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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叔孫通與方孝孺

   一江晚愁在《叔孫通與方孝孺，兩人如何？敢問東海老人》帖中寫道：

   有兩位儒生，曾讓我不知孰對孰錯。或者兩者都對，亦或許兩者各有缺點，對當即只好儒學者，怎樣看待這兩人（下附叔孫通、方孝孺生平事迹介紹，叔孫通略，方孝孺詳后）當我沒看二人行徑，痛苦難耐，叔孫通之逶迤可取，還是方孝孺之剛正可用。心之難決，久已矣，但求高人點化。

   東海老人答曰：從正面看，方孝孺視死如歸可歌可泣，自不必說，叔孫通亦有其可取之處。

   用傳統儒家標準衡量，叔孫通此人品質不佳，司馬遷說他「大直若詘，道固委蛇」，我以為過譽了。枉尺直尋，非儒者所宜，因為「計利無非患得心，誰能枉己直於人。既甘隱忍無羞惡，氣餒如何更復伸。」（陳普詩）。但叔孫通通權達變，精明能幹，「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並能妥帖處置各種重大事務，于不動聲色中消除國家的「不穩定因素」，亦有足多者。

   比如在勸阻劉邦廢太子一事上，叔孫通以「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的勇氣「死諫」，可謂識大體。在家天下時代，太子興廢，乃國之大事，弄不好，神仙打架，百姓遭殃。儒家堅持嫡長制，乃不得已的歷史權道。

   歷史上漢朝制度建設相當的先進性，作為「漢家儒宗」（司馬遷語），叔孫通更是功不可沒。孔夫子譽管仲之言「如其仁，如其仁」，叔孫通功業不如管仲，但在儒門中佔一席之地是絕對沒問題的（鳥鳴可待成追憶網友曰：若叔孫通是儒，何人不是儒？標準就太高了）。

   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此言值得當代儒者深長思。民主時代有民主時代之禮樂制度，現在又到了叔孫通式的儒者出來為新時代製作禮樂的時候了。那些堅守馬家、反對民主、不知時變的所謂儒家，真鄙儒也。（當今多數官員和知識分子則連鄙儒之稱都不配，犬儒而已）！

   二叔孫通方孝孺皆小康儒（凡維護君主等級制者皆小康儒，在君主時代，這樣符合儒家義理。此乃歷史的局限，不算缺點，茲不論）。不同的是，叔孫通，小康儒中之小者，方孝孺，小康儒中之大者。但既使「置身歷史事件中去體會一下」（鳥鳴可待成追憶網友語），方孝孺之智慧亦略顯不足。且看當時的場景：

   「方孝孺是建文帝最親近的大臣他也視建文帝為知遇之君，忠心不二，明成祖的第一謀士姚廣孝曾跪求朱棣不要殺方孝孺，否則「天下讀書的種子就絕了」，明成祖答應了他。南京陷落後，方孝孺閉門不出，日日為建文帝穿喪服啼哭，明成祖派人強迫他來見自己，方孝孺穿著喪服當庭大哭，叫人反覆勸他歸順，不聽明成祖要擬即位詔書，大家紛紛推薦方孝孺，遂命人將其從獄中召來，方孝孺當眾嚎啕，聲徹殿庭，明成祖也頗為感動，走下殿來跟他說：「先生不要這樣，其實我只是效法周公輔弼成王來了。」方反問：「成王安在？」明成祖答：「已自焚。」方問：「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道：「國賴長君。」方說：「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道：「此朕家事！」並讓人把筆給方孝孺，說：「此事非先生不可！」孝孺執筆，疾書「燕賊篡位」數字，擲筆與地，且哭且罵:「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朱棣發怒說：「汝不顧九族乎？」孝孺奮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罵聲益厲。朱棣氣急敗壞，恨其嘴硬，叫人將方孝孺的嘴角割開，撕至耳根。孝孺血涕縱橫，仍噴血痛罵，朱棣厲聲道：「汝焉能遽死，當滅十族！」朱棣一面將關至獄中，一面搜捕其家屬，逮解至京，當其面一一殺戮。…最終，朱棣就在九族之上又加一族，連他的學生朋友也因此而受牽連。這就是亘古未有的滅十族，總計873人全部凌遲處死！入獄及充軍流放者達數千。」

   「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此言已斬釘截鐵、大節錚錚地表明態度，到此足矣，此後或一言不發，或當場咬舌、撞階、撞柱一死了之，以報建文帝知遇之恩，足矣。接下去「便十族奈我何」之類言語，便已毫無技術含量，且有點「酷」，當非孔孟所忍發。我想，如果孔孟面對同樣境況，必會思考如何在不悖原則的前提下盡量不被滅族或少死些人。

   多為別人考慮，犧牲自己時盡量不牽累他人、迫不得已牽累他人時盡量減輕減少他人的犧牲，這是儒者必備的政治素質，是智的體現，也是德的規定。縱改變不了結果，于儒者自身卻大不一樣（學生朋友這一「族」被滅，實乃方孝孺激憤之言所致）。

   根據當時情況（如朱棣對姚廣孝的承諾，文武官員及朱棣本人對方孝孺一定的尊重，以及方孝孺本人在士子群體中的名望等。當時國內情況極為複雜，朱棣初奪大位。此人雖陰狠毒辣，也算個梟雄人物，冷血敢殺，非李逵之輩也…。茲不詳析），孝孺不說「便十族奈我何！」不再「罵聲益厲」，自己縱最後被殺，當不會被滅族，至少不會一滅就十族！ ----當然這都是猜測之詞，殺不殺，殺一人還是殺十族，決定權在朱棣手裡。或許，只要方孝孺不肯草詔，無論態度如何，說不說「便十族奈我何」都將被滅十族，那隻好無可奈何、「安之若命」了。有些事，只能問言行妥否，「居心」如何，不能論效果怎樣。

   三方孝孺是一個充滿正氣、勇氣的儒者，卻不是一個智慧的儒者。

   叔孫通識時務而德不足，知用而不知體，知權而不知經，方孝孺立大本而智不足，知體而不知用，知經而不知權（儒家之權道不能違背仁義之經，用鳥鳴可待成追憶網友的話說，那是「有道德實感的技巧」，是「憑著這真實存在的臨危不懼的良知大勇，進而談技巧性應對任何事物」）。

   方孝孺當時所臨局面，其實用不著什麼智慧和「權道」。當爭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這裏並守住這個底線，在道德上便很「高桿」了，不愧大儒本色矣。只要不再繼續，不再毫無「技巧性」地主動拿「十族」說事，就是一種智和權了。

   （儒者為了正義可以自己豁出去但無權把他人包括親友的性命「豁出去」，或者說儒者只能自已下定殺身成仁的決心，無權強行代表「十族」作出「殺身成仁」的選擇。但在古代，這種極粗暴、極不道德的「越權」行為往往被視為正常。我們不宜用現代標準衡量古人，故括弧於此，僅作警示）。

   儘管叔孫通方孝孺兩人「各有缺點」，叔孫通之缺點是根本性、原則性和普遍性的，方孝孺之缺則屬於「態度問題」、「方法問題」，我就「理」論理客觀指出來，並不表示我的對方孝孺精神不敬佩，相反，那是相當相當的敬佩。

   而且作為歷史事件「旁觀者」的分析講理，不論怎樣角色代入，終究與當事人不同。是人都有情不自禁、怒不可遏的時候，如果身臨其境，一旦打定求死的主意，換了當年中華第一亡命徒老梟（東海前身），沒準一路罵將下去，比方孝孺還凶呢，滅十族算什麼？哪怕類族人類全滅，「大義」所在，罵完再說。哼！

   四學叔孫通還是學方孝孺，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兩人都有值得當今儒者學習的地方。

   為民主時代制禮作樂，需要叔孫通「與時變化」的通達；在專制社會追求制度文明，則需要方孝孺一往無前的堅毅----當然這是精神上的。隨著時代的進步，已完全用不著方孝孺一樣滅族殺身以成仁，但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犧牲，廣大知識分子都吝不願作，連方孝孺萬分之一的精神都欠奉。獨善其身算好的了，更多的人為了眼前一點微利舔癰舐痔，實在令人齒冷。

   可見精神畢竟是第一位的，叔孫通的通達，只有在大本確立的前提下才有「真實的」意義和價值，才值得學習，否則，難免畫虎類犬。2008-11-14東海老人首發《民主論壇》http://asiademo.org/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