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實行的黨國洗腦教育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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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實行的黨國洗腦教育的本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7月15日
作者 徐政龍
黨化教育，在狹義上指執政黨在學校推行自身所持有的壹套政治理論意識形態的教育，甚至在學校建立和發展黨組織，進行相關宣傳，也即教育的黨化。黨化教育在廣義上指將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推廣到社會的教育，即執政黨把自己的理論通過各類宣傳及教育手段復蓋到整個社會。黨化教育曾經被國民黨在訓政階段中作為教育的重要部分。由於自由知識分子的頑強抵抗，在和平執政年代、在大學里寬鬆得多。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重點是中小學和中等師範學校，在時間上主要是1923年—1954年，共31年，抗日戰爭期間比較順利。研究國民黨黨化教育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對於了解當今的黨化教育也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1. 中國近代-現代教育的黃金時代
甲午戰爭（1894年）后，嚴復提出了公民教育的藍圖，標誌著中國近代教育的開始。於是，從戊戌變法（1898年）到清末新政，辦學堂、廢科舉、興西學、育人才成了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迎來了推翻專制的辛亥革命。民國初，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編寫了中小學公民教材。此後，全國各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公民教育運動。
在清末與民國初期，中國近代教育經過兩次重要的改革。
第壹次改革始於1901 年，清政府下詔廢除八股文，設立現代化學校。在1901-1911 年間，約有100 種不同的雜誌期刊，發表于同壹時間內，其中載有大量介紹西方思想和風俗習慣的文章。這個時期，中國教育大力學習西方，使自由化教育思想迅速引進。
第二次改革發生於1919年前後。5 月 4 日北京學生因為政府外交失敗，抗議遊行，展開日後所謂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專制、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覓求民主化的普及教育，深受杜威教育哲學的影響。在 6 個月內，共有過 400 多種新刊物，全用白話文，出現於報攤上。
這個時期，教育界具有壹定的自主權，北洋政府儘力向學校撥款作為教育經費但不干預學校事務，實行「放任態度」，要求學生好好讀書，不要過多關心國家大事以免造成社會動亂。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學術自由，兼容並包」，在學術界產生了各種新思潮、新主義，並在知識界廣泛傳播。這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寬鬆的時期，從而是思想最活躍、最開放的時期。
20世紀初期，可以說是中國教育和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前北大校長蔡元培回顧1910 —1920 年代，曾感慨的說：「那時候，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真是達到近乎極點」。
可是到了1929 年，胡適在上海任壹私立大學的校長時，曾報告說：「(現在我們)可以否認上帝的存在，但不能批評孫中山。我們可以不上教堂守禮拜，但不能不讀總理遺囑，也不能不參加每周孫中山的紀念周」。
1924 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仿效蘇俄，實行黨化教育。日後其黨徒「以壹黨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傳」，中國近代教育，從此改變了大方向，開了歷史大倒車，貽害後代無窮！而且，在大陸，倒車壹開就近90年。
然而，10年黃金時代播下的教育種子，並不因為孫中山的倒行逆施而立即消亡。由於國民黨的專制不夠強大，並未壹下子對全國的教育實行全面控制，還為公民教育留有相當大的自由空間，也因為三民主義算不上高調，跟人權、民主的普世價值離得不是很遠，危害作用並不算大，因而自由化教育在許多地方還在延續，直到1949年。在自由化教育的學校，為國家培養了許許多多傑出的精英人才。這壹點，本網李昌玉的《中國的頂級人才是誰培養的？》壹文有過詳述。
2005年，錢學森向溫家寶提問中說：「回過頭來看，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壹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
可見，民國初期的黃金10年及後續29年的自由化教育是極其成功的，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優秀最先進的近代教育。
2．國民黨黨化教育的歷史
在中國，黨化教育的創始人是孫中山。黨化教育是孫中山「黨化運動」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黨化運動」的內容包括「黨化公務員」、「黨化司法」、「黨化軍隊」、「黨化教育」等。而孫中山的「黨化」思想是從蘇聯傳入的，這是由於孫中山的屢戰屢敗和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孫中山認識並得出「黨化」的必要性，希望用以改變國民黨對政權控制渙散無力的局面。
1919年的五四運動，顯示了學生運動的巨大威力，給孫中山以極大的啟示。
1921-1924年，孫中山領導下，國民黨學習蘇聯，提倡「以黨治國」，在實際控制的廣東省，在教育上學習布爾什維克，禁止教育自由化，在學校實行黨化教育，就是要通過組織手段，著手對學校實行控制，把學校變成黨的政治工具。國民黨發動學生學習黨的主義，使青年學生熱情信奉黨的主義。國民黨黨化教育的第壹步就是大規模發動學生加入國民黨，使青年們都投身到國民革命中去，並在當時掌控的廣東省的學校，使教職員都發展為國民黨黨員[1]。
1925年五卅慘案后，國民黨在鮑羅廷指導下，在廣東的學校都要求建立黨的組織機構，全面控制學校。
1926年5月，廣東省教育大會通過了《黨化教育決議案》，規定全省高等學校及中小學都開設「三民主義」、「政治教育」和「社會科學」課程。1926年8月，廣東大學合併改名為中山大學。國民黨在廣東的學校都建立了組織，教職員都要求入黨，厲行黨化教育，極力要求學生加入國民黨。要求學生參加政治集會，造成課程學習完不成。
1927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舉行的中央教育行政大會通過決議，要求所有大、中、小學的教職員和學生全部加入國民黨；另壹項決議規定縣視學或督學兼任縣黨部組織部官員，到各校建立區分部和宣傳黨的綱領。教育學生「聽黨指揮」。蔣介石任命戴季陶為中山大學校長，在學生中強調紀律性。
1927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制訂了《學校實行黨化教育草案》，為全國推行黨化教育的開端。
1927年10月，光華大學校長胡適發起批判和抵制黨化教育。1928年3月，胡適、梁實秋、聞壹多等人在上海創辦《新月》雜誌，其《人權論集》直指國民黨的「訓政」。他們較早意識到了黨化教育的危害，要求恢復公民教育。於是，1928年5月，在蔡元培的倡導下，國民黨把「黨化教育」改名為「三民主義教育」，部分恢復了公民教育、精英治校、教育家管理教育的自由化教育，但國民黨對學校的控製作用沒有改變。「三民主義教育」的課程中有「三民主義」和「孫文主義」，統稱為「黨義」。1928年7月國民黨中央黨部向全國頒布了黨義課程教學的暫行標準。8月頒布《各級學校增加黨義課程暫行通則》。9月15日，命全國學校增加黨義課，並對黨義教師特殊優待。此後，北伐戰爭打到哪裡，課程就開到哪裡。
蔡元培壹方面繼續倡導自由化教育，壹方面也被迫向國民黨妥協。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根據「訓政」的需要，於1929年1月頒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提出「各級學校之三民主義教育，應與全體課程和課外作業相貫連」。
1929年8月，教育部頒發了詳細的課程計劃，規定黨義是高等及初、中等學校全體學生的必修課。國民黨開始收斂北洋政府的「放任態度」，實行「嚴格主義」政策。
教育家任鴻雋曾作《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壹文，指出：「近年以來，國人對於國民黨的信仰，壹落千丈，固然是因為政府的種種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謂黨化教育，于黨義的傳播，並無壹點好處，也可以概見了。……辦學校以教育為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來辦教育，是非失敗不可的。……黨化與教育，是不能並立的：有了黨化，便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先取消黨化。」
1930年12月，蔣介石以行政院長兼教育部長身份發布命令，針對此前青年學生積极參与自由民主運動，禁止學生罷課和舉行遊行集會，要求學生埋頭功課，不問政治。
從1921年到1930年，廣東的學校基本上被改造成為黨化教育的基地，厲行黨化教育。北伐戰爭經過的地區也深受影響。
1931年5月12日通過，並於6月1日正式頒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確立「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教育的根本原則。1931年9月3日，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把教育當作革命建國的工具，開始封殺獨立學校。
1932年，國民黨將黨義課改名為公民課，而黨義課實質未變。
1934年，國民黨頒布《大學組織法》，徹底取消教授治校制度。
黨化教育是國民黨革命時期的壹種非常措施。國民黨正式執政時期，由於遭到具有科學和民主意識的自由知識分子的強烈抵制，如蔡元培等堅決抵制「黨的孩子」教育，任鴻雋指出黨化教育的種種危害，等等，因而在黨化教育中也插有公民教育的內容。
1936年7月，教育部修正頒行《幼稚園小學課程標準》，其中明確宣布小學的任務是進行「公民訓練」（包括體格訓練、德行訓練、經濟訓練和政治訓練）、倡導民主自由、遵紀守法等。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出於抗戰總動員的需要，又著手加強黨化教育[2]。
1937年8月27日，國民政府頒布了《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要》，並著手為抗日戰爭培訓青年，掩護淪陷區高校向西南遷移，使高校承擔研究戰爭裝備、武器的任務，並加強對學校的控制，但在教材方面也有滲透公民教育的內容。
自從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尊稱孫中山為國父，將他偉人化，並融入到中華文化中去，實行制度化，進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等灌輸黨的意識形態。每星期舉行至少壹次紀念孫中山的紀念日，全年還有孫中山誕生日、6.16蒙難日、3.12逝世日、革命烈士紀念日、清黨紀念日、革命政府成立紀念日、五九國恥紀念日、7.7抗戰紀念日、國民革命軍誓師紀念會，等等，平均每周舉行1~2次政治活動，在黨政軍機關、學校進行三民主義、孫文主義教育，中小學校中開展得特別隆重，大學中寬得多。
1938年2月4日，根據抗日戰爭的需要，國民黨第5屆中央常委會第35次會議通過了《總理紀念周條例》，規定內容有：唱國民黨黨歌、向黨旗及孫中山遺像三鞠躬、主席恭讀全體跟讀總理遺囑、宣讀黨員守則，等等。對於紀念活動不力的人或單位處分很嚴厲。抗戰期間，紀念孫中山的同時，也加強對蔣介石形象的威權化宣傳，使全國人民團結壹致共同抗日。平時，要求機關和中小學禮堂懸挂孫中山遺像，主席和總裁肖像，蔣介石手書「禮義廉恥」四字，提倡對領袖的崇拜。這個時期，由於大多數知識分子以抗戰大局為重，拋開各自成見，基本停止了對黨化教育的抵抗。
學校實行導師制，對中小學生實施思想、道德訓導並全面負責，對學生言行實行軍事化管理。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在武漢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抗日建國綱領》，在涉及教育方面強調了教育為抗戰服務的壹面，加強了黨對學校的控制，使黨化教育又煥發了生機。
同年，國民政府頒布了《青年訓練大綱》，對青年進行黨員守則、軍人紀律等黨化教育，同時也有公民教育的內容。同年，國民政府頒布《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綱要》，強調德育指導。但各地學校並沒有壹個統壹的訓育制度，各校各行其是，尤其在大學里受到的抵抗較強烈。
1938年7月，國民參議會第壹期集會提案關於師範教育的訓育是「應以德智體三育並重施教為原則，尤應特別重視德育，以培養國民之健全人格」。
1939年3月，國民政府召開全國第三次教育會議，蔣介石講話，要求進行遵守黨員守則，遵守公民法律、道德、秩序，貢獻國家的教育，並要求教育工作者信仰「壹個主義」、「擁護黨國」、「服從領袖」。隨後頒布《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對教師、學生、青年實行總動員，宣傳「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壹、勝利第壹」。但是在內容上跟戰前「三民主義教育」仍有壹致性和延續性。
從1939年到1945年，國民政府相繼新建立了10多個國立師範學校，以加強培養抗日戰爭時期培養人才所需要的師資，以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在中等師範學校里，始終堅持三民主義信仰和黨史教育，也插入公民教育的內容。
1940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發布4434號訓令，責令包括國立師範學校在內的國內中小學教師壹律入黨，嚴格要求公民課教師、訓育主任、訓導主任，並大量吸收國民黨黨員、社會科學研究畢業的人、中等師範畢業並有教育經驗的人為教師，這就加強了黨對中小學教育的全面控制。幸運的是，沒有要求大學教授入黨，這是基於大學教授多元化、自由化和教授們的頑強抵抗。
1940年7月8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又發布了關於在學校內懸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匾額的訓令。
1942年，針對中等師範學校公民教育，教育部正式修正頒布了《師範學校公民教育課程標準》等指導性法令，以三民主義為指導和核心，實行公民教育和黨義教育相結合，要求適合本國之國情和政治信仰。
1945年5月，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促進憲政實施之各種必要措施案》，其中就有今後「各級學校以內不設黨部」壹條，被認為是國民黨決心終止黨化教育的開始。但是，由於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利，轉守台灣后，又曾企圖靠黨化教育鞏固「復興基地」，要求學生研讀「總理遺教」、「總統訓詞」、「總裁言論」、「三民主義」等等，遭到台灣自由知識分子的嚴厲批評。
終止動員勘亂之後，台灣民主化改革，才徹底終止了黨化教育。
3.國民黨黨化教育的危害
國民黨黨化教育的危害，本作者暫時不多作總結，只採納當時有關學者的意見。
1954年5月底，台灣的余燕人、黃廠風、廣長白三位家長投書《自由中國》半月刊，對「黨化教育」嚴重干擾學校的正常教育，提出言辭激烈的批評：「規定學生來念的課外東西太多了」「眼看著我們的子女『戴月披星』、『三更眠、五更起』的愁眉苦臉的抱著這些書來啃，真正的課業，反而丟在壹旁……我們的教育應該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壹黨包辦的黨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學校，都是用納稅人的錢來辦的。教育當局和救國團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
1954年12月，《自由中國》發表了讀者投書《搶救教育危機》的文章。文章主要抨擊台灣教育當局與蔣經國主持的「青年反共救國團」在中學推行黨化教育，硬逼著學生作《我心中的國民黨》等無聊的作文，痛批黨化教育之害。
同壹時期，「反動教授」殷海光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發表過嚴厲的批判，他說，黨化教育有下列幾項特色[3]：
（1）灌輸青年，使青年們于不知不覺之間從黨的立場和壹孔之見來看世界，看人，看事。
（2）將教育當作黨的宣傳工具，製造青年們分享黨的情緒；憎惡黨所憎惡的事物，喜好黨所喜好的事物。
(3)神化黨的人物和黨的歷史。
（4）造成青年們壹個印象，以為國家雖大，若無此黨，則日月為之無光，天地為之色變；故舍此黨莫屬。
（5）要把下壹代牽著鼻子走，跟著歌頌這個黨，為這個黨搖旗吶喊。
這種教育的目標，係為黨鑄造下壹代的預備隊，奠定壹黨統治的萬世之基。所以，黨化教育就是壹黨統治的意識向下壹代的延伸。
殷海光痛斥：「這幾年來，在背後控制台灣教育的原因有兩個：壹是『黨化教育』；二是狹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這兩個原則又是互相滲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台灣黨化教育的得以實施，顯然並不出於家長及受教育之歡迎悅納，而全系藉政權便利從事布置。厲行黨化教育者挾其無可抗拒的政治優勢和壹二頂大帽子，控制學校機構，樹立黨團組織，並且掌握大部分教職人員，網既布成，彼等進而規定課程，灌輸黨化思想，傳播政治神話，控制學生課內外活動。彼等黨化教育，把下壹代鑄造成合於他們主觀需要的類型。」
「在世界的現狀之下，黨化教育是不會成功的。退壹步說，黨化教育即令成功，充其量也不過是造出壹批只聽壹黨的話的盲從之眾而已。這樣的人，離開了黨的窩子，根本不能適應外界的新環境，只有成為廢料。真正『為國家為民族的前途』而辦教育的人，怎會做這樣『傷天害理』的勾當？」
小結
國民黨黨化教育斷斷續續、羞羞答答經歷了大約幾十年的歷史，這段歷史也是黨同自由知識分子鬥爭的歷史，同時也留有公民教育的廣闊空間。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重點在國民黨及政府控制地區的中等師範學校和中小學。在大學里，由於十年黃金時代的教育培養出來的自由知識分子的頑強抵抗，黨化教育難以進入，因而黨化教育不強，開展不順利。抗日戰爭期間，黨化教育比較順利，大學里也開展壹些活動。由於國民黨黨性的軟弱性，專制力量的薄弱性，江山坐不穩等原因，對自由知識分子無可奈何，向大學撥款不少，實行黨化教育卻始終不力，國民黨及其政府對大學的控制並不強大。因而，整個民國時期，全國的大學仍然基本上是獨立自由的大學，為國家培養了壹大批優秀人才。在台灣，由於民眾和學者的不斷聯合反對，黨化教育已經不得人心，在二十壹世紀已經無法實行。
黨化教育，在狹義上指執政黨在學校推行自身所持有的壹套政治理論意識形態的教育，甚至在學校建立和發展黨組織，進行相關宣傳，也即教育的黨化。黨化教育在廣義上指將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推廣到社會的教育，即執政黨把自己的理論通過各類宣傳及教育手段復蓋到整個社會。黨化教育曾經被國民黨在訓政階段中作為教育的重要部分。由於自由知識分子的頑強抵抗，在和平執政年代、在大學里寬鬆得多。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重點是中小學和中等師範學校，在時間上主要是1923年—1954年，共31年，抗日戰爭期間比較順利。研究國民黨黨化教育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對於了解當今的黨化教育也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1. 中國近代-現代教育的黃金時代
甲午戰爭（1894年）后，嚴復提出了公民教育的藍圖，標誌著中國近代教育的開始。於是，從戊戌變法（1898年）到清末新政，辦學堂、廢科舉、興西學、育人才成了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迎來了推翻專制的辛亥革命。民國初，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編寫了中小學公民教材。此後，全國各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公民教育運動。
在清末與民國初期，中國近代教育經過兩次重要的改革。
第壹次改革始於1901 年，清政府下詔廢除八股文，設立現代化學校。在1901-1911 年間，約有100 種不同的雜誌期刊，發表于同壹時間內，其中載有大量介紹西方思想和風俗習慣的文章。這個時期，中國教育大力學習西方，使自由化教育思想迅速引進。
第二次改革發生於1919年前後。5 月 4 日北京學生因為政府外交失敗，抗議遊行，展開日後所謂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專制、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覓求民主化的普及教育，深受杜威教育哲學的影響。在 6 個月內，共有過 400 多種新刊物，全用白話文，出現於報攤上。
這個時期，教育界具有壹定的自主權，北洋政府儘力向學校撥款作為教育經費但不干預學校事務，實行「放任態度」，要求學生好好讀書，不要過多關心國家大事以免造成社會動亂。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學術自由，兼容並包」，在學術界產生了各種新思潮、新主義，並在知識界廣泛傳播。這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寬鬆的時期，從而是思想最活躍、最開放的時期。
20世紀初期，可以說是中國教育和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前北大校長蔡元培回顧1910 —1920 年代，曾感慨的說：「那時候，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真是達到近乎極點」。
可是到了1929 年，胡適在上海任壹私立大學的校長時，曾報告說：「(現在我們)可以否認上帝的存在，但不能批評孫中山。我們可以不上教堂守禮拜，但不能不讀總理遺囑，也不能不參加每周孫中山的紀念周」。
1924 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仿效蘇俄，實行黨化教育。日後其黨徒「以壹黨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傳」，中國近代教育，從此改變了大方向，開了歷史大倒車，貽害後代無窮！而且，在大陸，倒車壹開就近90年。
然而，10年黃金時代播下的教育種子，並不因為孫中山的倒行逆施而立即消亡。由於國民黨的專制不夠強大，並未壹下子對全國的教育實行全面控制，還為公民教育留有相當大的自由空間，也因為三民主義算不上高調，跟人權、民主的普世價值離得不是很遠，危害作用並不算大，因而自由化教育在許多地方還在延續，直到1949年。在自由化教育的學校，為國家培養了許許多多傑出的精英人才。這壹點，本網李昌玉的《中國的頂級人才是誰培養的？》壹文有過詳述。
2005年，錢學森向溫家寶提問中說：「回過頭來看，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壹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
可見，民國初期的黃金10年及後續29年的自由化教育是極其成功的，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優秀最先進的近代教育。
2．國民黨黨化教育的歷史
在中國，黨化教育的創始人是孫中山。黨化教育是孫中山「黨化運動」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黨化運動」的內容包括「黨化公務員」、「黨化司法」、「黨化軍隊」、「黨化教育」等。而孫中山的「黨化」思想是從蘇聯傳入的，這是由於孫中山的屢戰屢敗和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孫中山認識並得出「黨化」的必要性，希望用以改變國民黨對政權控制渙散無力的局面。
1919年的五四運動，顯示了學生運動的巨大威力，給孫中山以極大的啟示。
1921-1924年，孫中山領導下，國民黨學習蘇聯，提倡「以黨治國」，在實際控制的廣東省，在教育上學習布爾什維克，禁止教育自由化，在學校實行黨化教育，就是要通過組織手段，著手對學校實行控制，把學校變成黨的政治工具。國民黨發動學生學習黨的主義，使青年學生熱情信奉黨的主義。國民黨黨化教育的第壹步就是大規模發動學生加入國民黨，使青年們都投身到國民革命中去，並在當時掌控的廣東省的學校，使教職員都發展為國民黨黨員[1]。
1925年五卅慘案后，國民黨在鮑羅廷指導下，在廣東的學校都要求建立黨的組織機構，全面控制學校。
1926年5月，廣東省教育大會通過了《黨化教育決議案》，規定全省高等學校及中小學都開設「三民主義」、「政治教育」和「社會科學」課程。1926年8月，廣東大學合併改名為中山大學。國民黨在廣東的學校都建立了組織，教職員都要求入黨，厲行黨化教育，極力要求學生加入國民黨。要求學生參加政治集會，造成課程學習完不成。
1927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舉行的中央教育行政大會通過決議，要求所有大、中、小學的教職員和學生全部加入國民黨；另壹項決議規定縣視學或督學兼任縣黨部組織部官員，到各校建立區分部和宣傳黨的綱領。教育學生「聽黨指揮」。蔣介石任命戴季陶為中山大學校長，在學生中強調紀律性。
1927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制訂了《學校實行黨化教育草案》，為全國推行黨化教育的開端。
1927年10月，光華大學校長胡適發起批判和抵制黨化教育。1928年3月，胡適、梁實秋、聞壹多等人在上海創辦《新月》雜誌，其《人權論集》直指國民黨的「訓政」。他們較早意識到了黨化教育的危害，要求恢復公民教育。於是，1928年5月，在蔡元培的倡導下，國民黨把「黨化教育」改名為「三民主義教育」，部分恢復了公民教育、精英治校、教育家管理教育的自由化教育，但國民黨對學校的控製作用沒有改變。「三民主義教育」的課程中有「三民主義」和「孫文主義」，統稱為「黨義」。1928年7月國民黨中央黨部向全國頒布了黨義課程教學的暫行標準。8月頒布《各級學校增加黨義課程暫行通則》。9月15日，命全國學校增加黨義課，並對黨義教師特殊優待。此後，北伐戰爭打到哪裡，課程就開到哪裡。
蔡元培壹方面繼續倡導自由化教育，壹方面也被迫向國民黨妥協。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根據「訓政」的需要，於1929年1月頒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提出「各級學校之三民主義教育，應與全體課程和課外作業相貫連」。
1929年8月，教育部頒發了詳細的課程計劃，規定黨義是高等及初、中等學校全體學生的必修課。國民黨開始收斂北洋政府的「放任態度」，實行「嚴格主義」政策。
教育家任鴻雋曾作《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壹文，指出：「近年以來，國人對於國民黨的信仰，壹落千丈，固然是因為政府的種種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謂黨化教育，于黨義的傳播，並無壹點好處，也可以概見了。……辦學校以教育為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來辦教育，是非失敗不可的。……黨化與教育，是不能並立的：有了黨化，便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先取消黨化。」
1930年12月，蔣介石以行政院長兼教育部長身份發布命令，針對此前青年學生積极參与自由民主運動，禁止學生罷課和舉行遊行集會，要求學生埋頭功課，不問政治。
從1921年到1930年，廣東的學校基本上被改造成為黨化教育的基地，厲行黨化教育。北伐戰爭經過的地區也深受影響。
1931年5月12日通過，並於6月1日正式頒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確立「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教育的根本原則。1931年9月3日，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把教育當作革命建國的工具，開始封殺獨立學校。
1932年，國民黨將黨義課改名為公民課，而黨義課實質未變。
1934年，國民黨頒布《大學組織法》，徹底取消教授治校制度。
黨化教育是國民黨革命時期的壹種非常措施。國民黨正式執政時期，由於遭到具有科學和民主意識的自由知識分子的強烈抵制，如蔡元培等堅決抵制「黨的孩子」教育，任鴻雋指出黨化教育的種種危害，等等，因而在黨化教育中也插有公民教育的內容。
1936年7月，教育部修正頒行《幼稚園小學課程標準》，其中明確宣布小學的任務是進行「公民訓練」（包括體格訓練、德行訓練、經濟訓練和政治訓練）、倡導民主自由、遵紀守法等。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出於抗戰總動員的需要，又著手加強黨化教育[2]。
1937年8月27日，國民政府頒布了《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要》，並著手為抗日戰爭培訓青年，掩護淪陷區高校向西南遷移，使高校承擔研究戰爭裝備、武器的任務，並加強對學校的控制，但在教材方面也有滲透公民教育的內容。
自從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尊稱孫中山為國父，將他偉人化，並融入到中華文化中去，實行制度化，進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等灌輸黨的意識形態。每星期舉行至少壹次紀念孫中山的紀念日，全年還有孫中山誕生日、6.16蒙難日、3.12逝世日、革命烈士紀念日、清黨紀念日、革命政府成立紀念日、五九國恥紀念日、7.7抗戰紀念日、國民革命軍誓師紀念會，等等，平均每周舉行1~2次政治活動，在黨政軍機關、學校進行三民主義、孫文主義教育，中小學校中開展得特別隆重，大學中寬得多。
1938年2月4日，根據抗日戰爭的需要，國民黨第5屆中央常委會第35次會議通過了《總理紀念周條例》，規定內容有：唱國民黨黨歌、向黨旗及孫中山遺像三鞠躬、主席恭讀全體跟讀總理遺囑、宣讀黨員守則，等等。對於紀念活動不力的人或單位處分很嚴厲。抗戰期間，紀念孫中山的同時，也加強對蔣介石形象的威權化宣傳，使全國人民團結壹致共同抗日。平時，要求機關和中小學禮堂懸挂孫中山遺像，主席和總裁肖像，蔣介石手書「禮義廉恥」四字，提倡對領袖的崇拜。這個時期，由於大多數知識分子以抗戰大局為重，拋開各自成見，基本停止了對黨化教育的抵抗。
學校實行導師制，對中小學生實施思想、道德訓導並全面負責，對學生言行實行軍事化管理。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在武漢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抗日建國綱領》，在涉及教育方面強調了教育為抗戰服務的壹面，加強了黨對學校的控制，使黨化教育又煥發了生機。
同年，國民政府頒布了《青年訓練大綱》，對青年進行黨員守則、軍人紀律等黨化教育，同時也有公民教育的內容。同年，國民政府頒布《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綱要》，強調德育指導。但各地學校並沒有壹個統壹的訓育制度，各校各行其是，尤其在大學里受到的抵抗較強烈。
1938年7月，國民參議會第壹期集會提案關於師範教育的訓育是「應以德智體三育並重施教為原則，尤應特別重視德育，以培養國民之健全人格」。
1939年3月，國民政府召開全國第三次教育會議，蔣介石講話，要求進行遵守黨員守則，遵守公民法律、道德、秩序，貢獻國家的教育，並要求教育工作者信仰「壹個主義」、「擁護黨國」、「服從領袖」。隨後頒布《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對教師、學生、青年實行總動員，宣傳「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壹、勝利第壹」。但是在內容上跟戰前「三民主義教育」仍有壹致性和延續性。
從1939年到1945年，國民政府相繼新建立了10多個國立師範學校，以加強培養抗日戰爭時期培養人才所需要的師資，以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在中等師範學校里，始終堅持三民主義信仰和黨史教育，也插入公民教育的內容。
1940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發布4434號訓令，責令包括國立師範學校在內的國內中小學教師壹律入黨，嚴格要求公民課教師、訓育主任、訓導主任，並大量吸收國民黨黨員、社會科學研究畢業的人、中等師範畢業並有教育經驗的人為教師，這就加強了黨對中小學教育的全面控制。幸運的是，沒有要求大學教授入黨，這是基於大學教授多元化、自由化和教授們的頑強抵抗。
1940年7月8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又發布了關於在學校內懸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匾額的訓令。
1942年，針對中等師範學校公民教育，教育部正式修正頒布了《師範學校公民教育課程標準》等指導性法令，以三民主義為指導和核心，實行公民教育和黨義教育相結合，要求適合本國之國情和政治信仰。
1945年5月，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促進憲政實施之各種必要措施案》，其中就有今後「各級學校以內不設黨部」壹條，被認為是國民黨決心終止黨化教育的開始。但是，由於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利，轉守台灣后，又曾企圖靠黨化教育鞏固「復興基地」，要求學生研讀「總理遺教」、「總統訓詞」、「總裁言論」、「三民主義」等等，遭到台灣自由知識分子的嚴厲批評。
終止動員勘亂之後，台灣民主化改革，才徹底終止了黨化教育。
3.國民黨黨化教育的危害
國民黨黨化教育的危害，本作者暫時不多作總結，只採納當時有關學者的意見。
1954年5月底，台灣的余燕人、黃廠風、廣長白三位家長投書《自由中國》半月刊，對「黨化教育」嚴重干擾學校的正常教育，提出言辭激烈的批評：「規定學生來念的課外東西太多了」「眼看著我們的子女『戴月披星』、『三更眠、五更起』的愁眉苦臉的抱著這些書來啃，真正的課業，反而丟在壹旁……我們的教育應該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壹黨包辦的黨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學校，都是用納稅人的錢來辦的。教育當局和救國團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
1954年12月，《自由中國》發表了讀者投書《搶救教育危機》的文章。文章主要抨擊台灣教育當局與蔣經國主持的「青年反共救國團」在中學推行黨化教育，硬逼著學生作《我心中的國民黨》等無聊的作文，痛批黨化教育之害。
同壹時期，「反動教授」殷海光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發表過嚴厲的批判，他說，黨化教育有下列幾項特色[3]：
（1）灌輸青年，使青年們于不知不覺之間從黨的立場和壹孔之見來看世界，看人，看事。
（2）將教育當作黨的宣傳工具，製造青年們分享黨的情緒；憎惡黨所憎惡的事物，喜好黨所喜好的事物。
(3)神化黨的人物和黨的歷史。
（4）造成青年們壹個印象，以為國家雖大，若無此黨，則日月為之無光，天地為之色變；故舍此黨莫屬。
（5）要把下壹代牽著鼻子走，跟著歌頌這個黨，為這個黨搖旗吶喊。
這種教育的目標，係為黨鑄造下壹代的預備隊，奠定壹黨統治的萬世之基。所以，黨化教育就是壹黨統治的意識向下壹代的延伸。
殷海光痛斥：「這幾年來，在背後控制台灣教育的原因有兩個：壹是『黨化教育』；二是狹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這兩個原則又是互相滲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台灣黨化教育的得以實施，顯然並不出於家長及受教育之歡迎悅納，而全系藉政權便利從事布置。厲行黨化教育者挾其無可抗拒的政治優勢和壹二頂大帽子，控制學校機構，樹立黨團組織，並且掌握大部分教職人員，網既布成，彼等進而規定課程，灌輸黨化思想，傳播政治神話，控制學生課內外活動。彼等黨化教育，把下壹代鑄造成合於他們主觀需要的類型。」
「在世界的現狀之下，黨化教育是不會成功的。退壹步說，黨化教育即令成功，充其量也不過是造出壹批只聽壹黨的話的盲從之眾而已。這樣的人，離開了黨的窩子，根本不能適應外界的新環境，只有成為廢料。真正『為國家為民族的前途』而辦教育的人，怎會做這樣『傷天害理』的勾當？」
小結
國民黨黨化教育斷斷續續、羞羞答答經歷了大約幾十年的歷史，這段歷史也是黨同自由知識分子鬥爭的歷史，同時也留有公民教育的廣闊空間。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重點在國民黨及政府控制地區的中等師範學校和中小學。在大學里，由於十年黃金時代的教育培養出來的自由知識分子的頑強抵抗，黨化教育難以進入，因而黨化教育不強，開展不順利。抗日戰爭期間，黨化教育比較順利，大學里也開展壹些活動。由於國民黨黨性的軟弱性，專制力量的薄弱性，江山坐不穩等原因，對自由知識分子無可奈何，向大學撥款不少，實行黨化教育卻始終不力，國民黨及其政府對大學的控制並不強大。因而，整個民國時期，全國的大學仍然基本上是獨立自由的大學，為國家培養了壹大批優秀人才。在台灣，由於民眾和學者的不斷聯合反對，黨化教育已經不得人心，在二十壹世紀已經無法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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