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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瑞金

《悲歡世界》這個書名，令人聯想到《悲慘世界》。由法國著名作家維克多·雨果創作的長篇小說《悲慘世界》，歷史場景涵蓋了拿破崙戰爭開始后的十幾年時間，是描繪19世紀法國社會的史詩性作品。1862 年出版的這部巨著，圍繞主人公冉·阿讓的個人經歷，融進了法國的歷史、革命、戰爭、道德哲學、法律、正義、宗教信仰等內容，因此也可以說是19世紀法國社會的百科全書。雨果通過《悲慘世界》留給這個世界一句至理名言：「人生不是只有一個圓心的圓圈，它是一個有兩個焦點的橢圓形。事物是一個點，思想是另一個點。」

相比雨果筆下的19世紀法國社會，從20世紀1957年之後的半個世紀，也是中國社會變化最快、動蕩最大的年代。20年「左」的失誤，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把國家和人民折騰得遍體鱗傷，經濟到達崩潰的邊緣，冤案冤獄遍及域中。而後，迎來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平反冤獄、改革開放，真是悲歡兩重天！戴春、吳越兩位先生合著的《悲歡世界》，正是一部描寫20世紀後半個世紀這一巨大災難與巨大變革交織轉折歷史時期的長篇法制小說。

與雨果的《悲慘世界》類似，《悲歡世界》也是寫囚徒。不過，儘管篇幅長達180萬字，小說卻沒有寫這個時代的全景，而只是從某個勞改農場一個中隊的某幾個人寫起，沿著這條主線伸延下去，「追蹤」式地寫了這些囚徒們往後五十來年的坎坷生活。這些囚徒，有被划為「右派」的知識分子精英，也有受到打擊報復被當作壞人送來改造的好人，還有偷雞摸狗專做壞事被社會淘汰的「渣滓」。儘管主角不多，卻也是生旦凈末丑角色齊全，你下我上，粉墨登場，熱鬧非凡!。

勞動教養大院，不是監獄，勝似監獄。人員之複雜，故事之奇特，比起監獄來，異彩紛呈，有過之而無不及。監獄有如劇場。於是，在這個亘古未有的大劇場上，不知道有多少「演員」被迫登台表演！於是，在這個遠離人類正常社會的不正常地方，精英和渣滓同台演出，演的卻是一場場風起雲湧、波瀾壯闊、別開生面、有聲有色的鬧劇。

中國的勞動教養，前後一共進行了56年，全國範圍涉及「勞教」的人員，估計總數在一百萬之上。這支百萬大軍，56年來所演出的悲歡離合故事，真是寫不勝寫，書不盡書。就全國範圍來說，《悲歡世界》中所寫的這幾十個人，真是滄海一粟！但是，正所謂「一滴水可以見大海」；讀者僅僅通過這十幾二十多個人的坎坷命運，就可以從中體會到那個年代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那些「演員」都是些什麼樣的悲摧人物。

關於描寫勞動教養的小說，被稱為「大牆文學」。從《走向混沌》到《夾邊溝紀事》，從《牧馬人》到《天雲山傳奇》，有的還被攝製成電影、電視。早在1989年，吳越先生就在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過一部50萬字的《人的一半是野獸》，寫的是文革期間北京市的流氓團伙如何被收容勞動教養的故事。此外，他還在大風出版社出版過《二勞改和女人們》、在紅旗出版社出版過《愛在疼痛時——被改造者的情事》、在語文出版社出版過《傳奇作家的傳奇婚戀》，都是以勞動教養場所作為背景的。但是比較起來，都沒有《悲歡世界》這部書篇幅巨大、場景恢宏、人物眾多、時間久遠、描寫深刻、內涵豐富。就目前來說，《悲歡世界》是兩位作者最後一部後來居上的描寫勞動教養的小說，具有標誌性意義。

一個人，身陷囹圄，當然是不幸的。但是對於作家來說，這卻是一個十分難得的機會。人人都知道，作家應該寫他所最熟悉的生活。但絕大多數作家，都沒有蹲監獄的經歷；作家要寫監獄生活，僅僅依靠「蹲點」三五天去「體驗生活」，是絕對不夠的。戴春和吳越兩位先生，進監獄之前，都不是作家，在那個「絕境」中，他們似乎是「置之死地而後生」，通過他們的親身體驗，加上出獄之後的反思，他們把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加以集中概括，創造出形形色色有血有肉的人物來，讓沒有經過牢獄之災的人們去了解那些人物，理解那些人物，並且進一步「認識」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在讀者面前展示、再現了那個歷史時代，真是功不可沒。這是他們的豐收，儘管這樣的耕耘播種，成本的確太高了。但是想想那些「瘐死」在牢房中的囚徒們，他們兩個，能夠得到這樣的豐收，可不是幸運兒么？

與《悲慘世界》一樣，《悲歡世界》用小說的形式對這個時代進行了反思。作者一直想寫一部從人性的角度來闡述故事的書，就像《悲慘世界》一樣，總想把自己真正的意圖隱藏在故事情節的背後，不想一張口就念勞改、勞教人員的「苦經」，也不想碰疼「當局」那根敏感的神經。小說僅僅介紹了十幾個右派分子和一些由於各種各樣原因被集中到北京市公安局所屬的清河農場某一個教養中隊來的教養分子，以及和這些教養分子有關聯的幹部、家屬等人物。歷史跨度長達半個多世紀，幾乎從他們的青年時期一直寫到他們老死；幾乎是「終其一生」地跟蹤報道，寫出了他們的坎坷遭遇，也寫出了他們的喜怒哀樂。

作者只寫他們的所見所聞，只寫他們所熟悉的那個常人難於置身的地點，那些不可思議的人物，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至於是非功過，則不加臧否，作者相信歷史自有公論。對於書中所描寫的惡人，作者都借王振春之口，表示寬恕。這樣的態度，反映的是作者的「佛子之心」，與魯迅的「我一個也不寬恕」形成鮮明的對照。重要的是，書中用典型人物的典型故事回答了歷史的提問，讓讀者自然而然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勞教制度，是違反法治、侵犯人權的惡制度，必然會被國家被人民所淘汰。值得慶幸的是，今天勞動教養制度已經被政府明令取消，成為歷史了。

《悲歡世界》今年出版，恰逢文化大革命發動50周年和結束40周年，又是改革開放進入第38個年頭。在這個歷史節點上，《悲歡世界》為我們結合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來徹底反思文革，提供了豐富而生動的難得教材。著名作家王蒙深刻指出，總結文革是中國人的歷史與國際責任，「正確地毫不含糊地總結文革的方方面面，這也是中國對人類歷史的貢獻」。

文革是全民族不堪回首的痛史。我們在撥亂反正時期反思文革教訓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如民主法治建設問題，肅清封建主義思想流毒問題，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問題，等等，至今都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解決。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應當說我們今天反思文革的條件比起上世紀80年代要好得多了，許多深層次的問題也看得更清楚了。所以我們有責任在進一步深化改革中，來一個全黨全民的大反思，徹底反思文革的理論、制度、文化，以及形成這種文革理論、制度、文化的社會歷史根源，從而真正徹底剷除再次發生文革的理論、制度和文化，讓我們國家真正趕上時代，融進世界文明潮流。

《悲歡世界》與《悲慘世界》揭示了同樣的主題：人類本性是純潔善良的，人類與邪惡之間會進行不懈的鬥爭。人類將一同走向幸福，但必定要經過苦難的歷程。因此，儘管這部小說中沒有帝王將相，沒有疆場征戰，我依然認為，《悲歡世界》是一部描寫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的史詩。

按：周瑞金先生，即著名政論家皇甫平，是人民日報社前任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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