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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不明歷史真相的偽問題

   對於在「文化熱」中興起的新儒家，有名家這樣問道：

   「我向讚美儒家的先生們提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儒家那麼高明，試問，它怎麼沒有把中國較早地引導到現代化道路？在中國民族危機的時刻，它怎麼拿不出自救的辦法？」

   兩個都是不明歷史真相的偽問題。然問者振振有詞，聞者茫茫而贊，引以為攻儒的重器，故有必要略予解答。

   關於第一個問題。吳鉤出過《宋：現代的拂曉時辰》一書，認為宋代已經邁入近代化的門檻其實，我們更應該認識到，西方現代化雖然勝於中世紀的黑暗，但光明度非常有限，並非最佳選擇。

   蓋現代化是突破神本主義漫長的歷史制約之後的人本主義化。人本主義蔽於人而不知天，不明天道，雖然優於神本主義，但又大遜於仁本主義。人本主義導出來的自由主義和民主制度，雖知重民，不知敬天，不能正德，故多少存在民粹主義傾向，過於強調平等和科學。這類弊端，唯有仁本主義政治可以消除。

   關於第二個問題。自堯舜至明清五千年，在中國民族危機時刻，都會有儒家人物、儒家群體出來自救，而且都能自救成功。中國作為一個文明體之所以能夠歷史悠久地延續下來，根本原因在此，在於儒家文化巨大的道德凝聚力和文明創造力。

   清末，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君主立憲制，就是最好的自救自強的辦法。可惜當時沒有聖賢在位，儒家群體德智不足，有好辦法而無好的落實手段，被越來越泛濫的激進主義佔了上風。

   隨著清亡，儒家文化徹底退出政治領域，儒家人物迅速邊緣化。此後內憂外患的文化政治責任，就落到了袞袞非儒家諸公的肩上。儒家在民國已經淪為各界笑柄，尚有權紙上談兵自說自話，此後連空談的自由都失去了，還能為人民和民族負什麼實際責任呢。2018-5-15余東海 首發於儒家網

（2018/05/15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