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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自立

十月革命百年，坊間記思文章不多；即便提及列寧體制也是只說其壹，不說其二。這是壹種並不完美的反思。所謂完美的反思，雖然不能說出雞生蛋，是蛋生雞那樣的果敢邏輯，起碼也要試探壹下，才可完成為了忘卻的紀念或者為了不忘卻的紀念。我們從幾個層面給這個紀念予以補充之。其壹，俄羅斯1905年暴動，是其後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偉大序曲；壹個偉大的暴民運動，何以誕生了兩個跳蚤般的革命，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於是，就像人們紀念法國革命抑或英國之壹樣，人們在挑揀凡是這類革命的迥然不同之處。這鍾挑剔是無可指摘的。因為他們這些革命的確是完全不同的革命。用教條主義的話說，就是極權主義革命和專制主義之反之革命迥然不同，雖然極權主義革命也是反對專制，卻是導向極端專制，而壹般意義上的革命專制主義之反之革命，就是我們前此說過的，是回到過去價值體系和制度層面的革命叫做復辟式革命。

基佐說，「不論是敵人還是朋友，不論是對革命頌揚或誹謗的人們，都採取這種看法。在前壹類人看來，革命是光榮的事件，它們第壹次為人們發揚光大了真理、自由和正義，而在它發生以前壹切都是荒謬，不平與暴政；人類只有倚靠它才能獲得塵世的拯救。在後壹類人看來，革命卻是最可嘆的災害，它中斷了壹個漫長的智慧、道德和幸福的黃金時代；他們認為，做這種壞事的人宣告的主張，提出的要求、犯下的罪行都是史無前例的……

「如此，無論是頌揚或譴責，無論是祝福或詛咒，在考慮革命問題時，各方面都忘記了革命的客觀環境，他們同樣地將革命和過去絕對孤立起來；他們同樣地要革命負擔起世界命運的責任。

「現在是清理所有這些虛妄的和幼稚的慷慨言詞的時候了。」

他說，「革命不但遠遠沒有中斷歐洲事務的自然進程，而且可以說，不論在英國和法國革命中，人們所說所望所做的，都是在革命爆發前已經被人們說過，做過，或企求過壹百次的。人們早就宣告過絕對權力的非法；而且關於法律和租稅必須經人民的自由同意，以及關於武裝自衛的權力，這都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則；而教會曾多次重申托利多第四次會議公布的法律中記載的聖.伊西多的話：『依正義統治其人民的才是君王；凡不如是而反其道而行之的，他就不再是君王。』

「人們反對特權，並企求在社會秩序中引進更多的平等：全歐洲的君主們曾經這樣做過；而且壹直到我們的時代，給予公民平等的進壹步的步驟，都是建立在法律之上而且可由皇權的進步來衡量的。……

「……那些被認為專門屬於英國或法國革命的原則、意圖、努力，事實上不但早於法國、英國革命前幾個世紀已經存在，而且恰恰正是歸功於同樣的原則的努力，歐洲的社會才取得了它的壹切進步。難道封建貴族是通過封建的秩序混亂、它的特權制度、他的殘暴的暴力以及它對呻吟在它的枷鎖下的人們的壓制，難道他們是通過這些才參加各國的發展嗎？不是的：

「他們反對了皇族的暴政，他們形使了自衛的權力並保持了自由的準則。各個國家為什麼要祝福君主呢？這是因為他們自稱具有天賦的權力、具有絕對的權力嗎？是因為他們的窮奢極欲，他們有個宮廷嗎？不是的：

「君主們攻擊過封建制度和貴祖特權，他們將舉國壹致帶進了立法，帶進了行政機構；他們促進了平等。

「至於說就會僧侶們，他們的權力從何而來？他們又如何促進了文明？難道是由於他們自外於人民，由於他們反對人類理性，而且以上帝之名批准暴政嗎？不是的：

「由於僧侶們在教會之內，在上帝的法律下，壹視同仁地聚集了大人物和小百姓，窮人和富人，弱者和強者；他們尊重並培養了科學，建立了學校，贊同知識的傳播，並使智力活躍起來。……」（基佐《1640年英國革命史》）而極權主義革命，則是徹底的未來主義革命。這種革命沒有價值體系和制度層面可以借鑒和參照，純系壹種理想國革命和烏托邦之。而柏拉圖理想國未及之之革命，又和這種革命糾纏在壹起，壹致，卻又不完全壹致，因為西方專制主義，僭政與民主傳統中，柏拉圖為體制，法制和理念杜撰的那些價值論和准價值論，並不包含在希臘未及實踐的極權主義之中；柏拉圖和蘇格拉底反對民主，是為了民主，法制，正義和人性，這是壹種西方辯證法。於是，我們看到，理想主義革命和極權主義之，還是不完全壹致。這即是我們要強調的第壹點。

第二點，則是即便是列寧式革命，也是借鑒和參照了以往革命的壹切元素，壹開始革命面貌模糊不清；這個孟浪和朦朧的革命，又和所謂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糾纏在壹起以反對沙皇和所謂資產階級；最為重要的和主要的元素，就是列寧後來奮力消滅的蘇維埃組織。蘇維埃主義其實是蘇聯政權的反面，也就是說，蘇維埃壹開始就被列寧利用，而列寧不是蘇維埃主義真正的保護者和締造者。這是壹個極為重要的反思之處。沒有這個反思，人們從資料，書籍和電影中看到的那種排山倒海般的民眾運行時，是無從解釋和說明的。在此壹點上。列寧們大概都忘乎所以地自認為是蘇維埃群眾的代表。他們順從了這個蘇維埃革命的某些要素，就是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我們看到，1905年起義以後彼得堡，莫斯科乃及其他地方的蘇維埃領袖四方八面，並不完全是、也不可能是布爾什維克壹獨掌控局面。而當改革帶來革命和起義后蘇維埃主義把君主立憲的尼古拉二世風頭完全壓垮羞辱和取代，雖然尼古拉二世實行了他的政治多黨制度的改革，也無濟於事，於是我們看到，十月革命的所謂群眾載體，在那個偉大的十月起義事件和十月宣言中就被命定而無可更改；她們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直接的產婆，這位瘋瘋癲癲的產婆加上瘋瘋癲癲的列寧們，托洛茨基們，直鬧得整個東方壹塌糊塗；這個壹塌糊塗絕對不是禁錮在1917年，而是發端和肇始於1905年甚至更早，而直到20世紀後半葉俄人才半清算之。這是壹種蘇維埃主義甚至壓倒列寧主義的事實和把戲；再就是，即便是偉大的尼古拉同志施行准規模准標準准許諾之言論開放，宗教寬容和結社自由，但是如果無法把俄羅斯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加以善處，如果這樣的西方政治學和價值觀，不能解決後來馬克斯.韋伯說批判的偽立憲偽民主，更重要的是，如果民粹主義不會適當而止，又，基於此個主義肆無忌憚還加上極權主義入骨，那麼，壹切的理想或半截的理想就會徹底回歸理想國。

我們看看這些觸目驚心的史料就可以代史試論了；雖然《紅輪》等，當時或者後世的著作並不缺乏這類反醒于議論之。

如維特所言，……10月宣言是尼古拉二世被迫所為。「它的確立即產生的壹個直接影響是從10月17日到12月初六個星期的自由日開始。在這個時期，所有出版物，革命性的論文，小冊子等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即使沙皇正式保留審查挑釁性材料的權力。這個機會讓新聞界以前所未聞的苛刻，批評的口氣向沙皇和政府官員發表講話。言論自由也為會議和有組織的政黨打開了閘門。僅在莫斯科，頭四周舉行了400多次會議。出席這些會議的壹些政黨是憲政民主黨人（Kadets），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Octobrists和俄羅斯人民最右翼聯盟。

「所有從自由日中獲益最多的群體是工會。事實上，自由日在俄羅斯帝國的歷史上見證了工會化的頂峰。在莫斯科建立了至少67個工會，在聖彼得堡建立了58個工會;兩者合併的大部分都是在1905年11月成立的。對蘇維埃來說，這是壹個分水嶺時期：聖彼得堡有將近50個工會受到蘇聯控制，而在莫斯科，蘇維埃有大約8萬個成員。這個強大的權力部門讓蘇聯人有足夠的影響力組建自己的民兵組織。僅在聖彼得堡，蘇維埃就要求大約6,000名武裝成員保護會議。

「聖彼得堡蘇維埃社會黨和其他社會黨派也許在他們新找到的機會之窗中大大地被沖昏了頭腦，要求與沙皇政府進行武裝鬥爭，這場戰爭的召喚毫無疑問地震驚了政府。工人們不僅被指控，而且自由日也對農民集體產生了地震般的影響。由於宣言的出現，專制政府的權力開始減弱，帶有政治組織的農民走上街頭起義。作為回應，政府發動力量鎮壓和壓制農民和工人。後果現在已經完全有效：政府藉助他們的借口，在1905年12月份恢復了壹度失去血腥星期日的權威級別。」

這就是蘇維埃的力量吧！

這是壹個不可忽視的要素。是的，就像很多後來的抑或當時的作者做出的分析，蘇維埃主義，社會主義，斯拉夫派，路標派，尋神派……社會革命黨人（社會主義黨），立憲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十月黨，等等，不壹而足的潮流，不壹而足的政黨，在對待蘇維埃問題上，幾乎都是順之昌，逆之亡。故此，蘇維埃被爭奪的邏輯是壹種怎樣的邏輯，便是後來人們研討的問題。就像法國哲學家德勒茲所云，蘇維埃和列寧主義悖論的形成，是壹個重要的革命研討話題。在俄國革命期間成立的大眾組織被稱為工人和士兵代表理事會。這些機構應該在臨時政府之下組織起來，直到制憲會議的選舉可以進行。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防範反革命的警戒委員會。由於其在首都的地位及其對駐軍的影響，擁有4,000名成員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是其中最重要的。

「革命壹開始，這些蘇維埃就受到社會主義革命黨的控制，甚至孟什維克的民選代表比布爾什維克還要多。但是，隨著第壹次世界大戰的繼續，俄羅斯人在失敗后遭遇失敗，臨時政府在建立工業和平方面證明不足，布爾什維克開始支持。布爾什維克在壹定程度上主導了領導層，要求『蘇維埃的壹切權力』。布爾什維克向工人承諾了壹個由工人委員會管理的政府，推翻資產階級的主要政府機構

臨時政府。1917年10月，臨時政府被推翻，把壹切權力交給蘇維埃。俄國十月革命目擊者約翰·里德寫道：『直到1918年2月，任何人都可以投票給蘇維埃代表。』即使資產階級組織起來並要求在蘇維埃有代表權，他們也會得到它。例如，在臨時政府的政權期間，彼得格勒蘇維埃有資產階級代表

職業男性聯盟的代表，其中包括醫生，律師，教師等。」以後，蘇維埃成為蘇聯，就是政府代稱和變異了。

我們認為，蘇維埃主義，其實就是俄羅斯民粹主義的壯大和成型，而過去僅僅包含俄羅斯農民的民粹主義概念，在05年革命后變得更加繁複和多議。因為民粹主義是革命和政權賴以支撐的壹種多元元素。於是這個問題開始走向過去的民主主義盧梭主義基佐主義……等等面向。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指出，盧梭主義從壹個反面轉向了他的人民意向和普遍意志，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面向和「人民」意志。在此層面，盧梭主義的法國革命實踐，專制皇權和人民的對立，便成為以後蘇聯革命中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而這個鬥爭，其實不是階級鬥爭（因為後來沒有，也不可能產生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地主鬥爭平農，店主鬥爭僱員，而是徹底完全乾凈地迥然相反壹面倒的虛偽階級鬥爭。）所以，從理論上探索，蘇維埃空殼主義與民粹主義人民空虛論變成了列寧主義的獵物和異端。就像索爾仁尼琴所說，在列寧發現世界大戰爆發以後，這隻俄羅斯蟹子，終於等到掐死俄羅斯之鷹的機會。（此處，十月革命起源於極端資本主義戰爭和極權主義是資本主義極端形式論的阿倫特主義，殊途同歸。）於是，民粹主義運動就和極權主義運動合為壹體了，所謂蘇維埃萬歲就和列寧主義毫無二致。這個轉換，後來繼續轉換成為壹切民粹主義領袖運動的不二模式極權模式。這就是命運對於俄羅斯人民的嘲笑。這個嘲笑後來發展成為對於人民政權的背棄和解構。列寧，轉成為斯大林主義，轉成為古拉格運動。社會主義成為壹個資本家的資本主義（見巴庫寧和托洛茨基言論，而且，我從來不認為世界上出現過真正的人民蘇維埃和人民社會主義。）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俄羅斯歷史上的鄉村自治及其傳統糾葛，在該歷史時期的某種詭異轉換，成為所謂馬克思之「跨越卡夫丁峽谷」說的壹種第四卷資本論格式，妳要消除格式化和範式化嗎？那麼，就要研究俄羅斯村社主義帶來的繁複局面。我們看到，其中重要著作之壹，就是馬克斯.韋伯的《論俄國革命》。在其著作中，韋伯慧眼獨具地分析了這個被馬克思，赫爾岑，列寧……等人所看好的俄羅斯無資本主義傳統，而直接通向社會主義之政治路徑說，這是他們的路徑依賴嗎？韋伯說，那些激進社會主義人士要畢其功于壹役，徹底實現社會主義最低綱領，「具有俄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者赫爾岑，拉夫洛夫等締造者的時代開始，在血液中就流淌著革命主義對壹切『發展法則』的反對。赫爾岑和拉夫洛夫都受到了黑格爾思想的影響。赫爾岑認為，只有經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才能出現的觀點是『無稽之談』……顯然，這種實用主義理性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俄國公社裡確實存在著共產主義，村社共產主義活生生的存在不僅能代表工人的觀點，在法律上他們大多數人至今甚至還隸屬於他們的家鄉公社，而且還會不同層次的自由派人士對土地問題的看法。」

於是，如何看待村社主義，成為看待俄羅斯人民如何在堅守和拋棄之、之旋渦中緊緊打轉的悲劇。這個村社問題和俄羅斯土地（改革）問題，究竟會如何聯繫和如何發展，也是韋伯關心的重要課題。簡而言之，村社的形式和性質是他們所謂的宗族統治，逼迫鎖居，不公分配和集體生產的某種（不同於古希臘德莫的）公社結構/Obshchina

「這個術語源於單詞obhchiy，obshchiy（common）。」

村社存在的土地屬有特點是

1，「絕大多數俄羅斯農民在社區中共同擁有土地，作為鄉村政府和合作社。根據土壤質量和距離村莊的距離劃分耕地。根據家庭中成年人的數量，每個家庭都有權從每個部門索取壹個或多個帶子。這種分配的目的不是那麼多的社會（每個人根據他的需要），因為這是實際的（每個人都繳納稅款）。

2，「為了確保公平分配土地，定期根據人口普查重新分配土地。這是由國家強制執行的。

3「即使在1861年農奴解放之後，壹個農民在日常工作中通常幾乎沒有從obshchina獨立，在社區（skhod）的全部集會中由村級（mir）管理。

4，「1905年，波羅的海省份不存在重新任職的任期，但西部和西南部（即烏克蘭）農民佔四分之壹，草原農民佔三分之二，其他地區佔96.9％。

該機構被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1914）有效摧毀，其實施將導致俄國革命和隨後的蘇聯集體化。

「農民生產方式的組織是Obshchina發現的這種社會結構的主要原因。個體農民，家庭和社區之間的關係導致了壹種特定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通過建立家族聯盟來分類，以便在社區成員之間分攤風險。

6，「米爾/村社本身及其風俗，古老而古老，然而，直到1861年農奴的解放之後，村莊社區才從退化貴族的祖先管轄權中退出並賦予自治權。」

7，「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把這種安排看作是俄羅斯農民有財產社會化歷史的證據，並且缺乏資產階級對所有權的衝動。」

「農業公社」……以後（斯大林時期）轉變為集體農業/集體農莊。

其實，還有9，就是韋伯說過的，俄羅斯解放農奴之後鄉村公社日益增強的官僚科層化制度對於原始公社的侵襲和頹待。（《論俄國革命》）

於是，在關於如何看待公社的問題上，幾乎很多俄羅斯重要思想家，都看到村社的所謂社會主義（非資本主義）性質；這個性質，導致了俄羅斯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者對待社會主義的首肯，比如，他們的名稱和態度，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黨人，社會民主黨人，立憲民主黨人，此間，其實最為徹底的所謂社會主義者就是列寧和托洛茨基。於是所謂徹底的社會主義者類和所有的科倫斯基，司徒盧威，查蘇利奇，馬爾托夫甚至普列漢諾夫者類乃及其主義，都迥然不壹，因為列寧主義涵蓋各壓倒了社會主義解釋權。這是壹個悲劇。但是，鄉村公社問題，就像俄羅斯排斥天主教和希臘民主壹樣，他們開始壹種托爾斯泰似的分田分地真忙，托爾斯泰是真正的土地社會化，反私有化者之壹，這也就是坊間對於所謂地上天堂派的舉證，如別爾嘉耶夫，舍斯托夫，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實韋伯也沒有看見後來蘇維埃集體農莊的建制和核心，那個動物莊園的面貌和真相，韋伯只是參見了所有的黨人們的各種土地改革概念。這些概念究竟如何發展成為列寧主義，其實非常清楚，因為所謂的社會化壹天也沒有施行過，壹天也不可能施行過；俄羅斯村社或者是施行官僚治理和統治的農奴體制；或者是施行家族封建領主似的剝奪體制；或者是施行緣于公社財產示意的反駁個體權利和權利的虛偽社會化剝奪；或者乾脆就讓國家佔有體制轄制所謂公社集體化體制；等等。在斯大林主義施行集體化以後，這個反對私有化的做法業已成為人們想上天堂實下地獄之政。

這是問題的壹個方面；在另壹個方面，是俄羅斯村社制度對於西方自治體制的反撥和反動，也即是說，若果俄羅斯鄉村自治形成西方嚴格意義上的自治，那麼，就像緣于古代希臘羅馬社會中乃至延伸到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那種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式的自治就會悄然形成和發揮。但是，就像俄羅斯知識分子並沒有能夠承載這樣壹種改革，他們把洗澡水和小孩子壹起潑掉。妳看，在反對自治形式的要害問題上，「亞歷山大三世對村社自治採取了官僚式的毀滅」。於是，在即便是幾乎完全臣服於之的脆弱自治和虛擬自治也是沙皇不可忍受的自由。這是導致鄉村自治反向形式的蘇偉革命反撥，這個反對意見就是社會革命黨的主張，「因此，在村社中建立『兄弟會』是很重要的，由堅定地誌同道合者組成，他們會主動關注公社的所有決議，並組織起來聯合反對地主和富農、降低地租、為提高為從事莊園農活的工資而鬥爭，他們還會傳播壹些觀念，認為土地只屬於『社會』，並只應該委託給雙手進行耕耘的人；壹個人有權擁有他自己的勞動果實，而當前的村社已經（不完全的）擁有了這種權利」，他們社會革命黨人號召農民成為其黨徒而實現政治自由，繼而與經濟公示制度。這是俄羅斯社會主義革命黨人的土地社會化觀點。這個觀點還不是屬於自治自由那個範疇還在未定之天。這個理想和現實的差距是存在的；因為社會革命黨也承認，1，村社現在還是壹個隔離區概念，是等級劃分的產物；2，把土地分給村社不過是變相的增加特權，從過去的地主，轉變成為現在的村社領主。於是，即便是社會革命黨徒的觀點也無法在村社理想和現實中間明確區分他們的前途。其實現實性問題是資本主義大市場是吞噬村社這個小螞蟻的怪物（韋伯所謂新民粹主義觀點，而舊民粹之是忽略資本主義技術資本去威脅的書生。）

這樣，看待資本主義前途和社會主義前途成為俄羅斯壹個講不清，說不明的邏輯，這個悖論就是以村社問題和土地問題展開的詰難，而主張社會主義者類也是千奇百怪之所在；比如主張土地社會化的社會革命人就反對馬上施行生產資料國有化和社會化，等等。值得注意之，是列寧所在的社會民主黨就是土地私有化的支持者者。這是他們源於馬克思主義先要發展資本主義邏輯的延伸；但是這個反對，後來，就像蘇維埃轉化和蛻變壹樣，成為反對之反對。這是反對土地私有化的壹種黨見。真正主張土地社會化的，是社會主義革命黨。他們認為，土地私有化本身壹無是處，根本對於俄羅斯的發展無益。而俄羅斯當時處在要和西方世界進行金融交互的維特主義時期。在此期間，俄羅斯土地改革，究竟何處，成為壹個俄羅斯走向的關鍵問題。在壹種悖論當中，俄羅斯土地私有化帶來的問題，就和俄羅斯土地社會化帶來的問題，壹樣多。這是壹個我們後來發揮的先鋒和保守主義同樣帶來問題的重複，這個重複就是，如果俄羅斯土地改革讓鄉村解體，那麼，俄羅斯生產效應就會增長，反之，如果俄羅斯讓保守主義，鄉村主義和農民原則佔據上風，那麼，農民利益的所謂保護，就會讓俄羅斯整體經濟倒退甚至崩潰。而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如果俄羅斯農村破產，無產階級就會乘勢興起做大，讓俄羅斯村社破產，就等於讓俄羅斯破產。而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十月）革命的載眾！韋伯認為，多數俄羅斯農民都反對土地私有化。這是壹個現實的問題。（這個問題也牽涉所有國家的農業保護和農業補貼問題於後世後代）。那麼，司徒盧威（該書可笑地翻譯成斯楚夫，這是年輕人的笑話。）們何以對待呢？韋伯的敘述是十分清晰的。他列舉了司徒盧威等人對於土地問題的看法。韋伯認為司徒盧威是壹個英國個體主義者；他的土地政策是，1，瓜分貴族領地，皇室土地和國有之發給農民，不夠時再徵用私有土地,2，取消土地贖金（於1907年徹底取消。）3，試行國家土地拓殖。保護佃農土地改良成果。等等。這裏關鍵是分地主張，司徒盧威也反對把土地改革的方案和公社挂鉤。其間，反對瓜分私人財產和反對把土地分給公社，是壹些王公貴戚的觀點。按照公社原則，這裏出現的難題是，「個人有權利擁有土地份額，而村社原則上也有權利擁有個人的勞動」……這是十分難以解釋的糾纏。農民新得土地是不是要進入所謂公社內部妳的「新的特殊經濟共同體呢」？啥是這個共同體呢？如何又在其內部呢？至於是不是俄羅斯官僚階層阻遏了沙皇的分地政策，坊間議論風生。

那麼，土地問題究竟如何結局呢，這就牽涉到斯托雷平改革效應問題。這是很奇怪的，馬克斯.韋伯幾乎對此不及所謂。但是人們對於斯托雷平是非常熟悉或者非常不熟悉的。因為他這個人帶來的結果是不是惡果和成果，本身就是壹個問題。在首肯方面，首先就是索爾仁尼琴的讚譽（《紅輪》），而反對者，幾乎佔據整個中國讀者群。我們看到，在基本的資料現實中斯托雷平是被這樣評價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主旨，即土地私有化，將土地從地主或貴族手中交給農民。在前村社制下，農民缺乏從事農業生產的熱情，因為他們不是在自有土地上生產，其勞動成果的半數以上要轉給他人。而農民只有當他確知勞動成果將屬於自己時，才能煥發生產熱情，才肯在土地上投資。……而在俄羅斯帝國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斯托雷平總理執政的時期(1906-1910)改革之下

糧食收成增加30% 到1913年，農業產值增長2%，居世界第壹位

工業產值增加5%，居世界第壹位

人口增長率1,5%，居歐洲第壹位

國民收入總值，164億盧布居世界第四

國民生產總值，65億2100萬盧布，居於世界第五

這輝煌的經濟成就毀於了壹戰、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俄國內戰。

至1922年蘇聯建國時期，新生的紅軍和蘇聯面對的，是壹個民生雕敝，滿目瘡痍的殘破局面。」這是壹個基本評價。但是其中很多內涵並非如此。俄羅斯土地問題儘管牽涉到所有制問題，私有制還是公有制（他們所謂的社會化）；而在基本體制不變的情形下，處理不好，兩面牽扯，即便是私有制也會因為其不公正導致的官僚科層體制和富裕貴族乃至皇室特權影響而功虧壹簣，而如果實行公有制，那麼，就像人們實行社會化壹樣成為壹種幻覺和夢想，壹個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導致了社會主義的失敗，而國有化變成了古拉格。這是壹點。另外壹點，斯托雷平改革引發了左右兩翼的戰鬥。這場戰鬥初看是以其被暗殺告終；其實不然，斯托雷平改革帶來的幾年穩定局面後面，隱藏著俄羅斯諸多政治社會宗教文化危機。其重要危機就是社會主義赫爾岑們的出現帶動了新壹波社會主義運動，雖然這個運動不是布爾什維克式的，卻是社會主義試驗及其失敗。其中失敗的內外原因皆備不背。最為重要的傾向就是所為民粹潮流裹挾社會主義潮流，社會主義潮流裹挾著列寧主義潮流帶來了最終的歷史終結，俄羅斯偉大文明的幾乎終結。這個傾向在索爾仁尼琴的書中記錄翔實，無可忽略。

我們再早對於這個傾向的記敘有所提及：「我們認為，俄羅斯改革不能成就斯托雷平主義，在索爾氏書中賦明顯的悲嘆之調。也正是因為沙皇和人民絕對沒有認識到斯托雷平主義的正面性質而導向了斯氏死後局面的到來。這個「警察統治」之說法在索書中，則是無法無天，根本就幾乎呈現了無警察，無軍隊，無法律，無秩序的動亂局面；何談警察統治？！《紅輪》中記載的完全是另外壹種景象。『國內許多地方，特別是波蘭、芬蘭、波羅的海沿岸，都被罷工。爆炸。謀殺。搶劫等事件攪得雞犬不寧。罷工者上街示威遊行；巴庫的石油工業被縱火焚燒了三分之二；亞美尼亞和韃靼人之間又開始互相殺戮；梯比利斯葉發生了類似事件；顯然，從國外向俄國境內運來了大批武器。……官方向大學生做出了讓步，宣布大學自治、選舉校長、警察不侵犯校園，……然而大學生們卻不領情，依然不肯罷手，還是違反禁令，召開大會，發表煽動性的無政府主義言論。大學生現已獲准可在壹些地方不受警方干預召開大會，他們就壹連幾周開起大會來，每次有近7000人，……要把大學變成革命策源地，『現在整個俄國已陷入血泊中，再上學有什麼用？共產主義萬歲！』』1月9日事件后，「政府的壹舉壹動均需十分小心，以免重蹈復轍。但即使這樣，動亂還是繼續發展。記者們肆無忌憚，言語張狂，但卻沒人依照法律指控他們。……憲兵警察遭到暗殺打傷的事情時有發生。』『後來郵局罷工，接著是電報局罷工，律師們不知道為什麼也罷工，麵包師罷工，中學生罷工課。罷工罷課像波浪般擴展開來，連神學院也罷課，總主教前去勸說，學生們打著口哨唱著革命歌曲阻止他入內。……整個九月，莫斯科罷工罷課和街道上的衝突接連不斷，壹直到十月。……沒人下令開槍，只說應予驅散。然而通訊社發來的電報只說警察哥薩克和士兵殺戮行為和群眾的憤怒情緒，司法部門也不去追究政治犯，法院偵察員也不去揭露犯罪者，他們這些人連檢察官在內都同情群眾。』」總結：首先，是杜馬暴民的存在，他們本身就是非程序非民主非憲治的民粹主義在內閣的代表，他們代表著對於沙皇和貴族乃及平民的對峙，其次，是赫爾岑們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到鄉村去的口號導致了對於地主和莊園的清洗和殺戮，再就是，官僚本社對於社會運動的鎮壓，包含斯托雷平鎮壓；固然那個理出斯托雷平『領帶』者親自否認了他的命題。而列寧提出的帝國主義外部因素就和他自己造就的內部因素壹樣，雙面危機集於俄羅斯壹身且以其合力摧毀了俄羅斯文明。

自由或者自由主義的載體和民主的載體，在某種意義上說都是壹個村社概念城市概念，比如古希臘的德莫與城邦（Demo——Polispolis）都是這樣的自由和民主的載體，而後來古羅馬自治被推廣，被學者研究為凱撒所謂行善政致惡果之自治擴大化，也是這個意思，再後來，神聖羅馬帝國中著名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等等城邦她們對峙于神聖羅馬中央政權和羅馬教皇政權，也成為世紀佳話。這些西方意義上的城邦主義和民主主義，並非只是壹種政治體系和意識形態，她們主要是壹種思想和觀念的物質載體和精神載體。這樣看來俄羅斯村社何以發展為壹種夢幻式、赫爾岑式和馬克思式的社會主義萌芽，確實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這個問題和上述城邦和德莫問題壹樣，他們是不是可以成為自由和民主的載體，而不是成為所謂的烏托邦載體，這是壹個問題。但是現實的俄羅斯革命歷史和變革歷史中，沒有人會把這個俄國的基布茲至少發揮成為壹個政治中立的鄉村自治（而以色列社會主義復國主義的鄉村自治，多大程度上是社會主義，多大程度上是資本之，也是壹個可以研究的課題。）於是，就像馬克斯.韋伯所言，至少那個時期的俄羅斯人壹想到了自治這個概念，他們用這個概念和政黨，和革命，和法制，和思想聯繫起來。在他的那本《論俄國革命》壹書中，關於俄羅斯自治問題乃至俄羅斯涉及的波蘭問題等等都有所討論。這個自治形式和村社形式其實是壹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但是同時也是兩個問題的壹個宗旨。他們互文互補成為革命群眾和政黨不得不面對的壹個類似西方歷史政治層面的課題。這個課題的關聯性層面依然是有關俄羅斯立法年代所帶動的俄式解禁方式和自治方式。他們在世紀初葉（20世紀）解禁的各種多黨試驗也是和他們的解放同盟，地方自治會和解放同盟與自治會基礎上組建的立憲民主黨關乎壹體。上文所言之立憲民主黨人司徒盧威等就是參与這種自治，這種民主，這種解放之人。於是關乎解禁問題自然牽涉到俄羅斯立法改革之產物俄羅斯帝國憲法，乃及莫斯科和彼得堡相繼召開的俄羅斯地方自治大會。

帝國憲法施行了言論自由，宗教寬容和結社自由（也即是韋伯「不知道怎麼回事」地出現了那麼多政黨），其中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立憲民主黨，十月黨等等雨後春村般出現在俄國大地——而1903年社會民主黨中之布爾什維克籍此誕生，請注意，這是世界上出現共產黨的壹次主要跡象。這個跡象是由尼古拉二世允許出現的，是他主張帝國憲法條例規定的政治產物。當然，這也是壹個雞蛋與雞的間性邏輯所導致之。人們注意到，自由的意志來源於民主的眾人到場，而這個到場導致的人人爭執人人的共和精神，又必須以某種規則的出現再出現，這就是法政緣起，這個緣起又導致各個階級，集團，皇室和平民之間性存在，嚴格意義上說，皇室本是共和納入其中之該有之義，而非只有法國革命殺死之之模式才正確。在所有這些關鍵環節中，自治模式又是所有這些模式實施的載體，不管是戰神山還是帕提農神廟，只要她們是自治的人人和政權，都是神聖的（也許可以被解散，但是不可以被鎮壓。）那麼，俄羅斯地方政治的真理又是如何體現的？結論會和西方之截然相反，其結果即是村社的解體帶來了革命的惡政。這是善政導致惡果，還是惡政導致之？我看兩者皆備。妳看，首先是俄羅斯自治本身壹半以上是假的。假的，如何充真？韋伯響應壹種關於俄羅斯沒有歷史的說法，並把這種說法言及所謂戴克里先制度（戴氏是羅馬共和轉向帝國且實所謂四皇統治的荒誕派創始者）之延續，而這種制度中沒有自治該念，只有所謂「莫斯科維」（俄國古代稱呼）概念。這樣壹來，「地方自治會是壹個自治的現代機構，它成立的時間不到四十年，並且已經進行了壹次改進，從壹個代表純粹的壹般土地所有制（包括農民）的機構變成壹個本質上基於等級原則組建的機構」，韋伯說，俄羅斯地方自治會最可堪比美國地方政府；而普魯士之業已衰落，……而壹般而言，村社要和警察，政府，官僚……作鬥爭，「普列夫通過這些手段平迫使地方自治會越來越成為壹個消極的協會的角色，……他想把地方自治會連根拔起，用國家官僚制度取而代之。」（同上）在俄羅斯新憲法中「無權反對中央權威」是地方自治單位選舉之上院的危險掣肘，而下院的直接選舉，又有所謂的「獨裁政府壹察覺到有來自杜馬的威脅，就立刻會用權力讓工人和杜馬進行鷸蚌之爭，至少表面上是成功的，目的是阻遏那些涉嫌自由的資產階級，這也是以前政權的壹貫伎倆。」他涉及到前此提及之農民問題，「壹旦民主黨同意基於壹種財產選舉資格的選舉權，就意味著農民大眾顯然被排斥在選舉之外，各種反對力量就會聯合所有沒有選舉權的農民，因為農民大眾的仇恨就是指向有選舉權的私有財產主，地產主，尤其是富農……以及鄉村資產階級，」「他們甚至排在無產階級之後」！這些大概就是俄羅斯偽自治的壹些顏色和真實。

最後的課題是尤為重要的辨析，因為它關係到十月革命前後俄國人對待西方資本，西方資本對待列寧的態度。也就是說，馬克斯韋伯在他的《論俄國革命》壹書中以其犀利的思索和敏銳的嗅覺，察覺到這樣壹個政治經濟外交甚至戰爭織體的諸多環節和細部。他的發現大概是，民主和資本是兩架馬車，不是互為輪軸的自然因果關係。這個關係說和無關係說，甚至在壹定呈上用資本抵制民主，用階級利益清洗階級合作，用列寧主義沆瀣洛克非得和羅斯查爾德……這是十月革命后所謂彼得博格俱樂部馳援列寧的壹些證據(丹尼爾.伊斯圖林著《彼得.博格俱樂部》壹書22章第二十二章）

布爾什維克的恩人，如果沒有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失敗，俄國的工業發展肯定會超過美國、英國和歐洲；而我們現在就將生活在壹個非常不同的世界里。但是，通過支持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美國金融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延緩了俄國的工業增漲速度。華爾街的銀行界和投資人在幕後控制了俄國的工業發展，從而阻止俄國成為壹個超級大國。

「最初的壹個主要的對俄國革命進行金融支持的人，是蘇克蘭出生的安德魯卡內基，他是美國的鋼鐵巨子，壹八九二年他就擁有世界最大的鋼鐵公司。卡內基也是他那個時代最富有的慈善家，他支持他認為值得的事業。他相信，「壹個死去的時候依舊富有是恥辱的」。到他壹九壹九年辭世，他共捐助了三點五億美元。他還建立了壹個分送財富的組織，卡內基基金會。美國內戰中，卡內基還很年輕，他親眼目睹了內戰的恐怖，所以他捐助了壹千萬美元建立國際和平基金會。該基金會的目的是組織未來戰爭的發生。在這個方針指引下，基金會受託人董事會編製了「馬爾堡計劃」。

「詹寧斯萬斯在《伍德羅·威爾遜：革命的信徒》中寫道，這個計劃的目的就是：「將國際金融家與社會主義者聯為壹體，共同壓制國聯（聯合國的前身）的成立，以強制和平……控制其委員會……（並進而）對人類的所有政治問題提供針對性解決方案。」88

「該計劃是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之後編製的。第壹次世界大戰對同盟國和軸心國都造成了可怕的生命損失，那時，「強制和平」是壹種政治修正，也是卡內基為之奮鬥的自豪理想。不過，這裏面有壹個隱藏的假設，「強制」和平同樣意味著必鬚髮動戰爭的必要前提。而卡內基可能並不知道，他的受託人董事會為未來所準備的、掩藏在馬爾堡藍圖之下的秘密內容。

「安東尼薩頓向我們提供了實施「馬爾堡計劃」的背景，配合處於國際金融控制者「終極力量」控制之下的國際政府。「俄國是那時，也是現在，全球最大的未開發市場。而且，俄國，當時和現在，壹直都是美國工業和金融優勢的最大潛在威脅。」89

「因此，薩頓進壹步解釋說，「馬爾堡計劃」的締造者們需要發展壹種復蓋全球的壟斷，而不僅僅只是他們自己的後院。「被美國工業控制的州際商務委員會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所能在自家後院為美國工業實現的，如果從華爾街和華盛頓特區給予適當的支持和推動，壹個計劃的、海外社會主義政府也能為它做到。」

不滿的溫床

「二十世紀更替之際，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統治俄國。他是羅馬諾夫王朝（始於壹九壹三年，終結于壹九壹七年）最後壹任的統治者。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之前，他統治的版圖大約有八百五十萬平方英里，與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蒙古和中國接壤，波蘭、波羅的海諸國和芬蘭也是俄國的領土。按照美國少將約翰﹒漢布里﹒威廉爵士（他作為壹名英國軍官，在戰爭期間駐紮在俄國）的說法，沙皇對「同盟國事業的忠誠，只有他對將戰爭進行到底的決心可以媲美。」

「羅曼諾夫王朝從彼得大帝時代就開始將俄國西方化。尼古拉斯二世試圖讓俄國工業達到歐洲的現代化科技水準。不幸的是，他用的是他的勞力。許多人壹天工作十二個小時，只有最低的工資，而這些則為壹九〇五年彼得堡「血色星期日」有組織的工人抗議建好了舞台。不過，沙皇的軍隊鎮壓了第壹次起義。舊有的秩序維持著風雨飄揚的權力，壹直到戰爭的第壹年。直到壹九壹八年，機會再度出現，獨裁統治被推翻，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及其家族被處以死刑。

「吉奧格斯海頓的書《強姦憲法：自由之死》很有趣。從中我們能知道，洛克菲勒的個人特使，喬治凱南花了二十年來鼓動對俄國沙皇的革命行動。他的出現和影響使美國資本家很容易通過善意的援助，利用「僕從」俄國市場來壓制反叛者。

「為什麼洛克菲勒和他的銀行家們如此著急推翻俄國獨裁統治？這是否是又壹個，發動俄國革命更相關的理由？

「壹句話：是的。答案的意思今天和壹百年前壹樣。石油！在布爾什維克起義之前，俄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壹產油國。壹九〇〇年，俄國富有石油的巴庫油田生產了超過美國生產總量的原油，壹九〇二年，它的原油產量超過了全球產量的壹半。

「革命的混亂和破壞摧毀了俄國的石油工業。在《華爾街和布爾什維克革命》壹書中，薩頓寫道，「由於缺乏技術，到壹九二二年，壹半的油井都荒廢了」，另外壹半也幾乎無法使用。

「在《洛克菲勒檔案中》，加里艾倫也提到了，革命摧毀了美國的競爭。『在很多年裡，革命有效地消滅了標準石油公司對俄國的競爭，（這種情形壹直持續到）標準公司再壹次進入並重新開始俄國的石油生意。』

「但是，華爾街銀行家們為了消滅（威脅自己的）競爭，並讓俄國人民在數十年裡保持貧困和墮落，他們必須找到可以實施成功革命的領袖。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列寧和列夫﹒托洛茨基出現了。」)而列寧所謂新經濟政策，無外乎是把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運轉不靈的馬車強行拉動。而在十月革命之前，有兩個俄羅斯大員牽涉到關於世界格局和內部改革運轉的民主，革命，憲政，村社，土地，主義，道德，上帝……諸多問題之壹的最為重要問題，就是俄羅斯「改革開放」問題，這個問題轉變成為維特伯爵和斯托雷平大人的歷史作用說。維特的觀察結合韋伯的觀察，人們在壹百年後看到了不單是蘇俄改革問題之關鍵，同樣看到了中國之。維特的外資支支持論緣起於西方對於沙皇鎮壓1905年起義。維特發現，要想把如果問題壹攬子加以解決之道，就是勾結西方金融體系，把俄國馬車加入到他們的軌跡之中。他說，這是比他們反對鎮壓更為重要的事情。於是這個邏輯伸展出來這樣壹些推論和試驗。維特主義被韋伯看成是俄國和美國兩個「沒有歷史的國家」競賽資本主義之事實。美國加上歐洲的資本運作是不是可以轉軌并行與之，就是維特主義試驗的關鍵，但是，正是這個節點，被韋伯查出端倪。他說，民主和資本不是壹種邏輯關係，而是可以互相分離甚至掣肘的關係。

民主與否的課題帶動了俄羅斯價值體系的轉軌和把持，資本主義政黨，當然願意施行維特主義于自身的資本結構，但是問題在於這個階級對峙時期，其他階級利益何在的問題凸顯，於是，又在社會革命黨人中間產生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之壹體兩面；韋伯以為，這是他們首鼠兩端之寫照……民主和資本既然開始互相分離，那麼，民主中間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如何在俄羅斯落腳？於是出現坊間所謂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自由派）的間性對峙。這個間性對峙就以托爾斯泰的反對西方政治價值體制說為其總代表。這樣，在社會主義陣營裏面加上了托爾斯泰主義。我們不得不引用韋伯書中我認為最為重要的註釋，「對列夫.托爾斯泰來說，憲法、人身自由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基本上都是來自西方的可憎之物，或者最好也就是無關痛癢的東西。另壹方面，他在發現了亨利.喬治，而且近來在《俄羅斯思想》發表了壹篇題名為《重大的罪》的文章，宣稱罪只存在於私有制之中，在取消了土地私有制之後，其他壹切事工都是可鄙的。」（馬克斯韋伯《論俄國革命》）這並非偶然。我們看到韋伯簡單提及的索洛維約夫的倫理命定論諸如此類的尋神囈語。……但是尋神關鍵不是不提政治而鎖死了政治和西方政治學；這個桎梏導致俄羅斯社會主義者們對峙自己的或者普羅、或者布爾喬亞的理念大打折扣，讓他們變成那個拜占庭主義和東正教主義的余須和尾巴（因為在此之前我們議論過基督教和希臘化之間的對峙——而俄羅斯成為羅馬之反，卻要自稱第四羅馬所在云云）。再說壹遍，托爾斯泰主義轉變成為社會主義就是反對了所謂的資本主義，而反對了所謂的資本主義，也就是支持列寧。但是，列寧的社會主義，不是它的本質。這就是另外壹個話題了。

三是，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究竟是不是壹種同夥關係還是難說。社會主義者科倫斯基和社會會主義者列寧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其實這個關係就是韋伯所謂的資本與之之關係。維特引進西方資本；克倫斯基引進民主；而列寧既引進資本，也引進「民主」（這個民主就是他籍此發跡的民粹極權）。我們回過來看看韋伯的邏輯：

要是沒有外國金融界的警告，……沙皇可能永遠不會公布《10月17日宣言》，或者至少很快就會廢除它。獨裁政府對民眾的狂暴有所顧忌，他也擔心過軍隊的叛亂，而且對方戰事的潰敗也讓他萎靡不振，但是如果獨裁者不是受到了銀行和證券交易所冰冷無情、心如鐵石的宰制，這壹切都可能無濟於事。」

證券市場壹片低迷讓維特們看到了轉變的方略。

「維特與普列夫的統治舉措相反，……維特樂意與資產階級達成諒解來反對大眾。」這樣做俄國必須實行法制。

大銀行家和企業家的政黨合法秩序黨應運而生，「資本主義的進壹步發展最終會終結「民粹主義者的』浪漫主義。無疑馬克思主義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這種浪漫主義的位置。」因為它無法應對俄羅斯土地問題。

「如果我們打算指望『物質』利益的『自動』結果來實現『民主』和『個人主義』的發展，那今天它們幾乎沒有實現的機會。因為民主和個人主義根本就是指相反的方向。」「有些人總是擔心世界上會有太多的民主和個人主義，而缺乏權威、貴族和對職位的尊重……人們已經採取了全部措施以確保民主的個人主義不能充分發展。」

「壹切經濟指標都指向越來越『不自由』的方向。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是『不可避免』的階級發展趨勢，它已經在美國落地生根，如今人們正在把它輸入俄國，倘若有人認為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民主』有著建設性的和親關係，那簡直就是荒謬至極，更不用說『自由』（Liberty）了，（不論是在任何意義上理解這個詞）。問題毋寧是說：在資本主義支配之下，民主與自由這些東西到底能夠存在多長時間？事實上，當且僅當壹個民族擁有壹種拒絕像羊群壹樣被統治的堅定意志，並且這種意志支持民主自由時，民主自由才有可能。」

「經濟的『社會化』催生的內在『自由人格』……已經微乎其微了。」所謂清教徒現實天堂的預期業已「防止那些維持現狀有利可圖者做任何改變。」

「壹方面，獨裁政權的官僚制度能繼續成功收穫它長期的推行的蠱惑政策的果實，這些政策壹方面叫嚷著要發展資本主義。另壹方面，卻扼殺資產獨立性的任何良好發展。並操縱各個階級的互相廝殺。」

於是我們提出紀念十月革命的另類主張。

這個主張就是，十月革命就和列寧主義乃及斯大林主義壹樣是壹個人類虛擬設計方案。這個方案造就的迫害和破壞和資本主義本身產生的幾個怪誕產物息息相關。這幾個怪物就是，戰爭；極權主義；國家主義；以及與此相關的國家主權概念，加上殖民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時代與此相關的毛主義，甘地主義，凱末爾主義，蘇加諾主義，甚至西哈努克主義，不壹而足。這些主義及轉換，又造就曼德拉主義，昂山素季主義。這些類似印巴分治導致的千萬人罹難和數百亡人死亡，以及毛主義強加中國人的飢荒導致的千萬人的死亡，以及列寧斯大林導致的千萬人的政治罹難和飢荒死亡不勝枚舉的十月革命前後腳的戰爭，改政，獨立，解放，都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產物。這個悲劇，其實，不僅僅是1918年1月份街頭鎮壓立憲和理想的結果和惡果，而是十月革命導致的資本主義乃是社會主義，國家主義，極權主義派生物之反思之軌跡，是不是不被反思。毛主義有壹個「走資派還在走」的文革語言。這個語彙的含義就是，走資派的出現，打倒和復出，就像十月革命壹樣，成為資本主義沆瀣之，反對之，雙向走軌的把戲。這把戲，用毛的話說就是，我沒有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周邊的壹些地區，其實，布爾什維克經濟決定論和資本主義經濟決定論，是不是同樣可以造就壹種極權主義和自由主義工程共治之結構，這個結構，其實，就是聯合國結構和蘇聯乃及后蘇聯結構。這個結構是不是人類共同體的必須結構？這才是我們思考十月革命的根本所在。

關乎於此，用馬克斯.韋伯的說法就是，「在資本主義支配之下，民主與自由這些東西到底能夠存在多長時間？」

用戈德華特的話說即是，「思想家們清楚地認識到自私的煽動家所帶來的威脅，後者會以經濟利益的虛假許諾誘使大部分民眾授予政府巨大的權力。因此，他們嚴禁這類的權力轉移，首先，宣告某些特定行為實際上處於公共權力的自然合法邊界之外；第二，通過將公共權力分散在政府不同層級和分支之中，寄望于各權力機關維護各自的特權，從而有反抗其餘權力機關侵蝕的天然動機。

「但是思想家們並非預言家。他們了解，這些政府的規則，無論多麼天才的安排也抵不過人性的缺陷，無論多麼精心的設計也無法抵禦權力的誘惑，沒有什麼能阻擋決意拋棄它們的人們。在上節的分析中，只有當民眾有足夠的決心維護它時，這個政府制度才可能成功。」（《美國可能亡于內部的弱點而非亡于外敵》戈德華特）

用馬克龍的話說即是，「但我們必須記得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警告：『自由的消亡，最多只需要壹代人。我們無法將自由通過血緣傳給我們的子孫，它必須被爭取、被保護、被傳承，被壹代又壹代人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