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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1966年4月15日－），中國山東日照市人，著名持不同政見者。198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心理系，1987年到1989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

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她是天安門廣場絕食倡導者之一，並擔任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曾與另一位學生領袖封從德為夫妻關係。六四事件后，被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通緝。於1990年4月經香港離開中國大陸，十個月後抵達法國巴黎。隨後與封從德離婚，到美國求學，后與美國人羅拔·馬丁（Robert Maginn）結婚。1993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碩士學位，隨後在波士頓Bain & Company任職，1996年入讀哈佛大學商學院，1998年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同年與其丈夫共同創辦一家電腦公司Jenzabar, Inc，任總裁至今[1][2]。2009年12月4日，她成為基督徒，並於翌年4月4日正式接受洗禮。 2010年6月1日她成立女童之聲，爭取維護中國婦女兒童的生命和權益。[3]

柴玲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學生領袖，絕食的發起者之一，“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一般認為其表現較為激進和善於煽動，在與其他學生代表產生分 歧時主張留在廣場繼續對抗。事後，大多數中國人認為她和其他的學生領袖的煽動是該學生運動自5月之後未能得以緩和的原因之一，有評論認為她在整個事中有制 造謊言和陰謀的成分。[4]

有報導稱，柴玲曾在1989年和199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但未有獲獎。[5]。
言論爭議

柴玲於六四事件當時的一些言論有很大的爭議，其言論爭議內容在卡瑪的紀錄片《天安門》中有許多體現，主要有：

在1989年5月28日接受美國記者飛利浦·康寧漢（Philip Cunningham，漢名“金培力”）採訪時流淚稱“覺得為中國人去奮鬥不值得”“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願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 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不過我相信一場大革命很快就會到來——要是它採取下策的話。即使不採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種和力量，在下一次運動中我們一 定會站出來”。[6] 有人將其解釋為“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如方舟子批評柴玲時，指其於五月底領了救濟款逃跑[7]，2009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陳一諤指責柴玲為“逃 亡學生領袖”（后因批評六四的言論被港大學生投票罷免通過）[8]，但是這和《天安門》記錄片矛盾，據侯德健、封從德及劉曉波稱，當夜天安門開始清場時， 柴玲也在廣場上[9]。

美國記者的採訪中柴玲還說，“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6]《天安門》記錄片中將期待 翻譯為“hope for”，這被封從德等人譴責認為醜化柴玲，讓人誤認為認為柴玲期待中共屠殺學生。[10] 不過張鶴慈認為，柴玲本來就用了“期待”二字而非翻譯造成。[11]

1989年6月8日柴玲錄了一盒長達35分鐘的錄音帶，兩天後傳到香港，並於無線電視播出；她說曾見解放軍在廣場向紀念碑開槍，提到坦克施放毒氣並追壓撤 退學生。其中提到：[12]“他們太疲勞了，還在帳篷里酣睡的時候坦克已經把他們輾成了肉餅。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 [13]”此內容被《天安門》所節錄並以侯德健的說法作對比。侯德健稱其留守至6時半，但在廣場上沒有看見這情況，批評“如果我們真的需要用謊言去打擊說 謊的敵人，也許你的謊言會先被揭穿”。[14] 說法與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官方錄像片段吻合[15]。
《天安門》
《天安門》中的柴玲
參見：天安門 (紀錄片)

卡瑪在回應為什麼《天安門》沒有直接採訪柴玲時指出，當時卡瑪堅持採訪柴玲，被柴玲拒絕，卡瑪認為柴玲出爾反爾。1996年《波士頓環球報》報導稱，《天安門》的宣傳破壞了柴玲的生活，柴玲稱自己收到了恐嚇信。卡瑪對此感到“大惑不解”，認為柴玲演戲。[16]

2007年，擔任Jenzabar公司總裁的柴玲以損害名譽和商標侵權為由，起訴《天安門》紀錄片製片人卡瑪[17]。美國法院決定不予受理有關“損害名 譽”的起訴，對“商標侵權”的指控，法院也認為其勝訴可能極小。作家茉莉認為柴玲因《天安門》播放對她不利的片斷而懷恨在心，真正目的是報復。[18] 卡瑪的長弓公司發起呼籲，希望社會能對事件給予關注，並要求維護自身權利，捍衛言論自由。[19]

對於卡瑪的紀錄片《天安門》，2009年，封從德、嚴家祺、鄭義、盛雪等人簽署《致〈天安門〉製片人的公開信》。封從德等人認為《天安門》有選擇地引用句 語和遺漏史實，讓觀眾得出對柴玲的印象。指責稱“期待流血”、“我願意求生”等言論爭議都為斷章取義。[20]有評論認為《天安門》通過大量剪切和對比， 對柴玲的形象刻意塑造引導，原先王丹承受主要攻擊，《天安門》廣泛傳播之後則被柴玲頂替。[21]王丹也寫了一封《為柴玲辯護——致港大學生的信》聲援柴 玲。[22]
我原諒他們

柴玲在2012年6月4日以英文發表了一篇名為《我原諒他們》（I Forgive Them）的公開信，信中說“因為耶穌，我原諒鄧小平和李鵬。我原諒士兵們衝進1989年天安門廣場。我原諒目前中國的領導下，繼續壓制自由和實行殘酷的 一孩政策。”[23][24]但王丹於2天後也發表聲明稱，柴玲的寬恕態度只代表柴玲她自己，不能代表廣大的八九同學。[25][26]丁子霖也發表公開 信，反對柴玲的看法[27]。

2013年5月，柴玲接受香港電台專訪時再次表示因已信奉基督教並受洗的關係，已原諒當年的中共領導人及進行鎮壓的士兵，更表示對六四紀念日的到來由痛苦轉為感到喜悅。惟另一前學運領袖沈彤表示柴玲是公眾人物，有關表態並不合適。[28]
個人生活

2011年9月22日，柴玲在美國國會對於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聽證會上作證。她宣稱自己曾四次被迫流產——最初兩次在北京大學本科生期間，第三次在北京讀 研究生期間，第四次是1990年流亡巴黎期間。她稱自己頂著壓力把墮胎的事講出來，是要完成神的意願。 [29] [30]

熊焱稱她的生命之改變，尤其她現在敢於完全披露自己的勇氣，只能從基督教的角度才可以理解和認識。[31]

反一胎化組織“女童之聲”(All Girls Allowed) 主管張菁於2012年在美國對柴玲提起訴訟。因她信仰天主教，但信仰基督教福音派的柴玲強迫她改信失敗后，開除她的職務，她所創辦的婦孺權益保護團體“中 國婦權”，也失去了柴玲的資助，因此張菁對柴玲提起侵犯人權與宗教自由的訴訟。[32] [33] [34]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