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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关系的恶化，还突出表现在英国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采取强硬、进攻性的态度，使双方关系进一步紧张。

八九年八月十四日，港英政府常务司屈珩发表题为《收拾残局》的讲话，表示“六四”事件使港人信心受到打击，他要港人研究九七后中国的驻军问题，以及基本法草案中有关宣布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条文，还提出希望中国当局延期颁布基本法。

香港本来就有人担心中国在香港驻军。在中英联合声明谈判期间，邓小平批评耿飙讲香港不驻军是胡说八道，曾引起震动。“六四”北京用军队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更使港人震惊。屈珩重提这一问题，政治上的企图显而易见。

屈珩用《收拾残局》这个讲话向中国发动攻势，显然不是他个人的举动。我们研究之后，根据北京确定的精神，决定给予回应。并报告北京备了案。

八月十八日，我们以新华分社名义，评论屈珩的讲话，是“公然干涉基本法起草工作”；并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专论，指出屈珩这样做，违背了起码的外交常识。第二天，北京也有反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是中国的事情，不容干涉，并突出：“最近一段时间来，包括港英政府常务司在内的一些英国官员，公然对基本法起草工作横加指责，粗暴干涉，甚至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提出中国不要在香港驻军的荒谬主张。”把事情提高到英国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高度。

驻军问题是基本法起草中，突出争议的问题之一。双方争执不下的背后，还有一个香港添马舰海军基地，及英军在港三军总部的问题。当时，英国似乎还不便公开提出。

英军在港的驻地共有二十多处，分散在新界、九龙和港岛。英国给中方的交还方案，是九七年英军撤走时，将这二十多处兵营，一部分交给中国，主要是新界等边沿地区的驻军点；一部分交给特区政府，做为纪律部队（即警察）等部门使用；还有一部分位于市区的，改为商业用地，这包括添马舰海军基地和窝打老道兵营等处。

添马舰基地是英国驻港的海、陆、空三军总司令部。据我们了解，添马舰不仅是英军的总指挥部，还驻有特殊部门，许多现代化的侦察手段、设备，可能都集中在那里。传说英国政府曾经想在九七后将其改为总领事馆，并放出空气进行试探；中国也放出空气，表示不赞成。也有传说，英国打算把添马舰拆毁。后来又有传说，把海军基地搬到一个小岛上，再把这里填海造地，作为商业用地。（现在英国已单方面将海军基地搬迁昂船洲，英方也单方面宣传，九七年就添马舰三军总部移交给中国。）

中国的军事部门，以总参谋部为主专门成立一个小组，按英国提供的资料，在港英政府的同意和配合下，到香港实地视察。港澳工作会议上，也曾做过讨论，基本同意英国的设想，但有些方面也有异议，主要是认为应在九七后由中方决定。是否把市中心区的驻军点改为商业区，中国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军事部门想要全部接收，港澳办、外交部则不想全部都由军事部门接收……。他们之间交换意见得不到结果，因此难以具体与英国交涉。

李后曾当着姬鹏飞面，要求我帮助他们向杨尚昆反映，要杨尚昆支持他们的意见。我尚未来得及向杨尚昆讲，就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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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宣布戒严之后，基本法的起草和咨询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原定五月廿二日国内草委组团来港，因北京政局剧变而临时延期，姬鹏飞也取消访问香港。一些香港人士先后公开宣称辞去基本法草委或咨委的职务，原定六月三日举行的咨委会第七次全体大会，因北京和香港的形势而宣布延期。

北京“六四”的枪声，更使港人感到唇亡齿寒。九七之后，香港能否保持资本主义五十年不变？中国能否兑现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还有没有民主和自由？都引起港人质疑。出于争取九七后有更多保障的心理，港人对基本法的内容，特别是政制的民主进程，有了新的要求，政制方案的争论，因而更为激烈。

激进民主派势力乘“六四”之机，空前膨胀，他们又乘香港人普遍接受“民主拒共、民主限共”之机，要求基本法重新咨询、重新讨论，一部分人甚至喊出“彻底否定基本法”的口号。

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派别，包括中间派（其中包括一些左派）所提出的政制方案，都要求加快民主进度，即直选进度。

在叙述各方要求加快民主进度，提出新主张、新方案之前，有必要回述基本法征询草案中，“主流”方案的一些情况。因为，后来的所有加快进度的方案，几乎都是针对这个“保守”方案提出的。

回顾八九年，基本法征询草案出现了“双查方案”，它是以草委查良镛“主流方案”为基础的产物。

八八年底，草委会政制专题小组在广州开会前，十一月的某一个星期日，我正在深圳贝岭居休息，查良镛找我，他是草委专题小组的召集人之一。我即请他来贝岭居，顺便请他尝尝扬州新来名厨的淮扬菜。

见面后，查良镛向我介绍了他所设想的政制方案：行政长官以大选团方式产生；立法局议员普选和其他方式产生的比例分配等等。最主要的是，他主张由第四届开始“检讨”全面实行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局议员，即九七后十五年，通过一定程序（例如立法局多数通过，或全民投票），决定是否全面实行普选立法局议员和行政长官。

我并未对大选举团及议员产生比例表示异议，但对第四届就“检讨”，认为快了些，建议是否可以推迟一至两届。我当时考虑，形势发展难料，民主步伐之快慢，不可完全由人为规定，“立法”时应将“安全”系数打足一点。如果条件提早成熟，“法”是可以修改的，“检讨”也可以提前。

他解释说，如果第四届时普选条件仍不成熟，“检讨”还是有可能通不过的。

因为是交换意见，而且未来变数甚多，所以没有继续讨论下去。

在广州的政制专题小组会议上，查良镛提出了他所建议的这一方案。据说他还有一个方案，主张将普选延至九七的三十年后，因为过早外泄，遭到反对，而改提现方案，将普选“检讨”提前了十五年。

我对这个说法信疑各半。信的是：是否我的意见影响了他，在我们会谈后，他修改了原来的打算？疑的是：我的意见是推延一至二届，即五年或十年，而非十五年。立法局议员第五届、行政长官第四届“检讨”实行普选，是查和我交谈时他原来的主张。

但不管事实为何，查良镛后来在争论日趋激烈之际，被记者所逼，说：“许家屯比我还保守。”确是实情。在他和我交换意见时，我的看法的确比他还“保守”。

查良镛的方案，在广州专题小组会上略经修改，被称为“主流方案”，各方议论很多，主要批评是“保守”。

当时，姬鹏飞事先没有召开会议，统一党内意见，我不知道李后、鲁平他们主持专题小组会议时，是否有“底”。我和查良镛交换意见，也只是自己的想法。当时其他方案也很多。以“主流”二字形容查良镛方案，我认为未免为时过早。

为此，我曾问过参加会议的毛钧年，为何称查方案为“主流”方案？毛钧年回答说：“是小组多数人的意见。”

两个月后，草委会全体会议在广州花园大酒店召开，主题是审查表决各专题小组的草案，为基本法第二次咨询草案做准备。会议决定，除将专题小组议定的条文逐条付诸表决外，草委在征得规定人数联署后，还可以提出专题小组草案以外的提案。

在开会前，我曾向姬鹏飞建议，是否开一次党员草委会，统一党内认识。姬鹏飞只听进一半，要李后、鲁平找党内草委个别“打招呼”。

表决结果，出现意外：查济民的方案获得了通过。查济民对查良镛方案——行政长官第四届、立法局第五届，进行全民普选的“检讨”程序，附加了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是：一、须获得立法会议员多数通过，二、行政长官同意，三、全国人大批准，四、需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合格选民投票赞成。

查济民的方案，事先确未引起注意，但与当时内地某些草委和香港社会上层草委思想上接近，获得通过，不算意外。但是当社会对查良镛方案有争议，较多人认为查方案“保守”情况下，两“查”方案结合，更加平添“保守”内涵，的确出乎中方领导层意外。

查案通过后，鲁平对李柱铭说，他估计不到查济民修正案可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他自己没有投票支持。李后也对记者讲，他投了弃权票。

这次草委全体会上，还有一些小组议定的提案没能获得通过，例如关于特区政府财政政策的议案，未获出席委员三分之二票，退回专题小组重议，又如谭耀宗等草委关于劳工福利等等提案，也未获通过。

财政政策的提案，未获通过，估计除与港英政府关系较密切的几个香港草委投了反对票外，内地草委也投了反对票。这条草案原来还有一个设想，是担心港英政府在撤离之前的十二年统治期间，改变以往的财政政策，改变税率，不自量力，增建公共设施，既为英商增添承建机会以获利，又增加港人负担；基本法虽然不能干预港英政府统治期间的财政政策，但仍可从政治上施加影响，有所制约。

对这一条，英国政府不只一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修改，与港英政府关系密切的某些香港草委，也多次在专题小组内提议修改。内地有些草委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担心束缚未来特区政府的“手脚”，方案他们将来无法根据实际情况办事，未获通过虽属意外，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关劳工福利的提案未获通过，则很难理解。香港草委中，工商界委员比重较大，他们投反对票可以理解。内地草委共产党员占多数，他们不投赞成票，却投反对票、弃权票，则属意外。

这个提案的内容是，香港工人有罢工权，以及有关劳资集体谈判、设立中央公积金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删除了有关罢工的条款，有人主张香港也要删除，我支持“左派”工会的意见，主张基本法应该列上香港工人有罢工权利。

全体草委会前，我曾与姬鹏飞议论，认为香港是资本主义世界，工人与资方斗争，罢工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虽然这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使用的手段，但不能把工人的这一重要权利剥夺。

集体谈判也很重要，这样才保持工人可以依靠团结的力量，在和资方谈判时，有取得成功的条件。而且，香港工人多数未曾组织起来，“左”、“中”、“右”公会又分散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与资方谈判时，有集体谈判法规依据，可以相对地增强组织力量，当然，解决劳资纠纷，还要坚持劳资两利原则，不能过分。

香港劳工福利单薄，退休后无保障，中央公积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正常要求，我们应该原则支持。中央公积金实行起来确有困难，但可以采灵活方法实行。如果基本法不列入这些原则，工人最低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工人将降低对基本法的支持，不利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当时姬鹏飞都表示同意，竟未获通过。

会后，姬鹏飞召集了党内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会议，议论了会议情况，大家基本满意会议表决结果，该通过的大多通过了，不希望通过的，基本上没有通过。虽然查济民提案出乎意料，但并非最后方案，经一定程序，仍可修改。对财政政策，李后等主动表示，争取做些文字修改后，再提请表决。我对劳工福利提案提出要求，请姬鹏飞、李后等做工作，说服内地草委在未来表决时，要给予支持，我特别强调：“基本法不能让香港工人失望。”姬鹏飞表示同意。

但是，“六四”后，最后一次草委会全体会议，表决基本法草案时，“集体谈判”这一项，仍未获采纳。那时，我已被公布离休、调回内地，港澳办主持的港澳工作的内部会议，我已经不参加了，究竟什么原因不采纳，我也无法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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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六四后，政制政论激化的情况。

英国政府一方面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中断中英间高层官员往来，拒绝参加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例行会议，另一方面，推动与他有联系的社会力量提出的政制方案，如“两局共识方案”，企图加快民主进度，既向中方施压，又与激进民主派争夺社会影响，限制其继续膨胀。当时行政局首席议员邓莲如公开说：“两局能达成共识（指形成方案），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当时北京的学生运动，和香港市民声援行动的影响。”

激进民主派重新提出“一九零”方案，建议立法会九一年应有半数直选议席，九五年实行全部直选；维持他们原来的提议，在九七年就由全民直选产生行政长官。他们声称，如果在九七年以前，香港未能建立民主政制，九七后就更无法实践。

连一向赞同政制发展要循序渐进的工商界，以及“中间派”，也起了变化，认同加快民主步伐的主张。

这种情况带来的问题，是在各阶层政党没有组成，激进民主派力量空前膨胀，未来立法会向中下层倾斜，甚至向激进民主派倾斜的可能性加剧。

当时，咨委会的副秘书长邵善波提出“一会两局”的构想，副社长毛钧年将构想方案送给我，经工委认为这个方案可以考虑。

这个方案把立法会分成两局，“地区选举局”和“功能选举局”。“地区选举局”采混合选举，头一、二届半数以上议席为直选。“功能选举局”由各功能界选出议员，类似西方的上、下两院，或参、众两院。

一个议案，如果两局都予以通过，当然没有问题。假如一个议案未获直选医院这一局通过，而另一个通过了，就在立法会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这时就由行政长官来决定，或由两局互推出代表研究修改，争取两局都通过。如果不行，则由全体会议的三分之二多数做决定。

邵善波这个方案，当时还只是大致上的构想，细节上的考虑不够。我把这个方案带到北京，在姬鹏飞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上研究，大家支持这个方案，认为在“六四”后的新形势下，这是个办法。回香港后，我们正在研究怎么推到社会上去，还未有具体步骤之前，罗德丞突然公开提出了这一方案。我很诧异，罗德丞怎么会知道这一方案？又如何拿去的？我仔细查问，但无结果。

罗德丞推出“一会两局”方案之后，政制政论立即尖锐起来，本来社会上不同的力量各自推销各自的方案，现在矛头一起转向“一会两局”，认为这是中方支持的，罗德丞也这样宣称，事实也是如此。一些协调活动也活跃起来，试图联合起来对抗“一会两局”。

“一会两局”方案，与当时社会要求加快民主步伐的气氛不一致，我们考虑要适当满足社会思潮，又要防止立法机构过于倾斜，以至影响“九七”后特区政治局面立即大变。鉴于社会气氛过于情绪化，考虑这个方案出笼后，难以避免会遭到批评，因此打算有步骤地推出，以减少阻力。岂知罗德丞抢先出笼。罗德丞的社会形象本来欠佳，他又公开讲过，反对因六四事件而要加快民主进程，引起社会更大反感。“一会两局”方案由他推出，一时形成“围攻”的对象。

工商界的罗康瑞，和中间派的程介南等人，不久也推出一个“四、四、二”新协调方案，即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立法机关议席，由四成直选、四成功能团体、两成大选举团组成。他们强调，这是港人协调出来的方案，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罗康瑞、罗德丞原本都是八十九人工商咨委会的成员，现在各提一个方案，社会上称为“大罗”、“小罗”方案，与“双查”方案前后并存，而“大罗”、“小罗”本是同伙，现在却针锋相对。

激进民主派则认为让步太多，仍坚持他们新的“一九零”方案。

这是，我们得到信息，港英政府也支持“四、四、二”方案。还有信息说，“四、四、二”方案出自港英政府。我们估计可能性也不大，很可能是港英将方案“接过去”，予以支持。港英政府可能由于“两局共识”，英国色彩过浓，要中方接受的可能性很小，便透过所谓三派协调——工商界、民主派、中间派——的方案，企望中方接受。后来，卫奕信明白向中方“推荐”“四、四、二”方案，证实了我们这个估计。

我从与英商高层某些人的接触中，间接证实这个信息，他们直截了当地向我“建议”：希望中国接纳罗康瑞的方案。

新华分社同仁认识罗康瑞的人较多，对他多持好感。传说罗康瑞从父亲手中拿了十万港元起家，事业上做得很出色；政治上也有独特立场和见解，是个少有的人才。我有通过。

罗康瑞为推销“四、四、二”方案，专门要求见我。我听了他的介绍，表示考虑他的意见，也做了解释，实际上表达了不尽同意的立场，他是一脸失望的表情和我握别的。

中间派的张家敏、陈介南也要求见我，介绍“四、四、二”方案。我给了他们与罗康瑞相同的回应。

在林立的方案争论中，社会舆论激烈展开，主要集中在“四、四、二”、“一会两局”、“新一九零”等方面，而“一会两局”、“四、四、二”成为争论焦点。这时，工商界八十九名咨委有部分委员，提出一个综合两方案的“新综合方案”，将立法局议员的产生，分成三个组别：功能、直选、大选举团；将“一会两局”方案中的两局，改为分组别计票。由咨委会副主任郭志权带到北京，向港澳办介绍，得到实际上的支持。他们回港后，公开向社会推荐。

在姬鹏飞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政制方案问题，大家同意李后的意见，以“新综合方案”为基础，协调各方意见，拟定方案，在最后一次草委会上提出表决。在直选议席上，英方已提出九五年二十四席，九一年二十席，会议上确定的“底牌”，是九五年二十席，九一年十八席。据此，不仅要在香港社会上进行工作，还需与英方协商。

为了配合推出“新综合方案”，我于八九年国庆香港筹委会开会时，讲了一次话，呼吁各界和谐、合作，固然是希望缓和政制政论，也希望多少宽解一点六四后港人对中方的对立心态。原来就估计作用有限，讲话之后，政制方案的政论，仍然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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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三日，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幕。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逐条表决基本法草案，将通过后的草案，送请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历经四年八个月的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最后一道工作程序，看来多数草委怀着严肃多于欢欣的心情与会的。

这时我已退休，周南接任新华分社社长和港澳工委书记的职务。港澳办召开的有关港澳工作的会议，我已不参加了。有关港澳工作的文件，我也看不到了。会议开始，我主动去见姬鹏飞，他告诉我，政制方面和英国的交涉还未达成协议，估计在会议表决前会有结果。姬鹏飞要求我在表决政制方案时，先找霍英东、李嘉诚、黄丽松等人做工作，希望他们投票赞成大会草拟的方案，使得争议最大的分组计票条文，能保证取得三分之二的同意票而获得通过。我向姬鹏飞表示，尽力而为，“站好最后一班岗”。

中英争执焦点主要集中于立法会九一年的直选议席，英方坚持二十席，九五年再增至三十席，后来又退为二十四席；中方坚持九五年十八席（立法会人数不超过六十人，直选议员不超过三成）。争执之二：中英双方关于九七年后，立法会、行政长官，经直选产生的时间问题。双方争执不下，英方提及如果协议不成，将会单方面行动，中方又提出“衔接”，予以反击。本来在“本子风波”后基本上已获得解决的问题，又成为争执的热点。

据我所知，“衔接”原指政制方案，以及进度的安排。九七前英国的方案与进度，须与九七后特区政府按基本法规定的方案相“衔接”。当时在中英双方协议过程中，不仅讨论了立法会的“衔接”问题，而且涉及公务员的“衔接”，以及首任行政长官的问题。英方实际承诺了政制方案和执行的进度，须与基本法相“衔接”。中方也承诺：港英政府公务员除少数外籍高官外，九七后特区政府全部留用；双方还交换了关于首任特区行政长官，在九七年前，如何“见习”、“熟悉港英政府情况及运作”等问题。英方曾有在九七年前，设副港督，由中方认可的港人担任，九七年后，出任行政长官的设想，中方则认为，首任特区行政长官，由英国的副港督担任，有碍观感，不能考虑。双方虽未能达成具体共识，有所承诺，但非正式地有了可以交换意见的“默契”。

表决基本法草案前夕，中英关于“衔接”的争执，涉及哪些内容，因我已离职，仅知姬鹏飞告诉我的，是直选立法会议员的议席问题。在会议之前，英国外相韩达德访港公开承诺，香港的代议政制发展必须与九七后的政制衔接，并说英国不能单方面决定香港的政制，一定要与中国商讨，这说明关于衔接问题，双方已经原则上解决。可是，会议开始前一天，李后、鲁平公开说，基本法中有关政制部分的草案，仍未能最后定稿，还要等待中英协商，公开暴露了基本法关于政制草案需中英取得协议，才能定稿。招致香港有舆论讽刺草委是橡皮图章。

十四日上午，姬鹏飞高兴地告诉我，英国已知会外交部，同意立法会九一年直选十八席，九五年二十席。随即，会议上出现了廖瑶珠的书面建议，对草案的“主流方案”，即提交会议表决的方案，提出三点修改意见：一、要求九五年直选议席由十八席增加至二十席，二、分组计票只限于议员议案和议员对议案的修订提案，三、立法机关内，非中国籍成员的比例，由百分之十五增加至百分之二十。周南随即在小组会发言表示支持。我想，廖瑶珠这三点修改“建议”，可能就是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果然，基本上就是按照廖瑶珠的建议，对草案做了修正。

姬鹏飞交代我的“说服”工作，进行得颇不顺利。

李嘉诚对分组计票持反对态度。我与他交谈了三次，第一次李嘉诚坚持反对，第二次表示可以考虑，第三次又表示不能同意。香港草委中有几人是视李嘉诚态度行事的，他们在会议期间，经常交换意见。如果我们争取不到李嘉诚的支持，则持反对票的将不仅是李的一票。我向姬鹏飞反映了李嘉诚的态度。最后，姬鹏飞把李后招来。估计了情况，认为分组计票这一条，即使李嘉诚投反对票，也可能获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少几张票无碍。

霍英东对分组计票也有意见，经交换意见后同意支持，但他向我提出，基本法草案第一百四十二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体育政策，民间体育团体可依法继续存在和发展”，是否在“民间体育团体”前加上“原有”两字，以强调保障香港原有民间体育团体的权益。霍英东说，他这意见已提过几次了，都没有得到重视，他很不满意。我向姬鹏飞反映，建议考虑霍的意见。当时李后、鲁平也在座。李后不赞成，认为现有文字已有这层意思了。我讲：“这只是个文字问题，并不牵涉原则问题，只是加上‘原有’二字。但对霍英东来讲，就不是一个文字问题。霍英东也曾表示，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我建议，这样的非原则问题是否就满足他们？”

但是，我的建议未被采纳，因为具体负责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是李后和鲁平，姬鹏飞又不明确表态，李后他们还是按自己的意见处理。他们连纯技术性的问题都不能灵活对待的态度，使我无法再见霍英东，给他答复。

我还与另几位香港草委交换了意见，发现他们和李嘉诚态度大体一致。

十六日大会对草案逐条投票，表决的结果，均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分组计票条文虽有七票反对，也通过了。我估计这七张反对票，是李嘉诚及受他影响的几位香港草委所投的票。

基本法草案通过后，姬鹏飞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宴请全体草委，会上姬鹏飞、李后、鲁平等人兴高采烈，敬酒唱歌，满场飞舞，我却茫然若失，高兴不起来。

　



第十六章 去国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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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后，江泽民、李鹏在处理有关香港的一系列事情上，我难以接受，对江泽民从抱有希望，迅速走上失望。

前文曾述，为了恢复港人信心，组织香港中上层人士去北京，多数人经我们一再工作，情不可却，同意去北京见江泽民，但不愿意见李鹏。江泽民在北京单独见了几次香港人士后，可能李鹏有不满表示，江泽民便不愿单独见了。为打开僵局，我们又专门做工作，争取有人愿见李鹏，罗德丞是六四后第一位公开要求见李鹏的。

为了争取早日恢复胡应湘投资的深圳至广州高速公路工程，恢复港人信心，我做胡应湘工作，他说早就有此愿望。谈及与广东省协调方面有一些困难，我表示愿去广州为之奔走。我即去了广州，找省长叶选平商量，叶首肯予以支持。过去，赵紫阳对胡在内地进行电厂、高速公路投资是支持的，但李鹏有异议。因此，当我动员胡应湘去北京见李鹏时，他立即答应了，并同意见报公开。看来，胡是想乘此改善与李鹏的关系。我即发电给北京，要求李鹏接见。连发两电，不见答复，便第三次电催答复。李后旋来电话说，李鹏秘书告诉港澳办：“首长不见胡。”问什么原因，答不知道。我很难受，一个大国总理，心胸如此狭窄！怎样向胡应湘交代呢？只能托人违心地告诉他：“北京尚未答复。”

六四后，李鹏、鲁平接见汇丰董事长蒲伟士，蒲伟士一方面表示对香港有信心，一方面又告诉他们，汇丰要“改组”，要把总部迁到伦敦去。对行将撤退的打算，进行试探。

李鹏可能出于不了解情况，毫无警惕地表示“赞赏”，熟悉情况的鲁平，竟然也没有起应有的“参谋”作用，作任何“补救”。 蒲伟士打了一个大胜仗。回港后，立即展开其预定的撤退行动，最终宣布收购英国米特兰银行，将总部迁至伦敦，完成其所谓“改组”的计谋。

香港有舆论指出，汇丰领导层对汇丰的“改组”，既保持了他在香港的利益，可以继续在港以及大陆进行商业活动，又避免了九七后，中国或香港本地可能发生的因素，影响对汇丰领导权的“失控”。此评论一针见血。

汇丰的章程规定，每一持股者不得超过百分之一，港人持有股份占百分之五、六十，但董事会成员不由占股多少来确定。董事长按章程应有董事会选出，但实际知情者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幕后实际由谁来“拍板”董事、董事长人选，外界不知道。我在港时，虽然作过调查研究，也不知悉。九七前，港英政府统治期间，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但为时不多了。九七后，会不会出现港人股东要求修改章程，由股东占股多少选出董事会董事，再经董事会选出董事长？为避免这样的情况，蒲伟士对汇丰的“改组”，使英国人成了大股东，香港汇丰成了伦敦汇丰的“子”公司，一劳永逸了。中英在策略运用上的智愚立见分晓。

在中英另一次较量中，英方又胜，中方不但损害了自己，更损害了包玉刚。我也在这一战役中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赵紫阳曾提出，在大陆或香港，成立一个航空公司，以刺激中国民航改进并吸取外界经验。“港龙”航空公司就是在此设想下，并在国务院和香港新华分社支持下，由港澳国际投资公司与曹光彪合作，在香港创办的。开始时，曹光彪吹嘘公司的中国政府背景，招致英国航商及港英政府注意，立了新法，限制香港新的航空公司成立。并以“港龙”非英资，不符香港法规为由，迟迟不予批准。这样，我才出面，请包玉刚出主“港龙”董事长，占大股。包玉刚连同曹光彪之子（英籍），两者占股份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使“港龙”成为英资为主的航空公司，得以批准成立。

“港龙”成立后却得不到中国民航的支持，业务开展不顺利，为此，我几次去北京，并曾与当时分管民航的副总理李鹏开会研究，支持“港龙”开展内地业务。“港龙”经营几年，连年亏损。其间，国泰航空曾与包玉刚接触，考虑相互换股，实际上将国泰成为“港龙”的控股公司。包玉刚征求我意见，我不便公然反对，建议他考虑中国民航的反应，包玉刚立即表示放弃与国泰换股的打算。

在这之后，香港中信公司荣智健购进了国泰的股份，成了国泰董事。这一举动，荣智健事先没有告诉新华分社，我估计他至少得到李鹏批准，王震赞同的。此事，对包玉刚刺激不小，事后才知道，包当初考虑与国泰换股，国泰允许包进董事会，任副董事长。

九零年，“港龙”经营好转，已略有盈余，包玉刚将董事长让给他女婿，正准备增购飞机，增加航线，大展宏图之际，包玉刚突然找我，告诉我他将要将“港龙”股份“让”给曹光彪，再转让给中信荣智健。我事先毫无所闻，诧异地问其原因，方知让股之事是荣智健主动提出的。我看包虽表示不在乎，但又流露很无奈的样子，便请他待我查明情况后再议，包同意了。

此时，曹光彪也找了港澳国际的董事长张建华，提出要港澳国际所持“港龙”航空的股份，“让”给中信荣智健，并告诉张，包玉刚已同意将其所拥有的股份“让”给荣智健了。

张建华问曹光彪：“你们这样做，是何打算，新华分社知不知道，有没有经过北京什么人批准？”

之后，张建华告诉我，收购计划是杨尚昆同意，李鹏批准的。收购后，荣会将包玉刚所占股连同曹光彪让出部分的股，一并转让给国泰。中信保持港澳国际让出的股份，国泰占大股。业务经营也“委托”国泰管理，增添飞机向国泰租用，国泰停飞大陆北京、上海航线，“让”给“港龙”航行。

这样一个完整的计划，使港龙实际上成了国泰的“子”公司，不仅违背了成立的初衷，也解决了国泰当时难以克服的难题：与中国民航在内地和香港航线上，濒临以失败为结果的争执。至少，国泰已暂时保持了其航行特权。

我向包玉刚打招呼，请他暂不向荣智健让出股份。我立即飞北京，要求见杨尚昆、李鹏。杨尚昆见我，表示只是听了荣智健的汇报，“我并不了解实际情况”。

李鹏不见我，要郑家华代见。郑听了我的汇报，表示理解，但不表态，他要去向杨、李请示。隔天，郑告诉我，杨尚昆还是那局话，他是听了荣智健的汇报，但不了解实际情况。李鹏则表示，不考虑改变。我请他们再考虑，并建议郑家华，找一些熟悉香港这一方面情况的人多了解一点情况，看看他们对国务院的决定有什么意见。

此时，荣智健也到了北京，我估计与我此行有关。

我又要求李鹏直接听我汇报，还是不见。郑家华第三次见我，仍坚持不变，我反复说明利害。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他先拍了桌子，我也拍桌子相对，责问他：“还要不要党的原则？要不要照顾统战对象？”两人不欢而散。

回香港后，包玉刚可能已知道情况了，（他怎样知道的，我不清楚。）请我吃饭——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会晤，谈了不少带感情的话。一见面，他反劝我说：“我已经将股权让给荣智健了（名义上让给曹光彪，由曹再让给荣）。谢谢你的关心，这事就算了。”谈着谈着，又说：“我平生只做了两件失败的事，一件是投资渣打；一件是港龙！”我能说什么呢，他投资港龙是应我之请，我只好说，真过意不去，向他表示歉意。

张建华来请示，曹光彪告诉他，包玉刚已经让出股份了，要张把港澳国际的股份也赶快让出。张问：“是否也让给他？”我气愤地说：“曹光彪说了不算，要让，要他们拿国务院的文件来。”隔天，荣智健要求见我，他无事不登门，我明知道他为此事而来，仍然见了，他称我叔叔，道明来意，我也同样告诉他，要港澳国际的港龙股份，需国务院来通知，我会照办。果然，不多天，国务院来了通知。可见，李鹏对他是如何支持、“爱护”。

四中全会，江泽民正式当了总书记，要中央办公厅告诉新华分社办公厅，每日报送香港报刊，及内部编刊的有关香港及大陆的反映材料。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告诉我，他已照办。总书记关心外界反映，关心香港工作，我同佘孟孝都认为对香港工作来说，是好事。但佘反映，江泽民在上海当市委书记时，也向新华分社办公厅副主任许某要港澳工委的材料，而许某竟没有请示秘书长，就自己办理了。事实上，工委是主动将香港及外界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等方面一些信息和材料，提供给内地部、委及省、市委负责人参阅的。新华分社专门为此编印了各种“参考”。许某是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任部长时，副部长曹维廉的秘书，后来曹维廉来新华分社任副社长，许仍随同任秘书，曹逝世后，改任办公厅副主任。江泽民当时通过这样的关系，要工委的材料，我们感到意外，这种做法不符党的组织原则。但事已过去，而且江泽民又当了总书记，佘孟孝反映之后，我们相视苦笑，摇摇头，没再说什么。不久，中央办公厅又向新华分社组织部下指示，郑华在工委会上告诉我和几位副社长，江泽民指名要新华分社提许某为办公厅主任，大家十分诧异，有位副社长感叹：“总书记真是管得太细了，关心到一个办公厅主任！”大家不以为然，也不肯表态，我为了“维护”总书记威信，作了和事佬，对郑华说：“刘林（办公厅主任）正好要辞职，就让许某做吧。”后来周南上任当了工委书记后，就立即指定许某主要负责整理关于我的“材料”。我听到后，感慨不已。

八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泽民会见基本法香港草委和部分咨委时讲：“井水不犯河水”，在香港社会引起反感。我们在社内同仁中议论：“怎么能这样讲？这会给人认为，他们不了解香港情况。”香港市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中国人，香港已面临回归，怎能将香港人视为外人，称之“井水”，而排斥与“河水”，中国人之外呢？六四中，香港人的爱国活动，不能视为“井水”犯了“河水”，即使有犯，也是极少数，怎能将绝大多数香港通报，置于敌对地位呢？我当时估计，江泽民可能听了李后、鲁平的汇报后，接受了他们不正确的信息和意见所致。

不久，又发生江泽民评论新机场事件。

港英政府筹建新机场是个庞大的建设计划，却发展成中英政治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姬鹏飞曾问过我的看法。我说，七十年代，港英就由在赤鱲角建第二机场代替现有机场的打算，后来因知道我们要收回香港，搁置了计划。八六年，胡应湘、李嘉诚提出比港英更庞大的开发大屿山、香港岛西海域，建第二机场和扩展码头港区的规划，因港英政府不支持而胎死腹中。现在，港英方面为了在撤退前争取人心，撤退后争取有人怀缅，也是在撤退前应英商利益需要，重提所谓“玫瑰园”计划，政治上考虑多于经济上考虑，至少是并重。

我讲，从香港经济发展以至大陆经济发展上来考虑，建设新机场，扩大海运码头，还是需要的，从投资可能上估计，我也初步做了估算，问题不大。按港英过往做法，纯由政府投资的可能不大，它可用社会资金，把部分工程经过投标让给商人经营。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英商得益。即使完全由政府投资，八年完成，不按他们宣布的一千亿估计，加一倍，以两千亿计，按港英政府近几年的收支盈余状况，及这几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幅度，只要保持继续繁荣，每年平均拿出二百多亿，是可能的。但估计港英政府不会这样做。我告诉姬鹏飞，已不知新华分社政策研究室进行研究，不久将向中央送出研究报告。

几天之后，江泽民在接见一批人时，突然对港英新机场建设一事表态，说：“不要你情况，我会钞。”香港社会舆论又引起一阵反感。我想，既然已经有了看法，作了决定，姬鹏飞为何不预先相告呢？当时，我对江泽民的讲话有意见，我会钞的“我”，是指包括香港中国市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还是仅指大陆的人民或政府？不久前，总书记刚把大陆的“河水”与香港的“井水”刻意分开，现在讲的“我”，使人感觉，仅是大陆人民或中央政府的代义词。

从社会舆论反映看，基本也是这样。如果这样解释“我”，未来新机场建设超支，怎会是大陆人民或中央政府“会钞”呢？应是增加港人负担。总书记如果以此角度，警告港英政府，可能会获得港人好感。但也需要有待明确一种情况：港英政府将工程全部包下，不采用社会资金，可能出现力不能负，留给特区政府一批债务和烂尾工程。现在，情况未明。“会钞”之说，未免言之过早。显然又是误信了“参谋”之言。

后来，经济纠纷不断，是我当时未曾估及的。当时我正努力组织港人北访，试图改善中港关系，改善港人对中央新领导班子印象，恢复港人信心。总书记却在香港具体问题上亲自出马，频频发言，又不符合香港实际情况（至少是不完全符合），这种不留余地，使自己形象在港人中恶化的作风，我颇不理解，也甚为痛心。

六四后，香港中外财团某些中、上层人士，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私下酝酿一个所谓一九九七年后，向中国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设想。这个设想，实际上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初期，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翻版。不同的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如果按香港本地财团的设想，是由港人出面“租用”，仍是“港人治港”，但已不是按基本法规定的“港人治港”，而是出钱“租用”的财团雇佣或他们自己推举的港人“治港”；如按某些外资财团的设想，则为他们出面“雇佣”或推举什么人来“治港”。第二个不同的是，那时是治权“无价”，这次有人“开价”，每年一亿美金，有人开价一亿英镑。

他们纷纷要求见我，进行试探。港人财团多通过他们的中年代表，自己没有直接出面，至少我的感觉如此。如苏海文夫妇一起来见我，谈关于“租用”问题，他当时已在报刊公开发表了文章，提出用十亿英镑向中国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意见。他们夫妇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我猜测可能是苏海文岳父包玉刚的派遣，或得到他同意而来。美、日、法商界某些人士，同样也为此事要求见面，提出相同“建议”。不同的是，他们担心香港华人财团“雇佣”治港的英国人，或英籍人士，我问他们主张“雇佣”什么样人，他们又说不出口，支吾以对。

不论是中、外人士，我答复他们，第一：我答允将他们的要求，向北京高层反映；第二：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极敏感问题，中国政府接受的可能性“甚微”；第三：建议他们不要再扩散，特别不要再通过传媒，在报刊上议论。（我担心北京过度反应，作公开批判，增加这些人的反感。）中共四中全会时，江泽民当了总书记，找我谈话，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见他听得很有兴趣，反映过后，问他，要不要写一个文字的报告？江泽民很爽快地答：“可以，你发一个电报来。”我又问：“要不要同时报小平同志？”江泽民点点头说：“可以。”这样，我回港后给“中央常委并小平同志”发了报。

四中全会开会期间，我没有去港澳办，没有和他们谈及这一问题。不久，港澳办开会，讨论香港工作。会议未开始前，在姬鹏飞办公室闲谈中，提及这一事件的电报，鲁平声色俱厉地批评：“还是老一套，卖国求荣！”周南同声响应，姬鹏飞沉默不语。散会后，我适与鲁平走在一起，便告诉他，发电报是我口头汇报后，江泽民同意的。

过了几个月，江泽民在一次会见某些香港人士的讲话中，又公开出面，表示反对此议。我很诧异，为何久未答复，香港关于此议已见淡化，总书记为何又公开答复，后来知道，鲁平向中央告了状，诬告我说过，因江泽民同意了这个建议，我才发报的。江泽民才有此公开澄清。

同意发电报变成同意建议本身，江泽民不经查证，即轻信鲁平片面之词，我甚失望。

五中全会江泽民做了政治报告，李鹏也做了所谓重要讲话。他们举起“治理、整顿”大旗，阻止改革开放。江泽民的政治报告中，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务——个体户“开刀”，提出要使所谓非法致富者“倾家荡产”；乡镇企业要大加紧缩……在中顾委会的小组会上，多数表态“拥护”新总书记和总理的报告，也有人不正面表态，强调要尊重价值规律。小组长要我发言，我也只反映香港情况，没有正面表态。但对个体户的“新政策”，我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只有政策规定，没有立法，如何区别合法、非法，建议加快立法。私下，与会者议论不少，不少人认为江、李主张的一套，不合当前实际，难以实施，有人问我的看法，我回答：“估计行不通，地方上会有抵制，群众也会有抵制。会给地方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但过一段是会恢复的。”

江泽民、李鹏这一系列的言论和做法，使我陷入难以表达的失望之中。我为香港担忧，为中国共产党担忧！





陪同邓小平会见港澳人士，右第一人为作者。




左起许家屯、毛泽东、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一九六四年摄于南京。




参观画展。右起第二人为邓小平长女邓琳，右四为霍英东，右三为徐展堂。左一为费彝民。




香港各界人士合影于香港瑞君酒楼。前排左起蒋丽云、梁凤仪、许家屯、黄廷芳、谭茀云、乔宗淮。后排左起陈虹、黄智超、X振英、胡经昌、周安桥、吴光正、黄宜弘、刘永龄、黄志祥、X震寰。
（录入者注：有二个字未见于扫描件中，故以X字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