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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的糊涂和苏俄的真诚
   《高力克：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一文写道：
   
   “五四以后，胡适亦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思想上渐生亲社会主义的左翼倾向。1926年是胡适思想生涯中最激进的时段，此时其思想“左”倾由于莫斯科之旅而达到顶点。1926年7月，胡适赴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中途抵莫斯科游历三日。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令胡适激赏不已，他盛赞苏俄新政为“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在给北大友人张慰慈的信中，胡适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苏俄政治的理想主义和计划性：‘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这段话足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胡适思想混杂，思维混乱，自由主义立场观点大不正。东海曾称之为自由主义杂家，名副其实。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亲美派自由主义的代表，尚且如此糊涂，遑论其它学者。胡适后来对苏俄有所警惕，但对社会主义的邪恶始终缺乏必要的认知和批判。
   
   其二、马教初兴之时，不少人颇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颇有信仰和理想的真诚。这股势力曾经笼罩大半个地球，能够拖延大半个世纪，其力量的源泉在此。单纯的欺诈不可怕，单纯的暴力也不可怕，欺诈暴力结合可怕，但也有限，欺诈暴力的邪恶与信仰理想的真诚相结合，那才是最可怕的，危害不可限量，灾难不可限量。2019、9、1
   
   
   祝福新生
   《一个穆斯林的醒悟:伊斯兰教是荒谬的骗局》一文作者是一个穆斯林，从小对伊斯兰教耳濡目染，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对曾经的信仰产生了疑惑，进而放弃了导致迷茫的信仰，感觉如同新生，遂写下了本文。文章开头写道：“我总是希望享受个人自由，希望看到人人平等，希望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做些事情。然而，孩提时代所受的伊斯兰教育总是试图将这些理念挤出我的头脑。”这三点希望和理念，就是良知的作用。只是开始时力量微弱，让作者“在我的思想和伊斯兰教义之间我不知道如何做出选择”。好在作者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希望越来越多的伊教马教中人，有机会像作者那样获得觉醒和新生。2019、9、1

此文于2019年09月01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