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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牝雞不可以司晨，小智不可與論道

   許石林《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一文，讚美齊君王后、趙威后、秦宣太后諸婦：「掌握原則但很會變通，即明利害、知權變。」此三婦雖各有優點和特色，然依中道標準，既不能立更不能權，不足為訓。

   她們的賢能，只是一時一事一般性的賢能，非中道的賢能，非通經致用、通經達權的賢能，非真正的的賢能。例如齊君王后之賢，適足以自貽伊戚、自滅齊國而已。《資治通鑒秦紀》記載：

   初，齊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

   「事秦謹」這三個字就是招致齊國滅亡的第一因。面對虎狼之秦，當時六國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命運共同體。齊國要避免滅國之禍，唯一的辦法就是團結其它無國，共同抗擊暴秦。

   明眼人不難知道，秦國專門針對三晉而不及齊國，顯然是採取蠶食之計，先近后遠，自近而遠。齊君王后和齊王卻一直醉生夢死，苟且偷安，四十多年不修戰備，一味坐山觀虎鬥，自以為聰明。等到暴秦陸續滅掉五國，騰出手來，齊國滅亡的命運就生鐵般鑄定了。關此，司馬光的「臣光曰」說得很透徹：

   「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向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裡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司馬光認為，合縱、連橫的學說雖然翻來覆去說法很多，但大體是合縱符合六國的利益。假使當時六國能以信義相互親善，秦國雖然強暴，又怎麼能滅掉六國呢！韓趙魏三國是齊楚兩國的屏障，而齊楚兩國則是韓趙魏三國的根基。六國相互之間形勢相支，表裡相依。如果相互攻擊或媚秦偷安，無異於自撤屏障。自拆屏障以討好盜賊，以為盜賊會愛惜我而不攻擊我，何其幼稚荒謬乃爾。

   更有甚者，齊君王后完全是個顧頭不顧尾的人，也沒有為自己死後的齊國和齊王打算。君王后即將去世時，告誡田建說：「群臣中可以任用的是某某。」田建說：「請讓我把名字寫下來。」君王后說：「好吧。」但等到齊王取來筆和木牘，準備記下她的話時，君王后卻說：「我已經忘記了。」如果君王后真正有責任感，對於重要的事情，一定會提前做好交代和安排。

   君王後去世后，其弟后勝出任相國，輔佐齊王建。后勝大量接受秦國賄賂。而齊國的賓客進入秦國時，秦國又給以重金，使這些賓客回國后都為秦國說好話，勸齊王放棄強軍備戰，並秦國吞併五國的戰爭隔岸觀火，待到五國先後滅亡。國孤立無援，倉促調集軍隊抵抗秦軍，為時已晚，被輕而易舉地滅國。

   再說趙威后。懂得民為邦本的道理，在《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中問候齊國使者時，先問年成，再問齊民，后問齊王。但只是懂得民本之理而已，並非仁人，而是頗沾染了秦法家的臭味。她問齊國使者：「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陳仲子，亦稱陳仲、田仲、於陵中子等。本名陳定，戰國時期齊國著名隱士。其先祖為陳國公族，先祖陳公子完避戰亂逃到齊國，改為田氏，所以陳仲子又叫田仲。陳仲子的哥哥陳戴是齊國卿大夫，所領奉祿萬鍾，陳仲子認為不合道義，帶著妻子住在於陵，自稱于陵仲子。楚王聽說他賢，想請他為相，派遣使者持金百鎰，到于陵禮聘陳仲子。陳仲子出去婉謝使者，與妻子一起逃亡，幫人灌溉田園。

   陳仲子清高難能之極，極端而偏激，「不可以為道」。故儒家不以為貴，不以為然。在《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對他的行為有嚴厲的批評。但只是批評，認為其行為不值得贊肯，不足為訓，就像《論語》中孔子批評長沮、桀溺說「鳥獸不可與同群」一樣。趙威后則認為陳仲子會「率民而出於無用」，主張殺之。這就很法家、太兇惡了。

   再說秦宣太后。此婦以太後身份統治秦國三十六年，「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史記•穰侯列傳》），在三隻司晨的牝雞中，是最能幹的。只是能而不賢，不僅私德齷齪，她促進了秦國的欺詐和暴力，將秦國進一步推向了邪路，從長遠看，也是絕路。

   太后稱謂始見於此婦，太后專權也自此婦始。牝雞司晨原是《尚書•牧誓》中罵殷紂王的，牝雞指妲己，但實質上妲己只有諂媚迷惑之能，並無司晨之權。秦宣太后才是真正的牝雞司晨，後來效仿者層出不窮，著名的就有十幾隻。其中以胡充華（北魏胡太后）、武則天、慈禧三隻最惡劣，胡充華淫毒，慈禧刁惡，武則天更是集陰狠、淫毒、刁惡於一身。

   王夫之在《宋論》中指出，天下有三大正義標準：內諸夏而外夷狄，進君子而退小人，男主外而女主內。如果女主外，就非正常。女人當國作主，即使女主甚賢，也大不祥。宋仁宗時垂簾聽政的養母劉太后，宋哲宗時聽政的太皇太后高氏，都頗有賢德，高氏還有女堯舜之稱，實質上仍然利少弊多。

   關此，王夫之在《宋論》中有兩段長篇大論，對其中利弊論之甚透，茲不詳錄，錄其一一小段：「不可拂者，大經也；不可違者，常道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婦道之正也。雖有庸主，猶賢哲婦。功不求苟成，事不求姑可，包魚雖美，義不及賓。此義一差，千塗皆謬，可不慎與！」

   依據王夫之的觀點，不僅惡婦篡奪為禍，即使賢如宋仁宗時的劉太后和宋哲宗時的太皇太后高氏，同樣有違政治之常，縱收一時之小利，卻遺無窮之流弊。

   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真正通經致用通權達變，真正「明利害、知權變」，唯大儒能夠，非齊君王后、趙威后、秦宣太后之輩所能望塵也。許石林說「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意謂此三婦人才可與論道，不亦謬乎。另外，腐儒固不可與論道，大儒亦不屑於談玄。而何為通儒腐儒，自有經典標準，非外道和一般學者所能判斷也。2017-7-27余東海首發於儒家網

（2017/07/27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