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歡呼孔夫子(外七篇) /東海一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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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歡呼孔夫子(外七篇) /東海一梟

帖子東海一梟的粉絲 » 2019年11月29日

今日歡呼孔夫子(外七篇)1961年,郭沫若觀看了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後寫了一首詩:《七律•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首聯曰:「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正是百年中國絕佳的寫照。思想是非混淆,社會人妖顛倒,國人對敵慈悲、對友刁蠻。這種現象始於五四,盛于毛時,極于文革,蔓延至今。

   毛氏見到郭沫若的七律后,寫下《七律•三打白骨精•和郭》一詩:「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域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釣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就詩論詩,頗有義趣。「妖為鬼域必成災」用在它自己身上正好。

   中國人民的百年苦難,有內外雙重根源。外在根源有兩大:一是日本鬼子,二是羅剎鬼子;內在根源也有兩大:一是反孔反儒,二是崇螞崇毛。東海剝毛詩曰:

   一聲十月炮如雷,便有精生白骨堆。蔣固愚痴猶可訓,毛為鬼域必成災。金猴痛失千釣棒,玉宇誰澄萬里埃?今日歡呼孔夫子,何愁妖霧漫天來。2019-11-29

   關於漢初和漢化漢承秦制、漢襲秦法、漢化即法制化之類觀點很流行,其實有誤。準確的說法是,漢初廢秦苛法,法律由繁入簡、由苛轉輕,逐漸儒化。劉邦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實質上廢除了秦法。

   漢朝建立后,劉邦因「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遂命丞相蕭何制定漢律。蕭何定《九章律》時,確實沿襲了秦律某些條款,如夷三族、妖言令、挾書律等惡法,但很快就被呂后廢除了。文帝時又下令廢除了周秦時期廣泛使用的肉刑。景帝繼位后重定律令,對肉刑制度作進一步改革。

   如果說漢承秦制,郡縣制倒確為漢所繼承。此制並非法家禁臠,可以姓法,也可以姓儒。文化不同,作用便異。關於文化,漢初儒家雖無主導地位,但也頗受重視,堪稱儒道並重。詳見東海《漢初政治論---准儒家時代》。漢武獨尊儒術,政治完全儒化。歷史上漢化遂與儒化同義。2019-11-28

   民主有效也有限民主有效也有限。民主國家,有的很發達,有的一般化,有的很糟糕。尤其是流行極端主義宗教的國家,民主化未必文明化,反而容易添亂,其所建成的民主制度品質低下,容易反覆。土耳其就是典型的例子。這個所謂的共和國,過去半個多世紀有兩多:政變多,貨幣危機多。西式民主救不了土耳其。

   伊教國家無論是否民主化,都必然內憂外患、天災人禍深重,民主也難以健全,容易反覆。這是伊教的本質所決定的,除非它們能夠進行脫胎換骨的宗教改革,從經典上去極端化。

   伊教佔據上風的國家和地區,之所以無可救藥,是因為伊教具有強烈的、絕對的排他性,與所有文化體系都無法和平共處,與所有文明模式都不能和諧融入。建立政教合一的、執行沙里亞法的宗教之國,是它們勃勃不容已、堅定不可移的經典信仰和理想追求。

   民主制有很多不足,大處有三:一是總統任期太短,連任也只能八年,嚴重影響硬性制度外某些良好的方針政策的連續性;二是民意過重,侵蝕治權,政治品格高不上去;三是所依據的人本主義哲學,文化品格和道德資源不足,既未能培養聖賢君子,又未能對民眾導德齊禮。

   西方政治人學與宗教神學并行。神學的文化品質、民主的制度品質都有限,對於伊教,既不足以宗教同化之、道德教化之,又未能給予嚴格剛性的制度和法律制約,故無法應對黑與綠之強勢擴張和多生戰略。

   對於神學、人學和民主制的不足,的唯儒家仁學和新禮制可以避免之。對於伊教,唯王道中華可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並制之以法,既為之鑄就不容逾越的底線,又為之提供善化儒化的動力。

   儒家對民主和美西有所肯定,但與西化派和美國中心主義者有著本質區別。一、儒家文化和自由主義,文化立場不同;二、禮制德治和民主法治,制度追求不同;三、對待祖國態度不同。西化派有名言: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家;我有無名之言:我的國家在哪裡,哪裡就應自由。注意,儒家追求的是禮法雙重保障的自由。

   另外,一些學人將堯舜禪讓等同於民主,是誤看。禪讓屬於古典大同禮制,有民主成分而非民主制。與民主最大的不同在於,民眾擁有主權但沒有選舉權。天子由五嶽推選,通過考察試用后攝政。前任天子去世,守喪三年。三年期間,如果取得民眾認同則正式就天子位,否則主動離職讓賢。余東海初作於2018-7,定稿於2019-11-27

   六經無真字六經無真字,並非春秋之前人無偽,而是六經講真誠時不用真字。《說文》解釋真字:「仙人變形而登天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認為這是真字本義。他說:「經典但言誠實,無言眞實者,諸子百家乃有眞字耳。」「愼字今訓謹,古則訓誠。愼訓誠者,其字從眞。若詩傳箋所說諸愼字,謂卽眞之假借字可也。」

   真誠、真實、真相、真正諸義,是真字后發義和引申義。《莊子•漁父篇》:「眞者,精誠之至也。」《玉篇》:「真,不虛假也。」《古今韻會舉要》:「真,正也。」真字中后發的這些含義,都是儒家道德要素。諸如至誠、至正、厎慎、貞慎、忠信、信實等等,都是四書五經所強調的。初作於2017-12-3,定稿於2019-11-29

   「將罪惡合理化」元士雲:「不怕人壞,就怕人壞的理直氣壯;不怕人缺德,就怕人缺的心安理得!」要壞得理直氣壯,缺得心安理得,就必須有相應的理論信念支持。這就是邪說的作用:為罪惡提供冠冕堂皇的理由,把邪惡粉飾為正義,把罪行顛倒為功勛。這樣就可以在顯意識里將罪惡分子的負疚感轉換為榮譽感,便於自欺欺人。

   之所以要強調,邪說將罪惡分子的負疚感轉換為榮譽感是「在顯意識里」,是因為邪說對罪惡分子潛意識影響有限。罪惡分子必然常常情緒焦躁,心情惡劣,容易深度抑鬱,那就是它們的潛意識在作祟。人人皆有良知,罪惡分子也一樣,它們彷彿良知喪盡,其實死不了,只是逃入潛意識而已。

   所有邪說最大的作用和共同的功能是「將罪惡合理化」,彷彿「直接在源頭投毒」(吳元士語)。邪說泛濫,必然成災。種種人道主義災難尤其是暴政性、邪教性災難的背後,必有邪說作祟。古今中外,沒有例外。邪說堪稱邪惡之母,罪惡之源。因此,辟邪說意義十分重大,功德也十分重大。余東海初作於2017-12-3,定稿於2019-11-29

   「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義利微論或說前三十年大多數國人都是小人。這太高估了,前三十年小人亦罕見。把「前三十年」改為「后三十年」,這個判斷才勉強可以成立。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小人不知曉道義,但知曉利益。而前三十年流行「越窮越光榮」的理念,大多數人既昧於道義又昧於利益,義利雙昧,哪有人味哉。

   楊朱的利己主義和墨家的利他主義都不對,但比較而言,楊學比墨學靠譜些,故宋儒有楊近墨遠說。同樣,前後三十年都不好,但比較而言,后三十年略好些,靠譜些。前三十年的國民普遍蠢豬惡狼化。用蘆笛的話說,那是空前絕後、驚天動地、驚神泣鬼的愚蠢。

   有兩種情況比損人利己更壞更不義:一是損人不利己,甚至損人害己;二是損己不利人,甚至損己害人。一個人到了熱衷於損己害人的地步,那就不是非人化、禽獸化、魔鬼化可以形容了。這種東西,聖棄佛絕、神憎鬼厭乃至天誅地滅。前三十年苦難空前深重,就是因為這種東西空前繁衍。

   見到善類和弱者受欺負,正人及正常人都會產生保護的衝動,這是本能。如果喪失這種衝動,就是人性失常;如果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那就是反常。如果以欺負善類弱者為樂,那就是極端反常、喪心病狂。前三十年,喪心病狂者特別多,上上下下強權弱勢中,都充斥著以害人為樂的惡魔。

   以迫害、危害、殺害他人為樂,以危害善者弱者和平民百姓為樂、為德、為功,這種學說必是極邪的邪說,這種勢力必是極惡的惡勢力,或為政治恐怖主義,或為宗教恐怖主義。對於任何恐怖主義,都應該予以堅決徹底的批判,並通過義刑義殺義戰堅決徹底消滅之。

   西方諸國能夠嫉惡罰惡,然嫉惡缺乏深度,罰惡缺乏力度,常常表現出聖母之姿和婦人之仁,對於大惡大罪總是輕刑輕判;對於各種恐怖主義和邪惡勢力,總是縮手縮腳甚至勾勾搭搭。這是因為自由主義道德資源、道義性、責任感都不足,也不懂得刑罰畸輕畸重、亂世宜用重刑的道理。

   說美國重刑主義,純屬「婦道人家」的瞎判。美國有十多個州禁止死刑,其它未禁死刑的州,也多重罪輕判。美國的監獄里關押了230萬人, 數量排世界第一,還有700萬人在緩刑期或者假釋。這恰是輕刑的結果。美國與西方大多數國家都是輕刑主義,這是西方罪惡泛濫、惡勢力猖獗的要因。

   當然,西方罪惡再怎麼泛濫,也比不上馬邦這個「作惡犯罪的天堂」。因為中西文化、政治、制度大不一樣,故罪惡的原因也不一樣。輕刑主義和綏靖主義的流行,導致西方諸國的罪惡行為和恐怖主義得不到有力制止,而馬邦的罪惡,原因有多重性,馬家文化及其政治、經濟制度是根本因。初作於2017-12-3,定稿於2019-11-29

   輕罪重判和重罪輕判刑罰失中、法律不義是個世界性的問題。西方的問題主要是重罪輕判,死罪不死;中國的問題特別嚴重,既輕罪重判又重罪輕判。特權階級往往重罪不死,法外開恩;弱勢群體往往動輒得罪,如購買玩具槍、經營汽槍都可能被判刑。同時,對於拐賣婦孺、毆打父母等等大罪,又常常輕判。

   輕罪重判和重罪輕判,都是不負責任乃至政治罪惡。不該殺而殺,輕罪重判,是草菅人命;該殺而不殺,重罪輕判,是縱容罪惡。輕罪重判之惡,人所易知;重罪輕判之惡,人所難知,還會被授予仁愛寬容、珍惜人命的美譽。這種違道而干來的美譽,為真正的政治家所不屑。

   東海曾作《新十惡不赦》擬定適用死刑的十種罪名如下:

   惡逆:毆打和謀殺祖父母、父母。謀叛:指叛國,背叛國家之行為並造成嚴重後果,此罪犯罪主體是官員。不道:殺一家非死罪3人及肢解人,吃人肉。不睦:謀殺親屬,謀害或虐殺子女。不義:官吏之間互相殺害,士卒殺長官,學生殺老師等。內亂:親屬之間通姦或強姦等。暴恐: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暴行。強姦:使用暴力脅迫等手段強行發生性關係並造成重大人身傷害,姦淫幼女。搶劫:使用暴力脅迫等方法強行劫奪公私財物並造成重大人身傷害。人販:販賣婦女兒童和人體器官者。

   以上十種惡行,可稱為「新十惡不赦」。另外,重大冤假錯案製造者,重大貪腐分子,也都適用死刑。《新十惡不赦》是為未來立法,在現階段則旨在啟蒙和教育,讓越來越多的人明白,亂世輕刑,重罪輕判,非政治之正,非司法之常。而政治和司法終究是要恢復正常的。西方流行廢死也非正常。廢死只能是文明高度發展的水到渠成。在罪惡叢生時代廢死,是對罪惡的鼓勵縱容。余東海初作於2017-12-8,定稿於2019-11-29

   對西方的兩大誤判對西方現代文化和文明存在兩大誤判。西方中心主義是過於高估,美化乃至神化之。西人也往往文化自負、理論自負和制度自負,福山的民主自由終結論就是這種自負的典型表現;某些學者則過於低估,矮化甚至醜化之,視之為夷狄和中華之敵。兩種看法相反,同歸於錯。

(今日歡呼孔夫子(外七篇))

   現代西方文化和文明,道德資源不足,因為其哲學背景是個人主義,不明「性與天道。」然復須知,不明不是反悖,不足不是絕無。個人主義有其合理性,比集體主義接近仁本主義;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也有一定的正義性和道德基礎。林肯說:「法律是顯露的道德,道德是隱藏的法律!」

   儒家講家國天下,一定會落實和歸本于身。《大學八條目》講「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孟子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這個身毫無疑問具有個體性。故相對於民族、社會、國家等等任何集體,儒家最後都會立足個體之身。與個人主義不同在於,儒家的身不限於肉體和意識,而是以「性與天道」為本,以仁為本。身之本在心(意識心),心之本在仁。

   所以,一方面,個人主義已經認識到「身」即個體生命的重要性,有其相當的真理性正義性普適性;另一方面,個人主義不識「性與天道」,又有其重大的本質局限。唯有儒家能夠立足於人道而上達天道,故道德資源特別雄厚,開出來的政治和制度,文明性正義性特別高,又特別與時偕宜,合乎時宜。余東海初作於2017-12-11,定稿於2019-11-29

(今日歡呼孔夫子(外七篇) 全文完)(2019/11/29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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