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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期以來，海內外部分學者圍繞「孫中山」稱謂的起源及流播過程做了詳細考證，對這一稱謂「為何孫本人不願使用，別人卻都在使用」的現象進行了深入探究。李吉奎先生日前發表于《南方周末》的《孫中山，一個被取、用的名字》（以下簡稱「李文」，筆者注），是其中一篇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刊發后在學術界和輿論界也引起了一定關注。筆者並非是孫中山的專門研究者，但對這一問題也關注已久，幾年前曾專門撰文《簡論「孫中山」稱謂的民族文化淵源》（刊登于《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以下簡稱「淵源」，筆者注），對這一稱謂植根于中國本土文化而非藩屬或鄰邦文化的事實進行過初步探討。受到李吉奎先生研究成果的啟發，現就「孫中山」稱謂的歷史淵源再談幾點愚見，以就教於方家。

一、孫中山與國人通信署名「弟中山」，始於1903年12月的《復黃宗仰》，而非1910年8月13日致張永福函。

「李文」指出，孫中山對日本人通信中署名「中山」，只是自認「中山樵」化名中的日本姓氏，但對中國人通信中署名「弟中山」，「則是孫氏用作自己的名字」。這一判斷基本正確（更準確的說，是接受了別人賦予的稱謂），但有關孫先生與新加坡華僑張永福的通信中始用「弟中山」的結論則與史實不符。早在7年前，也就是章士釗「誤譯風波」發生的當年，中山先生在給友人黃宗仰的複信中，就已使用這樣的署名了。其中緣由與黃宗仰《與中山夜登冠岳峰》詩中將孫先生譽為當今的「中山靖王后」劉備有很大關係，詳細考證見「淵源」拙文，這裏不再贅述
這一點足以說明，章士釗回憶由於陰差陽錯造成的「孫中山」稱謂出現后，「（孫）先生似亦聞而默認」，其根本原因，絕非多年以後面對既成事實「打掉牙齒和血吞」式的被動接受，也不是對無心出錯者示以寬容，而是在一開始就有著微妙的情感契合。否則，以孫中山的倔強個性，如果本人認定「中山」的稱謂「來源於亡藩辱爵」並因此感到「情何以堪」，他決不會坐視身邊的同志、朋友將一個侮辱性的稱謂加諸自己頭上，更不會對這一稱謂的迅速蔓延並最終掩蓋本名無動於衷，因為這不僅僅關係個人的感受和名譽，更會影響到自己領導的革命事業的前景。

二、伴隨著南宋至元明時期漢民族意識不斷覺醒，「中山」一詞逐漸被賦予了「興漢」和「驅胡」的雙重文化內涵，這種演變與琉球中山本無瓜葛。

「中山」的稱謂，最早源於先秦時期的中山國，在西漢景帝賜封劉勝為中山王后，逐漸成為中華本土一個特定的地域名稱。因為與漢王朝特別是蜀漢政權之間的特殊淵源，南宋以後，伴隨著北方少數民族不斷南侵與漢族政權逐漸喪失對中原的影響力，身為「中山靖王之後」力倡「興漢滅賊」的劉備及其蜀漢政權在華夏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如日方升。從朱熹編著《通鑒綱目》確立「帝蜀寇魏」的蜀漢正統，到文天祥《正氣歌》中對諸葛亮《出師表》的極力推崇，乃至關漢卿創作的經典劇目《單刀會》中，對捍衛漢室正統、堅守漢臣氣節的關雲長的深情謳歌，都抒發了深受外族侵凌的廣大士庶百姓渴望恢復中原漢族政權的強烈心愿。這種社會大眾心理，又為日後朱元璋發動北伐「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奠定了雄厚的群眾基礎。作為朱元璋手下的兩員得力大將，徐達首封信國公（朱熹和文天祥的封號），死後被追封為中山王，湯和首封中山侯，后加封信國公，也就頗有深意了。這種文化意識，在清軍入關后，又進一步被強化。康熙年間吳乘權等人編篡的《綱鑒易知錄》,將史書上有關徐達病逝后朱元璋下詔賜葬「鐘山」的記載，看似不經意地寫成「中山」，從而把明太祖與劉備緊緊聯繫在一起，因為朱元璋生前建都於「中山」之陽的應天，死後又安葬于「中山」之麓的孝陵，足以彰顯明太祖是劉備興漢事業的正脈嫡傳了
孫中山自創立興中會以後，始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己任，並將劉備、朱元璋視為民族革命的先驅。早在1895年11月，孫中山廣州起義失敗后首度流亡日本，他在橫濱就曾對馮自由說：你讀《三國演義》「知喜孔明，即是明古今順逆之理。我等之興中會，便是漢朝之劉備、諸葛亮，今之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等之起兵驅逐滿洲，即如孔明之六齣祁山也。」孫中山對朱元璋「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語出孫中山1904年撰《「太平天國戰史」序》）的功業，更是讚頌有加
正是由於「中山」一詞與「興漢驅胡」事業息息相關，所以孫先生革命陣營中的同志才會欣然接受「孫中山」這樣一個因為誤譯造成的特定稱謂。正如劉成禺在《先總理舊德錄》中追憶的那樣：孫中山「因常往東京，便與學界士大夫相見……群曰中山驅胡，其名最當，況前有中山樵之根源乎。此後稱中山先生，或稱先生而不名。」
中山先生逝世后，章太炎為其撰寫輓聯，下聯是：「生襲中山稱，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此聯將孫中山和朱元璋相提並論。一個「襲」字，一個「一匡天下」，清晰表明了「中山」的稱謂自有其民族文化淵源。顯而易見的是，這裏承襲的絕不是琉球中山這樣的海上藩屬小國，更不是日本賜予琉球亡國之君的中山侯爵封號！

三、中山先生本人從不自署「孫中山」，不是擔心「為外人笑」，而是反映了一位深諳民族傳統文化的政治家的謙遜與清醒。

誠如「李文」所說，中山先生在所有文字材料中從未落款「孫中山」。但這絕不是因為「中山二字之含義，細想起來，孫氏可能極不舒服」；恰恰相反，這正反映出孫中山本人對中國傳統名號文化的深刻鑒察。 傳統意義上，中國人的名號大致包括以下五種：一是父母、老師取的本名；二是君主、尊長給予的賜名；三是活著的時候由弟子、朋友或民眾確定認可的尊號、敬稱；四是自取的化名、別號；五是死後由國家或私人追贈的謚號。「孫中山」的稱謂顯然屬於其中的第三種。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年曾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的梁烈亞老先生在《孫中山先生名號略考》一文中指出：「（孫）本人一生未嘗以『中山』二字為其正式確定之別號。但我國人公意，皆認『中山』二字能表現先生之偉大人格，故一致以『中山先生』四字為推崇之尊稱。」
既然「中山」是國人對孫中山示以愛戴推崇之尊號，那麼中山先生本人就不能輕易以別人賦予的尊稱而自稱，正如諸葛亮不會自稱「卧龍」或「諸葛卧龍」，龐統不會自稱「鳳雛」或「龐鳳雛」一樣。那種在傳統戲曲和當代新編歷史劇中經常出現的錯誤「自稱」，是不大可能出自那些頭腦清醒的偉人之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