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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杨益言：（1925年11月18日－2017年5月19日），作家，《红岩》的主要作者之一。杨益言先后在四川省武胜县、重庆市完成初中、高中学业。抗日战争时期，同济大学自上海内迁至重庆。1944年，杨益言考入重庆的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同济大学迁返上海。1948年初，因为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而被逮捕。同年获释后回到重庆，在中国铅笔厂职工夜校当教员。1948年8月，杨益言遭中国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在狱中，杨益言结识了江竹筠、罗广斌等人。狱友们曾秘密举行追悼会、集体绝食等活动。1949年春节，狱友们开联欢会，其中杨益言表演二胡，罗广斌戴着铁脚镣表演了踢踏舞。1949年4月，杨益言的家属出钱，通过杨益言在重庆市警察局任局员的堂兄花钱托关系，将杨益言释放出狱。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杨益言历任重庆《团刊》编辑、科长，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中共重庆市委《支部生活》总编辑，专业作家。第四、五届四川省政协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及第五、六、七届名誉委员，四川省重庆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195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2年，经刘德彬等人介绍，杨益言加入中共党。中共国初期，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创作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记述了他们在狱中对敌斗争的经历，1950年7月1日起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1958年初，三人在《红旗飘飘》第六集上合作发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增订后的单行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0年代，杨益言、罗广斌同在共青团重庆市委任职，经常一同做报告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1958年11月，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抵达重庆，认为革命者在渣滓洞、白公馆的狱中斗争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题材，乃向当时在共青团重庆市委任职的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中共重庆市委对此大力支持，由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具体负责，指定罗广斌、杨益言二人共同执笔创作，并为二人专门安排了两间平房。自1959年开始，二人白天访问老革命者、搜集材料，晚间写作。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二人因为承担该写作任务而可每日分得一个小馒头。中共重庆市委准许二人查看敌特档案，采访在押的敌特分子。二人在敌特档案中发现了一整套时长15年的特务日记，这为在小说中塑造军统高层特务形象提供了素材。在小说出版前，中共重庆市委决定，要二人拜作家沙汀为师，并到北京学习参观。1961年，二人完成了小说《红岩》，同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后数十年间印数超过一千万册。《红岩》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并被译为多种文字，还被改编为电影《烈火中永生》以及豫剧《江姐》等。文化大革命期间，罗广斌、杨益言被诬陷为“叛徒”，遭到残酷迫害。1979年，杨益言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后来退休。

杨嘉仁：（1912年10月28日－1966年9月6日），中国音乐指挥家。在16岁时他师从当时在金陵女子大学（"金女大"）任教的瑟萨兰女士（Ms.Southenland）学习钢琴。杨嘉仁本想继承父业，在金陵中学高中毕业后考進金陵大学医学医预科学习，由于‘晕血’的缘故便考虑转到他本有所长的音乐专业。可是当时金陵大学（“男大”）没有音乐系，而音乐系仅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经校长特许，他在"金女大"借读音乐课程。这样，杨嘉仁毕业时同时得到"金男大"教育系和"金女大"音乐系两个毕业文凭，成为"金女大"校史上唯一的男性毕业生。于此同时，在上海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著名音乐家、李斯特（Liszt，Franz）的再传弟子梅帕器（Paci，Mario）。为了学到更多知识，除了要完成两个大学的课程外，他每周还从南京赶到上海去帕器那里接受包括钢琴、理论、指挥、声乐等等的全面音乐教育。1937年底杨嘉仁赴美国密歇根（University of Michigan)大学音乐院研究部继续深造。获得音乐理论和音乐教育两个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即获多校聘任，在上海之江文理学院、南京金陵神学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私立上海音专、沪江大学、国立音专（即今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等学校执教。在抗战胜利后，杨嘉仁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音乐中心站主任，指导上海的学生业余音乐活动，同时又在上海各高校任兼职教授，教授钢琴、指挥、理论作曲、声乐、音乐欣赏等课程。杨嘉仁是著名的指挥家，在中学期间就显示了他的指挥才华：1940年他指挥美国密歇根大学乐队進行公开考核演出，这是华人首次出现在美国的指挥台上，获得听众和传媒的高度赞誉。他还是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上海歌剧院等专业团体的客座指挥。1953年，他指挥中国青年合唱团演出无伴奏合唱《半个月亮爬上来》，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比赛中获得银奖，这是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第一次获得的音乐指挥奖。随后又率队在波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巡回演出载誉而归。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首次创建指挥系，杨嘉仁是主要创建人，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1957年受前苏联著名艺术家肖斯塔科维奇、奥伊斯特拉赫、乌兰诺娃的邀请，他担任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艺术评委。在60年代初他为首次来华公演的瑞典皇家芭蕾舞团指挥伴奏乐队，此外还指挥了上海歌剧院的歌剧“人参姑娘”的首演。杨嘉仁的学生众多，在他不完全的三百多名钢琴学生名册中，包括享誉海内外的第一批中国的钢琴家傅聪（“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马祖卡”最优奖获得者）、顾圣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金质奖章和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女子钢琴比赛最高奖获得者）、周广仁（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1951年、1956年两次前东德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等。‘杨嘉仁的夫人程卓如，生于1918年。1935年毕业于上海清心女中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1941年毕业。同年与留美归来相恋六年的杨嘉仁在上海成婚。他们育有一子（杨大经）一女（杨大纶）。程卓如教授是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和附中的主要创建人、第一任校长，还曾兼任上海音乐学院基本乐课教研组长、师范科主任、工农班主任，是中国杰出的音乐教育家。她以治学严谨、认真负责、对学生充满爱心着称。程卓如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带领上海音乐学院视唱练耳教研组编写的《视唱教程》，是第一部包含中国民族音乐内容的音乐基础训练文献，也是中国同类出版物中使用最广泛的权威著作。在她的主持带领下，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风淳朴，学风活跃，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音乐精英。现在驰名中外的数百名著名音乐家，如刘诗昆、江明惇、卞祖善、俞丽拿、殷承宗、陈燮阳、杨立青、陆在易、闵惠芬、许斐平等都出自这所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音乐学院是其中的重灾区，杨嘉仁和程卓如是最早被扣上莫须有的“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不久就遭到毁灭性的抄家，许多珍贵的教学资料和其它资料都失散，身体和心灵受尽了屈辱、虐待和折磨。1966年9月5日深夜，夫妇俩再次遭受到“上音附中红卫兵”残忍的毒打和侮辱，在向“上音”领导求救无果之后，回到上海培文公寓81号的寓所，于1966年9月6日与妻子程卓如(中国著名音乐教育家)，悲愤地打开了厨房的煤气。为中国音乐事业呕心沥血、硕果累累、极富才华的乐海璀璨双星就此不幸陨落。届时杨嘉仁53岁，程卓如48岁。

杨朔：（1913年4月28日－1968年8月3日），原名杨毓晋，字莹叔，作家。杨朔的父亲杨清泉是清末秀才，杨朔幼承家教。1927年到哈尔滨，在太古洋行作小职员，业余学习英语，并跟随李仲都，学习中国古典诗文，曾在《国际协报》、《五日画报》上发表过旧体诗。1937年初，杨朔离开哈尔滨赴上海太古洋行工作，其间集资筹办北雁出版社。同年9月前往武汉，与友人合资筹办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和《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副刊，意在唤起民众。同年末，赴延安。1938年春，前往山西抗战前线，而后辗转到广州。1939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前往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随军写作，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是杨朔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42年７月，杨朔到达延安，参加了延安文艺界协会，而后進入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先后发表了《月黑夜》、《大旗》、《霜天》、《麦子黄时》等短篇小说。1945年加入中共党。是年冬，前往宣化龙烟铁矿体验生活，创作了反映矿工斗争与生活的中篇小说《红石山》。1946年秋，杨朔以随军记者身份，参加了平津等战役，期间写了不少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创作了中篇小说《北线》。
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杨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艺部长。《北黑线》和《锦绣山河》1950年12月，以随军记者身份前往朝鲜战场，创作了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获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1954年，進入中国作家协会，而后進行旅行采访，发表了《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等散文、通讯。1956年，在亚非组织中任各种领导职务，忙于外事活动，同时创作了反映亚非国家风貌的散文作品，结集为《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生命泉》等。杨朔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杨朔回到老家蓬莱访问，写下了《蓬莱仙境》、《海市》等散文。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７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泽东、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最后由于不堪折磨，绝望中杨朔于1968年8月3日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由于《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散文被选入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所以大陆的中国人，对杨朔都不陌生。对于杨朔的这几篇作品，以往常常作细读，乃至要求背诵。现在已经有人提出异议，因为这几篇作品，发表的时间正是共产党执政期间的三年大饥荒时期，杨朔所写的大好形势的真实性，让人怀疑。对于杨朔散文的形式，有人认为是"单调散文"，常常是"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的套路。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女，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高龄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1932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毕业，之后入读北京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研究生，并认识钱锺书。二人结成夫妇，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進修。女儿钱瑗在英国留学中出生。1938年，杨绛随钱锺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沿袭英国式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及悲剧《风絮》，为之赞不绝口：“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1953年，杨绛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1958年，47岁的杨绛决定“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西班牙语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坚持不懈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翻译工作。著有《风》、《窗帘》、《干校六记》、《洗澡》、《我们仨》、《杂忆与杂写》、《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译著有《堂吉诃德》、《斐多》、《小癞子》等。1966年文革开始后，杨绛也如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受到迫害和打压，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并且被剃了“阴阳头”，她和丈夫钱锺书一起被划分为“牛鬼蛇神”，她被安排去扫厕所，杨绛爱卫生，在打扫厕所时，她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物品摆放整齐，而且通风透气。红卫兵来整她时，她就躲入女厕所避难。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五七干校”，不久，随“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12日，杨绛也被下放到那，并且被分配在菜园干活。因为两人宿舍不过十分钟路程，故两人经常私密相会。1978年，杨绛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1981年发表的《干校六记》，已有三种英语、两种法语和一种日本译本。

杨宪益：（1915年1月10日－2009年11月23日），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出身名门。父亲杨毓璋担任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曾资助徐世昌竞选大总统，也深受袁世凯赏识。杨宪益是父亲唯一的儿子，从小穿着袁世凯赠送的清廷黄马褂。十二三岁时入读教会学校新学书院，上了7年，包括一年预科。“五卅惨案”后，曾参与学生罢课，因家庭地位，没有受到惩罚，在学生中建立威信。1934年毕业后，跟随英国教员C.H.B. 朗曼经美国到伦敦求学。在学习了几个月希腊语和拉丁语之后，1935年报考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成绩合格但被推迟录取。于是到欧洲游历。1936年秋入读牛津，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期间同游者包括钱锺书夫妇、向达和吕叔湘。他还担任了中国学会的主席。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在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任教授，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自1953年起，杨宪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翻译了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及《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歌文选》等经典作品。上世纪60年代初，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最终于1974年完成并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该三卷本《红楼梦》在国外皆获好评，有着广泛影响，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被誉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英译本之一。文革期间，曾遭批斗，夫妇二人亦同被关進牢狱达四年。1986年冬，杨宪益加入中共党。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杨宪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谴责当局血腥镇压，随后宣布退出中共党。1993年，杨宪益获香港大学颁发名誉博士学位。

杨必：（1922年5月－1968年3月4日），女，别名八必，笔名心一。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必毕业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留校任助教，兼任震旦附中英文教师。杨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随家搬到苏州，童年全在苏州度过。她是杨绛的八妹，父亲因她排行第八，而“必”是“八”的古音，所以命名为杨必：家里就称阿必。30年代在工部局女中就读。高中毕业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大学最后一年失怙。毕业留校任助教，兼任震旦附中英文教师。曾任傅雷之子傅聪的英文老师。在傅雷的鼓励和钱锺书的指导下开始翻译文学作品。译有《剥削世家》和《名利场》（译书的选择与书名的译法均是钱锺书帮忙定的）。她还曾在国际劳工局兼职（可能是1949年开始）。1952年院系大调整，由震旦大学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评为副教授。终身未婚。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要求交代国际劳工局的事。运动期间死亡，享年46岁。

杨绍唐：（1898年－1969年），中国基督教新教牧师。曾被英国内地会传教士赖恩融誉为“中国教会三巨人”之一。早年就读于内地会学校，1923年進入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1925年毕业后，回到家乡传教。1934年在候马创立灵工团。1939年，日军焚毁候马灵工团房屋，杨绍唐迁往北平。1946年，杨绍唐出任南京泰东神学院教授，并创立黄泥冈教会。1951年6月5日到7日，在控诉运动中，“南京市基督教会团体代表控诉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败类大会”上，政府鼓动信徒检举、控诉，主持南京黄泥岗教会的杨绍唐作为“属灵派反动分子”，因“散布反动谣言”而遭到南京大学学生纪文镇和金陵大学教授李扬汉的控诉。8月8日至9日，黄泥冈教会内部举行控诉会，胡竟铭、翟美德、纪文镇等信徒中的积极分子宣布杨绍唐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忠实走狗，《灵工通讯》是极端反动的刊物，将杨绍唐驱逐出教会。几位传道也上台做出深刻检讨。杨绍唐前往上海，当时西方传教士撤离中国，他接管了静安区乌鲁木齐北路25号内地会传教士的专用教堂“上海公共礼拜堂”，改为迪化北路聚会所。6月10日，杨绍唐已经代表该教会出席上海基督教万人控诉大会，为主席团成员之一。1957年反右运动时，杨绍唐被定为右派，1966年文革后被定为反革命，监督劳动。1969年春节后，被街道责令到弄堂弯腰敲冰，心肌梗死发作而去世，安葬在家乡山西曲沃。

杨佑之：(1893年－1971年)，经济学家、会计学家。13岁在长沙上中学，因无力交纳学费被勒令退学。后经自己努力考上了北京大学商科，师从马寅初先生，成为其高足。1919年毕业后曾到中国大学、河北大学、北平大学商学院任教授。1936年应四川大学邀请到成都讲学，是第一个在四川讲授高等会计学的教授。1945年创办杨佑之会计事务所，以办事公正，水平高超，清廉正直，享有很高的声望。1946年，受聘清查成都市自来水公司账目，不管该公司复杂背景，充分运用其渊博知识，严密清查，终将一笔烂帐查得一清二楚，为成都人民办了一件好事。抗日战争时期撰写了《会计学》和《会计学纲要》。这两部书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会计学界公认的有影响的权威性著作。1949年后，又相继撰写了《高等会计》、《成本会计》、《会计报告分析》等教材和数十篇论文。已出版了《高级统计学》（1943年）、《审计学》（1943年）、《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1964年）、《现代资产阶级会计学说批判》（1964年）等多本著作。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反动会计学的祖师爷”受到残酷批斗，无情打击。1971年9月含冤去世，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