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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改為什麼這樣難---溫總理為什麼沒有「床」？

   一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此言不錯，鄧小平說過一句話，可以作為此言的旁證。鄧小平說：好的制度會逼著壞人變好，壞的制度逼著好人變壞。」（大意）兩句話意思雖不盡相同，但可以相通相參。

   因此，對於民眾素質和品質的好壞，社會道德水準的高低，政府和制度要負主要的責任。如果人民普遍變壞，社會道德敗壞，首先應該追究政府，問責制度。首要的問題是「教育」政府、改良制度。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人民就毫無責任。「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這句話反過來說也成立：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當年美國準備用原子彈炸日本時，有人提出異議，說戰爭與日本人民無關。當時的美國總統就說了這一句話。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同樣的，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制度。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可以互相促進、共同向好，也可以互相促退、共同變壞。

   二對於當今中國的政治黑暗制度落後，主要責任無疑要由領導階級、強勢集團去負，但廣大民眾、弱勢群體也有一定的責任。有人說，當今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之低下，是有史以來十分稀有的。我頷首而補充說，當今民眾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之低下也是有史以來十分罕見的。

   改良政治是一個多層次、綜合性的複雜工程，僅僅著眼于「上面」（領導、政府、政權和制度的層面）是不夠的，還需要與改良民眾、改良社會結合起來，與思想啟蒙和文化道德教育結合起來。一個思想落後、文化貧瘠、道德淪喪的社會，是建立不起一個好政府、建設不出一個好制度來的。

   當今中國政治改良和制度轉型的艱難及危險程度，是怎麼估計都不會過分的。沒有儒家文化的奠基、指導，沒有具備基本道德的社會土壤，別說開不出中國的民主自由之花，勉強開出了，也會劣質化乃至異化掉的。

   以前總因為老百姓是淳樸無辜的，其實不然。當今社會的野蠻、潰敗和叢林化，也有百姓們的一份功勞。強姦搶劫、造假制毒、屠殺孩童、殘害父母、「小利滅親」、周公拍虎、黑窯奴工、挾屍要價等等層出不窮的惡事，不都是老百姓乾的嗎？還有，見利忘義、唯利是圖、作姦犯科、告密出賣、幫閑幫忙、助惡為樂、坑蒙拐騙、同類相殘、恩將仇報等等怪象，早已成了民間的常態。

   所謂弱者受辱，拔刀向更弱者。老百姓是可憐的受欺受騙受辱受害者，也常常是可惡的欺人騙人辱人害人者，害起弱者和更弱者來毫不手軟。俗話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然哉然哉。

   自古以來，不論君主怎樣無道、官僚怎樣無德、政治怎樣黑暗，相對來說，中國的老百姓都普遍比較淳樸厚道，唯獨今時今世例外，上面壞得普遍，下面同樣普遍的壞。

   三正所謂官不官，民不民，官貪民惡，官惡民暴，官釣民的魚，民則相互釣魚，官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民是中山狼不得志也猖狂…。尖銳對立的兩個群體在特權崇拜、利益至上、利己主義方面完全一致，一致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一致的貪婪無度怯懦無勇冷酷無情厚黑無恥，對利益的追逐一致地取代了對道德、正義、理想的追求。

   當然也有好官和好民，但那是極少數一小撮，九牛一毛耳，鳳毛麟角耳。就整體、普遍而言，雙方同樣「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壞起來都沒了底。

   為什麼政治改良這樣艱難？為什麼體制內外少數仁人志士的多次努力都以失敗告終？為什麼改良的呼籲始終得不到官方和民間的絲毫響應，連溫家寶總理的聲音也顯得那麼孤獨？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社會道德的普遍敗壞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具有一定責任感正義感的「良官」與「良民」都太少了，沒有「溫床」嘛。

   中國的政治、制度需要改良，需要真正汲取民主自由的精華，但它利民利國卻不利於特權利益集團。沒有憂民憂國愛人救世的精神，沒有一定的政治、社會責任感，沒有相當的道德內力和智慧遠見，既得利益者當然不願意放棄手中的利益。即使是溫家寶總理，相當認同普世價值，頗有政體改革的想法，但付之於實踐的內在力量只怕也是有所不足的----不僅僅是外部條件不具備而已，其言與行的不盡一致，原因既有外在客觀的，也有內在主觀的。

   至於大多數弱勢群體，知道民主自由的好，也無非是抱著搭便車心理。尤其是在民主低潮期，絕大多數弱勢群體是不會積極響應、更不會主動為這一特殊的公益事業冒風險獻力量的。2010-9-4東海儒者余樟法

（2010/09/05 發表）