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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盲」龍應台

   說到正史，啟蒙派有兩種態度：或認為史書「三諱」，塗脂抹粉，美化歷史美化帝王將相，是正面編造，這種態度以柏楊為典型；或認為肯定少而否定多，正面少而負面多，是負面編造，這種批判以龍應台為代表。兩種說法自相矛盾，都是盲于正史和儒家修史原則的想當然，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龍應台說：

   「曾經相信過歷史，後來知道，原來歷史的一半是編造。前朝史永遠是后朝人在寫，后朝人永遠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來否定他，但是負負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積漸進的扭曲變形移位，使真相永遠掩蓋，無法複原。說「不容青史盡成灰」，表達的正是，不錯，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為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勝利的。」（《南方周末》）

   這段話暴露了龍應台對中華歷史和文化的雙重無知，可謂典型的雙盲：歷史盲和儒家盲。

   「前朝史永遠是后朝人在寫」，沒錯，但所依據的則是前朝官方及民間紀實性資料，並非由后朝人憑空編造。本朝人修本朝史，難免有所顧忌和美化。正史由后朝人編修的歷史慣例，恰恰最大程度地保證了史書的真實性和可信度。

   古代修史是一件相當嚴肅神聖的工作，多由大儒名家組成隊伍。二十四史都是儒家主持編撰修訂的。儒家是中華文明的主要締造者、傳承者和最高代表，儒家政治最符民意，儒家寫的才是正史。歷史上不僅惡人惡勢力，就是諸子百家中各種良性學派，也沒有獲得過修史的資格。有人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如果這個觀點成立，儒家無疑是最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者。

   「后朝人永遠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來否定他」，這是以小家子氣，度儒家群體。秉筆直書是儒家修史的傳統精神。中國史學特彆強調求真如實、直書不諱，所謂「書法不隱」，這是史官的職業道德。文天祥將「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視為正氣的楷模。這兩位史官確實將尊重歷史堅持真實、忠於職守生死不渝的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

   今人往往以為史書有「三諱」之嫌，乃一大誤會。「三諱」非孔子說、非聖人說，不是儒家的修史原則和政治原則。它是公羊家言，是公羊家對《春秋》過度解讀擴大化理解。關此，我有《是公羊作俑，讓儒家蒙冤---翻一個兩千多年的案》一文辯誣。（詳見《儒家文化實踐史》）總之，「三諱」原則不能運用到正史。況後人修前朝之史，從功利考慮也不會為前朝諱，當然也沒有美化前朝的動機。

   馬邦文人喜歡道聽途說，評論和判斷歷史人物事件，往往依據野史、筆記、小說、寓言、逸聞趣事和民間傳說等等，殊不知這些書籍可供參考，不能作為實據。要了解歷史上的人和事，應該首選儒家經典、古人文集和歷代正史，這是可信度最高的。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都好寓言，最不可靠也。

   很多學者名家對正史的重要性和真實性缺乏必要的認識。南懷謹就說過：「光讀正面的歷史是不夠的，還要看小說。所謂歷史，常常人名地名時間都是真的，內容不太靠得住」雲，此言完全不靠譜。儒家修史，正面負面，照實直錄。沒有比正史更靠得住的史書了。

   順及，《史記》雖算正史，作為史書，品質卻遜於多數史書。蓋史書最重真實，這是評判史書質量的第一標準。《史記》文學色彩太強，真實性有所不足。如將「孔子誅少正卯」寓言當做史實收入，就是眼光不行和不負責任的表現。其父司馬談重道貶儒，眼光低劣，作為太史令，未免不夠格。2015-4-25余東海

（2015/04/29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