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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綦彥臣

個人崇拜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現象，其發生學原理在宗教方面表現得較為明顯，即是說建構壹個神的現實形象有益於宗教理想的傳播併為單壹族群（至少初期如此）謀求到生存利益。廣義地看，這是精英分子與庶眾的交易關係：前者獲得了歷史榮譽，後者得到現實的精神生活質量提高。在猶太教歷史上，那次革命性轉型（準確為壹部分人的轉型）之成功，即繫於個人崇拜的威力——施洗約翰作為新時代的先知宣布「這人所說的壹切都是真的」，從而使耶穌的自命定理「妳們縱然不信我，也當信這些事」成為小眾共識，也就出了「在那裡信耶穌的人就多了」之信仰效應。



對於這壹猶太教部分信眾的轉型個案，狹義看交易倫理，它是不對等的。不對等之處並非被崇拜者獲得了利益優勢，相反，還付出了生命代價。普通的獲益者們則由此進入了全新精神境界，以至在世俗生活方面比較成功，像嚴重患病者被免費醫治之結果。現代社會以來，個人崇拜更多地具有純俗世意義，或曰是人對神的僭越行為。在交易方面，無論廣義視之還是狹義衡之，個人崇拜均以被崇拜者獲益而其對方絕大多數受損的結果留恥于歷史。二十世紀左右兩翼極權主義的政治實踐已有很好的證明，尤其中國的大饑饉作為個人崇拜的社會後果仍在爭論之中。而在時下，個人崇拜復活作為應對治理失敗的被動方式，它必然是阻礙中國民主轉型的重大因素。



壹、文化回觀：王充的偉大建構



當然，不必過度擔心習近平政治的個人崇拜後果，畢竟網路條件下的民眾意識不再是毛澤東時代的情形，即便在某壹時刻物理斷網，也沒法改變民眾獲益於網路而擁有知情權意識，特別是自身生活自由的主體意識。壹個微觀層面的網路調查可以說明問題：在投票結束六天前的二百三十六人投票中（我是投票者之壹），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自認「在牆內，反習」，有百分之十七的人自認「在牆外，反習」；有百分之二十八的人自認「在牆內，不反習」；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自認「在牆外，不反習」。巧合的是反與不反的人數勢均力敵，加計起來各為百分之五十。也許這突出了我作為研究者並活動參与者「關鍵壹票」的重要性，但是，國內投票比例合計為百分之六十壹顯然說明：儘管網路封鎖嚴厲，民意的表達仍然不可能全面壓制。同時，這個數據也表明了國內民眾對個人崇拜問題的關注，不管關注者贊同還是反對。所幸的是，國內的反對者高於不反對者五個百分點。



從中國的歷史習性方面看問題，個人崇拜交易性質更明顯且交易層更豐富（那種相對宗教案例的豐富）。簡白地說，這是明君賢相意識的泛化，即儒家反動政治治理壓迫下的民眾精神懶惰之結果。在狹義層面，對君王的崇拜到了明代達到了頂峰，尤其對新君繼位的利益期望達到了不切實際的地步，所謂「壹人有慶，兆民咸賴」；在廣義層面，對君王政治代理人名譽訴求的合作甚至成為底層精英分子的重要社會活動選項，其如給離任官員送萬民傘，這甚至是腐不堪的晚清官場壹道風景線。因此，雖然不能直接推論「個人崇拜導致政治腐敗」，但是，個人崇拜需要政治腐敗來維護則是不爭的史實。



儘管帝王統治史較長的中華文明至今飽受個人崇拜之害，但是，歷史上絕非沒有反對個人崇拜的思想資源。如果寫壹部時間上與《史記》到《清史稿》平行的《中國自由史》（卷帙肯定比參照系小得多），那麼，東漢中前期的王充建構行為肯定不可或缺。他的《論衡·感虛篇》里所載《擊壤歌》此前並未在文獻，歌中反映的作者情緒實乃時代批判觀點。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力何等！」這是十分明顯的對帝王統治的否定，即反對個人崇拜的獨立精神也意味著壹個希望王朝開始走向衰敗，儘管王充不可能測知這個王朝的長度（公元二十五年至公元二百二十年）。王充去世（大約為公元壹百年）時，東漢建國七十五年，第二個三分之壹才開始了十年。但是，外戚集團強勢掘起，正直的高級官員郅壽因言論被治罪、自殺于流放途中是標誌性事件。正是目睹君力無能即個人崇拜的社會收益成為負值，王充才在著作中痛斥帝王統治，指曰：「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侫。」（《論衡·答侫篇》）前壹個不知必然導致后壹個不知，作為個人崇拜前提的全知（多知）消失了。



王充的批判對後世影響有多大，只有那些繼承了中國源自前孔時代特別是詩（經）精神的具體行動者才知道。可惜他們並未留下充足的文獻，或曰相關文獻在那些著名（如清之《四庫全書）之編輯）與不著名的專制文獻篩選中被滅跡。然而，從反證上來看，還是能得相應信息的。比如說，北宋理學名家邵雍認為《擊壤歌》是對堯之治世的歌頌，是那時的人民陶然自樂的描述。在學術上進行再建構無可厚非，但是，邵雍之後的人民卻越來越狡猾：他們不想在個人崇拜的交易行為中持久處於不對等狀態，操縱被崇拜者（主要是廣義層）成為重要選擇。因此，在萬民傘現象隨腐敗升級而熾熱的時候，壹位同時代官員與作家感慨說：「古之稱廉吏、循吏者，臨行卧轍留衣，施而立祠立傳，何曾非此多智之民操縱其間，而運用其智乎！」這種官被民操縱的衍生效果是被建構清官的繼任者不得不對民眾利益（不管合法與不合法）做出重大讓步。與此同時，人民腐敗成為壹個文化特徵。這個特徵的廣義化反映在中共國家，以雷鋒事迹為最著。雷鋒通過廉價的看似的公益活動爭取到大量個人利益。簡化言之，勞模現象與個人崇拜的交易性密切相關。



二、政治生存：真實的俗語規則



王充的建構與批判是王朝變壞或曰個人崇拜的交易性顯性利益失衡刺激出來的，難道它就沒有邏輯性的歷史資源嗎？答案是肯定的。以王充經濟短絀又勤于學習與研究的自身狀況來看，他身上有受到墨家思想精神影響的痕迹。墨家在個人崇拜問題上，是相對主義者，其如《墨子·兼愛·中篇》所云「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這是非常的好的交易對等原則：君之惠換取臣之忠，父之慈換取子之孝。當然，即使它得以實施還存在壹個範圍問題：君主（帝王）是對少數重臣（且極為信賴）還是向所有的大臣（乃至全體吏員）施惠呢？父親（家長）是對所偏愛的兒子還是所有兒子（甚至包括女兒）有慈呢？



墨子的主張極大地衝擊了儒家倫理，所以，晚於他的孟子體系指其兼愛主張為無君無父。儘管我不想在孔墨學問方面具體引用文獻，但是，中國歷史在墨子以後，既不乏底層社會的規模反抗（它首先是無視父權）也不乏體制內的反叛。較為突出的個案是兩宋之間的劉豫，他因君惠不至而背叛國家，在他的傳記中有這樣的說法，「（金國）因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畜反謀」。這裏的「前忿」是其被任命為濟南知府而不願上任，「請易東南壹郡，執政惡之，不許」。執政之不許作為決策行為實質是由君主負最後責任的。在本文（廣及整個實證政治學體系）研究技巧上論，選取劉豫個案，壹是為了「回應」邵雍對《擊壤歌》的再建構，二是對影響至今的關於兩宋之際忠奸之辯的流俗化有所矯正。後者以文藝化批判秦檜為能事，但他並無顯跡背叛國家，更未分裂國土。不過，分裂國土也沒什麼過分可責的，它畢竟是對昏庸君主的懲罰即可惡且是不對等交易的個人崇拜的應承擔成本。兩宋重大叛國案例明顯多於以往朝代說明儒家學說的更新失敗。更新全系被稱為「宋明理學」，而明在文化體系極力恢復宋狀，狹義個人崇拜方面則做得更加極端，其反腐法之苛酷乃至「剝皮實草」，但這並未影響儒學更新系統的第二波失敗。比如說，全面亡國的重要原因是重要將領吳三桂以山海關納降於滿清。吳之叛的後果遠烈于劉之叛，明重臣總的叛降數量在歷代也居於前列。文史不分的戲說歷史體系是有趣的底層文藝消費，在實證政治學方面研究它尚須專題。本文中暫且放置。僅從墨學至王充再至清代俗語之脈流看，個人崇拜體系在文化上是絕對失敗的。由君惠臣忠、父慈子孝邏輯發展而來的反個人崇拜精神到清代實質上取代了儒學更新第二階段的成果。晚清的重臣叛國現象雖無之，但是，表面盡忠而實則自謀厚利已是高級官場的基本生存規則。這個規則的通俗表達是「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慈子奔他鄉」，它可視為由墨學而王充到晚清的脈流之象。



行文至此，分析方法仍在我已經提到過的歷史精鍊範疇，但是，在將反個人崇拜設定為民主轉型的必然成就之的因素之壹時，需要上升到知識價值層面。即雲：歷史精鍊只是知識價值的壹個子項。在規範表達上，知識價值有三層含義：（壹）取其廣義，它包含學問人的技術行為，如在大量文獻的使用（含閱讀）中找出不同文獻的相似性以及同壹文獻內的矛盾，其如康德的仰望星空與王爾德的墓碑文字之關係，又如章太炎評秦皇與漢文的結論有失準確，等等；（二）在有右翼經濟學自然屬性的實證政治學層面，則是知識能為什麼人提供關乎人權、尊嚴、生活質量，進而使壹個好社會出現成為可能——這是轉型科學里的核心性知識價值觀念；（三）在超乎廣義而泛化的層面，知識價值與左翼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可形成互補關係，即知識被視為財富產生的原因之壹，至少不比（工人的體力）勞動在文明階位上要低。



在知識價值基礎上去看個人崇拜，後者不僅會使人民腐敗，而且，會使精英偽化。這個結論並不深奧，因為任何社會的精英都來自人民。不偽化者，在專制以及威極權社會裡很難生存下去，因此，他們的數量少之又少。但是，少之又少的真正精英是轉型社會的「核能」載體無疑。也可以說，轉型力量全系不能保證自身精英的生存，轉型成功的希望等於喪失，最好的狀況也是有轉型過程而無轉型質量。認識這壹點還須實證前轉型社會的名義精英偽化現狀。那種偽化即使在非政治學暨與政治學關係不明顯的領域里也是十分不堪的。比如，當今中國藝術界存在的兩種現象，壹是「在逆淘汰的流氓規則下，任何公正無私都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公敵，而不在於策展人是中國人或外國人」，二是「理論工作者在體制衙門內微不足道，即使在同壹領域，中國藝術家對藝術理論家、批評家也普遍持不屑與反感情緒」。這處狀況雖然與政治學無直接聯繫，但卻與宗教關聯，因為最能對壹個社會精英產生震憾性影響首先在宗教，其在藝術，而後才是政治。列寧主義政治在基本取代了宗教之後，它力圖使以個人崇拜為表現的政治影響插入（強姦）藝術領域。這也是為什麼根本沒有壹部文學著作或壹件藝術作品的頂尖權力分子熱衷於開文藝座談會的原因。在前轉型社會的中共國家，這壹點人們已經看到重複表現，本文不再引用文獻以證。



三、假戲真演：必然的幻覺狀態



如果說列寧主義對待藝術是簡單的擊昏式文化強姦，那麼，它對宗教則是灌醉后的強姦。在革命前，列寧（壹九〇九）雖然承恩格斯「不要冒險地在政治上同宗教作戰」，但是，他（壹九壹三）忍不住對宗教的仇恨而言「信仰任何神都是奸屍，即使是最純潔的、最理想的，不是尋來而且創造出來的神，也是如此」。在革命后，列寧（壹九二二）忍住了仇恨，或曰將這種仇恨變成隱秘的政治策略，即雲「我們不隱瞞自己對宗教所持的唯物主義態度，但在最近壹段時間里不提這壹點」。而所謂的唯物主義態度則是：「我們應當同宗教作鬥爭。這是整個唯物主義的起碼原則，因而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原則。」如此，在前轉型社會中，任何判斷列寧主義政黨會採取宗教開放、寬容政策的政治預測絕對是臆想。在原理上，列寧主義政黨的政治實踐是用個崇拜塑造現實的神。被個人崇拜塑造起來的「偉大領袖」是壹個「全能神」，是佛佗、耶和華、安拉等所有神祇的替代品。所以，這個「全能神」必然視壹切宗教為仇敵。所以，在政治分析層面，人們也無須嘲笑中共國家核准的寺院里的僧侶「喜迎黨的十九大」之類的活動。



雖然政治方面的個人崇拜可以僭越宗教神祗，但是它無力解決過於意外的好結果，其如高達百分之九十幾的得票率是巨大諷刺。若在平安政治時期，這樣的結果可能沒什麼值得關注的，但是，壹旦社會矛盾積聚到爆髮狀態，以個人崇拜為存在策略之壹的政黨就會遭到全社會抗議，抗議壓力轉成政黨內部壓力，政黨就會自動分裂，也即原來由被崇拜的領袖壓住的高層矛盾就會顯性化。這段有嫌抽象的描述之實證支持是東德共產黨的最後經歷，他們選舉騙局的破產最直接的黨內結果是昂納克下台。至於昂納克對個人崇拜的狂熱偏好，已是共產黨政權史上的巨大諷刺，本文無須多述。而在統治技巧上，共產黨領袖被集體決策推到被崇拜地位是提供集團公共品的行為，但作為制度，其行為有反向消費力，不可避免地使被崇拜者假戲真演，即便有開明思想的人也難免陷入幻覺狀態。這壹點與阿克頓勛爵的權力與腐敗的關係論沒多大關聯度，而是人類政治心理的必然結果。戈爾巴喬夫不得不算共產黨政權史上的開明人物，但他對個人崇拜不由自主的「偷嘗」行為引發了嚴重後果，葉利欽利用程序機會對他進行指責，本應推進體制改良的壹對政治夥伴從此成為寇讎。簡單地說，沒有瘋狂的個人崇拜不可能讓共產黨政權喪失正當性，而共產黨政權內部公共品的缺乏又使它不得不製造個人崇拜以填充。在共產黨政權史上，個人崇拜未必導致政權喪亡，但某壹波段使政權看似強大，而實質上是積累崩潰因素。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之所以被清算，就在於蘇共黨的高層看到了危險；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所以被鄧小平在黨內高層否定，是因為毛時代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然而，極為諷刺的是：赫魯曉夫在權力穩固后也出現了享受個人崇拜的苗頭，鄧小平則不得不採取迴轉性措施重樹毛澤東形象，他個人在權力交出后仍享有「崇高的威望」。



個人崇拜在共產黨政權史上本為內部公共品，但它藉助黨國壹體機制最終讓社會承擔了迫害、殺戮、饑饉、動亂等重大成本，這還未計對個人精神世界摧毀之無形成本。而人民再愚鈍也有他們的內心不滿，類似中國《詩經》的批判精神，前蘇聯社會出現不滿個人崇拜的大量言論，其中有的成為重大社會話題或（和）出版物。比如說，有人指出列寧的母親是壹位皇儲的情婦，懷上列寧的姐姐后嫁給列寧的父親烏里揚諾夫。而在戈爾巴喬夫公開性原則推行后，有研究者確實從沙俄舊檔中找到列寧母親致亞歷山大三世的信件以及獲准立即探監（列寧哥哥）的證據，這兩者證明兩人有不同於普通臣民與君主的關係。這個結果不但動搖了人們對列寧的崇拜，也動搖了對列寧母親的崇拜——她受過很好的教育（會多種外語），她與革命家之間完美的母子親情，等等，都失去了建構的光彩。



與列寧被崇拜遭遇貶值不盡相同，斯大林的醜陋壹面早為世人所知，因此，壹本關於他的私生活著作並未在蘇聯社會引起多大反響，儘管書籍出版（在倫敦，壹九八三）時蘇聯還沒有公開性壹說。揭露斯大林有情婦算不上轟動之舉，但揭露中涉及的上層骯髒活動基本真實，尤其對斯大林之死的極為無恥的諂媚語言足令俄羅斯文化蒙羞，其如蘇聯作協書記處書記、著名作家西蒙諾夫寫詩云：「您離開我們而去，人民愁斷腸，連土地也白髮蒼蒼。」肖霍洛夫則說：「我們失去了父親，多麼出乎意外，多麼可怕！」然而，這兩位名人誰也沒意識到自己的諂媚行為多麼可恥。



結論 政治惡棍的最終下場



蘇聯文人廣至知識界的恥辱是整個俄羅斯歷史的恥辱。這種恥辱發生在中共國家的毛澤東時代而不只是毛去世的時候，現在，這種恥辱在習近平的新時代里變成了無尚榮耀。在年輕人喊出「大大」之聲時，有地方高官對習種的壹顆樹行注目禮以表達崇拜之情，凡此等等。所以說，習近平政治團伙在知識上無可能，不會給中國社會帶來法治、文明，也絕對不會成為民主轉型的推動力量。所幸的是，在新的個人崇拜熱潮掀起之前，就有外國觀察家家發現了知識分子中有大量不滿言論，其如以俗語指其脾氣暴躁、頭腦簡單甚至呆傻。且不論知識分子如何引入西方政治哲學的批判精神（如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是他們的普通讀物），僅看古典傳統（前孔時代）之來源，就是《詩經》批判精神的再現——連上帝（殷商以來的祖先神）都可責罵，還在乎壹個活著的暴虐權力分子嗎？

對於上節提到的斯大林情婦問題，以文獻對比方式來看那本書，應該是托偽之作。比如，達維多娃敘述自己在斯大林死後是由斯大林秘書波斯克列貝舍夫送回家的（第五百四十頁），但據赫魯曉夫的回憶資料（無涉斯大林情婦問題）來看，波斯克列貝舍夫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就被驅出權力中心。因此，貝氏不可能出現在斯大林死後的現場。也正是因為那本書的重大瑕疵才說明以詆毀方式誇大被崇拜者的私德負面，正是社會對個人崇拜不滿的表現。對比于壹本香港出版的「揭露」習近平私生活污爛的「黃書」，可以說：（壹）不在乎情節真實與否，而在於社會對他搞個人崇拜苗頭的反感；（二）斯大林作為政治惡棍在死後才遭到此類詆毀，同樣作為政治惡棍的習近平在活著的時候就「享受」了這樣的「待遇」。後者固以出版發達為必要條件，但也在更大程度上說明社會對他的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