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能赢,我们也能赢
2 篇帖子
• 分页: 1 / 1
川普能赢,我们也能赢
10 月的一天,我在社区散步时遇到支持 Sliwa 的邻居 George。我对他说:“Sliwa 的胜算几乎为零,你为什么还坚持?”
George 看着我回答:“川普能赢,我相信我们也能赢。”
我们碰拳告别,但这一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
川普在官司缠身、团队分裂、家人不再支持的情况下,依然赢得了选举。这件事提醒我们:只要足够坚持,公众力量可能突破所有不利条件。
当然,Sliwa 今年最终没有胜选。我经过 George 家,看到他的支持海报依然挂在门口,像这几年从未改变。我也想到自己从 2012 年加入新公民运动以来的坚持,比他的时间还长。
海内外公民的不同处境
最近和许多朋友交流,有不少现实压力和担忧:
海外:
有人准备回国探亲,不敢参与太多;
有人生计艰难,需要先顾家庭;
有人对新方案犹豫,但也知道不能停;
也有人在探索新的点子和方向。
大陆:
有人什么都没做却依然被上门警告;
有人能在群里转发信息,尽力而为;
有人为了护照或工作不得不保持低调;
有人期待海外给予支持;
也有人选择静静等待大变化到来。
整体来说,无论海内外,发声的人都少了。十个人中只有两个人还愿意说话,而他们的话题也比过去谨慎得多。
错误、坚持与价值
我们都是普通人,都会犯错。 我们走过正确的路,也遇到过挫折和无奈。
总体而言,无论海内外大家都低调了许多。原因很简单:十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还讲话,八个人沉默;而那两个讲话的人,话题也比过去少了。我们都是普通人,都会犯错。同城饭醉、废除劳教这种正确路线我们走过,但也会出现牺牲生命却没能帮缅北公民找到安全地带的遗憾。
但经验告诉我们: 只有持续的努力,才可能推动自由权利向前。
短暂休息可以理解, 但彻底退出必然是错误选择。
就像数字货币:当越来越多人停止参与,它的价值自然归零。 公民社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放弃,过去十几年的努力就会被抹去。
而许志永、丁家喜、秦永敏等良心人士,还被关押在狱中,没有机会休息。相比之下,我们的付出并不算多。
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仍在坚持的人,都是公民社会大厦的一块重要拼图。
我们依然能做的事情
在当前环境下,我们仍能做许多安全而有效的事:
与原来的三五好友保持联系;
海外与异地朋友可以建更安全的私密小群;
推动一些“小而能做”的议题,例如农民养老金最低保障等;
用持续的小行动维持连接与信任。
最后,再回到那句话
川普在逆境中仍然赢了。 坚持的人,总有可能创造新的可能性。
他的一句口号,我愿与所有公民伙伴共勉:
“战斗,战斗,战斗!”
无论身在何处,希望我们都不要沉默,不要放弃。 继续努力,就是改变的开始。
川普在官司缠身、团队分裂、家人不再支持的情况下,依然赢得了选举。这件事提醒我们:只要足够坚持,公众力量可能突破所有不利条件。
当然,Sliwa 今年最终没有胜选。我经过 George 家,看到他的支持海报依然挂在门口,像这几年从未改变。我也想到自己从 2012 年加入新公民运动以来的坚持,比他的时间还长。
海内外公民的不同处境
最近和许多朋友交流,有不少现实压力和担忧:
海外:
有人准备回国探亲,不敢参与太多;
有人生计艰难,需要先顾家庭;
有人对新方案犹豫,但也知道不能停;
也有人在探索新的点子和方向。
大陆:
有人什么都没做却依然被上门警告;
有人能在群里转发信息,尽力而为;
有人为了护照或工作不得不保持低调;
有人期待海外给予支持;
也有人选择静静等待大变化到来。
整体来说,无论海内外,发声的人都少了。十个人中只有两个人还愿意说话,而他们的话题也比过去谨慎得多。
错误、坚持与价值
我们都是普通人,都会犯错。 我们走过正确的路,也遇到过挫折和无奈。
总体而言,无论海内外大家都低调了许多。原因很简单:十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还讲话,八个人沉默;而那两个讲话的人,话题也比过去少了。我们都是普通人,都会犯错。同城饭醉、废除劳教这种正确路线我们走过,但也会出现牺牲生命却没能帮缅北公民找到安全地带的遗憾。
但经验告诉我们: 只有持续的努力,才可能推动自由权利向前。
短暂休息可以理解, 但彻底退出必然是错误选择。
就像数字货币:当越来越多人停止参与,它的价值自然归零。 公民社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放弃,过去十几年的努力就会被抹去。
而许志永、丁家喜、秦永敏等良心人士,还被关押在狱中,没有机会休息。相比之下,我们的付出并不算多。
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仍在坚持的人,都是公民社会大厦的一块重要拼图。
我们依然能做的事情
在当前环境下,我们仍能做许多安全而有效的事:
与原来的三五好友保持联系;
海外与异地朋友可以建更安全的私密小群;
推动一些“小而能做”的议题,例如农民养老金最低保障等;
用持续的小行动维持连接与信任。
最后,再回到那句话
川普在逆境中仍然赢了。 坚持的人,总有可能创造新的可能性。
他的一句口号,我愿与所有公民伙伴共勉:
“战斗,战斗,战斗!”
无论身在何处,希望我们都不要沉默,不要放弃。 继续努力,就是改变的开始。
Re: 川普能赢,我们也能赢
晓峰、查理·柯克、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都是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人。
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 被杀之后,一些中国网友表示不理解:美国已经是一个拥有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社会,为什么还会有人需要以生命去抗议?也有人因此感叹,中国缺乏像他们那样勇敢的人;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普遍自私,不愿意为理想付出代价。对此,我想讲一讲晓峰牺牲的故事。
晓峰在义工群里很有名气,但过去我们并没有私下联系,没有 QQ、微信或电话交流,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自己是晓峰,经常听其他义工提起我。我说我也一样。他告诉我,是别人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他。我当时说,你不用告诉我是谁,在大陆这样做并不安全。之后我们通过 Telegram 交流,但我来美国后已找不到原来的账号,现在用的是新的号码。
他一开始就谈到大陆环境的不安全:动不动就被抓,被打也只能忍,希望我们管理组能想办法。我说我们也没有办法,除非离开中国。他说去美国签证太难,是否可以找一个近一点的地方。我一时没有想到合适的选项,他提出去缅甸,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地方。我觉得思路可以,但担心危险。他说,可以去联系果敢同盟军,如果在那里待上几年,能有一块稳定的据点,将来就可以接待公义义工,希望得到管理组的同意。
我表示需要先调查,并问他是否害怕。他说,与其长期忍气吞声、在恐惧中挨打,不如闯一闯,也未必真的那么危险。
后来我联系了一位在果敢卖桶装水的老乡,他认识当地一些人。据他说,2009 年“88 事件”时比较危险,但 2010 年之后基本没有大规模冲突。我因此下定决心,把这些情况转告晓峰。他表示愿意前往。
我又向他解释程序问题:当时 许志永 入狱后,新公民运动的团队一度由王功权代管,后来改为我们管理组负责。涉及资金必须经过监督组。他说经费可以由义工个人筹集,不必动用公义群资源。我告诉他,不涉及公款我们不能直接决定,管理组三人,我只有一票,他需要再得到另外两人中任何一人的同意,但为了安全不必告诉我是谁。他表示理解,并照此去做。
后来晓峰去了缅北。我任期结束后按规定不能连任,随后来到纽约生活。到美国后,他曾加我微信,发来几段视频,说自己过得很好,也很安全,没有战事。他还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管理一块地区,就能为新公民运动提供落脚点。他在群里提到是我建议他去缅北,我没有回应。当时其他管理组成员仍在大陆,相比之下,我已经算是“安全”的人。
我开始开 Uber,努力安顿生活。忽然有一天,一位义工介绍晓峰的四哥加我微信,说晓峰已经牺牲,他已去果敢取回骨灰。我当时说,义工群已经不再活跃,如果需要经济帮助,我可以逐一联系大家。他四哥说不需要钱,目前还瞒着年迈的父亲,担心老人承受不了。同时,他也无法理解我们这些人,包括他弟弟,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
后来在 许志永 第一次出狱后,我向他报告:晓峰是我们团队中唯一的烈士。我曾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真正走向宪政与民主时,国家可以为这样的人举行公开纪念。
很多人不理解我们。晓峰的四哥不理解,我来美国前,我父亲也说:“你们这是让别人当炮灰,为你们打天下,将来你们掌权,说不定比共产党还腐败。”这样的质疑,我并不陌生。
但我始终记得心洁爹一段话——感激所有参与捐助的义工们,因为你们的付出,使那些入狱的良心犯家属在寒冬感受到了温暖,在无助中没有绝望,特别有几个义工这几年下来的个人捐助,占了群捐助总额的很大份额,但为了个人隐私不公开姓名了,当然很多人是即出钱,也出力,在这个人情冷漠高度物质化的现实社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大家相聚再一起,彼此来自天南地北,真的不容易,这是缘份。这三年是我人生目前为止,最充实的三年,这三年有过争吵,甚至谩骂,但大家毕竟没有任何私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美好愿望,希望留给我们子孙后代一个充满自由,公义,爱的生存环境,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在“已经很自由”的地方,仍然有人愿意为理想付出生命?
在我看来,晓峰,以及美国的查理·柯克、Renee Good、Alex Pretti,本质上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明知有风险,却仍然选择向前。左派和右派或许不会彼此认同,有人认为 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 是为理想献身,也有人认为查理·柯克代表理想的坚持。但无论立场,他们都在承担代价。
我选择来到美国,是另一种路径。我知道,如果留在大陆,自己随时可能入狱;许志永也知道这一点,但他选择直面。我当年也曾准备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坐三年牢,后来却退缩了,选择离开。即便如此,在美国,我仍愿意为这个目标投入时间和金钱。
事实上,退一步并不只是中国人的选择。美国的 南希·佩洛西 在丈夫遭受严重袭击后,也选择逐渐淡出政治一线。人性在不同社会并无本质差别。
中国并不是没有愿意为理想献身的人,而是因为力量对比悬殊。在美国,左派与右派的力量接近,制度允许竞争与制衡;而在大陆,追求这些价值的人仍然过于弱小。因此,我们尚未真正拥有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
但正因为有人曾经站出来,这些价值才不会从历史中消失。
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 被杀之后,一些中国网友表示不理解:美国已经是一个拥有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社会,为什么还会有人需要以生命去抗议?也有人因此感叹,中国缺乏像他们那样勇敢的人;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普遍自私,不愿意为理想付出代价。对此,我想讲一讲晓峰牺牲的故事。
晓峰在义工群里很有名气,但过去我们并没有私下联系,没有 QQ、微信或电话交流,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自己是晓峰,经常听其他义工提起我。我说我也一样。他告诉我,是别人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他。我当时说,你不用告诉我是谁,在大陆这样做并不安全。之后我们通过 Telegram 交流,但我来美国后已找不到原来的账号,现在用的是新的号码。
他一开始就谈到大陆环境的不安全:动不动就被抓,被打也只能忍,希望我们管理组能想办法。我说我们也没有办法,除非离开中国。他说去美国签证太难,是否可以找一个近一点的地方。我一时没有想到合适的选项,他提出去缅甸,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地方。我觉得思路可以,但担心危险。他说,可以去联系果敢同盟军,如果在那里待上几年,能有一块稳定的据点,将来就可以接待公义义工,希望得到管理组的同意。
我表示需要先调查,并问他是否害怕。他说,与其长期忍气吞声、在恐惧中挨打,不如闯一闯,也未必真的那么危险。
后来我联系了一位在果敢卖桶装水的老乡,他认识当地一些人。据他说,2009 年“88 事件”时比较危险,但 2010 年之后基本没有大规模冲突。我因此下定决心,把这些情况转告晓峰。他表示愿意前往。
我又向他解释程序问题:当时 许志永 入狱后,新公民运动的团队一度由王功权代管,后来改为我们管理组负责。涉及资金必须经过监督组。他说经费可以由义工个人筹集,不必动用公义群资源。我告诉他,不涉及公款我们不能直接决定,管理组三人,我只有一票,他需要再得到另外两人中任何一人的同意,但为了安全不必告诉我是谁。他表示理解,并照此去做。
后来晓峰去了缅北。我任期结束后按规定不能连任,随后来到纽约生活。到美国后,他曾加我微信,发来几段视频,说自己过得很好,也很安全,没有战事。他还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管理一块地区,就能为新公民运动提供落脚点。他在群里提到是我建议他去缅北,我没有回应。当时其他管理组成员仍在大陆,相比之下,我已经算是“安全”的人。
我开始开 Uber,努力安顿生活。忽然有一天,一位义工介绍晓峰的四哥加我微信,说晓峰已经牺牲,他已去果敢取回骨灰。我当时说,义工群已经不再活跃,如果需要经济帮助,我可以逐一联系大家。他四哥说不需要钱,目前还瞒着年迈的父亲,担心老人承受不了。同时,他也无法理解我们这些人,包括他弟弟,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
后来在 许志永 第一次出狱后,我向他报告:晓峰是我们团队中唯一的烈士。我曾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真正走向宪政与民主时,国家可以为这样的人举行公开纪念。
很多人不理解我们。晓峰的四哥不理解,我来美国前,我父亲也说:“你们这是让别人当炮灰,为你们打天下,将来你们掌权,说不定比共产党还腐败。”这样的质疑,我并不陌生。
但我始终记得心洁爹一段话——感激所有参与捐助的义工们,因为你们的付出,使那些入狱的良心犯家属在寒冬感受到了温暖,在无助中没有绝望,特别有几个义工这几年下来的个人捐助,占了群捐助总额的很大份额,但为了个人隐私不公开姓名了,当然很多人是即出钱,也出力,在这个人情冷漠高度物质化的现实社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大家相聚再一起,彼此来自天南地北,真的不容易,这是缘份。这三年是我人生目前为止,最充实的三年,这三年有过争吵,甚至谩骂,但大家毕竟没有任何私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美好愿望,希望留给我们子孙后代一个充满自由,公义,爱的生存环境,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在“已经很自由”的地方,仍然有人愿意为理想付出生命?
在我看来,晓峰,以及美国的查理·柯克、Renee Good、Alex Pretti,本质上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明知有风险,却仍然选择向前。左派和右派或许不会彼此认同,有人认为 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 是为理想献身,也有人认为查理·柯克代表理想的坚持。但无论立场,他们都在承担代价。
我选择来到美国,是另一种路径。我知道,如果留在大陆,自己随时可能入狱;许志永也知道这一点,但他选择直面。我当年也曾准备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坐三年牢,后来却退缩了,选择离开。即便如此,在美国,我仍愿意为这个目标投入时间和金钱。
事实上,退一步并不只是中国人的选择。美国的 南希·佩洛西 在丈夫遭受严重袭击后,也选择逐渐淡出政治一线。人性在不同社会并无本质差别。
中国并不是没有愿意为理想献身的人,而是因为力量对比悬殊。在美国,左派与右派的力量接近,制度允许竞争与制衡;而在大陆,追求这些价值的人仍然过于弱小。因此,我们尚未真正拥有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
但正因为有人曾经站出来,这些价值才不会从历史中消失。
2 篇帖子
• 分页: 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