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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向何處去？

   一、何以落後

   要論中國往哪裡去，先要把中國何以落後的根本原因弄清楚。

   我在《體用學發微》中從哲學最高層面闡析了體用關係（其實中華文化之豐蘊深涵，非西方「哲學」之詞意所能籠罩，茲暫藉此詞一用耳），並指出，個人主義及基教雖非絕對「無體」，但一個「體虛」、一個「體陋」，與「無體」也差不多。有人質問道：

   既然體用不二，如「體虛」「體陋」，「用」也必然虛陋。何以西方制度、科學發展如此迅速、精神、物質文明成就超過中國？這不正說明他們的「體」好、你判斷失誤嗎？

   不是我判斷有誤而是很多認識有誤，不是西方「體」好，而是我們自殘儒家體用，是我們自己太不爭氣。西方「體」雖虛陋，畢竟在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引導下走上了正路，比我們走法家權術勢的歪路乃至階級鬥爭的邪路強上百倍。

   我說過，作為中共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不僅是「無體」之學而已。由於對本性本體缺乏基本了解、對人性的認識極端膚淺錯誤，馬克思主義哲學導引出來的政治、社會諸「用」，結果必然大壞，比個人主義壞得多多。

   二、自殘自廢

   其實中國歷代王朝往往陽儒陰法、外儒內法，儒家文化從沒受到真正的、絕對的尊重。明清以來，儒學更是受到嚴重的歪曲，加上宋明儒學偏於格心忽于格物、偏於內聖忽于外王，「體」受誤解，「用」自然受到影響。

   毛澤東譚嗣同都說，百代皆行秦政制。現在相當多的人不反對那個實行赤裸裸專制的秦政治和法家思想，反而反對給秦政治帶來了一定的人性、愛和溫情的儒家，其見識豈非連一百年前的譚嗣同都不如！

   不過，由於歷代王朝包括滿清畢竟在不同程度上仍受儒家的制約。所以既使最不堪的明朝以及淸朝中期以前，中華文明仍然相當輝煌，超逾西方。陽儒陰法，儒家畢竟居「陽」位，會給暗中的法家一定的約束，中共則不僅完全拋棄、悖離儒家，而且予以空前的摧毀，實行「陽馬陽法」之政。

   指導現代專制的亞西方馬家文化與傳統中最陰暗專制的法家文化的結合，階級鬥爭思想與法術勢思想互相配合與促進，不造成巨大的落後乃至空前的浩劫才怪！

   所以，西方的先進是我們的過於落後反襯出來的，而我們的過於落後，正是

   偏離乃至悖逆孔孟之道所致，正是自殘儒家大本、自廢儒家大用所致。這才是中國落後的最根本原因呀。

   歷史上，凡是相對擁儒尊儒或儒家略佔上風的時代，都比較和諧興盛，凡是反儒坑儒的王朝，都是苛政暴政和亂世惡世。

   三、鮮明對比

   明清尤其是近代以來，儒家在母國與在西方的遭遇，恰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

   據了解，十七世紀,中國儒家思想傳到歐洲,有力地推動了歐洲的啟蒙運動,促進了歐洲及世界的發展。如有教無類、平等受教育的思想和「民重君輕」、「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或准民主思想影響最大。

   儒家思想傳到歐洲之後，在歐洲掀起了長達百年的「中國文化熱」。孔子的思想受到伏爾泰、萊布尼茲等許多思想家推崇、敬佩。伏爾泰認為儒學是最好最合人類理性的哲學。他說「中國文人的宗教(指儒學)是令人欽佩的。他們沒有任何迷信和荒謬的傳說，也沒有悔辱理性和曲解自然。」。

   美國漢學家顧立雅在他的《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中寫道：「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國思想，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民主的發展。」

   四、「基」路不通

   有人主張儒家基督化，以上帝信仰「拯救」中國，「領導」中國走上民主自由之路。此路顯然不通。理由詳見《基督不是自由的媽》諸梟文，茲不詳論。這裏僅指出：西方制度、科學的先進，不是上帝信仰的功勞。恰恰相反，那是人文思想衝破上帝的「精神統治」的結果。

   不僅上帝之「體」夠陋，在宗教改革之前，其「用」也頗邪。西方歷史宗教戰爭的血腥、宗教迫害的暴行，就是宗教的體陋用邪所致。這個問題一句話：如果不是人文主義的勝利、科學的發展進步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弱化了上帝的神聖權威，罪惡和黑暗還不知伊于胡底呢。

   一些基督徒尤其是基教的原教旨主義者與「中國化」教徒，雖然口頭上也講愛和謙卑，表現出來的往往卻是以真理以及上帝的化身自居的驕傲，是狹隘、尖刻、冷漠乃至邪氣，是對思想和精神自由的仇視，對其它信仰和文化尤其是中華文化的仇視！其狹隘表現及醜陋表演，可謂「遺風」猶存呀。

   五、以仁為體

   當今中國的希望，在於徹底地去蘇聯化、去馬列化，回歸併發展和升級儒家文化。關於儒家之道（儒家所證悟的本體之特徵）的大中至正，熊十力師的認識最為深刻。他在《讀經示要》自序中有一段話，值得深長思：

   大學三綱八目，立內聖外王之極則。由此而體道，由此而修學，由此而致治，由此而位天地，育萬物，贊化育。此便是當然。不可異此而別有道。如天下言道者，或有從事明明德，而不務新民與止至善，是佛家小乘也。大乘誓度眾生，而以人間世為生死海，只求度脫，而無齊治平之盛業，吾儒之外道也。致知而疏於格物，宋、明學有遺憾也。格物而不務致良知，即難言誠正，西學未立大本也。大學為常道無可疑。

   熊師認為儒家群經主要從九個方面論治道：一是仁以為體，二是格物為用，三是誠恕均平為經，四曰隨時更化為權（梟注：與時俱進，通權達變也），五曰利用厚生，本之正德，六曰道政齊刑、歸於禮讓，七曰始乎以人治人，八曰極于萬物各得其所，九曰終之以群龍無首。

   對上述九義，熊師在《讀經示要》中有精細分析，而以笫一義為主。「本仁以立治體，則宏天地萬物一體之量，可以節物競之私，游互助之宇，塞利害之門，建中和之極」，其為「用」大矣哉。

   六、棄「馬」皈儒

   仁本主義比人本主義更為先進，不僅足以融攝民主、發展科學，而且足以將現代文化推向更新更高的境界。儒家的回歸，仁旗的重舉，就是中囯的最大希望之所在。

   當今中國，黑暗中誕生著光明，一片混亂中醞釀著一種新的秩序和願景，就象梟詩《樂觀中華》所寫：黎明前太陽在海底蠢蠢欲動，風雪中多少梅花公開報春訊。所有的不滿憤怒吶喊與抗爭，都是生機的蘇醒活力的象徵。

   近年中共對儒家態度漸趨親和，但仍將馬家置於儒家之上，不僅是利用，而且屬於最惡劣的利用。就算這樣，儘管制度落後依然，短暫的時間內，中國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已大出世人之所料。儒家之為「用」，何其大哉。

   我剛在《關於支持中華文化城建設的呼籲》中說過一段話，我認為這段話值得向自由人士重複一下：民主制度加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最優選擇。但是，當民主目前還「不可能」被選擇時，中共著眼于儒家文化，對中共自身也好，對中華民族也好，都屬次優選擇。為民眾與民族計，我們都應該支持並進一步推動之，讓儒家進一步振興發展，最後取代「馬家」。

   倘能徹底棄「馬」，把給中國帶來空前浩劫的馬家從憲法中踢開，讓它以及基教等各種文化和宗教成為自由的平台的普通一「家」，並真誠皈儒，以仁本主義（或稱大良知主義）為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那中國的前途將是怎樣的通暢，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各方面將會取得怎樣輝煌的成就！

   2008-3-16東海一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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