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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滋養熏陶出中國歷史上燦若星群的仁人志士、聖人賢士、義人俠士、高人大士、狂人逸士、奇人異士，我都喜歡，都欣賞，但自古以來最讓我傾倒的統一了真善美的圓滿人格，非孟子莫屬，或者說孟子最配作我的人生模範與精神導師。自從小小梟上初中時在故居閣樓上發現塵封蟲蛀的儒家經典之後，儒家的倫理道德，尤其是孟子這個「有英氣」的儒家亞聖的言行事迹人格風範，就深深印入了我的腦海，融入了我的血脈。

孟子曾遊說諸侯，推行其政治主張，到過梁（魏）、齊、宋、滕、魯等國，但其仁政學說被普遍認為「迂遠而闊於事情」，不為世用，遂退居講學，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他繼承孔子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他認為君主負有保護人民和維護國家的責任，要「泛愛眾」，「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要行仁政。仁政具體內容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著「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要求君主與民同樂，戒戰戒殺，省刑罰減賦稅蘇民困，使民以時，「制民恆產」，讓每家農戶有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有起碼的生產資料，關懷救助鰥寡孤獨等窮愁困頓者，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等，具有相當鮮明的人民性和人道主義特徵。

二

識者皆知，民本不如人本，德治不如法治，仁政不如憲政——用今人的標準去衡量，孟子的民本思想和仁政學說當然已經大大落伍了。這是歷史的局限。孟子做夢都想不到還有一種可以直接通向仁政的自由民主制度。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憲政民主誕生之前，仁政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以儒家思想為治國理念的君主專制，是最合適的社會制度，是社會各階級的最人道最理想的選擇，不僅符合統治者的利益，也符合廣大民眾的利益。所以，以儒家學說為治國理念的君主專制在歷史上有其開明性、合理性、合法性和進步意義，曾創造了令人艷羡的東方文明，創造了無數的人間奇迹和輝煌。儒家成了傳統政制中抑制君權的思想淵源。仁政，縱然難免偽善，也比赤裸裸的苛政惡政暴政霸政更人道、更進步。因為儒家的寬容，中國歷史上沒有過宗教戰爭；因為道統的制約，歷史上也沒有出現過政教合一的政權，在和平年代，沒有出現過西方中世紀宗教裁判所那樣的極端黑暗和野蠻。

儒學之所以成為歷代王朝的意識形態，首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權力對正義觀念的選擇。董仲舒勸皇帝獨尊儒術的基本邏輯，就是強調儒術於民眾於國家有利從而於根本上合乎皇家的利益，避免重蹈秦朝的復轍；其次，歷代統治者在實際操作中並不嚴格遵守孔孟之道，而把它當作一種手段和裝飾，或者一面漂亮的招牌，甚至陽儒陰法、明儒暗法。漢朝獨尊儒術，但漢宣帝卻教導兒子：「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第三，歷代統治者及御用文人不同程度、別有用心地對孔孟之道進行了歪曲和閹割。如宋明理學，把本來頗為通情達情，中庸寬仁的孔孟之道「發展」成了喪失人性和彈性的「毫無寬容度的爛貨」（蘆語），以致理學無理，道學不道，以「天理」滅人慾乃至滅人命，以「天理」壓倒一切，就象以穩定壓倒一切一般。又如朱元璋讀到孟子書中有關「民貴」、「君輕」、「草芥」、「寇讎」等論述君民關係、君臣關係的言論，怒道：「這老兒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下令撤消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資格，同時下令，有為此而諫者，以大不敬論。還組織了一批名儒多次刪改《孟子》，其中不利於皇權專制的話就有近百條，為適應科舉考試而另編一本《孟子節文》。朱元璋篡改孟子，與秦始皇重用法家一樣，孟子地下有知，自必深惡痛絕。

五四新文化運動，群起指斥孔孟之道為專制主義的思想根源。如陳獨秀說：「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政治道德之大原。君為臣綱，則民于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于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剛妻于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三綱之說為之也。」殊不知「三綱」思想源於強調「君權至上」的法家，尤其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與孔子或孟子無關。孔子主張「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和「中庸之道」，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君與臣、父與子各自內在的自我約束修養，屬相互對應關係，孟子則更重視臣或民，都與「君為臣綱」之類邪說風馬牛不相及。

五四反儒不反法，以致馬列趁虛而入，法家繆種流傳，文革反儒而崇法，為一黨專制張目，以致孕育出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當代極權暴政。中共黨文化乃亞西方馬列主義與歷代君主暗中祟奉的法家思想「私通」所產的曠古惡物！

三

時至今日，許多自由知識分子把現在中國社會無數問題，把中共的暴政統統歸咎於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把中共專制視為儒家文化的結果，大筆如刀，利舌如劍，紛紛向一個虛擬的幻影殺將過去。這實在是一個巨大的誤會，可謂中共造孽，儒家遭殃。

一黨獨大的中共專制，不僅反民主反自由，本質上也是反傳統反文化反道德的。經過五四的打倒、中共的摧殘，儒家文化奄奄衰微，傳統道德早已崩潰，全社會淪為文化沙漠，道德真空，無數假惡丑的黑洞吞噬了信仰，吞噬了希望，吞噬了一切良知正氣，一切真善美。當今中國，還有什麼仁義道德忠孝節義？還有什麼溫良恭儉讓？只剩一雙雙被物慾和貪婪燒紅了的眼晴，在一片漆黑中鬼火閃爍！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了，什麼人間惡人惡事惡跡惡行都被創造出來了。

所以，沒有任何朝代的官員象中共官員那樣無知無德空前腐敗，沒有任何古代君主象中共領導人那樣無法無天威福無邊，沒有任何專制社會象當今社會那樣死氣沉沉黑暗無邊……，總之，沒有任何專制王朝象中共王朝那樣沒有倫理沒有底線，那樣慘無人道滅絕人性，那樣鷹犬成群爪牙密布，那樣惡行累累黑雲滾滾，那樣唯權唯術唯利唯物，那樣集假惡丑之大成！

近年來，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全面破產之後，中共確偶爾揀起傳統文化中的一鱗半爪，如德治呀、和諧呀（這對中共，實為一大進步），有些人便以為中共與儒學血脈暗通，實為大謬。同時有必要指出，不僅中共的法制遠遠不如法家法制的嚴肅，而且中共的「德治」也遠遠沒有古代王朝的真誠。

文化與制度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並不存在絕對的「客觀規律」，不少民主國家，並非基督教文明佔主導地位，屬於中華文化圈的南韓、日本等早已實現民主，台灣的中華文化保存得比大陸好得多，卻成功實現了民主轉型。這都說明儒學傳統與現代民主並非天生死敵頭，也可以是好夥伴。儒家文化中確存在不少有利於專制的糟粕，但也有很多普適性的精華，與民主款曲暗通，完全可以成為民主力量的同盟並在民主制度下發揚光大。

四

拜中共愚民政策、愚民教育之賜，普通民眾和知識分子不僅對民主自由的理念頗多曲解誤讀，對儒家文化也往往誤解多多。特別是忠孝二字，幾成眾矢之的和儒家大罪。例如一位素所尊重的著名民主同道，對忠孝的理解就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這些說法在舊戲、評書、舊話本小說里所在多有，實乃被歪曲了的違仁悖義、非忠非孝的忠孝觀。

關於「忠」，孔子認為忠是君子必具之品德。《左傳·桓·六》：「上思利民，忠也。」《左傳·昭·元》：「臨患不忘國，忠也」，《論語》：「為人謀而不忠乎？」

《滕文公·上》：「教人以善謂之忠」這是春秋時代人們對「忠」的理解。可知，忠就是誠實無欺地為別人著想，就是居上位者想著如何有利於百姓，就是在危患中不忘國家，就是教人學好、導人向善。忠，做為一種待人的應有品德和行為準則，其對象是寬泛的：對待師友、民眾、親人，都應忠。

儒家的忠君是有條件的，就是君主行為要符合仁的道德、禮的規範，君的利益要與民的利益、國的利益相一致。孟子說，「殺一無罪非仁也。」殺了一個無辜，就有悖于仁。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孟子·離婁·上》）孟子主張君臣關係應以道義為基礎，體現了君臣某種程度的「對等」關係。事君以忠，是事君的態度；事君以義，是事君的原則。如果君主無道，臣民不僅可以不拋棄之，甚至可以推翻之誅滅之。商紂王是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紂，孟子就認為伐得對。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加犬馬，則臣視君如同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他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賊殘之人謂之『一夫』」。

五

如果說孟子的政治理論比孔子更具有平民品格和民主色彩但難免有其歷史局限性的話，孟子那種以德性為財富的高尚情操，以個體人格為中心的倨傲風範，那種「說大人，則藐之」的狂狷人格，那種「聖人與我同類，萬物皆備於我」的充滿主體意識的樂觀向上的心態，那種「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尤其是他的那種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則不僅對後世士大丈階層人格產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深遠的影響，至今仍然值得人們引以為楷模。

公孫衍、張儀二人遊說諸候、合縱連橫、權傾諸候、名振天下，乃戰國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的「大人物」。孟子卻不屑一顧，認為此二人沒有仁義沒有原則，無非擅長搖唇鼓舌、曲意巴結、溜須奉承等「妾婦之道」而已，根本不配大丈夫之稱。《孟子》里這一段話是大丈夫精神的最佳寫照：「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以大丈夫精神自勵和勉勵後人，再三教導不能「苟且」，不能「詭迂」，不能「鑽穴」，不能行「妾婦之道」，言論、行為、手段要合乎「大丈夫之道」。有了這樣一種精神，當然就可以不失赤子之心，就可以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就能夠自愛自尊，笑傲王候，毀譽不動，寵辱不驚。孟子為推行其政治主張辛勞奔波不遺餘力，但在那個充滿詭詐、傾軋、勢利、強權的時代，面對君王依然保持大丈夫的倨傲形象，不肯絲毫暫時性彎曲自己。孟子學生陳代勸孟子「枉尺而直尋」，以屈求伸，如蘇秦、張儀等縱橫家那樣，以妾婦之道博得諸侯們的好感，再慢慢實施自己的思想主張。孟子堅決不同意。他譴責那些不由其道，不擇手段去爭取做官的人，頌揚「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的方正剛直為行為，強調君子在立身出處上不能苟且，不能投機取巧搞機會主義。雖然孔孟都很倡導通權達變，但在立身處世的原則性問題上，卻是非常認真毫不苟且的。

六

《公孫丑下》有個「不召之臣」的故事，典型地體現了孟子這一大丈夫的脾氣：

孟子準備去朝見齊王，恰巧齊王派了個使者來到孟子處，把辭齊王得了不可受風的寒疾，想召孟子往見。孟子見齊王並無誠意，也託辭有病不能成行。第二天，孟子要到東郭大夫家裡去弔喪。齊王打發人來問候孟子的病，並且帶來了醫生。

孟子硬是不見，避至景丑氏家裡去住宿。於是孟景圍繞著君臣關係展開了一場爭論。

景丑說：「在家庭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這是人與人出問最重要的倫理關係。父子之間以慈恩為主，君臣之間以恭敬為主。我只看見齊王尊敬您，卻沒看見您尊敬齊王。」

孟子說：「哎！這是什麼話！在齊國人中，沒有一個與齊王談論仁義的。難道是他們覺得仁義不好嗎？不是。他們心裏想的是：這樣的王哪裡配和他談論仁義呢，這才是他們對齊王最大的不恭敬。至於我，不是堯舜之道就不敢拿來向齊王陳述。所以齊國人沒有誰比我更對齊王恭敬了。」

景丑說：「禮經上說過，君王召喚，不等到車馬備好就起身，可您呢，本來就誰備朝見齊王，聽到齊王的召見反而不去了，于禮不合吧。」

孟子說：「曾子說過：」晉國和楚國的財富，無人能及。但他有他的財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義。我有什麼不如他的呢？『曾子說這些話難道沒有道理嗎？天下有三樣最尊貴的東西：一是爵位，一是年齡，一是德行。朝廷上最尊貴的是爵位；鄉里最尊貴的是年齡；至於輔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貴的是德行。他怎麼能夠憑爵位就來怠慢我的年齡和德行呢？所以，大有作為的君主一定有不召之臣。如果他有什麼事情需要出謀劃策，就親自去拜訪他們。這就叫尊重德行喜愛仁道，不這樣，就不能夠大有為。因此，商湯對於伊尹，先向伊尹學習，然後才以他為臣，於是不費大力氣就統一了天下；桓公對於管仲，也是先向他學習，然後以他為臣，於是不費大力氣就稱霸于諸侯。現在，天下各國的土地都差不多，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間誰也不能高出一籌，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君王們只喜歡用聽他們的話的人為臣，而不喜歡用能夠教導他們的人為臣。管仲尚且不可召，更何況連管仲都不放在眼裡的人呢？「

七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乃「集義」所得，由平時精心培養，長期積累所得，是一種充滿仁義道德的正義之氣。孟子的大丈夫精神，是其內在「浩然之氣」的深厚培養和自然抒發，故狂而不妄，奇而不怪，高尚而不悖人情，毫無虛驕之氣、做作之態。後世有理學家批評孟子「有英氣」洵為知言。卻說什麼「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乃鄙陋之見。有圭角鋒芒，恰是孟子有血有肉可敬可愛處，是大丈夫精神的自然流露，具有一種英雄主義的人格魅力。

孟子是依循內聖外王的思路構築人生理想和價值的途徑的，他肯定治國平天下的功利價值，又重視修身誠意的內在道德價值。他寄託于聖君賢臣身上的仁政理想，當然無法與訴諸于公民意志、依賴於制度保障的憲政理想相比，其思想中的人文關懷，只能針對社會性群體人格而不可能針對個體人格。同時，他對人的價值的肯定，對人的力量的自信，也都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在落後的生產力水平下，個體生命對集體具有普遍性的深度依賴，個體性絕對從屬於集體性。儘管如此，孟子作為儒家「亞聖」，對歷代知識分子（士大夫）的人格影響是巨大的，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依然歷久彌新，千古崢嶸，啟發了歷代進步知識分子（士）的尊嚴意識和叛逆精神，成了他們批判現實、抨擊苛政、為民請命、改良社會的思想武器和精神資源。這一筆巨大的精神資源，值得我們去挖掘、開發。前無古人的民主大業，同樣需要那樣的資源和武器。一些「自由門徒」異議人士曾宣稱要埋葬孔孟之道，然而他們身上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特立獨行，那種為民請命的以道自任、當仁不當，那種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無畏精神和大丈夫品格，卻與孟子的大丈夫風采千古遙接、互相輝映。

八

孟子不愧為不愧為真善美的典型，大丈夫的代表。大丈夫，貴在一個大字，大仁大義大知大德大尊嚴也，小是小非，一笑置之，小恩小怨，一笑了之。這種大丈夫精神，陶冶著我的情操，鼓舞著我的鬥志，開闊著我的心胸和視界，讓我自信自貴自尊自強敢言敢怒敢想敢幹，讓我在政治高壓下保持思想的獨立和自由。吾仰孟夫子，每讀《孟子》，深感處處閃耀著思想和人格的光輝，深感與夫子意氣相投、心靈相契、精神相通，深感當今國人向孟子學習、向孟子看齊的必要性。老梟生於兩千年前，便是主張仁政的孟子；孟子生於二十世紀，應是追求民主的老梟也。

２００５、４、１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