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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當聖賢的不是好儒者---關於自尊自信與自謙一「得乎道之謂德」，「得道」是最高道德。儒家的道，于天而言為天道，于生（生命）而言為本性，於人而言為本心，即王陽明的良知。聖賢對於良知都能信解行證，聖人又特別信之堅、解之透、行之正、證之圓。

   聖賢的標準，在於外在的行為，更在於內在的覺悟----這是決定一個人道德高度的根本性、「終極性」標準。悟其性（本心本性）者，必然有其行、有其才、有其言，有非常優秀的外在表現。儒家體用不二，全體大用，體全必然用大---表現優秀。

   「得道」聖賢都有著強烈的道德自尊、文化自信和責任自負，在常人眼裡，似乎十分驕傲。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說：「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說大人則藐之」，說「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等等，都是這種自尊自信的表現。

   「天生德于予」重在道德自信，「文不在茲乎」重在文化自信。德是得乎道，文是道的文化和制度形態。正因為擁有這樣的自信，孔子面對危難危險的時候處之泰然，並且相信桓魋匡人等都不能加害於自己。

   聖人是良知真理的最高代表者和文化慧命的最好傳承者。出佛身血是萬死莫贖的極惡重罪，謀害聖人，其罪更甚，後果更加不可思議。自古以來，英雄豪傑死於非命者眾，佛教大師大德也不乏遭人謀害而亡的（如達摩就死於教中人下毒），唯歷代儒家聖賢即使逢凶遇難也必化吉成祥。這偶然之中難道沒有某種必然嗎？

   福德福德，有德必有福，德越大福報越大。一切善念善意善言善行，一切利於他人、益於社會的行為都有德，致力於推動良法良制的建設、推動儒家文化和道德標準的重建，更是「德之大者」。「得道」者心心念念為民為國光明正大，逢凶遇難時化吉成祥也是理所當然。

   二聖賢一般情況下會以聖賢自期而不會以聖賢自許，但也不盡然。象孔子面對匡人桓魋時的「宣示」，象孟子「捨我其誰」的「宣言」，都異常高調地以道統的代表者自居，等於以聖人自居。這是特殊情況下自尊自信、責任自負和救世精神的典型表現。正如譚嗣同所說：

   「克己時，當以螻蟻、草芥、糞土自待；救人時，當以佛天、聖賢、帝王自待」！

   孔孟那種絕頂的文化自信，梁漱溟也有。1941年日本軍隊襲入香港，梁漱溟九死一生逃脫虎口抵達國統區以後，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前人云：為往聖繼論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底，萬不會有的事。」

   這話遭到了包括熊師十力在內的許多人的譏評。梁漱溟回答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到本世紀80年代中期他最後一部著作《人心與人生》問世，依然相信「我的著作將為世界文化開新紀元。為期不在遠，不出數十年也…」

   梁漱溟之言誠如他自己所言有點狂了，對自己的境界有所高估。這樣的話，只有聖人才當得起。但這點兒狂不影響他的高大和我對他的尊重。梁漱溟未入聖境，不愧大儒，在文革中的表現也體現了相當深厚的道德功力。

   三聖賢在文化立場、良知信仰和道德原則上具有無與倫比的堅定性。例如，外道的高人或許會轉變信仰歸宗儒家，儒家的聖賢則絕對不會改變立場皈依外道。又如，聖賢在一般性問題上或會妥協，但絕不會拿原則作交易，絕不會枉尺直尋。

   孔孟周遊列國而狼狽無成，就是因為堅持仁義原則和道德尊嚴不動搖。如果他們象張儀蘇秦那樣唯功名富貴一己私利是圖，以孔孟的工作能力、文化地位和國際聲望，什麼高官厚祿要不到？

   枉尺直尋這個典故出於《孟子•滕文公下》。尋：八尺。姑且屈折一尺，可以伸直八展，比喻委屈小處，以求大成。孟子的弟子陳代認為，如果孟子肯降低自己主動謁見諸侯，或有機會憑藉他們推行仁政，暫時委屈一下值得。

   孟子不以為然，說君王的召喚不合禮儀，就不能去，不能背離正道去屈從。自己不正直，就不能夠使別人正直。古代的君子不是不想做官，但厭惡不從正道。不從正道去求官職與鑽洞扒縫之類行徑一樣卑瑣可恥。儒者不屑於為了出仕卑躬屈膝。

   孟子列舉魯繆公對子思的做法，說明諸侯尊賢卻不任用或不能依禮給予尊重，不能算尊賢。魯繆公提出要與子思交朋友，子思拒絕了，說：論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我怎麼敢與國君交朋友呢？論文化論道德，你該把我當老師侍奉，怎麼可以與我交朋友？

   責任自負，即把文化責任、社會責任、歷史責任放在自己肩上。儒家的得道者必然致力於傳道和行道。傳道是弘傳良知（仁義之道），先知覺後知，盡量讓更多的人了解、理解儒家真理；行道是追求良制，把仁義中庸之道落實到政治、制度和社會的層面去。正如我在《我有一個夢想》中所說：

   「天地閉賢人隱，賢人及賢人以下可以『無道則隱獨善其身』，孔孟不可以。所謂君子知命，賢者順命，聖人造命，越是禮崩樂壞，孔孟越會以『文不在茲乎』、『捨我其誰』自許，越要奮發大勇無畏的精神，『知其不可而為之』」。

   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只要盡心儘力了，不成功，照樣取義成仁：取得義德、成就仁性。故內聖外王既有關又無關：內聖必然致力外王追求，卻並不依賴外王成就。堯舜貴為帝王，孔孟到處不遇，一樣是聖賢。

   四得道聖賢又都很謙虛。因為他們明白，心性無止境，聖境無止境，學問的提高、智慧的開發和道德上升永無止境。沒有聖人會說：我已經到達頂峰，我已經圓滿成就。呂坤說得好：

   「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趁不滿，勢分不可強，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囿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才覺足了，便不是堯舜。」

   在「用」和「行」的層面，聖人與凡人是相對而言，知識、學問、宇宙的奧秘無窮無盡，智慧的開發和道德的上升沒有盡頭，故成聖的道路沒有終點，成聖的追求永無已時，正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孔子平時表現得十分謙虛，又是「三人行必有我師」，又是「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是「入太廟每事問」等等，原因就在這裏。

   聖賢關心政治關心社會，會責備「賢者」（指具有相當政治社會地位、負有相當政治社會責任者）；聖賢對自己在思想學問言行道德各方面高標準嚴要求，所以會自我責備，更能接受他人的責備，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但聖賢不會求全於世人小人、責備于普通民眾。

   世俗小人很難理解聖賢，聖賢則很能理解他們。特別是在一個空前卑污齷齪的社會，不被污染可敬可佩，那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不被污染、不昧良知就不是世俗小人了。

   有這麼一句話：「我很無能，但不無恥；我很卑微，但不卑鄙。」 對於儒聖賢來說，這是最最基本的要求。如果連這一底線都守不住，還說什麼道德？論社會地位論外在力量，儒者或與普通民眾一樣也卑微也弱；論「天爵」論道德內力，聖賢不僅不卑微，而且崇高，不僅不弱勢，而且強大。

   但是，在卑鄙無恥早已司空見慣、早已成為卑鄙無恥者的通行證的社會，一個普通的民眾、卑微的弱者能夠堅持不無恥不卑鄙這一底線，很不容易，很了不起，很值得我們敬佩和欣賞。

   對於具有高度真理性的儒學不被理解反而遭到眾多批判咒罵，聖賢也特別能夠理解。在極為漫長的歷史時間里，世人良知普遍失明，對真理難免缺乏必要的認知能力。在這個時代比孔孟時代更加不堪，儒家剛剛遭受了一輪空前嚴酷的摧毀，國民良知受到的遮蔽特別嚴重。各種誤讀，勢所必然，去遮除蔽，難度空前。

   另外，謙德與誠德不可或離，「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誠也。如果倒過來，「不知為知之」不懂裝懂，固然不謙，「知之為不知」懂裝不懂，也非真謙。「知之為不知」、行的說不行，不論是虛偽、冷漠或是怕惹麻煩怕擔責任等什麼原因，都屬於不誠實。聖賢絕不假模假樣假謙虛，推三推四推責任。

   五因為自謙，聖賢永遠學習不休、追求不止、進進不懈、新新不已、自強不息；因為自尊自信，聖賢的道德永遠不退不變，「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自尊自信和自謙相輔相成。缺乏謙德的「自尊自信」，難免流於自傲自負；缺乏自尊自信的自謙，往往流於虛和卑。自尊自信和自謙一體同仁，都是聖賢的表徵，都源於對良知的堅信透解實行圓證，都是良知（心體也，性體也，仁體也，道體也）的作用。沒有這個內在的保障，就做不到真正的自尊自信自謙。

   世人往往錯把自傲自負視為自尊自信，把自卑視為自謙，其實兩者性質大異。虛妄才自傲，盲目才自負，虛弱才自卑。自傲自負與自卑雖表現不同，實質上都是智慧和道德不足的表現，是對良知信不過、解不透、行不實、證不到所致。

   賢人猶略勉強，聖人「從心所欲不逾矩」，無論任何視聽言動，都是在「禮」的範疇內，無論怎樣橫衝直撞，都是行走在中庸之道上。聖人的某些行為在世人眼裡或許有「反經」、「非禮」之嫌，其實是聖人的權道。

   古人云：「有殺之為仁，生之不為仁者；有取之為義，與之為不義者；有卑之為禮，尊之為非禮者；有不知為智。知之為不智者；有違言為信。踐言為非信者。」殺之取之卑之和不知違言等等，都屬於特殊情況下的權道。似非禮而實合義，似反經而實合道。

   聖人完全與道合一，借用基督教的話說，「肉身成道」，其肉身生命的一切，一切言論行為乃至一舉手一投足，都是道體純粹圓滿的呈現。聖人所言即是儒家的經典（聖人在世的時候，就是活經典）。當然反過來也成立：所言有漏洞、不經典、不符合儒家經典標準的，肯定不是聖人。

   楊雄說得好：「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大意是：聖人一說話就是格言，一下筆就成經典。聖人之言義蘊無窮，聖人之書精妙難盡。

   至於賢人之言，準確度、真理度和普適性就要差些---當然也是很有價值的好書。如果是聖人所言為「正經」，賢人之言就屬於「副經」，可以作為學習「正經」的輔助讀物。

   六儒佛道對體用不二、形而上與形而下不二的道理都能解悟，但佛道兩家都有重體輕用之弊，上去了下不來，世俗的英雄豪傑則執著于下，不知體，上不去。唯獨儒家所證之「體」最全，所「作」之「用」最大。

   聖人是儒家最高人格理想、也應該成為人類最高道德理想。為英雄豪傑，好，學佛成佛，更好，但學聖成聖相比，都是有缺憾的。學聖是人生最大的快樂，成聖是人生最大的成功。有偈自勉曰：

   發言就要發真言，造文就要造經文。做事就要做善事，修身就要修法身（在佛教，佛性真如為法身，在儒家，仁性良知為法身。）走路就要走正路，奉命就要奉天命。成家就要成儒家，做人就要做聖人。

   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故人人皆可以為聖賢，不想當將軍的不是好士兵，不想當聖賢的不是好儒者。凡我儒者，都應立定成德成聖的志向。2010-10-10東海儒者余樟法首發儒學聯合論壇學術廳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不想當聖賢的不是好儒者 全文完)（2010/10/17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