他命」，深圳特區得以迅速崛起，成為整個八十年代中國改革的主引擎。
經歷前30年的政治動亂后，到底是黨大還是法大？是權大還是法大？是官大還是法大？這些觸動體制靈魂的問題，在現實利益集團面前始終都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至鄧小平逝世時，依法治國依然是壹個猶未完成的目標。當然，猶如摩西當年沒能進入流奶與蜜的迦南美地壹樣，年歲不饒人，鄧小平也沒能遂願「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壹走！」
鄧小平被他的繼任者們共舉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字裡行間，差不多就與那位「偉大領袖和導師」的位格相匹了，但毛與鄧，其實就是矛與盾，當局大概也是被社會上那些紛紛擾擾的論戰煩死了，想起歷史就會臉紅，想起苦難就羞愧，沒有勇氣也沒有膽量去面對曾經的過往，意識形態的文宣乾脆壹甩嗓子就出弄出個「互不否定」來。
但只要條分縷析，我們就會明白，作為兩個靈相同，魂炯異的時代，若互不否定，是不是意味著互相肯定？若是互相肯定，為什麼又要大講特講「互不否定」？這種否定與否定的邏輯關係又像是在講肯定，而肯定與肯定的實底好像又是在互相否定。正是這種說不明、道不清，也根本把持不住的「二元悖論」，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鑄造成了「封資修」三位壹體的混合型體制，以至曾「兼濟天下」的香港，如今也不能「獨善其身」了！
今天，逃城香港正在異化它非凡的歷史角色，成為孕婦們為下壹代改變命運，貪官們為未來轉移資產，權貴們為明天選擇退路的風水寶地，某些慣性張狂的政治勢力也試圖用愛國主義的把式把它打造成為紅色中國的「私家大院」。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插在香港這塊大蛋糕上的叉子，誰有資格來動？現在又是誰在動？誰能為香港打上壹把大大的雨傘，為歷史的香港遮風，為未來的香港擋雨？
香港，哪裡是妳今天的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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