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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雨荷：由《還我汪精衛》一文所想到的(自由聖火首發稿)
   (自由聖火首發稿)
   文章摘要: 汪精衛是民國奇人，他叛國前心事重重，既不是貪生怕死，又不是去為升官發財，而是下定決心去抓燙手的山芋。那麼這樣一個複雜的人物，撇開他的大節我們不能原諒之外，他的平日為人是否一無可取呢？或者，透過他的私德，我們能不能有所發現呢？
   作者 : 任雨荷,
   發表時間：1/31/2008
   一
   互聯網上，真是無奇不有。
   某日上網，讀到一篇《還我汪精衛》的文字，首先大吃一驚。在我這一輩人，說到汪氏，誰人不知他乃遺臭萬年的漢奸頭子？他是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惡人，已經蓋棺論定，誰人吃錯了葯，替他評功擺好？就算他有早年刺殺攝政王、後來又有追隨孫中山從事國民革命的名聲，但那統統是投機革命；至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總理遺囑》，假如真是出自他之手，那也是他當時的職責所在，豈能藉此在他臉上貼金？
   懷著好奇之心，我把余樟法先生的這篇大作拜讀了一遍。讀畢，肅然動容，掩卷沉思。
   陳述歷史，應該以法的精神，秉持公正原則，也就是以善惡道義標準評判人物是非。然而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以親疏定是非，以成敗論英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這是中國特有的價值觀。此種價值觀是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治統治下形成的，它源遠流長，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已經變為我們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模式和文化心理。
   在中國傳統的極權主義社會、也就是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裡，"有了權就有了一切"。由於政治的本質是權力，而權力的本質是利益。所以在激烈的、殘酷的、血腥的權力爭奪中，勝利者出於"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心理，必然要竭力否定失敗者，徹底摧毀失敗者的道德形象，消除其社會影響，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和樹立自己的道德優勢；同時藉此觀察各種社會力量的反應，以便確定人們的忠誠度。因此否定政敵的宣傳運動的實質是對勝利者的效忠運動。把失敗者越是說得一無是處，就越能迫使人民對自己效忠，自己就越有安全感，權力越牢固。在這樣的背景下，御用文人寫的歷史，就是政治宣傳：成功者通體光明，失敗者一無是處——，或者乾脆人間蒸發，讓他在歷史上不留痕迹。假如某人一旦被定讞為大奸大惡——尤其是犯了不忠不孝的重罪，那麼舉國上下對他口誅筆伐，讓他臭不可聞、臭名遠揚，永世不能翻身；他的身前身後事業理所當然地一概不足取；這也是中國特有的
   "一人犯罪，滿門抄斬"的株連法的異曲同工。所以以政治立場寫歷史，歷史肯定走樣變形。
   道德、法律與政治不同。法律是體現社會公平與社會正義的國家機器，道德乃是體現善惡標準的普世價值。因此人們說，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和法律的基礎是客觀真實。寫歷史，拋開政治偏見，面對客觀真實，體現法律和道德精神，才能對後人提供經驗教訓，促使社會向著正確方向發展。
   二
   回想我自己開始讀史書，正是毛時代。毛時代乃是中國史無前例的高度政治化時代，政治挂帥至於極致，根本藐視客觀與真實，道德和法律墮落為政治的奴僕和婢女。權威學者敘述和解釋歷史，統統以意識形態利益而取捨，以偏執的情緒化立場和實用主義態度而隨意改竄增刪史實，歷史已毫無客觀性科學性可言。當意識形態正濃時，我們讀現代史，乃是囫圇吞棗，聽其言而信之；後來信息封鎖漸漸失效時，我們忽然發現正史正論中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種種論述和論斷，破綻層出不窮，前矛後盾相互抵牾者隨處可見；於是乎我對正史正論，聽其言而敬而遠之，自己另闢蹊徑，鉤沉拾遺，比較考證，結果明白了很多真相。可以說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撰修的中國近代現代史，簡直是一塌糊塗、一團亂麻，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令人無從判定。
   例如上世紀的抗日戰爭，我們原先只知有平型關大戰，有地雷戰和地道戰，有毛領導的人民戰爭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後來發現這並不是歷史的全部，因為還有台兒庄大戰，有淞滬會戰，有二百多名國民黨將軍捐軀抗戰疆場，等等。再後來，竟有毛澤東多次在日本訪客面前發表"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的言論披露於世，石破天驚，國人無不愕然！由此對抗日戰爭全景及內幕，人們更加是一頭霧水。
   有了以上的"立此存照"，我因此對令人眩目的"還我汪精衛 "幾個字不再大驚小怪，不立刻視它為洪水猛獸，斥它為左道旁門，而是以平常心，"奇文共欣賞，異義相與析"。
   三
   抗戰前夕中日關係、國共關係、國民黨內主戰主和派關係、中共內部莫斯科派和國內派關係、日本國內鷹派鴿派關係、中蘇中美國際關係等等波詭雲譎、撲朔迷離；日、蔣、毛、汪之間，利益衝突，意見分歧，錯綜交織、糾纏不清。然而戰爭終於爆發。當此時刻，凡我中國人皆應義不容辭、責無旁貸，奮力抵抗侵略。即便要做種種的政治斡旋，亦有基本的底線和立場。因此上，哪怕如余樟法先生所言，汪氏是"另有隱情"，即深懷悲天憫人的救世濟民的初衷，有減少戰爭給國家人民的災難的動機，由重慶飛到淪陷區，組建南京政府的，但他終歸是同侵略者合作。欲與虎謀皮，結果乃是為虎作倀，此為不爭之事實。就算他不是因貪生怕死、為升官發財去當漢奸，也無法為他洗刷罪名。歷史已然否定了他的"曲線救國"。是歷史的陰差陽錯，還是汪精衛性格的鬼使神差？那都無關緊要，總之他的叛國之罪不可恕。
   余樟法先生又拿汪氏與明朝的袁崇煥相提並論，恕我直言，有點荒謬。大是大非，不可糊塗馬虎。
   余樟法把汪精衛比作袁崇煥，倒令我想起了希特勒的親密戰友、納粹的二號人物赫斯。赫斯反對德國與英國開戰，私自駕駛飛機到英國打算做政治斡旋，結果兩面不討好，被英國監禁終生。如果說汪精衛和赫斯有相同之處的話，那就是二人都自作聰明，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愚蠢。依我看，汪精衛應該和法國的貝當相像。身為法國一戰英雄的貝當將軍，在國家危亡之際回國受命組建政府，德軍兵臨城下，他以抵抗只是徒然犧牲人民生命為理由，向德國求和，隨後成立傀儡政府，助紂為虐。盟國戰敗后，貝當接受叛國罪審訊，被定罪判處死刑。戴高樂以其年老為理由，減刑至終身監禁。法國的史學家，敘述歷史清清楚楚，所以沒有人替貝當喊冤叫屈。
   汪精衛與貝當，可以說是難兄難弟，有驚人的相似。只是中國人對自己歷史的講述，主觀隨意性太強，結果造成人們思想的極度混亂。余樟法的文章，或許可以說是對意識形態的謊言歷史的不正學風的某種反彈。風頭火爆的電影《色，戒》，也可以作如是觀。
   四
   如今，人們對改竄歷史的行為早已經膩味了，也受夠了。"尊重歷史"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人們現在正在一點一滴地恢復歷史事實的真相。比如林彪曾被欽定為"叛徒賣國賊"，雖然現在沒有為他平反的跡象，但是新近官方出版的十大元帥畫像，久違的林彪也身列其位了；縷述他軍事才能的文章也不時地見諸報端。張學良在官方史書中一向是通體光明的大英雄，現在也有文章提到了他的另一面。人們明白，歷史人物同樣是複雜的，他的性格和事業也是有多個側面的，大家終於變得寬容和客觀一些了，變得有理性了。我相信，將來會有一部秉公持正的真正能夠尊重歷史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問世，那一定會有很多驚人的史實擺在我們眼前，歷史的黑匣子一定會被徹底打開，廓清久已盤踞在人們心頭的迷霧。但是我也相信，為汪精衛摘除"漢奸"頭銜的呼聲，不可能被史家採納。他犯了叛國重罪，不可能翻案。
   正好看到《炎黃春秋》雜誌上有署名徐培培的文章：《汪精衛的漢奸之路》。徐文對這一段歷史公案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作了詳盡介紹，肯定了汪氏有一流人品，否定了他的投敵叛國。對於客觀事實，徐文和余文幾乎沒有什麼出入，但二人的結論卻大相徑庭。看得出來，余文強調的是動機，所以要"還我汪精衛"；徐文則注重效果，故而認定汪精衛的漢奸罪名不可免。我以為，評判事情，當然應該以效果為主；假如以動機論人論事，那就能夠輕而易舉地把罪犯論證為英雄，把英雄論證為罪犯。因為一個人的行為，可以有多種不同、甚至相反的動機來做解釋。動機的這種不確定性就決定了它不能作為判斷客觀是非的標準。對歷史和現實發生作用和影響的，是人的行為的效果而不是行為的 出發點。自然，動機不是不重要，應該努力把動機和效果統一起來，那是細緻的工作，要去偽存真，實事求是，客觀公正，從蛛絲馬跡的現象里透視問題的本質。因此法官對罪犯量刑，動機也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汪精衛的漢奸之路》一文後面有一個跟貼："只有以求真的態度，而不是大而化之意識形態了事的態度，我們才能真正了解歷史，並從歷史中學習。汪精衛，絕不是漢奸二字可以打發。只有如此細細探尋真相、梳理歷史，我們才對得起那些曾經為國家為民眾作出努力和犧牲的人們，我們才能真正進步並擺脫野蠻和落後。"這是對的。
   汪精衛是漢奸，不過對他一生為人的其它方方面面，卻不該一筆抹煞。
   五
   汪精衛是民國奇人，他叛國前心事重重，既不是貪生怕死，又不是去為升官發財，而是下定決心去抓燙手的山芋。那麼這樣一個複雜的人物，撇開他的大節我們不能原諒之外，他的平日為人是否一無可取呢？或者，透過他的私德，我們能不能有所發現呢？
   《還我汪精衛》里使我驚訝的，乃是作者對汪氏人品的介紹。汪精衛相貌才華一流，生活作風卻異常嚴肅，不抽煙不嫖妓不賭博不酗酒不貪錢不近女色，生活象清教徒，被人稱為"道學先生"。婚後一直嚴守一夫一妻的準則，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他的為人之道、待友之道、處世之道，恪守原則，遵循道德，是仁義禮智信的標兵。
   作者評論汪氏"是一個不怕死、不愛財、不好色、不戀權的人"；作者稱讚他有"憂民憂國的悲心、救民救國的婆心、存亡續絕的苦心、無私無畏的金剛心！"有"反對專制的革命精神、民生至上的愛民精神、無私無畏的奮鬥精神、視死如歸犧牲精神、忍辱負重的奉獻精神、勇於擔當的聖賢精神"等等。
   所有這許多褒揚，不無過甚其詞之嫌，但是作者列舉了很多事實根據予以支持，可以說大體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尤其是他的反對專制和民生至上理念，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教義吻合。可悲的是，在"民族"大節上，他卻背棄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原教旨"。
   汪精衛在日本病逝時，日本首相小磯、前首相東條英機和前首相近衛文呂等人趕到醫院向汪精衛的遺體告別。特別是前首相近衛文呂在汪精衛的遺體面前默默站立了一個多小時，是作秀？有必要麼？我倒是同意作者的分析：近衛對汪精衛深懷愧怍、負疚之心。近衛曾與汪精衛約定"和平條款"，最終卻在鷹派壓力下食言而肥。
   正因為汪精衛有正人君子品格，他周圍也聚攏了一批人。以我以前的印象，他們應該統統是雞鳴狗盜之輩，齷齪卑鄙之人。但是余文中介紹的汪精衛的追隨者，卻是些因為敬仰汪氏的道德品格而與汪氏肝膽相照、生死相從的謙謙君子。如陳公博、曾仲鳴等等。作者介紹說："陳公博原是力阻汪精衛組建政府的，多次勸戒至於聲淚俱下，但最後知口頭的勸阻已對事實無補，乃凄然對汪氏道：「九一八事變後，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國供職，現在抗戰到了艱險關頭，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乾轉坤。你既決定犧牲一己，我只有為你分憂分勞。」這樣，公博就參加了汪政權，一直到他的死，他臨難前向陳璧君訣別時有一句話：'我此去有面目見汪先生於地下了！'"這是君子之交，是一個"士為知己者死"的有俠肝義膽的情義無價的人，——須知中國傳統道德的精華之一就是信義。
   還有汪的夫人陳璧君。據史料，當年汪精衛出發赴京刺殺清政府高官，陳璧君堅決要和汪精衛一起北上，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到關鍵時刻，你把英國護照一拋，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陳璧君聽完二話不說，拿出英國護照當場撕成碎片。余樟法因此寫道："只有如此壯烈深情的奇女子，才配得上汪精衛。驚才絕艷的一代璧人，能相逢相愛，憂患相從，一生共度，令我深羡，也為他們慶幸！"
   我讀到陳璧君在審判漢奸法庭的被告席上的表現，不由得想起八十年代初公審"四人幫"時江青在被告席上的醜態。陳璧君能夠依據條理有聲有色的進行抗辯，江青卻只會歇斯底里、撒潑耍賴。兩相對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六
   我一再思忖，汪精衛、陳公博、陳璧君都是歷史罪人，罪不可恕。但是為什麼在他們身上卻有現如今的我們彷彿感到久違的熟悉的閃閃發光的東西呢？
   章詒和先生的《往事並不如煙》所寫的張伯駒、康同璧等等人物，也曾使我驚訝，發覺今日中國早已沒有了那樣的社會名流。而我認為那樣的人物往往是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佼佼者。
   士大夫的憂國憂民的高風亮節，賢臣的埋頭苦幹、拚命硬幹、為民請命、捨身求法的精神品質，英雄好漢的凜然傲骨，紳士的儒雅風範，貴族的優美教養，烈士的殺身成仁的氣概，江湖俠客的古道熱腸、義薄雲天的坦蕩胸襟，君子的兩袖清風一身正氣的道德情操，大丈夫的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心靈境界，今日已經絕跡。
   何以發生如此之巨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先恐怕是傳承中華民族道德文化的社會中堅，如書香門第、鐘鳴鼎食望族、簪纓世家、士紳自耕農、知識階層、鄉村文人，都被毛澤東的階級鬥爭鐵拳徹底摧毀消滅，傳統文化香火乾脆斷弦。而屢屢的政治運動，把知識分子的尊嚴、人格批判蹂躪成了臭狗屎，日復一日的思想改造，把他們修理成了只會搖尾乞憐的乞食者。流氓無產者主宰世界，民族的精神家園被糟蹋得杯盤狼藉、荒蕪凄涼。
   毛澤東建立了一元化社會。他以革命的名義，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對每個老百姓的思想、精神、靈魂實行全面的高度的無孔不入的無微不至的控制和操縱。壟斷真理，以"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追求權力為終極目標，實行"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的現代"叢林規則"和"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對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思維邏輯。在漂亮口號、華麗詞藻後面，卻是特權社會，是對人民的奴役。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一元化社會，充滿烏托邦試驗的奇特怪異的社會。
   舊的傳統不分青紅皂白一古腦兒消滅，新的制度新的規則塑造著人的靈魂和精神面貌。幾十年的慘淡經營，中國出現了泥腿子革命家組成的紅色貴族，一個龐大的官僚階級漸漸形成，社會精英源源不斷地融入其中。專制制度造就了新的上流社會和騎在人民頭上的高等公民階層。主宰社會的這樣的利益群體能有怎樣的道德水準呢？
   七
   如果說一元化社會的開始時期，以軍功和革命資歷分配權力所造就的社會中堅力量和精英階層，還存在相對公平的人才競爭機制的話，隨著這一代人的自然退出歷史，和平時代的人才選拔，完全由黨指定。而黨，具體的形象其實就是頂頭上司。於是只要贏得上司的歡心，就是忠誠黨的人，就可以做接班人；於是冠冕堂皇的革命教條之下，"潛規則"大行其道。新的用人機制就這樣將唯唯諾諾的平庸者和投機鑽營的卑劣者篩選到社會中間階層之中。這也正是盧梭所說的："從這個時候起，無所謂品行和美德的問題了。因為凡是屬於專制政治所統治的地方，誰也不能希望從忠貞中得到什麼。專制政治是不容許有任何其他的主人的，只要它一發令，便沒有考慮道義和職責的餘地。最盲目的服從乃是奴隸們所僅存的唯一美德。"孟德斯鳩所言："只對長官負責的專制社會必然造就普遍的虛偽。專制政治形成的獎懲機制對直諫者不利。"
   正是一元化的專制制度的反向人才淘汰機制的運作，導致好人受氣，小人得志。制度在鼓勵人們變壞，在逼良為娼。正直誠實、不卑不亢、任勞任怨、埋頭苦幹、愛憎分明、嫉惡如仇、仗義執言、打抱不平、剛直不阿、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捨生取義、為民請命、自尊自愛、謙虛謹慎的人，堅守尊嚴和人格為道德底線 的人，要麼遭到整肅，要麼被邊緣化。而弄虛作假、察言觀色、唯唯諾諾、逆來順受、見風使舵、趨炎附勢、世故圓滑、口是心非、恃強凌弱、欺軟怕硬、吹牛撒謊、拍馬溜須、寡廉鮮恥、卑躬屈膝、奴顏媚骨，變為毫無尊嚴、人格卑下的人，卻變為社會精英，躋身上流社會。阿貓阿狗，一旦大權在握，無不沐猴而冠，自我感覺皆是"貴不可言"。試看當今的官僚、富豪、教授、老總，所謂的社會上流人士、體面人物、社會精英，那虛偽、淺薄、浮躁、貪婪、冷漠，那行為的齷齪，思想的卑污，那滿臉的酒色財氣，對上司卑躬屈膝、對民眾張牙舞爪，已經"蔚然成風"。我們只有在社會弱勢群體中間，才偶然有相濡以沫、患難與共、自強不息、捨身救親、拾金不昧等等美德的閃現。
   有一流人品的汪精衛犯了叛國罪，看看今日那些貪官污吏：民族主義高調一個比一個唱得響亮，但是他們卻個個迷戀西方物質享受；大貪官的贓款，總是轉移在歐美銀行；為子孫兒女孜孜不倦地謀取美國綠卡的，也是他們；他們常常慷慨激昂地聲淚俱下地宣稱"民主不適合於中國的國情"，他們堅信維護特權才是愛國，他們才是愛國者。
   究竟"漢奸"如何定義？在我看來，還真是一個問題。
(任雨荷：由《還我汪精衛》一文所想到的(自由聖火首發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