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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松然

有人認為，毛澤東對文化藝術界知識分子有偏見。其實，何止文化藝術界？翻開他的歷史看看，可以這麼說，他對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存在著很大的偏見，甚至敵視，存在著揮之不去的憎惡知識分子情結。

當提出毛澤東有憎惡知識分子情結時，權貴和御用精英們就會加以反駁。例如：

毛澤東曾說過：「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又說：「當偉大的民族自衛戰爭迅速向前發展的時候，我們需要大批的知識分子來領導，需要大批的精練的先鋒隊來開闢道路」。「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階級和基礎力量。」還說：「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對於知識分子覺得特別寶貴。……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據此，權貴和御用精英們便著書說：「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知識分子理論和政策的奠基者和倡導者。在革命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感召和激勵廣大知識分子，以飽滿的愛國主義熱情積極投身於革命和建設的洪流之中，充分發揮聰明和才智，作出無愧於時代的歷史性貢獻。」 「毛澤東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每個重大關頭，都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

毛澤東說：「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單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國應該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據此，權貴和御用精英們便著書論證說：「在高科技領域取得「兩彈一星」的輝煌成果，證明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從理論到實踐均獲得巨大成功。」

不過，權貴和御用精英們也承認：「令人惋惜的是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左」的錯誤，其中，包括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錯誤，對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嚴重損失。」但對造成「『左』的錯誤」的原因，他們往往歸結為毛的錯誤被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所利用，著意迴避體制和毛個人品質上的原因。

在中共黨內，權貴和御用精英們本身大都是知識分子，但對知識分子也存在輕視和偏見。例如，毛澤東的秘書被稱為黨內理論家的胡喬木也說：「在革命戰爭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中國農民的直接貢獻確實比知識分子大得多，大多數知識分子當時被認為是站在資產階級和地主方面。」當周恩來等人提出給知識分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時，時任中共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文革中遭批鬥、打倒）說：「知識分子沒有什麼變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不能摘。」他們甚至還把中共革命過程中的一些失利，都歸罪到知識分子身上。

中國有句諺語叫「聽其言，觀其行。」人們從毛澤東五十多年革命史中，又悟出了一條經驗：要搞清毛私下說的、具體做的，不可輕信毛書里寫的、公開講的。

人們在聆聽毛澤東「要尊重知識分子」的教誨時會發現，毛澤東做的與他說的並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來棣研究員在《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書中披露，上世紀二十年代，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把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看作「半反革命」和「極端的反革命派」，統稱為「反動派知識階級」。但為了掩人耳目，「1951年毛澤東將此文收入《毛選》時，卻把將近原文一半的篇幅盡數刪去，他所刪去的是敵視知識分子的觀點。」

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是有「理論」根據的，這個根據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創造世界」說。從廣義上來說，包涵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勞動創造世界」說，沒有什麼錯；但當馬列毛主義者把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割裂並對立起來時，以知識分子為主構成的白領管理層、決策層和文、教、衛階層，都成了與工農兵勞動階級相對立的剝削階級（或曰准剝削階級），因而成了工農兵階級的敵人和革命對象（或曰准敵人和革命對象）。於是，只承認體力勞動是「勞動創造世界」主體的馬列毛主義勞動說，便成了改造、鎮壓知識分子的「理論」根據。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知識分子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工農兵要領導學校」和「工農兵要佔領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等系列「最高指示」，便應劫而生，「理直氣壯」地風行全國一二十年。

1942年，中共中央研究院任特別研究員的王實味，初到延安不知就裡，天真地響應中共「向黨組織和各級領導人提意見」的號召，寫了幾篇《野百合花》等雜文，批評了中共幹部生活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在延安整風中，王的批評被毛髮現，旋以「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的罪名遭批鬥、逮捕。1947年7月1日凌晨，王終被砍頭殘殺于枯井中，造成了中共有記載以來的第一個文字獄：「王實味冤案」。然而，在平反「王實味冤案」時，權貴和御用精英們，卻把製造這起冤案的罪責扣到執行者康生的頭上，有意放過主謀毛澤東和劊子手賀龍。據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回憶，除「王實味冤案」外，整風、「搶救」運動中，「延安80%的知識分子上台『坦白』，被『搶救』成特務，結果這些人中，一個特務也沒有。」毛澤東「延安搶救」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殘酷批鬥，是繼「打土豪，分田地」后，又一次對真、善、美中國傳統文明的顛覆。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知識分子是敵對勢力，不能改造，就應打倒。1951年5月，他發動的批判電影「武訓傳」，拉開了「改造」知識分子運動的序幕。

《武訓傳》是部描寫清末貧苦農民武訓用磕頭討錢的方式興辦學校的故事影片。作者有意告誡主政者，富民強國當以教育為先。這對急於搞無產階級專政的毛澤東來說，不啻是個「嚴重的挑戰」。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批判文章，號召「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他認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因為它「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承認或者容忍對武訓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是向「反動思想投降」，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接著，他用他的權力和他慣用的無限上綱式的批判手段，把評價電影《武訓傳》的所謂「討論」，變成了一場政治批判運動。在以槍杆子為後盾的「討論」運動中，電影《武訓傳》的編導、主要演員和48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其作者，都遭到了無情批判。毛澤東批《武訓傳》的勝利，實質上開始了以階級鬥爭即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為代表的西式馬列獨裁文化的赤化革命。這個赤化革命，是以批判、醜化、最後顛覆以真、善、美為代表的儒釋道文化和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為代表的普世文化為目的的。

批判《武訓傳》的硝煙未散，毛澤東又發動了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1951年10月23日，他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一方面他公開說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所謂的「思想改造運動」，另一方面他又發出內部文件，通知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和高中以上的學生中，開展「思想改造工作」，要他們「忠誠老實交清歷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迹」，使全國學校完全被黨掌控。這種外稱「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的「思想改造」而內行「清理反革命」兩面作法，被毛澤東稱為「內外有別」。這是中共以謊言為主旨的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於是，全國各地學校開展了大規模的清查反革命為目的的「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運動」。

在「脫胎換骨」中，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在高壓下，都紛紛批判、醜化自己，一個接一個地「脫」掉了個人尊嚴、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諍「胎」，「換」成了阿諛爭寵的媚「骨」和逆來順受的軟「骨」。例如，曾在20世紀30年代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而聞名於世的著名橋樑專家、鐵道部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茅以升，往自己臉上潑糞說：「我於1920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根據馬列毛「勞動創造世界」說，給自己戴上了個「剝削者」的帽子。他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著名物理學家、清華大學教務長周培源，曾在美國參加過軍事科學研究，在「脫胎換骨」時咒罵自己說，他在美國從事研究「是我一生歷史上最可恥的一頁」，「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凶的所謂科學工作者。」著名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發表文章斥責自己說：「我為誰服務了二十余年？」語言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羅常培，發文質問自己：「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為誰服務？」著名文學史家、北京大學教授游國恩發文坦白：「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樣一條道路。」《黃河大合唱》歌詞作者、中央戲劇學院教育長光未然，發文則要求自己，要「正視自己的錯誤。」等等。

1955年，毛澤東一手製造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曾被中共認作是反對國民黨的「黨外進步作家」胡風，自作多情地向中共提出了洋洋30萬言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闡明自己的文藝觀點，希望中共能採納他的意見。由於《報告》里有些觀點如「主觀戰鬥精神」等，與《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觀點相左，毛澤東看后勃然大怒，遂脫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聞者足戒」的偽裝，羅織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用他慣用的無限上綱置人于死地的抨擊手段，在《人民日報》上殺氣騰騰地寫道：「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反動軍官、共產黨的叛徒為骨幹組成的反革命派別」，「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胡風夫婦於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他「胡風分子」也陸續鋃鐺入獄，冤案涉及作家等知識分子2,100多人。當年年輕幼稚的筆者（19歲），不經意說路翎(胡風集團成員)的小說《窪地下的戰役》寫得不錯而慘遭批鬥。胡風被判無期徒刑，毛死後才被徹底平反。

為了馴服知識分子，使他們俯首帖耳，徹底趴下，1957年，毛澤東運用「引蛇出洞」的「陽謀」，發動了整肅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

為了「引蛇出洞」，他設計了「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圈套，並在圈套上鑲嵌了金色的光環。他像騙子那樣，信誓旦旦地保證共產黨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聲稱「雙百方針」「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號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向共產黨提批評意見。4月30日，他甚至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說：「大學里如果對黨委制有意見，可以考慮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以天下為己任」傳統的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終於為毛澤東的「誠意」所感動，紛紛在鳴放座談會上開懷暢言，「大鳴大放」，向共產黨進言。《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指出「黨天下」的弊端，交通部部長章伯鈞提出「政治設計院」的構想……5月15日，毛澤東突然變臉，寫了一篇供黨內幹部閱讀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把「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贊成民主」的人，統統稱為「右派」。6月8日，他用「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在全國開展了所謂的「反右派鬥爭」。全國有55萬在「大鳴大放」中直言敢諫的知識分子，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近百萬人被內定為中右和異己分子，數十萬有不滿言論的工人、農民被打成壞分子，數萬人在運動中被打死、自殺，或在勞改中死亡，數不清的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一千多萬人受株連。筆者時在長沙高級工程兵學校（今國防科大）戰術系任炮兵教員，五十多人被打成右派，兩人自殺，數十人被結論為「中右」、「階級異己分子」，記錄在檔案中，發配到北大荒勞動。筆者為後者其中之一。

反右中，有人指責毛借整風之名來反右是陰謀，毛澤東對答說：「這是陽謀。」有人指責毛是「秦始皇」，毛澤東對答說：「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一年後的4月6日，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有聲有色地說：「蛇不讓它出來怎麼能捉它？我們要叫那些王八蛋出來唱戲，在報紙上放屁，長長他們的志氣。」「我們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裡捉，鄉里斗，好辦事。」前者是否畫出了一個帝王獨裁者嘴臉？後者是否又畫出了個無賴痞子的醜態？請讀者自斷。

更令人驚訝的是，毛澤東徹底否定了他曾熱情頌揚過的魯迅。人們不會忘記，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寫得那些無法超高的讚美辭：「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然而，到了他掌握最高權力之後，便不需魯迅的硬骨和傲骨，更不需要知識分子的個人尊嚴、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他需要是俯首帖耳的媚骨和逆來順受的軟骨。著名作家、演員黃宗英以當事人的身份，在《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一文中寫道：

「1957年7月7日，忽傳毛主席晚上要見我們。我們被領進一間不大的會場，我又見主席興緻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麼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魯迅么──』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如果不是三十年代曾有恩于毛澤東，偉岸不群的大翻譯家羅稷南敢這麼問嗎？值得慶幸的是魯迅，他只活了55歲。如果能活到76歲以上，他可能是大右派「章伯均」，抑或是大媚骨「郭沫若」；假如再「聰明」些抑或幸運些，也許能關住門窗，與錢鍾書一起，在故紙堆里游弋！

蔑視知識分子莫過於他對外國人說的那句話了。1967年5月，毛澤東同一個外國軍事代表團談話時說；「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此時，他已經推翻了他先前說的那樣：知識分子「是這個專政的領導階級和基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