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價值的是非與高價值的是非 /東海一梟
低價值的是非與高價值的是非 /東海一梟
低價值的是非與高價值的是非
人世間的是非,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無數無量。概乎言之有二:
低價值的是非與高價值的是非。
日常生活中的小是小非閑是閑非,庶民的是非,大多屬於低價值的是非。一個人的時間精力非常有限,對於這種是非,不妨學習莊子超越的態度,是非相對主義的態度,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無是亦無非,無可無不可。換言之,生活中的是非得失曲直短長,不必認真細辯,不妨大而化之,超而脫之,泯而滅之。
思想、學術、主義、理論、道德、文化、政治、意識形態之是非,屬於高價值的是非。這種是非,不可不辨,不可不認真細緻。這個層面的是非善惡黑白曲直,不能超越,不能相對主義。
是非相對主義誇大人們認識的相對性,把相對和絕對完全割裂開來,把一切是非都看作是相對的、主觀的、任意的。是非相對主義必然流於懷疑主義。這種人總是疑神疑鬼糊裡糊塗,或能知惡而不能嚴辟,縱能擇善而不能固執。錢理群自稱:「我對自己的觀點,一方面堅持,另一方面懷疑。」這就是懷疑主義的典型。
這種人往往是道德相對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者,是非混淆,善惡不分,或者以眾人之是非為是非。如尹文子所說:「己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己非而舉世是之,則不知己之非。然則是非隨眾賈而為正,非己所獨了,則犯眾在為非,順眾在為是。」(《尹文子》)
明辨高價值之是非,繭絲牛毛條分縷析,正是文化人的本分和天職。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 盡精微,深入精妙細微之極致,也包括對是非、善惡、正邪、華夷、人禽的正確分辨。《近思錄》記載伊川語:
「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于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伊川認為聖學無偏,若過或不及,就會出問題,甚至流為異端。楊墨也並非全然無父無君,但其流弊就會無父無君。這段話,也說明了在學術上慎思明辨、嚴格分辨是非的重要性。
要明辨是非,就要道問學,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要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獲得明辨功夫。其次,要確立高度正確、大中至正的是非標準。儒家是非標準有二:一是以聖經聖言為標準,二是以良知為最高標準。
孔子說「君子有三畏」,其一即「畏聖人之言」。聖人之言之所以值得敬畏,是因為其言具有高度的正確性、正義性、真理性和普適性,對於人生、社會和政治富有指導意義。聖經是聖人之所編述,可以表達聖心。聖人無戲言,聖經無戲言。一切不實之言,一切非禮、欺詐、虛假、錯誤的言論,都屬於戲言。
有人以《論語•陽貨》中孔子「前言戲之耳」之語為例,表明孔子亦有戲言。其實自稱戲言,即非戲言,其言似戲非戲,歡喜又不無惋惜。孫齊魯說:「小康之制尚禮,大同至制尚樂。」以子游之大才和大同之法,治理武城小邑,何嘗非割雞而用牛刀哉。
戲言就是妄語。文化人最忌妄語。妄與真相對,有胡亂、虛妄、狂妄等義。一切不真誠、不真實、不合理、不正確、不正常、不正經和無禮儀的言語都屬於妄語。妄語是佛教五戒之一,大妄語業是地獄罪。
有個禪宗公案說,一位講經說法的大德,有人向他請教,「大修行人還落不落因果?」大修行人是明心見性的法身大士。他回答說:「不落因果」。因一字說錯,墮入畜生道,作了五百世的狐狸。東海有詩曰:論道于言無所苟,慎哉字字發心田。誤傳一字罪非細,作野狐狸五百年。
是非不能明辨,就難免戲言妄語。妄語之人,輕則不配為文化人,重則不配為人。一個人說一句實話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不妄語。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妄言,只有聖賢君子做得到。
或批評儒家尊崇聖經聖言,是教條主義和原教旨主義。殊不知,教條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好不好,關鍵是教條教旨真理性、正義性、普適性高不高。這方面孔子之言、聖經之言至高無上,故古來聖賢君子無不奉孔子之言為教條。
是非以聖經聖言為標準,歸根結底是以良知為標準。良知知是知非。王陽明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
「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這句話是為了強調,孔子之言之所以值得信奉,是因為句句經過良知認證,並非迷信妄信。居然有人因此認為王陽明不認同孔子、與孔子不是一條道的,真是蠢得看不懂人話。
王陽明良知四句教說:「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良知知是知非,知善知惡。聖賢君子能致良知,自能明辨是非;一般人只要良知不泯,「四心」尚存,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辨別大是大非。孟子說「人皆有之」的「四心」,其一就是「是非之心」。沒有了「是非之心」,就淪為劣質人或非人化了,必然是非不明,妄言妄語,胡作非為。
非人化的社會就是惡社會。惡社會必然災難深重,苦難深重。這是天理、因果律之所當然。要滅災難為吉祥,變苦難為幸福,就必須改惡為善,轉劣為優。這是消滅災難、轉變苦難、追求幸福的唯一辦法。要改惡為善,轉劣為優,就必須具備擇法之眼和明辨功夫。故低價值的是非不必認真,高價值的是非不可不認真。
孔孟真道,不明久矣;天理良知,受蔽深矣。兩千五百多年前,釋迦牟尼在靈鷲山這樣說:「吾有正法眼藏,涅盤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前不久,在辛庄示範師資班開講《宋儒和理學》,我的開場白也抄襲釋尊之言說:我有擇法之眼,惟微道心,仁本主義,微妙法門,孔孟真傳,付囑諸君,付囑一切有緣。
儒學中,理學受到的誤會、反對、打擊特別重而久。幾乎在理學產生之初,就已經產生了對理學的種種誤解、亂批和排斥,並很快形成政治性的反理學運動。為之辯護澄清,刮垢磨光,儒生有責焉。這就是必須為之辯明的高價值之是非。
君子應該謙虛但不能虛謙,不能推卸明辨是非、弘揚正理的文化責任。正理不明,邪說泛濫,文化人之罪也。以仁本主義標準衡量,百年來大多數啟蒙派不僅學問無頭文化無根,思想淺薄觀點多繆,而且有不同程度的人格障礙,輕者失常,重則反常變態。。所謂的啟蒙,就像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一樣,把自己和信奉自己的人一起帶進深淵。
對於人世間的是非,有三種態度和表現。一是庶民的表現,熱衷於低價值的是非,一生小是小非,挑是弄非,是己非人,爭強好勝,雞毛蒜皮,雞飛狗跳,價值匱乏,代價沉重。輕則浪費大量時間精力,製造種種人際摩擦,重則招致種種禍患;二是道家的態度,不問高低,一切超脫,無是無非,知者不言,跳在雲外看人間。
唯有儒家,既能超脫又能固執。超脫低價值的是非,風行水流,絕不糾纏;固執高價值的是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在文化和政治上,堅持正義,堅持真理,天大地大,道理最大,抓住大象,允執厥中。 2017-7-23余東海首發於儒家網
(2017/08/01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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