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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滕彪

壹、政變與沒變



120年前的戊戌變法，維新派希望君主立憲，但終以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告終。兩個甲子之後，2018又是戊戌年，中共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進憲法。隨後的國家主席「選舉」（如果那也叫選舉的話）中，習獲全票通過。消息壹出，海內外壹片嘩然，驚呼「戊戌憲法政變」、「習近平恢復帝制」。



其實不必大驚小怪。



1949年中共靠槍杆子奪取政權，建立壹套密不透風的極權體制。毛澤東死之後，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鬆綁」，思想「解放」，黨政「分開」，法治「重建」，共產極權開始鬆動，人們以「威權體制」、「后極權主義」來指稱后毛時代、尤其是后八九的中國。鄧小平廢除終身制，歷經江、胡，頭領只干兩屆、政治局常委集體領導，成為中共不成文規則。30多年的經濟騰飛和政治穩定，讓中共有了巨大的「制度自信」；同時藉著西方經濟衰退、美國從國際事務回撤的大勢，共產黨開始放棄鄧的「韜光養晦」，躊躇滿志地向全球推廣中國模式；不但要主導國際政治秩序，還要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領袖了。孔子學院、大外宣、亞投行、壹帶壹路、擴軍閱兵、南海造島、叫囂武統台灣、剿殺香港自由、煽動民族主義，顯示軟實力、到處秀肌肉，氣焰相當囂張。



中共竊政近70年來，無論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科技、心理方面，中國都已經發生太多變化。恰恰此次修憲不必莫名驚詫。共產黨中國政治最本質的特徵是嚴格的壹黨制、黨國壹體，無論是個人獨裁還是集體獨裁，性質並無不同。中共對軍隊、司法、人大、政府的絕對控制，對要求民主的政治反對者的絕對壓制，70年壹以貫之；黨對媒體、意識形態、輿論、教育的控制，如果不考慮網際網路的話，也基本沒變；黨對經濟、社會組織、宗教的控制，雖然有市場經濟、民間運動、公民維權、家庭教會等帶來些許空間，但對中共完全不構成挑戰。曾被當作上帝給國人的禮物、被期待成為政治變革巨大動力的網際網路，在重重封鎖和圍剿之下，已經壹片肅殺；經濟上國進民退，民企風光不再；維權律師和活躍人士被大規模清洗，民間組織紛紛被關門，民間教會慘遭鎮壓，還沒有入獄的記者、獨立作家、自由知識分子在巨大壓力之下絕大多數都襟若寒蟬——壹度風風火火的民間自由權利運動，似乎已進入「冰河時代」。以弗里德里希、布熱津斯基關於極權主義的基本要素來衡量，今日中國的「新極權」，和毛澤東時代的老「極權」，不多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此語境之下，習改變的並不多。



稱帝壹說，自可壹笑了之。習近平主義早已出爐，個人崇拜勢不可擋，活著時候名字寫進黨章加憲法，任期制輕鬆取消，黨內外無人挑戰，權威超過鄧屠夫；經濟全球老二、國際上耀武揚威、西方大國也紛紛低頭頻頻獻媚，風光蓋過毛教主。習怎麼會稀罕皇帝？有幾個皇帝能擁有極權統治者這麼無約束的權力，能有攫取如此巨大財富的機會？



40年來，經濟未曾真正「鬆綁」：權貴資本主義、黨控市場經濟，官商勾結、特權者肆意掠奪、公民財產從未得到制度化保障，橫行中國的乃是如假包換的盜賊政權；思想未曾真正「解放」：壟斷媒體、教育壟斷、學術禁區、洗腦、事先審查、防火牆、文字獄；黨政未曾真正「分開」，黨國同構、以黨代政、書記挂帥，連律師事務所、民營公司也要建立黨支部了。



二、法治與法制



「法治」當然也未曾建立。法製法治之辨，刀制水治之爭，曾經喧囂壹時，今又熱鬧登場。有的說共產黨只講「法制」——政府用法律來管制，而不講「法治」——政府本身要受法律約束，這在理論上並不准確，但聽起來沒有大錯。如果考察現實，這說法卻是對共產黨的美化。中共國「法治」當然不曾有，但離法制也差得遠呢。依法管制之外，黑監獄、強迫失蹤、酷刑、劫訪、軟禁、國安國保、監聽監視、干涉司法、操控選舉、官黑勾結、腐敗、政治株連，種種非法違憲的統治手段，無日無之，離開這些，中共體制無法運行。在普通案件可能得到遵守的某些法律和程序，壹旦用來對付法輪功、維族人、藏人、異議人士、上訪者和其他壹切被貼上「政治」「敏感」標籤的人，就棄之如敝履。其實在壹黨制下爭法制、法治，就像集中營里爭左派、右派。我曾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中共的法治不過是空頭支票而已，不是尚未兌現，而是根本沒打算兌現，騙人的幌子而已。



據記載，毛澤東曾說：「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從毛壹生的暴行來看，他視憲法為廢紙，毫無疑問。劉少奇掌權時貶低法治，受迫害時手拿憲法維權，身為國家主席也沒能用憲法保住自己性命，這也是中共與憲法關係的壹個縮影。憲法對中共來說，不過是壹個牌坊，企圖給自己樹立的合法性的幌子而已。現行憲法關於公民基本權利和基本自由的規定，包括了選舉權、自治權、平等權、人身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是多麼美好莊嚴的承諾？壹個笑話是這麼說的：某農民土地被征了，拿著《憲法》去找鎮長評理，鎮長把小冊子壹摔，吼道：妳以為憲法是給妳看的嗎？那是給聯合國看的。



——這個鎮長知道的真是太多了。雖然中國是屈指可數的把「專政」寫進憲法的國家之壹，但憲法還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又規定了這麼多基本人權，也算是和國際文明接軌了吧。但信了妳就被騙了。



要說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在法制方面沒有進步，當然也不是事實。大量的法律法規出台，日常行政的規則化，律師制度的恢復和發展，收容審查、收容遣送、勞教的廢除，司法程序的完善，法學教育的發展，民間維權運動的興起，都值得壹提。問題在於，中共絕不允許法制挑戰壹黨專制紅線。壹旦民間想利用法律來開展維權運動甚至來推動民主憲政，中共立即凶相畢露，709隻是壹次規模不大不小的爆發而已。中共當然要利用憲法法律來騙取作為「象徵資本」的合法性，但民間仍然可以利用法治話語、人權話語和現有的司法渠道來彰顯「維權」的合法性，並且壹度蓬蓬勃勃，給觀察者和行動者帶來不小希望；但習在第壹屆任期對民間力量的全面出擊和殘酷鎮壓，讓人們又回到現實。三十多年來的市場實踐沒有使中國走向真正的市場經濟，卻走向了市場極權主義或者黑幫資本主義；同樣，三十多年的法律實踐，非但沒有使中共邁向法治民主，反而邁向了牛津教授斯坦•林根（Stein Ringen）所說的「sophiscated totalitarianism」。Sophiscated同時有複雜、精緻、老練之義，我姑且用「老練極權主義」名之。這種極權，嚴密細緻而不僵化教條，野蠻殘酷而不慌張混亂，表面上光鮮文明、經濟高效、社會安定、民眾擁護，在國內和國際上都極具迷惑性。



但極權主義畢竟是極權主義。老百姓說，「共產黨的法治，就是變著法來治妳。」所謂「新戊戌變法」裏面的什麼國家監察委、主席任期制，也不過是花樣翻新而已，談不上什麼憲法政變。



三、政治影響與心理影響



江、胡、習都擁有中共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三個頭銜，中共總書記、軍委主席本來就沒有任期限制，習要想到期不下台，只要繼續抓住這兩個寶座就行了。國家主席本來就是象徵性的職位，沒有實權。之所以要修憲，霸王硬上弓，無非是讓人畏懼、斷人念想，不露聲色而自有殺氣。



習近平恐怕也沒有退路。頭壹任期里，舉凡反腐、打黑、軍改、清網、確立政治規矩、重推文革話語、大搞個人崇拜，都為清除異己，鞏固個人集權，消除反對聲音。幹掉周永康，打破了刑不上常委（包括前常委），除掉令計劃和兩個軍委副主席，打倒潛在接班人孫政才，綁架超級白手套肖建華，接管與鄧家關聯的安邦，黨內高層不能不震動。政界、軍界、商界被打掉的老虎們自然懷恨在心，伺機反撲。「不抓都是孔繁森，抓了都是王寶森」，和每壹個高層官員壹樣，習家族的腐敗已經是公開的秘密。習近平自感壹旦失勢，必然難逃厄運，不如修憲登基；袁世凱、張勳前車之鑒，這些雜音，網路過濾掉就完了。



但這似乎只是故事的壹方面。更深壹層，從中共面臨的歷史大勢來看，個人獨裁恐怕是中共作為專制政黨應付統治危機的選擇。無論漸進、快進，無論改良、革命，民主化是中共早已排除了的選項，面對1989之後不斷積累的「社會新勢能」，面對不斷出現的新統治危機，中共似乎唯有加強中央集權、加大對社會的壓制力度壹途。所謂「新社會勢能」包括，網際網路、新媒體、市場經濟、自由主義話語、民間維權運動、全球化……。所謂「統治危機」，是指中共在政治、經濟、社會、倫理、意識形態等各方面出現的危機。官民衝突、環境污染、生態危機、食品危機、信仰危機、官員腐敗；人口紅利、廉價勞力紅利、全球化紅利逐步耗盡，貧富鴻溝、外匯流失、房產泡沫、股市下滑、債務危機，經濟上危機四伏。中共對「亡黨亡國」的恐懼，胡錦濤表述過；狂妄如習近平也講過。



為了應對以上危機，中共採取的方式包括：網格化維穩、大數據、黨控市場、軍隊改革、反腐運動、打黑除惡運動、清洗政治對手、增強秘密警察功能、煽動民族主義、清網運動、全力鎮壓民間力量、驅逐低端人口、推行個人崇拜、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上述手段中的大部分，並不存在習近平時代和胡錦濤時代的截然斷裂。比如特務職能的加強，國安、國保、網警越來越浮出水面，成為中共日常控制思想和民間活動的重要力量。種種跡象顯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法西斯主義」正在形成。壹個黨，壹個英明領袖，壹個習近平主義。



1980年代就有「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的說法，中共不想找死，也不想等死，到了習近平這裏，計算之下，「反向改革」沒準是活路壹條。這麼說來，壹人獨裁取代「九龍治水」，把具有紅色血統并力保紅色江山的習近平塑造成終身主席和絕對領袖，很可能是中共作為極權政黨面對複雜形勢做出複雜計算的結果。回想2013年人大開會期間，習近平用「竟無壹人是男兒」來表達對當年無人挽救蘇共的憤慨，語驚四座。五年之後，習要告訴世人，「竟有壹人是男兒」，他就是那個能夠在歷史緊要關頭，拯救中共、力挽狂瀾的偉大領袖。



不少人願意用開歷史倒車來形容中共的戊戌變法。但細究起來，中共1949年開始就壹直掛在倒檔上，習近平只是狠狠地踩了壹腳油門而已。2018年新戊戌變法對中共政治體制、經濟社會層面的影響，遠遠不像少見多怪的評論家們所說的那麼大。和習上台後的頭五年相比，2018年沒有改變什麼根本性的東西；如果從根本政治制度來看，甚至也可以說，習和毛共體制的差別並不大。



產生強烈影響的，毋寧說是在心理層面。對中共懷有不切實際幻想的改良派知識分子和群眾，對中共友好的、長期為專制背書的西方「擁抱熊貓派」觀察家、政客們，信誓旦旦地宣稱市場必然帶來中國民主化的領導人物和教授們，論證習大大集權是為了將來搞政治改革的知道分子們，現在有點不知所措或者不好意思了。



曾對中國政改和民主化樂觀期待的著名學者福山在接受BBC採訪時，把習比作跟毛壹樣的「壞皇帝」，他說：「我不認為習近平知道法治究竟是什麼……他的舉動證明，法治在中國並不存在。」「中國的憲法毫無意義，對領導人的意志完全沒有任何的限制。……中國正朝與憲政相反的方向在走。」王丹稱此次修憲「導致了西方親中力量集體反彈」，列舉的人物包括《追蹤領導人：統治中國——從鄧小平到習近平》（2014）的作者大衛•藍普頓（David Lampton）、在奧巴馬政府擔任過國家安全會議負責亞洲事務資深顧問的傑弗里•貝德（Jeffrey Bader）、前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布魯金斯學會的李程等。



紐約時報稱，「壹旦中國修憲讓習近平可以終身執政，歐洲期待中國扮演國際社會『負責任利害關係人』的期望為之破滅 ，如今鮮少人相信中國會走向西方民主和法治。」前面提過的林根教授，對習準備終身執政評論說，「西方民主國家應該摒棄以往觀望或模稜兩可的態度，將中國定性為壹個獨裁極權政權。」習登基的時刻，正是主要西方國家逐步開始改變對中國的觀感、開始質疑中國對外擴張、警惕中國威脅全球自由民主的時候。雖然數十年的西方對中共的綏靖政策，目前還遠遠未得到足夠反思和調整，但心理變化在這幾年已經開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家尤為顯著。



這些心理影響，將如何影響學術話語、外交話語，進而影響西方對華政策，從而影響大踏步邁向新法西斯主義的習近平及其習家黨、習家軍和紅色帝國，全球都在密切關注也不得不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