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能贏,我們也能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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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能贏,我們也能贏
10 月的一天,我在社區散步時遇到支持 Sliwa 的鄰居 George。我對他說:「Sliwa 的勝算幾乎為零,你為什麼還堅持?」
George 看著我回答:「川普能贏,我相信我們也能贏。」
我們碰拳告別,但這一句話一直留在我心裏。
川普在官司纏身、團隊分裂、家人不再支持的情況下,依然贏得了選舉。這件事提醒我們:只要足夠堅持,公眾力量可能突破所有不利條件。
當然,Sliwa 今年最終沒有勝選。我經過 George 家,看到他的支持海報依然掛在門口,像這幾年從未改變。我也想到自己從 2012 年加入新公民運動以來的堅持,比他的時間還長。
海內外公民的不同處境
最近和許多朋友交流,有不少現實壓力和擔憂:
海外:
有人準備回國探親,不敢參与太多;
有人生計艱難,需要先顧家庭;
有人對新方案猶豫,但也知道不能停;
也有人在探索新的點子和方向。
大陸:
有人什麼都沒做卻依然被上門警告;
有人能在群里轉發信息,儘力而為;
有人為了護照或工作不得不保持低調;
有人期待海外給予支持;
也有人選擇靜靜等待大變化到來。
整體來說,無論海內外,發聲的人都少了。十個人中只有兩個人還願意說話,而他們的話題也比過去謹慎得多。
錯誤、堅持與價值
我們都是普通人,都會犯錯。 我們走過正確的路,也遇到過挫折和無奈。
總體而言,無論海內外大家都低調了許多。原因很簡單:十個人裏面只有兩個人還講話,八個人沉默;而那兩個講話的人,話題也比過去少了。我們都是普通人,都會犯錯。同城飯醉、廢除勞教這種正確路線我們走過,但也會出現犧牲生命卻沒能幫緬北公民找到安全地帶的遺憾。
但經驗告訴我們: 只有持續的努力,才可能推動自由權利向前。
短暫休息可以理解, 但徹底退出必然是錯誤選擇。
就像數字貨幣:當越來越多人停止參与,它的價值自然歸零。 公民社會也是一樣:如果我們放棄,過去十幾年的努力就會被抹去。
而許志永、丁家喜、秦永敏等良心人士,還被關押在獄中,沒有機會休息。相比之下,我們的付出並不算多。
正因為如此,每一個仍在堅持的人,都是公民社會大廈的一塊重要拼圖。
我們依然能做的事情
在當前環境下,我們仍能做許多安全而有效的事:
與原來的三五好友保持聯繫;
海外與異地朋友可以建更安全的私密小群;
推動一些「小而能做」的議題,例如農民養老金最低保障等;
用持續的小行動維持連接與信任。
最後,再回到那句話
川普在逆境中仍然贏了。 堅持的人,總有可能創造新的可能性。
他的一句口號,我願與所有公民夥伴共勉:
「戰鬥,戰鬥,戰鬥!」
無論身在何處,希望我們都不要沉默,不要放棄。 繼續努力,就是改變的開始。
川普在官司纏身、團隊分裂、家人不再支持的情況下,依然贏得了選舉。這件事提醒我們:只要足夠堅持,公眾力量可能突破所有不利條件。
當然,Sliwa 今年最終沒有勝選。我經過 George 家,看到他的支持海報依然掛在門口,像這幾年從未改變。我也想到自己從 2012 年加入新公民運動以來的堅持,比他的時間還長。
海內外公民的不同處境
最近和許多朋友交流,有不少現實壓力和擔憂:
海外:
有人準備回國探親,不敢參与太多;
有人生計艱難,需要先顧家庭;
有人對新方案猶豫,但也知道不能停;
也有人在探索新的點子和方向。
大陸:
有人什麼都沒做卻依然被上門警告;
有人能在群里轉發信息,儘力而為;
有人為了護照或工作不得不保持低調;
有人期待海外給予支持;
也有人選擇靜靜等待大變化到來。
整體來說,無論海內外,發聲的人都少了。十個人中只有兩個人還願意說話,而他們的話題也比過去謹慎得多。
錯誤、堅持與價值
我們都是普通人,都會犯錯。 我們走過正確的路,也遇到過挫折和無奈。
總體而言,無論海內外大家都低調了許多。原因很簡單:十個人裏面只有兩個人還講話,八個人沉默;而那兩個講話的人,話題也比過去少了。我們都是普通人,都會犯錯。同城飯醉、廢除勞教這種正確路線我們走過,但也會出現犧牲生命卻沒能幫緬北公民找到安全地帶的遺憾。
但經驗告訴我們: 只有持續的努力,才可能推動自由權利向前。
短暫休息可以理解, 但徹底退出必然是錯誤選擇。
就像數字貨幣:當越來越多人停止參与,它的價值自然歸零。 公民社會也是一樣:如果我們放棄,過去十幾年的努力就會被抹去。
而許志永、丁家喜、秦永敏等良心人士,還被關押在獄中,沒有機會休息。相比之下,我們的付出並不算多。
正因為如此,每一個仍在堅持的人,都是公民社會大廈的一塊重要拼圖。
我們依然能做的事情
在當前環境下,我們仍能做許多安全而有效的事:
與原來的三五好友保持聯繫;
海外與異地朋友可以建更安全的私密小群;
推動一些「小而能做」的議題,例如農民養老金最低保障等;
用持續的小行動維持連接與信任。
最後,再回到那句話
川普在逆境中仍然贏了。 堅持的人,總有可能創造新的可能性。
他的一句口號,我願與所有公民夥伴共勉:
「戰鬥,戰鬥,戰鬥!」
無論身在何處,希望我們都不要沉默,不要放棄。 繼續努力,就是改變的開始。
Re: 川普能贏,我們也能贏
曉峰、查理·柯克、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都是為了理想而獻身的人。
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 被殺之後,一些中國網友表示不理解:美國已經是一個擁有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的社會,為什麼還會有人需要以生命去抗議?也有人因此感嘆,中國缺乏像他們那樣勇敢的人;甚至有人認為,中國人普遍自私,不願意為理想付出代價。對此,我想講一講曉峰犧牲的故事。
曉峰在義工群里很有名氣,但過去我們並沒有私下聯繫,沒有 QQ、微信或電話交流,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他說自己是曉峰,經常聽其他義工提起我。我說我也一樣。他告訴我,是別人把我的聯繫方式給了他。我當時說,你不用告訴我是誰,在大陸這樣做並不安全。之後我們通過 Telegram 交流,但我來美國后已找不到原來的賬號,現在用的是新的號碼。
他一開始就談到大陸環境的不安全:動不動就被抓,被打也只能忍,希望我們管理組能想辦法。我說我們也沒有辦法,除非離開中國。他說去美國簽證太難,是否可以找一個近一點的地方。我一時沒有想到合適的選項,他提出去緬甸,尋找一個可以立足的地方。我覺得思路可以,但擔心危險。他說,可以去聯繫果敢同盟軍,如果在那裡待上幾年,能有一塊穩定的據點,將來就可以接待公義義工,希望得到管理組的同意。
我表示需要先調查,並問他是否害怕。他說,與其長期忍氣吞聲、在恐懼中挨打,不如闖一闖,也未必真的那麼危險。
後來我聯繫了一位在果敢賣桶裝水的老鄉,他認識當地一些人。據他說,2009 年「88 事件」時比較危險,但 2010 年之後基本沒有大規模衝突。我因此下定決心,把這些情況轉告曉峰。他表示願意前往。
我又向他解釋程序問題:當時 許志永 入獄后,新公民運動的團隊一度由王功權代管,後來改為我們管理組負責。涉及資金必須經過監督組。他說經費可以由義工個人籌集,不必動用公義群資源。我告訴他,不涉及公款我們不能直接決定,管理組三人,我只有一票,他需要再得到另外兩人中任何一人的同意,但為了安全不必告訴我是誰。他表示理解,並照此去做。
後來曉峰去了緬北。我任期結束后按規定不能連任,隨後來到紐約生活。到美國后,他曾加我微信,發來幾段視頻,說自己過得很好,也很安全,沒有戰事。他還說,如果將來有機會管理一塊地區,就能為新公民運動提供落腳點。他在群里提到是我建議他去緬北,我沒有回應。當時其他管理組成員仍在大陸,相比之下,我已經算是「安全」的人。
我開始開 Uber,努力安頓生活。忽然有一天,一位義工介紹曉峰的四哥加我微信,說曉峰已經犧牲,他已去果敢取回骨灰。我當時說,義工群已經不再活躍,如果需要經濟幫助,我可以逐一聯繫大家。他四哥說不需要錢,目前還瞞著年邁的父親,擔心老人承受不了。同時,他也無法理解我們這些人,包括他弟弟,為什麼要冒這樣的風險。
後來在 許志永 第一次出獄后,我向他報告:曉峰是我們團隊中唯一的烈士。我曾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夠真正走向憲政與民主時,國家可以為這樣的人舉行公開紀念。
很多人不理解我們。曉峰的四哥不理解,我來美國前,我父親也說:「你們這是讓別人當炮灰,為你們打天下,將來你們掌權,說不定比共產黨還腐敗。」這樣的質疑,我並不陌生。
但我始終記得心潔爹一段話——感激所有參与捐助的義工們,因為你們的付出,使那些入獄的良心犯家屬在寒冬感受到了溫暖,在無助中沒有絕望,特別有幾個義工這幾年下來的個人捐助,佔了群捐助總額的很大份額,但為了個人隱私不公開姓名了,當然很多人是即出錢,也出力,在這個人情冷漠高度物質化的現實社會,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大家相聚再一起,彼此來自天南地北,真的不容易,這是緣份。這三年是我人生目前為止,最充實的三年,這三年有過爭吵,甚至謾罵,但大家畢竟沒有任何私利,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美好願望,希望留給我們子孫後代一個充滿自由,公義,愛的生存環境,一個公平,公正的法治社會。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在「已經很自由」的地方,仍然有人願意為理想付出生命?
在我看來,曉峰,以及美國的查理·柯克、Renee Good、Alex Pretti,本質上是同一類人:他們都明知有風險,卻仍然選擇向前。左派和右派或許不會彼此認同,有人認為 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 是為理想獻身,也有人認為查理·柯克代表理想的堅持。但無論立場,他們都在承擔代價。
我選擇來到美國,是另一種路徑。我知道,如果留在大陸,自己隨時可能入獄;許志永也知道這一點,但他選擇直面。我當年也曾準備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坐三年牢,後來卻退縮了,選擇離開。即便如此,在美國,我仍願意為這個目標投入時間和金錢。
事實上,退一步並不只是中國人的選擇。美國的 南希·佩洛西 在丈夫遭受嚴重襲擊后,也選擇逐漸淡出政治一線。人性在不同社會並無本質差別。
中國並不是沒有願意為理想獻身的人,而是因為力量對比懸殊。在美國,左派與右派的力量接近,制度允許競爭與制衡;而在大陸,追求這些價值的人仍然過於弱小。因此,我們尚未真正擁有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
但正因為有人曾經站出來,這些價值才不會從歷史中消失。
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 被殺之後,一些中國網友表示不理解:美國已經是一個擁有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的社會,為什麼還會有人需要以生命去抗議?也有人因此感嘆,中國缺乏像他們那樣勇敢的人;甚至有人認為,中國人普遍自私,不願意為理想付出代價。對此,我想講一講曉峰犧牲的故事。
曉峰在義工群里很有名氣,但過去我們並沒有私下聯繫,沒有 QQ、微信或電話交流,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他說自己是曉峰,經常聽其他義工提起我。我說我也一樣。他告訴我,是別人把我的聯繫方式給了他。我當時說,你不用告訴我是誰,在大陸這樣做並不安全。之後我們通過 Telegram 交流,但我來美國后已找不到原來的賬號,現在用的是新的號碼。
他一開始就談到大陸環境的不安全:動不動就被抓,被打也只能忍,希望我們管理組能想辦法。我說我們也沒有辦法,除非離開中國。他說去美國簽證太難,是否可以找一個近一點的地方。我一時沒有想到合適的選項,他提出去緬甸,尋找一個可以立足的地方。我覺得思路可以,但擔心危險。他說,可以去聯繫果敢同盟軍,如果在那裡待上幾年,能有一塊穩定的據點,將來就可以接待公義義工,希望得到管理組的同意。
我表示需要先調查,並問他是否害怕。他說,與其長期忍氣吞聲、在恐懼中挨打,不如闖一闖,也未必真的那麼危險。
後來我聯繫了一位在果敢賣桶裝水的老鄉,他認識當地一些人。據他說,2009 年「88 事件」時比較危險,但 2010 年之後基本沒有大規模衝突。我因此下定決心,把這些情況轉告曉峰。他表示願意前往。
我又向他解釋程序問題:當時 許志永 入獄后,新公民運動的團隊一度由王功權代管,後來改為我們管理組負責。涉及資金必須經過監督組。他說經費可以由義工個人籌集,不必動用公義群資源。我告訴他,不涉及公款我們不能直接決定,管理組三人,我只有一票,他需要再得到另外兩人中任何一人的同意,但為了安全不必告訴我是誰。他表示理解,並照此去做。
後來曉峰去了緬北。我任期結束后按規定不能連任,隨後來到紐約生活。到美國后,他曾加我微信,發來幾段視頻,說自己過得很好,也很安全,沒有戰事。他還說,如果將來有機會管理一塊地區,就能為新公民運動提供落腳點。他在群里提到是我建議他去緬北,我沒有回應。當時其他管理組成員仍在大陸,相比之下,我已經算是「安全」的人。
我開始開 Uber,努力安頓生活。忽然有一天,一位義工介紹曉峰的四哥加我微信,說曉峰已經犧牲,他已去果敢取回骨灰。我當時說,義工群已經不再活躍,如果需要經濟幫助,我可以逐一聯繫大家。他四哥說不需要錢,目前還瞞著年邁的父親,擔心老人承受不了。同時,他也無法理解我們這些人,包括他弟弟,為什麼要冒這樣的風險。
後來在 許志永 第一次出獄后,我向他報告:曉峰是我們團隊中唯一的烈士。我曾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夠真正走向憲政與民主時,國家可以為這樣的人舉行公開紀念。
很多人不理解我們。曉峰的四哥不理解,我來美國前,我父親也說:「你們這是讓別人當炮灰,為你們打天下,將來你們掌權,說不定比共產黨還腐敗。」這樣的質疑,我並不陌生。
但我始終記得心潔爹一段話——感激所有參与捐助的義工們,因為你們的付出,使那些入獄的良心犯家屬在寒冬感受到了溫暖,在無助中沒有絕望,特別有幾個義工這幾年下來的個人捐助,佔了群捐助總額的很大份額,但為了個人隱私不公開姓名了,當然很多人是即出錢,也出力,在這個人情冷漠高度物質化的現實社會,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大家相聚再一起,彼此來自天南地北,真的不容易,這是緣份。這三年是我人生目前為止,最充實的三年,這三年有過爭吵,甚至謾罵,但大家畢竟沒有任何私利,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美好願望,希望留給我們子孫後代一個充滿自由,公義,愛的生存環境,一個公平,公正的法治社會。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在「已經很自由」的地方,仍然有人願意為理想付出生命?
在我看來,曉峰,以及美國的查理·柯克、Renee Good、Alex Pretti,本質上是同一類人:他們都明知有風險,卻仍然選擇向前。左派和右派或許不會彼此認同,有人認為 Renee Good 和 Alex Pretti 是為理想獻身,也有人認為查理·柯克代表理想的堅持。但無論立場,他們都在承擔代價。
我選擇來到美國,是另一種路徑。我知道,如果留在大陸,自己隨時可能入獄;許志永也知道這一點,但他選擇直面。我當年也曾準備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坐三年牢,後來卻退縮了,選擇離開。即便如此,在美國,我仍願意為這個目標投入時間和金錢。
事實上,退一步並不只是中國人的選擇。美國的 南希·佩洛西 在丈夫遭受嚴重襲擊后,也選擇逐漸淡出政治一線。人性在不同社會並無本質差別。
中國並不是沒有願意為理想獻身的人,而是因為力量對比懸殊。在美國,左派與右派的力量接近,制度允許競爭與制衡;而在大陸,追求這些價值的人仍然過於弱小。因此,我們尚未真正擁有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
但正因為有人曾經站出來,這些價值才不會從歷史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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