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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嚴家偉

今年11月9日是柏林牆倒塌三十周年。自由世界對此進行了隆重的紀念。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兩年之間蘇聯滅亡，東歐獲得自由，共產主義陣營土崩瓦解，這是上世紀人類最偉大的勝利。與此同時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碑，也於此前在美國落成揭幕，受到億萬人民的關注。回首二十世紀人類遭受到的兩場大劫難，壹場是德、日法西斯對世界的蹂躪；另壹場就是共產主義對人類的禍害。而今前者已完全成為了歷史，後者卻在奄奄壹息后又死灰復燃。還在禍害我們這個地球。個人作為千百萬共產主義受害者中的壹員，從20歲遭受迫害，歷經六十余載，九死壹生，而今已至耄耋之年，不僅倖存下來，還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因而覺得有必要為這段歷史作個見證人，以便為歷史的正義法庭，貢獻壹點微薄之力。

本人名叫嚴家偉，四川成都人。1937年生於壹個世代書香之家。壹九五七年壹月，在我故鄉的成都有個新刊物問世名為《星星》詩刊，當時由於前蘇聯在赫魯曉夫領導下，大刀闊斧進行革新，中共受其影響，它的文化專制也出現了壹些鬆動的跡象。所以這個以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等為主力的詩刊，便以嶄新的面孔出現在廣大讀者的面前，不再是過去那些老壹套的「歌德」(歌功頌德)式的作品。它宣稱「大江東去的豪放歡迎；曉風殘月的清婉也歡迎」。這對鐵桶似的文化專制顯然是個挑戰。就在這期創刊號上，流沙河的散文詩《草木篇》可算是壹大亮點。若站在今天來看，這樣壹首詠物言志的詩，可說是普通極了。然而對於「萬歲文學」、「歌德作品」已經讀厭煩了的中國人，壹讀到這樣的詩，猶如餓極了的饑民吃到了壹塊窩窩頭，雖然粗糲壹點，但還可充饑。於是在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中)反響強烈。大家互相傳閱、傳抄，雖非「洛陽紙貴」也是風靡壹時了。


文化專制中，豈容如此「另類」聲音出現？所以不久便有人在《四川日報》上開始發難，說這詩有問題，是宣揚什麼「反動骨氣」云云。在那時，乃至當今的中國，《四川日報》是所謂「黨報」，它就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它上面發表的文章，就代表該「黨組織」的立場。所以壹人發難、層層加碼。問題到了後來，根本不談詩的本身，而是變成了對作者的人身攻擊。尤其可笑的是，《四川日報》竟刊出壹篇文章，說該詩作者流沙河是金堂縣地主余家的九少爺，還請出壹位農民來「控訴」。

當時二十歲的我，正從學校畢業在石油部門工作，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個「文學青年」。對《草木篇》壹詩很有好感。看到我喜歡的作品和作者，被人如此糟塌，真是氣不打壹處來。後來本單位更傳達了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要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有什麼意見儘管提，講錯了也不要緊。並說這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甚至還說：我們今後是要團結五百萬知識分子。我們要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把廣大知識分子，包括那個寫《草木篇》的，都要團結起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了毛的話，更相信當時的憲法上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於是拿起筆來就向《四川日報》寫信投稿，為《草木篇》鳴不平。結果，最後成了「向黨進攻」，因此我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在毛年代壹個人壹旦被官方定為政治異類，同事、友人都會趕快與妳來個所謂「劃清界限」，也就是對妳平日的壹言壹行都要「雞蛋裡挑骨頭」壹般地進梳理分析，然後檢舉告發。所以我被打成「右派」之後不久又被人檢舉出了壹個在當時更是「大逆不道」的「罪行」——「收聽敵台」。現在的人別誤認為我是在當「特工間諜」。根本不是！就是收聽了壹下國外的廣播。就像今天上網「翻牆」去登錄瀏覽壹下BBC或CNN之類.當時沒有網際網路,只有收音機。


壹九五六年在波、匈事件發生時，有天晚上，我無意中在撥弄壹台收音機時，忽然聽見壹句「倫敦BBC廣播電台現在報告新聞。」我出於好奇便聽了下去，誰知這「壹念之差」，便註定了自己日後要被釘上「十字架」的命運。雖然干擾音不斷，但由於那台晶體管收音機質量不錯，基本還能聽清。真是不聽不知道，壹聽嚇壹跳。原來世界上竟有那麼多我們壹點也不知道的重要事情，原來這些事情的真象竟被謊言完全顛倒。若干年後，通過歷史資料大解密，終於證實當年那些「老外」確實比我們的記者誠實。例如朝鮮戰爭的發動者，確實是北韓的金日成，而非「美帝國主義」，又如1956年波蘭、匈牙利人民是在反對前蘇聯帝國的壓迫，而不是「反革命動亂」。當壹個人知道自己被人欺騙后，只要他正義感未完全麻木、便會感到噁心、憤怒，於是便想傾吐，何況年少氣盛的我。於是便在私下閑談中，朋友私人通信中，有意無意地吐露出來。壹成右派，自然要深入揭發批判，落井下石者，紛至沓來，「有關人員」乘勝追擊，最終便坐實了「收聽敵台」之「罪」。1958年8月31日我獲得當局的「寬大處理」——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1958年9月6日，我被送進了四川省瀘州專區監獄。這在當時已是皇恩浩蕩。據說人家是看我還年輕，還可以「改造」得過來，才如此高擡貴手——然而他們終究沒有料到，我的思想、我的信念，他們是永遠無法加以「改造」的。——用他們的話就叫「堅持反動立場」，用古人的話，則叫「匹夫不可奪志」。

任何不懷偏見的正常人也不難判定，就這麼雞毛蒜皮大點的事，不僅不是什麼「犯罪」，就連錯誤也談不上。放在壹個民主憲政的文明國度里那完全是公民應有的正當權利。即便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就按中共1954年版的「憲法」也明文規定屬於公民應有權利的範疇。然而中國的事怪就怪在莊嚴神聖的憲法條文，還不如當局制定的壹個什麼「條例」，甚至高官的壹個什麼批示、指示、內部的講話等等。他們就依據這些似是而非的東西，便可給人定以「重罪」，判處長期徒刑。形同兒戲般地毀掉壹個人的壹生。十五年有期徒刑，我的青春、事業、理想、愛情……就被他們這樣隨心所欲地毀掉了。然而在中國更可怕的是，即便按他們隨意定性給別人定的所謂「罪」，判的刑，按世界法學理念講，別人服滿了刑期，這件事也就完了。這還是指壹般刑事犯，真正有罪的人而言。至於政治問題，此人出獄以後，競選議員、總統都大有人在。比如曼德拉、金大中，都是人盡皆知的。可是在中國壹旦被當局視為政治「反動」以後，此人將終生成為政治上的「賤民」壹族，歧視、打壓將會終生與妳為伍，這樣極具「中國特色」的殘害，才是最令人不寒而慄的紅色恐怖。

所以當我終於把「牢底坐穿」，十五年刑滿后，事情卻遠沒有完。他們更來了個「法」外施「威」給我戴上「反革命帽子」，強迫「留隊改造」，取了個莫名其妙的怪名叫：「就業人員」。本來「就業」是個好事情，尤其對「失業」而言，更算是喜事。可人家不是這意思。他們所謂的「就業員」其全稱是「刑滿釋放留場就業人員」。此處的「場」是「勞改（或「勞教」）場所」的簡稱。所以他們的意思就是說，妳雖然刑期服滿了，仍是留在監獄（勞改）場所的人員。而這種人員實際上除了能拿少得可憐的幾個工資外，壹切幾乎與犯人差不多，他們內部甚至叫「就業員」為「勞改釋放犯」，把囚犯與「就業員」合稱「兩類人員」，甚至進出勞改場所大門，就業員必須立正、脫帽，放下手中東西，向站崗的所謂「武警兵「高聲喊道：「報告公安員，就業員XXX請求出去」或者「進來」，那兵叫妳走，妳才敢走。遇到個別的兵痞，偏要捉弄人，他看見門口站了壹大堆人時，他就要擺「威風」，叫妳壹次、二次重新報告，等大家像看「稀奇動物」壹樣「欣賞」妳，他在上面洋洋得意地笑了。更有惡劣的是，遇到毒日當頭，或下大雨時，妳站在那裡既不敢戴斗笠，更不敢打傘，把妳曬個夠或淋個夠，他才放妳走。甚至「就業員」要想找對象結婚，也要受到種種刁難，我妻子和我結婚前，幹部把我妻子和丈母娘叫去說「妳們知不知道嚴家偉是反革命，現在還戴有帽子，也就是四類份子、管制份子，妳要是和他結婚，妳家裡人今後想要參軍都不得行，妳們壹輩子都『伸不到皮』（四川方言，被人看不起之意）」。這壹切對於已進入文明社會的人聽起來，真無異天方夜譚上的故事。如果說那些人可恥、卑鄙、不算刻薄吧！善良的人們應該由此不難想象得到，當局對政治異議人士的這種打壓、迫害是何等的野蠻，何等的缺失人性？

這種屈辱的、如牛馬般的生存境遇壹直到毛澤東死亡，四人幫被打倒，鄧小平重新掌權后，也沒有任何改觀。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後，當局才開始對「就業員」進行全面性的所謂「摘帽」。但正如摘帽后的「右派」在中共的眼中還是右派壹樣，摘帽后的「就業員」在勞改隊獄吏的眼中還是就業員。在政治上仍然明目張胆地進行歧視與壓制。例如，竟然專門制定只屬於就業員應遵守的所謂《廠規廠紀》，其中竟然有「必須改正犯罪惡習」，「必須聽從管教，不許拉幫結夥」壹類的侮辱性字句。縱觀全世界任何文明國家的工廠對工人也沒有這種「紀律制度」。


時間來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主政時，四川省勞改局（現改名為監獄局）才下了壹個文件，神神秘秘地向我們傳達過。說他「神秘」，是他既不說文件名稱，文號，也不讓我們看，只是由當時監獄的壹個獄吏把相關內容念給所謂的「就業員」們聽了壹下。該文件中我第壹次聽見使用了「就業職工」壹詞，稱「就業職工在政治上與工人平等對待，在勞動上與工人同工同酬」。念后叫我們討論，有人連忙歌功頌德，感謝黨政策的偉大英明。我卻在會上問道「既然和工人平等對待了，同工同酬了，那就是工人了，為啥要稱『就業職工』，莫非還有『失業職工』嗎」？獄吏聽后壹笑置之，不理睬我。獄吏的這種態度比之毛年代可以說是好壹百倍了，但是那個文件則從來就是壹紙空文，廢紙壹張。什麼政治上與工人平等，瞎扯！什麼「同工同酬」更是划餅充饑。當時我們的工資還不到同類工種工人的三分之壹。工人開會，我們不許參加，吃飯都不能在同壹個食堂，仍然是遭受歧視的政治賤民！

1997年，我六十歲了。按中共的政策應該名正言順地退休了。但辦理我退休手續的相關辦事人員卻告知我: 「就業員」 不能叫「退休」,只能叫「退養」。我問他們「退休就是退休，為啥要叫退養」？他們說「這是上面規定的，我們也不知道」。又說「意思都差不多」，我說「既然差不多，就給我辦成退休，或者叫離休也行，不也差不多嘛」？所謂「離休」，是中共所謂老幹部的特權階層，我故意假裝不懂來調侃他們。當然對方也明白，便不理我。最後他們把那個「退養證」小本子給我，叫我交兩張壹寸相片，我接過來壹看那小本子，不免大吃壹驚，上面除有姓名，性別，年齡外竟然還有「原判案情」，「刑期」，「何年滿刑」等項目。我說「妳這叫『差不多』嗎？這是和工人『在政治上平等』嗎」？」壹氣之下，我堅決不給他們相片，我說「我不要這侮辱人的《退養證》，妳們就是強迫我要，我拿過手就給妳燒了」。他們也未堅持就算了。現在我才真正後悔，當時應該拿來留著，這是多麼好的侵犯公民人權，進行政治歧視與迫害的物證呀！可惜我當時太衝動而未收藏這麼有價值的證據。


直到現在，我的退休金與我同樣工齡、同類工作崗位者相比，只能是他們的壹半都不到。因而耄耋之年的我，也只好在貧困中度日，不時還得去「爬格子」賣文來補貼生活。這對當局吹噓的所謂「盛世中國」無疑是個辛辣的諷刺。但對此我既不悲觀，更不後悔，更為我青年時代敢說真話，敢去探索世間真相而自豪！再回過頭去看看當年許許多多與我相同遭遇的人，有的被殺害，有的餓死、病死的更不計其數。有的雖生命尚存，卻已被迫害得半傻半癡，甚至精神失常，相比之下我又是幸運的壹個。更幸運的是，我的頭腦還清清醒醒，沒有人能把我的思想「改造」得了壹點，沒有人能動搖得了我對民主、自由、人權的信念。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判斷也是正確的，我看到毛澤東在焦頭爛額中死去，看到四人幫的滅亡、看到了柏林牆的倒塌，看到了蘇聯大帝國的瓦解、看見東歐走向民主、看見昂納克、齊奧塞斯庫、米洛舍維奇、薩達姆……這些暴君壹個個終於被繩之以法，真是：「眼看他蓋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