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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的先驅：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

   東海附言：儒學中，理學受到的誤會、反對、打擊特別重而久。幾乎在理學產生之初，就已經產生了對理學的種種誤解、亂批和排斥，並很快形成政治性的反理學運動。為之辯護澄清，刮垢磨光，儒生有責焉。

   應黃明雨先生邀，自2017-6-19至7-7日，為辛庄示範師資班講《宋儒與理學》。明公黃中而通理，諸生尊師更重道，共沐宋風儒雨，探討聖言天理，經史相參，教學相長，切切磋磋，何樂如之。

   講座分為十個部分：一，理學的先驅：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二、北宋理學五子；三、朱熹生平、思想簡介併為朱熹洗冤；四、理學思想概要；五、熙寧變法與荊公新學；六、宋代學術之爭；七、元佑黨案和慶元黨案；八、佛道在宋代的影響和理學對佛道的批判；九、反理學運動；十、三教論。

   今根據講義整理出《理學的先驅：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文字稿，儒友們先睹為快。其餘內容待據講義和錄音陸續整理。余東海2017-7-10

   理學是宋朝儒學的核心和代表。講宋儒和理學，要從胡瑗、孫復、石介三位先生講起。《宋元學案》頭兩篇《安定學案》和《泰山學案》，就是講胡瑗、孫復和他們的學派的。學案即記述學派內容、師弟傳授、學說發展的書。

   要講胡瑗、孫復，又不能不先講范仲淹。胡瑗、孫復兩位都是由范仲淹推薦，才得以在朝為政並開展講學事業，可以說是他們的領路人。

   范仲淹于理學五子之一張載有引導之功。《宋元學案•序錄》說：「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人聖人之室，尤為有功。」高平是范仲淹出生地，橫渠是張載出生地。

   范仲淹特別善於舉賢任能，除了胡瑗、孫復、張載等人，一代名將狄青、一代名相富弼都得到過他的賞識、鼓勵或提拔。朱熹的《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十一說：「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游，晝夜肄業……」胡瑗、孫復、石介、李覯（gòu）等等都是范仲淹門下賢士。

   狄青為下級軍官時，范仲淹對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說：「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狄青從此折節讀書，后以武官任樞密使，成為一代名將。富弼少年時好學，范仲淹見而奇之說：「王佐之才也」，並把他的文章給王曾、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兒嫁給了富弼。宋仁宗恢複製科后，范仲淹推舉富弼為茂材異等，富弼從此進入官場，最終成為一代名相。

   范仲淹自己就是北宋前期儒家群體最有代表性的、也是眾望所歸的人物。南宋羅大經說：「國朝人物，當以範文正為第一，富韓皆不及。」《宋史•范仲淹傳》說：「仲淹泛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二歲喪父，少年苦讀。《宋明臣言行錄》記載：「范仲淹二歲而孤，母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辭母，去之南都入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寢。或夜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饢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經之旨，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大通六經之旨，可見其經學修養很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話，後來寫進了范的名作《岳陽樓記》，成為千古傳誦的名言。

   朱熹說：「且如一個範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朱子語類》）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讀及第，授廣德軍司理參軍。后歷任興化縣令、秘閣校理、陳州通判、蘇州知州等職，因秉公直言而屢遭貶斥。宋仁宗寶元元年至慶曆三年（1038年—1043年）間，范仲淹以龍圖閣直學士身份經略西線邊防，夏人不敢犯。西北邊陲民謠說：「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羌人稱范仲淹為「龍圖老子」；夏人稱其為「小范老子」，說「小范老子胸有十萬甲兵！」（《範文正公年譜》）

   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上奏摺《答手詔條陳十事》，說出一個定理：「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提出「明黜徙、抑撓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重命令」等十項改革要求，史稱慶曆新政。十項要求大概如下：

   一是改變文官三年一遷、武官五年一遷的制度。打破年資制，重視才能和功績，鼓勵破格升遷；二是糾正貴族子弟不經考試，即可直接當官的「門蔭」制度；三是改變以詩和背誦經文取士的科舉考試內容，改為考策論，考察考生的政治經濟軍事能力；四是嚴格選拔地方官，罷免年老、多病、貪污、不才的官員；五是按幹部級別給予多少不等的「職田」，以養其廉；六是每年秋收后督導州縣開河渠、修堤壩，搞農田水利建設；七是招募民兵，三季務農，冬天訓練，有事打仗；八是裁併州縣，減少政府設置，減少幹部數量，減輕農民負擔；九是朝廷有大赦、減免稅費等恩惠，要督促檢查，落到實處；十是朝廷要重視法令，克服朝令夕改、前後矛盾、令而不行的頑症。

   新政以整飭吏治為首要，以砥礪士風、改革科舉、興辦學校、認明經旨、培養人才為本源，兼及軍事、經濟等領域。宋朝在京師建立太學，在各州縣普遍建立學校，並且改革了科舉考試的內容和評判的標準，都自慶曆新政始。胡瑗教學之法得到肯定和推廣，也是慶曆新政的產物。「慶曆中，天子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為令。」（《安定學案》）。

   慶曆新政推行了一年多就夭折了。「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以致「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范仲淹年譜》）。其中最關鍵的是，改革「門蔭」制度，觸動了大量權貴的利益。

   漢唐高官也有世襲，只能子孫世襲。北宋擴大世襲範圍，中高級幹部的子孫、親戚、隨從甚至門人，都可以不經考試而為官。每逢重大慶典、祭祀，皇帝會大量批准幹部子女或親屬門人當官。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說：一個翰林學士職務以上的官員，任職過了20年，兄弟子孫出任京官就可達20人之多，濫竽充數，莫此為甚。北宋時期，每年靠「門蔭」當官的人數遠遠超過了通過科舉考試當官的人數。宋仁宗時，世襲當官現象愈演愈烈。

   《答手詔陳十事》第二條就是糾正「門蔭」制度，其後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詔》等重要文件下發，限制幹部子弟世襲當官。於是，一些已退未退的高官帶頭，用各種理由向仁宗施加壓力，懇求恢復舊制。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監暗中串通，通過各種手段對范仲淹新政團隊進行打擊，包括經濟問題、栽贓誣陷和誣告范仲淹等人結黨。

   黨論興而迫害起。范仲淹與富弼等「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其在中書所施為，亦稍稍沮罷。」（《范仲淹傳》）。范仲淹被貶出京，歷知邠州、鄧州、杭州、青州。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改知潁州，於途中病逝，年六十四。謚號「文正」，世稱範文正公。

   著名的范氏義莊就是范仲淹親手創建的。《宋史•范仲淹傳》記載：范仲淹「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他在蘇州創立義莊，以俸祿購置義田作為宗族公產，用以周濟族人，「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並設義學，供族人子弟入學。

   范氏義莊將孝悌、仁義、忠信、尊老優老等儒家價值觀貫穿于慈善之中，使慈善事業極富教化功能和社會影響。義莊設立后，仿行者遍及江南。清道光二十一年蘇州《濟陽丁氏義莊碑記》說：「蘇郡自宋範文正公建立義莊，六七百年世家巨族踵其法而行者指不勝屈。」義莊歷宋、元、明、清至中華民國八百余年綿延不絕，成為中國慈善史上存續時間最長的民間慈善組織。

   范仲淹深厚的儒家思想和強烈的道德精神，為理學的興起培育了相應的文化氛圍和道德土壤。朱熹在《伊洛淵源錄》中定周敦頤為道學開山鼻祖，同時進一步追尋其先河：

   「本朝道學之盛……亦有其漸，自範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朱子語類》）

   朱熹說宋代儒學即理學的興起「亦有其漸」，漸即端緒。代表這個端緒的是范仲淹、孫明復、石守道、胡安定。后三人被稱為「宋初三先生」，又稱「理學三學生」。《宋元學案》這樣介紹胡瑗、孫復兩位：

   「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安定似較泰山為更醇。小程子入太學，安定方居師席，一見異之。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

   胡瑗很有經學修養，以「聖賢自期許」，強調「明體達用之學」。其講學分經義、治事二齋，治事包括講武、水利、算術、曆法等，重在經世致用。胡瑗在蘇州、湖州一帶任教實行的教學方法史稱「蘇湖教法」，宋仁宗慶曆中，朝廷興太學，「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為令于太學」。

   胡瑗「白衣而為天下師」，畢生從事教育，先後在泰州、蘇州、湖州和京師太學執教三十年左右，歷任太子中舍、光祿寺丞、天章閣侍講等。因世居陝西路安定堡，世稱安定先生。《江蘇省志稿》和《江蘇鄉土志》都說：「胡瑗，理學先驅，為二程所宗，朱熹總其成。」

   錢穆說，胡瑗的明體達用之學「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學，以異於進士場屋之聲律，與夫山林釋老之獨善其身而已者也。」「蓋自唐以來之所謂學者，非進士場屋之業，則釋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樹其體於我躬，必學術明而後人才出，題意深長，非偶然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可見「明體達用之學」所針對的「進士場屋之業」與「釋道山林之趣」。而這兩者也是理學家認為的學之大弊。程頤說：「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于訓詁，三惑于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程氏遺書》）「三弊」中，「溺於文章」和「牽于訓詁」屬於「進士場屋之業」，「惑于異端」是惑于「釋道山林之趣」。如果沒有這「三弊」，則「必趨於道矣」，可見向道學發展，是「明體達用之學」邏輯的必然。

   胡瑗桃李滿天下。王安石變法時，胡瑗弟子在朝中「十常居四五」，宋神宗曾有「胡瑗與王安石孰優」之問。《安定學案》記載：

   「是時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才高下而修飾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先生弟子也。在湖學時，福堂劉彝往從之，稱為高弟。后熙寧二年，神宗問曰：「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專切學校，始於蘇湖，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

   胡瑗的高弟劉彝直言，胡瑗教授學者之功非王安石可比，並把胡瑗的「明體達用之學」表達得十分清楚。「明體達用之學」也是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指導思想，給了二程洛學以正面影響。在「宋初三先生」中，程頤最尊敬胡瑗。《宋元學案•安定學案》記載：

   先生在太學，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先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即請相見，處以學職，知契獨深。伊川之敬禮先生亦至。于濂溪，雖嘗從學，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稱也。又嘗語人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一望可知。」又嘗言「安定先生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于從政乎何有！」

   孫復，字明復，號富春，幼年家貧，父早亡，但力學不輟，飽讀六經，貫通義理。但四舉開封府進士，均于科場失利，未能任官。32歲後退居泰山，專心於講學授徒近20年，人稱「泰山先生」。其門下賢良之士甚多，如石介、文彥博、范純仁等皆一時精英。慶曆二年（1042年）范仲淹在朝實行新政，與富弼等推薦孫復，詔命「以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范仲淹年譜》）宋仁宗對之甚為禮敬。

   范仲淹與孫復因緣際會頗有戲劇性。《範文正公集年譜》引魏泰《東軒筆錄》（又見《宋元學案•泰山學案》附錄）說：

   「公在睢陽（按即南都，今河南商丘）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公，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薦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后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

   四舉進士不第、窮困潦倒的孫復，窮游在外，在睢陽兩次上謁范仲淹，受到范仲淹的幫助，並補以學職，授以《春秋》，激勵他「安於學」。孫復不負所望，在泰山苦學十年，成為著名的「三先生」之一。胡瑗的經學修養夠高了，《宋史》謂胡瑗治經不如孫復，可見孫復的經學功夫之厲害。

   與胡瑗、孫復並稱「宋初三先生」的，還有一個是石介石守道。曾創建泰山書院、徂徠書院，是泰山學派創始人，世稱徂徠先生。宋仁宗天聖八年進士，任國子監直講，「從之者甚眾，太學之盛，自先生始。」

   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歐陽修、杜衍等人任高官要職，實施「慶曆新政」。石介對此欣喜振奮，說：「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賦《慶曆聖德頌》，贊革新派，貶保守派，指責反對革新的夏竦等人為大奸，遂使夏竦等人銜恨在心，自此成為死敵。頌剛脫稿，孫復就警示石介說：「子禍始於此矣！」

   慶曆四年，夏竦等人誣陷搞范仲淹團隊搞「朋黨」，同時從石介開刀。他命家中女奴摹仿石介筆跡，偽造了一封石介給富弼的信，內容是革新派計劃廢黜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請求外放，變法遂告失敗，革新派相繼罷職，石介也在「朋黨」之列，外放到濮州任通判，未到任所，旋即于慶曆五年七月病卒於家，終年四十一歲。

   石介死後，夏竦等人並未甘休。當時，徐州孔直溫謀反，敗露后被抄家，石介過去與孔直溫的來往書信被查抄出來。夏竦藉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說石介其實沒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內應。宋仁宗便派官員去發棺驗屍。知兗州杜衍、提點京東刑獄呂居簡具保，倖免發棺。

   歐陽修對此義憤填膺，在慶曆六年寫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長詩《重讀徂徠集》，詩中寫道：「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 已埋猶不信，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 我欲犯眾怒，為子記此冤,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書于蒼翠石，立彼崔嵬巔。」

   石介在國子監以《易》、《春秋》教授諸生，「重義理，不由註疏之說。」廣論「理」、「氣」、「道統」、「文道」等，反對佛道，開宋明理學之先聲。理學家群體對石介的評價頗高，「二程」就十分尊崇石介，朱熹稱讚石介是超過韓愈而僅次於「關洛諸公」的「第一等人」。是一個「剛介」、「不動心」的人等。

   對於「宋初三先生」，黃宗羲說：「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朱熹）有『伊川（二程）不敢忘三先生』之語。」可以說，三先生是理學的先驅。

   對於佛老，范仲淹和「三先生」都持排斥態度，然輕重和角度不同。范仲淹在著名的《上執政書》中極論國家大事，書中提出了六項十八字為政方針：「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其中將佛教過度發展導致的「緇黃盪而不治」作為社會一患。緇黃即僧道，和尚穿緇衣，道士戴黃冠，故稱。書中雲：

   「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為性，以潔凈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況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眾多而行為醜惡），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游，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煢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道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逾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

   佛教以真常為性，能勸人為善，范仲淹從教化人民、治理國家的角度考慮，有所認可。但庶民百姓不易理解，又不是治理天下之道，而出家之人不能贍養父母，與儒家之孝義相衝突，所以「君子弗論」。書中對寺院大興土木亦深為不滿，提出了建議之方：

   「又土木之興，久為大蠹。或謂土木之廢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為之而弗戒也。某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為軍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作倉促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不可不戒。」

   范仲淹是基於國計民生，就事論事，希望國家能對佛道進行管束。孫復、石介等人則是從理義根本上否定佛道，頗為深惡痛絕。孫復在《儒辱》中寫道：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壘為辱，士以地廣大荒而不治為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歟。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舍其本則何所為哉。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楊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后，漢魏而下則又甚焉。

   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紿我生民，絶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眾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羣，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為三。吁，可怪也。

   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絶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以之為國則亂矣，以之使人賊作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巳，若以為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詈，小有所不勝，則尚以為辱，矧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為辱也大哉。

   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故楊墨起而孟子辟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佛老盛而韓文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則芟夷藴崇（蘊崇有積聚、邪惡二義）絶其根本矣。嗚呼，后之章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從而尊之者，多矣。得不為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于茲千余歲，其源流既深，根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其將奈何，其將奈何。」

   石介《怪說》說：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偽之言破碎之。」

   楊億，北宋文學家，以駢文名世。

   佛教自漢朝傳入中國。五胡亂華的時候，受到諸胡君主的推崇。南北朝時佛教大興，梁武帝竟然以帝王之尊而捨身事佛。儒道衰微，當時罕有辟之者。至韓愈作文闢佛，明夷夏之防，倡孔孟之道，為宋儒闢佛先導。宋儒闢佛，自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始。其後橫渠、二程、朱子、曾公亮、李覯 、歐陽修、蘇軾、朱熹、胡寅、胡宏、陳亮、葉適、張拭諸儒，皆痛批佛教，有力有理，佛教逐漸歸正，儒家螺旋大興。2017-7-10餘東海于南寧首發於儒家網

(理學的先驅：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 全文完)（2017/07/30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