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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客難（修正稿）

   拙文《一言性善發天心》發表之後，異議不少。由於拙文論證頗為深刻而全面，多數質疑，答案其實就在拙文之中。比較而言，只有一家村主網友的問難儘管膚淺尚值一答。他說：

   「主張性本善，就會誤入用道德說教治國的怪圈。越是社會道德淪喪，他越認為弘揚道德做得不夠。越是唱高調，社會越是墮落。沒有好的制度，仁義道德只能停留在口頭上、文字中。儒學教人成聖，佛教教人成佛，道教教人成仙，就是不懂教人做人！佛道、聖道、神道、仙道，不是人道。總之不人道！」云云。

   這段話貌似有理，實則似是而非。

   首先，性善論不但不排斥、而且離不開先進的政治制度作為外在的保障。本性雖善，習性各異。良性的制度可以讓本性發揚光大，落後的制度可以讓本性蒙塵塗垢。法律越是公平公正，制度越是良性先進，便越能起到懲惡導善之效。如果法律不公，揚惡抑善，制度落後，汰優取劣，那麼，不僅不能夠起到規範人慾的效果，反而會進一步促使人慾惡性泛濫和道德普遍墮落！

   其次、「主張性本善」與「誤入道德說教治國的怪圈」之間並無必然的聯繫，並非性惡論等於民主制、性善論等於人治專制那麼簡單。法家信奉性惡，暴秦重用法家說統一全國，卻「其亡也忽也」。西方科學發展和社會制度領先於中囯，充其量兩百年左右而已，在歷史長河中實在是非常短暫，不能以此證明西方文化優於中華文化，更不能以此證明性善論的錯誤和性惡說的偉大。基督教教義的「原罪說」，並未讓西方在一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擺脫「中世紀的黑暗」。

   徐復觀甚至把性善論作為民主政治的人性依據。他認為，一切極權政治都來自對人的不信任,性惡論導致對人的不信任,因而構成了專制政治、極權政治的人性論的基礎;民主政治來自對人的信任,性善論導致對人的信任,所以成了民主政治的依據。所以他斷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性善說』,奠定了人類尊嚴,人類平等,人類互信合作的基礎,由此可以與西方的民主體制相結合,開出中國的民主政治,並進而充實世界民主的理據與內容。」

   第三，不論佛道、聖道、神道、仙道，並首先都要從「善」開始上路（都屬於「返己之學」。本源處的善是三教的人性基礎）。別的不說，「做一個好人」，這是三教共同的要求，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說「儒學教人成聖，佛教教人成佛，道教教人成仙，就是不懂教人做人！」云云，乃極其幼稚「外行話」。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此君與很多學者乃至民運志士一樣，其所理解的道德乃是中共的偽道德而非儒家或者說真正的道德。真正的道德並非一種單純的「學說」，不能「停留在口頭上、文字中」，更不是一種唱出來的高調。道德教化，重在一個「化」字，那是潛移默化，是為政以德，是春風化雨，以自己的榜樣和模範行動去影響示範於他人，而不是單純運用法律和權力去強制人民。我在《胡溫聽訓：以德治誰？》一文中介紹過儒家道德的三大特點：

   一，道德以自治為主。在個人與社會、自我與群體的關係方面，儒家強調「盡其在我」的人倫道德。正心誠意克己修身，最重視精神、道德上的自修自律；二，道德以治官為先。按照儒家學說，道德是適用於君臣民眾的普遍價值標準，但身分不同，具體的道德要求亦異。道德對君主及官吏而言，標準更高，要求更嚴。他們必須盡性盡德，以身作則，以起教化的作用。春秋責備賢者，此之謂也。道德乃君主統治權力合法性的來源之一，故君主必須是一國之中最高的道德楷模；三、道德以踐履為要。「德者，得也」。（《廣雅?釋詁三》），這不是知識上、而是實踐上的得。看一個人是否有道德，不在於他懂得多少道德知識，而在於他能否依據一定的道德準則踐履之。

   所以，中共「以德治國」口號，不僅是對儒家德治思想的惡意歪曲，而且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其「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一樣，把道德與法律當作一種治國、役民、整人的工具，中共特權統治階級自身卻超然於法律與道德之外。我說過，對普通民眾在道德要求上低調，恰恰體現了政治高道德。反過來，大唱道德高調，以道德為治國、役民、整人之具，以道德的名義要求甚至強迫民眾作出犧牲的政治行為，則是最不道德的政治，也是有違儒家道德觀的。如果自己不正，反而「以之正人」，就更加不道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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