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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江湖「老梟」到《春秋》解人——我眼中的樟法先生及其志業

   東海余樟法先生《春秋精神》一書行將付梓，囑予作文以序之。我念及余先生的性情肝膽，便不揣自己識淺德薄，滿口答應下來。此無他，區區誠不足道，卻甚願抱著「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心，趁此向這位自草莽間走出的儒門大護法道一聲辛苦與感佩。正道凌夷，士風銷黯，似這般筆挾風雷的特立獨行之士真是久違了！我與東海先生八年前之結緣，乃起於《原道》之網路論壇。值先生廣發英雄帖，為令尊徵集七旬壽聯。余慕其風雅，遂草撰一聯為賀，不意獲先生之青眼。后蒙先生以詩集《劍魂琴心》相贈，得觀其少年哀樂，創業艱辛，感慨系之矣。乃投桃報李，以拙詩集《青史紅塵》電子版相寄。先生自此亦屈尊許我為儒友，彼此歌詩唱和，同尊儒道，頗得相知之樂。猶記《劍魂琴心》讀後，余曾為一短札，聊抒拳拳之心。文末另撰拙聯兩幅，以表先生之志。其一：「九龍嶺下，五指山前，長劍年年嗚咽，勒銘恥記千夫長。荊棘叢中，虎狼聲里，儒門陣陣弦歌，辟邪倖存百鍊鋼。」其二：「風雨濕青衫，斯人如今憔悴，壁上龍泉依然嘯夜月。英雄悲世路，故國雖在堪驚，中流砥柱兀自立狂瀾。」對聯之文意略嫌悲壯。此亦受先生昔日推倒一世豪傑之沉雄氣概所感發。先生早歲曾以「蕭瑤」之名暢遊詩壇，此間卻初步完成由一名自由主義者向儒家信徒的華麗轉身，正以「東海一梟」、「東海老人」諸名號鏖戰于網路江湖，運筆為劍，四面迎敵，辟楊攻墨，直是意興酣暢，大有「自反而縮，雖萬千人吾往矣」之概。彼所謂「一梟」者，蓋志在不落凡庸，取其桀驁不群之姿也。所謂「老人」者，卻又使人想見其滄桑日深、風霜漸染之色。平心而論，先生當時屏幕間嬉笑怒罵之文字，固屬塵海一流，足以震懾群頑。然以學術眼光著眼，或據先生今日之學養反觀，則未免有諸多可疵議者。簡言之，于儒家經典可算造道未深，涵泳未熟，議論未純。一些概念運用失范，個別文段跡近謾罵，對人物思想之褒貶，尤難免有畸輕畸重之嫌，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此情此景，如許儒家「狂狷」之「狂」，恐猶有未逮。此亦是先生后之為文，不惜披肝瀝膽，自陳其非處。至於其新詩《劍魂琴心》一集，雖滿紙風動，文辭絢爛，壯懷激烈，然畢竟為其少作，動輒浪跡天涯，佳人美酒，讓人不自禁想起武俠說部中的浪子劍客，可謂凌鑠有餘，沉潛不足，失之淺白。但我一直以為，先生乃天生勇毅之人，睟面盎背間，隱然有股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力。這種力量，固有先天之稟賦，亦賴後天之存養，一如孟子所論知言養氣，頗難言也。惟此力量體現於立身行志上，則凝結為「不枉到世間走一遭」的勇決。先生與我贈答詩中有雲：「不見文王亦自興，百年風雪燦孤燈。」外間讀之，或不免譏其自視過高，實此正先生為常人難以企及處。事實上，有此勇決之氣作生命根底，一個人無論讀書學劍，皆可有成。相識近十年，東海先生一面藉助網路疆場，筆戰群雄而愈戰愈勇，一面隱遁南寧鬧市，埋首群典而層層轉深。借用夫子之言，真所謂「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他後來也自述身世曰：「縱橫逾十年，論遍海內外，距異端，批戲論，放淫辭，斥邪說，批評眾多學者之錯誤知見，無非為了維護儒家真理、聖賢大義和道統尊嚴。生命何等珍貴，豈能為逞能耐博虛名而與江湖人士爭高低也？況東海喪家犬不如，也無能耐可逞。化用基督徒一言以明志：一切苦難歸我，一切榮耀歸孔子。」其心其志，高拔如此。如此一路筆戰，一路探尋，先生之著述及論爭文字，大言恢弘，小語犀利，早已積之盈篋，又何止數百萬言。不少弘論讜言，既關世運，更見直聲，卻終因多觸時忌，屢被屏蔽封鎖，恐遽難問世。一些論著則即將收束歸編，陸續出版。追原先生之著述流年，大抵可分三個階段。廿一世紀前，先生曾以團干、記者、教師諸業營生，然時日皆短，可置勿論。后弄潮于商海，為此後潛心學問略聚薄資，然當年情懷所寄，卻是仗劍天涯、紅袖添香的浪子酒徒詩客。故此時作品，乃以新舊詩詞為主。入新世紀以迄二零零五年一段，先生一度服膺西方民主人權之說，遂以自由主義者立場痛陳時弊，為文多為口誅筆伐、指點江山之政論。此後先生則一尊儒學，折中諸子，大有守死善道，擔負尼山家業之概。故其為學為文，乃以指點良知，護持儒家正法為己任，風雨雞鳴，一迄於今。照某些人物傳記，吾輩自不妨說，先生由「弱冠」至「不惑」，已是「為學三變」。起初是詩人「蕭瑤」，一任生命之揮灑，熱血之噴涌，才情之張揚。繼之為自由主義者「老梟」，儼然是衝決羅網、補天盜火的民主鬥士；三變而成為歸於儒門的余東海，自以為「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故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從此折節發奮，勇猛精進，唯賴一念良知之提撕，在時代風雲的翻滾中立穩了腳跟。其間曾私淑新儒家巨擘熊十力先生，收歸不羈之心，勇攀向上一路，直接孔孟，回溯六經，經一番窮神知化之功，所操益熟，所得益化，終見得儒家第一義諦。近年來，先生一度仿效「橫渠四句」，立「東海四句」以明本志曰：「為自己致良知，為社會致良制，為後世造經典，為時代作標誌。」吾于先生，也曾有「儒門百戰援夫子，道統千傳起大雄」之嘆，非言其學道之階位，乃贊其弘道之勇毅耳。正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二零一零年《大良知學》問世，先生於孔孟之道已可謂登堂入室，立言造論，一派儒家開合之氣象。其後所著《儒家文化實踐史》（先秦），于儒家王道政治追源溯流，略發篳路藍縷之力。而去年出版《儒家大智慧》一書，乃有感於世人于儒家應世之學誤解良深，故精心結撰，暢述儒家十二種大智慧，文風漸趨平實、義理日臻細密，論說深入淺出，允為儒家大眾類圖書之翹楚。本序《春秋精神》一書，乃先生近年讀史之筆札。其間資料雖多出舊籍，然全書一秉夫子「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之理想，重申春秋決獄之精神，為天地立心，向時代發話。與前書相比，文筆尤精湛，義理愈純熟。其中《正淘汰、逆淘汰和偏統論》一文，以良知與惡習之螺旋鬥爭為歷史脈絡，高倡儒家以文化、野蠻二端論華夷之辨理念，縱論中華五千年文明之曲折，比並諸朝，折中一是，遂以夏商周漢唐宋為儒家政治之正統，以元明清民（民國）為偏統，中間援引楚漢之爭劉邦何以勝出、忽必烈何以儒化諸事例，通篇說理論事宛如水銀委地，圓潤流暢而一氣貫下。鴉片戰爭以降，滿清在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遭遇一系列屈辱與失敗，經種種抗爭而終於無效之後，作為傳統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學，最終被認定為導致民族淪于「亡國滅種」危局之罪魁禍首。此論昌興百年，流毒無窮，至今猶未肅清。先生特撰《儒家不需要為清朝背黑鍋》一文，指出清末之衰亂非尊儒所致，恰恰在尊儒不到位所致。滿清之能尊儒，此清王朝初期所以興隆也，然其滿族主義、君本位傾向、民族歧視及文字獄諸節，又嚴重偏離王道政治，至其中後期尊儒尤失實，故其衰敗淪亡也宜。又，今世之人頗羡魏晉之風，愛其清談超脫之名士風流，盛言「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以為此與泰西之人格自由諸節頗通款曲，實則大謬不然。魏晉諸子生當亂世，佯狂成真，上焉者如竹林一輩人蔑棄禮法，放浪形骸，雖自有可憐可愛之姿，然以儒家中道智慧視之，終不過畸形人格耳；下焉者一味放誕狂浪，醉生夢死，誤國誤民誤蒼生，直是一群無心肝之輩，又何風流之有？先生著《儒眼看〈世說〉》一長文，能于晉人深致之外，洞燭其弊偏，並指示向上之機，一改吾積年對魏晉風度之尊崇膜拜心態也。為撰此小序，余曾廣為搜求閱覽東海先生之眾文，常為其出入經史、厚積薄發之學養所折服。閱讀之餘，特注意其文末綴記之年月，深感先生之文，每能后出轉精，不少篇什文理飽滿、議論允當，不啻為一流佳構，深惜其不能廣為流布、覺醒斯民也。而反觀諸大報刊，淺謬無聊之說，違心無恥之文卻是俯拾即是，寧無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之嘆！龔定庵有詩云：「霜毫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先生救世之藥方，固以儒家仁道精神為主葯，又何嘗自封自閉，視佛道為謬論，視西方自由民主為毒草耶？唯詩中「霜毫擲罷倚天寒」一句，則可謂古今同慨，寫盡千古仁人志士有志難申之心境矣。嗚呼！吾至今尚不知先生曾讀何等大學，卻可斷定其學位未及碩、博，更不在教授、博導之列。只緣當初救飢救溺一念熾盛，欲逃無計，欲罷不能，故不恤以匹夫之勇，拔劍起蒿萊，一路宗經徵聖，追寇討賊，如此切磋磨礪凡三十年，終於仁精義熟，直透重關，成了不折不扣的碩博之儒，豈非一學術異人也哉！以此而論，竊以為余先生為今日讀書人立了一個典型。試問其不過一介草民，何以能于滄海橫流之中，自立自樹如此？某在此願略陳鄙見，既作自我拷問，亦期盼為更年輕之學子，尤其是民間治學之士作一助。並以此求正於余先生本人。如讀者諸公觀此略有感發，則不負余先生相托為序之雅。細思先生為學之客觀條件，實有常人難以克服之短處。《學記》雲「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想先生半生之為學，縱偶遇知音益友，然絕大部分之歲月，則可謂孤困從學，自為師友。須知此番塵海磨礪，期月可矣，經年不易，數十年如一日更是難上加難，非有堅忍不拔之志，實最易汩沒退轉。況南寧一地僻處西南邊陲，消息閉塞，人文乏弱，遠不如域內名都上庠之濟濟多士，難得師友挾持、相得益彰之便。先生藏書雖多，料亦無法與高校圖書館相提並論。尤為特出者，先生學問乃發跡于網路，其間殊為魚龍混雜，駁雜浮泛有餘，精深理性不足，有時猶不免與一些無聊之徒辯是論非，盤旋既久，虛耗精力口舌。此恐先生向學之初所萬難避免者也。故先生大隱隱於市，雖以「德不孤，必有鄰」自處，亦終未免形單影隻，落落寡合。此類心跡，常流溢於詩文之中，如「濁流猖獗嘆斯世，大雅衰微愧此身」、「孤燈深入沉沉夜，幾度梟聲動上蒼」之類，皆其深夜孤鳴，凄涼長嘯之音也。然以今日之高校體制弊端論，先生棲身於「體制」之外，亦可謂焉知非福，避過了許多無謂之消耗。與讀碩士、博士學生相比，先生不必學政治、習外語，不必修厭惡之課程，不必求各類證書，無考試之摧殘，無論文之壓力，無求職之焦慮，無諸多冠冕堂皇之管束，故能在思想學術天宇立乎其大，佔得主動，隨性馳騁。據說某高校博士，畢業論文之後記，感恩戴德者百有餘人，試問世故如此，又能做得何學問？與大學教授相比，先生雖不免時生杏壇無子之憾，然亦不必于講台上唇焦舌敝，不必遷就迎合學生（一些高校讓學生為教師打分，而教授中也有擔心因對學生督責嚴格而致其輕生者），不必教改作業，亦無政治學習、填寫表格、監考閱卷、論文答辯、會議應酬、課題申報、學生就業、發票報銷等諸多塵勞中事，故可以專心致志，直探學問之本真。且夫今日大學教授之間派系林立，有諸多行業規矩，賢者亦難脫其束縛。因為一旦違背此間規矩，必影響到職稱之晉陞，論文之發表，課題之申報，學科之設立，弟子之畢業，學界之聲譽。故教授之間學術觀點雖頗不服，然終須一團和氣，互給「面子」，直諒之言難見。更多者只就自己專業問題發話，決不論及同行，免生事端。縱有論及，也終未免畏首畏尾，鄉愿者眾。由於先生「跳出三界外」，無「丟飯碗」之虞，故執筆為文，不必察言觀色，庶幾做到「我手寫我心」，一任良知之興發，所作之文，自然多有道人所未能道，言人所未敢言者。吾觀其網路諸論作，直是上下五千年，東西兩半球，無不在其討論批評之列。即便以弘揚國學者而論，先生又何止批于丹、易中天之屬，即便對余英時、湯一介、杜維明輩，亦不假辭色，在義理是非上較一較真章。倘換做體制內學者，後者至少是其師長輩，又焉得直言如此？唯先生有怒中批，有敬中批，其間大有分殊耳。再從學問重心看，先生治學可謂切中時代之病根，治標治本，直抵腠理。反觀一般高校碩士、博士之為學，率多在導師引領下，選取學術一隅以精耕細作，不僅大多無關乎時代之痛癢，其學術園地亦往往愈轉愈窄下，不少人畢生不過株守某一專題，或某二三流思想家，于枝枝葉葉間考證搜求，而其一生之求學位、找工作、評職稱、拿課題諸事，盡可託命於此矣。長此以往，則大多精細有餘，而通識不足；瑣屑有餘，而應世不足。彼研究先秦者，問其漢唐，則敬謝不敏；此研究魏晉者，叩其宋明，則渾然莫知。雖曰專精，實則孤陋也。有一類學者，多不肯俯首讀書，只是網路高手，黏貼複製多家而成文，卻不能通讀一卷經，大抵不過為稻粱謀者也；更有一類學者，殊無半點立命立心之念，只唯時潮政策是瞻，以獲取重大課題帶頭人、首席專家、會長、主任、顧問諸頭銜為成功，而其一生之最高學術成就，往往即是其成名之作，此亦可悲可嘆者也。反思先生學問之途，因無導師之指點，開始不免多費周折，多走彎路，反倒暗合學問「寧低勿高，寧拙勿巧」之訓。待其學問修養臻於一定高度后，自亦能融會貫通，直接與聖賢經典相盤桓。其間尤為關鍵者，乃先生之學術重心，多系由現實病痛逼迫出來，始終由一股憂患意識所催動，故能將學術生命與時代關懷打成一片，汲得源頭活水而內外相養，層層轉進而生力不歇。余曾讀台灣新儒家徐復觀、牟宗三諸先生《學術與政治之間》、《時代與感受》中文章，深賞其不但能為高文典冊之學術，亦能縱論時弊，高揚士聲，盡此士大夫之時代責任。而反觀大陸學界，則未免讓人太息。此固有歷史之因緣，環境之禁錮，不可一味求全責備，然亦有學者自身之原因也。夫以中國之大，學者之眾，豈乏高明沉潛之輩？然此類人大多學術地位已定，不免樹大招風，以致瑣務纏身，無暇為此類文字。亦有少數人繫心于名山事業，于象牙塔中「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以追求精純學術為念，卻又不肯直面時弊，捉筆為文。長辭以往，不唯無此心，而實亦無此能也。以此反觀，先生散落在諸網站之數千篇論戰文字，能夠直面時代問題，疏通致遠，撥亂反正，自有其喚醒時代人心之價值。其中不少文章痛陳時弊，真是一針見血，雖時過境遷而精義不磨。惜乎這些文字大多在時代之眾聲喧嘩中沉晦網海，問津者稀。更以文章之思想深度而論，余以為先生已可並轡時賢，出類拔萃。須知當今學問分途已是千門萬戶，博者易雜亂，精者易偏狹，「刺蝟」與「狐狸」不可得兼。先生之文章，量大面廣，不僅牽涉人物思想之眾多，與社會現實問題亦處處短兵相接，實為今日國學思想界所罕見。故其著文，自不必篇篇精當，一些文章在資料之掌握，義理之分解，概念之辨析，更有不及他人之處。但他一生好學深思，轉益多師，于儒家奧義深造自得，真可謂孤軍特起，戛戛獨造。當今一些學院派學者，亦不乏學殖深厚者，然常年于體制中形成之學術慣性，使其只能詮解前賢，萬不敢提出自己學說。唯恐白紙黑字之後，為同行所詬病。而余先生浮沉網海，無此瞻前顧後之虞，故不惜大胆造論，反倒多有創穫。如其「仁本主義論」、「新中體西用論」、「天人感應論」諸說，皆能高屋建瓴，別有洞天，豈真不如那些名教授之核心期刊論文耶？余撰此序言，不時想起宋代高僧大慧宗杲之言論：「士大夫學道，與我出家兒大不同。出家兒，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已棄離，一瓶一缽，日用應緣處，無許多障道的冤家，一心一意，體究此事而已。士大夫開眼合眼處，無非障道的冤魂。若是個有智慧者，只就裡許做工夫。……打得透，其力勝我出家兒二十倍。何以故？我出家兒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內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內打出者，其力強；強者謂所乖處重，而轉處有力；弱者，謂所乖處輕，而轉處少力。」（《大慧禪師語錄》）余先生學儒，譬如「士大夫」，而博士教授學儒，則較多近於「出家兒」。他是在塵世紛爭之中摸爬滾打一過，上下求索之後自歸儒道，故能信心十足。而一般博士教授之研究儒學，則以「知」為主，視儒學為一專業研究方向，雖對儒家有親近之念，但其志不艱，其情不厚，故其行動亦乏力；而余先生則以「信」為主，以「知」輔「信」，儒家義理已對其淪浹肌髓，浸潤至生命裡層，故發之為文後，使人倍覺深沉有力量。人生於天地間，各各皆有一不斷生成之「生存世界」。此世界關乎信仰、苦難、擔當、情感、才學與性情，是為人之生命底色與力量源泉。余以為，著名詩人劉夢芙先生頗能道破余先生的「生存世界」：詩思如潮水。任毫端、奔江瀉海，已逾綱紀。塊壘胸間憑一吐，豈效簪花姿媚。廿四史、興亡誰記？莽莽中原觀逐鹿，滅前王又建新王邸。堯舜德，僭稱美。 夢醒猶卧槐柯里。最堪悲、群蒙難悟，聖賢深意。百載師夷安用夏，空灑吾儒老淚。淬血火、煉成文字。夜色沉沉霾霧重，矚天東明月何時起？光隱約，在淵底。（《金縷曲——六迭葉嘉瑩先生韻寄東海》）詞氣沉鬱頓挫，寄意遙深，感人肺腑。其中「百載師夷安用夏，空灑吾儒老淚」一語，最為沉著，當可概括先生之「生存世界」。但我堅信，東海先生立足民間，以畢生心力為儒家招魂之悲願，天必佑之，決不會老淚空灑。因為真理不磨，神州崛起，有賴此儒道重光。近幾年，先生喜「微言」，蓋取其簡明扼要故也。吾曾於某集微言之後，撰寫數行讚佩之辭，或差可概括先生之志業。決孔孟之濫觴，洙泗奔流；昭漢唐之遺烈，長樂未央；攬佛老之別境，洞見良知；繼宋明之絕學，縱貫天人；汲科學與民主，經權以時；破百年之迷惘，直指人心。先生之微言，或有時而可商；先生之胸襟，真正正而堂堂；無文王亦自興，抗流俗成孤往；舍浮槎以弘道，因悲憫而擔當；哀此生之須臾，恨中道其未光。有斯人生斯世，且記之慎勿忘！這些稱頌文字，未解者還道是肉麻吹捧。我卻願公之於眾，甘受世人之譏。尤望余先生勿負此儒門志業，終日乾乾，無愧於這一大事因緣。

   乙未年冬日孫齊魯謹識于清遠燕知堂東海注：本書是孫君齊魯為東海《春秋精神》一書所作之序，首發於《原道》輯刊第30輯。《春秋精神》列入即將出版的東海叢書。

(z從江湖「老梟」到《春秋》解人 全文完)（2016/08/13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