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惡論的膚淺和余弊及其對民主事業的危害 /東海一梟
性惡論的膚淺和余弊及其對民主事業的危害 /東海一梟
一言性惡真成謬!
-----性惡論的膚淺和余弊及其對民主事業的危害
一
許多人喜歡把人往「小」里看,往「小」里度,我想,這與崇奉西學或信仰基教、主張或相信性惡論有關。我在《任不寐批判》中曾嚴厲指出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不少中式基教徒及西學迷都長了一付小眉眼和一顆小心眼!
「著名」反儒派學者綦彥臣,斷言「老梟參加自由文化運動,多半是為多得些稿費,或者爭取個出國的機會。所以,他突然把我的小文拾到身上,多少有些兒童向老師打小報告換表揚的意味。」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的道理都不懂,把老梟看成受稿費之類外物驅使的奴隸,把眾多參加自由文化運動者視為借義謀利、唯利是圖的傢伙了。
「著名自由主義者」、「中州大俠」黃喝樓主,認為我所做的一切包括對他的批評,目的都是為了「壓別人抬自己」,斥我的專業乾的就是「壓別人抬自己的活」,所以他為了「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而致「書」於我(見黃喝樓主《東海一梟,你反躬自省過嗎?》)。居然理直氣壯地承認自己在「爭風吃醋」,真虧老先生出口!
黃喝樓主之「小」,由來已久。jiang898網友居然記得一件「陳年舊事」,在梟文《為文化流民及文化嫖客畫像-----答黃喝樓主「與東海一梟兄書」》後跟帖道:「杜導斌向來有思維胡亂跡象:當年在大地網的一段趣聞:杜被國安詢問,老梟聲援說我比杜罵的、說的多,我才應當是被國安抓的對象…。這種以身嗣虎的救援方式卻被杜歪解為爭功勞、小看他,爭吵不休最終傷了和氣。和他一樣的糊塗蛋好像還不少那」。
以身飼虎,過獎過獎,不過一番好心和善意,天日可鑒,卻被黃喝樓主風馬牛不相及地從中理解出惡意來,令我倍加認識到人與人之間的勾通之難,認識到當今國人的心性被污染遮蔽的程度之嚴重,令我想起多年前某前輩老人的告誡:在中國,你做事和對人都要悠著點,不然,別人會懷疑你另有目的的。但堂堂「自由大俠」,「小」眼看人、「惡」意度人到了這樣不識好歹的地步,仍堪稱當代奇觀!
此一「事件」讓我開始省思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及性惡論的弊端。思想問題不解決,「眉眼心眼」問題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君不見,好幾年過去了,黃喝樓主小小依然----我認為這不是本性問題(例如天性涼薄)而是認識問題,文化問題。
綦彥臣黃喝樓主的小眉眼小心眼絕非個例。類似的「小」,在黨用文奴及中國人中更是普遍的存在,在不少自由知識分子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而性惡論乃是重要的致「小」因素之一,「小」傢伙們多數相信性惡論並受其影響和誤導。
二
性惡論者對人性進行「有惡推定」,在現實生活中容易變成本能的和徹底的懷疑主義者。他們不相信任何公開表述的言辭,甚至不相信自己眼晴所見耳朵所聞,認為任何人的言行都是別有用心、另有目的,都是為了一己私利。
他們不知返己之學,不懂存養之道,不能明見自己心性本然之善,所以也不相信他人的善意,更不相信「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華嚴經》),「聖與賢,可馴致」(《弟子規》),自然不容易信任他人。同時,性惡論讓世俗之人更加容易被功利所誘,作慾望俘虜,促使人心術變壞品德惡化,如王艮所說,「今人只為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于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
在民主社會,有良法良制的規範,膚淺的性惡論危害有限;而在後極權國家,其危害性就極為嚴重了。它毒害世人心靈社會風氣,促使道德敗壞誠信淪亡,加劇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感。在追求民主自由的歷史性進程中,民主同道之間互相猜疑抨擊不休,大大小小內訌不斷,甚者在同道口水戰中,反對中共是為了成名成家、抗議暴行是往自己臉上貼金、溫和維權是向中共賣好謀個人利益、激進維權是為了爭奪政治資源或民運領導權等等戲論不斷出籠。這一切怪象奇談,在某種意義上說,拜性惡論之賜不淺。
不排除有些人存在類似不良動機,但一則許多行為的動機往往錯綜複雜,並不單純,二則動機個人性極強,他人殊難猜度,三則世間永遠有一類高尚分子,如魯迅所言的「筋骨和脊樑」,如高智晟所說的聖人情懷,如甘地式的聖雄人格聖徒情懷、宋明理學推崇的聖賢氣象,等等,這類人物的行為動機非經濟人的角度和性惡論的層面可以把握。這些不友好非善意而又缺乏事實根據的動機猜度,極不利於同道團結,對當事人、對民主事業都是嚴重的傷害。
很多時候猜疑者本身也是被猜疑者,互相抨擊的雙方都成了立足於性惡論、從經濟人的角度出發的不友好非善意猜疑的受害者。
三
不可否認,在世俗生活中,特別是在當今中國,人性中的假惡丑泛濫成災,性惡說能夠得到更多的事實支持,性善論者對他人「無罪推定」,把人看得太好了,往往犯錯和吃虧。象我,就常常「把人想象得太好」。很多人的偽劣,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超乎我的想象!但這不是性善論的錯,而是制度造成的惡果,而性惡論又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浪的極壞作用。
在中共治下的中國,大多數中國人嚴格意義上已經喪本失性而小人化非人化了(喪本失性是形容之詞。其實本性不會喪失,只會受污受蔽。)所以,功利小眼看人,一看一個準,陰暗小心度人,一度一個對。但中國畢竟還有充實光輝的大人在,有具有「為生民立命」的某種「聖雄」人格者。小心眼一用到大人、用到願為建立自由社會而奮鬥而犧牲的仁人志士身上,就謬以千里了。
性惡論沒有錯,只不過它僅觸及人性中的生理、動物的層面,僅「看見了自己是如何的黑暗不潔,根本不配在神面前站立」卻沒看到人性更深處善的光輝,所以說它膚淺。正如荀子所說「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德)。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意為宋鈃和慎到只知慾望和刑法的重要性,眼晴被它們遮住了,看不見道德的存在和聖賢的價值。(《荀子-解蔽》)
從哲學層面而言,性惡說不是窮源徹底最「究竟」的理論。它無法讓人認識真正的澄明本心高貴本性,只能讓人停留在習心習性的層面,讓人變得多疑多慮小眉小眼,以為所有人都是唯利是圖經濟動物,以為「義」全都是用來包裝一己私利的,他人的一切善言善行必定動機可疑,居心叵測,必偽非真。許多中性之民本非小人偽人,卻由於靈魂無根文化失本,便在性惡論的潛移默化之下變「小」變偽了。這種「性惡論綜合症」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不論表面如何堂皇激昂,其實內心信奉的是叢林法則。於是中囯社會乃至民運隊伍就真的叢林化了。
性善論才是從根本處認識、把握人性的理論。僅從理論上認識性善是不夠的,心得其正,意得其誠,然後知性之善,用心印證,此論精確不移。程頤說得好: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為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二程粹言》)對於性善之說,熊十力、錢穆、唐君毅、徐復觀等新儒家各有闡述,這裏特別要隆重推薦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與人性論》一文。
該文結尾寫道:「一般人常說,馬克思主義確是牽連到了人性問題,遂發問說:它是否能改變人性呢?我現在告訴大家:它不是改變人性﹐它乃是根本否決人性,不是人類全毀滅,就是奉行它的人先毀滅。人性終於要勝利。我現在鄭重告訴大家:這個時代是道德比賽的時代,一切社會問題都要解決,都要正面去接觸,絲毫不能迴避或躲閃。你們的道德實踐若不比共黨高,你就不能克服他。」(關於性善論,另見拙文《一言性善發天心!》、《一切人類,悉有善性!》等)。
牟宗三這一段話,值得人們特別是自由派同道深長思!任何事業都不是靠一群賊眉鼠眼鼠肚雞腸的猥瑣傢伙可以做大的,不是靠一批只有小我投機成性、大處愚蠢小處也不精明的犬儒人物可以成功的,何況為建立自由社會而奮鬥的民運大業?它離不開眾多中性庸眾為了利益而支持,也離不開一些著眼于公眾和民族利益、具有大氣大量大仁大慈的大丈夫好「領袖」的啟動、激勵和引導。
劉曉波在《維權面對利益黨的自我調整》指出了「民間維權運動」存在的諸多問題,「民間更不能低估民間力量自身的分散、薄弱和不成熟,不能低估民間所浸染的獨裁遺傳--惟我獨尊、急功近利和烈士情懷…」、「被某些境外中文媒體奉為民間英雄的人士,也大都是輿論熱鬧而現實冷清,海外關注而國內卻沒有多少追隨者,甚至在民間內部都找不到眾望所歸的道義凝聚點。」、「即便現在真有智勇雙全的民間勇士,也找不到多少鐵干追隨者。」這都是客觀冷靜的評估。
不過,除了時代環境和社會現實的原因,我認為民間力量、民間人物的自身的一些不良習性和品格也是造成「民間維權運動」如此現狀的有害因素之一。這種不良習性和品格不在於「烈士情懷」,不在於「陷於自戀式的受難綜合症之中而無力自拔」,而在於性惡論的餘風流蔽帶來的上述諸多惡習。不僅聖雄人格、聖賢氣象、烈士情懷,連稍微高尚一點稍微大我一點的言行都受到懷疑、猜測乃至嘲笑。
如果民主事業的參与者和領導者「陷於性惡論綜合症之中而無力自拔」,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將更為艱難。伯夷網友說得好,國內維權,海外民運最大的優勢就是道德上的優勢(大意)。要是在道德上對自己和他人都缺乏基本信任,一個個「兩眼」(眉眼和心眼)俱小,一味地「自小小人」、「自惡惡人」(自已小也把別人往小里看,自己動機不純也把別人往壞里猜),還有什麼可做的?就象我曾批評黃喝樓主的話:這樣小這樣瓜的小腦瓜,別說搞民主了,連個小妞兒都未必搞得定呵。
四
中西方學者普遍以為只有性惡論才能導出、必定導出自由平等博愛人權觀念和現代的權利制衡制度。其實這是想當然的錯覺。性惡論照樣可以導向極端嚴酷的專制。法家反對禮治、德治的理論依據就是性惡論。法家認為在「好利惡害」的人性論面前,仁義德教無濟於事,只有嚴刑酷法才能奏效。秦朝的暴政,就是法家造的孽;歷代王朝的苛酷政治,也是外儒內法、陽儒陰法所致。
性惡論出自儒家外王學大師荀子。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李斯、韓非都是他的學生。荀子把人性定義為人的自然屬性,孟子則把仁義禮智等與生俱來的善端定義為人性,等於各取「性」之一端(性字由心、生二字組成)。荀子的性惡與孟子人性論有相異亦有相通,孟子說「人人可以為堯舜」,荀子也說「塗之人可以為禹」。雙方追求「善」方面是一致的。
但荀子論性惡是指放縱人性所出現的「犯分亂性」、「偏險悖亂」的結果而非人性本身。「善」具原初性,惡是派生的。荀子之惡與孟子之善不是同一層面上的範疇。所以荀子並未窮源徹底把握人性本身,性惡論是荀學的膚淺。這一「膚淺」,可謂遺蔽無窮。荀子本身之學雖已出偏,尚能以「禮」自持,不違仁道,但其徒子徒孫則不免叛出儒門、自成法家矣。宋徐鈞有詩詠荀子曰:
老廢蘭陵已可悲,著書強欲曉當時。
一言性惡真成謬,讀者何雲但小疵。
儒學及性善論(儒家人性論的主流)與宗法制等級制之間並無必然聯繫。就象基督教在歷史上維護過奴隸制的合法性,但我們不能把「原罪說」「性惡論」與奴隸制「必然」在一起一樣。民主制度不能苛求于古代。把古代帝王專制怪罪于儒學及性善論是沒有理的。有網友問得好:毛澤東譚嗣同都說,百代皆行秦政制。沒有儒家,秦政治就不專制了?是更加暴虐了吧?現在相當多的人不反對那個赤裸裸專制的秦政治,反而反對給秦政治帶來了一定的人性、愛和溫情的儒家,其見識豈非連一百年前的譚嗣同都不如!
儒學及其性善論同樣可以導出先進的制度。它未能導出民主憲政,是因為儒學的發展之路過於坎坷,最後在五四運動中被強行中斷。中國近現代制度的落後,原因錯綜複雜,不能把責任推給儒家。恰恰相反,是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學說,壓倒了康梁改良運動,毀滅了傳統儒家文化,才阻斷了制度改良社會進步之路。
人之「性善」在於人有了為善的能動性、自主性和方向性,有了為善之「本」而已。對芸芸眾生而言,導善制惡,僅靠個人修養和道德教育是遠遠不夠的,需要良法的強制和良制的引導。老梟正在研創的儒家新外王學認為,內在的道德良知和外在的法律和制度相輔相成,道德的弘揚和制度的建設兩者缺一不可,而且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制度比道德更重要。
五
其實,基督教的原罪說接近、卻並不簡單等同於性惡論。基督教認為人生來就是有罪的,這種看法類似「性惡」,但作為上帝的創造物,所有的自然物本質是善的,人的本性尤其如此,因為人是上帝依照自己公義和慈愛的形像而造的,這又類似「性善說」了。許多中國式基督徒的膚淺就在於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致在原罪說與性惡論之間簡單划等號,流弊乃不可勝言。加上專制社會缺乏良法良制的規範,性惡論的流弊就顯得特別嚴重!
東海一梟2006-12-2 12.10改定
(性惡論的膚淺和余弊及其對民主事業的危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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