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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黎建軍

1957年8月，《自由中國》雜誌開始以「今日的問題」為題發表壹系列的社論。在開篇文章中就寫道：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需要說真話的時代，然而今日我們偏偏不能說真話。今日中國人之不能說真話，至少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所僅見的。我們目前所處的情勢，正是亟需中國知識分子積極發揮創導能力的關頭，然而，目前剛好是知識分子情智最低落的時期，目前中國知識分子情智之低落，是五四運動以來所未有的。作者接著分析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自從大陸淪陷，撤退台灣以來，台灣在壹個大的借口之下，有計劃地置於壹個單壹的意志和單壹的勢力嚴格支配之下，這壹計劃，逐年推進，到今天，台灣社會幾乎在每壹方面都已被置於嚴格的管制之下，這種光景，至少也是自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未有的。


《自由中國》雜誌為壹群高舉自由主義大旗的中國體制內知識分子所創辦，1949年11月20日在台灣正式出版發行，這壹群體主要包括雷震、殷海光、夏道平、張佛泉、傅正以及精神領袖胡適等人。1949年3月，胡適逃離中國大陸的時候，眼看著中共勢不可擋，他無可奈何，滿腔怨憤。他覺得，今後與共產黨作思想鬥爭必須以自由或自由主義為唯壹的出發之點，亦必須以自由或自由主義為惟壹的歸宿處。因此，他給將要創辦的刊物命名為《自由中國》。他於是擰亮檯燈，抽出鋼筆，在船上寫下了《自由中國社的宗旨》壹文，作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發刊詞：我們在今天，眼看見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壹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這是古代專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徹底的愚民政制，這正是國際共產主義有計劃的鐵幕恐怖。我們實在不忍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因此，我們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壹個起點。


我們的宗旨，就是我們想要做的工作，有這些：


第壹，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壹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


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自由中國》辦刊的本意是幫助蔣介石反共抗俄，並促進國民黨的改革，所以發刊詞明確宣示：這個刊物，正是要闡明蘇俄對於世界——尤其是對於中國的禍害，我們並要討論如何阻止這個禍害，如何洗滌這些罪惡。但是國民黨敗退台灣后的局勢並非沿著《自由中國》雜誌創辦者們想象的方向發展。1950年3月，蔣介石自1949年1月21日下野后時隔壹年多復職，重新視事。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6月27日，美國政府派遣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協防颱灣，使1949年底兵敗遷到台灣尚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國民黨政權有了喘息之機。1953年2月美國宣布解除台灣中立化，1954年底又與台灣簽訂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大陸攻入台灣的概率越來越小，而台灣反攻大陸也越來越不可能。這樣，《自由中國》幫助蔣介石反共抗俄的第壹個辦刊目標也逐漸淡化。


台灣學者錢永祥在其《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壹文中對《自由中國》雜誌在五十年代的台灣所處的政治環境作過非常深刻的分析，他認為1950年代國民黨正在台灣積極開展政權的鞏固工作，由於本地的社會及政治傳統勢力都已經或者將被掃除或收編，加上大陸失敗的餘悸猶存，國民黨在台灣這種小格局下國家形成的過程，特別具有整體主義國家的性格，因此形成了對自由主義最典型的強大挑戰。1947年2月28日，台灣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武裝暴動。1947年2月27日，台北煙酒專賣局緝查人員和警察在沒收攤販私煙時，毆打攤販並開槍示威，當場打死市民壹人，引起騷動。2月28日，台北市民罷市遊行請願，提出懲凶，賠償、取消專賣局等要求，國民黨當局開槍打死3人、傷3人，從而激起群眾更大義憤，包圍台灣省長官公署，燒毀專賣局，遊行遭到國民黨軍隊開槍鎮壓，群眾死傷數百人，從而引發全台大規模武裝暴動。武裝暴動在幾天內席捲了台灣大部分地區，各地相繼發生民眾佔領市政府、燒毀專賣局、毆打外省籍官吏、搶奪軍械等事件。3月8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自三月九日起台北市戒嚴，3月13日，各地暴動開始平息。二二八事件在台灣歷史上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暴動期間民眾死亡超過3萬人，使日據時期保存的民間精英力量毀滅殆盡，而僅存的極少數不得不依附國民黨政權。更為嚴重的是，二二八事件導致台灣民眾與國民黨政權之間敵對意識的產生，1949年5月20日，國民黨頒布戒嚴令，宣布台灣全省臨時戒嚴，而這壹臨時戒嚴的時間竟然長達38年，直到1987年7月14日才由蔣經國宣布解除，而以「戒嚴令」和在大陸頒布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例》為基礎的法令、條例構成了日後幾十年國民黨在台灣的暴政統治。1950年7月22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中國國民黨改造案，蔣介石據此開始了對國民黨的改造。國民黨兵敗台灣，追隨蔣介石去台的本來都是鐵杆反共分子，但蔣通過改造運動，把很多黨政元老、軍事將領、派系領袖整肅出局，使自己的威權統治逐步得以確立，民間和統治內部反對人士被肅清后，台灣也進入了鮮有異議聲音的高度整體主義國家時代。


這樣的政治環境對於捍衛自由主義精神的《自由中國》雜誌的生存顯然是極為不利的。《自由中國》辦刊的首要目標就是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要督促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然而經過8年的努力，到了1957年，台灣非但沒有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反而與這壹目標漸行漸遠，正如殷海光指出的那樣：壹個被嚴格控制的社會，是表面整齊壯觀而內面生機窒息萎縮的社會。幾年下來，瀰漫全島的壹股氣氛，現代統治技術所造成的天羅地網，和有形無形的力量之直接或間接的可能威脅，明明白白擺在那裡，只要不是白癡，誰都可以感覺得到。「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漢不吃眼前虧」、「適應環境」、「委曲求全」都是今日中國人的人生哲學……這也說明8年下來《自由中國》護憲、行憲的呼籲對於國民黨政府來說無異於對牛彈琴沒有絲毫效果，1947年頒布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事實上猶如壹紙空文。而要改變這種狀況，雷震們壹致認為必須建立壹個強大的反對黨，以權力對抗權力。《自由中國》的主要政論作者之壹蔣勻田曾撰文稱：僅憑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權利，徒法不足以自行，則自由依舊會落空，所以自由保障的契機，是有強大的在野反對黨，而不是任何完美的憲法。在文中他壹再強調：我之所以反覆說明反對黨之重要者，意在說人民的自由，必須有足夠保障的力量；而這種保障力量，不能有賴於外力，而須人民自由意志，形成組織力量，願為自由而戰，能為自由而犧牲，使反動力量無法襲擊，然後自由始有確切的保障。雷震在《反對黨問題》壹文中稱：三十年來實質上的壹黨政治，已漸漸使我們這壹輩人喪失了全部的動力與活力……我們的政治需要新的血輪，唯有依託此種新的血輪，才能從頭培養我們新的生機，因此建立強大的反對黨，是解決壹切問題關鍵之所在。


而讓雷震們加快了組黨步伐的，恰恰是台灣的領導人蔣介石。按照1947年1月1日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第47條的規定：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六年，得連選連任壹次。蔣介石於1948年就任中華民國總統，1954年連任，到1960年兩屆任期屆滿，依憲不得再任中華民國總統。但是1959年5月蔣介石卻在國民黨8屆2中全會上表示：每壹件事，不做則已，做就要切實，就要徹底，任勞任怨，貫徹始終。向外界釋放謀求三連任的強烈信號，國民黨也明確表示總裁的領導決定國家民族前途，壹致擁護蔣介石連任。在國民黨的操縱下，台灣社會還出現了類似洪憲時代荒唐勸進的活動。1960年3月11日，國民黨政府通過了修改「臨時條款」的提案，增加了「動員戡亂時期總統連選得連任不受憲法第47條連任壹次的限制」的條文，3月21日，蔣介石就任第三屆總統，中華民國的憲政秩序遭到踐踏。


對於國民黨的修憲和蔣介石的無限期連任，雷震和《自由中國》先是從輿論上加以阻止和抨擊，從1959年1月開始，《自由中國》連續刊登了壹系列反對修憲的文章，如《蔣總統不會做錯了決定吧？》、《這樣能解決問題嗎？》、《好壹個舞文弄法的謬論！》、《重申我們反對修憲的意見》、《敬向蔣總統作壹最後的忠告》，但是這無法阻擋蔣介石順利當選第三任總統。於是在1960年5月20日,雷震發表題為《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壹個強有力的反對黨》壹文,公開指出,在台灣是國民黨壹黨獨霸、操縱選舉,無民主、自由可言,並呼籲壹切相信民主政治的人,趕快集合起來,組織壹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以打破國民黨獨霸的局面。1960年2月底，在台北市舉行了關心地方選舉的在野黨和無黨派人士選舉問題座談會，有《自由中國》雜誌主要撰稿人雷震、蔣勻田、夏濤聲等人和台灣本土人士李萬居、吳三連、高玉樹、楊金虎、余登發等三十餘人參加，他們大多是正在申請備案的中國民主自治研究會的發起人。而在1960年的縣、市長和省議員選舉結束后的5月18日，大陸去台和台灣本土民主人士72人在民社黨總部召開「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舉行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雷震、吳三連、李萬居、楊金虎、高玉樹被公推為主席團成員。會上楊金虎公開號召大家團結起來，組織壹個強有力的在野黨，來對抗國民黨，這次會議實際上成為了籌組新黨的開端。6月16日，雷震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聲明，正式宣布決定團結海內外民主反共人士，並與民、青兩黨協商，立即籌組壹個新的政黨，黨名暫定為中國民主黨。6月26日，召開新黨籌備委員會第壹次會議，選舉李萬居、雷震、高玉樹為中國民主黨發言人，李萬居、雷震等17人為召集委員，內定雷震為中國民主黨秘書長，主持實際工作。


在1960年9月1日出版的第23卷第5期《自由中國》雜誌上，殷海光發表了名為《大江東流擋不住！》的社論，這篇文章恰似壹篇檄文向全世界宣告，中國民主黨的成立已經如奔流的大江壹樣不可阻擋了。9月4日，蔣經國下令將組黨運動的主要人物雷震抓捕，隨後以煽動叛亂罪判處雷震10年徒刑。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于台北榮民總醫院。


雷震案是蔣介石威權統治台灣時代最著名的政治案件，雖然此後的六十年代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趨入沈寂，但它對台灣七、八十年代重新掀起的政治反對運動影響至深，它也導致蔣介石的威權統治在國際上臭名昭著，嚴重削弱了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合法性。對於雷震所主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台灣學者錢永祥曾作過這樣的評價：《自由中國》對島內政治體制和社會關係所引起的問題,在出刊10年期間幾乎都曾論及……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台灣新壹代不見得都讀過《自由中國》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語文、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而這壹切,雷震功不可沒,儘管他為之付出了壹生中最昂貴的代價,卻無怨無悔。有壹天,雷天洪問自己的父親:「10年牢獄可覺得委屈不平?」雷震沈默片刻,搖搖頭,平靜地說:「總有壹天,歷史將會證明我的清白」，雷天洪聽了慨然系之,望著身材高大的父親,止不住淚如泉湧。


二百六十期數千萬言的《自由中國》,發出了那個時代整個中文世界有關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最鏗鏘有力的聲音。雷震、殷海光、張佛泉、夏道平、蔣勻田等人無疑是那個時代站得最高，看得最遠的中國人。他們的言論和行動，不僅有力地抗擊了蔣介石國民黨在台灣的獨裁統治，使中國自清末以來的自由民主運動得以延續，也奠定了此後20年台灣政治反對運動的基本方向，為以後的黨外運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保障。正是在壹代代追求自由民主的台灣人不懈努力下，2000年迎來了民主進步黨的上台執政，台灣也成為人類文明史上壹次和平轉型的經典範例，並被譽為亞洲的「民主燈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