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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松然

歷史已經表明，劉少奇等人的「三自一包」政策，是對農民的「讓步」，緩解了「三面紅旗」對農業生產的破壞，恢復了部分糧食生產的活力，至少挽救了一千萬農民的生命。因此，在糾正「三面紅旗」的巨大破壞問題上，劉少奇等人的功不可沒。

資料表明，在北戴河會議上，劉、周、陳、鄧並不同意毛的講話。但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出於自我保護，他們都放棄了與毛爭鋒，而採取陽奉陰違的策略。

在建立絕對權力的道路上，毛澤東高高舉起的階級鬥爭大棒，首先打向官僚特權階級中最弱的農村基層幹部(右圖)，然後自下而上，最後棒打高層。

1963年２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和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1963年5月，走火入魔的毛澤東，在杭州制定出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即《前十條》。他在文件中寫道：「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正在對黨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把反革命氣焰壓下去。」他又煞有介事地說：「如果不抓階級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甚至妄言：「總之,我看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掌握在敵人手裡。」於是，以農村基層幹部為批鬥對象的「四清」運動，即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的「四清」運動，便在全國開展起來。

毛澤東為什麼要在農村搞「四清」呢？不少學者認為是為了防修反修。他們的證據之一是，毛曾說過：「我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但農村幹部何須「收買」？當農村的黨支部書記從一個貧窮的貧僱農變成僱主代理掌管了全村的土地、農具等全部生產資料並握有行政、人事大權時，在沒有有效監督的體制下，必然會產生「地主」的佔有渴望，無須收買，便會產生對賬目、倉庫、財物和工分的佔有行為。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製造的「一大二公」高度集體化的必然結果。

考察一下毛澤東的歷史，人們就會發現，毛澤東說的同他心裏想的、說的同做的並不一致：有時看起是目的的，實際是手段，而有時看起來是手段的，恰恰是他的真正目的。「三面紅旗」的失敗和大量餓死人，毛都十分清楚。但他的性格是不承認失敗，否則，他的「偉大、光榮，正確」的英明形象就會受到質疑，他的領袖地位就會因而發生動搖。這就是他的大躍進情結，或稱「三面紅旗」情結。這種情結，使他必須堅守住「三面紅旗」的底線，並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出現的問題，統統算到階級敵人破壞和歪嘴和尚念歪了經上來。顯而易見，他反覆高唱的防修反修的目的，實際上是保衛他個人權力的手段。這與大惡大奸沒有什麼二樣。毛澤東這種隨條件置換目的與手段的哲學，註定他是個毫無誠信的痞棍。

毛澤東拿農村基層幹部開刀，可以達到一石三鳥的目的。

首先是轉移怨恨。大躍進，使農民吃盡了苦頭，埋藏在心底的只有對毛對黨的怨恨。為了化解怨恨，四不清的幹部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其次，警告他的宿敵地、富、反、壞、右，要他們老老實實，不得輕舉妄動；第三，警告各級幹部，特別是警告黨內那些與他意見相左的右派集團幹部，特別是劉鄧等高級幹部，要他們維護「三面紅旗」，特別要維護「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

「四清」是個充滿權力鬥爭的「四清」。對於毛澤東來說,「四清」是保衛權力的一個戰略部署，對於劉少奇、鄧小平來說，是自我保護和擴張權力的好機會。

對於「四清」，劉少奇說：「總是口裡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現在就正式部署一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鄧小平肯定也有說法，遺憾的是，筆者缺少這方面資料。

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曾批評過階級鬥爭，他說：「……在黨內和群眾中，又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鬥爭，使群眾和幹部不敢講話，不敢講真話，也不讓講真話。這樣，就嚴重地損害了黨的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氣，使我們在工作中的許多錯誤長期不能發現，長期拖延不能改正。」鄧小平也批評過階級鬥爭，他說：「這幾年運動中鬥爭過火，傷害了一大批黨內外幹部，因而在黨內滋長了一種不如實反映情況，不講老實話，怕講老實話的壞風氣。」時間僅僅過去一年，他們已「忘記」了他們曾說過的話，大講起階級鬥爭來。

毫不奇怪，劉、周、陳、鄧都是大搞階級鬥爭的能手。在過去的十多年裡，在鎮反、暴力土改、反高饒、反胡風、肅反、反右、拔白旗、反彭德懷和大躍進、人民公社等運動中，他們都緊跟毛澤東，是毛的親密助手，同毛一道，在中國製造了數千萬人死亡的悲劇。廬山會議后，他們覺得毛越來越獨斷專行，覺得他們自己也越來越不安全，不僅怕當彭德懷第二、第三，更怕他們的黨被毛一意孤行毀於一旦。因此，他們力圖利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機會，逐漸駕空毛澤東，使他成為一個名譽主席。但他們也知道，嗜權如命又聰明透頂的毛澤東，不會輕易陷入他們設計的圈套，於是，他們便「順水推舟」來製造「緊跟」假象，藉以麻痹對方。果然，他們在9月北京舉行中共工作會議上，「順」《前十條》的「水」，「推」出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后十條》的「舟」。《后十條》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作了更加嚴重的估計，對基層政權的問題看得十分嚴重，第一次提出了「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概念，比《前十條》更左。《后十條》的出籠，使階級鬥爭的弦越綳越緊。

在劉少奇挂帥和親自指揮下，「四清」運動以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在全國各地展開。全國各地實行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個縣的辦法。縣以下由工作隊統一領導，集中大量工作隊員，開赴到各公社、大隊、生產隊，開展「四清」運動。據報導，江蘇省組織了一支8萬人左右的「四清」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達5.4萬人，浙江全省共抽調幹部3.14萬人搞「四清」，江西省則抽調幹部2.92萬人……「四清」運動本來就是權力鬥爭的產物，按後來的正統說法是「左」傾思潮的產物。由於自上而下不斷反右傾，強調大兵團作戰，熱衷奪權，使運動充滿火藥味，血腥局面不斷湧現。例如，陝西省長安縣是全國典型。那裡搞「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對其中所謂的「壞中之壞」、「霸中之霸」，大張旗鼓地進行公判，打擊其「反動氣焰」，對於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運動員」、「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動手打耳光，碰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在貴州，連鄧小平的親兄弟縣委書記鄧蜀平，也沒躲過劫難，被迫自殺身亡。

1964～1965年，筆者在黑龍江省寧安縣蓮花一隊搞過「四清」，擔任工作組的材料員。運動採取大兵團作戰的方式進行，每個生產大隊派工作隊員30～60名不等。運動開始，首先大規模培訓工作隊隊員。培訓中，組織者把農村描繪成漆黑一團，許多生產大隊或生產隊已經爛掉，有三分之一的社隊領導權不在共產黨手裡。工作隊進村后，首先奪權，原幹部一律靠邊，等待審查。接著訪貧問苦，開展憶苦思甜教育，通過紮根串連，重組階級隊伍，為重建農村政權做準備。對幹部審查是，先「洗溫水澡」，「解放」問題不大的幹部，讓他們「輕裝上陣」，「共同對敵」。對重點審查人物，發動群眾揭批和鬥爭。在蓮花一隊，鬥爭會上也發生打人、捆人，一人自殺。

與此同時，劉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四清」蹲點，搞了個著名的《桃園經驗》。她先搞「紮根串連」，然後搞「四清」，再搞血腥的對敵鬥爭；對待忠於中共和毛澤東的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多數都成了重點揭發和批鬥對象；她強調「四不清」幹部在上邊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種方法抵抗運動，不解決上邊問題，「四清」就搞不徹底；她還強調「四清」的內容已經不止是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現在是要解決政治、經濟、思想和組織上的「四不清」，等等。

應該說，劉少奇的做法和他的《桃園經驗》，既符合毛「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裡」的形勢評估，也符合毛關於防止基層「官僚主義者階級」奪取政權的論斷。然而，敏銳的毛澤東察覺：《桃園經驗》與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大相徑庭，特別是「七千人大會」后，一股對他不滿的潛流正在全黨上下廣泛蔓延；劉少奇主持的糾偏工作，背離了他的方針，但其威望卻與日俱增，已形成一山二虎之勢。這不能不使毛澤東懷疑劉謀圖：駕空不成，以極左面孔出現，力圖把水攪混。

「四清」運動在劉少奇的直接指揮下，全國有532.7萬多人接受審查和批判，在城市有4,128人致死，在農村有73,432人被打死或自殺，基層黨員幹部怨言很多。毛澤東趁機發泄對劉少奇的不滿，指責其為「形左實右」。

有人論證說，毛、劉的分歧在於對「四清」的矛盾性質看法不同。劉少奇認為「四清」矛盾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毛澤東則堅持認為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有人還論證毛、劉分歧說，毛澤東的打擊面小，但是打得狠，往死里打，當作敵人來打；劉少奇的打擊面大，貪污百八十塊錢的，占集體小便宜的，全面收拾一通，但是下手比較溫和，整掉了毛病還是自己人。這都是表面看問題。事實上到1964年年底，在中共黨內，「四清」政策上的分歧已經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此時的毛澤東，已經察覺，劉甚至包括周、陳、鄧等人，對他的權力已經構成了嚴重威脅。於是，他對劉主持的「四清」工作橫挑鼻子豎挑眼，竟達到了出爾反爾的地步。

毛澤東說「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裡」，要「洗刷幾百萬」，劉少奇「順」其思路，採取「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等方法去分清政權的敵我性質，此法被毛批准全國執行；但不久，毛批其為「神密主義」，指責其為「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大兵團作戰是毛的「傑作」，劉「順」其思路，將大批幹部集中到少數幾個點上搞「四清」，此法被毛批准全國實施；但不久，又被毛斥責為「不相信群眾」。風光一時的《桃園經驗》，是毛批准向全國推廣的；但不久，毛又反悔，竟批其為「大毒草」。一山豈容二虎？不論你怎樣挖空心思順水推舟，都是想佔山為王，我豈能讓你得逞！

1964年12月20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劉在討論「四清」性質問題時，發生衝突。劉少奇說：「這個主要矛盾怎麼講法？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毛澤東不屑地說：「什麼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麼性質？」到了26日，毛澤東又當眾指責劉少奇「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發泄了對《桃園經驗》的不滿。在擴大會上，毛對劉發泄的結果是怒出《二十三條》，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這個結果，實際上剝奪了劉少奇主持「四清」運動的帥印。

此刻，聰明的劉少奇可能看出，毛髮動「四清」的目的已不是整基層黨員幹部。因為，毛說要「洗刷幾百萬」，而他才整了幾十萬，怎麼能說「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呢？顯然，毛是在借「四清」製造階級鬥爭的輿論。當緊張氛圍形成以後，毛就要用階級鬥爭的大棒打他了。可惜，他覺悟得晚了。

據近來披露的《林彪日記》中記載：「1964年12月27日。好不尋常！我、伯達、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貴客，還有婆娘（筆者：林彪私下對江青的稱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筆者：湖南第一酒），翻來覆去問：『中央有人要搶班奪權，怎麼辦？要搞修正主義，怎麼辦？』又問：『軍隊不會跟著搞修正主義吧！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書記處都要排斥姓毛的。毛還是黨的主席、軍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個天翻地亂。』」「今天，毛來電吩咐說：『昨天我生日，心情舒暢，酒喝了過多，發了一通，不算數』，要我們不要傳開。我想毛下一步要從北京市委、從計委、從中辦、從文化部開刀。感到毛要整人了。」

《二十三條》制定和下達后，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的「四清」，從經濟走上政治，突變成了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和清思想。為此，各地糾正了劉少奇一些更左的做法，解放了很多基層幹部，受到基層幹部的歡迎，上下關係、幹群關係和城鄉一度緊張的局面也有所緩和。但是，《二十三條》明確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公開指向劉少奇所代表的黨內右派集團。六年後，即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毫不忌諱地對美國記者斯諾說，《二十三條》就是要從政治上搞掉劉少奇。這表明，「七千人大會」后，毛、劉的第一個回合較量，以毛澤東勝利而告終。

毛澤東為什麼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概念取代「官僚主義者階級」概念呢？這是耐人尋味的。可能毛澤東發現，使用「官僚主義者階級」這個概念推演下去，勢必危及到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因此，使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概念，比較準確、安全。

但是，不管毛澤東把文字遊戲玩得如何眼花繚亂，無法迴避的是，不使用「官僚主義者階級」這個概念，並不證明「官僚主義者階級」不存在。二十世紀的歷史證明，當壟斷了全國一切資源的「三大改造」使毛澤東和中共變成全國唯一僱主后，便產生了一大批現代中國的官僚特權階級。到了「改革開放」的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這個佔有全國權力和資源的官僚特權階級，在官商一體中，又大顯身手，逐漸演變為官僚特權階級與官僚壟斷資本家相結合的紅色資產階級。如果說中國紅色資產階級的產生、發展和富有，同中國廣大工人、農民特別是其中的弱勢人群相對貧困化，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主要成果，那麼，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所孳生的官僚特權階級，則是這個「主要成果」的執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