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一梟:破戒草之三十五:要當官就得有牲犧
東海一梟:破戒草之三十五:要當官就得有牲犧
老梟近年厭倦了商場上的勾心鬥角、詩場上的附風裝雅和情場上的吹牛拍馬(拍馬子之馬也),心血來潮,以呼喚自由弘揚民主為己任,與革命先烈和前輩們可謂志同道合,卻犯了革命成功后我黨之大忌,傳統媒體當然不許我開口,那就逃到未能封死的互聯網的個別角落,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目無暇以賞美色,耳無暇以聽嬌歌,然而不但不能「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既倒」,反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后,動輒得咎」,甚至招來了無數冷嘲熱諷乃至邪擊惡攻。
鴉鳴雀噪,雞啼犬吠,倒也不值得去理它。讓我傷心的是網上網下一些頗有才學的朋友,也跟著瞎搗醬糊,說你老梟別擺出一副為民請命為百姓說話的架式,只怕你上了台,也不比現時官兒們好,沒準更壞!如慧遠山僧:「此公心有凶念,筆帶殺氣,恐良善之輩,切記慈悲待人,懷德予世,方成正果。以現時之修行,當難登巒山,即使越頂,也是生靈塗炭,而己也近油枯燈滅。慎記」。 暗示老梟我一旦掌了權柄,便會「生靈塗炭」。
先嚴正聲明一下:老梟年將不惑,官念早絕,且豐衣足食,生活無憂,只想當家(詩詞家思想家)不願為官。在《梟眼看世之一七九:只開風氣不為官》就說過:「我對龔自珍在創作上只開風氣不為師的風采極其敬仰,我希望自己在政治上也只開風氣不為官、只居幕後不居先,不讓定庵專美於前。」、「之所以出山說法(治)登(網)壇論政(治),是見朝野上下,包括學者專家,蠢才庸夫太多,忍不住想指點一二,過過嘴癮耳,當然,如真有助於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那可是意外之喜了,不過對此我不抱啥子希望」。
言歸正傳。我談不上什麼正人君子,更不是毫無私心雜念的大聖大賢和大慈大悲的救世觀世音。在專制政體中,萬一成了體制中人,能不能當一個小小清官,我自己就毫無把握:不貪財或許勉強做得到,要我不貪色不貪玩不報恩不循私不關照親戚朋友,只怕定力不足。
我國現有體制最容易讓好人變壞,恰似一個大醬缸大糞坑,別說本來就是臟骯腐臭之蛆蟲進去,如魚得水,便是乾淨者落入,也難保清白。這就是造成中國當今官員在各國中數量最多、質量最差的根本原因。官之壞,如一個先生教出來、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其規則不外乎傾軋、逢迎、欺壓、虛偽,其手段不外乎心狠、手黑、皮厚、足穩,等等。
壞的層次有高低、境界有大小,但一個假字,乃是最基本功夫。自古偽人皆偉人、佳人皆假人,要成為政壇上的偉大人物、政治上的「美人香草」,非假道學、偽君子不可。
而老梟生平為人疾偽如仇,喜歡堂堂正正坦坦蕩蕩,既使「丑」,也要丑得光明正大;既使「壞」,也要壞得光天化日,「把自己丑陋的一面拿出展覽」(梅雨時語),恰恰證明我的大男人本色。不象某些人,擅長弄虛作假文過飾非當面為人背後搗鬼,更不象某集團,把自身的醜陋、錯誤千般遮掩萬般雕飾,乃至以丑為美、指鹿為馬、顛倒是非、裝鬼為神,把一身臟病的臭婊子打扮成唯我獨美的新娘子,強逼著人們非娶不可!
其實,政治不是婊子,不是厚黑學,不是爭權奪利的權術詐術霸術,更不是營私舞弊、禍國殃民、指鹿為馬的特權。政治乃是一門非常高尚、非常重要的關於管理公共事務的藝術,如此而已。這才是政治的美好形象和本來面目。
對於政治權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這個道,古代是民本主義,表現為「三不欺」:「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宓下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史記》)。這個「道」,在現代,就是民主主義,表現為三權分立制度和四大自由等。抓綱治國,以道治官,這個體制,才是綱和道,「良知呀道德自律呀思想教育呀,有效,也有限,關鍵時候未必靠得住。只有常規有效的制度才是銅牆鐵壁,擋住慾望的濁流;只有輿論監督和權力制衡,象俺老妻一樣,虎視耽耽獅吼連連鳥籠深深地監管著當官的,他們才會少花一點心少貪一點腥少犯一些錯誤…」(《如果我當了官…》)。
在不少朋友看來,我是個有很多弱點缺點乃至很「壞」的人,例如在梅雨時眼裡,「你老梟不過是一禽獸而已,動物系。」 有必要「群起而攻之」。我以為,「壞」又何妨?只要我的「壞」,外不觸犯法律,內不違反良知,就屬於我的私德、私生活,關起門來看黃片,上得網來吹牛皮,「思想情趣和道德情操」固然不高,別人也無權干涉!
這就是我年輕時儘管官欲熾熱,卻總下不了決心「下海」逐日去的原因之一。我以為,要當官就得有犧牲,就意味著失去許多人生的樂趣和自由,而不是相反。我贊同培根之言,「身處高位者是三重意義上的臣僕――君主和國家的臣僕,榮譽的臣僕以及事業的臣僕。所以,他們沒有自由――沒有人身的自由,沒有言行的自由,也沒有支配時間的自由」。
當今制度下我遠離了官場,是不甘下賤怕墮落;萬一日出西方、民主東來,我也會遠離政治,因為我怕「犧牲」個人自由,不願當真的公僕「為人民服務」。呵呵
東海一梟2002、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